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波兰团结工会与中国（上）
波兰团结工会的政治化过程
和上述西方工会及工人运动的政治化到非政治化的发展过程相反，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一开始是波兰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而发起的工人运动。但波兰政府不但没有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没有通过立法来保证工人的权益，反而对起来抗争的工人实行镇压，这样，这个政府和它代表的那个体制因此就成为剥夺工人基本权益，迫害工人的主体，它也就迫使工人保护自己权益的运动变成了反对专制，推动波兰的民主化的政治运动，使波兰团结工会成为反对执政的波兰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最后，波兰团结工会在推动波兰的民主化成功之后，於1989年推出了自己的代表参加了波兰历史上第一次议会民主选举并取得了成功，他的代表成为了波兰民主政府的总理和部长。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后来更在总统选举中一度获得成功，当选总统。其实，由於此时波兰团结工会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国家政权，而不是保证工人的权益，所以，它实际成为了一个政党，而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会组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波兰团结工会执政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开始了全面、深入的经济改革。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十分迅速，大量的外国投资涌入波兰。波兰的经济在经过一段短时间的混乱、停滞后，确实开始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这种经济迅速发展的成果付出的代价却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就业工人的工作也十分临时化，没有保障。执政的波兰团结工会这时陷入了尖锐的角色冲突。一方面，它仍然号称是“工会”，希望能保障工人的权益，增加工人的福利；另一方面，它又是执政的政治组织，要恢复经济，便将当时确实是完全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并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国投资。这种角色冲突的结果，是波兰团结工会日益脱离工人，日益站到了资本的立场上。这使越来越多的波兰工人，尤其是团结工会的大量会员感到失望，纷纷退出了团结工会。当时爆发的工人罢工，示威活动，正是反对执政的团结工会的政策。1997年11月，中国劳工通讯的代表应邀出席了波兰团结工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中国劳工通讯的代表亲眼目睹了大会代表们对团结工会未来的激烈争论，亲眼看到了代表们对团结工会的会员减少的焦虑，尤其是亲眼看到大会代表们对团结工会的创始人，当时卸职不久的波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瓦文萨的失望：在开幕式上，瓦文萨发表了讲话之后，有上千名代表的会场掌声零落，场面十分尴尬。
重新回到源头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不可调和的角色矛盾，在经过长期、痛苦的激烈争论和内部斗争后，波兰团结工会首先出现了分裂，一小部分人反对团结工会政党化，反对工会积极分子政客化，为了坚持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时的精神，他们自行组织了另外一个“团结工会”，即“团结工会－80”。至於团结工会的主体，最后也实现了分化和新的转型，它初期的一批重要的骨干脱离了团结工会，去组建或参加政党及政治活动。现在，作为团结工会的整体则回到了它的源头，再次实现了“非政治化”。虽然它的成员以个人的身份在各种选举中参加投票，但，作为一个工会组织，它不再推出候选人参加议会或总统的选举，不再从事与工人利益没有关系的政治活动，它又成为一个以保护工人和工薪阶层权益为目标的真正的独立工会组织。当然，它在波兰工人中的威信和影响力，已是不如过去了。
波兰团结工会的上述历史演变，十分有意义。一方面，我们已经说过，它在初期的“政治化”的过程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特例，是政府严厉镇压的结果，也是波兰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产物，它推动并实现了波兰的民主化，从而成功地奠定了了独立工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法律环境；另一方面，它也告诉我们，即使开始是工人的组织，一旦它演变为政党，在上台执政后，也可能背离工人的利益，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如果波兰团结工会在波兰的民主化实现的一开始，就能抵御执政的诱惑，能认识到推动经济体制和保障工人权益之间难以调和的角色冲突，将推动、深化民主化的努力由政治层面转移到社会层面，果断地退出政治活动，让其拥有政治威望和政治热情，具有执政才能的成员退出团结工会，另组政党参入政治，可以说，波兰工人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就可能不会如此之大，波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更为平衡。
波兰团结工会能在现在回到它的源头，退出政治，再次成为保护工人权益的真正的工会组织，除了因为执政党的角色和保护工人权益的工会角色是难以兼顾的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主要的是，波兰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波兰在实现了民主化以后，独立工会的合法存在，已经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和公众日常意识的认可，波兰政府不可能再镇压工人的抗争，并已经开始了在劳资冲突中扮演中立的调停人的角色。因此，波兰工人为创造独立工会能合法存在的政治条件而斗争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团结工会与计划经济体制
在这里，我们仍然是站在中国现实需要的角度，谈谈波兰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对波兰团结工会退出政治，重新回到其工会角色的影响。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波兰团结工会崛起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波兰和中国的六、七十年代一样，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所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任命，这些企业领导的待遇由政府统一规定，工人的工资由国家而不是企业决定，企业生产什么，以什么样的价格卖给谁，等，都由国家决定。企业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权。也就是说，工人是雇员，而政府－－国家则是唯一的雇主。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劳资冲突其实是不存在的。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工人与企业领导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与政府、与国家的矛盾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冲突一旦发生，企业领导虽然可以和工人对话，可以向上级反应工人的不满和要求，但，除了在领导作风和方式等方面他可以作出承诺外，对工资待遇，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及其相关的资金投入等根本的，与工人生活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他几乎没有权力作出承诺。他即使作了承诺，工人也不会相信，因为任何人，包括企业领导本人都知道，他的承诺是没有效力的。在这种经济社会体制下，政府、国家不得不直接面对工人，它就是工人抗争的对立面。与工人的对话，对工人的要求作出承诺、拒绝、解释等，都必须是政府和国家的行为。政府和国家几乎不可能在这里扮演中立的调停人的角色，工人的抗争也很难不政治化。因此，当时波兰政府的错误和笨拙，不在於没有扮演推动抗争的工人与企业领导对话的仲介，而在於它本身拒绝和工人对话。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兰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但实现了有普选制的民主化，独立工会也合法化了，独立工会和工人运动合法存在的政治及法律条件具备了，而且，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被私有化或股份化了，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大量存在。多数劳工是在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企业里工作。这样，一方面，在周期性的选举中，各政党要赢得总统和议会选举，或要保住其执政地位，就要争取包括劳工在内的各阶层的选票，这就迫使它们和政府提出、执行能调和各阶层的利益的政策，保持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中的中立地位；另一方面，社会的冲突不再主要是劳动者和作为国家代表的国营企业领导的冲突，而主要是与雇主阶层，即资本家的矛盾，对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利益和权益的侵犯和威胁，主要的，不再是来自国家和政府，而首先是来自企业主，是资本家。在这种条件下，独立工会的非政治化，即退出政治，将政治活动让给政党，将自己的存在和活动的目标限定在保护劳工的权益上，将雇主而不是政府作为自己的抗争和谈判的主要对象，就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波兰团结工会也就是这样，在最后，不得不逐渐回到了自己的源头。
团结工会崛起的背景和中国今天不一样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已实现了民主化这一点外，波兰社会现在，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状况，和中国的现在更为接近。而波兰团结工会崛起、发展的七、八十年代，其社会结构和性质，和中国的今天完全不同。这就告诉我们，中国今天的劳工运动和可能存在的独立工会，必然和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如今的中国和当前的波兰有更多的相同之处。随著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增加，随著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和股份化，中国的劳资冲突，工人及其他劳动者与企业领导和老板之间的利益对立和矛盾日益突出，劳工抗争的对象，越来越多地指向企业领导和老板，而不是，或不是直接地指向政府，也就是说，劳工的抗争基本上不是政治性的。而且，在集体意识和心理上，今天的中国劳工也和当年的波兰工人完全不同，在抗争时，他们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报有太多的期望，甚至信任，基本上没有将这个政府、这个体制当作他们的不幸的直接责任者。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可能存在的独立工会或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非政治化，是它将老板和企业领导，最多是地方政府，作为自己的抗争对象，而不是向波兰团结工会那样，将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和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和当年的波兰政府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国政府有足够的空间来实现自己的角色变化，实现自己管理社会，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的变化，使自己成为社会利益协商规则的制定者，成为中立的社会冲突的调停人。在这些规则的制定及社会冲突的调停中，政府和它的领导人可以自然地，甚至是不知不觉地实现其朝思暮想的现代化，得到这个政府及其各级领导人所缺乏的，他们骨子里十分为之焦虑的合法性，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可惜，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还是像当年的波兰政府一样，十分恐惧独立工会运动。
中国的社会变了，经济结构、人们的利益关系、社会冲突的性质都变化了，甚至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权威和被人民信任的来源，也就是其合法性的来源，都变化了，可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政府领导人的脑袋瓜还停留在过去。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文化差别也很重要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的不同。在波兰，天主教在波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其文化传统非常深厚。这种文化和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共同之处。无所不在的宗教信仰以及这种信仰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波兰民众的精神和心理始终在本质上是独立於官方意识形态的。而这种对立和独立，又始终具有宗教性的固执和温和。同时，它又使波兰民众有一种超越阶层、职业、地区、价值之不同的联系纽带。
十分重要的是，分布全国的教会和教堂，不但使波兰团结工会在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先天的，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组织基础；有罗马教皇这样的一个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和象徵；有来自教会的资金支援；而且，它也是抗争工人的团结精神及道德勇气的来源，是他们在面临危险时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心灵与肉体的避难所。当然，说到最后，天主教提倡的，并至少是在其信徒中多少能实行的那种宽容、行善等价值，在缓解、解决工人之间的分歧，甚至在工人与政府对立的演化过程中，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波兰团结工会迅速崛起，力量迅速壮大，进退相对地自如的文化、心理和习惯上的原因，也是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所不具备的东西。
波兰人有上帝和他的天使们的帮助，我们中国人有什么？除了庙里的几个泥菩萨，什么都没有。或者说，中国人只是刚刚开始，各自在自己的小作坊里急匆匆地制造自己的上帝。看到这种文化的差别，和看到上面我们讲到的社会结构的差别，同样重要。中国的劳工阶层应该坦率地面对自己，和波兰工人比较，中国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团结互助精神差很多，这是我们容易受人欺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独立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困难之一。过去，执政的那些共产党官僚在实际生活中不把工人当回事，但，在宣传中，却把工人和工人阶级吹上了天。“工人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等。在这里，具体的一个个的劳动者都不见了，有的只是那个抽象的，和我们个人完全没有关系的所谓“阶级”。还有的人其实在这里是想堵住工人的口，如果工人要提出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马上就说：工人阶级应该是大公无私，替国家著想，怎么能只想自己？可见，这些好听的话，不但不中用，而且很有危害性。
正视我们的缺点
我们过去的宣传和教育中说工人阶级先进，是因为它和大生产相联系。这也是一种完全不符合现实的，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按这种理论，我们上亿计的民工就不是工人了，因为我们多数是在建筑、制鞋、玩具等行业，是在中小企业里工作。而且，在今天的社会，那些传统的大工业的重要性，已经是大不如以前了，工人主体的分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过去相比，和七、八十年代的波兰工人相比，我们要分散得多，我们彼此的来源、习惯、甚至方言都不同，我们要实现当年波兰工人那样的团结，会比我们想像的困难得多。官方那种对抽象的“工人阶级”的吹捧，其另一种危害是妨碍了我们对自己缺乏波兰工人那样的团结精神等缺点的认识。过去，在报刊和其他公开场合的讨论中，人们很少谈到我们工人的这些缺点，如果要谈，马上就会有人制止，说这是对先进工人阶级的否定。也就是说，和波兰工人比较，我们不但没有那种宗教的联系纽带，而且，还有很多过去官方宣传形成的教条、文化习惯在起作用，这极大地妨碍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优点、缺点和弱点的认识。比如，在我们城市的工人中，就有很多人对外来的民工瞧不起，认为他们是农民，没文化、自私、认为只有自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而在抗争中，很多城里人特别胆小怕事，他躲在一边，不敢参加抗争，又希望抗争能取得胜利自己能得到好处。你看，我们其实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大公无私”。我们劳动者和所有的人一样，是一个正常的人，就像马克思喜欢引用的一句古希腊名言：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我们决不能丧失做人的尊严，不能给老板做牛做马，同样，我们也决不要理会那些将抽象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描述得像天使一样的无聊的吹捧。
我们应该知道，所谓“文化”，不是那么抽象的东西。上面提到的那些在过去的教育和宣传中的教条，也是文化的一种，它多少仍然留在我们的头脑里，妨碍著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妨碍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批评。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文化，当然不需要像波兰工人那样，赶快都去信仰一种宗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重要、很具体的出发点，就是，不要再相信，也不要让别人再相信过去的那些对工人阶级的胡乱吹嘘，将自己在道德上看作是和其他人一样的活生生的、有能力也有缺点的人。然后，努力去在抗争的过程中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这样，在了解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时，我们就会头脑清醒，客观地看到自己和中国的实际。
其实，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社会变化了，可那些政府的领导人的脑瓜还停留在过去，这除了是他们的认识等问题外，也有一个文化、习惯的问题。他们这些人还停留在过去的意识形态，是过去的宣传的俘虏，是过去压制任何性质的社会抗争的习惯延续。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强调，中国的独立工会运动，是争取和保护工人，当然包括民工、农民，等劳动者的权益的社会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创造新的观念、新的习惯的文化运动。我们中国没有波兰那样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创造就更为重要。我们劳工，特别是那些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情劳工状况的记者、律师等知识分子，应该在我们的行动中，反复讲、处处讲、系统地讲：解决社会冲突，应该用谈判，而不是镇压的办法，劳工的抗争是为了争取、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为了推翻政府。用谈判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对劳工、对政府、对企业本身和老板，都是有好处的。利益冲突不是过去我们以为的那样势不两立，而是可以调和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在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具体过程，是一个创造历史的具体过程。文化和历史的创造绝不只是文人和政治家的事，绝不只是大学、研究所和教授、专家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也是我们工人，当然包括民工、农民，我们所有给别人打工的人的事。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说到底，就是给大家，特别是工人和其他劳工一个系统的说法，给劳工一个与政府、与企业领导和老板的一个沟通的手段。同时，也给政府的官员们，给社会各阶层的人，一个新的思路。也就是给出一个新文化、新习惯创造的起点，这就是文化的创造，一点也不神秘。而我们为什么能写这本小册子？这主要也是得益於今天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的抗争，得益於这种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现象。其实，在历史上，一些人、一些社会团体在创造历史和文化的新的一页时，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到这种创造。这种创造是后来才看出来的。
关於对团结工会的恐惧及对中国独立工会运动的恐惧
在这里，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更详细地介绍波兰团结工会。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波兰团结工会有特别的意义。在介绍过程中，我会夹杂著一些议论，以挖掘和强调那些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有用的东西。由此，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既是历史，也是今天；既是人家波兰的事，更是我们中国的事。
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和前苏联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等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十分疏远和紧张，实际上是处於敌对状态。在波兰的独立工会运动爆发的七十年代初，及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发展的八十年代，中国的报刊对这种“敌对国家”里发生的政治麻烦，作了大量的报道。因此，在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及它的领袖瓦文萨，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城市居民中，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尤其是九十年代后，随著中国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中国政府开始恐惧波兰团结工会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报刊再也不谈波兰团结工会了。
1989年4月25日，面对发生在北京并开始扩展到全国的民主运动，中国当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有一个关於波兰团结工会的谈话，其大意是：要吸取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
波兰共产党及其政府对团结工会的态度太软弱，我们一定要立场坚定，不能让步。邓小平的这个谈话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官员对波兰团结工会及中国可能存在的独立工会运动的恐惧。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但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和互联网网站仍然不敢公开地讨论劳工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会的问题。尤其是各级干部，包括那些工会干部，对“独立工会”问题，更是谈虎色变。在这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及其重大的历史作用把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吓坏了，也把很多中国的记者和知识分子吓坏了。因此，一提到“独立工会”，他们马上就想到波兰团结工会的政治性，马上就想到波兰团结工会对改变波兰、前苏联等东欧前专制国家的关键作用，马上就把在中国可能存在的独立工会和波兰团结工会等同起来。这种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恐惧，及由此而衍生的对中国可能产生的独立工会的恐惧、敌视，使“独立工会”这样一个如此重要而在现代社会中又十分平常的问题，变成了讨论的禁区；而且，这种恐惧也已经变成中国各级政府镇压独立工会运动的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冲动。他们怕，所以要镇压。
这样，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恐惧，阻碍著很多中国人了解中国今天的劳工抗争的非政治化的特点。这种恐惧成为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对话机制的重要心理障碍。这样，了解波兰团结工会，分析这种恐惧，就十分必要了。
要吸取经验教训而不要恐惧
对中国工人、农民等劳动者来说，了解波兰团结工会历史的意义十分重要。一方面，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团结和前仆后继的抗争，如果老是指望别人的同情和施舍，指望有“好领导人”的出现来保护自己，劳动者将永远在“期望、失望、再期望、再失望”中打圈子，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另一方面，可以将当时波兰社会和今天的中国社会进行比较，以此更具体地认识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特点，认识到中国工人、农民等劳动者今天的生活和想法与当年的波兰人都不一样。这样，就可以避免那种盲目地照搬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盲目地照搬西方工会史上的做法的企图，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人运动发展之路。
而对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来说，通过对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通过对中国的今天和当年的波兰之不同的了解，通过对今天中国的劳工和当年的波兰劳工的不同的了解，及对中国今天劳工抗争和当年波兰团结工会之不同的了解，来改变他们的观念，同时，也学会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避免这种矛盾冲突激化的基本方法和技巧。这一点十分重要。中国政府及其官员现在对独立工会运动十分恐惧，这与他们的观念陈旧，不了解今天中国的社会特点有关，同时，也和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社会冲突的基本方法有著重要的关系。如果他们的这些问题能开始解决，如果他们对独立工会运动的这种恐惧减轻、消除了，他们对独立工会运动的敌视态度就有可能转变，中国的那些为数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领袖的悲惨命运就可能改善，中国独立工会运动发展的障碍就会小得多，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平、理性的对话机制就可以更顺利地建立。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兴起的背景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开始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波、中经济体制几乎完全一样：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
也就是说，当时波兰的重要的企业几乎全都是国营企业，企业的生产、销售，企业产品的品种、数量和价格，全都由中央政府的计划来规定。当时的波兰不但没有什么私人和外资企业，而且，国营企业也没有或拥有很少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当时的波兰和当时的中国一样，不存在一个企业老板和企业领导阶层，企业领导都只不过是国家在企业的代表，只不过是中央政府行政计划和指令的具体执行者。也因此，和现在的中国不一样，当时波兰工人和企业的冲突，劳工阶层和企业领导的“利益”冲突，都只不过是工人、劳工与国家、与中央政府官僚体制和行政计划的冲突，工人对企业领导的不满，都可以解释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
1970年12月，波兰政府因为财政困境和企图推动所谓的“消费现代化”，居然在波兰人最重要的节日－－耶诞节之前，决定大幅度提高肉类、奶制品等日常生活品的价格，同时降低电视机、电冰箱等当时被视为高档消费品的价格。这些波兰的官僚们一开始就是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和粉饰现实的宣传的牺牲品，他们完全不了解一般波兰劳动者的生活困境：在当时波兰的劳工中，只有极少的人买得起那些高档消费品，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收入的全部几乎只能用来购买日常消费品。因此，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提高，使当时多数波兰劳工家庭根本就活不下去。当时的波兰也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官方工会，当然，它完全不能、也不愿反映，表达生活的真实和劳工的不满，政府控制下的报刊舆论更是只为政府的荒唐决策唱赞歌。此时的波兰工人要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罢工，走上街头以表达自己的要求来改变政府的决定。於是，在波兰工人最集中的城市格旦斯克和什切青市，造船厂工人率先罢工，并走向街头游行示威，随后，该市其他企业的工人也纷纷呼应格旦斯克造船厂工人的行动，举行罢工和上街游行示威。
当时波兰政府对工人的不满和抗议的回答是严厉的镇压。他们出动了坦克、军警，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四十五名工人被打死。工人的抗议和政府的血腥镇压震惊了全波兰。在波兰，“波兰人开枪打波兰人”是件最可耻的事，因此，镇压激起的全民愤怒导致了政治危机，波兰共产党和政府当时的领导人，曾经在1956年谴责政府对工人的镇压，发誓要永远依靠工人阶级的哥穆尔卡等人被迫下台。新的波共和波兰政府领导人盖莱克一上台，就取消了前任政府提高物价的决定，亲自来到格旦斯克造船厂，和他的前任在1956年初上台时一样，公开向波兰工人道歉，并就改善工人生活，甚至就追究屠杀工人的责任人，修建死难工人纪念碑等工人最关心的问题作了承诺。按我们中国人今天的话说，就是盖莱克一上台就努力塑造“亲民形象”。
这位新的领导人的新形象在一开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的波兰工人又一次真诚地以为，有了这位开明的、亲民的领导人作主，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就可以大为改善。所以，他们放弃了抗争，也放弃了自己组织起来的要求。但，很快地，工人就彻底失望了：工人在放弃了抗争后，政府根本就没有兑现追究杀害工人的凶手，建造纪念死难工人纪念碑的承诺，大量因罢工、游行而被解雇的工人也仍然找不到工作，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在继续恶化。尤其是，政府在因盲目的经济扩张导致了财政危机后，竞重蹈旧政府的覆辙，竟决定从1971年7月1日起，再一次提高日常生活品的价格！
团结工会的崛起
当然，波兰工人从来就没有忘记他们死难的兄弟。每年12月的耶诞节前，很多工人都自发地来到1970年罢工工人被枪杀的地方，悼念死难者。现在，他们感觉到，死难兄弟的血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开明”领导人的轻信而白流了，他们又一次落到了活不下去的境地！被欺骗的波兰工人再也不能忍受了。1980年8月7日，一位替工人说话，并广为其同事所尊重的女工－－她的名字叫安娜－－在离她退休只有几个月之时，被格旦斯克造船厂厂方无理解雇。多数工人在开始时，对此事十分气愤，但却感到无可奈何。然而，有三名勇敢的年青工人挺身而出，他们在工厂里散发传单，号召工人罢工，为这位被无理解雇的女工讨回公道。在传单中，这三名工人指出：为什么当局要解雇安娜？因为她在工人中有影响力。孤立、解雇敢於抗争的工人，是当局一贯采取的手段。今天如果我们不能保护安娜，我们今后将不能对任何提高物价、延长工时的决定作出反抗。保护他人，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的最好手段。如果你不为安娜做点什么，你将会遭遇和她同样的命运。
在这三名年青工人的鼓动下，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於8月14日开始了罢工。就在这一天，当时还是一名普通的电工，因参加了1970的罢工而被开除的瓦文萨－－他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和波兰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来到工厂，和准备罢工的工人一起。是瓦文萨的勇气和雄辩最终使工人不再犹豫，宣布罢工并占领工厂。波兰工人此时就表现了他们的团结和责任感。他们立即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并民主地推选了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其领导人就是瓦文萨。各车间也选出了工人代表。为保护罢工的秩序和公共财产，工人们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
宣布占领工厂而不是上街示威游行，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决定。它是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在总结了1970年罢工运动的血的教训后作出的。
当年，罢工开始后，工人们冲上街头游行示威，激情和愤怒在群体中激荡并使其能量剧增，谁也无法控制。一些商店和公共设施被破坏，对警察局、政府机关的冲击，给政府平息其内部分歧提供了最好的手段，也给它的镇压提供良好的藉口。同时，示威使工人们在混乱中完全暴露在街头，几乎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他们被军警打死打伤，甚至被坦克碾压，被大量拘捕多天，甚至多年后，人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数量。现在，上万工人以占领工厂的方式示威，就完全可能避免过激的行动及由此导致的矛盾激化，也使当局对工人的镇压，在道德、法律和技术上都更为困难。
特别是，以占领工厂而不是上街游行的方式实行抗争，可以给其他企业和行业的工人，给其他阶层的人们，包括给政府本身，以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了解正在进行的抗争。一个企业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其他的企业和行业的职工会受到鼓舞，同时，他们也需要时间来克服自己的犹豫和恐惧，然后再以具体行动来支援、加入这个抗争；对政府来说，它也需要时间来了解抗争的原因，平息其内部成员的争论以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政府如果有了更多的时间，在它的内部的争论中，主张镇压的强硬派可能会占上风，它可能会更从容地调动镇压的军警，结局也可能更糟糕。但，和罢工游行后立即逼迫政府摊牌比较起来，给政府以更多的时间思考，同时抗争的工人也能积蓄更大的力量，这种方式还是要好一些，公正、和平地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我们只能说是可能性－－会稍微高一些。中国某个企业的劳工抗争的结局会怎么样？如果是十几年前，我们会说，一定失败。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化了，现在，我们认为，某个企业工人的抗争的结局取决於很多因素，事先铁定的结局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我们可以，也应该选择那种成功的可能比较高的办法。在这里，劳工的勇气、智慧和理性，都可以派上用场了。
格旦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委员会的第一个决定是进驻工厂的广播站，并决定将与厂方谈判的过程，通过广播直播，让全体工人知道并参与。工人还将广播喇叭安装到工厂围墙外，使邻近的企业和居民都能听到。同时，将谈判、广播的内容全部录音，除存档外，工人们特别将录音立即送给其他企业的工人和媒体记者。广播直播谈判过程，使工人有了直接的参与感，使他们几乎是在一瞬间挺直了腰杆，发现自己居然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发现掌握了自己命运的踏实和喜悦，发现这种踏实和喜悦的得到，远不是过去想像的那么困难。同时，谈判的直播也使工人们不会产生工人代表与当局“作交易”的怀疑，能迅速增加和显示工人的凝聚力，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犹豫也一下子消失了。工人们一下就变了，变成了有尊严和责任感的真正的人。确实，生命的深处和斗争本身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它能使人被自己对自己的发现所震惊。
谈判的直播和录音，也使长期高高在上的政府当局能真正了解下情，了解工人和他们的代表，有正常思维和道德感的官僚会感到工人“闹事”根本就不是那么可怕，会看到，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工人比他们想像的，比他们的同事们，要通情达理得多。他们甚至会感到直接向工人诉说他们的苦衷的心理松弛，感到向工人直接展示他们的良心、谈判的技巧和处理事务的能力的愉快。他们甚至会第一次发现怎样才能真正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同时，面对直播和录音，那些总是企图诬蔑工人，推卸自己的责任，鼓动镇压的坏官僚，也更难张开他的那张臭嘴。
工人的团结立即显示了它的力量。平日高傲、矜持、平常的工人几乎是不可能接近的格旦斯克造船厂总经理，几乎是在罢工的开始，就和罢工的工人代表平等地举行了谈判。谈判前，工人要求“徵用”总经理的小车，去立即接回被开除的女工安娜，在这位总经理支支吾吾时，他的司机已经一溜烟地开车跑了，接回了安娜。
代表工人谈判的瓦文萨决定从较简单的问题开始。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由波共格旦斯克省委书面作出保证，不事后追究和迫害工人罢工委员会的成员，立即恢复被解雇的安娜和瓦文萨本人的工作。经过两天艰苦，很多时候是吵吵囔囔的谈判，到8月16日，总经理几乎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所有条件。格旦斯克造船厂罢工的工人似乎取得了胜利。8月17日，就在瓦文萨宣布工人的要求被基本满足，罢工结束的同时，格旦斯克其他企业的工人代表，纷纷来到造船厂，他们在表达对格旦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的支援的同时，也要求该厂的工人对他们的呼应予以支援。
其他企业工人代表的到来，激起了罢工工人的争论。罢工结束的宣布激起了部分工人的愤怒，甚至有人指责瓦文萨是出卖了工人的“叛徒”。
1970年12月的流血及其后政府领导人表达的“善意”，深深地铭刻在工人们的心里。很多工人代表不再相信工厂总经理和格旦斯克省地方政府的承诺。他们提出，抛开这些地方领导人的诚信不说，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撤换工厂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然后宣布他们与工人达成的协议无效。而且，即使有了最好的结果，即这一次达成的协议全部落实了，但，今后呢？
尤其是，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清楚地知道，当局之所以有较快的让步，是因为有其他企业工人的支援和声援，是因为它害怕其他企业的工人也会罢工。现在，他们怎么能扔下其他企业的工人？如果他们如此自私，如果每个企业的工人的抗争互相孤立，得到的成果也会轻易地丢掉。
当瓦文萨在宣布罢工胜利后，自我感良好时，他的朋友这样提醒了他，当然是用工人的语言：狗屁！有人骂你是叛徒呢！
瓦文萨如梦初醒。凭藉其工人的直觉和多年斗争的经验，他立即理解了，与这一次工人动员起来的力量和表现出的团结、坚定的精神相比，得到的“胜利”，其实是很脆弱，甚至是虚幻的。如果在此时复工，波兰工人可能丧失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正因为他突然感到责任的重大和事态的危急，竟没有和他人商量，他就果断地大声宣布：罢工继续，我说过，我将是最后一个离开工厂。这是1980年8月17日。
波兰格旦斯克造船厂工人的罢工也在这一瞬间起了质的变化：他们不但是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抗争，也是为了格旦斯克，乃至为了全体波兰工人的团结、权利和利益而抗争。当格旦斯克造船厂总经理知道工人继续罢工的消息时，一声长叹，说：这不再是一般的罢工，而是显示团结的罢工！“团结工会”的“团结”这一名称，就这样产生了。
接著，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罢工委员会和格旦斯克地区的各个权益的工人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协商，迅速成立了波兰沿海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瓦文萨被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主席。这，就是波兰团结工会的诞生。
面对空前团结的工人，波兰政府终於不得不认真准备谈判。
团结最重要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看到，波兰团结工会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团结。你看，在一开始，那三名青年工人号召工人起来罢工，其背景，当然是工人的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是工人的权益毫无保障。但，这三名工人首先号召的是，为了保护同伴而罢工，为了显示工人的团结而罢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没有工人之间的互相保护，团结就是一句空话，争取自己的权益就是一句空话。
在以上叙述的最后，我们也看到，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决定继续罢工，也首先是为了保护其他企业的罢工工人，是为了在具体的行动中，而不只是在口头上，创造、显示波兰工人的整体团结。他们说得很对：保护同伴，就是保护自己。团结是什么？它首先是互相保护。就这么简单。一人受到迫害和不公，大家都不答应，大家都要为这个人而行动起来。工人们在其全部的抗争活动中显示了这种互相保护的团结精神，其结果，不但是罢工的工人在数量上迅速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一种不可能被各个击破的整体化的质的力量，这是一种超过了数量本身，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的道德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首先是工人自己被自己所震撼了，他们好象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属於不可撼动，高耸入云的一派山脉，属於不可填平，波涛汹涌的一个海洋。他们被属於自己的这派山脉、这个海洋的雄伟壮阔所陶醉，充满了喜悦。恐惧、犹豫、自己的小算盘，因此全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自信、责任和力量感。於是，震撼在唤醒了新的意识和意志后又形成新的震撼，力量又产生著力量。在这种沸腾滚动、不断增大的力量面前，其他阶层的人，包括政府机关的干部、知识分子也震撼了，他们不再是对工人的贫困、遭遇的不平而同情，不再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前景的不明而担忧，他们突然产生了对工人们的一种从没有过的信任，他们完全被工人团结的道德魅力和新的正义的力量魅力所吸引，就象被一个巨大的艺术杰作的美感所吸引一样。和这种魅力、这种美感比较，他们平日的那种忍气吞声、苦苦钻营的生活突然变得无聊得不可忍受；他们的已经创作和正在创作的作品突然显得那么苍白。他们要站在抗争的工人一边，突然不再只是 因为弱势的工人的需要，而是他们内心的呼唤，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新的意义的需要，是他们要在自己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证明自己是一个靠得住的人的需要。
在工人及全社会的这种力量面前，拥有武装到牙齿的军警的政府，像传说中吃了巫师的魔丸，突然变成一个拇指大的小人儿一样，像一个闯了大祸，被人领到父母面前的淘气鬼一样，全没了底气。连它的那些有家庭和朋友的将军和士兵们，也没有了镇压工人的士气。这个政府不和工人谈判，又能怎么样？确实，在1981年12月12日，在前苏联可能的军事干预的威胁下，波兰成立了军政府，实行了军事戒严等最严厉的镇压措施，撕毁了与团结工会达成的协议，取缔了团结工会，逮捕了几乎所有的团结工会的干部。但，即使全波兰社会当时有一种为避免苏联的干预而产生的忍耐，波兰军事政府也到底没能坚持下去。在苏联干预的威胁真正消失以后，1989年2月6日到4月5日，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举行了地位平等的圆桌会议，恢复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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