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18
团结工会与自管
作者：庄义保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1月 第九卷 第十一期（总第71期）
虽然团结工会是独立和实行内部自管(SELF-MANAGEMENT)的，但它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把自管的要求包括在纲领之中。从八○年八月列宁船坞工人的二十一点要求到八一年十月的自治共和国纲领为止，要经过多月的斗争、经济危机和讨论，才令这个运动充分接纳这个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公式。长期以来，对承担经济管理责任的保留的态度，使团结工会和这个工作割离开来。
但自从八一年春天以来，当它将自管作为中心要求的时候开始，它便对自管问题作出重要的贡献。它吸收了以往运动的错误的教训。比起波兰在五六年工人议会(WORKERS’COUNCILS)经验和捷克在六八年冬天的自管运动来说，团结工会的贡献更为丰富：它的制度性提议更为激进；它的斗争首次被视为一个政治战略的整体部份，即作为争取民主形式的政治权力的斗争。不幸地，共党军事机构造成的对抗，使团结工会没有时间将这个概念贯彻到底。但即使在今天，在雅鲁泽斯基独裁统治之下，它仍是持续的反抗运动的一个成果。
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第一个独立工会为甚么会走上争取自管的斗争道路?这个想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个要求对首十六个月的革命有甚么影响?这是我们在本文中要提出的问题。
最初几个月的保留态度
从一开始，在八○年八月卅一日签订的格但斯克协议便企图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上保持平衡。一方面，新的工会被定为监管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保卫工人的社会和物质利益，而不是扮演政党的角色。……目标是保证工人有必需的手段来决定、表达和保卫他们的利益。』(格但斯克协议第一条第二段)另一方面，它的权力却远超过纯粹的监管：『新的工会应该能够参与制订影响工人生活条件的决定：包括国民收入在消费和积累方面的分配、社会消费基金(卫生、教育、文化)的分配、工资政策——特别是工资随通货膨胀自动增加、长期的经济计划、投资的方向、价格政策等。政府承诺保证实现这些功能的条件。』(格但斯克协议第一条第五段)
对于团结工会的始创者来说，『独立』和『监管』隐含着对政府将采取的经济政策不负任何责任的意思；而工会参加作出决定，是为了影响结果，因此工会或多或少要负一些责任。
在签订八月协议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人(七成)认为这个制度应该能迅速改善波兰工人的生活。但事实在几个月之后显示得很清楚：政府并没有执行协议，它并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经济改革，而工人的生活条件每天都变得更差。工会份子处在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和当权者不能(或不愿)采取任何真正经济调整的夹缝之中，这种情况被迫地反映在工会份子的政治和经济行动中。除非人们订出不同的经济选择和不同的劳工管理方式，否则当政府谈论国民总收入下降时，人们又怎能保卫星期六休息的权利呢?如果不质疑整个农业政策，又怎能支持农民的要求?由于在这种利害关系和要求的性质之下，操纵和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动便要扩展为对政府政策的全面挑战和作出改革建议。
关于自管的辩论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开展的。困难是有的。不少人采取保留的态度；从最近历史经验的多种因素去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有五六年十月成立的工人议会的遭遇；五八年关于『工人自治大会』(CONFERENCES OF WORKERS’AUTONOMY)的法律，将它们削弱成为党的工具，成为『委任名单』制度下的输送带。而且，从七八年起，这些『工人自治大会』的主席位置自动保留给厂内的党书记。因此，对『自管』这个名词是有一些不愉快回忆的。所以，在八○年秋天成立工会，是一件微妙的事。我们要记得，要经过工厂和全国的多个星期的斗争之后，工会才在十一月十一日获得承认和注册。虽然有很大热情和动员，工会的内部组织是繁冗的，这是由工会与政权之间的不断紧张关系造成。很多任务会活跃份子认为这个组织太弱，不能肩负真正的全国责任。最后，人民还不信任经济参与；他们从旧的工会的经验中感到经济参与即等于贪污。
人民恐怕一旦团结工会在工厂或全国负起责任，它便会被束缚着，要共同处理危机。他们没有信心。华沙一个主要的代表在十月表示：『人们现在向我们呼吁共同管理和共同承担责任。我们已在旧工会中见到这代表甚么。我们不想通过参与而掩饰领导层的错误。……团结工会与当权者之间缺乏信任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的是制度化的保证；我们一定要确保诚实和能干的个人能够对抗那些愚蠢和不诚实的人。』
工会份子这种敌视态度，并不意味他们不清楚危机的程度。从十月和十一月起，很多呼声坚持必须对整个问题采取立场。在十月，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专家马索域奇在华沙宣称：『工会一定要对国家的普遍事务发表意见，例如在计划、分配消费预算等。工会现在才刚开始运行，它一定要为这个任务作好准备。』
因此，可以见到不同的人向不同的方向走。一些专家特别提出将监管制度化。十一月四日，告鲁斯基神父在格但斯克一个研讨会上提议工会应参加统计学院、价格委员会和计划改革的工作。另外一些人选择重建一个真正的自管制度。在八○年十月的一篇文章中，高秦斯基要求：『认真进行经济上的非官僚化，减少官僚在经济决定上的影响力……恢复自从五六年便存在我们心中的工人自管的思想。但是，要它发生，便需要废除一九五八年关于『工人自治大会』的法律。』
然而，高秦斯基并没有说明这种自治的内容。另一方面，从十月开始，在格但斯克出现更详细的工会计划；但这份由库伦写的计划并没有被用作未来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尽早在每间工厂选出自管委员会，要成为独立于工会和所有控制的工人代表组织，正如战后初期一样。选举应该基于按比例的代表……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将包括管理社会基金(假期、营舍等)、房屋基金、控制互助存款和贷款，和所有在劳动法例内订定的权力。』
这些工作都是有限的，并没有触及工作间内的经济权力和管理的问题。不过，这个提议仍然是有利于推广民主选举工人代表的思想。它的内容被格但斯克厂际委员会的时事委员会接纳为选举委员会的方法。
因此，工会在成立之初的几个月中，对自管采取了一定的保留态度。十月和十一月在罗兹市的一些车间经验只是局部的。而在圣诞节，当政府决定实行肉类配给时，团结工会以最传统的工人监管方式作出反应。(正如工会华沙区领袖保泽克说：『我们还未强大到可以委任我们选择的企业领导，但我们已强大到可以将不喜欢的厂长赶走。』)
对经济危机的反应
这个情况一直到八一年三、四月才开始改变。很多任务会支部改变了态度。自管委员会在车间内涌现，有系统的发展开始冒出头来。造成这个突变，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是经济危机不断加深，而且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工业和农业生产危险地下降，内部市场日趋败坏。四月一日的扩大配给制度只是稍为改善了情况；配给券照常地只是局部收效。经济机构的无组织、不同派系之间的不断斗争，还加上了贪污，令整个配给制度成为一幕闹剧。团结工会因此面对一个选择：或是完全避开经济问题，冒着被人民因责备而背弃的可能，或是承担这个任务，但因此便必须寻找方法避免上文提及的危险。要走出这个困境，便需要找到一个民主管理经济的方式，让工人充份明白事情的真相，以致能保卫他们的想法和影响最后的决定。
政府本身的提议，也促使了工会改变看问题的方法。政府在八○年十二月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管的法案。波共党又不停地指责团结工会不负责任。它的最终含义是：所有波兰人必须携手合作(和勒紧肚皮)，将国家驶离灾难，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党——提议真正的自管。但是，工会领袖十分明白这个法案目的只是恢复破了产的『工人自治大会』。因此他们被迫改进本身的提议。
最后，团结工会的支部在车间内面对这个问题：管理阶层当初企图阻碍工会的成立，现在却寻求将它结合在共同管理企业的工作。管理层提议工会应该取代仍有的『工人自治大会』或是成立新的『更民主』的组织。工会活跃份子必须知道怎样对付每一个提议。
工会的社会研究中心在八一年三月初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了这时期的倾向。接受调查者全部是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调查包括了178间工厂，有47％仍存在『工人自治大会』。工会究竟作出甚么反应呢?工会通常是不参与这些『自治大会』的；即使有，在11％中，工会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有8％是为了通过计划而参与的。面对这个制度上的空白，人们更加感觉需要新的自管组织。这正是占了调查结果68％的提议。由谁主动提议呢?68％说由团结工会，43％说由管理阶层，18％说由旧的工会支部、7％说由当地的党组织，13％说由没有组织的工人(总和超过100％，因为有些说由几个组织同时提议)。我们可以见到，工会活跃份子的日常经验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立场。至于他们认为新的自管有甚么用处呢?下列图表由不同规模的工厂给予各自的答案：
认为自管者
工厂工人数目 必须 无用 无答案
0—300 82％ 18％ 0％
300—1000 93％ 4％ 3％
1000以上 95％ 4％ 1％
调查亦显示在直接生产性的工厂内，94％被访者认为自管是必须的。这个数字在非生产性的工厂内则下降了10％。
至于自管组织的工作范围是甚么呢?意见是纷纭的。问卷要求被访者在下列三个选择中选一个：自管议会应该『作决定』、应该『表示意见』、『不必理会』。下列是被访者认为自管议会有能力『作出决定』的答案百分比：选择厂长、分配利润(用作工资或投资)占75％；获取资料占74％；管理工人占68％；订定工厂的计划占64％；决定工资占60％；决定奖金占61％。下列是认为自管议会要『表示意见』的比率：提名管工占44％；组织工作占49％；监管存货占50男；投资事项占50％。最后，认为『不必理会』的事情只有一样：分配假期券(37％)。但是，问卷调查者认为这些结果似乎显示被访者仍未能清楚区别自管组织和工会的决定权力。
因此，即使问卷不能被视为代表当时整个波兰工人阶级，但仍显示了对自管态度的某些改变。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很清楚地表示了这点：68％被访者认为团结工会应该立刻开始建立工人自管机构；13％认为这些组织一旦成立后，团结工会应该扮演一定的角色；4％认为工会不应该理会自管，只有二人(1％)认为工会应该反对这个计划(其它人没有意见)。
『联络网』和卢布连团体
在团结工会内部成立讨论经济改革和自管的机构，这个新的觉醒在八一年春天具体化。三月十七日，在格但斯克船厂和热舒夫公共运输的活跃份子的倡议下，成立了将全国十七间最大的企业的代表聚在一起的『大企业联络网』，每省成立一个联络网。(这些企业包括格但斯克的列宁船厂、什切青的华斯基船厂、卡托维兹的胡亦克矿厂、波兹南的切盖尔斯基工厂、华沙的乌苏斯拖拉机厂等。)
对全国整体生产制度的关系，和企业内的工会会员数量成为企业被选为联络网的双重基础。代表们每月聚集一、两次(华里沙参加了在四月十四、十五日的会议)，目的是『鼓励成立车间自管委员会，以作为导向改革全国经济的基础。创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这点亦写在联络网的纲领之内。每个提议都受到二十万八千个团结工会活跃份子的支持，令联络网成为工会内一个真正的咨询组织。』
属于联络网的企业可以在省区成立相似的机构，与国会议员或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举行会议、和研究不同的改革计划。它们亦可以『在地区或全国发生危机的时候采取行动』。
联络网『不是工会的权力机构之一。它只是一个咨询性的结构。它本身没有执行机构(例如主席团)，而只能向全国委员会提议各种计划。』
工会全国委员会在五月二十八日通过一项决议，承认它是『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咨询机构，专责有关社会经济改革的工作。』对于联络网的创建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满意的公式!
在六月一日波兹南的会议上，『大部份参加者认为这个决议并没有保证由联络网完成的计划，会作为与政府讨论的基础。』实际上，当这类会议继续下去，工会内普遍的情绪转变便保证了这些计划会被用作参考的基点。在六月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主席团采纳了联络网的立场，发表一份(批评政府法案)公报。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公报成为工会在自管问题上基本转变的信号；这个转变后来在全国委员会的七月全体会议中得到证实。
从那天起，争取自管的要求成为团结工会的纲领中心。
反映这个主题的另一个神经枢纽在八一年七月出现了；它来自上年秋罗兹和卢布连的车间开始实行自管的试验。它们与联络网有维持接触。在七月十二和十三日，在卢布连举行了一次区际会议；参加者包括自管筹委会、工人议会、区领导层，团结工会的企业委员会等。主题是工人自管。
会议决定成立一个『自管委员会区际合作工作团体』，亦称为『卢布连团体』。它的任务是发动一次委员会代表的全国性会议和协调区际联络。它通过了一个实时的行动纲领，支持及散发联络网的成立文件。这个团体的目标较联络网更有实质。它从『必须向工人自管组织订定一个短期行动的整体计划』开始，因为『除非一些先决条件能够实现，否则在下一个月内，自管组织是不能接收管理各企业的。』这些条件包括由国会通过法律，成立紧密的区际联系，和成立一个全国资料中心。
虽然联络网和卢布连团体似乎是相辅的，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合作却十分困难。由于不同背景和经验，造成的一连串分歧，使两者逐渐变成互相竞争的政治轴心。在团结工会大会和其后几个月之中，这变得尤其明显。但如果将工会内发生的辩论简化为它们之间的对抗，则是错误的。各式回然不同的立场曾经涌现。为了方便，我们将它们归纳为这两类立场；但是，不要忘记每个轴心之内其实存在着每种立场。
自管观念的分歧内容
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采纳的纲领，只是局限在普遍的公式上，并没有明白提及由联络网完成的国会议案和法律规例。工会的自管计划可以从下列三个主要问题研究出来：关于社会企业的提议，这是所有讨论都提及的提议；在委员会、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合作；和上述种种与中央政治权力的关系。以下是逐点研究：
甲、社会企业
被工会迅速接纳的联络网，综合在八一年九月发表的六十三条条文的一份议案内。其中，社会企业被定为国家经济的基本单位。在生产手段中取消私人财产的问题并没有提及。相反，它提议从『国家化』转去『社会化』。要做到这样，社会企业以自决的形式、以经济计算为基础，管理自己的业务。它被赋与法定人的地位掌管所有雇员。后者管理国民财富之中给他们托管的一部份，通过他们本身的自管组织加以运用。』(第一条)『这些自管组织的成员向选举他们的人负责。』(第十条第三段)『全体自管雇员可以处理企业的财产，决定它的活动和发展的总路线，和决定怎样分配利润。』(第十条第五段)
这三条广义条文与波共党所捍卫的和国会在九月通过的想法直接对峙。后者认为雇员和他们的自管组织只有『权利和义务』对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分歧立即涌现：对团结工会来说，自管议会是企业内的权力机构，但在政府看来，它只是咨询机构。当我们研究联络网给予委员会的权力时，这便变得更明显了。
自管议会将由『一次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总投票』选任，任期为四年。『企业内每个雇员都有权投票』，但『只有在企业内任职超过两年的人才有权被选。这个条文不适用于新的企业』。除了第一个特点——代表性——之外，还有第二个特点：独立性。议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政党、工会和企业行政人员。企业内最重要的管理人员(厂长、会计师、人事部经理等)及担任『社会和政治组织领导职位』的人都不能被选入自管委员会。』(第十六条)
这个原则与党的『名单委任』制度对立。根据党这个制度，管理人员和旧有的『工人自治大会』的成员向地方的党领袖负责，而不是向选民负责。至于团结工会的原则的目标，在工会纲领的第一条论题表现出来：『压止专权的经济权力集中在党机构和官僚的手中。构成这种传达命令的经济组织架构必须被解散。将经济行政权力与政治权力分开来，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个议案的一个主要条文，是给予议会权力去选任和解雇工厂的厂长(第四十二条)。厂长的职能被削减为『执行自管组织的决定』(第三十六条)。他负责『企业的日常管理』(第三十七条)。他仍可以有权否决议会的决定，『当决定违反了法律的时候』(第四十一条)。
虽然国会在八一年秋天企图调和，但这些条文仍表现了团结工会与波共党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些条文比五六年通过的关于工人议会的法律更为激进。当时的法律将自管结构的权力局限为厂长的顾问而已。讽刺的是，波共党现在保卫的立场接近五六年的立场，而团结工会却远远走在前面了。
超越五六年的另一个大创新，是对[工人]议会和工会的清楚划分。工会的工作是保卫工人作为生产者的利益，而议会代表了人民作为雇主的愿望。议会决定了企业的整个经济策略：组织、计划、分配利润、合作、选择管理人员、监督工作、商业合约等(第十九条)。这些决定需有起码三分二会员在场，以多数票通过。(第二十五条)有时会需要与工会咨询：当决定直接影响『有关工会会务的问题时，企业委员会必须在投票作出决定前，容许工会发表符合工会和劳工法例的意见』(第五十八条)。
乙、自管与合作
假使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迅速同意社会企业的定义，另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未有答案：企业之间怎样协调各经济选择?这个问题在工会内有极端分歧的讨论。这些讨论大致环绕几个主要论题：计划、市场和企业自治、议会之间的协调，政治制度。
对计划问题，工会专家们犹疑在两个传统的波兰经济观点之间。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弹性和非中央化的计划与市场规律自由发挥的结合。这个想法由保盖伊和高秦斯基拥护并在工会大会中得到胜利。至于其它更服膺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例如告鲁斯基等，则认为自管企业和市场的独立性应该盖过其它。对于他们来说，计划将会局限在一些总指标而已。不管怎样，这个纯理论性的辩论一直都只限在专家们之间进行。只有在谈到有关改革的经济选择(价格、就业、投资等)，它才能落实下来。但这些选择并没有在工会大会中作出。
无论如何，在所有有关企业自治的社会影响的辩论的背后，都牵涉到这个总问题。这也是人们坚持工会与议会要互相独立的原因；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一的莫扎鲁斯基，指出南斯拉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甚至团结工会也需要独立于自管，这是为了令自管制度可以避免南斯拉夫不知怎样避免的危险。而且，这些社会性危险是官方针对联络网计划的唯一有理性的宣传攻击。他们的说法，基于联络网的提议会隐含新的社会不平等这一个事实。得利于更佳的投资和拥有更现代化机器的企业将会在市场上取得很强大、近乎垄断性的地位。它们能够运用这些条件去满足它们自己部门的特殊利益，从而剥夺了那些从经济角度看来是弱小的企业和地区』。因此，太大的市场自由会扩大现在已经够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危险。工会作为低下阶层的保卫者，将变得很重要；在它的纲领上，有关社会要求这点是很清楚的：它不容许失业、鲁莽的价格增加、和不平等现象。
不过，这些原则却并非足够的保证。因此工会发展了一条制度化公式：『一个自管共和国』，以保障整个社会的自管制度。在经过长期的讨论之后，两个对立的立场仍然存在：联络网(它提供了工会大会通过的纲领的要点)和卢布连团体。双方都企图将企业自管、弹性的计划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公式结合在一起。
联络网的文献包含了整个经济结构(包括银行制度)。它首先提议大量削减行政结构、废除必须附属工业或联合工会的规定，和成立一个有弹性的计划架构。
文献宣称：『计划本身并不是目的。相反地，它应该是对社会所有圈子的有利过程。社会通过它表现对国家前途的愿望。……应使计划减至最起码的，其它则让给控制的自然作用过程。……计划的社会化过程需要地方及中央自管企业的自治计划。……在中央，可以倡议计划和讨论基本的经济选择和优先的选择的场所应该是国会』。
每个层面将会指导它范围内的事情，将其它工作留给别人。这个原则在卢布连团体的提议中也可见到。它是为了针对正在改组中的传统政治组织(人民议会、国会)。地区性自管会落在旧有的人民议会手中，而选举的方式将会改变。例如，议会的一半委员会由直接投票选出(席位的多少相等于人口的比例)，而另一半会由地方上的委员组成，他们也应该是按比例直接投票的自由竞选者。国会会由同样方式选出代表，而不是由波共党控制的唯一名单内产生。
在指导式的计划范围内，社会企业(或自由企业的联盟)与上述的政治架构的经济联系，会纯粹以经济工具——如税收、津贴或各种经济利益来实现。我们可以见到，这个指导式计划的原则，是从西欧顺手拈来的。唯一的分别——多大的分别啊!——是它并非基于由『良好的经理』管理的私有财产的企业，而是由工作的人们管理的社会企业。
最后，整个计划质疑了波共党及其卫星机构在选举代表上的政治垄断。这个『细则』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改革问题，提出了波兰革命的中心问题。
第二个概念主要由卢布连团体成员拥护。它预见了在所有层面(地方、地区和全国)的自管议会的有弹性的协调。这些议会服从『从下而上』的计划。这个概念比较没有倾向制度化，而是基于工人监管和分配生产，及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
八一年八月六日在卢布连会议中提出的『工人议会十诫』，并没有试图梦想一个完美的自管制度的计划。他们订定了在地方、地区和全国水平建立自管的实际必需条件。例如，在车间里，『在未拥有被工人信赖和明白的数据之前，不要参加积极管理。要求管理阶层作出企业情况的报告，并由自己的专家审核。如果管理阶层忽视这个要求，则自己作出报告。如果增加生产意味着违反八○年八、九月的协议，或者工人议会对怎样运用企业的生产能力未能控制的话，不要鼓励工人增速生产』。
还有：『在地区内组织一个自管合作的地区性委员会。记着：为脱离危机和成功地建立基于自管的经济改革，仅仅拥有一些仍在争取的良好法律是不足够的，一切完全倚靠你能否在企业内争取到所有工人认同自管的观念。记着：工人议会、团结工会和所有真正的自管组织的合作，是创立与国会和人民议会并列的第二经济议院(CHAMBER)(自管议院)的条件。这个议院将决定国家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第二议院的提议是作为一个较谨慎的政治建议而提出的(避免了正式质疑波共党在国会的领导作用)，它也更能代表自管运动。这个提议从在联络网的第一次会议开始已被提出来，但在波兹南的会议中被否决了。这个议院应该会团结到『自管组织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消费者和环境保护联盟、人民议会和工会。在这个议院上面会有代表议院，代表了国家的政治利益。这个自管议会将会发挥中心媒介的作用。……它会成为全国生产手段的真正社会拥有者』；它会为全国作出计划和经济政策的主要选择。
因此，团结工会内两个不同的提议，在提出不可避免的社会企业之间的合作问题时，亦同时提出了中央国家权力的战略性问题。
丙、自管和权力
若讨论自从团结工会大会以来有关自管的不同政治问题，即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工会发觉面对一个中央权力，后者日复一日拒绝扮演它假装要扮演的伙伴角色。国会在八一年九月通过的自管法律，无疑是代表了波共党从最初的提议的一定的退却，但它基本上仍然是与团结工会的计划相矛盾的。团结工会大会亦这样判断它。最后，面对着经济危机的恶化，每一场政治辩论都在党、教会和团结工会对如何达到国家团结的协议的政治辩论上，越来越两极化。随着雅鲁泽斯基将军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军事镇压，这个想法亦告终结。
在这段期间内，团结工会的活跃份子和领袖辩论了一系列战略性的选择。本文所叙述的这两种概念演变成为两个紧密的倾向。它们支配了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讨论。
支持联络网计划的人认为首先必须与政府和教会达成协议——如果需要的话，通过总罢工——，然后在法律和联络网的计划的基础上，开始经济改革和建立自管制度的过程。其它人(卢布连团体)则认为自管组织首先是『争取自管的斗争组织和监管生产的架构』。必须采取一种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如果政府或波共党反对它，则人们必须组织积极罢工，即是一种人们继续工作，但在自管议会领导下的罢工。支持这个立场的人认为，通过这个方法形成的力量对比，会实现与政府的协议。『从一开始』便与它达成协议，只会是幻想。
工会的全国领导层并没有足够时间在这两个倾向之中作出抉择。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领导层的大部份成员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晚的突袭中被捕了。
(小点译自《东欧工人焦点》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1982年夏季)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34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19
(特译)
华沙工人给西方工会和工人政党的公开信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2月 第九卷 第十二期（总第72期）
[按：这份文件是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致送西方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的公开信。这是工会组织首次给西方工人政党的公开信。委员会是在今年4月24日由两个组织合并而成的。其中一个组织是华沙40间大企业的联络网，另一个是社会互助厂际委员会，是华沙钢铁厂的组织，并刊印一份名为(自由工人之声)的周刊。合并后的委员会在华沙区执行委员会和全国临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首都的地下工会的协调工作。它其中一些领袖在7月被捕。
在公开信中，波兰工人清楚地表明他们正期待着西方工人及其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支持运动。他们说：『我们首先期待的是你们』。全世界工人运动(包括中国和香港)的责任，是不要辜负这个期待和希望。所有工会和政治积极份子及没有组织的工人，都必须动员全球工人运动，支持团结工会。]
朋友们：
雅鲁泽斯基将军的军政府正企图有系统地消灭80年8月以来的工人胜利成果的痕迹。82年10月8曰，在波共中委组织的官僚的命令下，『国会』议员投票通过『解散』独立自管工会团结工会。同时，军政府又践踏了80年8月的协议，以及从80年8月到81年12月，与独立工人和农民组织签订的协议。此外，还推翻了81年12月16日，它自己所发表，谓团结工会和其它工会将来可以重新进行合法活动的声明。今天，军政府通过赖高斯基及其它文职发言人的口中，企图令被恐怖笼罩着的社会和外国公众舆论相信，团结工会在12月13日以后拒绝进行对话和协议，因此必须取缔我们工会，并以『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名义作掩护。
一个基本的要求
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团结工会的会员及其地下领导层——包括我们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曾多次告知军政府，我们准备好进行讨论以达成协议。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一个政治和基本人权的条件：释放华里沙和其它被囚或被捕的团结工会会员。我们甚至已准备好在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在坦克和刺刀的威胁下进行对话。
从6月底到8月底，我们在全国停止了所有罢工和示威。在7月初，团结工会地下领导层正式在印发了几十万份，题为《五次肯定》的声明中，宣称准备了进行谈判和对话。在筹备8月31日的和平示威时，团结工会领导层呼吁军政府进行和解和寻求协议。这次示威被警方转变为一次血腥事件。在和平示威之前4天，团结工会5名积极份子，在领导层的同意下，与自治工会联盟的代表共同向雅鲁泽斯基致送一封信，呼吁立即进行对话。
军政府拒绝了地下团结工会的呼吁。它并同样不理会教会的调和立场。工会的专家和广大活跃份子呼吁对话及和解的提议，包含在一本名为《12月之后的8月》的小册子内，但却被丢进将军的垃圾桶里。
团结工会的成熟
所有上述事实显示了，在我们民族历史上这个紧张关头，证明了政治成熟和耐性的，是组织在团结工会内的工人运动。相反地，军政府显示了它准备牺牲一切——工人的性命、国家经济、民族主权——以保持其权力。正如政府发言人乌班嘲弄地宣称：『政府永远首先要养活自己。』不要忘记，在团结工会16个月的合法活动期中，这个拥有一千万会员的工会的最暴力的行动，是将两名旧工会的贪污领袖以轮椅强行载离工厂!至于军政府在其后的10个月内的『彪炳战绩』，包括：以十计的工人被谋杀，以百计的人被警方和在狱中施加酷刑，以千计的人被捕和以工会活动的罪名判以多年的徒刑，以万计的工人在军事接管的企图内受到每日的恐怖威胁。当你们听到军政府的发言人向你们说到我们工会的『血腥计划』时，你们要记着，向你们说话的是杀人者的发言人，是以这些『彪炳战绩』为荣的人。
今天在波兰这个国家内，工会的难题是被警察压迫的利害问题，而不是对如何在经济和政治上解放工人阶级的辩论。一定不要弄错丝毫：军政府并不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而斗争，它是为了自己的政权和特权而斗争。
正义和自管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现在和以往与团结工会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那些仍然相信现时在波兰的问题是如何保卫『人民政权』或『生产手段国有财产制』的人，只能是毫无希望的笨蛋。在波兰，军政府使用所有手段去保存『既得利益者的社会主义』、以警棍维持的『社会主义』、恐惧和贪污，倚靠的是监狱、工厂领导的独裁、军队长官、警察和官僚。波兰工人已受够了这种『社会主义』和『人民政权』了。
军政府认为它已『解散』了独立自管工会团结工会。你们之间会有人在今天问这个问题：还可以谈及团结工会吗?还值得支持它吗?你们要知道，他们不能解散团结工会，正如他们不能『解散』波兰工人阶级一样。他们可以消灭它，但这代表肉体消灭波兰全体劳动人民。这并不是我们夸大。你们说『团结』，我们说『自由』。你们说『社会主义』，我们说『正义和自管』。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人们能否长期用监狱囚困对自由、对正义、对合理的生活和对控制工作工具的愿望呢?很明显地，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团结工会没有被解散，也不能被解散。现在它被迫走进地下工作，被监禁、在纸上被『解散』，但在将军和官僚的充满恐惧的眼中，却可见到我们工会的反影。朋友们：
我们期待着西方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采取团结和大规模的行动，来保卫被军政府迫害的团结工会战士。
与西方工人有共同利益
我们期待你们争取每一个机会在国际上令人注视军政府的暴行。我们提醒你们注意：10月8日通过的工会法律，是违反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条文的。它的实施相等于将新成立的工会置于秘密警察的手中。军政府在未来几年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工会『模式』，只是皮诺察的智利『模式』的翻版。在这个模式的背后，是通过法律将整个国家行政制度转变为一支『监督者的军队』，它拥有的权力和特权可比拟沙皇的行政等级制度。
我们确信西方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是准备好采取保卫波兰工人权利的坚决斗争的。我们确信你们将支持团结工会视为保卫西方工人权利和重要利益的一个方法。我们期望于你们的，是今天和明天的支持和援助。我们首先期待的是你们。你们则可以期待我们一件事：继续反抗军政府的斗争。
团结工会并没有死亡!
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
1982年10月17日
[小点译自法国《红色周刊》82年10月29日第1036期，小标题为该周刊所加]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37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20
华里沙获释后的局势
一
被军政府释放的团结工会领袖华里沙，在11月14日晚上回到格但斯克的寓所。第二天，另一名被捕的工会领袖法西纽克在弗罗茨瓦夫的审判开始了。这两件事综合了波兰在11月10日工会号召的大罢工失败之后的局势的复杂性。
这次罢工的失败，原因无疑包括军政府一连串严厉的镇压浪潮，例如将以千计的罢工者解雇、大规模拘捕怀疑与地下反抗运动有关的工人、严厉的刑罚等。波兰主教在罢工之前两天呼吁『加强和平、社会秩序和工作』，也起了反动员的作用，造成了分化。
但主要的原因，是在不少工人和地下战士的眼中，呼吁进行8小时罢工是冒险主义的。首先，地下组织的实际协调情况并未足以充份准备进行总罢工。其次，工人们并不觉得有足够能力保卫罢工的工厂，抵抗警察力量的进攻，因为自卫的准备工作还刚开始。最后，也许还是最重要的，是这次罢工并没有结合在一个整体战略之内，而主要的生产部门又被军事接管，使这次罢工变得只是象征式而没有真正效用。
此外，在10月初工会被取缔后发生的罢工事件中，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的犹疑和明显地未能担任领导，及它对长期和中期斗争前景的回避态度，削弱了更多的战士和工人对它的信心。
罢工的失败和团结工会地下组织在群众眼中的地位受削弱，无疑是值得军政府高兴的。但官僚在个多月的努力后，仍未能建立有效的御用工会，迫使军政府寻求其它途径。与教会的协议，及释放华里沙，是军政府在维持控制下的『开放』的第一步。
教会的计划是较长期性的。它首先寻求『温和派的全国和解』，以迫政权的强硬派和工会的激进派靠边站，保证了教会的力量。其后，它寻求一个有限度的工会运动，只限于保卫个别工人的利益。然后，它希望实施经济非中央化的改革，在市场关系下，迫使工人互相竞争，同时也打破国家机器的垄断，方便教会的活动。
释放华里沙是军政府实行『开放』的重要一步，但这行动也可能刺激起波兰群众的动员，向军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无论是经济或政治性的，都是军政府所不能接受的。群众也不会接受违反大众愿望的经济改革。因此工人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
在短期内，华里沙及工会地下领袖的态度会是决定性的。如果他们继释放华里沙后，继续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将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定下运动动员的前景，则军政府和教会的共同企图将会落空。否则工人运动将会迷失方向和分裂，因而会减弱下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42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21
团结工会被取缔前的波兰总局势
作者：杜维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2月 第九卷 第十二期（总第72期）
华沙……1982年10月。战争，从12月13日开始，到现在已进行了大半年。在卡高夫旧市场广场上，一群乌鸦迎着晚秋的风飞起，但人们不再为这美丽的景色微笑。这种鸟儿象征了军事执政团[译按：波兰文的乌鸦(WRONA)与军事执政团的简写(WRON)很相似]。人们也谈到『战前』：指的是团结工会公开地代表了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希望的那段时期。至于『战后』会是怎样的呢?没有人知道。人们也不再认为它快将来临。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人们以为战后会很快来到，某些官员会愿意作出对话，与社会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现在，没有人再相信这一套。无论是教会、地下工会内最温和的一翼、街上的人，或是整天排队买生活必需品的主妇，现在都相信军政府不会再作出让步。实施军管后第9个月，它便干脆地取缔了团结工会。对于国会来说，在80年8月罢工中诞生的工会『已不再存在。』
战争仍在继续进行——更隐蔽地；但不时爆发新的社会冲突和街头对抗。人们还要在这个环境下生活，满足基本的生计，为孩子找一对鞋、忍受军队的统治、拙劣的电视宣传，讨厌的报纸。军队不再日夜在窗外巡过，宵禁已经解除；但数百间工厂受军事管制：拒绝命令、无故旷工，都是违犯了军事法令，会面临严厉的刑罚。生活变得平静而悲哀，每天有无尽的困扰，再不能进行合法的集体行动，前景被阻截了。
这便是在团结工会历史性大会一年后我所见到的波兰。一个憎恨政府、不接受它的专横行动的波兰，但也是一个疲倦、阴沉的波兰。一年前的勃勃生机和希望，现在变得遥不可及。但无论怎样，波兰人民仍然尽力生存下去。
对阵双方的情况
80年8月宣示了工人、农民与号称代表他们的党的分离。独立工会的成立使分离成为事实。在团结工会逐渐巩固下来的几个月之中，政权方面出现了裂痕。波共党进入了一个危机状态，失去了不少党员，导致领导层出现持久的斗争，国家机器出现内部矛盾。而81年9、10月的团结工会大会，标志着政权与社会的对抗的高峯。政权看来甚么也不能控制，工会则似乎牢不可破。
但两个阵营已分别出现了相反的倾向。政权领导层出现了军方派系，已为『扭转事态的发展』作了几个月的准备。雅鲁泽斯基在2月被任命为总理和在10月担任党第一书记，显示了一个在苏联支持下的派系的进展。而团结工会在无可能和政权妥协及由经济危机造成更大的不满后，被迫寻求新的路向。单是保卫格但斯克协议的成果已不足够，必须寻求方法迫使政权认识到工人的期望。工会大会的辩论只触及大方向，而领导层的经验主义更造成工会的认同危机。工会在行动上出现分裂，并失去了主动性。小部份人民寻求安定和秩序，不再追随工会的看法。其它一部份人则变得更激进，支持自由选举，准备实行积极罢工。深刻的分化开始分裂了整个社会。
雅鲁泽斯基利用了军队的模棱两可的声望，看准时机作出强力的一击。但他也顾虑到本身的局限。在技术上，虽然他可以像智利皮诺察或匈牙利卡达尔那样摧毁工人阶级，但他却没有政治依靠：对军队没有信心、恐怕反抗运动会太大、也缺乏令国家迅速脱离危机的经济储备。他采取主动抢先攻击，以摧毁团结工会。但进攻并未进行到底，12月13曰只是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政权开始寻求吸纳社会运动和改变政权的传统结构。
9个月之后，取缔团结工会的行动标志了这个过程进入第二阶段。它企图进一步挫败独立工会。82年5月，特别是8月31日的示威，显示了社会对军政府的坚强抵抗和地下运动的巨大组织能力。军政府立即还以颜色。团结工会则号召11月10日的总罢工以示抵抗。因此，双方力量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了；其结果会决定波兰工人运动的前途。在目前各种力量都不稳定的情势下，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本文将试图分析这场战役前夕的局势。
经济灾难
近期的经济数字显示，国民生产额虽然已轻微改善，但仍然继续下跌。82年7月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下跌了4.8％。煤炭生产虽然上升了6.8％，但制造业却下降了5.7％，轻工业下降1.3％。展望未来6个月也是很难有所改善。分配的国民生产额此去年下降7.7％，而计划只是预计下降6.9％。一名官方评论员表示：『这些情况的效果是限制了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虽然麦和水菓在今年丰收，但农村的情况继续恶化。最严重的是牲畜产量方面：肉类下跌7.2％、家畜下降84.2％、蛋下降33.8％，只有猪肉轻微上升4.3％。82年上半年的工业投资此去年同期减少了28％。人们的购买力也急剧下降：工业部门的工资一年内提高了44.1％，而单在本年2月的物价便提高了200％至300％不等。
这些数字解释了一年来生活水平的逆转。从前，在格但斯克协议下，增加了工资的人民找不到货品可以购买。但今天，人民却没能力购买找到的东西——特别在肉类方面。官方平均工业工资在7月是10828元(波币、下同)，而第一级肉类的价格是550至700元一公斤，最劣的一级则为110至180元。一公斤牛油要300元，一只蛋要15.5元，而且很难买到，自由市场上的价钱则为20至22元一只。估计有10％至15％的受配给的肉没有人买，因为人们没有钱。鞋、衣服等工业品缺乏的程度也是惊人的。从10月起，鞋要按工厂分批购买。公共服务继续下降，华沙的巴士有40％由于电池故障不能行动，卡高夫的的士缺乏轮胎。
即使生产下降的趋势能够放缓，短期内也不能预见情况改善。军政府推行的企业改革的失败，更令这个转变成为不可能；改革本身就是矛盾的：它提出企业领导要有更大自主权，但军事法令却迫使他们追随中央的指示。它更需要社会默契，但这是不存在的。包括在优先计划生产内的鞋类生产的情况，显示了这套计划的彻底失败。
经济情况失去控制，对整个国家有严重的影响：工业生产下降、人民赤贫化、储蓄的枯竭、内部结构和服务的变坏等。它们却没有导致工人动员起来。一年之前，危机的加深伴随着强有力的工会运动、反饥饿游行和工人监管的发展，显示了工人的激进化。在今天，不少迹象显示一个相反的倾向：在日常问题上寻求个别出路。
军政府所取得的一些经济成效也部份停顿这个倾向。2月的大幅度加价是15年来没有遭遇大规模抗议的头一次。食品供应的无政府状态得到改善。商店有较多物品供应，价钱却贵得很，经济管理看起来，因此似乎较有效率。报章更吹嘘煤炭生产的成绩。输往共市的波兰煤炭已超过去年的480万吨的水平，估计西方会总共购买750万吨。这个成绩无疑是与矿场的严酷镇压(包括解雇、内部警卫等)和罔顾安全、加强开采矿穴有关。新的工资制度也加强了分化、控制和贿赂。一个不在星期六、日工作的矿工可得2万元月薪，但如果在周末开工，则可达到3万至3万4千元。依据一套由管理局挑选的制度，并非每人都可以加班，加班成为一种特权。总的后果是只顾眼前利益而开采，更不顾安全。近月来发生了几次大灾难，最严重的三次分别有10名、7名和6名矿工丧生。官方却将责任推在管理人员身上。
在农村，农民继续消极抵抗。城乡产品价格的关系变得更不利于农产品。国家的收购情况迫使政权考虑恢复盖莱克统治初期废除了的强迫征收的计划。农民不肯依军政府收购的条件出售粮食。到处都表现深切的憎恨和叛乱的情绪。估计国家今年收购到的麦不会超过250万吨(国家需要500万吨)。
军政府的经济成绩再一次出现更大的灾难。局部的成功是很脆弱和临时性的。今年冬天将会极之困难。这是政权的主要弱点和不稳定因素的来源之一。政权现在寄望社会变得贫困和个体分化；但后者的政治后果是不可预料的，愤怒爆发开来也是可能的，因此政权必须维持镇压。
政权结构的改变
在过去9个月中，政权的结构有了重大的改变；军政府在这方面的成果是较为一致的。
首先，在立法方面：自从12月13日以来，国会通过了30至40条新法律，推翻了80年8月以来的社会收获，而描绘出另一套新制度：劳工法、家庭法、教育制度、反寄生主义和反贪污、工会法例、农业合作社法例等。所有这些法律都限制了民主自由、建立了新的特权，更严厉地控制了人民。此外主要机构亦进行清洗行动，特别是报界、法律部门和教育界。
军事部门也进占了党的传统架构，这更是政治制度变革的重点。它表现出将党贬低，而提高了军队和文人政权的重要性。12月13日以前，主要权力集中在地方党第一书记上，地方书记对委任制度有最后的决定权。现在，这些权力落在军事委员手中，没有人再咨询党书记了。这个改变有着重大的影响。
受到军方排挤的党官僚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据说有2万名党干部组织了起来，以一份刊物为中心。他们占据很多重要的职位，军方不能将他们全部雪藏。另一方面，新的形势迫使官僚采取极端保守的立场。
新的官员获得领导的职位，将极力保卫他们的职权，不愿退还给旧官僚。他们与大群技术官僚联盟，共同管理国家。军方认识到如果缺乏这些熟悉国家经济组织的技术官僚的协助，是不能统治国家的。而以往夹在政府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技术官僚，也从军方看到第三条路，避免了党政权的专横。他们厌倦了不稳定的状态，寄望于改革，更希望不受限制地推行他们的经济政策。以往，他们之中有部份人寄望于团结工会；现在，这些人似乎大都走到军政府旗下，不论是出于恐惧或是本身的抉择。这个联盟希望贬低党的架构；军政府的政策正是向这条路走。
但雅鲁泽斯基集团的计划仍只是处在开始的阶段。军政府被迫与受苏联着力支持的党官僚作出妥协。它同时也要找寻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合法性。在这方面，它的目的还远远未达到。用来动员人民的新组织仍是一个空壳。军政府也缺乏忠实的盟友。无论是立场趋向强硬的教会，或是党内的独立派，都是不可靠的盟友。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可能出现强硬和不耐烦的派系。反而，一些党官僚转而投靠了军政府，相信它能提供更佳的前途呢。因此，军政府的新架构仍然是脆弱和不稳的，但我们不能低估这些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的作用。
即使军政府能够扭转80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它的政治力量和经济信誉仍是有限的。单是用武力镇压经由16个月工会运动激励的社会，是不足够的，它必须决定性地在政治上挫败独立工会。毫无疑问，这是它再次采用武力的目的。波兰工人阶级会怎样作出反抗，甚至改变局势呢?11月10日的行动将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分析团结工会被取缔前的情况。
地下运动的发展
整个社会都拒绝接受新政权。这是无可怀疑的。在波兰很难碰到为军政府辩护的人。人们憎恨和鄙视它。但这并不足以推倒雅鲁泽斯基，更需要明白这个情况如何影响反抗政权和保卫成果的运动。
首先，是军变带来的震惊。这不单是一个军事上的挫败，工人还质疑工会领导层缺乏准备和预见不到这个情况。精神上和政治上震惊，解释了反抗的软弱无力和当初几个星期的恐惧气氛。人们还记得胡亦克的矿工占领了矿洞，深信整个波兰会在进行总罢工，结果却被防暴警察镇压了的例子。我遇见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仍在自问这个失败。不少人指责工会领导层没有预见和对对话怀有幻想。他们更认为必须保卫已得的成果，坚决抵抗军政府。
到了82年2、3月，所有人都动员起来建立一个地下运动，令团结工会复活。恐惧已被克服，运动更迅速令数万名活跃份子激进化。5月和8月的示威，宣布了工会的复兴。根据10月初一些可靠的数据，我可以作出下列的估计。
只有数百人安全在地下活动。他们匿藏起来，并不公开露面。他们包括逃避了12月13日拘捕行动的团结工会全国和地区干部。他们被警方悬赏和极力追捕。其它数以万计，甚至以十万人计的人进行半地下活动。他们住在家中，继续在工厂工作。他们之中在组织中负更大责任的，便较少为人知道。最后，还有数百万波兰人(约为团结工会会员的50至60％)支持工会的行动，即使只是缴付正常的会费而已。这些数字只是约数，但大致吻合不同来源的估计。
团结工会尽力协调这些人和重组一个基本架构，其中可以区分下列的组织：
临时联络委员会(TKK)，在4月成立，包括去年10月大会选出的5位全国委员会成员。它订定工会活动的主要路线，是工会的全国权力所在。
地区委员会(RKW)，包括了12月13日之前在各地区选出的负责人。最强大的包括格但斯克、华沙、弗罗茨瓦夫和卡高夫。其中以弗罗茨瓦夫矿区最重要。在一些工人市镇，它以一个大企业为重心，例如史维力克、哥索夫、乌苏斯和、卢宾等，组织亦最健全和强大。但也存在一些弱点，例如8月底在66个市镇的示威显示了工会力量的分布，也显示了它的不平均的组织。
企业委员会是工会的基层组织。它们通常由新的不知名和不露面的活跃份子策动。在一些地区，厂际联络组织已经成立，例如在华沙，有4个这样的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MRKS)[译按：见另文该委员会的公开信]。
但这个架构是非常脆弱的。由于保安的原因，组织之间的联系是不固定的。一些组织更可能因为一些人被捕而迅速消失。组织之间主要经由刊物联系。现有数百份刊物定期出版(华沙有15至20份)，每份印发数千本。地区委员会拥有较重要的机关，普遍以大印刷机印刊物。
除了企业内的组织外，还有团结工会的互助组织(KOS)。它们以区、镇或一座大厦为中心，派发刊物、传递消息、帮助被解雇者等。但这些工作十分困难。还有教会提供援助，分发必需品和药物。一些堂区专责寻找被捕、被囚者的下落，另一些则援助被解雇者和有需要的家庭等。
简单地说，这些工会组织动员了国内数十万的群众。从地下活跃份子到拒绝上电视的艺员，他们构成一种并行的社会，有自己的价值、目标、联络网和活动，也有在弥撒和街上游行时出现的小襟章等。这个运动在保卫80年8月以来的民主自由的行动上是十分团结的。但它也有本身的弱点。除了上文提过的区域性不平均之外，还要加上政治上的分歧、它的精神道德意义和镇压带来的打击。
内部的分歧
对过去两年的不同评价，明显地扩大了政治分歧。这些分歧可以从华沙出版的不同刊物见到。这些刊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永远是像团结工会公开活动时那样友好。在警察镇压的环境下，大家之间存在一些猜疑。它们也参加了不同的组织新政党的计划。在国会通过工会法律之前数星期，警察加强了在工厂的行动。除了在8月31曰之后拘捕了44人之外，警方还成功进行了一些行动，严重打击了工会，特别是拘捕了华沙的罗马索夫斯基和约20名MRKS的成员，和弗罗茨瓦夫的法西纽克和娜布达。
在农村，团结农会似乎未能重组起来，农民会员严厉谴责其会长的叛卖。一些企图联络国家东南部、格但斯克和比德哥什的农民委员会的行动也失败了。
整个地下社会与其它人民的联系又是怎样呢?毫无疑问，它受到人民极强的精神支持。但要分清楚所谓『情感上的支持』与『行动上的支持』。日常生活的困难及缺乏眼前的前景，扩阔了这个鸿沟。对代表了80年8月以来的民族尊严和价值的组织的精神支持，并未明显地自动转变为积极参与罢工和示威行动。
这类情况的迹象长期以来便困扰着团结工会的领袖。在8月31日的示威中，不同地区的大企业的工人的参与是不平均的。在华沙，估计华沙钢铁厂、乌苏斯等大工厂之中，有约5％的工人到来参加示威。一些领袖认为这是一个失败。此外，更多的工厂的刊物呼吁工人缴交会费。来自一些地区的统计指出缴费者数目减少，有时达到50％。不少企业的活跃份子强调不同车间的不同战斗性和发动罢工的更大困难，因为其后一定出现解雇的情况。他们并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只是说局势变得不稳定和动荡。人们觉得疲倦，一些变得消极，但这些都可以很快转变。没有人可以判断，国会取缔团结工会会引来怎样的自发性反应。
但无论如何，这些分歧也反映出一些更深刻的政治、社会现象，可能构成地下工会与广大工人群众分离的开始。地下组织战士被本身的安全问题和与政权的斗争困扰着，而工厂裹的工人干部面对工人阶级的日常存在的问题；前者的历程更多是精神上和理想化的，后者却是更实际的问题(工资、工作组织、安全、就业等)，这些都可构成两者的分离。正当一些人走向激进化，其它人却为更长久的斗争作准备，并对上述的消极迹象更敏感。他们更觉得团结工会在12月前的正统工会工作的成绩是负面的。
地下工会的抽象式辩论，更加深了这个分化。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总罢工的辩论；辩论结果走到死巷中。人们谈论各种手段，却没有真正考虑目的。很少辩论提到应该与政权谈判甚么，应该拒绝谈判甚么；也不讨论全国的和解是否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或是要准备其它更激进的方案。保泽克与罗马索夫斯基的分歧只在于策略上。后者的立场是『前卫式』的：有人要战斗，其它人则没有那么坚决。让要战斗的人投入斗争，作出榜样，最后会将社会动员起来，正如80年8月一样；因此，地下运动必须有坚强的组织。保泽克却不同意脱离沉默的大多数。他认为多数人的要求和行动的可能性是更有效的；因此，不要作出逾越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行动。
最近几星期出现了另一个歧见，是由接近华沙领导层的专家倡议的。他们提出『地下社会』的建议。在7月28日发表的纲领声明中，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将成立地下社会作为一个目标：『这个运动将会负责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广泛层面，包括所有组织、所有地区、城市和农村。……我们必须向社会显示独立存在的力量。』很多活跃份子和独立刊物的文章都将这个建议联系到与官方政治组织完全隔绝的想法，认为它基本是要走一条甚么都杯葛的精神道路。除非迅速推翻政权，否则这个态度是自欺的，而且更会使反抗运动逐步自己孤立于人民。
形势的总结
总结来说，国会取缔团结工会前的形势，地下运动虽然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仍然是受削弱了。除了地下运动本身缺乏明确的前瞻之外，人民被12月的挫败和经济危机影响而受到打击，也是原因之一。警察在9月和10月的行动也破坏了它的组织。军政府选择了这个时刻作出攻击，是希望利用普遍的疲倦，严重挫败独立工会，从而可以放手建立梦想中的新政治制度。
国会取缔工会的行动所造成的双方力量对抗，结果仍未明朗。它取决于团结工会、教会和政权之间的复杂政治活动，同时也受国际上有利和不利于工会运动的压力的影响。
1、 取缔工会的行动正面袭击了波兰工人的最深切的希望。因而他们的反抗是直接的。这不再是庆祝某个周年日子或是保卫某些要求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数百万男女的生存意义的问题。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将对抗日子定为11月10日，希望有足够时间准备一个团结和有效的反击。它能否克服这几个月来显示的不平均的战斗性呢?它能否避免零星的斗争呢?这无疑是地下运动的领袖对10月11日波罗的海海岸爆发的罢工的忧虑。但波兰工人的勇气和决心已多次令观察家惊讶。
2、 教会的态度也是具决定性的。当初它相信对话的可能性，但其立场已逐渐强硬起来。现在教会完全站在工会方面。但它会否在即将来临的对抗中跟随工会呢?我接触的所有接近主教的人都强调了他们的疑虑。他们认为短期内没有解决方法，必须尝试与政权共同存在，对抗将会是灾难性的。众主教甚至梵蒂冈可能会再担任调停的。但这足以避免事态的恶化吗?
3、 最后还要考虑军政府本身的决心。我们见到它的政治和经济手段的弱点。它只剩下武力。如果工人反抗不退却下来，它是否有足够的坚固基础继续血腥的对抗呢?很多观察家，包括团结工会的专家，都认为它有这个条件。他们估计军政府和克里姆林宫会坚持到底。而军政府亦明显地将它的政治前途放到这个对抗上。
1982年10月
[小点节译自法国《出路》杂志82年11月第19期]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43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21
波兰事件在南斯拉夫的反响
作者：韦娜 译者：黎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2月 第九卷 第十二期（总第72期）
『我们出席了团结工会大会，以此表达了我们支持所有寻求解决该国目前困难而作出努力的社会主义及进步力量。』南斯拉夫工会联盟这样总结它派遣代表团出席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虽然东欧国家所有『工会』都被邀出席，但只有南斯拉夫工会作出了反应，因此它的出席引人注目。而且，南国人民对于波兰80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所知甚详。当南国经济也不大顺利之时，强调邻国情况更坏，以及指出波兰人民要如此费力争取的(例如罢工权利)南国人民却已能享有，对官方来说是有利的。当然，在南斯拉夫，罢工权利仍未正式成为合法权利，但70年代以来，政府内许多人已接受它作为安全活塞的作用，作为对工人的自治权利得不到实行的弥补。在一个权力非常分散的制度下，地方性的罢工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它们没有在官僚集中计划制度社会的爆炸动力。当局甚至鼓励工会研究罢工问题，工会间中竟也会支持一些罢工。
但这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工会是保卫工人权益的真正工具。在60年代末，当市场规律更为扩大时，工会倾向于脱离党和国家的监管，但70年代工会再受控制，其作用被确定为南共目标方针的传送带。于是，工会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也只限于适应南共领导层的国际外交政策，以及领导层对波兰例子可能在南国工人人民中间产生的冲击的惧怕。
对于波兰工人发出的『向东欧工人的呼吁』 (呼吁东欧工人组织独立于国家的工会)，南共只能加以排拒，原因有二：国际外交考虑及国内传染危险。南斯拉夫工会对波兰工人的呼吁，作出了以下的回答：『人人都知道南斯拉夫工会联盟一直一贯和有力地保卫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自己决定本国工会运动的形式、作用和任务的权力……我们反对所有干预，因此同样反对这个呼吁。』
12月13日前波兰斗争的冲击
南国官方媒介反映了对团结工会的同情。有关团结工会大会的新闻报导在电视黄金时间播放，调子明显地是同情的。不过，这种同情有几种制衡观念在后：对教会及其在工会内的影响不予信任；惧怕波兰国内的斗争会导致国际均衡受挑战，从而危及南斯拉夫的地位。因此，波兰工人向东欧工人作出的呼吁，被视为善意但不负责任。
南斯拉夫当局对于战争状态、逮捕行动、施加在工人身上的暴力等，都加以谴责。传播媒介发表了南共领袖的声明，非常明确地拒绝接受雅鲁泽斯基的辩护词和他对团结工会活动的『反革命』指责等。举例来说，在1981年12月20日，斯洛文尼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书记石定在贝尔格莱德最主要的报纸《新闻周报》上谈论波兰事件：『波兰工人阶级曾三次激烈反抗：1956年，1970年，和今天……在头两次．，波兰工人阶级接受了党的纲领，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党本身也对过往的做法作出了自我批评，并应允在社会上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可是，党背叛了它自己的允诺。官僚畸形现象和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标准被歪曲的情况重新确立。这就引发了今日的事件。今天，工人阶级本身采取了主动。』
《新闻周刊》81年12月27日的社论说：『当工人的要求要用如此大的武力和镇压排拒时，这是怎样一个社会主义模式?』首都的党机关报《共产主义者周报》在81年12月18日评论说：『军事行动往往标志了某一政策的失败。』
当然，南共也批评了团结工会的『极端主义者』，但并没有抨击整个运动的意义或为战争状态辩护。
然而，尽管南共当局采取了这个官方立场，它却不容忍南斯拉夫人民积极进行的自发的支持团结工会的行动。于是，波兰问题成为国内政治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故然，到今天为止作出了反对军管最强烈抗议的人是知识分子，但波兰事件的回响并未停止：
——在12月，有几个请愿者，谴责波兰军事状态，要求雅鲁泽斯基释放政治犯。一些学生示威被禁止和镇压。一些请愿者被当局问话，然后家中被搜。他们许多人被警告：『南斯拉夫政府已对波兰事件表示了态度。公民任何其它行动都不会被容忍。』(见《我们的路向》，82年3月)
——25名知识分子写了一封抗议信给塞尔维亚国民议会，抗议当局的干扰镇压，这个抗议行动得到斯洛文尼亚区卢布尔雅那市112名知识分子和克罗地亚区萨格勒布市199人签名支持。
『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发表言论的自由是否被禁止?如果是，那么法律根据是甚么，是何人何时订出来的法律?在这个城市，有谁有权力(而且是甚么权力)决定是让几百人签名写信给雅鲁泽斯基和团结工会，还是将这些人加以镇压?……因此，我们要求作出上述镇压的人要被找出来，个别指名，并被检控，控罪是侵犯人权，侵犯自治权，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我们要求国民议会防止以后有同类事件发生。』(见《我们的路向》，82年3月)
同类的抗议信在不同时间纷纷递交给南共当局，并附上上述指控当局的请愿信。
——到82年7月，浪潮又重新掀起。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大会』上，有人张开了支持团结工会的横幅，警察强暴地逮捕了8名学生，判以40至50天监禁。
——(学生报}发表了一份团结工会内部辩论的文集，里面收有库伦、保泽克、古鲁斯基等的书信，此外又发表了有关支持巴解大会上学生被捕的消息。它强调说南共6月召开的大会是反对波兰军管状态的。
——到8月初，在同一地点，发生了支持团结工会及要求释放被囚南斯拉夫学生的示威。政府再进行逮捕和监禁(监禁时期较短)，被捕者包括主办著名被禁杂志《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达廸TADIC和波博夫POPOV的儿子。
——抗议事件日渐增加。由于最近一次逮捕行动发生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大会上，因此抗议者的论据就更为有力。他们问：为甚么在一个官方政策是不结盟的国家，人民获准抗议一个集团内的军事独裁政权，同样抗议另一集团时却受到惩罚……许多人就这个主题写公开信去报刊。
在重大经济危机时期，当南共大会召开了却解决不了甚么问题时，越来越多人怀疑自治制度无法成功运转的主要原因，是否就是与南共内部和南斯拉夫社会上缺乏政治民主有关。人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在党内正引起非常紧张的辩论。波兰事件成为铁托死后国内有关民主自由的争战的首轮试验。国家机器有一部份表现了惊惶，是因为恐怕这些斗争会与社会不满相结合——严重的失业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南斯拉夫几十年来首次出现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因此日增。
(黎思译自(国际观点}82年10月18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48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4:37
波兰反抗运动文件选辑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3年2／3月 第十卷 第二、三期合刊（总第74／75期）
(译按：波兰军政府在82年12月30日『取消战争状态』以来，地下反抗运动似乎从各报章的新闻版消失了。偶然才见到一些零星的报导，而且多数集中在华里沙个人身上。毫无疑问，华里沙在波兰工运内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精神领袖，他的行动也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另一方面，波兰反抗运动在军政府的一连串政治攻势下，正处于一个重整和寻求政治出路的局面。对于关心波兰工运的人来说，在运动处于比较静态的时候，要获知运动的发展趋向和情况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本期特选译一些工会的文件(包括华里沙给军政权的一封信)，让大家能进一步了解工运现时的情况。
诚然，华里沙获释是军政权一个巧妙的政治行动。它给予工会地下运动(特别是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莫大的压力。而在委员会的三份声明中，我们更可看到地下运动面临巨大的政治考验。它能否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摆脱孤立，修订今后的策略，对工运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另一方面，从华里沙的信中，我们也可以衡量他对政权的态度和对和解的想法。此外，波兰反抗运动的一份团结声明，让我们看到不同组织对政权的评价和未来行动的一些主张。]
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临时联络委员会的三份声明
第一号声明
以往曾几次出现容许政权与社会和解的条件。政权镇压了团结工会，排拒了达成真正和解的所有可能性。释放华里沙，和接受教宗保禄二世的访问，只是走向停战的一些姿态而已：只有在走向取消战争状态的法律及其相应措施之后，这些行动才是有效的。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停战只有在包括下列最低限度的措施之后，才能带来消除社会冲突的政治方案和开启未来和解之门：
——释放所有政治犯；
——授权予所有组织和协会——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和影人协会；
——放宽检查法例，容许与社会协调。
达成这样的停战，可以营造容许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气候，只要能给予政治保证，让企业恢复全面的自管。没有这些保证，撤消战争状态只会是一个官方姿态，并未能符合社会的期望。
第二号声明
11月10日事态的发展再次质疑了工会直到现在采取的策略。
团结工会全国临时委员会现在面临制订新的斗争形式的问题。释放华里沙和确定保禄二世访问波兰日期，宣布撤消战争状态，所有这些产生了新的政治局势。这容许期望在政权与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停火。因此，我们决定取消在l0月20日声明中原定在12月举行的各种抗议行动。但无论如何，12月16日仍然是纪念1970年12月受害者的日子；这同时也是纪念在军管最初几天死亡的矿工的日子。我们呼吁为70年12月和81年12月的受害者准备悼词、花圈和鲜花，和进行弥撒。
第三号声明
团结工会的领袖已得到自由。
他在最初的声明中肯定地说：『我曾经，和将会忠于1980年8月的理想。现在必须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能构思要采取的行动。』
我们宣布准备好服从华里沙的决定。虽然团结工会被禁制，他对我们来说，仍是民主地选出来的领袖。他的被释创造了新的条件，以达成与政权停战。我们准备好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宣布：我们的行动一直基于同样的原则和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的纲领。只有华里沙才能订定临时联络委员会；在他的提议下，决定解散的条件。对我们来说，这个决定只会是在所有因为政治理由被捕的人全部获释之后才会作出．恢复工会和政治权利，仍是我们行动的主要目标。
1982年11月22日
(译自法国《出路》双月刊第20期)
华里沙给雅鲁泽斯基的第二封信
军政府曾散发这封信的伪造本，这是正本。
力克．华里沙
格但斯克，撒斯帕区
机师街，17号D。
将军先生：
战争状态的宣告终止，激起我再次向你写信。这当然不是回顾往年事件和困难的时候。相应地，这是开启到未来的宝贵机会，以表示真正期望改善。目前的深刻危机得以渡过，首先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努力。同时，也必须得到外国的援助，它在目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中止。要恢复社会的努力和加强波兰在世界上的地位，只能在社会和政权之间重建互相的信任之后，才能达到。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以1980年8月的协议为基础。自从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政府和阁下曾多次宣称不可能回复到1980年8月事变以前的情况。只有满足人民的期望，才唯一可以唤起希望和为社会稳定作出贡献。
首先，这需要大赦在战争状态之下因为工会活动和抗议行动被定罪的人。正如执法者在释放我之前向我解释一样，我自然相信，依照这些法律，所有被拘者将在战争状态结束后自动获得释放。其次，恢复所有在战争状态之下，曾被以『从事工会活动』和甚至只是以『属于工会会员』为理由而被解雇的人的职位。这个(解雇)问题影响很广泛的社会层份，带来很多创伤和悲剧。第三，关于各工会的问题，必须恢复多元化的原则以脱离现在的死胡同。
所有对现实没有闭上眼睛的人都清楚知道，工人阶级并没有接受现在施行的解决办法；在工人阶级没有接受政府的立场时，我们是不能进展多远的。在向这方向走时，我们才会开启真正社会协议的路。我已准备好参与达成这个目标的工作。没有人需要向他人送礼，没有人需要跪下乞求和解，因为如果我们渴望国家幸福，和解是必需的。所有渴望国家幸福的人必须对和解持开放的态度。
力克．华里沙
1982年12月4日
(译自法国《出路》双月刊第20期)
波兰反抗运动的团结声明
现政权计划迫使社会取消保卫自己权利的斗争。面对着政权这些决定，我们——身为被独裁政权迫得走向地下寻求掩护的不同组织和机构的代表，将我们的力量团结在『团结工会』社会解放运动之内，并宣布：
——我们行动的目标是自由、社会自管和波兰国家的独立。在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之内，我们不能保证合法和拥有主权的社会组织能长期存在。我们继续进行以往建立了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的行动，这个运动表达了整体波兰民族的愿望。我们将为了实现团结工会的纲领和理想继续奋斗。
——我们将建立一个能立即保卫本身的权利的自由社会。由苏联强行施加，并由一个叛卖的统治阶级以武力维持的独裁制度’是不能进行自我改革的。倘若我们接受它的存在，它是不会自动垮台的。我们呼吁全体波兰社会和波兰移民建立独立的社会机构。我们的自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都是倚赖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拒绝脱离地下运动的呼吁。对政权来说，『地下运动』是所有它不能控制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在政权本身是非法的国家里，我们自由的程度是决定于地下的行动。恰恰是由于有地下团结工会，社会的联系才没有断绝，我们才能在这段新的困难时期保持尊严地生活。脱离地下运动意味了我们同意民族投降。
——我们将继续为争取思想囚犯和所有因为工会活动而被囚的人获得释放而奋斗，也为了重新建立自由的工会而奋斗。为了农民和学生的独立组织能够存在，为了创作家和科技人员协会的正常活动可以进行，为了教育、报刊、编辑和文化不受检查，我们将继续奋斗。
我们坚决谴责与独裁政权进行的任何合作。同一时候，我们将利用任何有效行动的机会来争取社会解放，包括在被政权控制的组织和机构内的行动。我们将继续指出和在社会上孤立那些特别积极巩固独裁政权和与镇压机器合作的人。
使用武力是与我们的理想相反的。但在形势所迫时，我们不会排除积极保卫自己的权利。社会的自卫，不单只是对镇压的实时反应，更特别是制造社会和政治情况，令镇压不能被运用。我们积极抗议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违犯它所承认的，保护人类和公民权利的条约和协议。
我们支持所有被独裁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压迫的社会和民族，支持他们争取独立、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斗争。我们不会在各被压迫的民族之中只争取波兰的独立。我们支持所有争取自我、统一和民族主权的社会和民族的斗争。我们呼吁民主社会继续支持我们争取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斗争，以避免我们的现在成为他们的将来。
社会反抗运动委员会(KOS)
CDN出版社
《独立文艺评论》WEZWANIE
《TYGODNIK MAZOWSZE》编辑部
《TYGODNIK WOJENNY》编辑部
《团结工会消息》编辑部
团结工会厂际联络委员会
争取独立教育运动， OBA分析及研究中心
KRAG出版社
团结工会反抗运动地区委员会(华沙区]
《TU I TERAZ》编辑部
华沙诗人及画家独立出版社
PRZEDSWIT出版社
《政治评论季刊》KRYTYKA编辑部
华沙 1982年12月12日
(译自团结工会在国外的(消息通讯)法文版第50期)
我们呼吁所有独立组织和机构支持这个团结声明。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50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5:24
释放罗曼索夫斯基等团结工会领袖!
作者：史慕嘉 译者：微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3年4月 第十卷 第四期（总第76期）
图：团结工会三位被捕领袖 右起：库伦、卢鲁斯基、保扎克
1983年1月24日，波兰军政府开始审讯华沙团结工会地下电台的几位重要组织者。该地下电台从1982年5月便开始操作。10名工会战士被控下列三项罪名：刑事法例第282条——煽动公众反抗，可被判10年监禁；1981年12月13日发布的战时状态法例第46条——继续进行未经授权准许的工会活动，和第48条——散播虚假消息，这两个罪名可制刑3至5年。
进行『公审』的当天，华沙军事法庭的旁听席不让记者进入，托辞是『地方不足够』。获准进入的只有波兰官方通讯社的记者。
两名主要的被告是罗曼索夫斯基(ROMASZEWSKI)夫妇二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为争取工人权利而斗争。在1976年6月，拉多姆布和乌苏丝拖拉机厂反加价罢工被当局残酷镇压下去后，他们二人联同其它活跃份子，发起了一个联络网，专门为受到迫害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物质及法律援助。
3月之后，这个联络网发展成『社会自卫委员会』KOR的成立，罗曼索夫斯基在1977年正式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与工人的接触活动，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之后，他与妻子共同建立『社会自卫委员会干预局』，工作是详列并公布因援助受迫害者而受到当局打击报复的工人个案。
罗氏更在这个时期间利用防苏联的机会以『社会自卫委员会』的名义与莫斯科的『赫尔辛基条约监禁组织』接触，也与异议数学家沙卡洛夫会面。
在1980年8月，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罢工开始后，罗氏被捕，罢工工人与官僚层在1 980年8月31日签署了协议令，罗氏获释，旋即与妻子共同参与建设华沙区的团结工会组织的工作，成为主席团成员。
罗氏夫妇接着组织华沙区工会的『干预委员会』，工作是协助工会的工厂支部应付官僚层处处与之为难的法律琐文。
在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氏被选入工会的全国领导层。
1981年12月13日，罗氏夫妇逃过了逮捕，但他们的20岁女儿则被捕。他们在地下工作，通过地下电台与群众保持联系。198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的历史性地下电台广播，是这项工作的首次成果。
罗氏是处于地下的团结工会地区性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强调需要发展厂际联系委员会，以加强工会的地下结构。
团结工会电台的活跃份子，不同意工会领导层内大多数领袖的意见，支持了『工人厂际委员会』(MRKS)发出的在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的呼吁。对于这次成功的行动，他们是有功劳的。
这次行动成功后，罗氏成为发动总罢工的主要鼓吹者。82年6月华沙团结工会地下周刊刊载了一篇访问罗氏的文章，他解释说：
『我们要筹备总罢工，……总罢工必须是全国性的，而且工人积极地保卫工厂。在华沙，积极罢工(注：即工人占领工厂并继续生产)将会在二、三十间工厂内进行，其它工厂工人则留在家里进行支持性罢工。示威和游行队伍将进而占领一部份镇压性部队。如果情况真正严重，我认为当局便无法依赖军队甚至警察来进行镇压。
『如果有一个部队拒绝开枪……正如1917年2月发生的那样，当时哥萨克骑兵有一小连部队走到示威者那边去，一个月后俄国沙皇就不再存在。』
由于罗曼索夫斯基及其它领袖在反抗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作用，因而他们成为华沙当局急于缉捕的目标。经过多次失败后，警方终于在82年7月逮捕了一部份领袖，在8月31日再逮捕了另一批。对于军政权来说，这次审讯是对于一些模范积极战士的报复机会。
1月24日对罗曼索夫斯基及其它9人的审讯，是军政府检控团结工会领袖的一连串审讯的第一宗。1981年12月13日被军政府逮捕扣押的工会领袖，有7人在覊留所中被捕，控以筹划以武力和暴力推翻政权。4名『社会自卫委员』的活跃份子也从覊留营中被捕，控以同样罪名。此外，第一个在波兰成立的地下工会联络委员会『华沙厂际工人委员会』(MRKS)的十余名组织者，也会在2月开始受审。
雅鲁泽斯基军政府进行这些审讯，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它想显示团结工会已死，抵抗运动已结束，现在受审的是工会最后的顽抗者。另一方面，军政府冀望通过重刑来儆诫继续进行反抗运动的战士。
审讯罗曼索夫斯基等人那一天，『团结工会电台』经过了几个月的沉默后又再次进行经常性的广播了。它呼吁华沙的居民在审讯期间聚集在军事法庭外面，以示对受审者的支持。当日，警方驱散了一千余人的示威队伍。地下电台也呼吁人们写信给狱中的工会领袖，地址是：
ZAKLAD KARNY，WARSZAWA，
UL．RAKOWIECKA， POLAND．
在波兰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请愿书开始流传，总共有几千份。华里沙及另外13名工会领袖也去函波兰国会要求特赦被捕者及结束镇压。
17名波兰知识分子写道：工会领袖或是普通工人因支持工会而被判刑，是没有分别的。『但是，政府检控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7名成员，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我们不能不作反应。这个行动对我们来说也有象征性价值。我们要求释放他们。』
全球各地的工人应响应呼吁，致函给正受审的工会战士，表示声援，也向波兰政府要求释放团结工会领袖，释放所有政治犯。
(微丝译自《国际观点》第23，24期)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52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5:50
波兰经济状况和工会的发展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3年5月 第十卷 第五期（总第77期）
根据波兰政府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显示，处于军事管制下的波兰在1982年的经济成果，比81年更每况愈下。下列的资料引自团结工会海外联络部在法国出版的《数据通讯》和在英国出版的《团结工会之声》。
82年的波兰经济状况
82年的国民总收入此81年下跌8％。自从1979年经济危机尖锐化以来，国民总收入共下跌了25％，成为过去1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82年的工业生产此81年下跌了2％，农业生产下跌4.5％，国家在这年兴建的住宅数量下跌8％。
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得更厉害。82年成为波兰人民贫困化最严重的一年。生活指数上升102.3％，总消费下降15％。虽然人民的总收入上升63％，但波兰货币的币值却每天在下降，结果，在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下降了25.5％。
从官方发表的其它统计数字看来，上述一些数字可能已经被美化，以减低军政权的窘境，力求挽救信心。如果工业产量只下跌2％，为甚么货物运输量下跌12％，而公路运输量更下跌20.5％?为甚么非食品的消费品总销售量下降21％?而且，根据波兰新闻社的报导，波兰竟然7年来第一次出现剩余能源储备230万瓧；由于没有新发电厂出现，这剩余只能是因为工业对能源需求下跌造成的。
此外，42种最主要的工业产品之中，只有5种的产量超过1979年水平。主要的消费品产量下降达25％至45％。鞋的生产甚至只是配额数量的三份一。
从上述数据显示，波兰政权用军法统治的铁腕手法，并未能达到预期的强迫加强劳动纪律、提高生产，以至解决经济危机。事实证明，在铁腕统治下的波兰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重组力量的同时，以消极怠工的方式表示对政权的抗拒。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最终受苦的仍是波兰人民。尤有甚者，矿工在鎗尖下被迫加强劳动量，虽然因此煤矿产量增加了，但他们要付出生命代价：82年首三季的煤矿矿工意外死亡数字增加了32％，官方竟然诿过为『缺乏纪律、社会和平和秩序』呢!
价格制变改革的失败
另一方面，波兰军政府一年来在军法统治之下所实施的物品价格制度的改革，已证明是失败的。军政府以铁腕手法实行一连串价格制度的改革，主要目的在于：缩小大众购买力与物品供应之间的差距，将食物价格提高到接近工业品的水平以刺激生产，和将物品价格拉近生产成本，即减少津贴。
但所有这些目的都失败了。通货膨胀继续加剧。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了，产量却不断下降。人民手中的现金和存款增加，物品却缺乏。国家预算赤字达到一万亿元波币之巨(81年还『只』是三千亿元)。国家仍然要大幅补助煤矿生产、公共运输等部门，生产成本与价格的差距继续存在。物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因生产不断下降而上升，令食物价格始终追不上消费品的价格。所以，整个价格改革证明是徒然，政府唯一可算是有『成绩』的，是证明了在军管之下，它有强大的力量推行这样一个庞大的价格改革，而没有受到社会的有力反对。
另一方面，提高物价和选择性地加薪，造成更多社会收入落在一些非生产的特权阶层内，而大多数普通家庭走向赤贫化。估计现在约有40％的工人家庭收入低过最低社会标准(一年前这比率估计是20％)。
在整个价格改革过程中，最穷的层份受到最大的打击。在物品愈来愈短缺的时候，分配权成为政权的重要政治武器。严重缺乏的物品要在外汇商店购买，在工厂车间内配给等；加薪也只限于工作中的工人，社会津贴则减少，令最穷和最没有力量的人百上加斤。
展望未来，军政权将被迫进行另一次大规模加价，更多的家庭将跌过贫穷线之下，社会不平等会继续扩大。但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对抗的情况下，政权并没有其它可以采取的选择。
地下工会提出纲领
经济局势的困境与波兰政治局面的胶着状态有很大关系。一年多的正式和非正式军法统治，并没有将工会运动的力量瓦解，但团结工会的重组过程也遭遇各种客观和主观困难。工会地下组织领导层在军政权的重大压力和打击下，在82年犯了一些对形势估计不足和反应不够敏锐的错误，这反过来又对工会重组的过程产生负面影响。
经过一轮总结经验和检讨的时期，工会地下领导层『团结工会全国临时协调委员会』，在83年1月发表了一个纲领，从剖析过往经验中得到一些总结，对未来的前景和斗争方式(包括对总罢工的看法)也有较明确的界定。
纲领指出一个极权的独裁政权正在形成中。因此社会并没有选择余地——唯一的行动途径是反抗，与独裁政权斗争。斗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订下的纲领，成立一个自管的共和国。要实现这个纲领，必须创造条件，迫使政权寻求与社会妥协，所以一定要推翻现时的独裁政权。
纲领提出要在下列几方面与独裁政权进行斗争：共同杯葛由政府控制的新工会；实行经济斗争，帮助组织农民，在工作地点继续实施压力，包括尽量利用现行法例，要求得到生产和分配的消息，组织群众抗议，尽可能推行工人自管，杯葛不合理的指令等；争取提高独立的社会意识，打破国家思想控制，成立独立的学术机构等；筹备进行总罢工。
纲领指出总罢工是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群众参与上述各种斗争，是准备总罢工的重要阶段。总罢工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自我组织程度和决心，对共同目标的觉醒和接纳，和国际的政治状况。总罢工的前景是无可避免的，但逐步改变制度的纲领也同时是有效的。它只是指出如何击败现在的独裁政权，为进行经济改革制造条件。在筹备总罢工的时候，必须拟订和同意一个最低社会纲领。
地下工会提出这个纲领，帮助了统一和总结当前社会上不同意见。以往由于工会组织及联络上的弱点，社会上出现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在企业内活动的工人与在地下活动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分歧主要在建立怎样的组织上。首先，来自下西里西亚区(弗洛茨瓦夫)团结工会的主张，是在企业内建立地下工会组织，策动大企业的群众进行斗争，为将来以总罢工推翻军事独裁政权作筹备工作。其次，来自华沙地下领袖和社会抗拒委员会(KOS)的主张，是注重消极抵抗，以一个地下的消息、教育和刊物网，提高独立的社会和文化意识。还有来自例如哥索夫区领导层的主张，是建立一个职业革命者的中央组织，任务是协调各个独立的活动和社会自我组织，待时机成熟时，夺取政权。
表面看来，这些不同的主张之间并没有基本的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实际上，它们代表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不同态度：例如，它们如何看待总罢工之必要性及必然性，对波兰政权(不只限于军事独裁政权)最终的评价，知识分子与工人战士之间的关系等。
工会发表的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和统一了这些意见，但亦代表了某种妥协，其中一些含糊和矛盾的地方，更反映了领袖之间的不同意见和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工人武装自卫和争取在军队内活动的问题，却没有明确地提出。这可能反映领导层对官僚政权的性质仍然存有幻想：以总罢工推翻军事独裁政权之后，便可以民主地进行经济改革，而不触动官僚政治体制。工会领导层似乎仍未能取得主要的结论，即无论官僚政权是否披着军服，它基本上仍然是专政独裁的。
工会号召新的行动
到了83年3月23日，团结工会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发表了3份声明。
第一份声明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发表。它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和波兰劳动人民的名义，向全世界劳动人民祝贺五一劳动节，并宣布波兰工人在这天会在国际互相支持的旗帜下进行示威。声明肯定了波兰人民并不是孤立的，自从80年8月以来，他们便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帮助。它并再强调相信他们的斗争具有国际意义。声明并呼吁全世界劳动人民在5月1日显示对波兰工人斗争的支持。
第二份声明就教宗6月访问波兰一事，表示波兰人和工会全国领导层正期待教宗到访，波兰社会有权利期望宣布释放政治犯以欢迎教宗，并重申不会放弃要求释放被囚的兄弟和帮助受苦、受压迫的人们的斗争。声明并宣布在教宗访问期间，工会将避免任何形式的抗议行动。
第三份声明是关于纪念波兰192 年前5月3日的宪章，以对宪章的纪念化作对独立斗争最后胜利的信心，并宣布在5月3日中午全体人民静默一分钟。
在4月9日左右，华里沙秘密与地下工会领袖会晤。他其后向西方记者暗示支持地下工会5月1日抗议行动的号召。这次会晤澄清了华里沙与地下领袖之间的关系的谣言。会晤之能够进行，显示了工会获得社会支持，对政权是一次打击。
面对着团结工会的新行动号召。军政权加强了对工运的压力。它一方面多次拘留华里沙，另一方面查禁了艺术家协会，又大举搜捕地下工会份子(地下工会五位全国领袖之一的平里奥在4月下旬被捕，他是弗洛茨瓦夫区继法西纽克和班纳德之后第三个被捕的最高领袖)，更威胁取消教宗访问波兰的计划，企图阻止工人再动员起来参加抗议行动。
尽管军政权加强压力和威胁取消教宗访问，而格林普大主教亦呼吁人们谨慎和避免影响教宗之行，波兰人民在五月1日仍然大规模地走到街上抗议示威，其规模甚至超出工会想象之外。
根据初步抵达西方的消息，为数超过10万以上的人在不少于20个城市进行游行示威，并在其中几个城市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至少一人死亡。最主要的游行发生在首都华沙、工会发源地格但斯克、南部工业重镇新胡塔市、中部的罗兹市、西北部的什切青市和下西里西亚区的弗洛茨瓦夫等。外电报导，华沙有15,000人示威，格但斯克有4万人示威，罗兹市有工800人被捕。官方报导也承认全国总共有5万人示威。比较准确的数字相信稍后会传到西方。
但无论真正数字如何，有一点是可以从这次示威中肯定的：波兰人民并没有因为一年半的军法统治而低头，他们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仍是有力的。因此，地下工会制订明确纲领和进行组织工作，是目前当务之急。
1983年5月3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55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8:15
团结工会领袖李斯被捕
作者：涓滴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4年6／7月第十一卷 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
根据波兰电视台报导，地下团结工会领袖李斯BOGDAN LIS最近在格但斯克被捕。李斯是地下工会的重要领袖，在军管之前是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主席，军管之后是地下『临时联络委员会』的委员。
李斯被捕后，华里沙对报界说：『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我们会有人取替他，我们会再有三人补入临时联络委昌会，所以当局可以再追踪我们五十年。』
然而，李斯纳被捕，毕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李斯最近曾代表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昌会致函智利的工会人士，表达对智利工人的国际声援，李斯本人现在也需要国际上给予他这个声援。
以下是该信内容：
『波兰的工会人士向智利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公民权的斗争表示敬意和声援。
独裁制度和独裁政权，不论它们采取什么形式，都害怕自己的民众，害怕工人的组织。
它们正是害怕自己的民众，才剥夺民众的所有权利。然而，取得绝对权力的欲望，迟早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制度的垮台。
因此，如要在违反明显的人民利益和民众意向的情形下统治，是不可能的。波兰人民经历了四十年独裁统治后，深深相信这个事实。
我们深信，要达到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只能通过民主原则的实现。如果没有人权和公民自由，民主就不能存在。
因此，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
我们清楚知道示威被驱散和手无寸铁的人被枪杀的情形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塞得满满的监狱意味着什么，而在这种情形下，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民主信念时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正是由于你们不放弃斗争，由于你们决定为继续斗争而付出代价，因此你们将会胜利!
你们的胜利将会减少存在于全世界的罪恶，因此也会是争取人权的所有人民的胜利。
我们也相信我们会胜利，团结工会会胜利。
全球有许多人不愿与社会不公义妥协，有许多民众不容许尊严和主权被践踏，有许多社会不甘基本权利被剥夺，这些都加强了我们的信念。
我们真诚祝愿你们取得快速的、最后的胜利!』
捷克七七宪章领袖欧尼获释
作者：涓滴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4年6／7月第十一卷 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
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彼得．欧尼PETR UHL在限刑五年后。终于从狱中释放出来。他与另外四名同志在七九年被捷克当局拘捕，原因是他们共同创办了『保卫被无理拘捕人士委置会』(VONS)，积极进行争取人权和民权的活动。(见本刊第三十八期)
自从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以来，欧尼总共坐了九年牢狱了。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自主，欧尼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六十年代，当他旅居法国时，曾与当时法国左派激进学生联系(例如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党)，后者致力于反对资本主义，欧尼等则致力于反对斯大林主义。
欧尼回国后，继续进行反官僚层的斗争。六八年八月以后，他们积极地在学生中间活动，协助组织了在苏军占领的布拉格的学生大罢课。
这时，欧尼及其友人创办了『革命青年运动』(HRM)。运动的纲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争取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
『我们生存下的政权，已取消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的社会还未建立起来，我们认为要反对所有违反社会主义理想的东西，我们认鸟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因此，我们宣布成立『革命青年运动』。
我们相信，捷克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苏联及所谓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将是打碎官僚机器，取消官僚层，建立自主的政权。这个自主的政权须在所有社会生活层面建立足来，在工作层面，劳动者委员会必须享有政治和经济权力。自主的制度，使创作活动和每个人的创意力得以发挥，也创造了条件，使科技革命得以实现，结束物品匮乏现象，同时也结束社会不平等，最终达致以国际主义取代国家及其架构。』
当局不容忍这些活动，在六九年十二月将运动的十八名活跃份子逮捕，控以『托洛斯基主义阴谋』。欧尼的判刑最重，为四年。
欧尼出狱后，继续进行反对政权的半争，积极协助『七七宪章』的草拟，要求当局推行严谨的法制。在七九年春，更创办了『保卫被无理拘捕人士委员会』，将反对派从谴责当局的镇压，进至组织起来以行动保卫受镇压者。这个活动为他带来又五年的牢狱生活。狱中饱受身心的摧残。(见本刊第四十七期)
欧尼及其同志受到的镇压，掀起了国际性的关注和抗议，国际特赦协会界定了欧尼为良心囚犯。并将他列入全球最受政治镇压的十五人名单内。
国际的抗议，并没有令欧尼提早释放，但却阻止了当局有时用的技俩——判刑后再加控其它罪名以能加判刑(就像中共当局对付刘青一样)，也使欧尼转到一间较现代化的监狱，可以重新阅读书报。
国际的关注不可放松，捷克官僚层仍决意或是摧毁反对者，或是迫他们出国，事实上，政治反对者李期LIS因未向警局报告而在周末离开首都，被判刑三个月，青年工人根杜勒GRUNTORAD在四年刑满后则被加判十八个月。这些都显示捷克当局并无意减缓它对异己者的政治镇压。
(译自《国际通讯》第1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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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尼（PETR UHL）的另外一则
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8月 第七卷 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7期）
捷克当局摧残异己者欧尼（PETRUHL）
《七七宪章》运动颁袖欧尼PETEUHL去年十月被判五年监禁，因为他维护捷克宪法声称保卫的民主权利。
虽然捷克监禁法律规定监狱条件要『人道』，可是．欧尼被置于阴谋令他精神和健康崩溃的恶劣情况之下。
欧尼被囚于米诺夫的严刑劳工营；当局不准他保存任何文件、书报甚至家人的信件，不准他保存妻儿的相片，每隔六至八个月才准他与家人有一小时监视下的会面，欧尼又被迫做苦工，包括拿着八十六磅重的货物走上六十七级楼梯，因此，他的慢性支气管炎急剧恶化。
本刊呼吁读者支持保卫运动，抗议书可寄本刊转交捷克政府。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58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23:11
神父被杀前后的波兰局势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11／12月 第十一卷 第11、12期（总第95／96期）
在波兰政权实施军法统治三周年之前一星期，雅鲁泽斯基政权释放了三个月前被捕和被控以叛国罪的波兰地下团结工会领袖李斯和米雅士夫斯基。他们被释放，是团结工会运动的胜利，同时也反映了波兰局势在表面的平静下，实际的社会形势十分紧张，迫使波共政权即使在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的时候，仍要作出这种安抚波兰社会的行动。政权恐怕群众会藉军管三周年的纪念日子作大规模的动员，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因为神父普比胡士高被秘密警察谋杀而沸腾起来的时候。因此，波共政权希望以释放两名工会领油的行重来缓和社会普遍不满的情绪，得以继续推行它的令社会局势表面『正常化』的政策。波共的行动，虽然起了一定的安抚效果，同时却对仍在不断活动的地下团结工会运动起了巨丈的鼓舞作用，显示了这股力量的壮大和波共政权统治的不稳定。
12月16日在格旦斯克发生的军警与群众的冲突，更证实了波兰社会这个外弛内张的局势。在参加完纪念1970年事件死难者的集会后，一万五千名群众在团结工会领导下，在街上游行，作出支持团结工会的手势，高呼『没有团结了会就没有自由』的口号。同日，在弗罗茨瓦夫和新胡塔市，也有以千计工人参加游行。他们受到军警和防暴警察的阻止，结果爆发冲突，有多人被捕，包括团结工会副主席格维兹达。
格维兹达和两名工人，被控『扰乱公众秩序』和『流氓行为』，判以这个罪名的最高刑罚——监禁3个月。
今天，仍有超过50名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被囚狱中，他们包括被控进行『非法组织』活动的什切青年工会领袖巴力加和高斯德基，什切青保卫人权委员会成员保道斯基，以及卢布尔的一些矿工，等等。
在10月中被波共秘密警察杀害的神甫普比胡士高，是一名全面投入支持团结工会的工人神父，是工会、工人和市民权利的坚决保卫者。他勇敢地谴责官僚政权的暴力和谎言。他与华沙的新华沙钢铁厂工人有密切联系，在经常吸引超过一万名工人参加的布道会上，他批评当局对民主权利的侵犯。他的坦率引起教会当局的一些反对，更是政府舆论攻击的目标。
神父被杀害的事件，再次显示了波兰现政权的真正性质。以雅鲁泽斯基为首的波共政权，对他的死亡要负全部政治和道义责任。无论这次罪行是否由于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仍然是这个这个政权对社会运动的犯罪行动。
自从81年12月13日军事政变以来，镇压机器已进行了多次谋杀。被杀者包括胡亦克煤矿的多名矿工，数以十计的街头示威者，和数月前被害的农民领袖巴特殊。他们都是这个依靠长期紧急状态统治的政权同一个镇压机器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神父被杀是政权为报复社会运动坚决抵抗官僚的『正常化』企图，尤其是政权今年所受到的挫败，例如社会杯葛虚假的市政府选举和政府在迫使团结工会11名领袖移居外国失败后被迫特赦政治犯的行动等。
波共内部派系斗争
政权内的一部分人对雅鲁泽斯基特赦行动作出消极的反映，特别是当被释放的团结工会领袖受到群众英雄式欢迎的时候。因此，当局继续拘捕仍然公开活动和参与示威游行工会领袖，例如法西纽克等。虽然团结工会未能重新进行公开的活动，但政权也未能达到它的目的，平息政权内部的不满。
政权内部分人公然表露其强硬斯大林主义立场。特别在经济部门内，地方的派系在争取投资拨款和生产手段时互相对峙。在实行军阀统治之后，官僚架构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变。传统上波共党占了优越地位，但在新政权内，它被迫靠边站，地位受到削弱，被军方取代了。军方控制了内政部和秘密警察，影响了传统上党的特权。政府令局势『正常化』努力的失败，成为内部反对派的借口，要求推行更强硬路线和取回失去的权力。
从这些内部派系斗争中，出现了部分倾向要私自执行『正义』的分支，例如『反团结工会组织』。他们虐待被指参与团结工会地下活动的人。这些行动并未受到政权的干预，因为这是对政权有利的。
在神父被杀害事件中，被捕的秘密警察就是用类似的『反团结工会组织』的理论来辩护。而政权被迫承认谋杀犯是政权内部的人，这点有重要的意义，显示了政权架构的严重危机。在人民的压力下，这个政府被迫质疑它的政治警察组织，这相等于自毁墙脚。
政权拘捕三名嫌疑警察凶手和一名较高级的主谋，又决定在政治警察架构内进行清算行动，和迅速打捞被丢进河中的神父尸体，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社会压力做成的。政权惧怕社会因此事动员起来，怕华沙的钢铁厂会进行罢工和将罢工扩展到其它地区。这些压力的背后反映了工人与政权的力量对比和它对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如果反抗运动能利用这次时间来动员群众的话。
教会上层和华里沙的妥协态度
神父被杀，是政权同时对团结工会和教会的攻击。但奉行与政权妥协政策的格林普大主教和部分教会架构，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背弃群众运动的态度。他继续在信徒之中宣扬和解，又顺从政府的命令，要求群众离开普比胡士高的教堂。在纪念普比胡士高的弥撒当日，格林普决定在同一时间举行另一个弥撒，目的是分散部分信徒和阻止弥撒后会进行的游行。但他的做法阻止不了5万人参加在普比胡士高的教堂举行的弥撒，而格林普的弥撒只吸引了1500人。教会基层与上层的裂痕因此出现进一步扩大。
虽然在政权一些派系这样明显的挑衅行动面前，工会运动需要谨慎从事，但它对神父被杀事应该要作出坚定的反映。除了这些派系希望挑起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夺取政权之外，整个政权都在寻求摧毁反抗运动，而街头示威会带给它们借口。在这个意义上，华里沙提出警告，避免挑衅行动，以免群众被用作政权内部派系争权的工具，是有一定基础的。但除此之外，华里沙采取了与格林普接近的立场，没有指出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的任何前景，更强调期望在政权与群众之间达致一个『诚恳的对话』。这便瘫痪了运动的主动性和驱散了群众的力量。
将群众的力量引导为集体祈祷，只会让政权争取时间重组阵营，准备反击行动。在一个弥撒中，华里沙说：『杀害普比胡士高的凶手令我们每个人蒙污，从总理到单纯的市民』。他的语气就像波兰的政权与工人有共同的利益一样！
社会运动没有需要替政权洗脱行凶的责任。华里沙说服工人可以与政权『对话』的努力，只会走进死巷。当新的局势有利于群众运动的时候，是可能会导致与政府谈判，但只有当政权被迫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诚恳的对话』，而是需要作出让步和达致战略性妥协。而在任何情形下，也不会期望用集体祈祷来迫使政权作出对话呢。
『社会监管镇压机器』和人权运动
另一方面，法西纽克和平尼奥在离开监狱后，提出了『社会监管镇压机器』的口号。几天后，代表了工会比较激进一翼的十多个波兰城市的团结工会领袖发出类似的呼吁：『自从81年12月12日以来，恐怖行动的名单越来越长。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阻止恐怖行动：由社会监管镇压机器。』
在卡高夫、华沙、弗罗茨瓦夫、格但斯克和其它多个城市，出现了成立保卫人权抵抗暴力委员会的行动。神父被杀事件，会帮助向镇压机器的人员呼吁消极抵抗镇压行动，帮助地下报刊和人权委员会取得更多镇压机器的资料和行动消息，并呼吁人们组织起来。
人权委员会的公开活动是否可能呢？政权刚宣布了它们为非法。只有实际行动才能证验实际的力量对比能否容许进行这些活动。但无论它的进展怎样，人权委员会将不会代替整个社会运动，否则它将会表示回复到80年8月前的社会自卫委员会的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华里沙所指出这些委员会的目标，与团结工会的任务比较是太狭窄的说法，是有理由的。如果以为单是社会监管镇压机器，便足够将国家从政治危机中走出来，这是妄想的。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监管及其效果只能是有限的。
因此，这些委员会应该成为社会运动的辅助运动，扩大它的活动范围，而不是取代它。要巩固这些组织，它们必须从社会力量，特别是工厂工人的更大活动之中寻求支持。十月底有超过50万人在团结工会的旗帜下参加了神父的葬礼。这个庞大的行动，有利于委员会的活动，但必须扬弃『只有平静才能挽救我们』的错误口号。相反地，必须在面对恐怖行动和镇压时，将社会自卫的行动与工会在企业内的活动联结起来，以短期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及争取工会、自管和市民权利的斗争，来动员工人。
波共政权将发动猛烈的运动来对付团结工会的战士、刚被释放的民主反对派，及继续支持地下运动的教士。面对着这个进攻，波兰局势的发展端视工会运动对抗这个新攻势的能力。
[取材自《国际通讯》法文版第185期]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02 编辑 ]
2011年11月11日星期五
团结工会与自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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