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2日星期六

波兰革命者的战略 ——波兰《国际通讯》对重组左派的建议(8)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5 10:40     标题: 本篇未完,但较重要,有劳丁老哥查一下。
波兰革命者的战略
——波兰《国际通讯》对重组左派的建议
(摘译自英文《洲际通讯》第22卷20和21期,原译自波兰文《国际通讯》83年12月/84年1月第13期)
译者:翱行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3月第十二卷 第1—3期(总第97—99期)
  当德国希特拉军队和苏联在1939年9月进行波兰的第四次分割时,托洛茨基预见到受独裁苏联官僚控制的地区,会有以下的发展状况:
  『……莫斯科政府将会没收大地主和将生产手段国有化贯彻到底。这个发展之最有可能,并不是由于官僚保持对社会主义纲领的忠诚,而是由于它既不愿也不能够与占领区旧统治阶级分享权力和权力带来的特权。在这方面可作一比较。第一个波拿巴以军事独裁剎停了[法国]革命。但当法国军队入侵波兰时,拿破仑签署了法令:『废止农奴制度』。这个措施并非由于拿破仑对农民同情,也不星出于民主原则,而是因为波拿巴独裁政权不是建基于封建财产关系,而是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同样地,正由于斯大林的波拿巴独裁政权的基础并不是私有制、而是国有财产制,红军入侵波兰应该会导致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以能够将占领区的政权与苏联政权变成一致。法律,反映了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动力。
  『这个性质上革命——『剥夺剥削者』——的措施,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以军事独裁形式达致的。要求新地区的群众任何要求独立活动的呼吁(如果没有这些呼吁,即使是极为谨慎的呼吁.是无法构成新政权的),无可怀疑地会在将来波冷酷的警察措施镇压下去,以保证官僚对觉醒的革命群众的压倒地位。』(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英文本第10页)。
  这正是1940年代中期发生的情况。
  从上而下的革命
  当苏联军队在44年7月进人波兰时,波兰正出现革命前夜的局势。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卷入了广泛阶层的群众,有可能发展为社会革命。苏联企图争取控制和驯服这个斗争的危险是存在的。
  波兰地下领油觉察到这个危险。效忠流亡伦敦波兰政府的军队司今表示主要的任务应该是:『从苏联手中取去波兰社会改革的主动性,立即采取措施,提高广大群众对领导层的信任,取得群众的支持.甚至是在与苏联公开冲突的时候。具体的措施是要立法将波兰现时制度重整,无偿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进行土地改革,将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社会化,和成立工人议会,推行普及教育和社会福利,确立立法和自管团体的选举原则。』
  在地下组织内活动的波兰左派.虽然傅统上并非革命的,但在与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紧密结合之下,受到社会的革命希望和要求激进社会、经济改革的影响。他们在华沙起义之中,推动地下国会通过激进的(……?原文阙,亦无句号)
  地下国会在45年7月最后一次大会中,在苏联保安警察的包围中,发表了『地下波兰的遗言』,勾划了波兰本应出现的制度的特点:建立完全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自管;大资本主义资产社会化,公平分配社会收入;保证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共同管理,和提供物质条件保证家庭的存在和个人的文化发展:工人阶级在不受限制的工会运动内,争取本身权利的斗争自由;公正推行土地改革。
  这个『遗言』被随瞒了40年,因为它暴露了当权者的谎言:波兰工人党是当时唯一有根本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纲领的政党,其它地下政党和组织只要求重建资本主义。
  苏联军队的进占和雅尔塔协议将波兰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被椎翻,不是经过由下而上的革命,而是与苏联现有制度的『结构性同化』。斯大林将它解释为从上而下的革命。但这个革命同时也是预防性的政治反革命:它不但在没有群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更是为了对付他们。它阻止,甚至扼死了独立的社会运动和从下而上的革命。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苏联军队在华沙起义时期勒马不前,没有帮助起义群众,坐视德军镇压起义,从而达到苏联两个目标:摧毁地下国家的组织,摧毁群众社会运动。在德军被赶走之后,在多个地区自发的工人自管运动随即被镇压。从下而上的革命因此被扼杀。群众不准将推翻资本主义转为胜利成果。代替真正工人的自管权力的,是独裁官僚的权力。
  左派的投降
  托洛茨基在1939年写道:
  『我们不对克里姆林宫寄与任何历史任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克宫占领新的领土。……在红军占据波兰的同时,第四国际成员必须最坚决寻求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分土地给农民,成立苏维埃和工人委昌会等。与此同时,他们一定要保持政治独立性,在选举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时,争取后者完全独立于官僚,他们必须以不信任克宫及其当地代理人的精神进行革命宣传。』  (同上,第20页。)
  不幸地.波兰左派在40年代中期的态度完全不同。因此,归根到底,他们要负起波兰出现独裁政权制度纳部份历史责任。
  认同社会主义左源传统的库伦写道:
  『毫无疑问.波兰左派支持由胜利的红军坦克引进的制度。大部份的左派阵营(在国内的差不多所有战前波兰共产党党员、大部份波兰社会党党员、和很多农民党党员),都是站在胜利者的一边。除了少数例外,每个人都想支持左派纲领提出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苏联制度。但我们强调仍然有企图积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库伦:《思想原则》54页)
  但为什么波兰左源(包括社会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合作呢?我们不同意库伦的看法,他认为这是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独裁不熟悉:因为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这是由于他们怀有幻想,以为可以与斯大林主义共存共荣,迫使它接受某种『历史性妥协』。
  左派强调需要保证政治民主和自管,要求议会民主,以保证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但他们同时赞成这个多党制垄断所有政治活动,由各政党以社会力量的『名义』进行政治活动,而不是由社会力量本身。
  例如,在自管制度方面,他们关注到工人应该能够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工厂委员会。但他们不关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些委员会是否有真实的权力。独立于国家政权,而实现它们的自管。正因为这个原因,45年通过的工厂委员会法令,能够轻易地将委员会的权力降至最低,而同时有极之民主的选举制度。
  战前的波兰社会党是最大的工人政党。在与斯大林主义合作的同时,它以保卫党本身利益为先,而不是群众的民主和独立行动。它看不到斯大林主义者从一开始便走向垄断政治权力的政策,到处将群众的独立行动和初生自管权力组织扼杀。县后,连社会党也被共党官僚架构并吞了。
  因此,大部份并非斯大林主义的波兰左派最后也向斯大林主义投降,原因是这些左派并不是革命的。它们不能以基于群众独立行动的从下而上的革命战略来对抗『从上而下的革命』。
  波兰革命因此在40年代没有真正从下而上地发生。但现在的革命性质已与以往不同:它不是要对付资本主义,而是要对抗一个从上而下推翻资本主义而诞生的政权。当时,它是一个社会革命:现在,它基本上是政治革命,即是将现时政治权力制度恨本转变为一个容许市民和工人以自管形式行使权力的制度,能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容许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和社会发展计划民主化,亦即为自管共和国提供条件。
新左派的出现
  波兰第一次反官僚(反独裁)革命在1956年10月爆发。主要的力量是工厂内的工人自管委员会运动,为政治权力制度民主化的斗争带来革命的性质。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随后亦有过短暂的复苏。
  这个左派采取了从下而上的革命战略,但只是有限度的,因为它不能与独裁政权的所谓自由派割断联系。自由派终于能够以各种让步赢取了社会运动的信心,重新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最后将它们解余武装。
  几年后,库伦和莫扎鲁斯基在《给党的公开信》中描写这段时期的左派(包括他们自己的根源):
  『左派兴自由派的最主要分别,在于对工人委员会的立场,前者从工人委员会中看到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新政治权力的架构。但左派十分参差。它没有与工人委员会运动内的技术官僚派割断关系,也没有在政治上与自由派官僚断绝开来。它没有以无产者运动的面貌,与普通的反斯大林主义阵线区分开。在这个情况下,它不能制订本身的政治纲领、有系统地在群众中散播网领,或成立政党,因此,它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只能转变成当权自由派官僚的左翼附属品。』
  到了60年代中期,独裁政权从56年开始的『正常化』过程早已完成,但新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正在滋长,而在数年后爆发。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建立一个革命左派的努力,这是自从斯大林政权在1930年代初期镇压了苏联的左派反对派以来,在『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次历史性尝试。库伦和莫扎鲁斯基64年著名的《给波共党华沙大学支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党员的公开信》,反映了从『十月左派』衍生出来的政治层份在纲领上的激进化过程。
  这封信除了分析官僚权力制度之外,还包括下列论点:『今天,在制度发生普遍危机的时期中,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于革命:推翻官僚层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控制本身的劳动和劳动成果,和决定生产的目标——即是说,建立基于工人民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信内还勾划了建基于工人委员会的新权力制度的纲领轮廓。
  公开信的作者谈到他们的努力:『这个活动的重心一定要以纲领形式阐述工人阶级的利益,及通过纲领讨论和工人参加争取短期利益的斗争,例如罢工行动;在工人中推动对政治目标的更大醒觉。长远地会导致组织工人阶级加入自己的政党和工会。』
  实际上,这个活动并没有走出年青学界反对派的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为68年3月学生起义时期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斗争准备了条件。
  无论如何,这个努力标志了与波兰左派传统在纲领上的基本决裂。它勾划了由群众自己进行革命到底的前景:推翻独裁政权,以新的政权取代——一个基于工人委员会,从群众本身的斗争和组织产生的政权。
  但这次决裂很快便消失了。在70年左右,库伦和其它异议运动份子否定了革命纲领,坚持说波兰的自管制度不但能够,而且必须以不经过革命来达到。
  『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KSS—KOR)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并非由64年的公开信内的纲领作指导,它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社会架构,目标是保卫那些由于思想而被迫害的人和支持独立于独裁政权的社会活动。它团结了一群民主异议知识分子,最初是保卫1976年6月事件受迫害的工人,其后发行刊物,组纤工人小组、自由工会委员会和工人工厂委员会等,后者成为在政权工会架构内独立行动和初步联系。它强调团结和互相支持,包含了80年8月的种子。
  『工人权利宪章』(见《十月评论》第48期)提出了从生活津贴到独立工会的基本要求,是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份纲领,虽然它只是一个最低纲领.并没有提出更先进的过渡要求。
  胡亦克[《工人报》编辑之一]指出:『在这个新纲领之中,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缺乏一个广阔的前景……我们没有预见到庞大的团结工会运动的爆发。』
  但这些错误并不在于民主反对派没有预见到强大革命的爆发。错误在于他们提出的战略忽略了革命的动力,即是说,它忽略了在革命中提出的权力同题。
  自我限制的革命
  从80年8月发展到81年12月,在今天仍然继续抵抗独裁政权『正常化』统治努力的社会运动,有着革命的性质。它是一个从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因为它透过群众的独立行动,寻求建立独立于独裁政权的自治组织和社会架构。建造今天的『地下社会』组织也是来自同一目标。
  这个运动的整体倾向是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当其中大部份活跃力量,从纲领和实际行动中,认识到社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的独立,而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能取得独立。这些力量也自觉、半自觉或本能地表现了这个阶级的愿望——一个自管的社会,这正是社会主义。
  运动的战略目标,在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通过的纲领中自觉地表达了出来。在工会被迫走入地下活动后,团结工会临时协调委员会的主要纲领声明也全力支持它。这个目标星建立一个自管共和国,即是一个综合了广泛政治民主和由社会拥有基本生产手段的制度。
  但在整个运动直到现在的历史之中,它都处于战略的危机中,为此它在81年12月13日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呢?因为战略不但包括斗争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也需要勾划出争取这个目标的战略手段。
  团结工会的战略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庞大的差距。这不单是制订手段跟不上制订目标,正如历史上很多社会运动情形一样。它是由于更重要的原因:在团结工会内部,有强大的流派拥有硬化了的理论观点,认为必须对战略手段施加限制,令到不能达到战略目标。换句话说,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矛盾,它们被一个自觉设立的障碍物分隔开来。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团结工会战略危机的来源。
  由坦克保卫的界限
  这个硬化了的理论观点,主要是社会自卫委员会内的政治流派的成果。它的主要领袖库伦认识到,在80至81年间,一个革命正在进行。他指出:『过去任何一个革命都导致夺取政权。在推翻旧秩序之后,革命领导层成为国家政权。』他认为波兰革命应该离开这个规律,即它应该限制自己:『如果我们做任伺事情令到苏联领袖当作是直接的威胁,他们会入侵。这点我很肯定。所以我认为这个革命必须自觉地限制自己,以避免这个危险。』
  他说,波兰革命的界限,一方面要取决于独立社会行动的程度,另一方面要看克里姆林宫军事介入的准备程度,而这会随着苏联国际形势、国内离心力、苏联集团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等而转变。
  他声称:『我们要认识到每个社会运动有它本身的动力,不能由运动内部(领袖)或运动外面(顾问)引领到这条或那条路上』。但他随即矛盾地写这:『是否可能对运动的动力施加限制呢?它是可能和必须的。但唯一的做法是用一个纲领,它要容许运动的发展而同时觉察到它本身的界限。』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在团结工会成立后不又,库伦写道:『我们一方面有这个伟大的社会运动、独立性和广泛的自管,但另一方面需要维持党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令这两点调和,一定要。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基于妥协的全新的模式。』他解释说,由于『我们不能越过推翻共党的政权界限』,所以必须『组织起来,取得必须的改革,而没有侵犯由苏联坦克保卫的界限』。
  但是,在社会运动取得任何改革之前,它本身的存在已跨越了坦克保卫的界限,不单是苏联的,还有波兰的。这个界限其实在别处地方出现。莫札鲁斯基早在格但斯克协议后提出:『他们要求什么?自由的工会。共党永不会接受的。』81年12月之后证明他是正确的。
  战争状态的出现最后和不可辩驳地证明了:当权者不能与任何形式的工人民主共存,无论是独立工会或是工人自管组织,即使它们只限于控制了厂内的生产。他们不能容许这些,因为如果他们被迫让步,出现工人民主的架构,他们便会失去部份权力。新的政权将会产生双重政权(或至少是胚眙状态的双重政权)出现,在社会运动动力的压力下会迅速发展。波兰革命的经验再次证明,当工人开始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对这动力施加限制的。
  在成立后不久,团结工会的存在本身已构成双重政权的状况。争取工人自管的斗争标志着出现新的经济权力组织,和长远地出现政治权力组织。(因为自管运动所要求的对经济的全面权力,不可避免地变成政治权力)。
  双重政权的状况
  它不能有别的发展。社会生活中不存在权力的分配。不可能基于某些『社会协议』,令代表对立利益的力量达致长久的谅解,和通过权力的分配而共同存在。有着停火意义的『社会协让』当然可以签署。但它并不代表权力的分配,它证实了双重政权状况的存在。而这个状况并不能长期地存在,每个『共存』政权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取得全部权力。
  极权政权在80年8月签了社会协议,但它对协议的重要性没有疑问:这是一个停火,容许它重新组织力量,夺回完全的控制。不幸地,社会运动没有同样的醒觉,自欺地以为协议会是持久的,对方会尊重的。
  政权立即利用了社会运动每次的自我限制,占取了社会运动放弃或未占取的地域,用来进攻后者已占取的阵地,即使是政权在协议中让步的阵地。因此,如果社会运动限制自己在保卫成果而不是利用每个机会将它扩大,它迟早会受到不可抵抗的攻击。如果社会运动不想输,它一定要争取完全的胜利。它一定要尽力推进,从斗争中测试政权反抗的限度,和加以克服,而不是只在理论上估计。
  从这个双重政权的状况中,我们取得必要的结论:自管的机构在提出更多的要求时,事实上是取得更多的权力。最后一定要取得全部权力,这需要打垮极权政权的架构。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为建造一个自管共和国创造条件,需要将政治革命进行到底。现存权力制度的基础,是由官僚架构对社会的完全(即极权)统治:主要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亦是将所有其它社会阶层从属自己之下。
  与这个政权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工人阶级和其它被压迫阶层的利益,只能由他们独立意愿和选择而组成的政权来代表和实现。这正是需要一个政治革命。
  极权政权的中央架构,是官僚层统治社会的中心点,只能让社会屈服在它脚下,或是以革命将它除去。最重要是军队和警察镇压架构:文人官僚架构的解体和被推翻,并不足够。  .  在81年,团结工会流传着幻想。库伦当时说:『把持权力的制度已垮掉。所以我认为可以称以后发生的为一次革命。这是推翻了现存秩序的革命。』
  但政治权力是由控制了实质镇压手段的架构决定的。只要它们仍然存在,便能恢复受威胁的权力和重建其它架构。波兰革命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社会运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争取到最多的士兵和警察到自己的一边,因而将极权政权的军警架构孤立、解除武装和破坏其组织。
  恐怕如果波兰革命威胁到极权政权的生存,苏联会用军事力量粉碎革命,这种恐惧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个危险普遍被单方面地看待,变成『地理政治宿命论』,瘫痪了社会运动战略的发展。
  因此需要明白苏联极权政权的性质。它是绝对寄生性的;它的来源是1920年代的政治反革命。它并非建基于1917年革命建立的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上面的。相反地,它与它们保持尖锐的矛盾,这是它结构性的弱点。
  美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加农写道:
  『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与群众孤立起来,纯以暴力统治。当它表面上最稳固时,实际上是最脆弱的。纳粹军事力量的强大进攻,并不能从里面推翻苏联政棹。我们相信这有力地证明:俄国人民并不想以资本主义复辟和国家的殖民地式分裂,来从被咒骂和痛恨的斯大林主义中解放出来。但一次外来的强大革命范例,却能令整个政权和它的镇压和暴力架构彻底垮台。』(加农:《『美国世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350页)
  克里姆林宫醒觉到这个危险,这正是驱使它可能军事介入波兰的主要推动力。但社会运动在发展它的战略时,更需要认识到,苏联政权对波兰革命的军事威胁程度,与波兰革命对它的威胁成为正比。苏联官僚政权恐惧自己崩溃,恐惧波兰革命会导致苏联本身的政治革命,配合了多个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
  这个危险因此是双方面的。这从基本上改变了波兰革命前景的战略方向。
  华里沙指出『不能在将来容许重犯我们在战时状态前犯的错误』时,解释说:『错误是在于我们没有将我们的主张散播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最广泛的社会阶层……我们不再有机会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普通人民解释我们的目标。这是值得记着的,因为缺乏它,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
  革命左派需要取得协议
  社会自卫委员会在81年11月解散主后,库伦和他的朋友发动组织了一个政治小组织,叫『自由、正义、独立』(WSN)。它的目标是『发展思想方式,将有社会民主思想主与波兰民主左派传统有联系的人团结在一起。』
  这个小组的纲领立场并不明显。一份地下刊物评论说:『它保卫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成果,在纲领中不断提出独立的思想,小心地强调本身的反共产党立场。它要共产党负起波兰现况的全部责任,这个现况与社会主义没有共通点。但在阅读波兰社会主义左派的文章时,却很难找到运动面对的基本问题的答案。』
  这个小组甚至连界定本身为社会主义小组也有困难呢。米奇力克在狱中写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名声被完全败坏了。在波兰,这个名词被糟蹋和意义含糊。所以应该放弃这个名词。但另一方面,波兰工人运动和它的党,提倡劳动人民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波兰社会党用了这个名词已有数十年。』
  在这方面,可以回忆《工人报》在80年8月前如何对待『工会』这个名词的经验:他们当初害怕使用『工会』这个名词,只称为工人代表。社会运动的觉醒将会恢复『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真正意义,正如它恢复了『工会』的真正意义一样。
  改良还是革命
  但在今天的波兰左派中,很难找到对基本纲领问题出答案。『自由、正义、独立』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它的始创者的『自我限制革命』战略已证明是错误,但没有被修改所致。而且,到现时为止,这是团结工会内部的战略危机的主要理论来源。
  『自由、正义、独立』继续支持基于自我组织和自管的从下而上的革命,但它拒绝按受一个基本事实:不可能忽视革命的规律。它反对提出政棹的问题,最后只能宣布自己不支持革命民主改良,因为革命只能推进到底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它被一个矛盾束缚着,因为在另一方面,它的始创人一直界定这个政权为极权,因此不可能改良。
  但这正是大多数波兰左源的改良主义传统。过去,他们的纲领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革,而不是反资本主义革命。当资本主义波从上而下的革命推翻后,他们仍主张民主改革,这次是改革一个极权政权制度。
  这并不是波兰走向自管的路。只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引导它到这条路上。我们强调革命,为了清楚地指出波兰社会运动所需要的,是政治革命的战略。
  『自由、正义、独立』要求重建独立左派和波兰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同意它所指出的:在今天必须建立思想政治组织,这是将来民主国家内的政党的种子;同时,唯一能维持团结的途径,是通过对纲领分歧的客观讨论、明确的协议和清楚的纲领路线。
  但如果左派拒绝社会运动的革命动力,寻求自我限制,及要求工人阶级不要太尖锐地斗争和同意与极权无限期地共存,是不能满足社会运动的愿望和要求的。只有彻底革命的左派,推动完全的胜利,才能完成它的任务,解决它面对的政治问题。
  但即使社会运动已界定了它的战略目标,仍需要制订出它的战略手段:即是说,发展这个战略需要一个方法。团结工会的战略应该用这个方法:争取自管共和国目标票的基本战略手段,是来自社会运动的自管斗争组织,特别是发源自总罢工的组织。
(未完待续)——本人手头正好缺1985年4月出版的《十月评论》第4期(总第100期),续不上,有劳丁老哥了。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03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5 10:43     标题: 同一页里,顺便一同扫描校对和上传。到时另行分类。
南斯拉夫政治審訊的初步結果
作者:史慕嘉  譯者:(不明)
资料来源:十月評論1985年1—3月第十二卷 第1—3期(總第97—99期)
  南斯拉夫政權對6名異議者的政治審訊,在2月有了初步結果。其中3人以比較溫和的『敵對宣傳』控罪,被判入獄一年至兩年,他們現在保釋出外,等待上訴。一人無罪釋放,其餘兩人被分開來,另外接受審訊。
  這次審判的結果。相比起去年7月一名左翼社會學教授被判8年監禁,和在審訊期間各被告被恐嚇會判監5年至15年來看,顯示了南斯拉夫政權在國內和國際的重大壓力下,軟化了立場。這個審判案的作用——恐嚇知識份子和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可說是達不到了。即使這樣,南共政權仍堅持判其中3人入獄,以顯示政權在容忍某種程度的批評時,不會容許對鐵托、黨或一黨制作出批評。
  整個審訊過程充份顯出了政權導演這場審訊的政治目的。去年4月,當局突襲貝爾格來德一次『飛行大學』集會。將29人拘捕和詢問,其後便控告這6名異議者,罪名是組織反革命活動和陰謀罪。在整個審訊期間,控方並沒有提出絲毫證據,證明這些集會進行反對國家,只是集中審問各被告的政治意見、在各人家中搜到的文件中的意見。
  迫使南共政權軟化下來,對各被告判以較輕刑罰的原因,是南斯拉夫國內知識界和國外,特別是西歐左派,對被告的支援。在去年夏天,一個廣泛的請願信行動發動起來。在知識份子之中,被告得到巨大的支持。在審判期間,被告的朋友每天散發通訊,報導各地的支援,例如貝爾格來德大學的支援聲明等。塞爾維亞19個著名知識份子組成保衛思想和意見自由委員會。即使在南共聯盟和高層領導人之中,也有對這場政治審訊持有不同意見。
  國際間十分注意這場審訊,特別是西歐左派圈子對被告的支援,令南共政權感到重大壓力。西德綠黨兩名國會議員更出席旁聽初期的審訊,表示關注和支援。雖然南共政權在報章輿論上發動大規模的宣傳,攻擊各被告,但審訊的初步結果顯示了:各地的支援行動阻止了政權加強對異議份子的政治迫害。
  這場政治審訊仍未完結。3名被告的上訴仍未開始。另外兩人的審訊仍待進行。更重要的,是推動南共政權加強對知識份子的政治恐嚇的客觀因素仍然存在,包括國內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危機、200億美元的外債、50%的通貨膨脹率,龐大的失業人數、貧富懸殊的加劇、各共和國之間的利害衝突,等等。因此,國際上支援各被告的行動仍待繼續加強。
保加利亞老革命家對史大林主義的長期鬥争
  特米泰.加謝夫是保加利亞共產黨和該國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始創者之一。他現年87歲,曾在獄中渡過23年歲月。在今天,他再次受到迫害。
  反對者嗎?保加利亞斯大林主義者已將這個名詞從字典中刪除了。據84年國際特赦協會年報報導:『持有與當權者不同意見文件或想法的人,會受到最多5年監禁的刑罰,罪名是對國家作敵對的鼓動和宣傳』。異議者遠在國境之外也被追捕。在這方面,保加利亞秘密警察承繼了格別烏的臭名遠播的傳統。
  如果一個人被囚禁15年之後偶然被釋放,這並不表示這個人會被遺忘。如果情況不宜於『合法』地迫害這個人,警察會派遣惡棍『將他修理』和搗亂他的住所。他們會用國家機器擁有的種種秘密行動手段來威脅他。
  如果這個人向警方投訴,要求他們執行服務對付匪徒,他們會取笑他,勸告他想清楚,以『友好』的口吻威脅他,說任何事情都可以解決,他可以在更安全的地區得到一間住所,還有種種榮譽,只需要答應一個條件——放棄和公開地譴責一生堅持奮鬥的政治觀念。
  他拒絕了。於是官僚對他的敵意更深,對他的迫害更厲害。一個小官僚一生之中都在尋求爬升的方法,他欣羡上級乘坐的汽車,同僚的別墅,鄰居的彩色電視。這種保加利亞國家機器的產品,又怎樣會嘗試明白為什麼有些人會拒絕伸手接受他一生都在期望的榮耀呢?
  不會的!正因此,警察直接關注這個反對者的命運。他們甚至互相競逐來打擊這個人。事實上,反對者是對政權的一個威脅,不單是因為他所寫或听說,更因為他表現為完整人格的範例。
  這樣一個反對者的存在,是國家全能警察機器眼中的一粒沙。他的人格反映了政權大大小小人物的貪慾。這一個人的名字就是特米泰.加謝夫。
  加謝夫生於1897年,成為醫生和律師,年輕時便加入了保加利亞社會黨。其後,他參與成立共產黨,後者成為共產國際的保加利亞支部。他被共產國際派往德國,幫助德國支部建立軍事架構。回到保加利亞之後,他加入了共產黨軍事機構領導層,參與了1923年9月的起義。
  在1923年,加謝夫已支持布爾雪維克黨內的左派反對派的立場。在25年4月,保加利亞警察將一連串炸彈事件推在共產黨身上,將加謝夫和數百共產黨人拘捕,判以死刑。當局在執行了第一批死刑之後,便將其他人改判監禁。
  在獄中(他直到1932年才出獄),加謝夫積極參與了震撼共產黨的辯論。這些討論是由保加利亞黨的錯誤和俄國黨內的分歧而激發的。保加利亞起義的失敗。是共產國際早期的一個重要事件。環繞這個問題的辯論,是成立左派反對派的其中一個因素.因此,保加利亞此大部份其他東歐國家有更長遠的托洛茨基主義傳統。在普羅迪夫市,加謝夫成立了第一個保加利亞托洛茨基主義小組。出版刊物《解放》。
  國際主義共產黨在1945年從這個小組誕生,要求被承認為第四國際的保加利亞支部。它與無政府主義者和左傾農民黨結成聯合陣綫,參加了保衛民主權利的鬥爭。當時,加謝夫是保衛人民和公民權利同盟的領袖之一,領導這個組織的普羅迪夫支部。
  加謝夫是國際主義共產黨的政治書記。但這個黨及其他革命流派,例如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不能見容於已在鞏固下來的保加利亞斯大林主義政權,特別是托派和無政府主義者正開始在一些工廠取得影響力,證明有能力初步領導工人罷工的時候。
  45年5月至7月,警察採取了行動。國際主義共產黨被鎮壓,它的活動份子被判長期監禁。加謝夫被判終身監禁,直到1962年蘇共第二十二次黨大會之後才獲得釋放.在獄中,他的行為是典範的,一直拒絕對斯大林主義者作絲毫的讓步。
  現在,保加利亞官僚又再次企圖打垮這位模範的戰士。
『譯自《國際觀點》第6 8期』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5 10:53
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8月 第七卷  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8期)
波兰的社会危机
  属于政权开明一翼的『经验与未来』组织(由百余新闻从业员、学者和知识分子在七八年十一月组成),最近写了一份有关波兰社会状况的报告。其中说,除非采取激烈措施改变目前形势,否则『负面因素会日增,并达到雪崩阶段。』
  报告说,经济问题不是社会日益的不满的唯一根源;『我国目前的危机首先是社会和政治性质。』其中的问题包括社会生活上的特权和不平等;政府和经济上的官僚主义与无能;对苏联的反感因政府的奴才式宣传更加剧;以及肉食短缺。报告说,人们对政府极不信任,对报刊亦然,甚至坏消息也不相信了;如果政府不恢复社会的信任和创意力,那就将会发生『公开的社会冲突』。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06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5 12:09
国际近事评述(小点辑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5月 第十二卷  第5期(总第101期)
团结工会三领袖被判刑
  据1985年6月14日路透社、法新社波兰格但斯克电:已被宣布为非法工会的波兰团结工会3名领导人,弗拉西尼尤克,(31岁)、米奇尼克(38岁)和利斯(32岁),在6月14日被裁定犯了领导非法工会罪和煽动公众骚动罪,分别被判监3年半、3年和2年半。
  辩方律师为他们辩称无罪,表示控方是根据警方捏造的证据来提出诉讼的。
  3人于2月13日在格但斯克一楼宇内与团结工会领袖华里沙开会时被捕,他们准备号召一次十五分钟的罢工,去反对当局拟议中的食物加价。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08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5 16:21
女战士领导绝食抗议波兰政权
涓滴辑译(国际近事述评)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 第十二卷 第十期(总第106期)
  『5年之前,当格但斯克船坞工人开始他们的罢工,保卫我和反对我被解雇的时候,我从未想象到这会触发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不是我的功续。是神利用我,令我成为罢工的触发者。但在5年之后的今天,经过团结工会的合法存在时期之后。经过紧急状态之后,在一个镇压和政治审讯的时期之中,我惊恐地看波兰的前途。我们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充满着困苦。对我们妇女来说,生活特别艰苦。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物资短缺是经常的担忧:无尽的长龙,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
  这是团结工会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的说话,解释为什么她在80年8月触发的斗争不应被容许消逝。她继续说:『我深信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它亦是一个严重考验人性的时期。全体波兰人民必须通过这个力量的考验。身为妇女,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怎样保卫它。我们要和平改革,保证较好的前途。让我们妇女讲出我们日常生活的实况及快乐和美好生命如何从我们之中被夺走。我们全部被艰苦工作消耗尽、被踩在脚下、不断被骚扰。我们被我们不同意的标准统治着……因此我呼吁所有良善的人,特别是妇女,作出更有力的行动,抗议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生活。』
  这些说话显示了华伦天娜维兹仍然是一个叛逆者,仍然是热诚投身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今年初以来,她一直领导了在卡高夫市附近一间教堂内的轮流绝食行动。当波兰运动未能尽责或在退却的时候,她采取了主动。她脱离了团结工会架构的控制,选择直接向群众说话以推动他们行动起来。在81年春天,她被华里沙迫离工会的区际领导层。因为她反对与统治官僚妥协的政策。在今天,她的行动明显地令一些团结工会领袖感到烦恼。地下工会领导层控制的刊物,对于这些抗议行动的沉默,似乎是证明。
  绝食者在7月政权成立纪念日进行了公开游行示威。绝食者透过种种行动,要求停止迫害和囚禁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停止肉体和精神酷刑、停止以政治理由解雇工人。他们抗议政权的不断镇压威胁、抗议生活水平剧烈下降、反对官方宣传机构对教会和宗教价值的攻击、要求尊重波兰宪法,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直到8月,共有351人参加了绝食抗议,其中有男有女,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来自多个地区一2 8一  十月评论  第12卷  第10期和城镇。总共有74个团结工会地下工厂组织表示了支持。多个工会领袖探问了绝食者。上西里西亚矿区的团结工会组织发动了运动,在区内支持绝食者和派矿工代表团慰问他们。
  绝食者致信华里沙,要求他对国家的情况采取正确的立场和积极支持团结工会内不同小组企图重新团结斗争的行动。绝食者在一份声明中呼吁那些『在经过5年的战略和策略错误后』的人,『坚持团结工会的理想,保持共同的目标和虚心容许争取自由的斗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绝食者的行动,是对工会运动及其领导层目前的危机作出反应。
  绝食抗议运动在教会内做成的分裂正在扩大。一些教士支持运动,甚至帮助将它扩展到其它教堂。但其它教士,特别是高层架构,对绝食者当作异端排斥,指责他们,禁止他们的代表团在传统朝圣大集会上展示横额等。
  华伦天娜维兹并没有向这些压力屈服。她对教会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在教堂内聚集,因为它们提供自由言论的庇护所。斗争不能[限于]在教堂内进行』。
  这个态度在工人之中似乎十分普遍。在9月的另一次数万人朝圣集会中,集会者公开展示团结工会的横额和高呼:『没有团结工会便没有自由! 』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09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11:35
全民投票挫败波兰军政权
译者:韦健士(小点摘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 第十五卷  第1期(总第133期)
  波兰雅鲁泽斯基政权在11月29日遭受严重挫败。它预期波兰人民在全民投票之中赞成政府的所谓『第二阶段经济和政治改革』。人民并没有这样做,从而拒绝给当权者任何合法性。政府在第二日正式承认失败。
  人民要就两个问题投票。第一个是:『你是否赞成彻底推行激烈重整经济计划,目标是明显改善社会的生活条件,知道为此需要在两、三年内经历超速变革的困难时期?』。根据官方数字,只有44.5%的注册选民回答『是』。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赞成波兰模式的政治生活彻底民主化,目标是加强自管、扩大市民权利和加强他们参与管理社会?』只有46.26%注册选民回答『是』。
  其余的选民或是回答『否』或是不投票的比率高达32%。两个问题都得不到所需的过半数。(有效投票率)
  这是自1946年全民投票以来的首次全民投票。当年全民投票给与官僚独裁政权合法性。今天情况却不相同。当年斯大林主义的成功,除了得力于大规模伪造投票结果和警察恐怖外,还因为官僚政权仍在上升的阶段,它从群众对反资本主义改革的支持之中受益。今天的官僚政权是在没落之中,它对工人阶级和社会的统治和管理全国经济的系统正被尖锐的矛盾所侵蚀而陷于解体。
  在击败1980至81年波兰革命之后,经过6年的正常化,尽管缺乏独立合法的群众组织和政治反对派,尽管社会严重分化和非政治化,但当权者仍证明不能够取得大部份波兰人接受它们的政策,即使是消极地接受也不可能。
  全民投票的否定结果,不但是对波兰官僚及以雅鲁泽斯基为首的『改良主义』派的挫败,而且是它们的莫斯科支持者,戈尔巴乔夫领导层的挫败,因为雅鲁泽斯基是苏联阵营卫星国中的一个主要盟友。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专家希望透过雅鲁泽斯基的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可以创造条件,从劳动人民之中榨取巨额款项以偿还欠下西方银行的债务。世界银行更公然地加入投赞成票的宣传运动之中。它的总裁透过波兰官方通讯社说:『波兰人应该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改革计划;这是波兰人民的历史性机会。』
  此外,在投票之前,雅鲁泽斯基会见格兰普大主教。这次会面纵然不能取得教会对政府政策的暗中支持,最低限度也得到了教会架构的善意中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
  一个官僚政权在入民投票之中受挫败,特别是它承认受挫,是『社会主义阵营』史无前例的事。雅鲁泽斯基为什么承认失败呢?(当时他大可以伪造投票结果,增加一些赞成票的。)原因有3个:
  首先、这样做的话,他会被迫声称大部份波兰人接受严重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大量伪造投票结果,会导致社会紧张加剧,增加群众爆发动乱的危险。其次,这样的伪造,会受到官僚政权内仍有影响力的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恐怕改变经济制度会威胁他们的权位,所以反对政权的政治自由化。最后,全民投票的虚假的胜利,将会令雅鲁泽斯基很难面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它们将可以说波兰人民支持改革,因此加强它们的要求。总括来说,伪造结果将会令政权各方面都受敌。
  劳动人民拒绝政府的改革计划,也有3个原因。
  首先,他们认识到这个政权的任何改革,只会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的残暴打击。支持『重整经济的计划』相等于接受『波兰人民共和国』最激烈的加价(政府宣布必需品会平均加价110%。这只会令更多人民加入已占四分一人口的赤贫者行列。
  其次,劳动人民对官僚政权会诚意地推行任何改革或承诺完全没有信心,因此他们不能认真接受『波兰模式的民主化』这个提议。雅鲁泽斯基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概念迷惑人民,另一方面却完全排除组织独立政党的权利,连工会多元化也不准。他说会考虑合法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存在的可能性。同时却排除将『反社会主义反对派』,即团结工会和任何真正的反对派合法化的可能性。
  在宣布加价提议的同时,『卫国委员会』召开会议。自从1981年成立这个臭名远播的违宪组织以来,每个波兰人都知道这些会议是为了威胁当群众对加价作太激烈反应时实施战争状态的。
  第三、劳动人民本能地感觉到,在波兰经济中实施激烈的市场改革,是会对他们仅存的社会成果的重大威胁,这带来更大的贫困、更辛苦的工作、更尖锐的社会不平等和更缺乏保障。
  独立刊物《工人报》编辑罗威,是最近成立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始创人之一。他在几个月前写道:『波兰模式的重整似乎会以它的自由企业性质和重新私营化的程度,满足一些人的梦想。我们因此将会有开明的市场共产主义;在坦克、党的领导作用和国际联盟的保护之下,有限公司和其它企业会涌现,低下层的社会保障会被当作是另一种『过往的错误』……雅鲁泽斯基等人为了挽救『社会主义阵营』免于破产而走向资本主义波兰式道路的代价,必须认真衡量。否则便会太迟了。』
  团结工会领导层的立场
  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10月25日就全民投票发表声明(见附文)
  团结工会对全民投票的声明
  绝大部份波兰人长期以来期望波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改革。每个人都希望国家民主化,经济基于健全的市场、个人的成功只取决于他的工作和能力。这些要求不是始于昨天,而是长期以来的,至少是自从1980年8月大事变以后。一个政府若能证明真正愿意创造我们所期望的波兰,将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不幸地,我们不能忘记,统治我们的人,是6年前施行紧急状态以扼杀波兰社会的民主愿望的同一群人。这群人当时庄严地说要施行经济改革,令国家渡过危机。这些承诺并没有实现。
  自此以后,没有人再相信统治者的谈话。我们需要真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保证。全民投票有没有伴以这些保证呢?答案是:没有!人民不会参与纯粹是宣传的把戏。再重复:我们希望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全民投票所征询我们的问题证明统治者拒绝承认人民有权成为政治主体而非客体,有权决定主要方向。我们只有坚决斗争的途径,令波兰人取得公民权利令政治、经济和工会多元化得以实现。
  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华里沙、保泽克、特鲁兹尼夫斯基、法西纽克、李斯、米辛诺夫斯基、巴路碧基、维格拉斯。
  1987年10月25日,格但斯克。
  全国执行委员会并没有号召杯葛全民投票或投反对票,只是局限于呼吁消极弃权,配合着华里沙的意见;『只是西方有兴趣公民投票,我们波兰人忽视它。』团结工会也许正确地认为投票结果是它的胜利,但就它的领导层而言,这个胜利是极之模棱两可的。
  华里沙对全民投票结果的第一个评价,是认为无谓说政权受挫败。只限于说投票证明『波兰社会深刻地分裂』。他断定团结工会和政府必需共同呼吁人民挽救波兰,因为时间已所余无几了。他的主要政治顾问,格拉麦教授认为『这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当局出卖了全民投票和改革的概念。』其它反对者领袖,如米奇力克、列坦斯基、保泽克,在获悉结果24小时后,说他们仍是『震惊』的,『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求更多时间来解释『完全意料之外』和『很严重』的情况。(见法国《世界报》和《解放报》报导。)
  这些反应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团结工会领导层目前的经济改革纲领,与雅鲁泽斯基想要实行的计划很接近。这纲领是对团结工会在198l年第一届全国大会所通过的纲领的激烈改变;当年的纲领要求『实行在所有管理层面的自管、民主改革和结合计划、自管和市场的新社曾经济秩序』,并且声明『改革必须使计划社会化』及『中央计划必须反映社会的愿望和被它自由摇受』。
  团结工会领导层现在的纲领是『一个激进市场改革的经济』,它『必须导致重新建立真正的多部门[即混合]经济』和『保证所有形式的所有权的平等,限制国家在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恢复市场机制的基本作用』。中央计划不再被考虑。据他们说,波兰、苏联和其它『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计划陷进越来越深和不可挽回的危机,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历史性崩溃。
  反对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声音
  另一方面,正当群众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下降,政府更加寻求强行实施经济改革的时候,一部份工会领袖越来越出现反对团结工会领导层现行倾向的情绪。
  第一个公开批评这倾向的意见,是86年秋天由团结工会罗兹市主席史洛域克发出的。在87年9月,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22名委员重复了这些批评。他们在一封致华里沙的公开信中说:
  『工会并没有所有会员所共通的清晰纲领,它在声明和行动之中,很少讨论现实社会问题。这会导致工会的领导组织和工厂的基层群众割离开来。每个人都认识到团结工会必须是一个社会运动,但如果它让自己不再被视为一个工会,将会是犯了严重错误。一个社会运动如果忽略传统的工会任务。将会失去国内大部份社会基础和国外工会的支持。团结工会将不再被认为是工人利益的代表,不再成为波兰内部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除了史诺克外,还有几个工业地区的著名团结工会领袖,包括格但斯克的格维兹达和华伦天娜缝兹、什切青的若钖克、华沙的罗马索夫斯基、新胡塔市的基尔和波兹南的戴马斯基。
  下西里西亚区团结工会领袖平里奥,同时是社会主义党创始人之一,在9月要求团结工会采取下列立场:『团结工会要走回工厂之中,与藉藉无名者、生产线上的工人、受压迫最深和贫困的人在一起。它的职责是保卫被压迫者。不应该出卖这个职责以换取圣堂神位或自由市场。』
  现今的问题是所有宣称支持这个立场的团结工会领袖能否团结力量和说服其它正被市场经济的欺骗性光辉眩惑的人。
  雅鲁泽斯基政权无疑会继续实施经济改革计划。国会在全民投票之后已作出这个决定。提高物价会分期进行,看社会反抗的程度而定。但同时,政权的危机会继续加剧,这将会给予波兰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和抵抗能力重新取得信心的机会,正如库伦所预测:『我们预料社会动荡会增加』。
[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1987年12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17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14:35
政权在全民投票受挫败 反对派面对新挑战
——团结工会三位领袖访问摘要
译者:史慕加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 第十五卷  第1期(总第133期)
  波兰政权任去年11月全民投票中受到意外挫败,令政权的『正常化』过程遭受严重挫折。这次挫败也震惊了团结工会领导层,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提议市场形式的改革的。对于在团结工会内部形成的不同流派,这次事件带来新的重大挑战。
  从87年春天开始,团结工会运动内部的主要分歧似乎是政治性的。团结工会应否专注在工厂内的工会工作呢?还是应该优先发展『独立社会』的架构,如报刊、书刊印刷、文化活动等,而工会活动只是其中一个主要关注范围呢?
  华沙的团结工会领袖赞成第二个倾向。另一流派(主要来自弗洛茨瓦夫和什切青的地区领导层)则强调工厂内的工会活动。
  另一个重大政治分歧也出现:雅鲁泽斯基军政权所实行的改革,能否帮助独立社会运动呢?后者能否基于改革的某些特点而令其内容更激进呢?还是应该认为改革是企图加强剥削工人而拒绝它呢?而在这情况下,应否发动群众动员呢?
  大部份团结工会领袖,尤其是较有名的华沙领袖,相信只有建立自由市场才能有效对抗经济危机,因此倾向于前者。这个取向导致忽略厂内的直接斗争和放弃团结工会在80—86年波兰革命时期的平等和自管的价值基石;这个取向受到很多任务会活动份子的挑战。87年9月,22位团结工会领袖致公开信给华里沙,要求召开工会法定领导机构大会,批评过去一年成立多个临时组织的做法,并指出工会对社会问题缺乏关注,令工会失去其特性。其它活动份子认为迫切需要为劳动人民提供本身的政治代表,因此筹备成立『波兰社会主义党』。
  在全民投票之后,史慕加用电话访问三位团结工会领袖,谈论对全民投票结果和影响的看法,和团结工会的战略、前景。列坦斯基的意见反映了团结工会目前领导圈子的意见;平里奥是新成立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副主席;格维兹达是公开信的22位联署人之一。他们代表了团结工会社会运动内主要不同流派的意见。
『以社会压力令制度转变』
——列坦斯基访问记
简介:列坦斯基在77年成为『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亦是《工人报》创始者,80年成为团结工会专家,现为团结工会华沙区际执行委员会成员。他与库伦和保泽克有密切合作。
问:你对全民投票结果有什么意见?
列:明显地所有人都觉得惊奇,因为当局本应不会组织一次全民投票而让它失败的。而结果明确显示:政权失败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伪造结果来宣布胜利呢?我认为他们太相信会胜利,所以没有准备伪造,而不是他们不愿意伪造结果。
  投票结果显示政权没有得到社会的信任。据我看,很多投赞成票的人只是由于他们相信只有这个政府才能实现改革,而其它投反对票或弃权的人也是相信必须进行改革,但认为这个政府不能实现改革。对团结工会来说,结果证明工会选择不理睬这次全民投票的决定是正确的,而现在已有可能克服存在已久的社会冷感。如果团结工会能刺激起潜在着的社会活动,则可以预见重大的改变。
问:但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号召不理睬这次全民投票时,并没有提及加价的问题。你说现在有可能重新动员社会,会是环绕着什么重心呢?工人的物质要求又会占什么位置呢?
列:我认为物质要求并非是唯一的重心,虽然它是不可缺少的。自从82年以来,自发的反抗加价和要求加薪的斗争是取得成果的。但在今天,这个反抗是必需,但并不足够。今天我们需要多方面的社会活动。首先是企业平面的自管问题;此外是团结工会的基本问题:重组工会;还有是在地方上的民主自管问题。改革将会在地方平面上进行:废除现有政权架构、派系和委任制。
问:你不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央政权吗?
列:制度明显地是问题焦点。但这个制度正在社会压力之下演变。关键任于政权会否放弃管理经济和地方生活。我目前见不到一下子解决整个问题的方法,即这制度在一夜之间改变为另一套的可能性,只能是制度逐步演变的过程。
问:当你谈到经济改革的时候。你是指市场改革?
列:当然是的。
问:你不认为社会在全民投票中的反应,即使不是拒绝市场改革计划,也至少是拒绝改革带来的社会代价,无论是由谁来实施改革?
列:我认为改革会带来社会代价的说法是错误的;也许事实如此,我不知道。社会代价不是来自改革,而是来自极权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积累的欠债。我们应该支持这个代价。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要求市场改革,而是谁人负担牺牲。如果没有社会组织和活动,改革的重担将会落在最弱的社会阶层身上。如果我们能争取到独立工会和地方上的自管,则有机会令实施改革的官僚负担代价。
  基本的问题是行政官僚、军队和警察的问题。如果目前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真正导致裁减军备,会影响波兰削减军备生产、行政官僚和镇压机器的费用,从而分担社会代价的储备。
问:在80年成立团结工会的斗争之中,其中一个要求是实施配给制,因为每人都有一个胃。市场道路相反会导致以金钱为基础来分配,因此社会的最低层自然要负担这个抉择的代价。
列:是的,所以必须实施某些机制,以保障最不幸的阶层有最起码的收入。但这些机制需要团结工会和其它真正独立工会的合法存在。
  除了透过市场(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化)的道路之外,我看不到其它发展国家的方法。相反地,配给制会导致加强中央架构,加强有意令制度永久地巩固的集团。
问:81年,团结工会曾要求成立配给制的社会监管。你不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办法吗?
列:不。配给制度意味存在官僚架构,而在社会之上再成立一个有自然堕落倾向的社会监管架构,并不是解决的办法。各架构会互相控制,令社会瘫痪。我当然赞成社会监管,但它必须通过无论是议会式或市场式的民主方式进行,透过广泛不同的社会团体。
问:现在的团结工会内部分歧似乎越来越明显,包括在中央平面。我特别是指团结工会22位领袖给华里沙的信。
列:我是赞成有分歧的,只要这些分歧是以真正的倾向和不同的纲领表现,而不是以谁是领导层与否来划分。我认为那封信是错误的。今天举行全国委员会大会,并不能做到任何事情,因为团结工会事实上是削弱了。只在某些架构内存在。这不是质询应该是全国委员会或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时候。我认为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是组织上的进步,因为它消除了部份领导层在地下工作而部份则公开活动的分割情况。它是现时我们所能有的唯一领导。
问:但该信的22名签署者除了要求召开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大会之外,还批评团结工会的工会性质减弱,批评工会少关注保卫工人生活水平和物质利益。
列:我同意批评团结工会没有足够朋注实质问题。但必须考虑到团结工会的大部份文章都没有被注意。如果企业内没有争取改善工作状况的斗争,工会对企业内工作状况的报告又有什么用呢?人们宁愿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赚多些钱。如果说团结工会放弃一些社会问题是错误的话,这错误的根源在于普遍状况而不是主观错误。
问:有关团结工会领导层对地下活动或公开活动的分歧,似乎已成过去。但另一个更深刻的分歧似乎出现了。粗略地说,一派强调市场改革的问题,因此预见工人的某些物质利益被牺牲,另一派坚持企业内反抗紧缩政策的斗争,例如见诸胡亦克和仁考夫斯基的文章和《工人报》的立场。
列:胡、仁的文章表达了团结工会的立场,并没有与改革矛盾的地方。对团结工会来说,必须在企业内组织行动保卫生活条件,也必须实行改革。这是两个不同平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工人报》的立场也许是认为市场经济改革必然减低工人的生活水平。我不同意这个分析。我认为必须采取正常的经济决定,而每个人怎样保卫自己的问题是次要的。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人们没有任何值得保卫的东西,因为这个国家不但是正经济危机之中,而且是在经济解体之中。关键是要阻止这个解体。
  明显地,只是提出物质要求和由于在意识上认同现存架构而维持它,是不会取得结果的。相反地,我认为经济改革会有利于保卫生活水平,因为它导向经济重整,商店会有多些货物,更易于保卫生活水平。
问: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认为在建立市场之后,会生产多些货物?
列:是的,我认为发展市场机制、私人企业、合作社、地方上的工业和自管,是现任唯一可以增加货物供应的途径,因为存在(疑为“现存”)制度由于本质使然,将消费视为必需的罪恶。
问:一方面,在现存制度之中,私人企业似乎更有效益,因为它补救了被大工业遗弃的部份,但另一方面,我认为将波兰市场开放给外国,会导致本国的非工业化。波兰工业的生产率此发展了的外国低很多,不能抵抗国际竞争。型:但非工业化的过程已经发生。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彻底解体。波兰将成为欧洲的退化的国家,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这制度再不能挽救了。只有靠人们的私人企业主动性,才有转机。透过市场正常运作,有正常的竞争。当然,随此而来会有一大批问题。
问:81年,团结工会全国大会宣布支持新的经济管理制度,要基于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计划,工人和社会自管(不但在企业和公社的平面,而且在全国平面的自管议会)和市场机制的结合。这个主张现在似乎已消失,被一个基本上建基于市场的制度取代了。
列:它已经消失,因为在这段期间,一些新的事实出现了。现制度已明显地无法修补,波兰危机也非波兰所独有,而是这种制度的普遍危机;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是某种证明。我没有兴趣谈有关想象中的理想制度的论题。明显地,现在的社会主义是走向死路的制度。我们除了市场之外,再没有其它模式。
  我明白走向这条路会面对很多问题,并非像自由主义者以为一旦国家批准成立私人企业,前途便会一片光明,而是会有很多社会问题等待解决。
问:不久之前,『波兰社会主义党』成立了。你有什么意见?
列:我个人对政党活动不感兴趣,我宁愿在社会运动和工会内活动。因此『波兰社会主义党』没有刺激起我的兴趣;一般来说,我对在纲领之中寻求取得政权的政党没有兴趣。但我不反对它们成立,因为我赞成多党制。
  我认为由于自称右倾的团体十分活跃,所以有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和左派的团体出现,是好的。社会生活会更丰富。另一方面,我觉得现在成立政党是过早的。此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分裂左、右派是有点不合时宜。例如在一些右派文章之中,我是同意其中一些实际结论的。在波兰的情况中,我怕左、右派的分裂会成为僵硬的意识形态分歧,我宁愿见到就实际问题而分歧:怎样实际应付改革的社会代价、对改革的态度等等。无论如何,『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成立会令政治局面更丰富,虽然我觉得,目前的政治局面不是以左、右派划分。
问:你不认为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出现,会在团结工会或其领导层之内表现出来,令后者成为广泛不同思想流派的共同实际行动场地?
列:团结工会本质上愿该是多元化的,聚集着多种流派。确切地说,我认为团结工会之内可以容纳实际行动上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化。团结工会一直以来都存有分化,将来也会是,但我希望它能从纯粹政治分歧的重担之中解放出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17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14:36
『我们要代表受压迫者』
——平里奥访问记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 第十五卷  第1期(总第133期)
简介:平里奥是团结工会下西里西亚区财政。他的著名功绩是在81年紧急状态实施之前夕,将8千万波兰币从银行提出来,从而支付工会的地下活动经费。82年,他领导该区的区际罢工委员会和加入团结工会地下全国领导层,他参与发扬『工厂路线』的斗争工作。他在83年被捕,84年获释。86—87年,他属于公开活动的团结工会临时全国委员会。87年11月。他参与创立『波兰社会主义党』,担任总评议会的副主席,其后,他没有参与团结工会的领导机关。
问:你对全民投票结果有什么看法?
平:我认为他反映人民对政权和它从81年以来的整个政策不信任,而不单是对经济改革提议的不信任。波兰人否定这个政权。社会赞成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而不是全民投票所要合法化的闹剧。
问:雅鲁泽斯基的经济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庞大的物价上涨。全民投票的结果不是否定这些涨价吗?
平:人们觉得难以接受赤贫化,特别是缺乏公民和政治权利所提供的任何保证,连基本如工会多元化和通过独立工会保卫本身利益的权利也没有.只有当拥有这些权利和保证时,才可以讨论涨价和物质牺牲。全民投票的结果亦明显地是对政府加价计划的反应。
问:你认为工人会愿意接受加价以换取加工资以抵销加价吗?
平:不这是不可想象的。政府也不会这样想,它没有打算以工会自由来补偿加价和社会赤贫化。毫无疑问,在波兰,大部份社会将会参与斗争,争取象样的生活和最基本的要求。这是由于年复一年的『阿尔巴尼亚化』——极大的贫困化——的结果。人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们没有前途,生活水平极之低,而且还会下降。
  我们会见到自然的反应,争取较佳生活条件的斗争爆发。这些斗争在政治上会凝聚为争取工会自由、自管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事实上,以波兰现存的社会觉醒程度来看,斗争是很难会以其它形式表现的,保卫生活水平的斗争是不可能与争取工会自由的斗争分开的。
问:新的社会抵抗形式之一,是争取独立工厂工会合法化的努力。我知道你是支持这些努力的。
平:在弗洛茨瓦夫区的基层范围,团结工会组织委员会正在创立,力图争取独立工会组织在工厂平面被承认。这明显是我们所谈的社会状况的表现。它主要是年青人的运动,在80至81年末加入团结工会的18至20岁的青年工人,在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才开始工作的。他们觉得这些委员会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是争取合法工会活动权利的斗争工具,也是公开活动的途径。这些委员会已在下西里西亚几个企业内出现,包括一些团结工会的传统堡垒。
  我觉得这些委员会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初步组织问题:要有10个勇敢的人来组成委员会。我说勇敢,是因为它会立即面临管理人员和政治警察的迫害。几年以来,团结工会都努力寻求克服这个障碍。但决定委员会成功与否的,却是第二阶段,即发展一个工厂平面的工会纲领,让厂内工人可以认同这l0个勇士。所需的是很实际的要求,能配合委员会与厂方的力量关系对比,工人要重新提高斗争的勇气,即使只是在基本的问题上,例如工作环境、安全等,亦即不用与更高当局较量就可赢得的要求。如果委员会能提出这个纲领,甚至只需提出要求和发动运动争取它们,便会得到厂内工人巨大的支持,即使一开始未能取得胜利,也是成功的。
问:这样地提出工会的任务,很少在独立刊物中见到,除了团结工会领导团体的声明之外。另一方面,很少篇幅被用来讨论建立自由市场的必需性的问题。
平:在波兰反对派之中,有一个普遍问题.以我看来,这是需要多元化反对派的问题。7年前,团结工会同时代表着全国认同的、传统意义的工会和争取自由市场的论坛。不同的运动在团结工会内存在着,证明了它是反抗极权主义最佳斗争工具的一个社会运动,7年来,局面已改变了。我们清楚见到互相对立的两极的形成。一方面是『新保守主义右派』和经济团体鼓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左的方面是『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成立。我们正处于反对派多样化的时期。
  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凝聚,对于健全的反对派和独立社会,是重要和有益的。说它对团结工会不利是错的,这是工会的自然发展。团结工会的旧方程式不再合适。以往在团结工会内的组合,现任在它的外面,以更清晰的思想立场发展。
  以团结工会作为工会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是在工厂内出现的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团结工会地下委员会和工会刊物的增长(我是指由工厂内地下委员会刊印的刊物)。这是我最密切参与的工会斗争层面。
问:你对22位工会领袖在9月给华里沙的信有什么意见?信中指出团结工会有失去工会标志的危险,强调在全国平面发展直接要求的纲领的紧急性。
平: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团结工会各个层面表达了种种要求,特别是在基层,如地下工厂委员会、公开活动的组织委员会、工厂内的工会刊物等。还有在地区和全国平面,透过22人的立场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等。在今天,所有这些要求应该以某种政治纲领强化起来,因此出现了成立『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意念。我觉得争取令社会和经济上受压迫的人成为政治主体而非客体的时机已经来临,需要发展一个政治纲领来加强工厂平面的工会斗争。这应该是一个政党的任务,具体地即是『波兰社会主义党』。我们要透过『波兰社会主义党』给与社会被压迫阶层政治力量。
问:你可否解释『波兰社会主义党』的目标?
平:创立『波兰社会主义党』所取得的新的政治经验是:我们明确地界定我们想要代表的社会利益,相比之下,团结工会是一个反独裁的社会运动,表达不同利益,特别是但不仅仅是社会受压迫阶层的利益。我们认为更明确地表达社会受压迫阶层的时候已经到临。
  我们不准备代表整体社会,而只是代表部份阶层的利益,即工人和普遍的社会和经济受压迫者。这个性质上的变化是由于政权施行的经济变革、社会贫困化和制度的演变所造成的国内政治局势的转变。我们要向这些社会阶层提供政治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阶层在工会和官方自管机构内已成为社会主体。但仍需创造一个社会主体,令他们成为政治力量。
  『波兰社会主义党』是左翼的自我集结。今天在波兰,你可以争取自由市场或做教会所做的事,例如保卫民族特征,但你也可以为保卫被压迫者而斗争。这正是我们的选择。当然,聚集在『波兰社会主义党』内的左派并不是单一的。党内存有几个流派、团体和不同意见,例如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团体、所谓『新左派』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派。『波兰社会主义党』希望成为左派凝聚的磁极。它的名字指向我们全部同意的传统。『波兰社会主义党』在波兰历史上是从没有妥协过的。
问:『波兰社会主义党』的纲领还未制订好?
平:在目前只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声明,解释我们想做的事——代表社会受压迫阶层和为他们提供政治力量——和我们争取的东西,例如工会自由、自管权利、工人的政治自由、拒服兵役的权利、保护环境、废除死刑,等等,即全世界左派的传统目标。我们清楚指出不接受现有波兰宪法制度,例如将共产党的垄断写进宪法之内。在这个声明的基础上,我们已开始草拟纲领。我们所通过的临时会章,保证了在党内提出不同政治立场和以此组织起来的权利。
问:巴黎的《解放报》报导说『波兰社会主义党』认同教会的社会教义。这似乎与『波兰社会主义党』一贯的非宗教传统有矛盾?
平:这是误会。在我们的原则立场声明之中,我们指出历史上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是反教会的党。在我们现存的极檀制度之中,情况很不相同。现在的『波兰社会主义党』不会是反教会的党,因为我们认为被教会和教宗的社会教义启发的社会主义者也可在党内占一位置。
问:这是否表示『波兰社会主义党』希望包括基督信仰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其它人,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呢?
平:肯定是的,这正是《解放报》所误解的。我们相信我们地这点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问:最后.请你解释地87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弗洛茨瓦夫由『橙色抉择』团体组成的游行的性质。你参加了这次示威。矛盾的报导,的说它是一次政治示威,参加者有要求平反托洛茨基,有说它是学生开玩笑。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平:『橙色抉择』是异议文化运动的一部份。它组织一些街头行动已经有一段时期。这些行动的内容界乎文化与政治之间,有超现实主义的形式。『橙色抉择』从精英份子行动开始,现已发展为群众行动,而警方将多达100人拘留几小时,证明这已是重要的政治事实。这个团体提出具体行动提议,然后邀请独立组织参加,例如团结工会、自由和平运动、『波兰社会主义党』等。我个人很赞成和参与这些行动。
  至于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行动,是以超现实主义形式表现政权所组织的仪式。约150人参加,包括大、中学生、独立文化团体、团结工会活动份子等,每个团体带来自己的标语,例如一个标语说『我们支持耶鲁辛』(莫斯科被罢免的共党领袖,据说因为要加速进行『重整』而被黜)』。另一个团体的标语是『我们要求全面平反托洛茨基同志』。很难说超现实主义与政治哲学在这里如何分界。我觉得两者都有,而拿着这标语的人一定对托洛茨基有某些认同,虽然在波兰,这样提法有不少超现实主义成份。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18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14:36
『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
——格维兹达访问记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 第十五卷  第1期(总第133期)
简介:安.格维兹达在5岁时即随同母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68年在格但斯克工业学院任助手时,积极参与3月的学生起义。在76年策动援助受镇压的罢工者。在78年创立波罗的海岸自由工会筹委会。80年8月,他是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委员,成为团结工会副主席;81年全国大会上,他与华里沙竞逐会长职位,后被选进全国委员会。81年12月被捕,84年获释。现为油漆工人。他是致华沙公开信的22名国结工会领袖之一。
问:你对全民投票的态度如何?
格:我认为无论怎样的问题、答案和意向,参与这次全民投票只有一个意义——政府在寻求大众承认。1946年的全民投票也一样。它没有问我们最基本的问题:是否想要在波兰有由红军扶立的共党政府,反而问三个后备问题:要不要社会改革、一个院的议会、西面达到奥达河的边界?参与那次投票时,我们可以说不要西面的领土,却不能说不要共党政府。
  我们不能再犯同样错误。任这次全民投票中,我们被要求放弃保卫自己免受剥削的权利。81年12月13日,政权实施战争状态,以回答由社会监管进行改革的要求。改革主题被用来为不断加价、通货膨胀和限制工人权利而辩护。经过6年不断的改革之后,年青人不再有机会找到居所,多数家庭长期勒紧肚皮,尽管越来越努力工作和兼第二份工。今天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因此,应该号召杯葛全民投票,口号为:『杯葛全民投票,表示抗议剥削!』
问:你如何评价投票结果?华里沙的主要顾问格拉麦教授说它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政府出卖了全民投票和改革的概念。
格:这种观点完全是无稽的。全民投票的结果:是对雅鲁泽斯基的重大打击。它证实了波兰社会不再相信共党的任何改革。这是40年共党政权的结果。雅鲁泽斯基告诉莫斯科他完全控制局面,甚至可以说经济改革得到普遍支持,因为它得到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层和专家的支持,全民投票显示这些全部是宣传技俩。
  人们在全民投票之后增加了信心,对自己更肯定,只是不再相信有一个领导层带领他们斗争。我在84年出狱后,曾遍访全国一年,与团结工会主要领袖和厂内普通活动份子讨论。我当时见到战斗性在下降。领导层的权威也在下降。今天,局势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依赖这两个过程的关系。如果领导层的权威继续下降,但现时的战斗性被保持的话,则人们会开始自动组织起来。甚至在全民投票之前,基层已开始独立地思考。全民投票的结果便是这点的表现。
问:你对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10月25日对全民投票的声明有什么想法?
格:它是最坏的。我当时在一个小镇,与团结工会一个活动份子讨论。他说:『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华里沙说改革是好的,但没必要投票。』整个团结工会领导层采取与华里沙相同的立场,即,社会希望经济改革,改革是必需的,但尽管如此,最好不要去投票。工会领导层代表说因为投票结果没有意义。这是很坏的宣传,政府的宣传比他更聪明。尽管如此,人们拒绝支持政权的设计,开始独立地思考。
问:你认为政府为什么判断错误?
格:每个人都这样问。雅鲁泽斯基为什么举行全民投票呢?我认为现在当权者比以往较少相信自己的宣传,但却中了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宣传毒。它以为这领导层真正代表社会的意见。
  我曾在党和警方内听到这种意见,说只是听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教会讲话,便会知道所有事情。这是说服他们举行全民投票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意见已经偏离了社会的意见。这是由于社会没有表达意见的途径,甚至在地下刊物内也没有。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有关的团体己垄断了这些刊物。独立刊物和印刷所的存在是极好的。但刊物的分发和独立的文章却很弱。华沙的认识似乎不是这样,因为在几个大工厂内有工厂印刷所。但在省城市和地区,刊物便发不到了。西方电台因此成为主要消息来源,但这些电台也受到不少检查。一份文件如果没有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或专家的批准,便不能播出。
  因此,团结工会领导层犯了波共党同样错误,垄断了独立刊物。只有他们的意见被西方电台广播。这种垄断在一段时期内有效。每个人都以为;『我们的见解是不同的,但所有其它人都像报刊上的想法一样。』在全民投票之前,人们说:『我不会去,但其它人肯定会。』事实并非这样。
问:你如何评价雅鲁泽斯基的经济改革计划?
格:首先,政权是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改革的基础。西方,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亦要求政权以这个理论为基础。但这是荒谬的,因为没有自由市场这个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其次,我们的经济学家企图说服我们改革是可行的,但他们无疑从未见过工厂,不知道工业内发生什么或生产过程是怎样的。
  他们幻想生活水平剧烈下降会导致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和产质量素的改进。由于他们与生产劳动无关。听以以为如果将无产阶级饿着或鞭笞,会迫使他们努力工作来提高其它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这些讨论如何加强劳动强度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其它人高好几倍。
  我现时在中部一闾发电厂地盘做油漆工人。一个普通烧焊工人每月赚25000波币,一级的烧焊工人赚300000波币。这便是大部份工人的工资。这工资不能养活一家人(据团结工会最近估计,一家四口的最低社会开支每月要53400波币)因此大部份波兰人在工作8小时后,便兼第二份工作,多数是体力劳动,例如我一个同事做搬泥,另一个铺街道石板。人们却叫这些人削减一半实际工资!又叫他们如果要维持生活水平,便要提高生产率。我不会怀疑他们能够做到这点;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做,但通过他们的集体智慧,他们会做得到。只是到时我会拒绝爬上我同事搭的棚架,因为我怕它不能支持我的重量。
  波兰经济是病态的,这病态是由于太高的工作定额,造成虚假的生产力,实际上却是重大损失。早在80—81年,当一些部长问我如何改善经济时,我便说首先要降低生产数量40%而不减工资,令生产有质素,然后再开始提高生产力而同时按比例提高工资。但政权永远背道而驰,却取不到成果,因为波兰工人极之有想象力。我在工业部门工作了30年,工人的想象力仍不断令我惊奇。他们的工作定额被提高,但他们仍能维持同样工资。我有多种工作技能,所以能估计某种产品要多少时间完成。工作定额似乎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但他们却成功了。很简单,他们不遵守技术程序。从外面看,产品似乎合规格,但它的寿命不到应有的十分一,因为8成的技术程序被省略了。工人的所有创造力被用来找寻省略工作程序的方法。
  现时的经济改革会迫使工人找寻更多这样的方法。表面上,生产力提高了,工资因此得以维持,但经济会进一步瓦解。
问:你是致华里沙公开信22名团结工会领袖之一。在信中你们批评团结工会领导层不关注保卫工人生活水平,并要求召开全国委员会大会,以解决领导层的问题。你可否解释这个要求?
格:唯一界定团结工会和它的功能的,是它的会章。根据会章规定,工会领导层由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组成。要求召开工会的唯一合法领导层会议,不应该令任何会员惊异。这是每个会员的义务,特别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为什么我们的要求会造成这样多风波,甚至敌意呢?每种规章都是为了限制个人利益,保障整体利益。团结工会的规章便是这样。它们反对个人违反整体工会利益的行为。我支持那些要求尊重和实施会章的人。团结工会目前的领导层并非法定的机关。
问:但在战争状态实施后,是不可能依会章行动。取代全国委员会的组织其后出现了。临时联络委员会是第一个。
格:当临时联络委员会成立时,我正在狱中,当时我很高兴。成立这委员会的需要是很明显的,不能有其它做法。但情况其后转变了。我出狱后,我觉得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完全没有问题。技术困难是有的,但并非无可克服。我也参加过200人以上的工会份子会议,而全国委员会委员少于100。
  如果可能遵从会章的话,便应该这样做,否则便是将自己置于工会之外(并非是团结工会社会运动之外,而是工会之外)。如果一个集团令召集工会法定领导机关开会成为不可能.它便是阻碍了工会的运作。
问:你认为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
格:很简单。垄断的情况出现了,而造成垄断的集团尽力保持它。
问:无论如何,团结工会领导集团包括不同观点的人,例如一些人着重争取市场形式的经济改革,而其它人赞成侧重工厂内的工会斗争工作,正如公开信的22人认为团结工会没有足够注意这个问题。
格:是实金(疑为“在”)没有注意!团结工会今天可能是一个社会运动,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工会。自从战争状态以后,取得领导的集团并没有进行工会活动。胡亦克是例外,他不时提醒人们我们需要保持工会。
  我只需举一个例子:在84年秋天,我在华沙与一间工厂的40名工人会面。他们都是团结工会的基层会员。在整个会议之中,他们都不发一言,只有领袖在谈话。午夜前,领袖走了,然后工人开始讨论,直至早上5时。从他们口中,我得知新的合约正被筹划中,但没有地区领袖与我谈及它,或是他们不知道,或是没有兴趣。在该会议中,工人们讨论如何保卫自己对抗这个威胁。其后我搜集一些有关资料,并准备在地下刊物刊登。但教士波比胡士高被杀事件引开了每个人的注意力,政权利用这机会通过了新合约而没有遭到抗议。这问题没有引起领导层的注意。这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问:你很严厉批评团结工会现领导层。
格:是的,我对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及其前任领导层的活动的评价是负面的。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路线、他们寻求与政权和解的构想和追随这个政权的尝试。我还被他们对莫勒维基最近被捕事件中采取的态度所震惊。莫勒维基是地下『战斗团结工会』组织的领袖,政权指责他是恐怖份子。
  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问题这样提出来:团结工会从来对恐怖主义都不妥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抗议。事实上,这表示将政权的诬蔑宣传合法化,说『战斗团结工会』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不可接受和丑恶的态度。我们就这事件与其它几个独立战士拟好了下列声明,请代为发表:
  争取释放莫勒维基
  我们呼吁团结工会所有会员采取行动争取释放莫勒维基——我们的工会同僚,弗洛茨瓦夫区的全国大会代表。
  6年来,莫勒维基领导了『战斗团结工会』,一个独立地下组织,对抗庞大的警察动员。主要多得莫勒维基的活动,弗洛茨瓦夫区才能成为近年来最活跃的地区。我们只能以坚定和团结支持来保卫它。莫勒维基的被捕,是政权对付社会的战争之中,一次新的力量较量。
  祖安娜.格维兹达,安德烈.格维兹达,高巴素维丝,桂高斯嘉,加曼托斯基,乌班斯基,古拉斯,米高拉斯嘉。
  如果在反对派之中的分歧会令我们像华里沙和全国执行委员会对待莫勒维基一样的话,政权很快便能够将我们,包括全国执行委员会,全部关在狱中,因为没有人会想保卫我们了。
问:『波兰社会主义党』最近成立。你对这倡举的态度如何?
格:它可能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扭转形势。过去5年来,所有有影响力的独立团体都向右走得很远。甚至在过去被认为是左翼的人,现在也采取了在西方会被视为很右倾的立场。我们的右派则更不用说,简直是18或19世纪的右派!左翼是真空,需要填补。『波兰社会主义党』有机会填补它,成为所有左派的党。而在波兰对左倾思潮是有庞大需求的。
问:你有没有加入『波兰社会主义党』?
格:没有。但我参加了它的成立大会,也很赞同它的成立。我没有加入它,是因为我认为它先要解决一连串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在经历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共产主义之后,我们在概念上有很大混乱。『波兰社会主义党』有巨大工作要做:界定概念,发展一种语言,从共党手中夺同各种标记。例如,『波兰社会主义党』制订的目标是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在8成至9成的人民之中,这立即会引起感情上的反感。因此『波兰社会主义党』要清楚指出它所谓『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划一的概念,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党和派别都给与它不同内容,而在波兰更是挖空了内容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者传统的红旗上。『波兰社会主义党』必须远离被滥用了的口号,但保持它的真正内容,转变它们为新的语言。
  其次,『波兰社会主义党』要对社会主义传统采取一个立场。以往的『波兰社会党』的历史和纲领,不大为人熟悉。而且这个党有几个传统,需要从中作出取舍。例如在1906年,它分裂为两个党,一个是采取武装斗争,争取独立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另一派刚与由卢森堡领导的社会民主派合并成为『波兰共产党』。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波兰社会党』的自由、平等、独立派与德军占领军作战,战后则反对波兰布尔雪维克化;同时只有『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现时的波共。
  现时的『波兰社会主义党』认同那个传统呢?是与共党合作的传统?是争取被共党合法承认和寻求与它共同统治?还是组织社会争取民主和独立,正如『波兰社会主义党』革命派和自由、平等、独立派呢?这是基本的问题。[按:斯大林主义丑化了共产主义传统,往往推使波兰反官僚活动份子认同『波兰社会党』历史上的反共产主义流派。]
  第三,在历史上的『波兰社会党』之内,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一同存在。新的『波兰社会主义党』要界定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是困难的。共党告诉我们,马克思和列宁发明所有东西。某些理论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声称拥有它们而因此而放弃,另一些则可以放弃。『波兰社会主义党』需要作出选择,并以通俗的和理论性的两个版本来介绍它们。
  第四,『波兰社会主义党』必须解释对生产手段社会所有制的看法。说国家所有制只会是坏的,而社会所有制只会是好的,是幼稚的说法。『波兰社会主义党』应该赞同民主,正常的议会民主。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内,国家机器是社会聘用的官员的总和。在这个国家内,国家所有制仅仅是社会所有制。
  还有其它类似问题需要澄清。我希望『波兰社会主义党』会尽力澄清它们,提出答案,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加入,令我也可以加入。
  [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1月25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19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21:20
波共历史性失败的后果
——波兰联合政府的建立
译者:史慕加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9/10月 第十六卷  第6期(总第145期)
  四十年来,『人民民主国家』第一次产生了一位非斯大林主义的总理。华里沙的顾问及团结工会周刊主编马佐维茨基被提名为总理,显示出波兰以及整个苏联集团的危机的深重。
  波兰官僚层既不能克服1980—81年革命浪潮的后遗症,也不能使它的统治『正常化』。而且,今年六月选举的结果和1988年的罢工浪潮证明,人民的压力继续在增高。
  因此,马佐维茨基政府,是波兰官僚层领导,在群众的反对之下,控制局势和争取转寰余地的最后尝试。
  团结工会代表获得国家的最高位置,标志了『人们』与『圆桌会议』政策的决裂。这个圆桌会议协议是以华里沙为首的反对人士和雅鲁泽斯基官僚层领导在不久以前订立的,其本意一方面是以某些让步来搪塞群众的要求,另方面则是使波共政权有民主的花边。它同时也让那些依赖更多市场机制的、不得人心的措施得以实施。但它并不能够阻止人民群众的动员。
  根据官方统计,1988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时,此1982年以后任何一年都要多。在公营部门,发生了202起罢工,有5万5千人参加。1989年上半年,罢工的次数和人数都增加了一倍。不顾华里沙在1月19日的呼吁:『今天,波兰再也不能有罢工,而我也不愿见到罢工压力的增加……每个人都会找个理由来罢工,但是根据常理,这是一条死路。』
  在1989年头三个月,发生254起罢工,有10万人参加。在四月和五月,虽然只有72起罢工,但是延续时间和参加人数,大有增加。到了六月(选举的月份!)及七月初,罢工的次数和人数尖锐地增加,发生了352起,有些罢工甚至牵涉到整个部门(根据1989年7月13日的Rzeczpospolita报)。在整个七月和八月,罢工次数更多,而且包括地区性的总罢工,有些是团结工会的地区组织号召的,有些则是在开始罢工后被这些组织所支持的,有些则是万不得已才支持的。
  由反对份子来组成政府,是对工人要求的新让步。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否这能平息众愤。人民的物质条件愈来愈坏,推翻四十五年官僚统治的欲望非常之强。
  廿五年的社会爆炸
  反对力量,是在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瘫痪、和波兰党政机构在现实局势中惊醒,这双重冲击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的。波兰官僚层的领导们已面对廿五年的社会爆炸,而且已经试过种种解决方法。
  在大战结束时,斯大林主义者主要倚靠大规模的苏军和官僚镇压,才建立起他们的国家机构。
  1966年,非斯大林主义化的平滑机制被突然爆发的工人罢工所中断。波共重新把戈慕卡安置在领导的位置(他原先为党书记,后因『狄托主义偏向』而被审判),然后一方面与天主教高阶层取得妥协,另方面则放弃农业集体化。官僚层遂以孤立工人的先锋份子和架空工人会议来重新稳定他们的制度。
  但是多元主义这个潘朶盒子一打开就没法再合起来。1968年,面对着青年激进化和波兰联合工人党(即波共)内部的知识分子的异议,党机构就诉诸于反犹太人的运动。这个党,一旦切断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后,就失去了在前一段非斯大林主义化时期所辛辛苦苦建立起的意识形态的骨干,因而就愈来愈变为庸俗,而成为追求名利者的地盘了。
  1970年12月,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大城市发生了罢工。波共起先派军队去镇压,然后又撤换了它的总书记,到最后却答应了罢工者的物质要求。从此以后的十年中,新的党总书记,盖什克,口口声声说要采纳消费者至上的思想,而且当工人阶级要落实在纸面上属于他们的权力时,他竟胡乱地答应每个工人可有一部汽车。
  这个做法,不但使波兰欠了一大笔外债,而且使它面对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此同时,人民的消费欲望引起,但是无法满足。到了1980年夏天,波兰这种情势就导致了它在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动员。团结工会因而诞生了。官僚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完全中断了。团结工会的运动很快地政治化,而且开始提出政权的问题。1981年12月,波共政权再度施用武力镇压人***动。
  戒严令的强制实施,并没有阻止不满的蔓延。但是,禁止团结工会作为公开的群众运动,镇压力量却使它的领导圈子受不到群众的控制。团结工会领导层就逐渐放弃工会于1981年所通过的、开启了社会主义和民主前景的纲领——经过生产者的自我管理制度促进经济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化。
  新一代的战斗份子
  人们企图以减低工、农的消费,高度剥削工资劳动者来解决这个危机;但失败了。官僚层企图以工资上的逐渐让步。来纾解如火如荼的罢工浪潮,因此,不但失去了转寰余地,而且浪费了所有的后备力量。
  当人民群众再度开始激进化、新一代的战斗份子出现在政治和社会舞台的时候,官僚层的最高层意识到,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与团结工会领导层取得政治上的妥协,因为后者已经变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第二个要求就是,为了有利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投资、为了使生产复苏、及为了保证这个将近破产的国家的残存,接受它们所强加的种种条件。
  波共官僚层对局势的新认识,导致了以下几个后果: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决意脱离81年军管所造成的外交孤立;逐步实施自由化;最后一点是,一旦雅鲁泽斯基克服党机构内的抗拒,就加速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波共官僚层在未知和必败之间,毅然选择了未知的道路。
  在作这个选择以前,波共曾作了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对机构内各部门的任务,作了平稳的逐步改变。因此,在军管的掩护下,雅鲁泽斯基班子不但使党组织不再管理日常事务、重新调整国家机构,而且加紧把企业主管转变为握有决定权力的『经理』。他们还鼓励经理们(特别是有限公司的)对管理方法进行实验。
  国家的经济和行政机构让波共专门管斯大林主义式的意识形态,而它们自己却得出实用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和反对势力的领导们所提倡的自由企业思想十分相似。警察、抗暴部队和担任政治警察的便衣警察等力量也大大地加强。在克扎沙克将军领导之下,而且在他的上司训谕之下,这些警察力量在准备政治改革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最后一点是,雅鲁泽斯基班子使团结工会领导层接受宪法的修改,保证总统有足够大的权力,使官僚层不需要永远抓住『党的领导』这个过时的原则。团结工会领导层以选举雅鲁泽斯基为总统来公开表示他们的默许。
  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由团结工会人员来组织政府,并不是圆桌会议的原先计划。这样的一个政府当然尽量保持六个月前所达成的、易碎的协定。对于波共以外的那二个小党,团结工会为了其本身的目的,曾说它们与波共完全不同,其实它们是波共的一部份。雅鲁泽斯基的人马——在波共内部,但是也在两个小党之内的人马,会密切注意新的政府。而且,在军队的眼光中,这是官僚层在选举失败后的第二次失败。
  『冲淡了我们运动的基本原则』
  这种情况会大大加剧波共内部的紧张状态,甚至也许会挑动官僚层高层中某些人物倒向『敌营』。拉可夫斯基,在当选为波共第一书记以后,就着重这一点:『我们生存在这么一个时期,在这时期中,有时候很难区别,什么是新的、必要的、而且对社会主义决不可少的东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这路线会冲淡波共和人民波兰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
  波共内部的利益冲突
  但是第一书记的呼吁并不能使这个正在消逝中的党内部不出现分歧。党员平均年龄差不多是50岁。而且,根据党内的一位政治科学家的统计,在210万党员中,90万党员占有各层面的领导位置。其余的党员,除了已退休者以外,都在官方工会中担任职位。这个官方工会在团结工会被解散以后的行为,遭到人民的痛恨。而且它在企业中也没有什么基础。
  已退休的党员和当权的官僚之间,也因客观形势而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据上述的政治科学家说,这些党员的政治生涯,『在社会主义有危机时结束』,所以对他们而言,『如果承认现存制度是不合理的,那就否定了他们一生的意义』。至于当权的官僚则沉溺于私有化的冒险。这是七月间波共第十三次大会上公开暴露出来的危机的根源之一。
  巴卡在辞去中央委员会中负责经济问题的书记时,曾批评政府在抵抗通货膨胀和稳定币值方面所采取的政策。他接着解释,『在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上,党和政府之内有不同的观念和方法。』虽然他同意一般的政策(市场经济、私有化),他却批评实施的方法。他特别反对『成立寄生虫似的有限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贩卖陋劣的货品和原材料,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但他又坚持应该优先发展工人拥有股份的制度(见1989年7月31日的Rzecepospolita报)
  但是,对于一些著名人物如怀亚特教授和中委会书记米勒等人所指出的爆炸,似乎可能用改变运转模式来避免。这是与党在官僚权力结构中改变作用有关联的新因素,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就说过:『统一,只有在发展了内部民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表示,讨论的自由,以及发生不同倾向和政治立场的可能性,包括提出不同纲领的权利。这也不排除少数派为它的立场而辩护的权利。』(1989年8月2日的Rzeczpospolita报)。
  马佐维茨基被指派为总统,也会加深团结工会内部,(包括它的领导圈子)的紧张状态。在他们震惊于选举大胜之余,接近华里沙的领导人尽量不要脱离圆桌会议协议所定下的架构,虽然这协议在那时已经部份过时。
  『基本上什么都没改变』
  雅鲁泽斯基当选为总统,是靠团结工会的国会议员的投票帮忙。当这消息传布开后,团结工会内部起了一片反对声。华里沙意识到这股反对力量,一反过去对波共政府作积极批评的态度,于8月17日发表了使他的所有合作者震惊的声明:『政府最近所作的新总理人选的决定,证明它还要保持政权的垄断。这就加强了信任危机,而且在社会的眼中这证实了基本上什么都没改变……
  『我再度抗议由克扎沙克将军出组新政府。在目前局势中,唯一解决方法是提名一个由团结工会、联合农民党和民主党[注一]所联合组成的部长会议。』(1989年8月8日的Rzeczposlita报)
  根据一切征象,马佐维茨基政府将会跟随前任政府的经济政策。华里沙在意大利消息报最近的访问中曾再度肯定此点:
  『到今日为止,还没有人是上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经过了长时期的社会主义以后,我们要倒回战前的情况[即波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了……我们的政治经济模式是西方国家的,它们已经有好的结果。』(1989年8月22日) 。
  华里沙集团跟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意旨
  这个态度被以下的事实所增强:在负起政府责任以前,华里沙集团的领导人物早已宣布他们要尊重国际货币基金会所提的条件。团结工会的一位议见(议员?)提出了一个期望得到国际财政机构赞同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主张将债务转换为波兰各个公司的股票——『这不是自我管理的意思,而是较庄重的参与形式』。
  这个计划也解释应该采取紧缩政策,因为『假如社会不同意,我们就可能有被切断西方科技的危险,这就表示波兰经济的继续崩解。』
  『当权派官僚的私有化』
  团结工会领导人从来没想到拒绝偿付外债!波兰从1971年初至l988年底一共借了480亿美元的外债。在同一时期,波兰也向国际财团付还了440亿美元。可是,在1988年底,它还欠390亿美元的外债,其中120亿美元是未付清的利息转换为本金的。
  到现在为止,公民议员集团『议会中非共人士的团体』的领导人,再次证实他们一般赞同市场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需要。但是他们强烈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私有化过程。团结工会的一位出名的经济专家批评说:『在国营部门内快速发展的有限公司只给经济带来损失,而不是利益。』另一位公民议会集团的成员回忆说,根据最近的研究报告,将近13%的有限公司只扮演中间人的角色。
  这些批评反映了工人对当权派官僚的私有化的极端不满。这些批评也把对市场机制的理想化和对市场经济具体后果的反感结合起来。以下一段团结工会一位当选议员的话,表明这些议员普遍持有的市场观念:『我们之中好几个人希望有一种建基在一般化的所有制、正规的股票市场、和工资劳动者都有股份的私有化。不过,使我们担忧的是,工人还是无产阶级,但『当权派官僚』却摇身一变为资本家。』(见1989年8月2日的Rzeczpospolita报)
  这样地把资本主义天真地理想化,而且把它等同于物资丰裕的看法,不但是团结工会的积极份子,即使社会上的一般人民也普遍地持有。这是以下三种思潮的副产品:① 官僚层在七十年代所发动的消费社会的模式;② 多少年来的斯大林主义的『赶上和超过』西方的宣传:③ 团结工会和政府的经济学家所发展的思想。
  工会会员之间的潜在分歧
  初看之下,上述的思潮也许鼓励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但是,失望的成份却更大,因为波兰式的市场经济模式(那就是受国际货币基金会所支配的经济),与今天的天真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团结工会积极份子,对以下这点很敏感:这些方案的实施,会造成团结工会会员之间的分歧。这可由下列事实来说明:格但斯克地区的工会最近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是否于8月11日发动总罢工来迫使雅鲁泽斯基将军接受团结工会成员为总理候选人。在讨论之中,列宁船坞工会负责人发现他自己成为反对罢工的少数之一。他说,他无论如何不会实行会议的决定,因为『这种罢工会打断想在船坞作联合投资的美国百万富豪的利益。』(引自1989年8月19日的Polity ka报)。
  『我不想建立强大的工会』
  华里沙领导层所作的政治与社会的政策,并没有帮助团结工会利用目前的合法地位来重新建立像1980—81年那样的强有力的工会。团结工会目前有270万会员,许多支会不愿上缴会费,由此可证明他们对领导层缺乏信心。
  华里沙很满意这个情况。他在今年8月19日向Polityka报记者宣布:『我不想建立强大工会,因为如果团结工会有一千万会员,它就会像一枝打在政府头上的棍子。我不要吊死任何人。今天,你首先是波兰人,然后才是工会会员,这种态度就强加给不同的价值尺度:先考虑到整个经济,然后才考虑到其它事情。』
  因此,政权的危机,以及它今天被迫作出的让步,要比1981年深刻得多。但是,群众的自我组织水平却弱得多。在罢工时,工人也组织了工人委员会,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委员会集中统一起来的推动力,而且由于他们对团结工会的结构不太信任,这些原始形式的自我组织就无法向上发展。
  六月的选举结果,在客观上提出了政权问题。这个问题,以及官僚领导层的无能,因此在工人运动中找不出政治解决方法。马佐维茨基组成的联合政府,不会被工人看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在目前一段时期还会得到他们的友好的对待。
  促进工人政府的政策
  什么政策会使工人阶级加强它的自信和群体活动?这是反对华里沙路线的激进的政治斗士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真正的工人政府应该满足以下的要求,所以工会团体、自我管理的委员会、以及反对力量的政治团体应该公开地把这些要求提出来:
  第一,有关目前经济状况的要求,这些要求在9年前(1980年8月)即已提出:工资和社会福利按生活捐(指)数而增减;收入超过平均工资一倍的,应该减少:废除特权,等等。与此有关的是:拒绝向国际货币基金会和其它帝国主义中心的指令低头,不要还债。
  第二,有关自由的要求也不要忘记:停止种种检查,解散政治警察;军人和警察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结束对新闻传媒的独霸;所有经济领导人,特别是所有经理人员,应该由选举产生。
  第三,有关取消波共作为一政治组织的特权的要求,特别是1981年在几个企业中所提出让大家投票表示的要求:企业不应该再付给波共专职人员的薪金。
  最后,有关政权问题的要求:立宪会议的自由选举——这个要求比过去更有关连,因为波共打算经过目前的国民会议来提出宪法上的改变。我们必需记得,目前的国民会议只有部份议员是由自由选举产生的。
  如果团结工会这个自治的群众运动能够因为这些要求的提出而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就会见到一个对基层委员会负责的、实施这些要求的团结工会政府。[注一]联合农民党和民主党是多年前被斯大林主义领导所设立。设立的目的是使官僚政权在表面上有实施多元化的形象。其实,这两个小党在1989年前都没有起实际的作用。官僚层的危机影响到波共,也影响到这两个小党。
[兆立节译自1989年9月18日的《国际观点》]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21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21:38
评波兰的新政府
——『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11/12月 第十六卷  第7期(总第146期)
  马佐维斯基被委任为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这事本身反映了统治的官僚制度陷入更深危机。
  今日出现这个社会经济现象,根源是1980年8月团结工会建立,独立于工人运动的官僚架构。雅鲁泽斯基政权8年来力图窒息社会的自我组织,但结果以失败告终。
  但马佐维斯基政府虽获委任,却不表示社会整体来说取得了政权。新政府建立的基础,是32%的民主,而且它保证了不会扰乱一直以来存在的制度的根基。权力的根本架构——总统职位、内政部和国防部、波兰国家银行——都不仅不由社会控制,而且不由总理控制。新总理所代表的反对派领袖们,同意了上述条件;他们并没有充份利用因罢工和波共破产而造成的大好机会。
  不遇,新政府的成立,却也提供了一些可能性,让社会的期望得以满足。这些期望可列举如下:
  ㈠ 摧毁专制政府的所有残余部份;解散国家支配社会的机制,特别是解散保安警察、防暴警察、秘密警察,同时改革刑法,目标是保障各种民主自由。
  这就意味同时摧毁波共的特权地位,包括所有与它有关联的组织(民主党、农民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等)的特权地位。所有在政府或经济上执行领导功能的人都应由选举产生。所有地方政府应该由自由的、平等的、按人口比例的秘密投票直接选举产生。
  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应受保障。这就是说,不愿限制罢工自由或成立工会的自由。包括警察和军队也应享有这种自由。这是1980年格但斯克的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的廿一点要求的第二点所规定的:『保障罢工权利和罢工者及协助罢工者的安全。』
  根据第七点要求,『所有罢工者在罢工期间能取得工资,相等于病假工资。』
  政党的活动,是现代民主的基础。也是社会客观性的条件,不应在法律上加以限制。
  要保证真正的新闻自由和资讯自由,应消除新闻检查,并摧毁这个方面垄断权力的物质和法律基础。特别是新闻散发系统应让所有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可以使用。电台和电视应在适当平面由有代表性的组织主管,并保证所有改治组织能使用它们。
  ㈡ 经济应从属于社会需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的、廿一世纪的经济,保证社会所有成员享有满意的生活条件,亦即最低限度有权享有有营养的食物、舒适的居所、全面的健康医疗服务、全民享有的社会服务(例如托儿所、教育、文化)。
  要能实现这些目标,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令经济掌握在生产者手上。只有这个社会生活的模式,才能保证每个人有可能实现自我,才能保证社会有可能解救。华哥夫斯基政府到最后一刻为止,仍只是追随前任者的步履,其政策将波兰经济导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在华哥夫斯基政府之下,官僚架构掠夺资源的机会更为增加,投机性的、腐败的资本有机会发展。也制造了机会让国有的生产资料卖给外国资本。更甚的是,它容许了在严重食物短缺的情形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令食品价格大幅上升。它继续将官僚化的经济联系于市场机制,于是令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处境更坏。马佐维斯基政府应彻底脱离以往政府的策略。
  ㈢ 关于实行计划、自管和市场的问题。应该意识到,经济如何发展,首先要由工人自己决定。只有通过工人自我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采取主动,才有可能克服旧的党、国机器的反抗。也只有这样,新政府才有可能推行有利于工人的改革。
  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第一点:『我们要求在管理的每个平面都实行自管的、民主的改革,我们要求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将计划、自管和市场结合起来……社会企业应该是经济中的基本组织单位,应由工人代表会议控制,作为工人力量的代表。厂长应负责行政性工作,应由代表会议在多个候选人竞争下委任,代表会议也有权罢免他……改革应令计划得以社会化。』
  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需要工人、农民、手工艺者的自管组织能对生产施以社会控制。这些组织应在地区平面和全国平面的自管议会内集中起来。这些控制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 保证所有自管组织、工会及其它代表不同所有制下的工人的机构,能够在活动上享有同等的机会;同时,应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规定有关生产、雇聘、贸易、工作条件、工资等问题。
  ● 企业内的工作关系应该变革,朝向劳动的解放,尤其是要限制监管人员的数目,并保证他们由选举产生。
  ● 经济资料应该让公众可以取得。社会如要走向完全负责对经济的管理,不可或缺的就是工人能控制生产的手段和生产的目的。这包括要监管生产,要有监管自管机构和自管议会之间的合作性联系(包括要有关于企业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报告)。这样。才可能让全国进行民主讨论,制订经济剩余如何由中央分配的原则,及如何不断地满足社会所表达的需要。
  如果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未达到某一充裕的程度,未可以满足对某些指定产品的需求,那么,是不可能消灭分配平面的市场机制的运用的。但是,在匮乏的情况下,关于使用自由市场机制这个问题,应该让全社会在意识到本身需求的情况下根据其意愿作出决定。
  ㈣ 关于工人如何保卫自己不受危机的后果所影响的问题。当前经济危机的痛苦,令到工人要采取自卫行动:
  ● 工人控制物价。团结工会的地区性组织,应联同贸易及服务工会的有关委员会及其它组织,向公众提交每周生活指数上涨的报告,并在这个基础上要求实行每周生活费用津贴。政府应决议采取措施,坚决遏止物价上涨。
  ● 社会控制食品的分配。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七条,当食品出现严重短缺时,团结工会的基层组织应该『成立全国性的网络,统筹工会的市场及食品委员会,以便集中地与团结农会的组织联络和合作。』
  ● 马佐雅斯基政府应承认这些委员会,不管各类库存的消费品控制在谁的手上,这些委员会也应该有权处理由内政部和国防部控制的消费品库存。
  ● 赋予工作真正的价值。以往的政府已开始将国内市场的价格与世界市场的价格连系起来。劳动在全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部份,被减至最低限度。马佐维斯基政府应与团结工会协议,实行工资制度的彻底改革,首先是将劳动成本在全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
  ● 就业权利。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九条:『我们支持全民有就业权,反对失业……在预计会有裁员的企业内,工厂委员会应该审议能否将企业内的雇员调职。安排他们有其它职业,又或在不减工资的情况下减少工时。』
  正如西欧的工会所要求的一样,我们要求每周工作35小时。
  ● 取销债务。正如总理向国会演说时所正确指出的:『经济陷于严重外债中。』
  自1971年以来,外债总共借了490亿美元,其中390亿美元有待偿还。我们社会不应对历次官僚政府的浪费措施引致的债务负责。
  ● 完全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权。我们应该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条件,这些条件如果实行,必然导致波兰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同时令波兰的经济政策从属于外国资本之下。此外,波兰作为华沙公约国和经互会成员而签订的军事和经济协议,有限制自主权的,都应加以修改。
  ㈤ 开于自管共和国。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我们要求管理制度和经济能真正社会化,因此我们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管的波兰。』
  ● 代表机构须自由选举。宪法必须能表达社会的自觉的自由意愿。新政府应该宣布立法议会由自由选举产生。这些选举应该是自由的、平等的、秘密投票的、直接的、全民普选的。尤其要注意的是要保证所有候选人能取得同等的物质条件,以进行竞选活动。
  ● 关于政府。要走向自管共和国,就需要完全解散官僚当局。只有一个自我组织的工人运动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个运动由军事戒严和地下活动的经验所丰富,它应该斗争,在工厂和地区及全国平面争取掌管权力。
(英译本由『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在英国的国际办公处提供,载于《社会主义前景》1989年10月号)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22 编辑 ]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4-26 22:01
本篇未完,但较重要,有劳丁老哥查一下。
波兰革命者的战略
——波兰《国际通讯》对重组左派的建议
(摘译自英文《洲际通讯》第22卷20和21期,原译自波兰文《国际通讯》83年12月/84年1月第13期)
_______
可以。请问这些材料都校对过了吗?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22:29
回丁老哥,繁体字的部分都校对过了——扫描,OCR成文字,直接校正。
不过校对得偏快一些,仍不免有些些错漏之处。
《新苗》、《先驱》也有不少相关主题的重要文章。
目录弄出来以后,才觉得手头没有的《十月评论》太多,应该还有不少宝贝的。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26 22: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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