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变局》
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1992年8月初版）第10至20章
• 波兰工运简史（1956～1981）
• 波兰国营部门经济改革
• 1973年的改革
• 1982年的改革
• 波兰私营经济
• 波兰农业
• 波兰经济危机
• 干部私有化
• 团结工会主流派的演变
• “对话”的阶级内容
• 圆桌会议（1989）
• 团结工会政府的成立
• 变局后的私有化情况
说明：作者把“变态工人国家中的官僚层”称为一个新阶级——“传统官僚资本阶级”。
波兰工运简史（1956～1981）
波兰工人是一支极具战斗性的队伍。波变局与波共政府没法控制工人这点有密切关系。本章粗略回顾一下1956年至1981年的波兰工人运动，这有助于了解变局的来龙去脉。（注1）
1956年6月，波政府提高物价，触发波兹南（Poznan）罢工。罢工迅即演变成起义。工人袭击电台、警署及监狱。政府进行武力镇压，导致53人死亡。10月，斯大林时代失势的禾•哥穆尔卡（W. Gomulka）重新上台。哥把工人议会合法化和把八成农业合作社解散，土地分配给农民从事私营耕作，以收拾残局。为安抚工人，哥加重轻工业比例，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局势稳定后，哥逐渐把工人议会取缔。1958年2月，更取消罢工权利。
1970年12月13日，政府宣布食品和必需品提价30%。是时，格但斯克造船工人正因变相减薪（提高劳动强度，以取消超时津贴）进行罢工。加价宣布引发格但斯克及基丁尼亚（Gdynai）工人袭击地方党总部及其它政府建筑物，部份建筑物被焚烧。政府再一次进行武力镇压。数百人（一些估计数千）身亡。
17日，史萨先（Szczecin）造船工人召开工人大会，选出罢工委员会，提出廿二点要求。要求包括成立独立工会、撤销加价措施、加薪30%、给予冲突中死亡工人家属赔偿、追究镇压责任、撤销党政企干部各种特权等。
罢工委员会代表团携同要求前往市党总部，但不获接见（一些报导称代表团被逮捕）。工人从船厂涌往市中心，沿途高唱《国际歌》。党总部前，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总部被愤怒群众焚毁。工人与武装部队爆发街头巷战。工人后来撤回船厂及工厂据守。各个企业纷纷成立罢工委员会，由锅尔斯基（Warski）船厂罢工委员会统筹。
18日，盖莱克（Gierek）接替哥穆尔卡出任党第一书记。20日，盖在电视及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承诺提高最低工资、改善住屋等。22日，政府把起义期间实行的紧急措施全部解除。武装部队自格但斯克等地撤离。但政府没有打算把加价措施全部撤销。24日，新总理雅鲁苏域治（Jaroszewicz）宣布冻结食品食品价格两年，牛奶、蔬菜、蛋类除外。工业品是否恢复原价，视乎生产效率和成本而定。
波共的让步没有使事态平息。罢工陆续发生。1971年1月中旬，列宁船厂罢工委员会提出多项要求，包括：政府公布12月起义死亡名单；追究镇压责任；释放被囚工人及其它示威者；把工会民主化；加强及提高名存实亡的工人议会的角色及地位；盖莱克前赴船厂与工人对话。22日，史萨先各船厂再次被工人占据。
24日，盖莱克终于亲自前往史萨先锅尔斯基船厂与工人对话。随同有总理雅鲁苏域治、国防部长鲁鲁泽尔斯基、副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进入船厂时，工人纠察线检查各人证件。除罢工委员会外，由12,000工人选出的500个工人代表列席对话（并享有发言权）。谈判历时九小时，直到25日凌晨二时才结束。
同日（25日），盖莱克再前往格但斯克列宁船厂与工人进行谈判。
两日谈判结果，政府答应提高工资换取工人同意复工及加价措施。数日后，政府提高最低工资，但之后再没有进一步履行其它承诺。
2月7日，洛兹（Lodz）一万名纺织女工占据厂房，并在市内设置路障。史萨先、华沙等地工人随即起来响应。14日，雅鲁苏域治前往洛兹与工人谈判。15日，雅在电视宣布把去年12月以来的加价措施全部撤消，最低工资维持在新水平。局势因此而终于稳定下来。
盖莱克上台后，仿效哥穆尔卡的政策，提高工人生活水平以抚顺工人情绪，作为换取政权稳定的代价。
1976年6月24日，政府宣布加价六成。翌日，全国各地不约而同进行总罢工。该日晚上十时，政府宣布撤销加价决定。
1976年下半年，一些知识分子成立工人自卫委员会（KOR），为工人进行斗争提供后援。后又成立社会自卫委员会（KSS）。一些工人组织地下工会核心。1978年4月，波兰北部地下工会发表创立宪章，瓦文萨为联署人之一。
1980年6月30日，在西方银行压力下（当时，波兰硬通货外债高达250亿——详后），波兰政府削减粮食补贴，宣布把肉类价格提高50%至100%。国营肉店供应被削减。人民被迫往商办肉店购买。
7月1日至10日，全国各地爆发罢工浪潮，工人相继成立罢工委员会。政府采取怀柔政策，宣布取消加价，答允加薪10%至15%，授权企业与工人对话，希望平息事态。
但经廿多年的斗争，工人不再满足于自卫反抗的水平。他们现在要争取主动，把权力的问题提上日程。7月17日，路宾（Kublin）铁路工人发现一列开往苏联的火车上标签写上“鱼”的货物，竟然全部是肉食。消息传出后，路宾全市进行总罢工。8月2日，工人自行选举新工会代表。
8月中旬，政府开始对付罢工领袖。13日，包括瓦文萨在内的三名列宁船厂地下工会分子被解雇。但结果适得其反，解雇行动马上触发格但斯克进行总罢工。除经济要求外，罢工工人提出多项政治要求，包括：成立自由工会；工人透过传媒发表言论的权利；撤销压制措施；取消干部特权等。
8月16日，格但斯克卅二个企业成立厂际罢工委员会（MKS），由每个企业选派两名代表组成。（企业数目后来增加至400个。）MKS设立主席团，成员多为地下自由工会运动分子。MKS提出廿一项要求。其它地方纷纷成立MKS。
工人阶级的团结力量终于迫使政府让步。8月27日，政府同意与格但斯克MKS展开谈判。31日，双方在列宁船厂签署著名的格但斯克协议，容许成立独立工会。（政府于同日在史萨先与该地MKS签署同一协议。）作为交换条件，格但斯克MKS在协议承认党的领导地位；承诺工会不会转化为政治组织；表示拥护政府及华约集团。
协议签署后，瓦文萨宣布罢工结束，呼吁工人9月1日复工。团结工会于是正式成立。格但斯克MKS主席团成为工会主席团。各地MKS变成工会地方支部。
9月6日，简尼亚（Kania）接替盖莱克出任党第一书记。11月10日，最高法院正式为团结工会办理注册。
1981年2月9日，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接任总理。雅建议政府与工人双方休战三个月，与团结工会成立协调委员会。（是时，一方面，团结工会与政府就如何落实格但斯克协议经常出现磨擦，另方面，不少工会基层工人和活跃分子对协议不满，反对工会领导的妥协做法，不时进行野猫式的斗争。）
3月19日，数名工会分子在一次冲突中被国民警卫队殴至重伤。全国酝酿于31日进行总罢工。30日，瓦文萨在没有得到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同意前，自行在电视宣布已与政府取得协议，取消31日的总罢工。
1981年夏天和秋天，各地野猫式罢工、斗争此起彼落。为平息局势，瓦文萨和团结工会智囊奔走全国。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1981年11月19日号评论道：“现时……最大障碍是工会自己的反叛分子。”
9月5日至10月16日，团结工会召开首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9月12日至25日休会）。瓦文萨在主席选举中险胜（首轮投票中仅获55%选票微弱多数当选）。
10月18日，雅鲁泽尔斯基接替简尼亚出任党第一书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11月27日，雅鲁泽尔斯基向国会提交禁止罢工的法案。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相反建议成立临时政府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就举行自由选举进行全民投票。就波共而言，团结工会与西方国家接触（派代表团往美国要求容许波兰延期还贷等），已超乎独立工会的角色。另外，苏联十分恐惧一旦团结工会成功夺取政权，波兰会脱离华约集团，而整个东欧会出现连锁反应。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军队中的一名间谍事后披露，苏联一直向波兰施压，促其镇压团结工会。（注2）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提出上述各项建议，无疑是直接挑战波共的统治地位。此举把镇压立刻提上日程。
12月11日至12日，全国委员会在格但斯克举行会议，讨论全民投票、成立临时政府等问题。会议12日深夜休会，代表返回酒店。12日晚至13日凌晨，直属内政部的特种部队在全国搜捕工会分子。雅鲁泽尔斯基成立救国军事会议，宣布全国实行军管。
从1956年至1980年，波兰事态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规律。传统官僚资本阶级为解决资本积累困难，几番企图加价（以减低补贴），希望提高剥削率。但每一次，战斗性强的工人都马上起来反抗，迫使政府不仅要撤销加价，更相反要提高工人生活水平，谋求稳定政权，从而更加加深资本积累困难。1950～79年，工人工资上升11倍，物价（不计自由市场价格）仅增加1.7倍。（注3）下文分析，这个情况是波兰1989年发生变局的重要背景。
波兰国营部门经济改革
政府无法令工人为积累付出代价，使提高企业效益变得更为重要。
1956年事件后，政府考虑进行全面经济改革。翌年，奥•兰格指导下的经济会议完成一份改革蓝图，提出以经济杠杆代替行政指令，和设立工人议会（即仿效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管”制度）。由于粗放发展仍有发展空间，经改的迫切性不大，政府没有予以接纳。
直到1970年，波兰有着不错的经济发展。以1966～70年五年为例，净物质生产（以不变价格计，下同）年均增长为6%；实质工资2%；贸易额（不变价格计，下同）9%。整个时期，零售价格指数仅上升4.5%（按：主要出于自由市场价格上升）。（注4）
但如同其它东欧国家一样，粗放发展因遇到劳动力短缺的障碍走向穷途末路。人口增长趋势下降促使政府在1971～75年的五年计划调整经济发展策略。内容为向西方举债，用于进口先进生产资料，提高积累率，进行集约发展。
1970年，政府宣布进行经济改革，首先着手提高物价。工人的反抗迫使政府把改革搁置。但取消加价，以及维持最低工资在新水平，加深了经济困难。经改再次提上日程属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
1971～75年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0%；实质工资超过7%；贸易额13%。整段期间，实质消费总额增加50%。积累从1966～70占国民收入27%上升至1971年的30%；1974年更高达38%。对西方贸易从1970年占总贸易额三分一增加到1975年接近一半。（注5）
同时提高积累和增加消费，为经济带来巨大压力。1970年，波兰外贸大致平衡。但1971年起，贸赤情况日益严重。1961年至1970年，波兰对西方发达国家贸易累计赤字为3亿零1千3百万美元。1971年为5千3百万美元，1972年标升至3亿1千3百万。1973年至1979年情况如下。
1973：13亿1千6百万；
1974：22亿6千9百万；
1975：27亿4千6百万；
1976：32亿3千7百万；
1977：24亿9千6百万；
1978：20亿5千2百万；
1979：16亿零5百万。（注6）
【1973至79年数据，原文中，连同上、下段都在同一段落里，这里为方便阅读而分行】
政府以举债来支付贸赤，使波兰外债如滚雪球般膨胀（见下文《经济危机》一章）。唯幸首次石油危机对波兰进出口比价没有产生不良影响。（注7）碍于害怕工人，政府不敢提价，但经济过热的压力自必要有地方疏散。自由市场价格指数从1970年的109.6（以1960年为100）上升至1975年的150.0。整体物价因而在这五年间上升13%。（注8）隐蔽通胀转化为国营商店供不应求，为下一次危机埋下定时炸弹。
在以上险峻的经济形势下，波兰1973年提出一轮经济改革。
1973年的改革
别于匈牙利，波兰的改革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1973年，先由24个国营企业集团（波兰文简作WOG）进行试点，占工业产值约20%。国营商店及食肆亦投入改革。1975年，实行改革的工业企业集团占工业产值三分二。（注9）
改革内容包括：价格改革；工资改革；企业改革；及外贸改革。
（一）价格改革。按原来计划，波兰打算仿效匈牙利以双渠道价格作为出厂价格订价标准。别于匈牙利，资金利润率将划一，连同资金税，订于8%的水平。工资税订为20%。但政府没有计划引入指导价格及自由价格（不计农副产品自由市场）。
以上措施未出台前便被放弃。理由是政府恐怕价改会使出厂价格标升，对零售价格产生上升压力，从而加重政府零售物价补贴负担。政府退而求其次，容许企业在新产品的订价不受任何管制。结果是，企业把现有产品稍作更改，当作新产品，肆意加价，使通胀压力加剧。
1970～71年事件令政府犹有余悸，零售价格改革难以起步，政府给食品和其它工业必需品的补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1973年，补贴占国民收入10.5%；1975年，上升至17%；1977年，更高达20%。
其实，政府可以在提高零售价格的同时给工人发工资补贴，减轻加价的震荡。1966～70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5%，比工资增长率3.75%为高。政府在1970年提价时有较好的条件发放加价补贴（而不致于加强通胀压力），但却没有把握这个机会。1971～74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上升至7%，但货币工资年均增长率却标升至8.5%。故此，1976年加价时，政府连1970年一度存在的回旋余地也丧失了。
（二）工资改革。上文指出，匈牙利同时把工资增长和管理干部花红与利润挂钩。波兰则引入两个不同标准：工资增长、干部花红分别与增值额、利润挂钩。（增值额相等于纯收入（销售收入扣除周转税或加上补贴）减去非劳动成本、信贷利息、及折旧。）新政策规定，工资基金增长率不得高于增值额增长率（具体数字每一个WOG都不同，由国家计委决定）。但由于跟匈牙利不同，政府没有利用累进税制约工资增长，工资依然以高速率攀升。
（三）企业改革。新政策规定，企业纯利分成两个基金：干部花红基金及发展基金。两个基金均需缴纳累进税，前者税率由10%至80%不等，后者由80%至90%不等。向发展基金征收重税显示政府虽然取消利润上缴，它没有打算把投资权限下放。事实上，企业以自留资金投资仍然受到严格监管及限制，目的在于保障投资与整个国民经济计划配套。
（四）外贸改革。1970年，政府把外贸权限下放给企业，但继续把国内和国外市场分开。政府设立一系列价格均等化账户（Price Equalization Account）。企业以本销价与账户结算。外销价和本销价的差额由账户填补。新政策把这些账户废除，从事外贸的企业顿时要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
（五）把改革废除。工资增长过速、投资过热、外部平衡恶化、外债急升等，使经济陷于危机之中。1976年初，政府宣布把工资冻结，并开征工资基金增长累进税。由于企业以新瓶旧酒的手法变相加价，政府新开一项累进所得税（按增值额计），用以堵塞政策漏洞。取消价格均等化账户给从事外贸的企业带来很大冲击，迫使政府1975年恢复部份账户。
其实，1973年的改革本身已非常保守，覆盖面亦十分有限。1975年和1976年初的刹车使旧体制几乎完全复辟。1976年6月事件促使政府在七十年代下半叶重新推行一些零星改革。（注11）但政府要到八十年代初才下决心推行全面的经改。
1982年的改革
七十年代期间，政府依靠贸赤进口西方生产资料，提高积累。可惜，这种冒进的经济政策（请参考上文表5.3），既没有把生产效率提高到预期水平（注12），亦未能增加对西方国家的出口。（注13）
1981年，经济情况日益恶化，促使政府成立一个改革委员会，研究经改方向（得到团结工会参与）。6月，委员会完成改革方案。7月，波共第九届特别党代表大会把方案通过，1982年1月1日实行。（注14）
改革方案与匈牙利的NEM有不少类似的地方，总体精神在于以经济杠杆代替行政指令。国家保留管制进出口及从事大型项目投资。详细内容如下。
（一）价格改革。价格分为三类：指令价格、指导价格、及自由价格。指令价格一般低于成本，适用于食品（政治上极其敏感的产品）和基本原料（为控制其它产品成本）。指导价格水平不能高于产业部门边际成本，但可高于个别企业边际成本。自由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行订定。由于改革针对企业利润和工资增长而新开两项苛刻的直接税（详后），很多企业不积极于提高价格至均衡水平。微观市场失衡状况（一般自然为短缺）因此普遍持续。以下是1982～83年各类价格的比重（表11.1）。
表11.1：各类价格比重，1982～83
占销售额百分率
消费品 工业物资 农产品
指 令 37（40） 19（20） 72
指 导 15（15） 5（5） 0
自 由 48（45） 76（75） 28
按：括号内数字为1983年数字
资料来源：哥穆尔卡及罗斯杜亚斯基，1984，页390。
1982年，社会产值下挫8.49%，其中以消费品跌幅最大。为纾缓短缺，政府该年春大幅提价，生活指数上涨达56.6%。（注15）
1983年，为纾缓通胀压力，政府把所有生产资料价格暂时冻结，并保留以后根据需要对个别产品价格或加价幅度冻结的权利。
1984年开始，指令及指导零售价格每年调整一次。（注16）
（二）企业改革。实行所谓3-S原则（指自管、独立经营、及财政独立）。
自管。根据原来方案，职工超过三百人的企业成立工人议会。1981年12月方案未推出前，这项建议因实施军管被搁置。1982年12月，政府宣布1983年4月1日起，全部6500个国营企业成立工人议会。1985年，成立了工人议会的企业数目达6403个。（注17）但即使根据政府自己的宣传，1988年初期间，活跃的议会仅占总数三成。（注18）
议会权力主要在于决定企业福利基金的用途。就生产、订价、及招聘，议会有被征询的权利。1981年9月25日，政府通过法例规定，除一些骨干企业外，企业主管的任免需要经过一个公开的竞争性选拔过程。这些骨干企业共1370个，雇工人数约占劳动人口八成。（注19）1982年，政府开除了1000名同情团结工会的企业主管，由产业主管部门直接任命新主管代替，完全无视上述法例。军管解除后，政府把不受上述法例限制的企业数目减少。1987～88年度，减至400个。虽则如此，企业主管的任免权仍然保持在波共手上。以1986年为例，八成企业主管为波共党员；三成任职超过15年，一成三超过十年。（注20）
独立经营。理论上，企业的产、供、销不再受国家指令约束。但关乎“国家利益”的产品除外。归纳在这个类别的产品包括军用物资、对经互会出口、主要消费品、及主要原料。以轻化工业为例，1983年，全部生产中8%列入这个类别；1986年，上升至22%。1985年，由国家分配的消费品共93类（后减至55种）。（注21）部份其它原料的销售亦必须透过归主管部门管辖的供销单位进行。1982年，经由这些单位交易的原料占总销售量25%至30%。1983年底，上升至40%。
企业享有招聘录用职工的自由，一般以提高工资的办法争聘短缺劳动力。根据原来改革方案，政府控制工资增长的杠杆是累进工资增长税（波兰文简作FAZ）。1983年，政府推行劳动配给制。省劳工处根据政府订下的先后顺序把待业工人统一分配到各个企业。
财政独立。改革新开两项直接税：所得税及工资增长税。
所得税按企业利润率计，累进率由40%至90%不等。（政府计划于1984年改为比例率。）虽然税率是划一的，但财政部有权按情况对个别企业作出特殊安排。工资增长税最初按企业平均工资增长率计，累进率由平均工资增长第四个百分点征收0.25%，到第九个百分点起的每一个百分点征收4%。跟所得税的情况一样，计划委员会有权偏离划一税率对不同企业作出个别处理。1983年，工资增长税改为按工资总额增长率计算。
企业从毛利扣除所得税得出纯利，从中再扣除工资增长税和提留后备基金，余额用于发放管理干部花红和分配到福利及发展两个基金。前者用于增加工资，后者用于企业投资。
政府把所得税和工资增长税的累进率订于高水平，目的有三。一是减低工资增长率；二是减少企业自留资金；三是避免企业利用垄断优势在放松价格管制后大幅加价。三个目的都是为了减低总需求和通胀压力。如前所述，高所得税率确有助于减低价格加幅。就工资增长，以1982年为例，政府的计划增长率为11.5%，但由于工资增长税在实施时实行多种豁免，实际增长高达42%。即使在军管的保护伞下，政府始终未能摆脱工人运动威胁的阴影。
企业利润也较政府预期为高（企业有利用改革加价，只不过没有加至均衡水平）。1982年3月，为减低企业投资需求，政府突然宣布向企业利润额外征收临时“稳定税”（Stabilization Tax）。
政府不满足于减低企业自留资金。理论上，企业有权决定发展基金的用途。但政府对企业投资设置诸多管制。再者，全国设立十个部门基金（Sectoral Funds），规定企业注资，基金投资由产业主管部门决定。1982～83年，全部投资中88%属于中央计划投资（大部份为七十年代开工的项目）。政府表明，1984年企业投资要进一步压缩。中央银行亦表明，国民经济比例由中央政府的计划投资决定。
（三）体制改革。跟匈牙利一样，波兰把产业主管部门数目减少，从十二个削至六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价格委员会、财政部）的重要性相应提升。
政府把托拉斯解散，以企业联会（Associations）代替。大部份联会为自愿组合（616个中仅31个为非自愿，主要涉及对国民经济举足轻重的骨干企业）。（注22）令人费解的是，解散托拉斯，目的不外在于减低垄断性及削弱企业进行杠杆讨价还价的实力。但联会却刚巧在这两方面为企业发挥托拉斯的旧有功能。
改革方案下，大部份进口仍由外贸部集中统筹，再分配到各个企业。1987年，超过64种从西方进口的主要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注23）不同出口产品和不同出口企业享有不同汇率。鉴于外债压力，企业外汇留成比例维持在低水平。
1983年，政府通过破产法。数据显示，政府颇有意思加以落实执行。1986年底，300个企业由银行监督；60个由政府特派人员接管；两个建筑企业宣布破产；其它很多企业结束经营。（注24）
显而易见，波兰1982年的改革仍然属于保守。政府本身也表明，改革目标要分阶段完成。无论是产、供、销，或是财权方面，企业仍然受到主管部门严格控制。
1982年的改革没有解开波兰的经济困境（相对而言，农业是唯一的成功）。1986年12月，波共中全会决议进行进一步改革。1987年4月，“第二步”改革方案公布。内容包括价格改革（两至三年内完成闯关）；取消补贴；进一步放宽外资投入；更加放宽私营经济；体制改革（各个工业主管部门合并为统一的工业部、国营企业试行股份制等）；（注25）建立资金市场；容许私营银行成立；提高企业独立自主权；等。（注26）1989年1月，数间私营银行正式成立。政府宣布对私营和国营两个部门一视同仁。（注27）
总结而论，波兰国营部门的改革不能与匈牙利相提并论。但波兰经济于八十年代最瞩目的变化，不是国营部门的改革，而是私营部门迅速崛起，以及官僚干部与私营企业家的勾结、官商的出现等情况。
波兰私营经济
直到1980年，非农业私营部门占波兰国民经济的比重微不足道。
1946年1月3日，政府颁布国有化法例，把十七个主要工业产业部门及所有同一班雇工超过50人的企业国有化。（注28）自此，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上限名义上维持在50人。但政府有法不依，实际情况完全两样。1955年，政府规定工匠只可雇工一名。1966年，增加至6名（建筑业8名）。
1948年12月，波共召开合并代表大会（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大会决议消灭国民经济中所有资本主义（即私营经济）成份。1950～55年的六年计划把1955年定为完成国有化运动的期限。
1956年10月，哥穆尔卡上台，波共中全会宣布容许私营小工场作为国营及集体工业的补充。1965年，哥表示“手工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有永久性的地位”。虽则如此，私营经济在哥穆尔卡时代受到严厉迫害及压制。政府经常把经营执照取消。最高入息税率高达96%。价格也受政府管制。1956年6月，政府规定最高利润率为10%。六十年代中叶，微升至15%至18%。
1966年4月，政府放宽私营企业与“社会主义”部门进行交易的限制。1965～69年，手工业对国营及集体企业的销售额上升107%。同期，对私营部门及消费者的销售额上升46%。国营部门甚至成为部份手工业者的唯一经营对象。但1970年，政策出现反复，导致该年上述销售额下挫24%。
盖莱克上台后，把管制放松。1974年7月，国会通过法例把私营部门的经营范围扩大，为私营企业者提供公共医疗服务及退休金。1976年，为弥补外汇短缺，政府容许波兰裔外国人投资成立“波隆尼亚”企业（“Polonia” Firms）。1982年底，这类企业数目达251个，其中一些雇工数以百计。1978年初，政府推行租赁制。由于租赁经营税收上得到优惠，又不受雇工人数限制，亦无须担心物资供应不稳定，发展非常蓬勃。1979年，私营经济最高入息税仍高企于85%，但由于估计收入时从宽处理，实际平均率低于16%。
但盖莱克时代仍保留很多对私营经济的限制和歧视。直到1980年，私营商店只准经营蔬果、花卉、及精品。商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远逊于工农子女。
以下是有照私营部门1949～82年的在职人数（表12.1）。
表12.1：有照非农业私营部门在职人数，1949～82（千人）
总数 工业 手工业 商业 运输 其它
1949 483 85 199 126 19 54
1955 221 11 112 19 22 57
1958 343 30 184 40 35 54
1963 334 21 184 25 36 68
1969 445 31 272 27 45 70
1971 423 28 244 27 51 73
1982 699* ** 478 56 102 63
* 相等于非农业劳动人口5.9%
**1982年法例把工业一并归纳为手工业
资料来源：艾斯伦特，同，页429。
八十年代期间，私营部门在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发展迅速。1980年，政府宣布切实执行雇工人数上限（50人）的规定，以利私营企业的发展。1982年，私营部门的价格管制被废除。
1986年，1720万劳动人口中，合法（即注册）私营部门占490万，非法私营部门估计占60万。换句话，合计占总数32%。其中农业占390万，非农业占160万（四分三为手工业者）。私营农业劳动人口中，主要或部份收入来自非农业活动的人数先后为92.6万和151.6万。（注29）这两类农民被称为农民—工人（Peasant-Worker）。
七十年代期间，注册非农业私营部门劳动人口上升43%。1980～87年，标升90%。1980～83年，国营部门流失488,000工人及59,000技术人员（占总数14.5%）。把劳动人口增长计算在内，国营部门共流失102万职工。（注30）
以下是1974～87年注册非农业私营部门职工增长率（表12.2）。
表12.2：注册非农业私营部门劳动人口增长率（%）
1974 3.8 1981 7.1
1975 2.0 1982 10.2
1976 2.6 1983 12.9
1977 4.8 1984 10.3
1978 5.8 1985 6.6
1979 6.0 1986 8.5
1980 6.7 1987 10.6
资料来源：罗斯杜亚斯基，同，页198。
根据官方数字，1986年，合法私营部门占国民收入18.2%，其中农业占10.2%，非农业占8%。
以下是有关私营部门占个人收入（货币计，下同）百分率的一些估计数字（表12.3）。
表12.3：个人收入，1986（百分率）
官方数字 非官方估计（即包括
非法私营部门）
最低 最高
国营及集体 75.5 62.0 54.8
私营部门 24.5 38.0 45.2
农业（合法） 15.7 12.9 13.7
非农业（合法） 8.8 14.9 20.5
非法 ---- 2.3 4.1
外汇收入 ---- 7.8 6.9
资料来源：罗斯杜亚斯基，1989，页198
私营活动属非生产性但仍为私营部门带来收入，如以指令价入货再以自由价格出售等。
以非官方最低及最高估计的平均数，按以上同一比率把个人收入折回国民收入，私营部门（包括合法及非法）占国民收入31%。
由于国家职工享有一些非货币性收入，故私营部门实际消费比个人收入为低，估计占总消费20%（根据官方个人收入数字计）；30%（根据非官方最低估计）；或38%（根据非官方最高估计）。
值得留意的另一点是，农业占私营部门收入比率仅约30%。如下文指出，自1956年，农业一向以私营为主。私营部门在八十年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非农业部门。1980～86年，私营耕地面积只增加2%。
政府八十年代放宽私人经济活动，没有使非法私营活动减少。相反，这些活动伴随着注册私营部门同步增长。据估计，非法私营活动占个人收入百分率从1977年5%上升到1985年12%。
1980～87年间，国营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上升24%。同期，私营部门上升58%。（注31）
1982年，波兰国际收支硬货币收入中，私人汇款（很多波兰人在西欧从事非法劳工）达3.18亿美元。1987年，标升至15亿。1986～87两年间，私人汇款占波兰硬货币收入总数一半，与整个国营部门的硬货币收入看齐。
1983年，个人储蓄存款中外汇存款占15.5%。1987年，上升至56%。1987年，公众持有现金中超过四分三为外汇。1984年，政府批准市民把来历不明（按法例，波兰人往西方工作属于非法）的外汇存入“N”账户。这类存款不设利息。一年后，市民可把款项从“N”账户转到“A”账户。“A”账户利率订于高水平。1987年，三年定息率为11厘，来往账户为5厘。1984～87四年间，这类存款猛增八倍，达25亿美元。
八十年代中叶开始，波兰实际上有两种流通货币：美元和兹罗提。美元不仅在私营部门流通，政府亦设立所谓“内部出口中心”（“Centres for Internal Export”），以美元交易，替政府赚取民间的美元。1988年，政府批准国家银行以黑市汇率向公众购买美元。
1986年，全国1008万个居住单位中，近一半（500万个）属于私房。其中农村私房比率高达82%，城镇亦达25%。为纾缓财政困难，政府一方面向公众出售公共房屋，另方面削减兴建新公房。1986年，新建房屋单位中，私房占40%（以面积计超过45%）。其中城镇的比率为28%。自1976年，政府经已批准私房买卖（这比起匈牙利更为开放）。波兰人一般以美元作价交易。1987年，政府进一步批准私房出租，1988年起生效，开通另一资本积累渠道。
以下为1986年私营经济在各部门中所占的比率（表12.4）。
表12.4：私营部门比率（按国民收入计，特别注明除外），1986
农业 80%（官方数字）
硬货币收入 50%（不包括纯利息支出）
个人服务 32% 56% 62%
（官方数字）（最低非官方数字）（最高非官方数字）
工业＊ 6.6% 15% 18%
（同上） （同上） （同上）
建筑 18%（注册职工人数）
零售 2.5% 12.5%
（官方数字）（非官方粗略估计）
* 主要为中小型企业
资料来源：罗斯杜亚斯基，1989，页199
私营经济（包括合法和非法）内部各部门的比重如下（表12.5）。
表12.5：私营经济内部各部门比重，1986年（按个人收入计）
农业 30-34%
硬货币收入 15-20%
工业 18%
建筑业 12.5%
个人服务 11% *
零售 6.5%
* 按：1、1981年所有的士中96.9%为私营（注32）
2、1987年货车运输中私营占42%（注33）
资料来源：罗斯杜亚斯基，同，页200
值得留意，个人服务和零售的比率比一般想象低很多，而建筑业及工业（包括手工业）的比率则十分突出。
如前所述，非农业私营部门劳动人口中，四分三为手工业者。法例规定，手工业工场最高雇工人数为15人，不包括学徒、家庭成员、“专家”（收银员亦列作“专家”）等。但由于在评税时，政府一般以雇工人数为评订收入标准，绝大部份手工业者都不愿意扩充经营规模，改而把利润转到其它渠道。故此，实际平均雇工人数很低，仅高于两人（包括工场主及其家人在内）。
七十年代及以前，政府对私营经济活动进行管制的主要作用在于限制私营部门的扩张。这些管制包括发牌规定、经营范围限制、苛刻税率、物资供应的垄断等。八十年代，政府放松私营经济，但立法速度远远追不上实际发展。例如，要到1989年初，成立企业才免于行政审批。（注34）这些残余下来的管制措施继续被官僚干部用以敲诈勒索。但私营部门的扩张使以前的小贪污现在变成规模庞大的官商分肥。
自1981年，政府刻意打破国营和私营两个部门以前的分隔状态。国营部门1982年的改革有助于促进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交易。根据官方数字，私营企业总营业额中国营部门所占的比率从1981年44%上升到1985年52.5%。
如前所述，政府1976年批准成立“波隆尼亚”企业。但直到1981年，反应不见拥跃，数目仅117间，雇工总数3478人。1982年，政府改例，以提高这类企业的吸引力。（注35）企业数目开始上升。1986年，增加到670间，雇工人数61,619人，平均每个90人。最大一个1984年雇工850人。（注36）
1982年，政府通过手工业新法例。1983年，再通过私营商业新例。以上法例容许民间成立有限公司，和容许国营和私营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有限公司的发展起步颇为缓慢。1987年中，数目仅400间，职工人数4000。这类公司多为专业服务公司，以计算机及其它技术服务为主。经营者大部份为年青知识分子。但根据最新资料，后来似乎出现了很大发展。例如，Skierniewice地方1987年底注册的75间有限公司当中，60间成立于1987年。其中，Flamal公司雇工人数达1500人。（注37）关于国营私营合资公司的情况，笔者未能掌握到具体数字。这类公司对私营和国营双方都有利。前者可因此而解决信贷、物资供应等问题，后者可从中渔利——例如，合资公司给国营企业管理干部发巨额董事津贴（这一点在第十五章会有所论述）。
1986年4月3日，政府通过波外合资经营法例，但波方合资者限于国营和集体企业。由于反应冷淡，政府1989年1月让“波隆尼亚”企业享有同等权利。
一如其它苏联模式国家的情况，私营部门的收入十分高。工资中位数比国营部门平均工资高五至八倍。私营企业家的收入较难估计。艾斯伦特八十年代初在波兰从事研究时，认识一个雇工仅五人的工场主，他1979年纯利达国营部门平均工资二百倍。（注38）由此可以想象私营经济八十年代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多少个超级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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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诗歌联盟，劳动者的文艺同盟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波兰农业
1956年事件后，哥穆尔卡放弃把农业集体化的企图。自此，波兰农业在经互会成员国中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以私营农业为主导。以下是农业中各种经济成份的比重（表13.1）。（注39）
表13.1：各种经济成份占耕地比重（%）
1970 1975 1980 1984
私营 81 79 75 76
国营农场 15 17 20 18
农业合作社 1 2 4 4
其它 3 2 1 2
按：上述数字按使用面积计（国家占地部份用作储备）
资料来源：奎萨，同，页562；谷克，同，页408
私营农业受到政府严格控制。政府给农民规定强制性派购任务，收购价由政府订定（一般订于低水平）。一些主要农产品的销售归国家专营。农业生产资料和服务、农业投资、信贷均掌握在政府手中。
私营农场平均面积很小（1984年为5.5公顷）。根据波兰农业经济学院估计，农民要在收入上与工人靠齐，耕地须达15公顷。1970年，这类农场仅占私营农场总数3.8%。43.8%面积小于5公顷。出于这个原因，六成以上农民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盖莱克上台后，担心私营农场会因此而不能物尽其用，决意进行改革。
盖的改革政策分两方面。一是改善私营农业的经营情况。二是强化社会化农业。
就首方面，盖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七十年代，农产品收购价上升超过两倍，比农业物资价格及工业消费品价格上升幅度先后超出55个百分点及70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幅中42%缘于提价因素（其余58%缘于生产效率的增长）。除1975年外，七十年代期间，农民和工人收入差距不断有所缩减。
1972年1月，政府取消强制性派购，以自愿性的合同订购代替。除肉类外，其它产品可在自由市场买卖（有关肉类的限制于八十年代废除）。自由市场占总销售量比重因产品而异。最低为粮产品，约占5～8%；其它如蔬果、蛋类、鲜花等占六成以上。
政府还改善私营农场的农具和其它物资的供应。又为农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强化社会化农业：政府先从加强对农村各种合作社如供销合作社的控制入手。例如，1973年，为农民提供各种生产服务的农业圈被归并入国家行政架构内。政府成立农业圈合作社，每一个管辖约20个农业圈。合作社主任由国家直接任命。
七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国家给农业合作社下达生产计划指标，合作社变成名副其实的“二全民”。
1977年，农业部订下目标，提高社会化农地比重，计划从1970年占25%（按使用率计为19%——见表13.1），增加至1990年占44%。农民退休必须把土地转给国家土地基金才可领取退休金。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有优先权向基金购买土地。截止1979年底，私营农地转到基金名下面积达120万公顷，令社会化农地比重升至32%（按使用率计升至25%）。
国家在农业投资和投资信贷两方面逐步减低私营农业的比重。前者从1966～70年的49%下跌至1971～75年的45%和1976～80年的33%。后者从1970年的88%下降至1975年的60%和1980年的27%。1970～80年，私营农场固定资产值上升52%；同期，社会化农业固定资产上升193%。
事与愿违，盖莱克的农业政策既未能为私营农业注入新动力，又把社会化农业推向破产边缘。
与1966～70年比较，1971～75年间，国营农场、农业合作社和私营农场每一公顷净产值先后上升17.3%、21.8%、及13.6%（所有农地合计为12%）。但与1971～75年比较，1976～80年间，以上比率下挫至8.2%、-25.2%和2.4%（所有农地合计为1%）。按每一公顷平均增值额计，国营农场、农业合作社、私营农场以上比率先后为：1.8%、10.3%、7.3%（合计为4.5%）（1971～75年与1966～70年比较）；-23.2%、-54.6%、-3.1%（合计为-11%）（1976～80年与1971～75年比较）。
1971～79年间，国家给国营农场的补贴从77亿兹罗提上升至320亿。1979年，三分一国营农场处于亏蚀状态。
尽管盖莱克意图改善私营农业的经营状况，他同时强化社会化农业的政策使人对私营农业的前景产生疑问。与六十年代比较，七十年代期间，农村19至44岁的人口流失量猛升四倍。
1981年2月，政府与农民达成力苏尔（Rzeszow）协议。协议规定：1、保障农民土地拥有权和世袭权；2、农民可优先向国家土地基金购买土地；3、取消农业信贷对私营农业的歧视；4、提高对私营农业投资比重和增加私营农业农具供应；5、透过价格政策把农民收入提高至工人水平等。
盖莱克下台后不久，政府完成社会化农业改革草案。草案建议大幅度削减国营农场补贴；收紧信贷标准；增加社会化农业的财政及生产自主性等。
1981年4月和7月，政府先后两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一方面为满足农民，另方面为改善社会化财政状况。该年农产品收购价指数上升64.7%，农民收入与工人大致靠齐。（留意：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如何作出比较还要视乎其它因素，如农民的自我消费、农村社会设施较城市为差等。）
军管实施后，政府依然把力苏尔协议部份条文付诸实践。例如，对私营农场的投资比重从1980年36.5%增长至1981年48%和1982年59.2%。1982年，私营农业农具供应占全部供应62%，比一年前高出15个百分点。国家土地基金增加向私营农业出售土地，私营农场平均面积从1978年4.6公顷微升至1982年5公顷。如前所述，1984年再升至5.5公顷。1983年1月，政府通过新法例，改善农民退休金条件。
1981年7月和1982年1月，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先后实行改革（按同一个方案） 。改革实施后，国营农业的经营状况稍有改善。1981～82年，补贴减少87亿。亏蚀率从1979年的三分一降至25%。但劳动生产率却依然停滞不前。
1982年，农产品收购价指数上升56.9%。但由于农业物资价格升幅较1981年为高，农民收入相对于工人收入再次呈现下降。1984年，跌至工人收入90%的水平。（注40）这个趋势一直维持到1987年。农产品收购价该年增幅（20%）仅及农具和其它农业物资价格增幅一半。（注41）（笔者没有1987年后的资料。）自1983～84年度，政府每年7月1日调整农产品收购价。
收购价因不断调整逐渐与自由市场价格拉近。1983年，自由价格指数从102.3（牛肉）至145.4（蛋类）不等（政府收购价格为100）。1984年，牛肉指数下降至98.3；其余大部份产品价格高出收购价约两成。
1986年，农业收成理想。毛产值上升4.6%，其中粮产上升20%，肉类追上七十年代初期水平（但估计肉类和肉类制品配给制最低限度要维持至1990年）。（注42）自军管实施后至1986年，对西方及苏联的食品出口累计上升23%（部份得力于这几年间前所未有的良好天气）。但好景不常，正当波兰农业达至自给自足的目标在望之际，1986～87年的天气转坏。
1987年4月，政府公布“第二步”改革方案，其中关于农业的建议，含有对私营农业不利的因素（农业物资提价；提高农民退休金供款（自1985年已上升180%）；提高税率；收紧合同订购条件；物资供应与收购挂勾）。事实上，政府此前已逐步削减军管后给予私营农业的优待。1985年，农民从国家土地基金买入土地比因退休转给基金的土地少7000公顷。多数农民宁愿向基金租地。这反映农民对私营农业前景缺乏信心。
波兰经济危机
盖莱克1970年底上台后，宣布“建设第二个波兰”，向西方大量举债，用以同时增加投资和提高消费。
投资依然集中在机电工程、化工、钢铁和造船这些重工业。（注43）盖好大喜功，建设多个大型项目（如卡托维奇（Katowice）铁厂）。不仅这样，上马项目数目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负荷能力。1975年，所有项目中六成已落后于计划进度。1982年，政府下令1600个项目停工。停工项目平均完成率仅27%。1983年，政府只批准其中444个项目复工。如前所述，1982～83年，全部投资资金88%用于七十年代开工的项目。根据1986～90的五年计划，1986～87年度，这些项目仍占用所有投资资金85%。七十年代的超额投资程度可见一斑。
盖没有利用西方高尖技术生产资料进行技术更新，相反，大规模添置全新装备。因缺乏配套措施，很多装置没法投产。波兰七十年代期间向西方购入477项技术及知识使用权限。投产仅342个。其中166个完全达不到预期效益。
为求政权稳定，盖大幅加薪。1970～79年，平均工资上升116%，比物价水平增幅超出39个百分点。1970年，私家车数目为453,000辆。1980年，增至2,219,000辆。西方香烟、耐用消费品等迅速普及化，为潜伏着的经济危机涂上易于令人产生错觉的繁荣假象。
1976年初，偿债率已超越25%的警戒线，达33%。截止1980年，向西方借贷累计总额中，35.8%用于还贷。（其余31.3%用于投资；14.6%用于粮食及饲料进口；18.3%用于其它进口。）
前面指出（见第二章），波兰工业结构对它增加对西方出口的努力起着严重制约作用。本来，盖莱克向西方举债，用于投资，是希望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对西方出口，用以还贷。但投资却仍然集中在机电工程等对增加对西方出口无甚禆益的重工业。结果是，硬货币外债仅促进了不能赚取硬货币的对经互会出口。如前所述，七十年代未完成的投资项目严重制约着八十年代的投资比例。八十年代对西方出口的能力因此而受拖累。（波兰一些轻工业其实达国际高质量水平，但碍于资金不足，得不到发展。）
由于出口占国民收入比率很低（约8%），波兰的外债压力份外沉重。八十年代初，偿债率接近100%，国家实际上已完全破产。1987年底，可兑换货币外债达392亿美元，其中六成欠下代表西方政府的巴黎会所（Club of Paris）。除此之外，波兰还欠下经互会各国66亿卢布，其中苏联占60亿。当时估计，到1995年，可兑换货币外债将会上升至600亿美元。
军管实施后，政府实行严厉紧缩政策，企图从破产中把国家挽救过来。1982年，平均生活水平下降25%。其它各项经济指标亦一同大幅下挫（物价指数除外）。直到1986年，经济仍未恢复1980年工运爆发前的水平，与1978年建筑在欠债之上的假“黄金年代”的历史高水平相距自然更远。以下是详细情况（表14.1）。
表14.1：各项经济指标（1960=100）
1970 1975 1978 1980 1982 1985 1986
国民生产
（不变价格）180.2 287.2 331.7 304.7 253.4 293.2 307.6
生活指数 120.3 135.5 161.8 188.3 471.9 768.9 909.9
社会消费 162.1 243.0 284.3 299.9 245.0 278.0 291.9
国营部门
平均工资 119.5 169.0 176.8 187.8 144.2 152.2 156.3
投资 204.5 458.7 487.9 394.1 268.8 347.2 364.9
资料来源：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01
1986年，国民收入（不变价格计）增长率仅1.7%，比1985年的3.8%为低。该年国民收入比1978年仍然低出12.4%。1987年，形势更转趋恶化，实际收入下降4%。物价因“第二步”改革标升100%至200%。900万人（近四分一人口）生活于官方贫穷线之下。（注44）
以下是波兰1971～85年硬货币外债情况（表14.2）。
表14.2：波兰硬货币外债情况，1971～85（亿美元）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毛额 11 49 78 145 175 211 250 264 270 264 270 302
净额* 8 12 22 41 41 107 135 169 202 237 247 257 253 241 286
偿债率(%) 15 23 30 59 92 99 87 80 68 70 109
债务率(%)** 87 120 194 286 333 314 458 470 448 431 500
* 毛额减去波兰在西方国家的硬货币资产
**毛额除以外汇收入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4、36、41、50、64及65。
从表14.2可见，虽然波兰对西方发达国家贸易因实行紧缩转赤为盈（见第十一章，附注9），可兑换货币外债在1982～84年间因而稳定下来，1985年，欠债额再度攀升，偿债率突破100%。
干部私有化
如前所述，匈牙利人均硬货币负债比波兰高出近一倍。但由于波兰外贸占国民生产比率低，它的偿债率为全东欧之冠。1980年达99%。之后最“低”回落到1983年的68%和1984年的70%。但1985年竟突破100%，企于令人触目惊心的109%。
为势所迫，政府没有选择余地。规模庞大的黑市劳务出口和民间透过这个途径赚取的黑市硬货币收入得到政府默许。私营部门（包括合法和非法）在政府放松管制下发展一日千里。
两种流通货币并存显示波兰统治阶级对国民经济已完全失去控制。整个社会陷于分崩离析状态。旧有的统治形态和机制自然而然的腐烂起来。各级大小官僚干部纷纷醉心于借助私营部门的蓬勃发展发财。贪污、官商、官倒、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等现象渗透到国民经济每一个角落。
自然，以上各类活动没有详细统计数字。笔者只能根据所掌握到的一些零碎材料作出简单论述。
前面指出，1982～83年，政府通过法例容许成立合资公司，合资者可包括国营和私营企业。按理，国营企业或国家单位出资，股份应全部归企业或单位名下。但实际上，合资公司每每把部份股份转到企业／单位干部私人名下。例如，1989年初，Towimor厂联同另外两个国营企业成立一个合资公司，生产恒温器。合资公司33股中，三个出资企业占20股，其它13股归私人名下，包括Towimor厂全部四名主管。换言之，企业干部侵吞近四成股份。（注45）
另一种流行做法是合资公司委任党政干部为理事、董事或直接聘请他们为行政人员，给他们优厚的“津贴”或薪金，以换取他们为企业搭通天地线、搞关系。（注46）例如，由青年农民联盟（Peasant Youth Union）开办的大型计算机企业Agrokomputer职员当中，有波共中央委员。又如，大型电子企业ELPOL十九名理事中包括一名副总理及财政部和国防部的官员（其余为国营企业高干）。（注47）
根据达尔考科斯基报导，一名官员告诉他，一间公司愿意给他每小时十万兹罗提的“津贴”邀请他出任理事（当时平均工资为每月45,000兹罗提）。（注48）
1988年底，私营房地产大亨亚•柏善斯基（Aleksander Paszynski）公开指出：“今天有很多人，甚至包括党政官员，热衷于开办公司。他们祈求成为公司理事，对拥有公司股权表现得愈加大胆……今天一些理事会主席来自最高权力圈子。”（注49）
据传言，秘密警察在每一个“波隆尼亚”企业都持有股份。（注50）
大量官员、干部纷纷直接从商（多数同时保留党、政、企职位）。据报导，1987年在格但斯克申请开办公司的人当中，四分一为官员、干部。（注51）据一名华沙波兰社会党（民主革命）（Polish Socialist Party (Democratic Revolution)）成员估计，由官员干部开办的合作社达15,000个。（注52）团结工会左翼领袖安•兹维亚仕达（Andrzej Gwiazda）任职的油烟囱合作社其中一个合伙人，是一个国营油漆厂的董事经理。除分红外，合作社还给他额外报酬，以确保获供应走俏的油漆。（注53）
兹维亚仕达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很多国营企业主管成立自己的有限公司，作为企业产品的经销商。由于短缺普遍存在，企业主管便能透过上述安排利用自己的职位发财。（注54）
1988年，政府容许国营企业自行转为股份公司和进行私有化。（注55）又容许国营企业把部门、车间出租。（注56）官员、干部、民营企业家等拥有原始资本的人以贱价，甚至不用拿出分文，把国家财产吞占，归于私人名下。（注57）按照法例，出租应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但团结工会经济学家利•布吉（Ryszard Bugaj，他为著名波兰裔经济学家布鲁斯(W. Bruz)弟子）指出，企业有法不依，纷纷进行台底交易。（注58）
马佐维耶茨基政府成立之后，国会辩论拉科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政府的表现。布吉抨击前政府容许“产权以病态性的方式转化”。（注59）此前，团结工会候任国会议员马•佐力克（Marek Jurek）接受政府日报访问时指出：“令人担忧的是，干部阶级正在把自己转化为资本家”。（注60）其实，团结工会主流派当初对于官僚、干部伙同私营企业家侵吞国家财产采取“只眼开只眼闭”的态度。工会左翼相反一早便要求工会密切注视这种情况和作出适当响应。《POLITYKA》双月周刊1989年1月14日号转载工人小组（见后）的警告：“把自己变成有产者，共产党官僚不再是共产党人，但他们仍然是自由工会的敌人。”（注61）备受压力之下，瓦文萨一伙才于圆桌会议上提出要求，由国会成立委员会代替现有政府委员会执行私有化职能；把私有化交易的审批权赋予企业职工。（注62）
团结工会主流派的演变
1976年，库伦（Jacek Kuron）等人成立工人自卫委员会。库伦曾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64年与嘉露•莫苏劳斯基（Karol Modzelewski）联署《致党的公开信》。工自委会是一个左翼组织，社会主义（对照于共-产-党专政）倾向浓厚。它的理想是一个“自治共和国”（“Self-Governing Republic”），反对走西欧的市场经济道路。
团结工会成立之初，受工自委会影响很深，把“自治共和国”纳入其纲领。1981年9月5日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首轮会议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对政府的“工人自管”法案加以猛烈抨击；大会决议向政府提出要求，就该法案和团结工会的“自管共和国”纲领进行全民投票；若政府不接受，由工会自行举行。（按：1981年7月8日，波兰工人自管运动（一般称作“网络”（Network）首次全国会议在列宁船厂召开。“网络”为团结工会内部一个以基层为主的自发运动，专注如何落实工人自管。团结工会在制订“自治共产国”方案时，主流派受到“网络”的自管纲领很大压力。）
11日，大会休会两星期，代表返回各地与工会基层进行磋商。22日，大会复会前四天，工会主席团以三票对一票（该次会议仅四人出席，投反对票者为工会左翼领袖恩•鲁劳斯基（Jan Rulewski）造成接受与政府所达成的一个关于“工人自管”的妥协，以及取消进行全民投票。25日，国会通过该妥协方案（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翌日，工会代表大会复会。代表猛烈抨击主席团违反民主原则，自行推翻大会休会前的决议，接受妥协方案。辩论后，大会对主席团的决定提出措辞温和的批判，但同意遵守该决定。瓦文萨赢得一个重要胜利。（注63）
“自治共和国”构思中的民主是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群众通过委任权和随时可以行使的罢免权，对代表实行恒常监督，实现真正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但1981年开始，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人和智囊改为拥护精英式的代议式“民主”。1981年2月，库伦接受访问时认为群众没有自治的能力。他说：若我们给人们更多时间实践自治，多数人会把时间用于钓鱼、饮酒或进行性交。（注64）这种把缘于剥削制度对劳动者的摧残的情况视作劳动者的天赋本质的态度，与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信念大相径庭。访问后，为免引起争议，库伦不批准访问发表。（注65）
无论如何，瓦文萨、库伦一伙在实践上已出卖“自治共和国”的原则，代之以“精英领导”。在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背后与政府达成闭门协议（这与1970年工人代表与政府进行公开对话、1980年的公开谈判形成强烈对照），便是这种叛卖的体现。自此，利用群众运动作为讨价还价筹码，以利于与政府进行闭门妥协分赃的寡头式政治，成为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和智囊的政治实践。
与此同时，瓦文萨一伙1981年开始放弃以前反对市场经济的立场，改而支持市场化改革。（注66）如前所述（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政府1981年成立的改革委员会得到团结工会参与。（注67）市场化改革免不了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鉴于此，瓦文萨在公开场合再三避免对这种改革予以肯定。（注68）考虑到工会一大主席竞选投票中，瓦第一轮投票仅以55%微弱多数当选，他隐瞒自己的立场，实为非常“明智”。 （注69）
就波共而言，团结工会主流派的价值视乎它能否驾驭工会左翼和反叛的基层。瓦文萨等人也深谙这点。他们既需要工人群众保持一定的斗争性，作为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但同时又要求工人不“越轨”，任由他们摆布。虽然团结工会主流路线于1981年稍占上风，但主流派所表现出控制工运的能力未能符合波共的要求。
1981年的波共政权仍然属于一个传统斯大林主义政权。鉴于瓦文萨一伙驾驭工运的能力有一定限度，所以，当团结工会提出分享政权的要求时，作为一个性质如上述的政权，波共选择镇压完全符合逻辑（况且，如前所述（见第十章），还有苏联因素在内）。
潜入地下后，团结工会主流派向市场经济，甚至戴卓尔主义的倾斜发展一日千里。在检讨失败的经验时，团结工会的集体主义（对照于个人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各倾向统统负上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罪名。1984年，产权理论变成华沙反对派圈子的讨论热点。甚至连著名激进分子史丹尼斯基也成为私人资本的热切拥护者。现在，工会分子作为主流派的英雄人物的地位被企业家所取代。1984年，地下领袖施•恩尼斯（Zbigniew Janas）放弃地下工作，开办一个买卖农产品的企业。他接受访问时说：“发大财不会令我们受到良心谴责……现在，做生意对波兰很重要……。”不少前工会分子争相从商，并以此为荣。（注70）1985年9月，由主流派控制的团结工会地下临时领导机关（波兰文简作TKK）发出一份题为《TKK的经济要求》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与团结工会一大的纲领形成强烈对立，建议建立资金市场、把国营企业私有化、给予外国投资各种保障等。又说：“我们工会不造成冻结物价”（TKK似乎已把波兰工人斗争廿多年的历史抛诸脑后）。（注71）
军管实施后，虽然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名字仍然存在于人们心底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已不复存在。（注72）围绕着主流派分子施•布席克（Zbigniew Bujak）的TKK得以维持到1986年5月，其实多得政府故意不拘捕他们（见下一章）。瓦文萨一伙的阶级属性出现根本变化。基于历史渊源，他们不可能完全扬弃以前工运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角色。况且，一旦工人运动复苏，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可为他们提供本钱，与政府进行权力分赃的交易。但从以前的工会分子角色，他们现在已变成民营企业家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为主，工运改良主义者为次的政客。（注73）自然，1988年拥护瓦文萨派的人当中包括很多货真价实的工运分子。这点与以上分析并不互相排斥。
瓦文萨派以上的阶级属性的演变对于我们理解波兰变局的前因后果十分重要。
“对话”的阶级内容
波兰国营部门的改革远不及匈牙利彻底。新兴干部阶级的形成没有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及孕育。但波兰整个八十年代的经济形势比匈牙利更为恶劣。社会更早开始瓦解，程度比匈牙利更为严重。官僚干部与民营企业家阶级相互勾结、携手发财，极尽贪污腐败之能事。一个新兴集团迅速从原来统治阶级当中孕育出来。（注74）
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两者的利益息息相关。继续放宽私营部门和进一步把国营部门市场化，甚至私有化令双方都得益。当然，两者也有利益冲突（如上文分析匈变局时指出，国营部门对信贷、物资的垄断最为私营部门所诟病）。这些矛盾在政治上表现于有关开放政权给党外力量的斗争。
就新兴干部阶级而言，维持波共的有效统治地位（最理想当然是维持一党专政）不单有利于使更多原统治集团成员能够过渡成为私人有产者，亦可使他们在与民营企业家阶级携手发财过程中分肥更多。但是，维持一党专政面对两个难题。一、如匈牙利的情况一样，为免葬身于缘于外债压力的全面经济崩溃，结束一党专政以换取西方的帮助是一个急待解决的严峻抉择。二、新兴干部阶级的发展有赖于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再者，进一步经改也是西方国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会等）不马上把波兰“清盘”的条件。资本主义的逻辑使然，工人阶级必定成为经改的牺牲品。别于匈牙利，波兰有一个富于斗争传统的工人阶级。这一关波兰新兴干部阶级很难越过。除非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驾驭工运。瓦文萨一伙是唯一有这种能力的势力。但他们要求与波共分享权力作为交易条件。
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共改革派是新兴干部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深切认识新兴干部阶级与民营企业家阶级两者的利益唇齿相依。1988年10月，拉科斯基成立新政府，委任私营经济巨子美•维晓泽克（Mieczyslaw Wilczek）为工业部长。拉氏原先亦邀请前述的私营建筑大亨兼华沙经济学会（Warsaw Economic Association）主脑人柏斯状况斯基参加房屋部，但为柏所婉拒。理由是作为一个反对派分子（柏的文章经常刊载于地下刊物），柏认为反对派没有足够的准备参加由波共领导的政府。（注75）
改革派深明团结工会的瓦文萨派对统治集团的利用价值。瓦等人1981年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前所述，颁布军管时，雅鲁泽尔斯基政权依然属于一个传统共产党政权。（改革派的阶级属性随着波兰社会生产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而转变是实施军管后发生的事。）但作为统治者，鉴于波兰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险恶经济形势，雅氏一伙十分清楚，把瓦文萨等赶尽杀绝对统治集团一点好处也没有。相反，给他们留一条生路，维持他们在一般工人心目中的地位，为他们制造一个神话，有朝一日，这项“投资”将会为统治者带来“合理回报”。
1981年12月13日宣布实施军管，部份团结工会领导人逃脱追捕，潜入地下。地下组织中包括瓦文萨亲密盟友布席克，亦包括很多瓦、布的左翼政敌。几个月后，左倾地下领袖先后一一就逮，几乎无一幸免。相反，布席克却能一直“逍遥法外”。根据一名与布一同在地下工作的工会分子柏•巴克科斯基（Pawel Bakowski）后来透露，他经常发现自己被保安人员监视和跟踪，但虽然他排名于通辑令前列，他一直没有被逮捕。布席克本人最后被捕的情况也颇堪玩味。他于1986年5月31日就逮，两个月后，政府宣布大赦，布又再恢复自由身。大赦后，保安人员与约三千名地下分子接触，向他们展示大批有关他们地下活动的详细资料，显示他们没有被捕，并非因为警方没法追寻他们的行踪。政府对不同政治倾向的地下分子的差别对待，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注76）
波共内部当然亦有保守派。根据本文分析，保守派为以中央部委为核心的传统官僚资本阶级的政治代表，建制内的社会基础为一些依赖国家照顾养活的企业干部和低层小干部。波兰的经济险情令保守派不成气候。旧有统治形态的腐烂蔓延至整个原统治阶级。副总理、中央部委高官也不甘后人，参与干部私有化，在经济混乱中分一杯羹。当然，抱残守缺仍有人在。但这条道路只会导致原统治阶级与国民经济玉石俱焚。不论改革派或保守派都认识到这个冷酷的现实。继续进行干部私有化，累积原始资本以便能够在市场机制底下以新的形态保留统治阶级地位，成为原统治阶级的唯一选择。改革派能在党政军内压倒保守派，便是以此为客观基础。
如前所述，1987年4月，政府公布“第二步”改革方案。政府1982年在军管下实施第一步改革，已胆颤心惊，在征收工资增长税时容许多项豁免。现在工人阶级被镇压后元气已开始恢复。生死存亡攸关，政府不敢掉以轻心。1987年5月，政府通过法例，宣布11月就经改方案进行全民投票。（注77）投票提出两个问题：1、“你是否赞同全面实施已提交国会的关于彻底把经济治愈的方案？这个方案目标在于使社会生活情况显著改善，但［人民］需要渡过充满迅速改变的两至三年的困难日子。”2、“你是否赞同［实行］把波兰政治生活深刻地民主化的模式？这个模式目标在于加强自治、扩大公民权利、和提高公民对管治国家的参与。”（注78）
政府刻意把两个问题复杂化，又把方案／模式的目标加插其中，显然是希望藉此操纵结果。
团结工会马上作出反应，呼吁人民抵制投票。投票前，政府表明，即使不能获得多数支持，经改也势在必行。
11月29日，投票如期举行。团结工会的抵制号召没有得到人民响应。投票率为67%。两个问题获得的肯定答案先后占票数中66%和69%。这相等于全部合资格选民44%及46%。虽然5月的法例规定，要得到全部合资格选民半数或以上赞成方案算通过，但政府依然宣布结果代表人民支持改革方案。
投票结果对政府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但总算不致一败涂地。于是，政府按原定计划把方案付诸实行。“好戏还在后头”，方案实施后不久，令政府寝食不安的工人运动幽灵终于再一次出现。
如前所述（见《经济危机》一章），1987年实际收入已下降4%。“第二步”改革令物价上涨100%至200%。
1988年4月底碧高殊市（Bydgozcz）爆发罢工。罢工由官方工会发动；团结工会如在梦中。工潮迅速蔓延到各地，工人自发成立罢工委员会。罢工不仅与团结工会无关，当工潮波及劳华克达钢铁厂（NOWA HUTA）时，当地团结工会分子基于不认识罢工领袖的理由，竟指责罢工为政府的挑衅行动！一些老团结分子甚至不愿意踏足被工人占据的厂房、船坞。瓦文萨不愧政治敏锐性强。他知道自己一派的机会已经来临。列宁船厂一卷入工潮，他马上返回船厂，“支持”工人。4月至5月的工潮规模绝不能与1980年相提并论。受影响的企业仅数十个。但这经已足够使政府作出让步，答应增加工资。（注79）
8月，工潮再度爆发。跟4月至5月一样，这次工潮亦是自发的，团结工会没有插手。工潮规模和上次相若。政府亦照样加薪以平息事态。（注80）
加薪为黑市外汇市场制造恐慌。兹罗提对美元汇率从5月的1400下跌至2000。年底，更创3400高峰，平均工资以美元计降至仅15元。居民担心物价会上涨，纷纷进行恐慌性抢购。（注81）
政府急于让步是因为波兰再受不起另一次庞大工运的冲击，所以希望尽快把工潮平息于萌芽阶段。但政府的让步对经改构成沉重打击。兹罗提的贬值十分形象化地把问题勾划了出来。根据波兰财政部长说，国际货币基金会要求波兰把人民生活水平削减10%。（注82）面对以上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局，政府唯有打出它悉心经营数年培养出来的最后一张皇牌。
早于1988年8月工潮进入第二浪时，雅鲁泽尔斯基已首度提出与团结工会对话。1989年1月，波共中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内政部长施•基茨泽克（Czeslaw Kiszczak）、总理拉科斯基、国防部长科•史柯域基（Florian Sawicki）四名政治局首脑提出要求，把团结工会合法化和与工会展开对话，否则四人将集体辞职。激烈辩论后，由于保守力量没法提出其它可行方案，中全会接纳四人的要求。（注83）
与团结工会对话是一张一石二鸟的皇牌。一方面，由团结工会呼吁工人“勒紧裤头”，政府便得到把经改付诸实行的空间。另方面，对话可成为政府向西方国家求助的谈判资本。当然，政府需要付出代价，把部份权力让出，给团结工会分一杯羹。但既然新兴干部阶级单凭自己的力量已面临绝境，改革派付出以上代价来换取这个阶级的发展空间和生机，不失为一宗有利可图的交易。
1980～81两年，波兰偿债率为99%及87%。论经济危机，波共政府已前无去路。与此同时，团结工会会员一千万。面对这种经济形势和实力如此雄厚的对手，波共在苏联催促下，毅然进行镇压。如前分析，考虑到波共政权当时的阶级属性，镇压是符合逻辑的决定。1988～89年，经济危机依旧，但团结工会已徒具虚名（上文已论及这点，下文会有进一步分析），自发工潮规模不可与1980～81年同日而言。政府这次却相反选择与团结工会进行妥协。这种转变不是出于雅鲁泽尔斯基等人经过七年变得“明智”。也不是瓦文萨派奉行“见好就收”、“自我抑制”或“自限”策略（注84）的成果。这七年间，波兰经济形态出现重大变化。民营企业家阶级与新兴干部阶级携手齐齐“发迹”，两者关系千丝万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波兰险恶的经济形势无法改善表明，原统治阶级的唯一出路，便是继续沿着这个轨迹发展。向团结工会提出对话的雅鲁泽尔斯基政权，阶级属性自1981年实行军管后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提出对话的对手，瓦文萨一伙已经不是旧日的工运分子。
简而言之，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圆桌会议谈判双方不是一个斯大林政权和一个自由工会。相反，圆桌会议是新兴干部阶级与民营企业家阶级在受到工人反抗进一步经改的压力和威胁下，重新分肥的一场政治角力。讽刺的是，瓦文萨派这一次机遇，是拜工人运动所赐。但工人却成为上述分肥的局外人和牺牲品。笔者在上文把工运在波兰变局的角色形容为“催化剂”便是这个意思。
应当清楚，即使苏联反对这次谈判，这只会带来波共与苏联发生冲突。新兴干部阶级为了自救不会再听命于苏联。
不明实情的人还天真地以为圆桌会议是“理智”、“开明”的事物。谁知它是两个新剥削阶级之间重新分肥、私相授受的勾当。如笔者在第一章指出，不从阶级分析出发，便无法理解为什么1980～81及1988～89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而波变局就始终属于一个谜。
有一种意见认为笔者把群众运动在东欧变局的作用“贬低”，是“太过绝对化”。这种空泛的批评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根据事实讲道理。当然，东、捷等各国的群众运动在各国本身的变局中发生一定作用。但就整个东欧变局而论，若非拜波、匈两国变局及苏联对该两国不干预所赐，上述各国便不会出现群众运动，而各国政府亦不会那么轻易让步。基于波变局在整个东欧变局的角色，波兰工运是东欧变局所有群运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运动。它在波变局的角色也不外如上述。鉴于以上，笔者用“从属”来形容东、捷等国的群运在整个东欧变局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把它们“贬低”，读者自必有公论。
圆桌会议（1989）
1988年的罢工浪潮使团结工会从一个神话变回一个实体。罢工工人发觉以前的团结工会已不再存在，于是自行组织新的团结工会。如前指出，自发工潮爆发之初，很多老团结分子、领袖置身于度外。88年末，他们纷纷再次投身工会运动。前述的恩尼斯表示说到底，自己始终还是一个工会分子。
一般而言，罢工工人并不欢迎老团结分子。1981年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达‧积迪纳克（Tadeusz Jedynak）从澳洲赶回他原来任职的企业，罢工工人最初甚至不准许他进入厂房。类似的情况到处都有发生。工人的政治感觉告诉他们，这些老团结分子现在突然再次出现，是政治机会主义所驱使。
新团结工会与81年的团结工会有三个重大差别。首先，它规模小很多。1989年3月，格但斯克所有企业中，少于10%（116个企业）成立了团结组织委员会。其次，1980—81年扮演主导角色的技师、工程师很少参加工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拜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所赐已晋身为另一个阶级。第三，工人与工会领导之间存在着一个阶级鸿沟。1980—81年，虽然团结工会基层当中不少人对瓦文萨派不满，但始终，大家都属于工运分子，只不过倾向不同而已。现在，如前所述，瓦一伙的阶级属性已出现了变化。（注85）
瓦一伙在新团结工会的领导地位不是通过民主过程产生或确立的。相反，他们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和政府有份参与营造的传奇地位，把自己自封为领导。早于1987年8月，工会1981年全国委员会当中22名委员要求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被瓦文萨拒绝。（注86）团结工会政府成立以前，瓦文萨一伙一直拒绝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他们深知，鉴于很多活跃的罢工分子不接受老团结分子，他们没有把握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新工会的领导。不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自发工运便很难产生在全国具威信的新领袖；这样，纵使很多基层罢工分子对瓦等人有所不满，他们的地位仍然稳如泰山，别人无法取代。（注87）
工潮爆发给瓦文萨一伙创造了机会，但要把握这个机会，他们必须表现出能够驾驭工运的能力。于是，一如1981年，他们奔走全国，到处努力平息工潮。（注88）但进入1989年初，罢工仍然不绝。
瓦文萨1987年8月拒绝召开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会议后，著名工会左翼领袖兹维亚仁达、鲁劳斯基、和马‧佐锡克（Marian Jurczyk）开始组织一股与瓦文萨派抗衡的势力。1988年12月，近卅个全国委员会委员再次要求召开会议，再度被瓦文萨拒绝。12月18日，他们正式成立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工人小组（Workers Group，一译Working Group，下简作工人小组）。（注89）如前所述（见《干部私有化》一章），对照于瓦文萨派当初对干部私有化所采取的回避态度，工人小组一早便开宗明义地对这种情况加以批判和反对。工人小组反对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任何改革方案，呼吁瓦文萨派不要出卖工运。（注90）
政府向瓦文萨派提出进行对话的条件是瓦文萨派同意：①平息工潮，控制工运；②支持经改方案；③提高劳动生产率；④不接受西方工会物质援助；⑤打击工运“极端分子”；⑥参加非对抗性的国会选举。（注91）显然，政府已显示出容许瓦文萨派分享权力的准备。
不用政府提出，瓦文萨派亦会以平息工潮、控制工运和打击“极端分子”为己任。库伦在团结工会机关报《团结周刊》（Tygodnik Mazowsze）1989年1月25日号说：“我们不会发动罢工，它们是有害的……我们甚至会遏止它们……。”（注92）瓦文萨1989年1月19日发出呼吁：“今天，波兰不能承担罢工的后果，我不希望见到罢工压力增加……”（注93）瓦后来于1989年8月更说：“我不希望建立一个强大工会……今天，人们应该首先把自己视作波兰人，然后才视自己为工会分子……。”（注94）当然，瓦等人以保障国家经济为大前提做借口。但抽象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意识形态。以当时（至今也一样）波兰社会格局而论，所谓国家利益，首先是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两者的利益。波兰工人阶级由1988年起至今被当作改革的祭品的历史，是最雄辩的指证。
瓦文萨派对工人小组深恶痛绝（原文“深痛欲绝”）。他们和政府异口同声，一唱一和，抨击工人小组危害改革。瓦文萨本人甚至抄袭政府以前用以对付他自己的手法，暗示工人小组为西方国家敌对势力的傀儡：“当我们在此进行斗争时，他们多人前赴西方，所以他们有钱（用以煽动罢工）。”（注95）
除工人小组外，另一支使瓦文萨派和政府头痛的力量是官方工会（波文简作OPZZ）。随着旧政权出现瓦解趋势，OPZZ竟然重新扮演起工运分子的角色。圆桌会议上，瓦文萨派同意限制罢工权利。这不仅在团结基层引起极大反感和不满，OPZZ也加以猛烈抨击。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把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率订于100%。原先，瓦文萨派反对所有自动挂钩安排。但备受压力下，他们终于和政府达成协议把挂钩率订于80%。1980年，团结工会要求划一加薪额（这会缩小不同工资之间的差额）。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同一要求，但瓦文萨派相反要求划一加薪率。（注96）
可以看到，当政府与瓦文萨派在1989年初同意进行对话时，瓦等人的工运改良主义分子成份十分低。后来，在备受工人小组、OPZZ和工会基层的压力下，他们被迫把这个成份提高。但这没有改变政府对瓦文萨派两者之间的谈判的基本阶级属性。
圆桌会议分三个层次进行。最高为所谓“Magdalenka Group”，由瓦文萨和内政部长基茨泽克将军各自率领四至五名首席顾问进行谈判。团结工会一方成员包括库伦和亚‧米兹力克（Adam Michnik）。谈判内容涉及最重大的宪制决定，如政制改革、国会选举等。之下有几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讨论（宪制以外的）政治改革、经改和工会问题。再下为其它小组委员会，讨论房屋、教育等事项。（注97）
1989年4月5日，圆桌会议达成协议，内容包括：①设立由国会选出的总统职位。总统不干预政府的日常运作，但有权进行法令统治；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解散国会；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外交和保安（包括军队和警察）属其职权范围。②1995年，第二任总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③设立100个议席的参议院。参议院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就一些特定法案，对下议院的决议有否决权。④下议院（SEJM）460席当中161席（35%）通过自由选举产生。⑤下一届国会（四年一届）全部议席经由直接选举产生。⑥容许反对派出版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拨出一定时间供反对派使用。⑦司法部门独立。⑧把地方政府民主化。⑨工资与通胀挂钩率订为80%。⑩正式把教会合法化；及正式把团结工会合法化，但附加限制罢工权利的条件。（注98）
圆桌会议还通过一个经改方案。方案确立：“容许所有制结构自由发展”，换句话，政府对各种经济成份一视同仁；“建立市场关系和竞争”；“废除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残余因素，把计划限于制订国家经济政策，该等政策透过经济杠杆实现”；“以专业能力作为选拔企业主管干部的标准”；“对企业实行划一财政措施”。方案还谈到“把国营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把国营企业“转化为有限公司或工人合作社”；“出售（企业）股份”；“把长期亏蚀企业清盘”；“废除货品配给和行政订价”，即把价格放开，以达市场供求平衡，换句话，容许物价大幅上涨；“废除行政订定汇率和贴现率”；“最迟于1991年初成立股票交易所”。方案指出：“宪法（应该）保证所有制多元化的永久性”。对外而言：“我们预期波兰的外国伙伴对我国公共事务各方面的转变给予理解和具体支持……西方投资者提高在波兰投资的兴趣……通过非传统的财政解决方法把波兰的外债减少”。所谓“非传统方法”指把债项变为波兰企业股份。（注99）
经改方案与拉科斯基政府的改革方案（注100）大同小异，充份表现新兴干部阶级与民营企业家阶级利益吻合的一面。
上文论及，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也有利益冲突。圆桌会议基本上代表这两个阶级重新分配利益的政治角力（说“基本上”，因为瓦文萨派出于其历史渊源和受制于上述的压力，不得不在会议上提出一些工运要求）。雅鲁泽尔斯基同意向团结工会让出部份权力，但没有打算放弃共产党的主导权。对于新兴干部阶级来说，政府保留在波共的领导下十分重要。这点我们在论述匈牙利变局时已有所分析。88年下半年至89年初的工潮规模有限表示瓦文萨派所能从波共争取到的让步亦有一定限度。根据协议，第一任总统任期六年，由国会选出。如无意外，波共在国会得到绝对多数支持应该没有问题。故此，雅鲁泽尔斯基成为第一任总统；波共领导首届任期四年的政府，似成定局。换句话，新兴干部阶级可以有四至六年时间充份发展自己，完成上述的过渡。
但一如匈牙利的情况，国内外事态的发展超出了雅鲁泽尔斯基政权的估计。新兴干部阶级到头来为圆桌会议这宗交易所付出的代价，比预计为高。
圆桌会议协议签署后，美国总统布什4月17日公布经援波兰计划，包括给予波兰最惠国待遇、重新安排还债日期、鼓励美国商人投资波兰等。（注101）6月12日，雅鲁泽尔斯基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会面，撒切尔表示会协助波兰向巴黎会所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寻求延期还债。（注102）
团结工会政府的成立
6月4日国会选举投票率仅62%，竟然比1987年11月29日全民投票还低5个百分点，令不少人感到失望。瓦文萨派智囊布•谢拉麦克（Bronislaw Geremek）承认：“投票率低是现时情绪的重要标记。部份与反对派有密切关系的选民没有投票，多半是出于反对与政府进行妥协。”他担心“社会爆发无法控制的动荡的危险依然存在。”（注103）
参议院全部100个席位被团结工会囊括，下议院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161个议席中，团结工会包办160个。换句话，国会两院合共560个席位中，团结工会占260个。
7月19日，国会两院投票选举总统。本来，波共联同卫星党联合农民党（波文简作ZSL）和民主党（波文简作SD）合共占300个席位（其中两个卫星党共占103个），雅鲁泽尔斯基当选应该没有问题。但出乎所有人意料，联农党和民主党议员当中12人（一说11人）竟然投反对票，另外16人投弃权票。由于投票当日有部份评论员制度，上述议员的反叛顿时令雅能否顺利当选变成疑问。事实上，倘使团结工会议员全部投反对票或弃权票，雅便肯定无法得到多于半数票。
但事态发展却可谓峰回路转。最后进行投票的是一些团结工会议员，他们知道自己的投票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此紧急关头，他们当中7人故意投了7票废票，雅所需要的赞成票数目便因此而减少。终于，雅以270票赞成，233票反对，34票弃权，一票之微当选。（注104）
其实，考虑到当时国内外形势，部份联农党和民主党议员叛变，不应使人感到太大意外。1989年1月，匈牙利通过实行多党制。6月13日，政府与反对派召开圆桌会议，讨论议程包括订定举行完全开放的多党制选举日期（原则上已定于1990年夏天前）。苏联对波兰和匈牙利事态发展一直采取不干预政策。6月4日选举充份显示波共的脆弱。以上都是促成卫星党叛卖波共的客观因素。
雅鲁泽尔斯基得力于团结工会议员的帮忙才能当选的消息传出后，引致工会基层极大不满。这个不满和波共与卫星党之间所出现的裂缝，促使瓦文萨一伙决定不再遵守圆桌会议协议。
7月25日，雅鲁泽尔斯基向瓦文萨表示新政府21个内阁席位中，可给团结工会7个，但为瓦所拒绝。（注105）此时，瓦已和联农党和民主党展开谈判，谋求它们协助，阻止基茨泽克组织新政府。
8月7日，瓦文萨公开表示：“我对由基茨泽克将军成立新政府提出抗议。解决现时环境的唯一方法是由一个由团结工会、联合农民党和民主党组成的联盟成立新政府。”（注106）
卫星党的背叛终于迫使基茨泽克放弃成立新政府的努力。瓦文萨向雅鲁泽尔斯基提名三人供他选择：席伦、谢拉麦克（教授）、马佐维耶茨基（《团结周刊》总编辑）。8月19日，雅提名马佐维耶茨基成立新政府。
8月23日，国会以374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马出任总理。9月12日，新政府正式成立。23个内阁部长当中，团结工会占12席，联农党4席，民主党3席，波共4席。波共4席包括国防、内政和外贸。团结工会让出这些关键席位是雅鲁泽尔斯基同意提名马的条件。另外，国家银行主席（为波共党员）为部长会议（即内阁）当然成员。内阁名单得到国会以40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注107）
新政府成立后，立即把圆桌会议协议的经改方案付诸实行。（注108）1990年1月1日，在团结工会政府顾问、美国著名“反通胀”经济学家萨克斯（注109）建议下，政府推行“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注110）“休克疗法”推行年半以来，波兰经济每况愈下。所谓“属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会政府向工人展开历史上罕见的疯狂打击。
1990年4月19日至24日，团结工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召开。圆桌会议期间，工会内部的反对势力有一定声势。当时，不少人预料兹维亚仕达一派会把工会分裂，另起炉灶，抗衡瓦文萨派控制下的团结工会。（注111）如前所述，选举投票率低令瓦文萨派对反对力量仍然有一定戒心。但团结工会政府的成立使形势全面改观。瓦文萨派的声望和地位达到新高点，他们现在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把持工会。
不论按照一般会议程序或工会的规章，瓦文萨都应该向大会提交主席报告。但他竟然懒得这样做。（注112）他把工会基层和代表视作自己的随从的态度，可见一斑。可悲的是，备受蔑视下，大会依然以78%压倒多数让他连任主席。（注113）
二大通过的纲领说：“工会将参与把波兰政治和经济制度改变，但它会把保卫工人的权利和利益置于首位。”（注114）工会去年多来在“休克疗法”下的表现，证明这个承诺仅为花言巧语。纲领给予西方资本主义充份肯定及认同：“经济改变必须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把资本积累的自由……就业的自由（按：即裁员的权利）与国家介入的成份……结合起来。”（注115）这与一大通过的“自治共和国”纲领形成鲜明对立。
前面分析，瓦文萨一伙有双重阶级属性，以代表民营企业家阶级为主。圆桌会议期间，受制于基层和左翼的压力，他们的工运改良主义者成份有所提高。圆桌会议后，他们这个成份的比重迅速下降。1989年8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提名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之日，瓦文萨发人深省地公开表示：“我不希望建立强大的工会，因为一个有一千万会员的团结工会会成为对付政府的武器。”（注116）瓦所指的政府，是马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这个新政府即将盗用“工人政府”的名义，实行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经济方案。
※ ※ ※
1989年8月初，雅鲁泽尔斯基辞去波共第一书记职位，由拉科斯基代替。9月中旬，波共政治局向中委会建议把党变为社会党。（注117）17日，中委会草拟一份新党纲，向党提议更改党的名字。（注118）1990年1月底，波共召开代表大会，正式自行解散，以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代替。（注119）
1990年9月27日，经过瓦文萨、马佐维耶茨基、雅鲁泽尔斯基和格林普主教（Glemp）闭门会议后，国会以325票赞成，4票反对，10票弃权，修改宪法，把雅的总统任期缩短。较早前，国会已于9月21日通过12月前举行新一届总统直选。11月25日，总统选举进行首轮投票。投票率仅61%。瓦得到最高票数，稍多于39%，但远低于马上当选所需的半数以上。以建设“一个金钱民主制度”为口号的波兰裔加拿大及秘鲁两国双重国籍的商人蒂明斯基（Stanislaw Tyminski）第二，票数近24%。在三个省份，包括工业化重地卡托维奇，他甚至领先瓦文萨。马佐维耶茨基仅得17.5%。在11个省份，他甚至落后于波兰共和国社民党候选人。（注120）
12月9日，瓦文萨终于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蒂明斯基，以75%票数顺利当选，22日正式宣誓就职。（注121）马佐维耶茨基竞选总统大败后辞去总理职位。1991年1月5日，国会批准别莱茨基（Bielecki）出任总理。别为一名商人，他所开办的顾问公司于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前聘用多名前团结分子。他领导的政党，自由民主大会（Liberal Democratic Congress），专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注121）
蒂明斯基现象既是一个讽刺和一出闹剧，也是波兰社会悲剧的写照。经历团结工会的叛卖、饱受政府政策的摧残、打击，波兰人民对任何美丽的谎言都愿意去相信。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上现在已完全迷失方向，任由各个利益集团肆意宰割。
变局后的私有化情况
上文指出，1989年9月团结工会政府成立，对原统治阶级的干部私有化构成一个沉重打击。虽然政府无从禁制拥有原始资本的干部继续进行私有化，干部私有化的条件势必较以前为不利。
但政府着手控制私有化的步伐比匈牙利缓慢得多。匈牙利民主论坛政府1990年4月上台后，9月14日便成立国家财产局控制私有化过程。对照下，马佐维耶茨基政府1990年4月才向国会提交私有化法例草案。
草案建议成立所有制改造部（Ministry of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负责把国家财产私有化。私有化分为两大类。一是由所改部挑选具竞争力的大型国家企业，公开出售股份。小投资者有优先获得配股权利。企业职工可用半价购买不多于20%的股份。大投资者和外资可从二手市场向小投资者进行收购。第二类相等于匈牙利的“自发性私有化”，适用于中小型企业。过程由所改部监督，以防止“病态”情况出现。草案公布后，团结工会表示反对，因为企业私有化后，工会议会在前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下所拥有的哪怕是流于形式化的权力，也将荡然无存。（注122）
1990年9月14日，恩•鲁云杜斯基（Janusz Lewandowski）被任命为所改部部长。（注123）
商业的私有化速度较工业快很多。1991年初，40%已成功或是通过拍卖或是透过出售股票进行私有化。（注124）
根据最新计划，政府于1991年秋成立几个“私有化基金”。基金由西方专业投资经理人负责。政府1992年给公民发换股证，总额约相等于100个大型企业的三成股权。公民必须把换股证存放于各个基金，由基金或是以投标方式或是以认购方式用以换取上述企业的股份。政府所保留的七成股份部份亦会交予各个基金代为托管。作为企业的持股人，各个基金可从事股票买卖、把企业清盘等。基金行政人员的收入与基金利润挂钩。经过一段仍未确定的时期后，公民可买卖他们手上的基金股份。（注125）
应当留意，以上计划只涉及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自发性私有化”依然有效。（注126）
显然，给公民免费发换股证的政治意义比其经济意义大得多。波兰人民现正生活于极度困苦中，换股证可纾缓他们的不满和诱导他们继续忍受下去。但以为他们最终可以从上述计划得到一些免费资产是一个幻想。一些捷克经济学家便批评波兰的计划有误导成份。（注127）很多波兰企业事实上经已破产。人民到头来将会发觉他们手上的基金股份大部份其实一文不值。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企业不愁找不到买家。这些企业都会透过出售股份等各种方法直接进行私有化。只有那些无人问津的企业才包括在换股证计划内。私有化的得益者，始终是外资和国内拥有原始资本的人。国民经济最肥美的部份变成他们囊中物，将被他们瓜分清光。
最近，波兰揭发了一宗丑闻。由于第三世界无力偿还欠债，这些债项在债权二手市场做价一般为债权面值一个很低的比率。1989年7月，拉科斯基政府成立一个偿还外债基金（Fund to Serve The Foreign Debt），职能为在债权二手市场购回波兰的外债债权。基金一直存在到1991年1月。此期间，波兰外债债权做价最低曾跌至面值17.5%。但根据基金报告，它所付出的价钱高达33%。（注128）
以上事例不禁令人产生疑问，在原统治集团分子仍然掌握大部份政企岗位下，究竟团结工会政府对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病态”情况，能发挥多少控制能力？
史萨先（Szczecin）造船厂：即什切青造船厂。
注1：波兰1980～81年工运的资料非常丰富，但本文没有进行详细资料收集，主要依靠笔者的基本认识及手头上的一些简单材料。关于1970～71年工运，读者可参考INFORMATIONS CORRESPONDENCE OUVRIERES，《波兰：1970～71》（POLAND：1970~71）（美国底特律Black & Red出版社，1977）
注2：见柯斯特，同，页91。
注3：乔•哥兰基艾域奇（George Kolankiewica）及保•劳易斯（Paul G. Lewis），《波兰：政治、经济及社会》（Poland: Politics, Economics & Society）（伦敦，1988，页105。
注4：夏雅尔及温里斯，同，页492。
注5：同上注。
注6：史洛基思蒂，同，页32，表2.2
注7：波兰1971年至1977年对全球的进出口比价指数顺序为（1970=100）：105.1；106.1；104.4；102.4；102.8；103.5；102.1。对发达西方国家为（1970=100）：100.7；113.0；107.9；116.6；122.4；119.8。以上见史洛基思蒂，同，页197-8，表A.7和A.8
注8：夏雅尔及温里斯，同，页493。
注9：以下有关1973年改革的资料，见夏雅尔及温里斯，同。
注11：有关这些改革，见温里斯，《波兰经济改革：1973～79》（“Economic Reform in Poland 1973-79”），载《苏维埃研究》，第32卷第一期（1980年1月）。
注12：例如，虽然1987年实质国民生产比1978年低出10%以上（见下文《经济危机》一章），工业能源及燃料消耗反而高于1978年。见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05。
注13：1980年开始，波兰经济急转直下，但该年对西方发达国家贸易赤字仍仩于7亿美圆的水平。1981年微减至5亿。1982年经济处于谷底（该年国民收入比1978年低出25%），这才使波兰对西方发达国家贸易转亏为盈。1982年至1985年四年先后录得6亿；9亿；7亿；及6亿的盈余。以上见史洛基思蒂，同，页44，表2.10
注14：以下有关1982年一轮改革的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史•哥穆尔卡(S.Gomulka)及耶•罗斯杜亚斯基（J. Rostowski），《波兰经济体制改革：1982～1983》（“The Reformed Polish Economic System 1982-1983”），载《苏维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
注15：安•布洛（Andrzej Bloch），《波兰私营部门》（“The Private Sector in Poland”），载《戴罗斯》，第66期（1985～86冬季号），页130。
注16：胡•奎萨（Wolfgang Quaisser），《波兰农业价格政策及私营农业》（“Agricultural Price Policy and Peasant Agriculture in Poland”），载《苏维埃研究》，第38卷第4期（1986年10月），页577。
注17：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18。
注18：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14。
注19：同上注。
注20：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10。
注21：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11。
注22：同上注。
注23：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13。
注24：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16。
注26：由于笔者暂时无法掌握到较为详细的具体资料，故未能就这些改革加以论述。
注27：柯斯特，同，页82-83。
注28：本节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安•艾斯伦特（Anders Aslund），《波兰私营企业的运作》（“The Functioning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Poland”），载《苏维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罗斯杜亚斯基，《波兰社会主义的腐化及私营企业的成长》（“The Decay of Socialism and The Growth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Poland”），载《苏维埃研究》，第XLI卷第2期（1989年4月）。
注28：这些数字是笔者根据波兰农村人口构成（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35）按比例计算所得。
注29：布洛，同，页131。
注30：《国际观点》，第163期，页4引用官方统计年鉴的数字。
注31：柯斯特，同，页82。
注32：见艾伦斯特，同。
注33：同注3。
注34：达尔考科斯基，同，页59，注解24
注35：见布洛，同，页131。
注36：见艾伦斯特，同。
注37：同注3。
注38：艾伦斯特，同，页434。
注39：本节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奎萨，同；爱•谷克（Edward Cook），《波兰农业改革》（“Agricultural Reform in Poland”），载《苏维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
注40：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38。
注41：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29。
注42：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28-131。
注43：本节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第4章。
注44：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28。
注45：达尔考科斯基，同，页60。
注46：罗斯杜亚斯基，同，页205。
注47：同注45；罗斯杜亚斯基，同，页203-204。
注48：同注45。
注49：转引自达尔考科斯基，同，页60。
注50：同注46。
注51：柯斯特，同，页89。
注52：夏雅文，同，页21。
注53：史丹尼斯基思，同，页41。
注54：《国际观点》，第156期（1989年2月6日），页28。
注55：柯斯特，同，页82。达尔考科斯基，同，页61。《国际观点》，第156期，页21。
注56：柯斯特，同，页90。《经济学人》，1990年4月14日号，页21。
注57：同上注。
注58：《国际观点》，第169期（1989年9月18日），页10。
注59：同上注。
注60：同注53。
注61：转引自柯斯特，同，页86。
注62：柯斯特，同，页90。
注63：以上见戈奥力基，同，页66-67。
注64：柯斯特，同，页75。
注65：柯斯特，同，页74。
注66：柯斯特，同，页76。
注67：布洛，同，页130。
注68：同注66。
注69：团结工会一大纲领没有完全否定市场。它的目标为“建立一个把计划、自管和市场联系起来的新经济秩序。但重点在通过民主方法制订计划和工人自管。
注70：以上见柯斯特，同，页76-80。
注71：文件刊于工会地下周报第141期。见《国际观点》，185期（1990年5月21日），页6。
注72：早于1982年12月，TKK号召工人该月10日进行总罢工，已经没有得到响应。
注73：如前分析（第八章，注5），这两个不同的阶级属性统一并存于同一股政治力量，不一定是一个矛盾的情况。鉴于波兰比匈牙利更为险恶的经济形势，这种情况的出现更加易于理解。
注74：虽然新集团在波兰的发展缺乏匈牙利新兴干部阶级由来已久的稳固根基，但到头来，最终结果也大同小异。故此，为文字表达方便起见，本文同样以“新兴干部阶级”作为新集团的名称。
注75：柯斯特，同，页82。
注76：以上见柯斯特，同，页76。
注77：以下有关全民投票的资料，除另加注明外，见占•麦克加力格尔（James P. Mcgregor），《经济改革与波兰民意》（“Economic Reform and Polish Public Opinion”），罢工《苏维埃研究》第XLI卷第2期（1989年4月），页215-227）。
注78：1987年，政府撤销八个产业主管部门，成立统一的工业部，同时把1800个以前直属主管部门的企业转交地方政府。（戈奥立基，同页73）这是所谓加强自治的其中一个措施。
注79：以上见柯斯特，同，页81；《国际观点》，第159期（1989年3月20日），页10。
注80：同上注。
注81：柯斯特，同，页81-82。
注82：《国际观点》，第15期，页11。
注83：柯斯特，同，页83；《国际观点》，第156期，页28。
注84：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理论权威胡平在民联机关刊物《中国之春》杂志1990年4月、5月、6月、10月及11月号发表长文《八九民运的反思》评论中国八九民运的失败，提出一个叫做“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民运“策略原则”。笔者曾就这个“原则”及胡平对中国八九民运的评论提出详细的批评（刘荣锦，1991）。
注85：以上第一及第二点见柯斯特，同，页84-85。
注86：柯斯特，同，页86。
注87：瓦文萨派不限于把自己自封为新工会的领导。1988年秋，不少老团结分子回流。罢工工人要求以企业为单位，自下而上选举工会代表。瓦文萨派却强行自上而下地把已经离开了企业的回流分子任命为企业的工会“代表”。（史丹尼斯基思，同页49，附注36）这种任命制度与共产党的干部制度（Nomenklatura）同出一辙。无怪工人小组（见下文）把团结工会的Nomenklatura与政府的Nomenklatura相提并论。
注88：详见《国际观点》，159期，页10-11。
注89：史丹尼斯基思，同，页40；柯斯特，同，页86；《国际观点》，159期，页12。
注90：柯斯特，同，页86。
注91：《国际观点》，156期，页28；《时代杂志》，1989年2月20日号，页18。
注92：转引自《国际观点》，159期，页12。
注93：转引自《国际观点》，169期，页7。
注94：转引自《国际观点》，159期，页10。
注95：转引自柯斯特，同，页86。
注96：以上见柯斯特，同，页85-87。
注97：以上见柯斯特，同，页83。
注98：《时代杂志》，1989年4月17日号；《国际观点》，166期，页18。
注99：以上见《国际观点》，163期，页4。
注100：《国际观点》，171期，页5。
注101：《国际观点》，163期，页3。
注102：《国际观点》，166期，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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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诗歌联盟，劳动者的文艺同盟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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