— 吳耀鏜
美國民權運動被公民抗命運動的組織者研究，尋找其他地方的歷史性變革，特別是是東歐。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事件，輪到他們成了隨後鬥爭的模範，為公民抗命提供新思維新方式。此兩個例子在早先的時候嘗試，如果不是悲劇，都是以失敗告終。1968年戲劇性的「布拉格之春」，一個精心策劃和廣泛的非暴力群眾運動，由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ˇcek)領導，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要求「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蘇聯拒絕談判，並於 1968年8月20日，與其他四個華沙條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追隨者被逮捕，被帶到莫斯科進行“談判”。
威廉姆斯(Kieran Williams)形容布拉格之春運籌帷幄“logistically so beautiful”，顯示它是如何地藉著政治上的失敗，導致一個更專制的政府。1989年11月，1968年的群眾運動再次聯合起來。這一次，聯同戈爾巴喬夫的執政，沒有蘇聯的軍事干預，對蘇維埃政府的鬥爭接踵而至，由哈維爾(Václav Havel)引領，他的指揮部充滿風格和想像力，集會人數不斷增加，直至政府下台。
波蘭是第一個蘇俄統治的國家，通過和平談判過渡到多黨民主。這一成就和方式造就了另一個模範。波蘭所謂「自我設限的革命」“Self-Limiting Revolution’，於20世紀70年代形成，以平抗爭的新策略，集中於團結工會運動，一個嚴格的非暴力聯盟，由工人、知識份子及羅馬天主教會組成，大約有 1000萬會員。它原始的目的是擴大公民自由和人權，並限制蘇共對社會的支配。它深思熟慮運作，正如斯姆勒(Aleksander Smolar)所說的，在華里沙(Lech Wałesa)的領導下的「崇高的自我約束」“Majestic Self-Restraint”。它成功阻止了任何方式的群眾起義，並幾乎為下一個暴政產卵的想法。儘管如此，1980年，運動被波蘭當局和莫斯科視為對共產主義制度的明確威脅。1981年 12月，在蘇共的強大壓力下，當時的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實施戒嚴令，並鎮壓波蘭團結工會。華里沙(Lech Wałesa)被捕，一萬多名反對派成員被監禁。
1985年，戈爾巴喬夫帶著激進新思維上台，令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Accords) (1975)，在尊重人權上成為可能，至少在理論上。魅力非凡的波蘭裔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20–2005)以他自己的獨特方式，公開支持自由與人權。波蘭團結工會等待時機。1988年的罷工是最後警告。1989年特赦團結工會囚犯，為與政府開展的圓桌會談開闢了道路。團結工會領導人已經準備好必要的妥協。
雅魯澤爾斯基自己顯然相信反對派是軟弱的。因此，他同意進行談判和半自由選舉。在沒有蘇俄干預的威脅之下，團結工會繼續跟政府進行談判，結果是1989年6月選舉中，獲得驚人的勝利。成功就在眼前，華里沙被部份反對派人士譴責對共產主義者過份軟弱。但他堅持妥協和非暴力的路線。波蘭總理馬佐維其(Tadeusz Mazowiecki) 上台，成為第一個非共政府總理，雅魯澤爾斯基當選總統，一年後華里沙接替他。
蘇俄政權領導人不僅仍然逍遙法外，並保留其個人、經濟及社會地位。正如斯姆勒(Aleksander Smolar)寫道，事實是：「為舊政權成員預備了安全地方」。這是對波蘭政治憤慨的主要來源。但波蘭解放的方式，對東歐共產主義和平結束作出重大貢獻。
（續）
翻譯原文：
Brian Urquhart, “Revolution Without Violenc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8, No. 4, March 10, 201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1/mar/10/revolution-without-...布賴恩．烏奎哈特 (Brian Urquhart)：
前聯合國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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