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为中国的基层独立工会而斗争

为中国的基层独立工会而斗争
星期三, 15 九月 2010.
当局最近宣布的"工会改革"是否是官方工会的"民主化"？
《社会主义者》第7期 2010年秋季刊社论
近来在中国出现的工潮中工人们纷纷提出了要建立行真正的工会和选举工会代表。当局和其所支持的官方工会将如 何应对？是否存在"民主化、的可能性？
5 月17日，当佛山南海本田工厂的一名24岁工人按下了"紧急停止"按钮后，使整个工厂停止运作，他大胆的行 动开始了为期两周的罢工。这就像铁路扳道工一 样，将中国劳工巨人转向了一条崭新的火车道。由于佛山本田的罢工成为了今年夏天这场罢工浪潮的起点而闻名世 界。大多数的工人参与这次罢工的工人就像之后他 们的追随者一样，都不过是20岁出头。其中许多见习工的工作条件比其他工人更为糟糕。依靠胆量，决心、和提 升罢工的能力和方法，"冒着敌人的炮火"（管理 层企图粉碎罢工），新一代工人正在成为影响新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迫使世界各地的政客和经济学家引起注意。《华尔街日报》警告说，罢工迫使"中共领导层处 于两难的境地"，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出现类似于波兰的1980年代后独立工会运动，而最终推翻政 府..."
虽 然罢工的工人乍一看似乎是赢得了工资的大幅增长，普遍增加了25％到30％的工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实现了 50％的增加，但这不过是"弥补性"的增加而 已。因为在过去超过10年的时间里工人的工资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增加，虽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近10％ ，这为资本家，特别是海外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收 益。而此后，由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袭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冻结了工资增长。许多评论家都提到雇主利用 这次危机为借口压低工资和增加剥削（更长的工作 时间，无偿加班，无退休保险和其他福利保障）。
全国各地的地方当局也放松了对劳动法的实施。东莞一工厂的经理说当地政府说："他们不会告 诉你不必遵守劳动法，但现在他们基本"眼开眼闭"。在一些地区还制定了本地的法律法规，以抵消劳动合同法的 影响。该法"进入了瘫痪状态，根据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的乔健说，"在一些领域劳动合同法事实上就是完全无能的。"因为危机使得工作环境变得更为艰难。《人民 日报》网络版（2010年3月10日）报告说， 14.4%工人在2009年you有拖欠工资的经历，而2007年时这一数字只有10.3%。这些和其他统 计包括工资和加班工资揭示了权力和财富的进一步 转移--从劳工转向资本。这种下降的压力不断上升，但是随着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上升。米价从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七 同期，而新鲜蔬菜增加的22%。
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对日本政府官员讲说，正是因为日本公司的相对的低工资是导致大罢工的一个诱因。而许多中 国代工厂的工资水平则更低。官方媒体给人的印象 是政府支持加薪，甚至赞同罢工以此来要求外国资本家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但这种说法完全是个童话。如果这是 真的，为什么会有众多的罢工被警察暴力镇压，并 封锁和限制媒体报道以防止引起群起而效之。尽管今年平均最低工资增加了12%，但东莞的每月最低工资还只是 770元人民币，北京是960元（2010年6 月从原来的800元调整增加的。）。上海有全国最高的最低工资达到1120元人民币。随着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和它的"竞次效应"的压力，中国当局正在因实际 购买力下降而愤怒的工人和有能力将生产和投资转移给其他"低价出卖人"的资本家间游走钢丝。
因此，2010年的罢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 人阶级的针对过去几年"匮乏"的报复。在几个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决定现在是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些都是在经济 继续上扬和内陆地区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的情况下发 生的，这也带来另一个可以取代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广东的部分地区和其他出口地区出现 劳动力短缺。此外，还有一直强劲的投资，尤其是 在汽车行业。本田在中国已经至少被10次罢工影响，宣布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扩大其中国生产能力三分之一。尽管 劳动力成本较高，但公司仍然预期从世界上最大和 增长最快的汽车市场获取盈利。另一个罢工背后的关键因素是新一代农民工彻底改变了面貌。多数人现在将自己视 为"工人"，而不是"农民"或"民工"。
"这是新的一代。他们不同的经历意味着他们有不同的期望....这个社会已经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也切断他们 返回农村乡下的道路，他们被留在这里而不可能退出。" 这是去年夏天一名北京的学生在东莞的工厂里工作后的感受。[《工厂生活的随想》，中国劳工通讯]
呼吁"改组工会"

即 使在最近的一轮罢工浪潮之前，统计数字已经显示了工人的不满和抗议。根据去年12月分官方新华社杂志《瞭望 》报道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民事 法院共受理28万间关于劳资纠纷的案件，比上一年同比增长93.93%。在2009年上半年，则已经接收1 7万件，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数据则是，各级法院 在2008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28万余件，同比上升93.93%。今年上半年受理近17万件，同比又增 30%。同比增长30%以上。"
但更值得中国当局所警惕的它所关注的"制度"的标志是，"与此同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 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受访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瞭望》
同时，当局对于是否镇压也持谨慎态度。不仅因为罢工工人得到了其他工人和中产阶层的相当大的支持，而当局不 确定镇压是否能起到作用，甚至担心可能会触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2010 年工人斗争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在从从广州到天津到大连的诸多罢工中都可以听到的工人要求，"重组"工会和选举 "基层"代表。在佛山本田工厂的罢工期间，这种 诉求的意义以最最清晰的方式表达出来，200名由本地官方工会所雇佣的暴徒企图从暴力方式破坏罢工。但这种 战术效果适得其反，不是削弱罢工，而是在青年工 人中激起更大的斗争决心，官方工会代表被他们的官僚上级和本田公司的老板所"牺牲"。几天后工会被迫发布书 面道歉。这是工人罢工谈判中最重要的一项条件之 一。
这些罢工和对于工会的质问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因为组织化程度的水平，社会上对工人作为整体的同情和关于对工 会问题的认识。正如《中国 日报》的一位评论员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已经意识到本田罢工是一场不同形式的劳工抗议活动，不仅是因 为它触及到核心问题--什么是工会的合法作用。 而且冲击将带来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加黑着重由《社会主义者》杂志添加]
还有其他群众斗争中对独立工会的诉求已经浮出水面。2002在辽宁省和黑龙江所发生的工人运动就是一个重要 的例子。而且在其他的罢工，此外如2005年深圳友利电工厂的工人全面停工而拒绝接收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要求 真正的工人代表是一个推动力。
2002 年的工人运动，参与者主要是"下岗"工人，当局做出了一些象征性让步也进行了全面镇压。抗议领袖被逮捕入狱 。在友利电，管理层和地方官员通过协调，并且通 过回应"慷慨的让步"以纾缓工人对于的独立工会的要求。但是这一次，由于罢工浪潮袭来，工人高水平的意识和 对官方工会的反感，成为了他们所表达的中心地 位，政府也不会如此容易摆脱。工会制度已精灵的被释放从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什么？

中 华全国总工会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工组织，有2.26亿名成员组织。但现在它被称为是"黄色工会"。而且不 仅如此，它也是中国当局国家机器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中共高层次的高级成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副主席。作为工会中华全国总工 会已是一个很独特的记录：

• 这并不会导致支持罢工或加薪。自1982年以来，当罢工被禁止后，工会谴责所有这些"非法"行 动。
• 它从来没有抗议过对罢工积极分子和罢工领导人的逮捕
• 它通过与私人公司合作"招募"成员，而公司的管理人员可能会进入工会中。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工会没有一个实 际存在的，它的存在，只是以从工人的工资中扣减会员费的方式表达出来。

按照国际工会联合会香港联络处（IHLO）的观点，1990年代资本主义的长驱直入"导致全总的边缘化。" 全总的传统基础是在当时正减少的国有企 业，而今天大约80%公司或者是私有的，或者是外商经营的。由于担心在私营工厂中出现权力真空，北京当局推 动全总在各行业中建立"工会支部"以阻止任何可 能由工人进行自我组织的举动。
全总的工会当前存在于大多数民营企业中，但它本身已经重生由地方政府与管理层之间形成的"合资 企业"以便对 劳动力进行控制和防止工人抗争和建立独立组织。""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外资企业中的工会代表（如果有 这样的代表的话）是由当地政府指定的，其首要任 务是吸引外国投资。在历史上这些政府原来是农村的生产大队、公社或乡镇，现在出租土地给公司并任命一些对地 方工会一无所知的人来运行工会办事处。甚至一些 上级工会官员不得不把他们作为"假工会"而开除他们。 [安妮塔-陈，《中国日报》，2010年6月18日]
政府和全总会发生改变？

对 于是否会发生改变的答案是既肯定又否定。显然，政府控制的全总必须改变在面对罢工时的方法。如果它断然拒绝 基层工人对工会的要求，那么它将存在的的风险是 失去对整个过程的控制。在我们的网络时代呼应控制媒体的方法就是，政府将首先尝试卖的是"它自己的版本"， 之后是限制和隐含的威胁，而不是留下一个真空， 导致其他力量可以站出来了。
迄今公布的建议主要是虚饰的，而不是具有实质内容。一如往常，模糊地显示了未来的变化可以用" 逐步"来体现 "。有一点是明确的：一党制国家的根本性质和它的假工会保持不变。只有过于简单和天真的人才会相信一些评论 家对新闻网CNN所说的，"全总现在面临着成为 一个真正的工人工会或继续边缘化的选择没有改变。"这种关于全总在未来会真正的工人组织，不断变化的是排除 。
政府理解"改组工会"呼吁按此趋势继续将会横扫自己的行业。一个独立的工会运动发生在世界上无产阶级最多与 作为最大出口基地的地方，中国将成为经济和政治的超级大国。有很多事情是专制独裁政权也可以做的，但它不能 与竞争对手或独立的力量来分享的权力。
全总再最近几个月所倡议的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是一场防御性演习是阻止真正的工会运动的一 部分。
这 个"新"政策的主要是一些表面的肤浅的，对于工作场所选举的态度仍然是不清楚的。这做的目的是提供工人的一 个释放压力不满的机制。，但没有提供工人真正进 行斗争的手段，一些选举将得以实现。但当局仍将要把他们保持这种严格的限制之内以保障工作就业，阻止真正的 草根斗争的出现。据全总的计划，工人可获准选厂 的代表，但这些将在工厂所在上级工会的指导上进行。
一些劳工权利倡导者和专家纷纷表示赞成这个变戏法的把戏。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的主任韩东 方描述了政府的反应是"积极的"，称新的提议"可能具有历史意义"。社会主义者警告说，这绝对不是政府与全 总所希望实现的。他们可能将被迫做出更多，更多 的让步。但这取决于在未来一个阶段群众斗争的水平，而并非是所谓的"改革"或"改革者"带来的，其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政府内部对群众斗争今后一个时期，而 不是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因素是，政府认为不得不打退堂鼓虽然是一个小一。这意味着更多的获胜，群众斗争 就能产生更大更深远的优惠！
任 何人都不应对在工作场所工会选举过于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都在全总的控制范围之内。俗话说，"魔鬼存在于 细节"！据全总法律工作部的刘季谌说，选举将使 候选人的将采用"工会"的赞同。他补充说，"即使直接选举工会主席，也不采用其他模式取代现行的统一的工会 ，其中基层工会将由他们的上级所领导。"[《南 华早报，2010年8月23日]
显然，在刘和其他官员的设想中选举制度将包括内置的"安全开关"，如上级总工会委员会有权批准或拒绝在工厂 级别的候选人。这种"安全开关"的角色--就如同香港的"可恶的功能组别排斥在是旨在保证一党专政的最终控制权，保证工人和基层的诉求被筛选出来的制 度。
中共政权已在成千上万的村庄举办小规模选举--这些是几乎没有一个好兆头。不仅是这样一种选举妨碍真正的宣传活动。而且这些基层组织选举已经越来越成为赤 裸裸的商业利益或宗族权力斗争的战场。
如 果公司失去了今天所有的委任工会代表的权利，他们将通过更加间接的方式对工会结构施加压力。从而培育和支持 自己的代理人以"民主试验"的方式对抗我们自己 的代理人--真正的工人代表，。当然，这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实现，从行贿到赤裸裸的宣传威胁。这也是来自从各地乡村选举的 经验。
因此，中国 工人对待最新官方鼓噪的"工会改革"应该持有最大的怀疑。这并不意味着事态会完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当局在 统治中所遭遇的人任何危机，我们都应该充分加以 利用。工人应该"依法"提出选举自己的代表的的权利，并尝试使用这一进程推进他们的诉求。不过，要取得成功 ，就必须要有非正式的组织，并与政府机制保持一 定距离。尽管其正在试图改头换面，但全总对工人而言仍然是敌对的而不民主的组织，其任务是破坏阶级斗争和在 本身的工厂限制工人的视野。从而无法在工厂和城 市之间建立联系。为了建立更强大的组织，有必要利用甚至最有限的法律渠道。但除非非官方机构，工厂委员会或 其他工厂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可以存在于官方负责 的机关内的正式框架内，工人就有自己控制的一种手段。本田佛山工人的例子就是一个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他们的 代表在谈判中承诺在没有进行职工大会投票前不会 达成任何协议，并要求管理层给予所有工人休息时间参加这类集会。北京政权将尽全力抵制，而它的引导和蓄意延 迟是举世闻名的。但是，到今天，独立基层工会形 成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最近的罢工浪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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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斗的罢工浪潮

 

中国战斗的罢工浪潮

为建立阶级斗争的领导而奋斗！

保卫中国官僚畸形工人国家！

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斗争！

本文是一篇翻译，其英文原文是根据一篇发表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的美国支部美国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 League/U.S.)的报纸《工人先锋报》(Workers Vanguard)第961号(2010年7月2日)的文章略加编辑而成的。

* * *

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必须支持这几个星期以来，中国工人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这次罢工浪潮，从5月17日广东佛山本田汽车变速箱工厂工人持续近三个星期的停工开始。由于源自该厂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本田在中国的所有组装工厂全部停产。

在佛山工人争取到接近三成的加薪后，罢工浪潮扩散到繁荣的广东工业地带和其它地区的工厂。被罢工浪潮波及的，多数是外资、特别是日本的汽车公司的工厂。另外，工人在几家台资工厂也进行了罢工，其中在上海附近的一家橡胶制品厂的一次，大约50名罢工工人在与警察冲突时受伤；同时，大陆资本家拥有的一些工厂，也发生了罢工。

在中国经营的中外资本家，通过剥削大多数由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劳动力，积累了巨额利润。很多工人被逼以仅仅高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工资，每周工作60到70个小时。同样在广东，被广泛报导的、发生在富士康位于深圳的庞大电子厂区的自杀潮中，工人面对的环境被鲜明地显露出来。在这个有超过30万工人，在苛刻的纪律之下长时间劳动为苹果、戴尔、索尼和其它大型美国和日本公司组装电脑和电话的台资厂区，今年已经有起码十个工人自杀。然而，工人在富士康的巨大集中，也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无可限量的潜在力量。

经过近几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因此，中国工人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1949年的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集体经济。虽然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从开始就被斯大林主义的中共官僚层统治所扭曲，它对全世界劳动人民来说，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尽管中共政权的“市场改革”带来了诸多的资本主义侵蚀，中国的经济的核心部门，仍然建立在国有财产的基础之上(参见“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分析”，《工人先锋报》第874号和第875号，2006年8月4日和9月1日，中文翻译发表在斯巴达克派小册子，第8号，2007年5月)。

在最近两年，同深陷经济衰退、裁员数以千万计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虽然出口导向部门受到全球衰退的一定打击，中国经济依然持续增长。正是中国经济核心的公有部门引导资源的能力，使中国避免了陷入资本主义牟利生产制度固有的那种深刻危机。现在，中国经济再度快速地增长，造成了显著的劳动力短缺。国家在内陆城市的投资，吸收了大量本来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工厂的劳动力。

美国日本德国等帝国主义列强，仍然坚决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统治、为方便资本主义剥削彻底开放中国。就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尽管工会目前的领导是出卖工人利益的，也必须保卫工会来反对老板一样；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高压统治和对资本主义作出种种妥协，工人也必须保卫中国反对资本主义反革命。

在提供低工资的外来务工人员给外国资本剥削的过程中，中共官僚层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和海外华人资本家的劳工承包商。如今，官僚层本身就包括了大量和资本主义企业家有亲戚或其它关系的分子，几年前橡皮图章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通过了一部加强私有财产权利的法律。尽管如此，中共官僚层依然倚靠着公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它的政权和种种特权的来源。

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清除在国内严重削弱国有财产体系、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调和的寄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为了保卫和扩展中国工人国家的胜利果实、让选举产生的工农委员会直接掌握政权，需要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将会激励整个资本主义亚洲，包括工业强国日本，以及世界各地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工农委员会政权在中国的崛起，也将会促进台湾工人推翻他们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从而打通中国革命重新统一的道路。

中国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

面对社会底层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胡锦涛的中共政权用建立“和谐社会”的名义，减缓了一些“自由市场”的措施。在中共官僚层增加“拥护工人”花言巧语的同时，众多省份和大城市的政府被逼大幅度增加了最低工资。中共官僚政权保卫体现在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革命成果的力度，取决于它恐惧工人阶级的程度。

不寻常地，中共统治者起初允许国内媒体广泛地报道罢工，特别是在日资工厂的罢工。伴随这些报道的，是对中国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同样不寻常的坦白。在5月13日，《中国日报》引述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的一名领导，报道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人工资的份额，从1983年的百分之57下跌到2005年的百分之37。《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英文版，6月2日的社论，就有这样的陈述：

“确实，在开放的30年里，普通工人是从经济繁荣中得益最少的群体之一……正在市场对日本品牌汽车的需求提高的时候，本田四个工厂的暂时停产，突出了在中国工厂实施有组织的劳动保障的必要性。”

想必是因为关注罢工的扩散，中共官僚层后来明显地缩减了媒体的这种报道。

大部分罢工的领导者，似乎都是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包括了女工。他们展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斗志和包括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动员工人、跟进各地事态发展的组织能力。意味深长的是，在佛山和中山的另一个本田工厂的工人决定选举他们自己的、独立于由执政党中共控制的全总的罢工领袖和谈判委员会。在一些罢工中，全总官僚公开地和管理层勾结，企图强迫工人复工。在5月31日，工会官僚组织的一些流氓殴打佛山本田罢工工人，导致几名工人受伤。第二天，这些全总官僚发表了一封推卸自己在打人事件中责任的公开道歉信。

佛山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包括：“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和相关工作人员”。中山的罢工工人在6月11日举行游行示威時，也同样地提出了选举他们自己工会领导的要求。虽然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在1982年取消了中国宪法关于公民享有罢工权的规定，2008年的几项劳动法改革，让工人和以前相比，较容易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很多罢工工人引用这些法律改革，明确地向记者说明他们相信自己有进行罢工行动的权利。

年轻女工李晓娟代表佛山罢工工人谈判团发出的公开信声明：

“本厂员工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我们知道本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

——引自伦敦《金融时报》，6月10日

中国工人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领导，去推进从剥削他们的资本主义公司那里夺取最大可能权益、打击通货膨胀恶果和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斗争。在国有产业里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一个领导去保卫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进行反对官僚滥权的斗争。建立不受官僚控制的工会，是争取由工农委员会的统治、取代寄生的中共政权的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一个真正由工人民主统治的工人国家，也需要工会去防范各种侵权和流弊，并协助计划生产和工作方法。弗·伊·列宁在苏联工人国家早期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中，坚持共产党人应该依靠党的政治纲领和他们为工人国家作出贡献的经验，争取工会的领导权。他们必须被工人选举，而不是被政府任命。

建立不受官僚控制的工会的斗争，必须以保卫1949年革命的社会果实，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为出发点。因为像香港《中国劳工通讯》一类宣传西方“民主”(即有议会掩饰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统治)的亲资本主义势力的谋略，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以前主张所谓“独立工会”的《中国劳工通讯》，现在提出要在全总内部工作，好让它能脱离中共的控制。伪装成工人组织的《中国劳工通讯》，其实是一个和美帝国主义有直接联系的反革命组织。其领袖韩东方，同时也是“世界民主运动”的副主席，这组织则是由臭名昭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门面机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和经营的。

在关于中国罢工的报道中，西方资产阶级媒体提到了在1980年代东欧和苏联为资本主义反革命打头阵的反共“工会”，波兰团结工会的幽灵。不管有没有明说，这些媒体的立场，就是中国工人必须反抗中共政权和拥抱“自由市场”。中共政权也提到团结工会的幽灵，虚假地宣称，任何有组织地反对中共统治的力量都必定是拥护资本主义和反革命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立在《华尔街日报》(6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不公开的劳工局势闭门讨论中，胡先生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引述了已故元老邓小平关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如何推垮整个苏东集团的共产党的警戒”。

和世界上大多数表面上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反对团结工会，并在东欧和苏联同资本主义反革命斗争到底。但是，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根本并不是一个团结工会式的现象。当年促进团结工会发展成反革命运动的各种因素，和今天的中国局势没有相似之处。这些因素，包括天主教会在波兰社会的深厚根基，和被摆布反对苏联的波兰民族主义的角色。此外，今天中国的罢工，是抗议在大型私有资本主义企业里的残酷剥削的，而这样的企业，在1980年左右的波兰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中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任何幻想。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今天在中国形成的，就是一个群众性的亲资本主义工人运动。

为一个工农委员会的政府而奋斗！

这次符合中国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由外来务工人员领导的罢工潮，突出了废除中共统治者的歧视性户口制度的必要性。在这个制度之下，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子女的城市居留权、教育和医疗权益都被严格限制，使他们只能短暂和不稳定地在城市生活。大部分国有企业工作和相关福利，还是拥有城市户口工人的特权。

外来务工人员的不稳定身份，是对外资部门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恩典，让他们能够享用现成的极低工资劳动力群体。在官僚层可恶的户口限制下，许多同外来务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现在在工厂辛勤劳动的青年工人，也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外来务工人员必须享有和合法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和福利！

由选举产生的工农委员会组成的政府，将会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村劳动者的所有成分。工人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只能在劳动者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正如马克思主义领袖里昂·托洛茨基，在他对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猛烈的起诉书《被背叛的革命》(1936)中解释的：“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

中共官僚层的亲市场政策，加强了中国国内的反革命力量。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大大地增强了产业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中国城市经济吸收了至少一亿五千万外来务工人员的事实，是一个具有重大潜在意义的因素。这个形势，需要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提供一条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和国际主义的出路。就像我们在“女工和今天中国的各种矛盾”(《斯巴达克派》英文版，第61期，2009年春)中写道的：

“迟早——很可能在官僚层内部及其周围的资产阶级分子采取行动消除中共的政治权力之时——中国社会里的爆炸性社会压力将粉碎执政官僚层的政治架构。到时，中国的命运将会被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是工人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扫除寄生的官僚层，以此来保卫和扩展1949年革命果实，将中国打造成争取世界社会主义斗争的重镇；还是资本主义反革命胜利，带回灾难的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

一个革命的工农政府，将会终结官僚专制和腐败。它将剥夺中国新兴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的财产，并为劳动人民的利益重新谈判外国投资的条件。它会建立一个在工人民主条件下——而不是毛时代自给自足的和官僚的命令主义——运行的集中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在为了给全体人民提供起码基本的经济保障而斗争的同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领导将理解，要让所有人得到物质的富裕，将取决于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政策源自“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民族主义的中共政权，是激烈地反对这个展望的。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特区里的工人，被一些同时在日本、美国和世界各地剥削工人的财团所剥削的事实，产生了潜在的国际团结机会，还指出了各地工人为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的共同利益。

中国革命成果的存续和发展，以及社会符合劳苦大众利益的全面现代化，需要国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这将会为全球的共产主义未来打开道路。这就是为重新锻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党而奋斗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目标。

中国战斗的罢工浪潮

谭国诚点燃本田罢工之火

 

23岁工人点燃本田罢工之火 旋即遭解雇

23岁湖南工人谭国诚（音译，Tan Guocheng），5月份领导了佛山本田的罢工

【记者王燕编译报道】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6月13日（周日）报道，生长在湖南邵阳附近农村的谭国诚（音译，Tan Guocheng），23岁，几乎称不上是工人领袖，但就是他，点燃了上月本田（Honda）的罢工之火。

上个月，谭国诚在广东佛山本田的一家工厂轮班，上了才一个小时，他按响了关闭其生产线的应急键，大吼道：“咱们罢工吧！”几分钟内便有数百名工人响应，离开了工作岗位。同事们形容谭是一个具有勇气的领袖，谭说自己仅仅是希望争取好一点的薪水。

随后谭因“破坏活动”遭本田解雇，重新回到了家乡。但不到100英里外的广东中山本田工厂上周五也出现了工人罢工上街游行，并提出了新的要求：自组工会。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劳工专家Anita Chan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工人罢工都是因为拿不到薪水或被虐待，但这次不一样。工人们要求提高薪水，并希望能民主地自选工会领袖。”

谭国诚所在的工厂罢工持续了两周，迫使本田不得不关闭了在大陆的四家装配厂。结果佛山本田厂答应给工人加薪24%至32%，这也是谭当初领导罢工的目的。

谭国诚四年前离开了家乡，希望能在国际型企业，如本田这样的装配厂工作，从此走向中产阶级之路。

谭说，但他得到的薪水很微薄。今年一月，本田只给他每个月加薪50元人民币（7美元），即每个月领取1200元人民币（175美元）工资。这让即将结婚的他感到很烦，这点钱既不够买房子，也不够养孩子。

他说：“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只付给我们这点钱”。于是他决定反击。

本田拒绝提供佛山厂的罢工详情，在该厂，很多工人都只有19岁。

谭国诚的父母在家乡以种植稻米和一小片桔子园为生，年收入大约为1.7万元人民币（2,500美元）。谭说，但是他们家的田地太小了，养不了他和他的哥哥、妹妹。于是他们兄妹三人都到外地打工。

2006年，谭国诚在湖南长沙一所技术学校毕业。一家与学校挂钩的职业中介把他招到了位于广州的一家本田工厂。

谭说，那家中介抽取了他一部分的薪水，这在中国大陆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做法。但他发现，由本田直接招的员工甚至能拿到他薪水的四倍。“我们几乎是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中介却抽走了我们一部分的工资。”

为了得到更好的机会，他来到了不远的佛山，但他得到的薪水基本和在广州本田时一个样。他每天早晨5:15就得出门，搭70分钟的公共汽车到工厂，早上6:55开始上班，下午3:40下班。而且工人们经常被强制换班，有时上早班，有时上晚班，许多人被连轴转搞得筋疲力尽。

他说，一月份每月只涨50元人民币工资让他愤怒了。他说：“我想罢工”，但他在工作间隙休息时与工友们秘谈时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他说：我试图说服我们那条装配线五六位年长的工人一起罢工，但他们都表示“不够胆”。“我说，那由我领头，他们说‘好吧，我们跟着你’”。

罢工前一周的一个晚上，谭国诚车间约15名工人在厂外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罢工计划。谭说：“此前，我们只是在去上班的班车上随便聊了聊。”

也是从湖南来的20岁工人肖梁（音译，Xiao Liang）同意协助领导罢工。谭国诚和肖梁都表示，不论罢工结果如何都会从工厂辞职。

5月17日早，将近50名工人（很多都来自湖南）开始依计划行事。早上7:50，由谭国诚按响紧急制动键，肖梁在附近的一条生产线上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

几分钟内，工人们就穿过工厂加入罢工队伍。谭说：“我们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共有好几百人。有几位经理试图阻止我们，他们用语言威胁我们，但是我们没有理睬。”

谭说，罢工工人提出了增长一倍工资的要求，即每个月2,000元人民币（293美元）。本田感到害怕了，他们于次日（5月18日）答应考虑工人的要求，并请求工人复工。

但直到5月21日，厂方仍然没有同意工人的要求，于是工人重新罢工。

谭和肖原计划5月底正式辞职，但5月22日，他们就被本田解雇了。

6月4日，本田终于同意给工人加薪，虽然加幅远远达不到工人的要求。据该厂的几位工人反映，绝大多数工人对本田的加薪感到满意，于是复工。

肖梁目前正在上驾校，希望将来能在湖南找到开车的工作。谭国诚则回到了湖南家乡。他说，他的父母至今还不知道他在佛山领导了罢工，他们以为他回家只是希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现在他在上一个3个月的培训课，学习操作挖土机。他希望能在湖南找到一份工作。而他4月份新婚的妻子仍在南方打工。

谭国诚表示，他为在佛山领导罢工感到自豪，“我想可以说我们取得了胜利，至少我为工友们赢得了公平一点的收入。”

英文：http://www.nytimes.com/2010/06/14/business/global/14honda.html?ref=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