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耀鏜
哈維爾(Václav Havel)剛與華里沙(Lech Wałesa)完成一個在捷克和波蘭邊境召開的非正式會議，正在離開。1990年3月17日
攝：Tomki Nemec在一片陰霾的季節與最近阿拉伯世界的起義之間，令人振奮的回看過去三十年的歲月，或多或少所走過的路。冷戰結束，共產主義滅亡，並出現新的不同品質的民主國家，這些都代表重要的歷史轉變。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大部分激進的政治和經濟改革，鮮有以流血收場。天鵝絨革命的基礎是公民抗命、組織和談判，走向時尚，大部分是由於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
我們現在所說的「公民抗命」經常採取大規模集會遊行形式，如1989年的布拉格和2009年的德黑蘭。人們還從事擺工、抵制、齋戒，並拒絕服從法律。這些大部分的集會遊行都明顯不是領袖形式的，而是網絡號召，突尼斯推翻政府、開羅大規模抗議，其結果大概有時並不清晰。公民抗命通常不能在有系統的暴力鎮壓和極權警察國家中生存，然仍經常被寡頭獨裁政府壓制。至今在阿拉伯世界，似乎正在改變。
現代的非暴力民間抵抗通常都聯想到甘地，他開始他的公民抗命實驗，1906年他在南非民間抵抗歧視印度人，1915年搬到印度，挑戰主權英國政府(raj)。無論他的運動是成功失敗，甘地這個名字屢次被民間非暴力抵抗運動援引，雖然最近中東地區的起義很少提及過他。
1.
牛津大學關於「公民抗命」的研究於2006年成立。由牛津大學國際關係榮譽教授羅伯茨(Adam Roberts)和葛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編著的《公民抗命與權力政治》“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包含不同個案的研究報告，便由此研究項目的19個成員完成。這是一部非常翔實的編著，關於在過去半個世紀，政治、經濟、社會變革不同範疇的探討，其中大多數都是非暴力的。成功與否，這些努力促成了更多民間抵抗如何進行的共同民間智慧。公民抗命難得是一種力量，它的行動是完全依靠自己。羅伯茨(Adam Roberts)解釋道：「公民抗命跟其他形式的權力，有豐富的網絡連接。」有時包括武力、暴力及其威脅。沒有特定的公式，雖然成功的公民抗命運動會被仔細研究，有時被後繼的運動倣效。卡特(April Carter)提到，美國學者夏普(Gene Sharp)，在他的著作《非暴力行動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列出198種非暴力方法。儘管如此，成功的非暴力行動的基本要素，由甘地到馬丁路德金；到華里沙(Lech Wałesa)已經包括：敏銳的策略、富想像力、精明的領導、組織，和民眾的支持。而且，報章、電視和互聯網的封面報導，對公民抗命的成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公民抗命的基本原理是，統治者獲得最終權力，在於他們國民的服從與合作。到目前為止，無論如何，都沒有找到可靠的方式，令公民抗命在極權警察國家可行──區別於這些國家的衞星組織──雖然目前在阿拉伯世界的暴動可能證明是一個例外。美國民權運動或最終成功反對越戰，都依靠公開宣傳和民主的運作。在納粹德國和蘇聯便沒有這樣成功過；1989年中國天安門民運或2007年緬甸佛教僧侶大規模示威，抗議食品及燃料加價，同樣遭到強力鎮壓。這是戈爾巴喬夫理解改革的必要，並拒絕使用蘇聯軍隊武力鎮壓東歐國家示威者，令1989年壯觀的變天成為可能。的確，領導人自願引退──包括：戈爾巴喬夫、南非最後一任白人總統德克勒克(F.W. de Klerk)、最近令人驚訝塞爾維亞前總統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對公民抗命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突尼西亞和埃及的事件支持了這一點。
只有甘地被公認為模範，他闡述了公民抗命的概念，為對不公義的反抗的「有意識的選擇」“conscious option”，在英屬印度，他英明地運用了他最初的優勢，英屬印度要對祖國的民主政府負責。其統治依靠存在已久的印度機構的關係──民間、宗教、軍事和經濟──這是效力的來源。
甘地知道如何操作這些英屬印度政權(Raj)的基本特色，最終侵蝕了英國統治基礎的印度人合作。他英明地利用這個政治舞台，以自己作為明星，在世界引起廣泛的同情，也激發了印度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一個成長為以群眾基礎的政黨，有能力挑戰英屬印度政權(Raj)，並於二戰後成立獨立政府。甘地的教誨與他的非暴力哲學和謀求印度獨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與「靈魂的力量」），令印度的身份認同和自豪感，增加了新的元素。正是這些政治和精神發展，而不是公民抗命，最終使英國統治成為不可能。悲劇的是，他的運動無法阻止的印度教和穆斯林宗教間的恐怖暴力，伴隨著的是獨立後的印度，分裂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也導致了甘地被暗殺。
甘地的榜樣和教誨，成為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CLC)的靈感泉源。由蘭道夫(A. Philip Randolph)，1940年7月在華盛頓威脅性遊行，抗議國防工業實施雇用歧視，到馬丁路德金20世紀60年代的成功運動，都是精心策劃、針對性和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是這個運動操作的本質。
其策略包括誘使對手作出殘酷反應，從而引起新聞界和公眾的同情和支持，因而促進聯邦政府的介入，站在法律和秩序那一邊。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CLC)都是這種技術的能手。伯明罕市（美國阿拉巴馬州）作為他們1963年的運動陣營，因為警察總長，外號「公牛」的尤金．康納("Bull" Connor)是一個性急的種族主義者，他以警犬、趕牛刺棒和高壓水炮對付和平示威者。康納的野蠻行為引起輿論關注，使他成為全國心目中的惡棍，並為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總統1964年簽署《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播下種子。
一個諷刺性的稱頌，甘迺迪總統告訴馬丁路德金關於康納：「他以自己的方式，造就了民權法案的立法。」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麥亞當(Doug McAdam)寫道，關於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1965年8月通過的《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南部的選舉制度基礎終於被拆除。」但公民抗命不一定達到所想的結果。正如約翰遜總統預料，立法令民權得到實現，也導致原本由民主黨佔優勢的南部，成為共和黨的據點。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成功趕走伊朗國王巴勒維(Shah of Iran) ，卻帶來宗教獨裁，殺害和折磨數以千計的伊朗人，現在決心鎮壓已經起義的公民抗命。
民權運動無疑得益於二戰後所重視的世界人權，其中美國的領導地位已經非常重要。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也曾是一個直言不諱的去殖民主義鬥士，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他願意以黑人民權議題交換南部民主黨對實行新政的支持。美國國內種族主義本身就是她的國際目標的一個明顯否定。它也令美國成為蘇俄冷戰宣傳的攻擊題材。這個考慮令聯邦政府挺身而出，響應民權運動。
（續）
翻譯原文：
Brian Urquhart, “Revolution Without Violenc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8, No. 4, March 10, 201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1/mar/10/revolution-without-...布賴恩．烏奎哈特 (Brian Urquhart)：
前聯合國副秘書長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