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5:56
波兰政治革命的新进展
《国际通讯》社论
在严重经济危机冲击下，波兰群众运动变得激进，与波兰官僚政权的冲突变得尖锐和有力。例如在选举企业领导，争取自治运动，质疑波兰议会有没有权力单独决定关于自治的法律等方面。团结工会第一届大会标志着波兰工人的行动和组织踏进新的阶段。苏联和波兰官僚亦更趋强硬，对团结工会公开恐吓。大规模的对抗正在预备中。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继续加深。无数必需品需要配给，并且严重短缺，例如肉、糖、奶、牛油、肥皂等。人龙越排越长，甚至要轮隔夜，无产阶级的反应是清楚而强烈的，巨大的反饥饿游行在罗兹市及其他城市爆发。无数的罢工显示了工人拒绝接受恶劣的生活及工作条件。记者与学生抗议官方的检查制度。国家航空公司的雇员争取委任公司的领导。在所有这些行动中，都暴露了官僚的寄生虫式和反动的性质，显示他们要控制权力支配，以保持特权，而对解决危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另一方面，受激怒的官僚企图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游行，使警察对付工会活跃份子。在九月中，政府再次拒绝释放波兰独立联盟的政治犯，更宣布比德哥什事件因为“找不到行凶者”而结束调查。
[译者按：政府在十月宣布香烟等物品再加价，也可看成是政府对工会的一连串行动的延续。这些行动加速了社会分化，迫使大部份工会会员走向更激进，小部份则向官僚的压力屈服。]
争取自治的运动继续发展，在企业内成立工会议会的数字在最近增加了很多。例如在罗兹市，在六月还只有几个工人议会，到了九月中，大部份的工厂已出现了工人议会；在西里西亚煤矿，矿工亦正在成立工人议会。此外，省级的联系亦开始建立起来，并讨论如何解决危机。正如罗兹市团结工会的一群战士在八月宣称：“从1956、1957年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中，及意识到工人的统一及团结的行动的力量，我们相信必须采取主动，在全国省级的工人议会引起辩论和共同工作。我们相信工人自治运动的自然发展及其潜力的来源是共同工作，互相支持，在省以至很快地在全国层面上统筹工作及共同代表的组织。因此我们主动呼吁成立罗兹省区的工人自治省际制订委员会。”
企业的工人议会与省及全国性自治组织的关系仍在讨论中；省际的统筹应该是简单的交换经验的地方，还是决策的组织呢？但自治运动进展的快速速度反映了工人深信要解决现在的危机，一定要在经济及政治层面将事情抓在自己手中。这也是团结工会首届大会的标志之一。
很明显地，最后日子日渐迫近。社会及政治过程的加速发展，令群众运动与官僚之间的总对抗看来已是不可避免，大会中的辩论显示了工会中不少战士现在已明白到这一点。由自治运动实际带出的权力的问题，在大会中表现出来，不单是在讨论全民投票方面，且在各代表提出的建立自治组织的中央机关、第二个自治的国家议会方面。一个来自卡高维的代表说：“团结工会不应害怕介入政治决定的道路。我们知道人民等待我们。要求对自治进行全面投票，已经实际上超越了工会的范围，闯进政府的禁区了。但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如果我们拒绝这样做，便无法解决危机，并会令我们的运动慢慢走向死亡。”
一些代表提议不向国家议会呼吁：“团结工会应该自己组织全民投票，我们知道当局只是说了就没有下文。我们没有期待政府做什么。我们知道它什么也不会做。”罗兹及韦克劳的代表向大会解释一定要就这个问题向国家议会和政府挑战：“必须令群众信服。一定要令人民清楚见到国家议会拒绝组织一千万人要求的全民投票，这是让全体工人加入我们运动的条件。”在技巧上倚靠宪法以鼓动自治运动而支持全民投票的代表证实了他们的深刻的政治意识。
[译者按：团结工会领导层在大会休会期间与政府就委任企业领导达成了妥协。除了一些所谓重要的职位由政府单独委任外，一般企业领导由政府与工会共同委任，双方有权作出异议。工会领导并放弃坚持全民投票。这个妥协事前未得到大会或全国代表委员同意，而且不符合大部份代表的意愿。到了大会第二轮召开时，工会领导层受到大会代表抨击。大会并通过议案，对这种破坏工会内部民主的独裁行动加以谴责。事件反映了工会基层的激进化及对民主的重视，和工会部份上层领导对波共的妥协性。]
代表从大会开始便坚持立即讨论纲领，显示了他们明白到必须以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危机。“我们必须为解决危机，提出解决方案。起码一定要在本月底决定纲领的主要路线，令工作委员会能在休会期间知道在什么基础上工作和令我们能在自己区域证实我们提出的道路是反映了基层的要求。”
大会向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呼吁，反映了群众的政治化和准备向苏联及其傀儡官僚战斗的意识。在宣读呼吁时大会所表现的热情，说明了工会一年来的进展，苏联官僚层清楚明白到这些含义。所以立即在各方面施加新的压力，包括对工会温和派的压力，要求他们制止大会第一轮会议的政治动力，在第二轮会议压制直接的政治要求。
工人的激进化与官僚的顽抗令所有人都看到对抗的可能性，每个阵营都在准备，包括希望对方作重大让步而避免对抗。幻想正走下坡的官僚与日渐上升但仍未集中起来的工人力量在“国家利益”底下妥协，是不切实际的。双方只能在一个上升中的革命时期共存。长远来说，他们是不可调和的，一方只能靠消灭另一方而生存下去。
推动工人议会在地区、省及全国走向中央化的力量表现在立即选举基于工人议会的国会第二院的要求上。再加上对自治性质的明确化，即应该民主地计划而排除市场调节的控制性，这些要求是群众对政治的权力、阶级力量、工人力量的问题的答覆。
波兰政治革命的新进展更加强了国际工人运动对波兰工人的支持的必需性：
反对波兰和苏联官僚的镇压的威胁！
反对帝国主义、国际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经济压力！
支持勾消波兰的所有债务！
1981年9月19日
（节译自1981年9月28日《国际通讯》法文版社论）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5:56
进行中的波兰政治革命的初步教训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摘要）
（小点节译自1981年7月6日的《国际通讯》法文版）
筹款呼吁：以波兰文出版社会主义文献（已校）
经过三十六年的官僚统治，波兰国内连文字也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真实性。我们常听到工人说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但赞成工人权力。波兰的战士想知道世界各地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便思考问题，但这样做时，他们不只碰到官僚的消息封锁，更遇到官僚层在他们与社会主义之间树起的虚假障碍。
幸而我们知道今日波兰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些消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歪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层与社会主义民主（工人在每日的斗争中复活了社会主义民主）之间进行的生死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波兰工人要取得国际阶级斗争进展的资料时，遇到极大的困难：关于中美洲的革命，关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抢掠，关于法国左派竞选胜利的确实意义，关于在中国或在东欧国家的反官僚斗争，等等。
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斗争不限于波兰国土之内，知道其他政府也如波兰官僚一样对他们的斗争感到极不安，简单来说，知道他们的斗争是有着全球性意义的整个运动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完整的一部份。
为了尽一分力协助打破官僚消息封锁和歪曲的石墙，第四国际决定了出版《国际通讯》的波兰文版，这是一份分析和报导国际动态的评论月刊。
第四国际也正在进行出版波兰文书籍，其中包括捷克七七宪章民主运动领袖彼得.欧尔的著作《被囚禁的社会主义》——这本书是反对官僚权力的斗争武器。
这些努力都需要物质资源。
因此，我们呼吁你们——第四国际的成员及同情者，工人和工会战士，所有支持波兰革命的人——协助推进这个工作。
请捐助第四国际的“波兰文出版基金”。
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让我们一同采用波兰工人的革命口号：“为了争取你们和我们的自由！”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2-16 17:47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5:59
《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波兰——新时代的开端
作者：（法）于迪
当波兰工人提出“工人解放将是工人自己的任务”这个口号时，官僚层大为振荡，整个欧洲稳定的维护人大为震惊。
自从工人阶级开始动员，击退政府提高食物价格的决定后，至今已有两个多月。工人很快赢取了大幅度加薪，这些初期的胜利，更增加了他们的自信。斗争令他们有机会在组织上跨进一步。工人基于这些胜利，提出远超于肉类价格的要求。官僚层本身的权力也受到质疑。
打击官僚制度的中心
格但斯克船厂工人打开了铁闸，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向前急涌。占人口49%的体力工人是独立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这个发展是“人民民主国家”前所未有的。这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事实上，自1970年以来，尤其是更急剧地自1976年以来，波兰工人一直在工厂和工作间团聚其力量。自1976年六月事件以后，工人围绕越来越特定的要求进行了无数次动员，集中于要在工厂内成立自治的工人组织。
整个过程已经取得了成果。《工人报》等报刊的传散，帮助建立起许多不同斗争和组织经验的联系（即使是薄弱的联系），不同的工人团体因而得以在要求和策略上精益求精。
格但斯克、什切青、禾路高、罗华许达（钢铁厂）和乌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围绕明确提出的要求和以高度的自我组织而进行的行动，冲击着官僚控制制度的核心。
官僚特权阶层能够幸存，基本上是将工人阶级保持非政治化，因而阻止工人阶级的活动。镇压、官僚层对消息的封锁、严厉地控制例如工会等组织、一党政制、组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所有层面（基朗和莫西里斯基称之为“组织起无组织状态”）等等，构成了官僚层的武库，阻止工人任何新的行动和组织。
然而，斗争经验的积累，容许了一个受斗争磨练的工人层份艰苦地形成；它能够利用官僚层的弱点和经济危机的深化（后者对官僚领导层又产生反响）。这就造成了条件，使能开始克服官僚层树立起的障碍。
成立自由独立的工会、废除新闻检查，这些要求为所有罢工委员会所提出，代表了对官僚特权不可容忍的攻击。官僚层僭取了许多物质特权都依靠这些；因此，盖莱克宁可作出任何物质让步，甚至答允建造一座纪念碑纪念警方在1970年谋杀了的“煽动者和反社会主义分子”，而不愿意容许能发挥效力的自由独立工会。
有组织的工人和经济管理
工人取得了许多有关企业的知识，吸取了高木加、盖莱克、巴比乌奇等人无数允诺的教训后，就走到危机的根源——官僚政权。他们明白每次工人阶级指出来时政府被迫承认的“错误经济决定”，实际上是官僚管理的必然结果，即是说，这个计划制度的动力，是一个特权经理阶层的利益和党国不分的架构的领导人的需要两者的结合。这就不得不扩大各式各样的扭曲和浪费，它们转过来又受到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压力所影响。
当一个经济制度里所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拥有、宪法禁止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掌有外贸垄断、计划由中央推行，那么，要令经济能最有效地运作，就唯有通过联合工人对计划、生产和分配的民主控制。这就是波兰工人本能地明白到的，他们解释说：“工会必须能够讨论每个企业内的生产计划。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避免一些灾难性的错误，例如在格但斯克建立一个新的预制房屋建筑材料的工厂，可是头两个这类工厂的开工率还未到三或四成。”
无疑地，最觉悟的工人经过多年的经济困扰，已认识到加薪甚至是工资随物价上升而调整等，都是不稳定不可靠的。为了要对抗剧烈的危机，他们要为自己提供自己的工具。要不但能保卫他们的物质利益，而且能令他们在经济平面的权利和选择取得力量。工人要求自由和独立的工会，要求有能力相互联系并公开发表意见，尤其是针对经济政策的大问题和它所意味的基本选择。
面对经济危机，官僚层的反应与工人的反应截然相反：工人必须更艰苦工作，增强劳动纪律，接受“波兰所必需”的牺牲——为的是盖莱克、巴比乌奇和瓦盖斯斯的波兰！
应付危机的上述两个答案的根本差异，揭露了今日波兰的分界线：一方面是一个少数层份——特权的和寄生的，它自称代表着工人，而这些工人正是被它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和独立组织；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它的数量上的增长和日增的教育和文化，已令它成为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候选人，它目前的行动立即显露了它担负这个任务的意愿和能力。这就是真正分离着波兰的东西，而不是天产教意识的歪曲镜子所反映的错误前景，也不是“经验与前景”组织的改良主义演讲。
权力的问题
再一次地，波兰工人蜂起显示了：工人运动每一次增强，工人阶级进行的每一次有组织的行动，都朝向恢复社会主义民主。它的意义是：这政权的政治权力将操在无产阶级手中，通过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和人民代表会而运作；在代表会中，所有意见都可发表（这需要一个多党制度和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而计划是从属于工人的战略性抉择和民主控制。
许多事物显示这个广泛运动的基本动力正朝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走：直接的群众民主，标志了罢工的组织过程；不同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开始进行联系协调；对罢工者印行的工人报纸进行讨论；工人的要求本身；工人对保存生产工具的关注；等等。
但要成立这样的政权，就表示要废除官僚层的控制，即要推翻当权阶层，将政治和经济权力交到工人手中。正在波兰进行的冲突，将这个问题——政治革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就是这个，令盖莱克们和华哥斯基脸色转为苍白，正引起波兰统一工人党架构上层严重危机，引起党基层的不满、请愿和重组，使教会官僚热烈同意支持党（《人道报》宁可让波兰大主教发言而不让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发言，并非意外之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专家”呼吁要温和节制——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提出权力的问题。也正因此，舒密特、卡达以及戴斯唐等都向波共第一书记表明他们乐意帮忙——“由于政治原因”，正如德国大使所强调的。
也因此，西方银行同意提供新的巨额贷款给盖莱克政府。
这次工人的蜂起浪潮，如布拉格之春在六八年所做到的一样，在客观上要求在议事日程上提出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需要；该代表大会可作为集中化和行动的途径，以表达工人的意愿。这个代表大会将会是对于重要的权力问题的初步反应。
工人正确地宣称经济危机因政府无能而加剧。政府没有群众的支持。盖莱克本人不是说过：“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已被深深摇撼”吗？所以，工人在进行讨论后公布他们解决危机的方法，不是比什么都更合逻辑吗？最有效做到这点的工具，不就是从工厂和街坊委员会选举工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讨论不同意见流派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吗？
波兰的工人先锋迟早会需要对这个权力问题发展一个答案。不能做到这点就会是容许官僚层——不论它有什么遁词、妥协或暂时的反应——最终将它的“解决”方法强加于劳动群众。
要利用有利的力量对比
目前，工人采取了主动。他们已令“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获得承认，并已取得不少其他方面的大量让步，尤其是取得政府承认他们成立“自治的、自己控制的工会”的权利。这个形势越是持续，格但斯克、什切青、罗域许达和西里西安矿区的联系就越得到发展；垄断性消息系统的缺口越是冲得大，一个重要工人层份的政治觉悟趋于成熟的可能性也越大。这就是官僚层所有派系都最为害怕的。他们都尝试而且永不会放弃保持运动的分立状态。“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就是为了阻止他们扮演将斗争不同区域联系起来的作用，这个目的。波兰官僚层将会试图将让步限于最能控制的制度性架构内。当工会条例草案提交国会讨论之时，这点将会明晰。因为如果官僚层现在同意接受所有必需的事物以便能快速回复正常局面，那么明天它就会立即发动一个反攻。正如过往一样，它将会同时采取贿赂、分化，和最终镇压运动最不妥协层份等手段。
这并不表示工人将不能够利用结束初步冲突的不稳定妥协，以便能组织他们的力量。波兰工人阶级发动的全面斗争已经达到了第一个平稳停滞时期。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苏联军事介入的威胁一直被引用。当然，这点以前和将来仍继续会对所有罢工者和对整个波兰工人阶级有影响，即使它未能瘫痪工人采取主动的能力。（后者的情况，将会对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提供一个极重要的教训。）
盖莱克和所有官僚流派都运用了，而且将继续运用苏联入侵的威胁（他们中不止少数会承认这是他们本身生存的最后保证）。因此，他们寻求增加对群众的压力。《真理报》已经发动战争呼喊，攻击“渗透工人中间的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罗马尼亚共党机关报《火花报》猛烈抨击工人采取罢工的途径。而捷克的《红色权利报》则呼吁本国的工人委员会对基层要更为敏感。这些“姊妹”官僚层的紧张，只加强了呼吁“友好装甲部队”协助的威胁。
要将这个威胁的重担子从格但斯克工人肩上取下来，最有效的援助就是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群众活动。但目前更为直接的，就是发展工人声援的最广泛运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欧洲，这是最不可或缺、最可行的支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最迫切的任务，是推动各种主动性，鼓励工人政党和它们领导的工会（尤其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流派）参与无产阶级和国际团结声援的联合阵线。这就是第四国际一直做而且将会继续做的。
【本文是法文《国际通讯》双周刊本年9月11日的社论，执笔者为于迪UDRY】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1
《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如何在波兰成长
作者：霍理
波兰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人士所达到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水平，远超于今日苏联或东欧的其他地方。
即使在八月和九月罢工胜利之前，由围绕“社会自卫委员会”的反对派成立的地下工人报纸《工人报》已有三万份的销路。
反对波兰官僚层的权力和特权的群众斗争的经验，由近期罢工浪潮的主要领袖华里沙自卫笥地概括如下：“波兰在1956、1970和1980年都发生了蜂起，因此机器必须加以修理，但这点似乎不可能，所以何不尝试寻找新的一个？”
波兰工人和反对派运动的活跃份子也有不少经验来应付克里姆林宫介入打击波兰官僚层所不能阻止的反官僚动员。
上述威胁笼罩着所有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主要蜂起浪潮——在1956、1970、1976年和今年。这是波兰人民和反官僚斗争的领袖必须长期考虑的。在1956年，波兰工人开始武装起来，以便面对苏军进占华沙的威胁。他们迫使克里姆林宫退下来。
据说，在最近的罢工中，禾路高的波兰军队自己主动开始驻守保卫性岗位，以抗拒在邻近地区驻守的苏军的可疑行动。
基于过往的经验，工人运动和反对派组织的领袖有必要发展一个推进和保卫斗争的前景和战略，包括如何应付苏联的威胁的策略。
近期罢工的纪律性，工人运动和反对派组织的领袖的审慎、自卫性声明，都显示了他们的政治才能。
在几个星期的波兰群众与斯大林主义政权力量的紧张对峙中，罢工者及其支持者并没有任何一次暴力行动。工人及其领袖的声明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波兰官僚层或克里姆林宫作为藉口来纠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或苏联国内的支持，以发动对自由工会运动的进攻。
罢工的纪律证实了自1970年的浪潮以来，已发展了一个拥有强大权威和政治成熟性的工人领导层份。如果缺乏自觉的政治过程、缺乏一般前景和策略性方法的探讨，是不能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狭隘的工作份子？
因此，资本主义报刊将华里沙和其他波兰工人领袖描绘为狭隘的、非政治化的工会份子，明显地反映了报刊的政治偏见和盲目。
维系这个错误观点，对资产阶级报刊是有利的，因为西欧和北美的读者一般不了解反对派领袖需要在一个仍受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极权控制的社会的狭窄限度内活动。于是，就有一个倾向是从字面意思理解一些声明，例如华里沙在九月八日接受英国伦敦电台访问时说：“我纯粹是一个工会分子，我对任何任何都没有兴趣。”
但华里沙继续解释说：“我将我们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胜利完成。我们现在到达第二个阶段，这将会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不知道它会如何结束。”
至于第三个阶段，他说：“如果我谈及这个会对我很危险。我的工作只是将人民的意愿公之于世。我们所希望的其中一样东西，是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
工人渴望“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就是社会主义。
华里沙要以自卫式方法提出他的前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要考虑官僚层的反应。官僚层不会也不能容忍任何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尤其是左派的反对派。
即使当官僚层面对八、九月的罢工而仓惶退让时，它仍坚持要新的工会同意它们不会组成一个政党或是向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挑战。克里姆林宫在1956年介入匈牙利、在1968年介入捷克，它最终的辩解是说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不再发挥它们的“领导作用”。
所以，自由工会同意尊重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华里沙在9月23日向华沙数千工人的一个集会演说时，解释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工人承认党的领导作用，但只是当党不在工会运动内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形下。”
社会自卫委员会
自1976年以来，波兰反对派内部一直进行有关战略和策略的广泛讨论。
“社会自卫委员会”（简称“社卫会”），尤其是库伦（KURON），所提出的方法，是呼吁发展独立的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工人的组织；它们要能够战斗和争取到具体的目标，但不与官僚层的政治权力迎头碰撞。
据库伦说，反对派的中心目标应该是鼓励人民不同层份组织起来，冲破斯大林主义政权为阻止人民动员和团聚而设计的极权束缚。
库伦在第一期《声音报》（“社卫会”在1976年6月罢工后协助创办的一份地下报纸）上解释这个基本概念：“在1960年代一段时期，我以为我们必须首先改变政治制度然后再转向社会行动。与‘社卫会’联系的独立组织主动性令我们明白我是错的。事实显示，如果这类社会行动削弱了国家对主动权、决策和消息的垄断，而同时在社会上取得支持，那么，它就可以继续进行，即使统治者反对。”
“社卫会”始于如库伦之类的反斯大林主义活动分子，他们差不多全在1968年3月的学生示威中起了作用。它成立时，是作为保卫委员会，保卫在1976年6月的罢工中受害的人士。
在进行保卫行动时，“社卫会”发展了与1970年和1976年浪潮冒的工人领袖层份的联系。它开始鼓动波兰社会其他层份组织起来对抗官僚层。
于是，“社卫会”推进了“学生团结委员会”的成立，并推进了一个独立农***动。两者在八、九月的罢工中都起了作用，农***动发表了一份公开信，表示支援工人；学生也为罢工者筹款。
工人运动
库伦在一份名为《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的纲领性长文中，尝试概括“社卫会”在1976年以后的经验，并基于这些作出前瞻。
“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工人运动，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运动。为了达到它的目标，这个运动必须最低限度在工厂平面组织起来。
“这个运动的要求必须要在独立于政府的专家的协助下草拟出来，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工程师、法理学家、社会学家。这些要求必须公开于全国和全球。在这里，工人运动与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运动必须有联系。”
“社卫会”本身是一个例子，说明这类联系如何能建立起来：“在1976年9月21日，‘社会自卫委员会’在华沙成立。它的任务是提供经济、法律和医疗援助，给予在6月25日以后被镇压的人士。委员会是由几十个曾工作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的团体组成。
“但‘社卫会’很快就在周围团聚了数千人，他们整理委员会的公报和资料。在委员会周围发展的社会群众行动暴露了政府对罢工者进行的恐怖程度和形式，引起了国内国外的舆论，迫使政府停止镇压。”
库伦继续解释“社卫会”的实际政治处理方法：“这是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活动的第一步。可是，要达到汇合就需要更多走几步。我们需要在工作队和工作间建立工人运动的小组。我们需要从讨论中草拟要求和提出它们。
“但工人的团结比起要求更为重要。如果当局让步，然后却开除活动分子，那么各让步将无形地消失，新的行动将更困难。如果当局不作让步，那么最低限度工人组织会维持下去，工人迟早会争取到他们的要求。
“因此，在现在，最重要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可被提出的要求，是要所有在1976年6月25日以后被撤职的人都得以复职……和要所有因参与示威而被判罪的人都得到特赦。我们要在工作队和工作间讨论这些要求，令真正的工人领袖走出来。”
作为“社卫会”建议的策略的例子，库伦引述了乌苏斯巨型拖拉机厂工人给政府的公开信：“我们认为将因参与6月25日罢工和示威而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是必须的，因为我国现处困难情况、工厂内气氛紧张、以及在工厂队伍内缺乏有经验人士的情形下，生产计划难以完成。”
库伦认为为达到联合，也需要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一个运动：“保卫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是必须的。我们需要新闻业、政治思想、和在所有社会运动中有受过良好训练的活跃分子。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和知识分子一个增长的运动，它创造自己存在的条件，即是说，创造独立的科学和学术、新闻业、和政治思想。同时，它协助所有其他运动。”
库伦的结论是：“所有这些的要义是：社会必须以社会群众运动来组织，各运动共同行动，和以最大可能的程度表达所有市民的意愿。这是一个纲领，一个基于社会群众组织而建立‘第三个波兰’的纲领，实际上即建立唯一可能形式的波兰——公民责任和社会行动的波兰。”
“第三个波兰”意指一个新的独立的波兰国家；第一个波兰指中世纪的波兰，它被分割所消灭；第二个波兰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共和国。第三个波兰同时明确地意指一个由动员了群众（主要是工人）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
对苏联威胁的回答
库伦在他的《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中，同时谈及莫斯科介入的问题：“运动的限度和波兰群众的主权的界定，一方面是他们的社会行动的程度，另一方面是苏联领导随时的武装介入。”
库伦强调因这个威胁而引起的警惕的需要，这点在大部份波兰人脑中盘旋：“没有人可以说最高限度是什么，而那些说最好早些而不是迟些止步的人是正确的。”
可是，库伦问：“现在避免进行反对派活动是否会减少介入的机会？”他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深信介入的威胁是真实的，但介入将会是因为反对派的活动弱而非强。今日最严重的危险——存在于波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政权瘫痪的结果。”
因此，库伦以自卫方式提出反抗官僚统治的斗争。极权统治的制度已将波兰引入一个社会和经济危机，这危机不断加深，并威胁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在近期罢工中的作用
在近期罢工之前和正进行的期间，“社卫会”推行的行动和策略纲领极类似库伦在《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所描述的。
例如，许多由“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在八月提出的要求已经以一般的形式预先见于在1979年在波兰发表的《工人权利宪章》（见本刊本年十月号）。其中一些发起人是与《工人报》有关连的，而《工人报》是“社卫会”的刊物。签署者包括华里沙、华伦蒂乐维斯（两人都是波罗的海沿岸罢工的领袖）和《工人报》编辑波路西域和尼丁斯基。
“社卫会”在导致八、九月蜂起浪潮的七月罢工中所起的作用，《洲际通讯》9月1日报导说：
“在7月2日晚上，以主要反对派组织的姿态出现的‘社卫会’发表了一份简短公报，报导罢工的情形。如果工厂没有‘社卫会’和《工人报》的成员，他们就会访问该厂以证实所收到的消息，并传散他们的声明和第56期《工人报》（出版于7月1日，即罢工前夕）。它与华沙几个地方建立了不断的电话联系。‘社卫会’还每日通知外国报刊有关罢工的情形，但只提供它已经证实了的消息。
“在7月11日，‘社卫会’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接着是第二日《工人报》第57期，刊载了声明全文和有关正开展正进行的罢工的文章，并描述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和已出现的组织形式。另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乌苏斯的经验，反对派活跃分子认为乌苏斯事件是当时最先进的经验。
“‘社卫会’投身于援助因进行罢工而受到镇压的工人。它开始替几间工厂筹集罢工基金。
“同时，‘社卫会’刊印了一系列眼前的要求，包括要求实行肉类配给，认为这是唯一解决分配不足的平等供应方法……
“‘社卫会’一名负责人库伦在电话上对我们说：‘我们认为在这个罢工浪潮中，我们可以吸取经验，而最重要的是可以将最先进的经验普遍化。由于我们期望着“热秋”，我们认为这个秋天将会达到自我组织在整个社会散开，尤其是工人的自我组织。
“在8月17日的斯得哥尔摩《每日新闻报》的访问中，‘社卫会‘在瑞典的代表巴路士嘉强调说，反对派组织寻求推进群众行动的形式和自卫性政治策略。该报概括说：
‘让巴路士嘉说，“社卫会”发挥影响的另一迹象是罢工者有着严格纪律，在《工人报》敦促工人以有组织和民主的形式作出行动。”
据该报报导，巴路士嘉还“强调‘社卫会’的呼吁主要是向左派发出的，而且是反对回复到资本主义的。”
巴路士嘉解释说：“我们许多成员都受到例如工人代表委员会等形式所吸引。”
两个处理方法
波兰反对派内许多有关战略和策略的辩论，在过去四年来都集中于如何对付莫斯科的军事势力的问题，因莫斯科在背后支撑着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当波兰独裁政权被推翻或被决定性地削弱时，就有莫斯科军事占领的威胁。
两个基本的处理方法出现了。一个是“社卫会”的。另一个对立的意见由“波兰独立联盟”最明确显示出来。后者认为反对派的中心目标必须是争取波兰国家真正的主权。这个组织的文件倾向于强调道德和爱国教育的需要，教会要起更大的作用，现存架构（例如司法机关）要改变。它的基础文件包括了反苏联的声明，并坚持波兰与西欧的历史一致性。
另一个最近发展的“主权第一”流派，是“争取独立的波兰同盟”，其中一名创始人是莫索斯基，他同时是“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的创始人，后者是除“社卫会”外另一个主要的反对派联盟。莫索斯基曾谴责库伦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库伦对公开工作的坚持，他甚至暗示库伦类似运动中的特务。
“主权第一”的意见，在“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内的表现，更强于在“社卫会”内，但两个组织间似乎仍未有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
地下刊物《意见》，最近被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收了二千份，它是与“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有关联的。这个组织最闻名的人除莫索斯基外，还有斯舒密（最近被捕和被拘禁48小时）和史永顿（当罢工进行时在西里西亚被捕的活跃分子）。
在《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中，库伦回答主权第一流派提出的问题：
“极权制度强加于波兰人民头上，是三十多年前由苏联的武装力量进行的。当时，西欧强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是同意这个行动的。为了要保证这个制度的稳定，苏联三次表现了她随时会用武力对付任何想将它甩走的人……
“波兰政府并无主权。因此，难怪大部份波兰人将缺乏主权视作我们社会的罪恶的根源。”
可是，库伦反驳人们认为主权可以脱离争取波兰社会基本民主化的斗争而存在：
“扩大人民的主权意即扩大国家的主权。国家当局要能独立‘于外国控制’，就要依赖大众。“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就是争取人民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可是，人们可能会争取国家的主权而不争取人民的主权。
“我再次强调：这个社会的罪恶的根源是极权制度，它拒绝人民呼吸的自由。这个制度就是我们正经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瘫痪的首要根由。决策如果是在华沙做出，就等于什么改变都没有。”
在第一期《声音报》的声明中，库伦等人同时强调如果将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仅仅视为波兰的民族问题，就会有惧外心态的危险：“极权制度培养惧外主义……如果不是助长相互的仇恨，‘官僚层’就无法阻止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和俄国人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击退存在于我们自己人民中间的惧外心理和沙文主义，推进人民了解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要求独立的意愿，并推进人民了解到我们与俄国的民主人士，因共同的目标而连系起来，基础是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这是走向波兰主权的现实的道路。”
尽管有上述政治歧见，库伦仍寻求维持反对派的联合阵线，共同争取民主权利。对于所有倾向于破坏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对消息和组织权利的极权垄断的活动，他都给予积极 的评价。这包括天主教教会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只要它们能协助将消息传散和保卫在官僚层镇压下的受害者。
库伦和“社卫会”尝试基于波兰人反对多世纪以来的压迫和分割而抱有的正确民族传统和感情。他运用“第三个波兰”这个名词来形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就反映了这个关怀。
库伦也回答一些批评，后者认为“社卫会”的前景是乌托邦的或是煽动性的，因为它所主张的波兰将被克里姆林宫视为不可容忍的威胁。
反官僚的战士并无兴趣去威胁苏联，库伦说。苏联政府几十年来一直与分兰保持良好关系，而芬兰不但有政治民主而且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库伦问：为什么苏联不能与“由群众组织成的第三个波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波兰共存？
说明：KURON，文中译名“基朗”统一改为“库伦”，亦即库隆。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1
《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
波兰共产党的恐怖统治
史慕嘉
以军方将领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向波兰工人宣战，企图分裂他们的组织。官僚希望一部份工人在物品供应困难的折磨下，会愿意接受一个强力的政府。事变后最初几天，所有宣传都是集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反对所有坏事，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面。我们为反对罪恶而斗争，所有要对浪费负责任的人都会被惩罚，不管他居何种职位……”
政府在拘捕包括前第一书记盖莱克等的一些官僚时所作的大事宣传，企图要人相信政变是由“爱国者”所为，虽然是严厉，但仍是公正的。官僚亦希望利用部份工会份子的民族主义情绪，企图以“国家团结”的旗号掩饰独裁。
但是，波兰工人的英雄的抵抗行动令这些企图幻灭。波兰天主教总主教格兰普向工人呼吁“保持冷静”，即使我要跪在地上也要恳求你们：“不要采取波兰人对抗波兰人的斗争！”可是，这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官方宣传媒介广泛将它传播。几天之后，主教会议采取了较强硬的立场，比较倾向支持反抗运动，以图保持教会在人民中的形象。
计划失败后，官僚层走向更严厉的镇压和恐怖统治。拘捕行动日以继夜地进行，被捕的估计数以万计，甚至以十万计。官僚命令向工人开枪，据报导有数百人死亡，以千计的人受伤。什切青邻近的旧纳粹集中营重新开放。最少两个集中营被建立起来，一个在华沙，另一个在格但斯克附近的一个半岛上，被北极冰冷的风雪吹袭。
华沙电台在12月17日宣布“政府不会退却，因为它不能退却！”第二天，它报导了“波共工人党基层的战士自动地成立了自卫组织”。意思很明显：在正规部队不能有效地实行恐怖统治时，辅助力量被动员起来。在经历了18个月恐惧丧失特权之后，复仇者已准备好战斗。正如73年智利的“国家和自由”法西斯主义者一样，他们并不害怕血染双手。
雅鲁泽尔斯基的发言人哥尼基是镇压老手。他的复出显示了波共内部一派的抬头。他们以往组织了68年的反学生镇压行动，又在70年命令向罢工群众开枪。
在实施军管之后，政府实行了一连串的措施。它宣布加长工作时间，一些行业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一星期工作六天甚至七天。将近半数的企业军事化，由军队实行监管。减少食物配给量，特别是肉类。强迫工作，例如要失业者在街道扫雪等。1982年1月2日，政府更宣布将波币贬值一半以上，将物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许多基本食物价格增加三倍以上，并撤消对零售价格的管制。政府的种种措施，除了明显地要将工人分裂成个体，摧毁所有工人组织，夺回过去十八个月工人取得的成果之外，还要以武力进行肉体镇压，强迫工人降低生活水准，负担波兰经济烂摊子的后果。政府推行的“新经济原则”，以“企业自负盈亏”为本，目的正是要分裂工人阶级。波兰的三份二企业由于设备落伍，是不能不亏蚀的。因此，不需要由政府强迫减薪，而只需由“客观条件”决定。部份企业已因此关闭。
波共军管政府在镇压了初步的工人自发性反抗之后，便大事宣传局势平静，“华沙恢复正常秩序”。这些官僚不敢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百万计的工人和全体人民进行反抗行动。官僚现在已经出动最后的武器，以恐怖统治施加在人民头上。
如果他们成功，将会出现现代历史最血腥的政权。但在与全体人民对抗之下，他们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2
团结工会并没有屈服
——波兰军变目击记
作者：（法）何文 译者：小点
按：1981年12月13日波共实施军事管制时，何文，法国总工会一名会员，正在波兰西南部矿区上西里西亚访问当地团结工会。他在波兰继续停留了一个星期。回到法国后，他接受《红色周报》的访问，并刊在该报12月24日第996期。
问：在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军队发动进攻时，你正在波兰，并停留了一个星期。六天之后的今日，你从波兰回来。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去波兰的呢？
何：在1981年10月，我在亚力市参加创立“支持团结工会”合作社。这合作社其后积极进行了支持活动（特别是在筹款上）和解释波兰工人的斗争。筹款的结果令格但斯克地区一位团结工会领袖能够在几星期前来这里访问。在这个时候，我们亦资助了团结工会电台购买物品。其后，我们发动了一个特别为支持矿区战士的运动。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被上西里西亚团结工会省领导邀请访问波兰。
问：你因此能够在军事行动前的整个星期内参加他们的活动……
何：是的，上西里西亚的省领导的同志们让我参加了不少他们的活动。我参观了几个企业。我在那里认识了活动份子，参加了他们的会议，旁听了他们的辩论。我相信我对团结工会在上西里西亚的实际情况有了确切的了解，也明白了工人在这区面对的问题。这区是欧洲工人最大的集中地之一。团结工会在这里有140万会员，拥有一个重要和有良好组织的机构。只在卡托维兹市省领导处就有不少过一百名全职人员。
问：他们是否已准备好对抗行动？他们是否害怕类似已发生的镇压行动？
何：可以说他们相信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他们的准备状态就我所见，是存在矛盾的。在雅鲁泽尔斯基发难之前几天，当危险的迹象增加时，省领导层已举行了几次特别会议。会议主题都是为对抗作准备。已议决的有：以小组形式派往各主要工人集中地区。
但另一方面，并没有预计到省组织架构的非集中化。在事变当日下午遇到的一名刚逃避了拘捕的省领导人员对我说：“我们仍未有充足准备。”
问：在当日你是在上西里西亚一个矿区小镇。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就我所目击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日自从清早便出现大规模拘捕和依照一个良好准备的计划行动的：从凌晨开始，军队便到每一个企业的工会负责人的家拘捕他们，连很小的企业也包括在内。
只有那些不在家或是在事前得到警告而逃脱的才幸免于被捕。从这个小镇推想，毫无疑问是有以万计的工人在开首几天被捕。
问：人民最初的反应怎样？
何：当然不能普遍化地说，但我经常见到恐惧和悲痛。我所碰到的年老的人似乎特别悲观，恐怕有一场新的战争。但与此同时，人们并没有屈服。“一定要作一些行动”，所有人都这样对我说，即使是最悲观的。
第一天星期一早上，我回到卡高维。早上六时，在我乘搭的火车上，除了上工的工人外，并没有其他人。所有人的眼都是红的。整体气氛是不可以形容的。他们很静默，但没有被打败的情绪。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决断。其后一些人开始说话。他们是返回工作地点，但抵抗已从这火车内开始了。这是极为感人的。
问：在你其后逗留了几天的卡高维，情况如何？
何：星期一下午，我在当地见到最初开始流传的传单。他们被钉或贴在学院或教堂门口。行人停下来，小心地阅读，然后迅速离开，情绪好像受到鼓舞。我见到的第一张传单报告在列宁钢铁厂组织的反抗行动，该厂是市及邻近最大的工人集中地。星期二上午，由格但斯克五位避过了拘捕的团结工会全国领袖所作的呼吁，在本市内几处地方张贴。我相信这证实了——在缺乏电话、传递员、或任何没有清晰理由而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的可能性的情形下——传递讯息的一定能力。
最后，通告有规律地张贴出来。署名为学生罢工委员会的通告有规律地报导在列宁钢铁厂继续反抗。星期三晚上，我们见到第五份通告。
问：你见到了市内团结工会的战士吗？
何：是的，有几个。全部都表现了极大的决心。其中一人对我说：“绝无可能容忍或接受所发生的事”，“反抗是必需的”。他们谈到为星期四的行动作的准备工作，星期四是纪念格但斯克事件的日子。但我随即离开了，不知道实际发生了什么事。
星期一晚上，当我与卡高维战士在一起时，我收听了法国电台广播。我希望给他们一些消息。而我听到“由法共控制的法国总工会主席”西基解释说需要有负责任的态度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帮助波兰。在这个时候，街上一队机枪装甲车正在经过。我是法国总工会亚力市社区工会的战士。我可以对你说，我的厌恶达到极点。一方面见到发生的事情，对工人阶级的镇压，而另一方面听到这些东西，是法国总工会的战士所不能忍受的。
问：你有没有在事变之后与团结工会的战士讨论他们期望国际怎样的支援呢？
何：当然是短促的讨论了。所有人对我说：“尽快回到法国。报导和令最多人知道你在这里见到的事实。我们现在的孤立是很可怕的，是有利于军方和民警的。”
在物质支援方面，他们的需要是巨大的。他们欠缺所有东西。但在上西里西亚，甚至在事变之前，药品的缺乏已是极端严重的。没有抗生素，没有针筒等等。药物的运送，作为例子之一，是极之重要的。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2
战时令下华沙流传的工会传单
一、致“团结工会”支持者
1981年12月12日午夜，防暴警察电单车队袭击团结工会的华沙地区总部，逮捕了在场的活跃份子和职员。同一时候，全城逮捕行动开始。我们已开始取得刚被囚禁的人的名单。华沙及全国的电话和电报通讯被切断。
当局小心选择了摊牌的时刻。“团结工会”的领袖正在格但斯克举行全国统筹委员会的讨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有他们的消息。同时，大部份工人离开了工厂，要到星期一（12月14日）第一班工人上工才集合一起。这次攻击的目标是摧毁工会。当局宣布了战时状态，此举是违反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
我们工会章程规定，对这类攻击的反应，必须是立刻进行全国总罢工。“波兰仍未消灭……”（译按：这是波兰国歌的第一句）。
签署：乌苏丝工厂“团结工会”
于华沙，1981年12月13日凌晨三时
二、给波兰人民……
在午夜，战时状态宣布了。这点粗暴地违反了我国的公众秩序，其目的是恐吓和分化人民。我们向你们呼吁，不要让他们打破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团结连系。在这些时刻，最高价值是人民的团结。
签署：独立自治工会
“团结工会”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2
波兰工人的英勇抵抗行动
作者：小点
在12月13日宣布实行军法统治之后，波兰政府进行的恐怖活动日增无已。但波兰工人的抵抗运动仍然持续下去。虽然被从占领着的工厂赶了出来和面对大规模的拘捕，但波兰式人一回到工厂，又重新采取罢工、怠工等抵抗行动。
虽然波兰实施新闻封锁，唯一官方消息来源是波共新闻社和塔斯社，但关于反抗运动的消息仍然从各种途径渗透到国外。在宣布军管的当日，未被拘捕的团结工会领袖发出号召进行总罢工。15日，纽约时报报导各大主要城市的工厂、船坞、钢铁厂、煤矿、大学和图书馆等出现罢工、静坐等行动。两日之后，泰晤士报报导防暴警察和军队粉碎了格但斯克列宁船坞、什切青莱斯基船坞、西里西亚一些矿场、华沙钢铁企业等地的罢工，和在洛克管理工学院的罢工。在波兰南部近卡托维兹的胡扎克煤矿，最少有七名矿工被企图驱散罢工的警察杀害。在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诞生地，示威演变成严重打斗，据华沙电台宣布，有164名工人和160名警察受伤。在列宁船坞，大部份工人被坦克和催泪气赶出厂外。
一份据报发自列宁船坞的传单呼吁：“团结工会会员们，不要屈服。如果我们今天屈服了，我们会在很多年之内将我们对自由的希望埋葬掉。我们一定要为被捕人士的自由奋斗。几千人是不能毁灭一千万人的。”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在12月16日报导，一些民兵执行军事法令，违抗命令，将枪抛在地上，并举行静坐行动。
12月19日，团结工会呼吁实行总罢工，而华沙电台立即宣布将城市交通、铁路、公路运输置于军管之下，任何人不服从命令，可被军事法庭审判，最高刑罚是死刑。但工人的反抗行动并没有因此退却。
把法新社引述苏联消息人士报导，最少有百分之二十的波兰工人在12月21日星期一举行了罢工。塔斯社报导“包括艾伯勒、卢布达、卡托维兹、什切青和洛克劳等广泛地区骚乱持续”，三千矿工占领兹摩域和比亚斯特矿场。卡托维兹钢铁企业被八千工人占领，并据报在军队攻入时将主要高炉炸毁。
在首先发难的情形下，波共官僚成功地打散了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在未有足够准备之下，目前的罢工，虽然英勇和坚定，仍不能推翻官僚政权。但它们会为将来的胜利带来希望。它们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和联系。它们侵蚀了官僚政权的统治，日渐削弱它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据报导，在卡托维兹钢铁厂，运送食物给罢工工人的竟然是士兵。此外，逃兵也日有所闻。当雅鲁泽尔斯基加强压力进行恐怖活动，兵士基层的背叛也会倍增。
波共政府宣布：“在由士兵监管的工厂里，工人不得离开工作岗位。”用枪指着每一个波兰工人，这就是官僚的计划。面对官僚的恐怖行动，全部人民都已起来反抗。即使罢工并没有在每一间工厂进行，但各处的工人都进行怠工，召开会议，对镇压受害者的家人加以援助等。雅鲁泽尔斯基希望恐吓压迫人民，但却招来一致的愤慨、一致不让他横行无忌的决心。
即使官僚成功镇压了目前的罢工，但他们也知道不可能击败这种抵抗。新的战士不断起来代替被捕的同志，新的罢工接替被镇压的罢工。波兰电台广播了新的镇压行动。一些工会会员被控“从事工会活动”或“组织和领导了工厂内的占领或罢工”而被判刑。此外又宣布“最后的骚乱”已经平息，比亚斯特矿场的矿工已离开占领了两个星期的矿洞。
但即使依据官方的说法，自发的罢工已停止下来，但各种消息显示，反抗正在组织和继续下去。在华沙，团结工会到12月28日为止，已出版了四期通告，呼吁全国进行反抗行动。第四期并恢复采用平日的名称：“新闻通讯”。工人正转向消极反抗：降低工作速度，破坏制成品等。据报在恢复工作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乌苏斯拖拉机厂的一万五千名工人只制造了一部拖拉机。在波兹南，工人在军事监管下制造了不能使用的产品。据“新闻通讯”报导，情况最坏的是在华沙，部份居民屈服在恐惧之下。省团结工会呼吁：“各人不要恐惧，将消息传递开去吧。我们是被占领，但我们并没有被打败。每天晚上八时至九时半，点洋烛以表示反抗和团结。”
从波兰出来的旅客报导更多的官方标贴被涂污或划了十字。在乡村，农民害怕被征粮，将牲畜和谷物收藏起来，并拒绝向政府售卖粮食。官方电台也间接证实了这个消息：农产品征购的数量下降，要威胁农民实施制裁。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反抗运动即使没有采取触目的形式，也在社会的所有阶层自发组织起来。一些未被捕的工会战士，如华沙省区团结工会保扎克，更转向地下活动。
虽然波兰工人受到措手不及的打击，但他们的愤怒和寻求彻底改革的决心，加上过去18个月的组织规模，清楚显示了波兰工人是不会被官僚长期压制下去，遑论回复到团结工会诞生之前的局面。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3
西欧群众示威支持波兰工人
资料来源：《国际观点》
意大利（略）
英国：约一千人在十三日在伦敦波兰大使馆前聚集。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及其他托派组织，以及英国工党一些领袖都予以支持。全国大示威在二十日举行。英国共产党表示遗憾波兰发展成“以军事方法解决而非全国联合。”共产党并没有呼吁示威。它的党机关报《晨星》说，波兰的镇压是该国“内政”。
西班牙（略）
瑞典（略）
荷兰：约一千人在十三日在阿姆斯特丹参加由第四国际荷兰支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号召的示威。荷兰共产党支持了这行动。经过一天讨论后，共产党领导层发表公报，宣布“已采取的军事措施证明波兰共产党的破产”。十四日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都举行了示威。
西德（略）
挪威（略）
比利时：约二千人在十三日下午五时在首都波兰使馆外示威，参加者包括欧洲议会一些社会主义议员，比利时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比利时社会党的副主席，以及工会领袖。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也一同参与了。
在安特卫普，波兰领事馆外有示威集会。在查利来，人们截停了从巴黎到莫斯科的火车，在车厢上漆扫上表示支援波兰工人的标语。
瑞士（略）
葡萄牙：……葡萄牙共产党反对所有支持波兰工人的运动，并公开支持波兰政府的立场。
丹麦（略）
法国：十三日早上，全国第二大工会组织了代表团到巴黎的波兰使馆外集会。稍后时间，所有工会（除了由法共控制的法国总工会ＣＧＴ例外）都派代表参加。示威者要求与波兰使馆会面，遭拒绝。下午二时，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及其他托派组织号召游行。群众游行穿过巴黎市中心到蒙柏立火车站，约六千人参加。
十四日黄昏，数以万计人在巴黎游行示威，示威由所有工会（除ＣＧＴ外）号召。ＣＧＴ拒绝参与，但该工会一些异议份子派代表团参加，并高呼“ＣＧＴ支持波兰工人”。社会党及其他左派组织都支持示威。密密挤着的人群，在巴黎宽阔的街道上游行，队伍长达二哩，旗帜飘扬。最普遍的示威口号是：“社会主义为的是工人”，“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是工人的统治”，“在波兰、在华沙，他们在逮捕人们，他们在监禁人们！打倒斯大林主义”，“团结工会要有自由”。
主要的首都府都发生了同类示威。里昂有二千五百人参加，吐鲁斯、卢昂等有几百人参加。“革共盟”在每处都起重要作用。
ＣＧＴ许多属下工会都已激烈质问和反对法共的可耻立场。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6 17:47
《十月评论》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
波兰革命斗争的初步总结（未校）
作者：励思
向垄断政治权力的官僚挑战
罢工第一道浪潮发生于1980年7月，当时是为争取加薪。但从一开始，工人的要求已经掺杂着经济和初步的政治要求，因为工人除要求加薪外，更提出要取得与军队和警察同等的家庭津贴。
1980年8月14日开始的格但斯克船厂罢工，标志了数以千计工厂的工人罢工行动的开始。罢工者通过波罗的海沿岸五百余间工厂组成的总罢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廿一点要求；它包括要求加薪、工资随物价增高而自动调整、补助交通费、改善医疗服务和住屋情况、增加幼儿园和分娩假期、星期六为休息日、降低退休年龄等经济与日常生活的要求；此外，更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要求：争取成立独立工会、工人有罢工权利、释放政治犯、尊重信仰、思想与出版自由；这些政治要求直接向官僚层一直牢牢掌握的政治权力垄断作出挑战。
政府在八月底答允工人的各个要求，结束了庞大的罢工；但是，官僚层是不会轻易将它所垄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双手捧出来的；因此，政府虽然答允了工人的要求，却时刻想退却、反悔和攻击工人的权利（它当初可能希望在罢工结束后，工人力量会松散，或是团结工会内部的分歧会造成工人力量的削弱）。这就是导致后来仍不断发生罢工的原因。
首先就是华沙地方法院裁定团结工会的四十四项章程条文有十项不通过，因为它们并未提及党的领导作用。工会在10月3日发动一小时总罢工，以显示实力和抗议，当时工会已有六百万成员。在十月中和十月底，东德和捷克将边界封锁（波兰与苏联的边界是长期封锁的，因为莫斯科一向甚至不准苏联人民到“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旅游），苏军入侵的威胁也很迫人。但团结工会号召在11月12日进行全国总罢工，团结的力量令政府退却下来，最高法院在11月10日裁定工会胜诉，无需在章程中加入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文。
接着，就是有关出版自由的斗争。政府逮捕了一名工会印刷工人和一名政府机关人员，控告他们将一份有关秘密警察如何骚扰政治异己者的文件公开。政府此举意图将工会活跃分子与政治反对派分隔开来，但强大的罢工和占领工厂行动的压力，迫使政府又要让步，释放两名被捕者，而且在12月被迫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警察滥用权力的问题。
再接着，政府企图在答允的星期六休息、和开放传播媒介等要求上食言，导致一月的工潮，在1月31日，政府答允每月三个星期六休息，以及团结工会每周有在电视和电台上广播的时间，又可出版自己的周报。
争取政治自由和权利的斗争，并不限于工人。农民要求组织团结农会，此举得到工会的全力支持，不少罢工是为声援农民的要求而举行的，而农民的战斗性并不减于工人，因为许多农民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要求——占领政府机关、游行示威等。学生方面，也为争取民主要求而动员起来。在罗兹大学，数千名学生罢课，要求组织独立学生会和学联，要求能使用印刷设备，要求警察撤离校园，要求学生有权参与大学的管理、运用以及制订大学课程。12月28日，波兰作家协会大会，推选了异议者史兹平斯基为新主席；新闻从业员协会也推选了新领导。
对于政府的新闻检查的反抗，一个例子是印刷工人的动员。全国六万印刷工人，有五万是团结工会的会员；他们抗议政府对团结工会的诬蔑指责，警告如果政府不放松新闻检查的严厉限制，他们就会在2月13日进行全国性罢工。华沙印刷业工会负责人斯利锡说：“我们只想将真理付印；我们觉得，对于通过我们的工作而供给社会的消息，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
打击官僚的经济特权
罢工工人在去年八月提出的廿一点要求中，质疑以及要取消官僚经济特权的要求，包括在第11、12和第13项要求中；它们是：降低日用品的价格，划一国家商店和商店的供应品价格；划一家庭津贴、取消特别商店，以消除警察、军队和党机关人员的特权，发给肉类配给证，以配给方法平均分配缺乏的粮食或日用品。政府在原则上答允这些要求，但不断强调国内没有任何人享有特权。
当政府以经济情况不好、国家没有跔资金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或工作条件（如实行周六休息制）为“理由”，来拒绝实行改革时，人民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开始动员将贪污和特权享受等情况揪出来，要求加以改变。这个反特权的斗争，在二月以来渐入高潮。
2月6日，波兰南部一个纺织业中心区贝斯高比拉BIELSKO－BIALA，在举行了11日总罢工后，终于达到要求而结束罢工。该区二十万罢工者令120间工厂瘫痪；民主地组织起来，并尽量令更多工人参与讨论。通讯系统的工人，将罢工委员会的播音系统连接到80多间工厂，甚至开设了一些热线电话，任何人只要拟稿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知道罢工的进展情形。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要撤换省长勒布达、其助手、警察局局长和另外一些官员。工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50页的报告，指责和证明他们犯了贪污行径。他们的罪行包括政府楼宇据为己用；兴建自己的夏天别墅，而不兴建工人住宅；将汽车配给秘密警察，而不朽给医生；将优先购车券用作特惠或行贿手段。华里沙说：“我们要求他们辞职的官员，并不照顾工人的利益。他们根本不是公仆，而是社会寄生虫。”
一名罢工委员会成员说：“我们省长在山中建筑了一座别墅，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将这个与人民一般生活水平比较，你就可以想像人民为何如此愤怒和不满了。”
勒布达曾经受到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最高监管局”数次调查，但都没有结果。一些较小的官员因“不规矩行径”被撤职，但上层官员仍官留原位。工人得到的最后结论是，要撤走可恶的官员，就只有进行罢工。
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支持勒面达等人；它的回答是，工人的要求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的，因此政府不能加以答允。波共领袖简尼亚更指责说：“我们现在面对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一个自称工会的组织转变成为远超它章程所规定规划的组织。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接受）团结工会在不是工人而是煽动者的指引下，走向成为政治反对派。”
贝斯高比拉一名罢工领袖说：“如果要求当局诚实是一个政治要求，那么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政治罢工。”
在2月4日，团结工会全国领导表示完全支持贝斯高比拉的工人，并警告，如果政府试图打击罢工，就会进行广泛的劳工行动。华里沙在给予全国地方工会的公报中说：“如果贝斯高比拉受到强力攻击和通讯被截断，就应该组织团结工会的静坐罢工。”
来自全国的支援，迫使政府退让，同意不但撤换勒布达及九名官员，而且新省长将会对任何有不当行为的地方官员采取纪律处分，并将进行对国家行政机构的详细调查。
贝斯高比拉工人打击官僚物质特权的行动，不过是全国各地人民反官僚特权斗争的一部份。这个斗争现在已发展到不可压抑的程度了。在2月9日，西南部的捷连那基勒JELENIA GORA有约三十万工人罢工，约450间工厂和公共交通等服务行业受到影响；罢工是由当地的团结工会地方支部召集的，罢工者抗议官僚层的贪污和物质特权，要求撤换工会部长恃奥锡CIOCEK，他同时任当地的波共领袖达五年之久。罢工者也要求将一间内政部疗养院改为公共医院，将一间只供党员享用的休憩中心改为社区文娱中心。
政府极不愿意答允罢工者的要求，而且处处维护贪污腐败的官员，原因是这些官员的行径在波兰并非异常。整个官僚层都深陷贪污腐败的恶习中，它们享有的物质特权，令他们与人民远远分隔。
纽约时报2月4日的报导，谈到波共官员的奢华生活：在韦斯高WYSZKOW（距华沙东北三十哩之外），有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区域，内有约一百间瑞士式渡假屋，供政府和党官员周末渡假之用。普通市民是不能进入该区的。实际上，全国有许多这类休假区，“盖莱克的休假屋就在卡拉素，有一条高速公路特别伸展到门口，而附近则是颇偏僻的村落。
“一名前党员说：‘这些休假区的数目要再乘49倍。在每个省，第一、第二书记都是这样做，部长、副部长、秘书、厂长等也无不如是。在过去两年来，他们更开始购买出海的游艇。’
“他说，党官员可享有低息国家贷款，用来以低价买地；他们以政府价格买入建筑材料，价格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在几个月后，贷款跟着就取消。一些官员从一间屋搬到另一间屋，变得越来越富裕。”
大部份高级党政官员以及秘密警察都可到特别的“黄色窗帘”商店购物，那里有许多别处找不到的产品。甚至军队和民兵也有特别供应的商店，货源较一般商店充足十倍。这就是为什么波兰工人在21点要求中，要提出所有商品价格要划一，要取消特别商品，要废除官职或公安人员的物质特权，要对缺乏的商品和食物进行平均配给了。
工人自治
当工人要求加薪和星期六休息时，政府拒绝的藉口，就是波兰的经济状况不可能负担这些额外的开支，政府更指责工人贪得无厌，对国家经济或“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工会的回答是：政府拒绝给予工人代表关于经济的足够资料，也拒绝承认工人有权作出基本的经济决定。一名团结工会的领袖说：“如果团结工会取得资料，证明经济状况的严重性，它就可能会改变决定。”一名工会会员解释说：“可能我们是需要在一些星期六工作，但我们的立场是：这个决定应该在本地工厂的平面作出。我们工友对工厂需要什么是知道得最清楚的。”
乌苏丝拖拉机厂的情形是一个好例子。工人决意不任由官僚指使。当厂方拒绝加薪，理由是厂方无法筹得这些钱的时候，工人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厂内的浪费情形，列出所有弃置不用的物料、机器、设备，指出它们如何可以在别处使用或出售，并且举行了一个图片展览，展出它们的调查结果。工人立即就从厂方处争取到他们的要求！
工人要管理生产的热情，进一步发挥出来。乌苏丝的工人与团结农会接触，商讨关于拖拉机的生产问题。从会谈得出的结论是：拖拉机的生产应该减少一成，以便能增加极之缺乏的零件的生产，这就可以修理好数以千计因坏了而不能使用的拖拉机。这样，就会显著地增加可使用的拖拉机数目。
工人也要求能在分配过程中参与决定。1980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最坏的，传统圣诞节食物白鲢少了一成，鲱鱼少了三成，但同时，人们却知道由于一间鱼厂经理的疏忽，令几十万吨弄坏了的鱼要倒掉。囤积的情况也很严重。团结工会要争取的一个要求，就是平均分配现有的肉类供应，因为华沙郊区的居民，只得到华沙居民的一半肉食供应，而其他地区的居民，只有首都居民的三分一肉食供应。工人要求能掌握分配食物供应的权力，是为了尽可能公平分配，以及杜绝官僚的贪污盗用。近期发展并日趋巩固的工农联盟，令工农控制生产及分配的能力更为增加，例如农民已提出组织一些地点能将肉食直接出售，以此举来支持团结工会反对官僚操纵供应的分配。
为了要对经济和社会情况加以控制，团结工会成立了不少全国性、地区性的委员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委员会，它一发觉物价上升，就会要求增加工资，并会强制推选最低每月二千四百波币的工资制度。（现在工资支付从二千到十万波币不等，有约三成人口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
团结工会另外有一些控制监管工作条件的委员会，也有与政府协商制订一个计划，使工厂的电力供应得以合理化，因为随时可发生的停电是令生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工人要求真正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要求参与计划的厘订等的愿望，已越来越明显，加上官僚的无能和腐败，令工人更厂党到他们积极参与的迫切性。工人提出的每周五日的要求，是走向工人自治的第一步。工作时间的长短，对生活质素的影响极大。因此，缩短工作时间是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强调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因为这是工人阶级所有进步的前提。只有当工作时间缩减，工人阶级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才有可能研究经济状况和生产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决定，才有可能改善自己。工人阶级要求能合理地使用科技所提供的进步，来改进所有人的生活质素。实际上，任何工人都知道，工作时间缩短，意外会减少，浪费会减少，生产效率则会提高。
很多人能够看到，计划经济如果要运行得好，是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每个平面都积极参与控制的。任何中央计划委员会或政治领导，都不可能知道复杂的经济的所有事实，或是预测所有的需要。因此，计划经济如要有效运行，必须有工人民主。华里沙也指出，工人民主可以避免许多重大错误的发生或持续，他举例说：有一间因原料不足而只能开工五成的建筑材料厂，“政府决定在它旁边另建一间同样的厂。这是荒谬的。中央委员会可能不知道，但我们工人每日都见到。自由工会意即在所有平面——包括地方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管理经济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计划，我们将会这样去运行。”
在这段期间，工人除了看到要实行工人管理生产，不但要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使不同意见得以发表和辩论，并要培养工会干部、工人领袖和普遍提高工人的知识、文化、技术水平（很多工厂已开始使用视听讲授课程，为工人解答或解释基本概念，例如工会的作用和工会会员的权利等）。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进展，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工会的作用是保卫工人的利益，而进行对生产的管理，就要尽快设痒痒工人委员会或工人议会，在按比例的基础上代表所有工人，来负责工厂的管理。
“工厂厂长很希望团结工会在经济平面负上责任，参与管理，但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共同管理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也能作出决定。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工人委员会，由一个厂长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但我们未达到这地步。”
上述一名工会领袖的说法，显示了他明确地看到管理的问题，以及认识到官僚层意图施计，将团结工会的代表结合入现存结构中。虽然不是所有工人都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中，但所说在这个总量上，库伦的意见（参阅本刊81年3月号所载库伦文章）在团结工会的地方领袖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不过，在有关工人自治的问题上，民主在经济中如何运转的问题，即仍是颇为混乱的。由于现今浪费情况严重，人们便倾向于归咎计划的不善中，而鼓吹全面的非集中化，甚至看不到中央计划的需要性。
许多团结工会负责人会不犹豫地赞成一些工业专家的建议，要求从新在所有经济部门引进竞争和市场结构，也赞成工厂要自负盈亏，和可以通过裁员来增加盈余。但再推远一点，这些工会活跃份子便会声明他们支持生产手段的公有制，并认识到需要保留大型钢铁厂、重工业、矿业、化工业等为国家财产。因此，他们明显地是将“中央计划”等同于“官僚管理制度”。许多时，他们也不能区别清楚在农业及某些消费和分配部门引进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如果将市场经济应用于整个经济时的后果。一些工人并不清楚明瞭，采用“南斯拉夫式”或“匈牙利式”模式，以及在厂与厂之间引进竞争所会产生的后果。一些工人甚至同意，失业可以在某程度内存在，以激励工人更小心工作。
其实，每个人都坚持计划必须“从下面”决定，但他们却很少谈及如何将各工厂的建议集中化，以及应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考虑到全部人民的需要。他们的看法，很多时被今日笼罩于经济管理的官僚性质所模糊，而他们大都低估了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中央计划的重要性。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计划的存在，事实上是经济决策能尽量非集中化的前提，也是在工厂平面建立民主关系的前提。
这些问题除在一些运动刊物（如《华沙科技文化工作者公报》或团结工会出版的《80论坛》）上有讨论外，一些地区性工人刊物也有登载和讨论。（在波兰，每个月有超过一百万份独立工厂报纸流传。）
波共内部的危机
波共领袖不但面对群众的挑战，更面对共党基层党员的强大压力。党的内部危机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没有人再确切知道哪一翼正占优势，或是三月党大会将有什么后果。总理在一年内也已换了四人。
党内基层党员的公开反抗，可见于罗兹省方力加无线电厂的波共党委会的文件；该文件经过该市许多工厂党员有系统地讨论后，才在1980年11月14日草拟出来，自此便成为罗兹区其他党会议的讨论范本。这份名为《应该怎么办？》的文件，转载于1981年1月20日的法文《国际通讯》和1981年2月16日的《洲际通讯》。
文件的开头说：
“自1980年中在波兰发生的事件，有着革命的性质。这个过程的发起者和主要动力是重工业工人。然后整个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层份不断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个运动倾向于决定地抗拒目前权力的运转情形和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广大群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必须在法律上和在事实上得到保证。
直到现在，管理着国家、党和经济的肿胀的官僚架构，将它们专横和主观的决定强加于全国之上。我们不能再以这个方法统治下去。这样的制度，剥夺了人们的尊严，将他们变成一个器具，只为达到与他们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目标。
我们现正经历的革命过程是自发的。党和国家并不控制它，反而在日增的要求面前变得危险地茫然漂泊。
团结工会这组织（独立的、由会员自行经营的工会），对群众如何行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也要屈从于群众需要和群众思想状态的压力。在社会眼中，团结工会代表所有人民称为‘我们’的人，而党和国家被称为‘他们’。逐渐地，一个双重权力的制度正发展起来。
结果，党、尤其是它的领导机关，处于恶劣的形势。党必须与团结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明确将自己放置于‘我们’的一方面。否则，党的存在和党的领导作用就失去所有意义。
所以，应该怎么办？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带有列宁主义气味，容许我们处理这问题。今天，党必须是革命的动力，必须起带头作用。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在历史废物箱中完结。因此，党必须作出行动，进行个人收入和私人财富的重新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特别富裕的人将要有大量损失，以便贫者能受惠。
政府已经实行的工资增加，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和‘黑市’，除非赚取最多工资的人的收入被削减，同时除非最舒适的那些人的财富被抽重税。除非这样做，不然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将会在危机中首当其冲。”
这份文件对于如何进行改革的手段上，仍存有颇多幻想，例如：它主张要清除贪污，由团结工会、社会组织和党共同成立调查委员会；它主张现行党领导必须快速应变，最迟不能超过1981年1月召开党特别大会；它主张波共转为新党，要独立于苏联，要尊重平等分配财富的原则和国有财产制度，要加强波兰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和要支持左派政府和左派运动；它主张要容许除波共这个工人和知识份子的党外，还有农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由三党共同治国；它主张所有会议报告要事先写成详细书面资料，让每一个人预先阅读和讨论，才能发表真正的意见；它主张党内所有平面进行选举，以及选举出席特别大会的代表，而重要的是选举要民主，党员有完全的自由选出他们信任的人。
虽然这些主张对党进行自我改革的能力存有幻想，但它们都很明显地指出要扫除所有官僚结构，而且对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是渴望的。他们不但要求党改变政策，更要求党进行全面民主化。
在党员的普遍质疑情绪下，波共领导一般都不决定了的压迫性措施强制实行。在杜伦TORUN，该市波共第一书记被中央领导开除，但党基层却决定保留他在该市最重要的工厂里。该书记被中央指责的罪名，是他组织了不同波共支部之间的直接会议，这是党一般运转所禁止的。
在波兹南POZNAN，官僚要出动高级军官来扶植该地党员要罢免的市书记。在布洛PLOCK，简尼亚与该市地方党官员的会谈是如此激烈，以致《人民论坛报》要报导基层党员的不满。
差不多在各地，党员大都自称是在波共党内的团结工会会员，而不是在团结工会内的波共党员。
而且，党员在攻击官僚层时，往往比非党员的团结工会或团结农会的领导人更为激烈；后两者仍要小心避免把问题提得太尖锐，而与官方发生冲突。
苏军会入侵吗？
苏军入侵波兰的威胁，成为波共与工农谈判时的皇牌。当波兰发生工潮和动荡时，苏联便陈兵波兰边界，并举行几次军事演习，此外，苏联及东欧、古巴等国，都不断指责说波兰受到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扰乱和破坏社会秩序，作为将来入侵波兰时的“理论根据”。
苏军入侵的威胁，被波共统治者作为武器，企图说服团结工会一部份人说，要避免苏联介入的唯一方法，是加入政府的“全国联合阵线”，与改革派共同合作。
事实上，由于苏联入侵的阴影笼罩着波兰，因此，波兰人民的政治斗争并未继续发展为工人议会，与官僚层直接冲突；而是发展为工会，希望由工会与官僚层谈判。
不过，波兰人民斗争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已远超纯粹的改善生活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而是发展为政治上攻击官僚的腐化和特权，要求社会主义民主，而经济上要求工人在经济计划和管理上有积极参与的权利。这些斗争每取得一次胜利，就等于官僚控制的进一步被削弱。为防止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危害到波共官僚层以及东欧、苏联官僚层的存在，苏军入侵波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阻止苏军入侵波兰，有三个因素：最重要的是，团结工会能享有多大群众支持；如果以百万计的波兰人将会反抗侵略，波兰军队一部份也可能介入抵抗苏军的入侵，每间工厂将成为积极或消极抵抗心，而农民也会以拒绝生产来抵抗，那么，苏军入侵的可能性就更少，因为坦克是不能强迫一千二百万工人与他们憎恨的政权或管理者合作的。波兰人民越团结，苏军入侵的机会就越小，即使入侵也必需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在东欧和苏联本国产生严重的反响。因此，给予波兰人民最坏的劝告，就是叫他们将要求变得温和，叫他们与政治异议者隔离开来，或是叫他们缩减工会的活动。
第二个阻止苏军入侵波兰的因素，是这个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国际反应。苏联入侵阿富汗，已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应，再入侵波兰，便会令苏联与西方的“缓和”政策崩溃，也令苏联在政治上孤立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我们要注意，西方宣传机器之所以表示同情波兰工人的行动，是要打击苏联的威望，同时希望借暴露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制度及人民的反抗来贬低社会主义，抬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与“人权”。但波兰人民在反抗官僚层的斗争中，却很明确地表示拥护社会主义，不过是要争取工人真正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人民要真正成为国家主人；这点是西方政权和报刊所不愿提及的，实际上也是它们所深切惧怕的，因为如果波兰人民能胜利争取到政治上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将为世界劳动人民所向往，将重大地推进世界革命。因此，我们不会寄望西方资本主义政权真正拥护波兰人民的革命行动。但对波兰人民的有力支持，却来自国际（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今次波兰事件中，各国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现于他们对波兰事件的关注和支持。西方工人组织纷纷派遣代表团到波兰进行交流与慰问，也为波兰团结工会捐赠印刷机器设备等；工人国家内的异议分子也表示支援，如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及中国的民刊组织等。有些工厂更与波兰一些工厂结为姊妹厂，互相邀请工人访问和作演讲，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支援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这些强大的压力，是苏联入侵波兰前必须慎重考虑的。
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因素。苏联出兵阿富汗付出的兵力、财力已不少；如果出兵波兰，势必遇到重大反抗，将增加苏联国内已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西方也会从波兰撤出数以亿计的经济援助，苏联要负担起波兰的巨大经济担子将会是十分吃力的。而西方国家在波兰的投资和经济利益，也是令它们反对苏联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会的角色
当波共对人民实行思想和信仰箝制时，教会同时成为被压迫者。过去，教会曾经因为协助保护异议者抵抗政府的公安人员，而在人民之间取得某些好感。群众在斗争中，取得使用传播媒介的权利，现在，教会逢星期日有两小时可使用传播媒介来广播弥撒。
可是，教会要能维持它对群众的影响，要能维持它的权力，就不能让群众的要求走得太远。教会与官僚层已取得舒适的安排，它现在希望能维持现状；可是，在工人来说，要能取得任何持久的胜利，就必须摧毁官僚层，以真正的工人议会实行工人管理经济和社会。因此，我们日益看到，教会转向支持政府，而且言论日趋保守。例如教会开始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不负责任和过激，会导致苏军入侵。
在团结工会的领袖中，有些人受到教会颇大影响，华里沙也表现出受到教会颇大压力。举例来说，在去年12月16、17日超过五十万人参加的格但斯克纪念仪式（纪念十年前被官方枪杀的死难工人），有浓厚宗教气氛，甚至连华里沙的讲词也是由一位教会人员起草的。但也有许多工会份子表示不满，反对运动的独立性被教会侵犯。团结工会华沙地区一名主要领袖在纪念集会两日后说：“纪念碑将会是团结的象征，它将会将全波兰工人的团结粘固起来。但幸而我没有去格但斯克，因为听到纪念会上的演说会令我作呕。……这次事件如此重要，本应限于默哀一分钟，而不是举行这个超级传统的仪式。会上所说的东西，只是将纪念日的意义模糊了——那就是，我们要等十年才能向我们的同志致哀。教士一些说话听来古怪，而且对团结工会来说是危险的。它们证明教会正意图操纵工会，而华里沙的讲话也显示了这点。华里沙太虔诚了，他让自己太受教会的影响。”
也难怪许多工会领袖和成员对教会的介入有强烈的反应。在纪念集会上，主题是“和平、秩序、保卫祖国”，这个主题贯彻于教会代表，华里沙以及波共官员的讲话中。而且，虽然建立纪念碑是1980年8月格但斯克工一个重要要求，可是在纪念集会上，却一字不提工人的廿一点要求，也没有提及运动的发展前景，因此，电视可以将这次仪式当国歌般报导，绝不涉及工人阶级的动员和要求。
本来，纪念格但斯克大屠杀十周年的集会，可给予团结工会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向在场的大量独立工会成员讲话，指引下一时期应走的道路。可惜教会的强大压力，成为了运动的制动力量，华里沙的演说也表现得很温和。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固然不应低估教会和天主教僧侣集团的影响力，但也要避免高估教会将团结工会纳入协调的轨道的能力。况且，教会高层集团也未能控制本身的教士。举例来说，在十二月中，波兰主教的一名发言人乌素力神父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和库伦；团结工会马苏斯区的主席立即会见波兰大主教并作出责备，之后更立即往见库伦。大主教迫于要缓和形势，向团结工会表示他无保留的支持。而这件事发生后，有约五十名教士抗议乌素力神你以教会名义发表的意见，并尖锐地要求他立即辞职。
运动发展的障碍与前景
团结工会将要面对的一系列障碍，除来自苏联官僚层、波共官僚层及教会外，还有建立运动的内在问题。能否成立一个民主选出的领导，能真正代表在变动的力量和现存的不同观点，是增强团结工会和发展群众运动的关键。
独立工会的地方性机构有极可取之处；本地和地方领袖获得重大比重，而地方性组织有物质基础能够抗衡官僚层的压力。可是，全国领导却存有颇大弱点。团结工会的“全国联络委员会”的作用仍颇含糊，作为该委员会的执委会的权力和权利并无明确界定，因此，最受公众注目的全国领袖（尤其是华里沙），就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在他们认为需要时就干预。这就造成紧张的关系，令到在混乱中，有可能会发生某一领袖取得的优势，而以此“解决”团结工会内的分歧的危险。因此，现在的工会地方领导和全国领导的选举，将有特别的重要性。
此外，团结工会内部已开始出现的政治分化也渐明显了。在取得即时的要求后，有关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就产生不同意见了。在地方和地区工会领袖中，已出现了一个较激进的左派，同时，受教会集团影响而主张较公开地的一翼也出现。为了对付独立工会运动，一个强大的联合阵线已组成，在苏共支持下，它包括由简尼亚领导的官僚层、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内的斯大林主义一翼，后者主要是以前的官方工会官员而现在加入了团结工会的。团结工会的进步分子为对抗这股反动势力所应做的，是加强群众的联系、团结和积极参与，加强与农民的互相支援，以及不能让政府将它与异议政治组织（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分隔开来。
波兰工农已赢得了许多阵地，提高了信心，增强了斗志，他们的力量正在加强，决不会轻易地放弃已得的阵地和战斗成果，必然会为保卫它们而坚决斗争，而且会在现有的胜利基础上，继续推进运动。他们的胜利已深重地影响着东欧、苏联以至中国等工人国家的工农，鼓舞后者起来斗争，这些斗争反过来又将会支援波兰群众，互相连结成强有力的阵线。反官僚斗争在国际规模上胜利地开展，将扫除一切的障碍，消除苏联等外军的入侵威胁，最后走到以政治革命推翻特权官僚层的道路。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0 22:56
《十月评论》1989年1月第十六卷第1期（总第140期）
波兰八八年工潮回顾
作者：黎思
1988年4月和8月，波兰工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罢工。
4月25日开始的罢工，几乎可嫓美1982年8月31日的大型街头示威的规模。4月25日，在比各兹和伊罗浴血奋战斯罗夫首先发生了自发的公共运输工人罢工；罢工即日结束，工人争取到工资增加67％。
翌日，卡哥夫的列宁钢铁厂工人开始罢工，24小时内蔓延全厂，约3万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官方工会激烈反对罢工，工人则自行选出罢工委员会，初时9人，到5月4日发展至18人，3名前工厂内的团结工会领袖也获选入罢工委员会。罢工开始有组织地推动，每队工人轮流在厂内留守16小时，然后休息8小时。4月30日厂方将工厂食堂关闭，工人向社会发出呼吁，随即有大量食物涌到。工人也选出各种小组，分别负责处理供应品，发布消息，对付厂方走狗的破坏行动，处理文书及技术工作等，每个小组由一名罢工委员会成员领导。
工人的要求除了底薪加5成、罢工时间照发全薪之外，值得重视的是他们要求所有工业工人、医疗和教育工作者（以及退休工人），都应获得加倍的薪金补贴，以弥补88年2月的物价上涨。
工人的罢工取得了学生和市民的大力支持。4月28日，1千学生示威；5月2日，2千名市民在街上游行；5月3日，1万名市民参加游行。警察粗暴地殴打群众。
政府答应在5月5日8时与罢工工人会谈，但这不过是烟幕，以使工人松懈下来；当日凌晨2时，内政部反恐怖主义部队冲入列宁钢铁厂，恶毒殴打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12名成员被捕，另外约50名工人被捕，同时起码40人因严重受伤要留医。接着，在同日早上7时、9时、11时，防暴警察再度冲入钢铁厂，捣毁工人的斗争总部，殴打工人。尽管如此，工人仍在7时和9时在厂内游行，不怕被防暴警察毒打。1万2千名工人坚持罢工，其余工人则遵守罢工委员会先前订下的决定：如果被警察从钢铁厂赶出来，就留在家里。一个6人组成的地下罢工委员会成立，并在市内两个教堂成立物资救援中心和罢工消息中心，组织药物、食物、金钱的收集。厂方则抽调卡托维兹钢铁厂工人和一些囚犯来开工。
为了回应当局残暴地打击罢工工人的行动，学生发动了罢课和在宿舍静坐。5月5日雅鹊伦大学的师生大会，通过一份声明，成为学生运动的纲领。它这样说：
“在知识分子支援工人的精神下，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列宁钢铁厂和全国其他工厂和大学的罢工罢课者。我们特别表示欣赏工人提出的医疗和教育工作者的物质条件应予改善的要求。我们抗议当局用暴力对待罢工工人和罢课学舌功能，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和因发表言论而被镇压者。我们认为只有以下做法才能走出目前的危机：通过建立多元的工会和政党来真正扩大民主，经济上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保障大学有自主权。”学生的斗争行动同样受到防暴警察残暴镇压。
列宁钢铁厂罢工取得了学生支持，可惜未能争取该区其他企业或运输工人参加罢工。5月8日，罢工委员会结束罢工行动。罢工工持续了22日。
在格但斯克，列宁船厂工人在5月2日开始静坐。这次罢工只有少部分工人参加，因此不是一次大规模罢工，而是先锋分子的罢工。他们占全厂工人的一成。罢工者不能争取到厂内其他工人加入，也不能令该区另外两间船厂工人加入罢工行动。
在全国多个地方，也有工人试图发动罢工。例如在什切青，团结工会的协调委员会在5月3日发出全面罢工呼吁：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和团结工会合法化。2日后，巴士工人罢工，但同日结束。警察在多处成功地阻止了罢工行动。
到5月9日，罢工浪潮显然已退落。5月10日，列宁船厂工人也体会到这点，于是接受华里沙的劝告，终止罢工，集体操出船厂。
这次罢工显示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间的工人的状况是不平衡的，但它也显示了暴风雨来临前夕的气氛。
8月，另一轮罢工浪潮席卷几个主要工业中心。什切青的运输系统工人罢工，被警察包围打击。在上西里西亚区的20多个煤矿的罢工中，警察也是用武力打散罢工，拘捕并解雇罢工工人；一名农民领袖在运送食物给矿工途中被警察拘捕，毒打后被关入一间精神病院，这是波兰的首例。在史达罗华沃那市，工人在8月22日开始静坐罢工，厂方在8月29日运入6千名工人，企图继续开工，但新来的工人立即加入罢工行列；当局动用直升机、机关枪部队和空军5百名士兵来粗暴镇压罢工；8月28日该市的和平运动举行了一千人示威，也被警察暴力对待，被捕者遭毒打。
8月30日，华里沙与内政部长基斯泽将军会谈，会后双方同意安排召开圆桌会议洽谈团结工会地位的问题，但对于大量被捕工人的释放、复工工人的保障等问题，则全无任何允诺。9月1日，华里沙号召结束罢工。在格但斯克，工人冷淡对待，一名妇人在圣碧姬达教堂前大呼：“你背叛了团结工会。”格但斯克各企业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主席斯保斯基说：“我们白费了经理时间”，虽然他指出当时的力量对比是难以争取到团结工会合法化的。华里沙向列宁船厂工人结实：“我们可以用罢工以外的其他方法达致我们的主要目的。”下午2时，罢工工人同意结束罢工，操出船厂，外面3千名市民夹道相送。在曼尼发特矿场，工人从8月14日晚开始罢工，他们要华里沙亲自来解释，才肯结束罢工行动。卡哥夫工人本号召了在9也1日要发动新一轮罢工，结果临时取消。
华里沙说服工人结束罢工后，官僚层内的声音大叫绝无可能让团结工会合法化。9月6日，官方工会更要求不能承认团结工会。
9月16日，波兰国会接受政府辞职。同日，华里沙及工人代表与官僚会面，之后安排10月会召开圆桌会议。但是，当局强硬否认是与团结工会代表开会。而在10月29日，政府宣布要关闭列宁船厂，导致船厂工人再度罢工。
究竟今日团结工会和波兰工人处于什么状况？工人如何看待9月以来的政局变化？这些下文将作详细介绍。
“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波兰罢工女工群像
译者：兆立
[在1988年秋天的波兰工潮中，妇女占了什切青公共运输站罢工工人的大多数。这个事实使什切青中央罢工委员会（由九个男人构成）在其所编的第九期罢工公报（8月28日出版）上，登载了以下这篇专门谈论罢工女工的文章]
在这个运输站，大多数工人是妇女。我们不十分确定这个事实是否比较容易地使政府作出“平定”罢工工人的决定。但是它却明显地表露政府的警察行动如何野蛮。也许这些先生们认为，如果他们攻击妇女，就可以更容易地办好事情。
但是，在尼米亚青和阁勒青两个运动站，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做错了。他们的制度和吓人的武器并没有吓倒这些妇女。警察不得不把她们抬出运输站。有几次，需要几个武装警察动手，才把司机拉出运输站。这种搏斗的确使人民政府丢脸。但是如果甘地在生的话，他也会为这些女斗士骄傲的。
莫沙从开头就参加罢工。她是尼米亚青的罢工委员会成员，她也参加救护和资料中心的工作，由于一些运输站被警察占领，她与一些朋友就在救护和资料中心组织了从那些运输站来的罢工工人。今天呢？她当然在罢工仍然持续的地方——史特鲁加路的达比运输站。
她们的家人对此事有什么看法？“我们的家算是模范。我们的儿子亚塞已学会烧饭、买东西及做家务。他说他还照顾小狗呢。他到这儿来看过我，而且常常来。他懂得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但不是每样事情都如意。在罢工开始时，有些年青妇女来看望罢工的丈夫，常常大哭大叫。所以我们要向她们解释，说服她们。你可能会不相信，现在这些年青妇人却对她们的罢工丈夫大叫：‘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
男人们积极进行“男人的”问题——跟经理协商、对谈。盖尔扎克举出一个奇妙的事实：官方工会以经理的代表身份参加协商委员会。
“他们还没有注意这点——你能称它是什么呢？——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历史将会正式地记载工人和受这些所谓‘工会’支持的经理之间的谈判。他们将怎样摆脱这件事情呢？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主席克瓦勒夫斯基在警察攻打罢工工人的事件中，竟站在警察的一边。”罢工委员会的总代表谢涯考夫斯基和克德谢奥斯基着重指出罢工者的政治成熟：“他们在多元主义的祭坛上准备牺牲其他问题。工资并不是唯一的争执问题。他们也看到退休者、卫生人员和其他的问题。”
“我们会住进同一监牢”
他们欣赏妇女角色的真正价值吗？莫沙回答说：“男人吗？当然啦！如果他们还想他们的周围有一点秩序的话，在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小地方时，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男性朋友告诉我：不必担忧，我们会想办法住进同一监牢。”
达比运输站是公共运输站罢工的最后据点，最强的据点。各个运输站都有人在这里；故事与印象一齐讲。“跟波哥奴来的波兹尼亚克谈谈。她真勇敢！她整晚参加色皮柯工厂的罢工。当罢工开始有点坚持不住时，她中饭到救护中心，找到15个人。她解释，又鼓励。工人们很受这个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的多多发女郎的感动。第二天，就有几十个人占领那个工地。佳鲁加是从尼米亚青来的，她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还有瓦里加很会开玩笑，所以提高了大家的士气。没人知道她几点钟睡觉，也没人听到她埋怨太累。”
公共运输站所提出的要求中，只有一条与妇女有关：要求妇女每日工作六小时，但得八小时工资。莫沙说：“一天工作六小时？这是不必说的。其实我情愿不必做工，像我祖母一样在家看小孩。我常常从早上四点工作到晚上五点。放工以后，还要买东西，赶回家准备第二天的膳食，略睡一会儿，又要跑回去工作。孩子怎么办呢？我们的工资要求太过份吗？我每月做280小时的工，拿到7万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这笔钱全部用在食物上。”
“我从来没想到人体会这么强的。我的子宫刚动过手术。我不能受凉，也不可去游泳，虽然我很喜欢游泳。我在医院住了整个夏天。我的朋友知道这事，所以开头时我的情形还算好。但是以后呢？寒冷的夜和疲倦……头四个晚上，我在外面只睡了一个半钟头。我连医生给我的振荡器也没有使用。”
最后，我们参加了在运输站的洗车房临时设备的小教堂。一个公共汽车前面的十字架，装满花朵的圣坛，V型的蜡烛台。马尼安神父常常来探望罢工工人，他说以后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来放蜡烛台祈祷会和弥撒每天在这小教堂举行。谢谢附近来的年青人。歌声和小提琴常在那里飘扬。
莫沙很少参加这些歌咏会。“有些歌——特别是黑色圣女——会使我哭，当我觉得眼睛有泪，我一定要离开那里。”
但是，我们早已知道，对于公共运输站的女工们，这并不是懦弱的表示。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10月17日）
2011年11月6日星期日
标题: [历史文献] 波兰团结工会资料专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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