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7 09:30
工会活跃分子评价马佐维斯基政府
译者：史慕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 第十七卷 第1期（总第147期）
[团结工会基层活跃分子对新政府的取态是怎样的?对马佐维斯基有何期望?有何实时的建议?
《国际观点》于一九***年九月十三日在新政府上台后访问了在弗洛茨瓦夫的宝勒企业团结工会地方主席团委员会三位成员，他们都是工会全职人员一一加连斯卡(Calinska)、卡拉卡(Klatka)及察施域(Chaszczcwicz)]
『有些人批评华里沙集团，但除了他们，还有谁能够利用社会压力，达致一个开放的局面，让大家可以自由表达意见，连批评者也有这自由呢?是谁打开了团结工会合法重生的道路?谁使我们取得今天的权力?是华里沙。另方面，批评他的人，引起了相互间的不信任，从而损害了本来对我们有利的力量对比。想一声令下，一下子改变一切，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时间。』他们这样说。
宝勒是全国重点企业之一，亦是冰箱、冷藏柜和洗衣机的主要企业。它有八千工人，其中四千九百人在弗市，四成工人参加了团结工会，8％参加了官方工联会(OPZZ)。
由团结工会活跃分子占主导的自管委员会，最近委任了一名非共党人士为厂长。前任厂长企图运用其地位，谋取企业附属有限公司的主席职位，结果失败，被撤职。
宝勒像波兰很多企业一样，也是状况恶劣，六成机器残破过时。工厂结构是典型的官僚管理结构。在华格罗的4900名受薪者中，3150名为工人，其中1700人负责直接生产，按件计酬。担任各种监管工作的约有900人，另有930人在办公室内工作。***年八月的平均工资为17万3千波币。另有5万波币花红和l万5千至l万7千的通账补偿。
宝勒一个普通工人，九月初合共约有24万波币，这工资不足维持一家生活至月底。根据《团结工会周刊》***年九月八日第十五期报导，以八月二十日的价格计算，一个四口之家，单是食物每月至少也要28万波币。自此之后，价格持续攀升。因此，人们听了卡拉卡的话不会感觉惊奇；卡拉卡说：『今年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宝勒企业有六百工人离职，寻找工资较高的工作去了』。
宝勒跟赫曼和凯德洛一样，是弗市团结工会最强的支部之一。当地的工会会员人数，远较地区性平均数字为高。宝勒团结工会主席加连斯卡认为，这是由于『地下工会自一九八一年以来一直进行有效工作』，以及『自管委员会进行的工作结果。宝勒自管委员会为全国最活跃的自管委员会之一，大部分成员来自地下团结工会。』
『给基层较好的服务』
企业里的团结工会领袖，首要关注的是巩固工会；他们说：『在这里我们强大，他们须考虑我们的意见。但一些小企业，却出现由管理层自己人组成的工会。假如这类工会到处出现，便会日益坐大。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几天前发出声明，号召地区及全国性组织，迅速响应工人的日常困难，并善用它们的报刊，去告诉工人他们的权利。我们从政府刊物中知道一个事例：法例容许拥有150名会员的工会聘请全职人员，但这个法例通过一个月之后我们才获悉。这事例正好证明协调架构的弱点。这架构原应给予基层较好的服务。』
***年六月大选之后，反对派采取的立场引起了批评：『基思锡克(Kiszczak)当选总理后，我们曾向公民国会小组团(OKP)抗议。雅鲁泽斯基获得总统位置已经不对劲，我们感觉妥协有些过分，再不能不发言了，必须提醒他们谁选他们出来。工人们全都有此要求，他们的反应至为清晰。他们找到我们头上来，而不去找部长，因为是我们建议选谁。部分团结工会会员更退回会员证。还幸这并非普遍的态度』。
失控的通胀是工人最大的忧虑。企业里的工会分子不理解领导层对此的怯懦态度。卡拉卡说：『地区及全国领导机关应就物价上扬作出反应，或至少在报刊上讲明形势。自从圆桌会议后，华里沙一直未就这件事表态。可是在另方面，官方工会的马蒂尼沃(Martvniuk)，每天接受电视访问，都毫不迟疑地要求调高现行的一万五千生活指数补偿至四万五千波币。这无疑产生一定的冲击』。
加连斯卡说：『现时食物价格每周两次调高数十个百分点，一万五千波币实在不足以解决任何问题』。
卡拉卡说：『马佐维斯基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是个『过渡政府』，从它的成分也反映出来。他们说：『人们不担心那个议员行那一套，最重要是他们都由马佐维斯基领导』。有些人在知道他当选后喜极而泣。马佐维斯基已经成为强烈寄望的焦点，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接下了一个甚为棘手的局面』。
要求自动调升生活津贴
『大家最先期望他就标升的物价和每日增加的食物价格，迅速采取决定。我们交给团结工会地区及全国领导机关的决议，要求政府须诚恳及严肃地，就物价上升提供生活费自动补偿金。在官方工会提出四万波币之后决不应再是一万七千；而实际上，明天恰当的数额或者是七万、甚或十二万波币』。
『假如这个政府决定生活津贴应该是多少，而这数额又能按物价变动而调节，那么，提高工资的压力便会自动消失。再者，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平抑物价，例如除去中间人。假如不这样做，大家便会以为，我们的政府在这种疯狂的物价涨潮中，必有多少私利；好待物价涨到相当水平时，当他们轻易攫取了利益后，才去遏止它。人们已经开始作出这种暗示』。
取缔官僚作风
宝勒工会分子一方面希望新政府很快能遏抑物价，并以生活自动津贴补偿工人，但另方面他们也明白，改善经济局面的真正关键在于重整生产，使产量增加，成本下降：『首先，须在全国理清税务问题，让企业得以运转。工会组织和自管委员会须安排把受薪者移到生产线上去。这须增加调任者的工资，好让他们从办公室调到生产线而即享其利。此举可消除官僚作风』。
『举例说，在生产线上，所有工人须就每项工作取得工作证。如此，开工前便须待督察判断每项工作所需的工时，之后又须填妥由技术人员提供的工作证，填妥后交由会计转主管。有时一天便要填上50份这类证件。到月底时，便需一整旅文员去计算工资』。
『假如能够消除这套层层督导程序，则每个工人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生产。如此，数以百计从事这类无用的检查工作的人力，便可转移到缺乏人手的生产线上。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它更不胜枚举。这样改变生产安排，全国上下，当可藉取消官僚耗费而释放庞大的生产力。在全国的范围内，存在着太多无用的阶梯、部门和架构。就在这里，地方的自管组织可以进行这项精简任务』。
宝勒厂的领导人说，生产的缺乏组织性，并不能够解释日常消费品尤其是香烟的短缺。他们转述店戟（铺？）门前轮候的人龙的想法，而他们亦有同感：『恐怕很多产品藏在店戟内，正如一九八五年，那辞职两个月后还当权的拉可斯基(Rakowski)政府，蓄意囤积货物来令形势恶化』。
『要重新团结团结工会』
我问他们是否可能发展一九八一开始的，由工会和社会来监察分配的制度，他们却怀疑其可能性。卡拉卡说：『我们今天处在另一个转变阶段。今天这样的监察、应由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议员负责。人们的意识提高了。大家了解到已授权某些人去做这些工作。另方面，我们在基层的任务，则是重整工会架构，吸纳至少五至六成工人。』
『进行这些工作时，我们需要工会内的团结，结束激进派与温和派、新旧领导之间的纷争。因为，这样的分歧，使工会内继续存在互不信任，令工人怕了入会』。
『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团结团结工会和即将举行的工会大会，而我们肯定可以办得到。』*
(译自《国际观点》第1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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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7 09:30
『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领袖平里奥访问记
《十月评论》特约记者：朗月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 第十七卷 第1期（总第147期）
[记者按：平里奥是团结工会运动之中一位传奇领袖，在八一年军管前夕及时提出大量工会存款，为其后的地下运动提供必需的经费。他是地下工会主要领袖之一，曾多次被捕入狱。现时为『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PPS(RD)的主要领袖之一。在目前团结工会基层普遍出现混乱和寻求出路的时候，一些基层工会开始向这个明晰提出保卫工人权益、建立工人自治和恢复团结工会80—81年优良民主传统及纲领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接触，交换意见。在十二月下旬这次访问中，平里奥提出简单精辟的分析，对了解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新政府的政策、波共官僚的主观企图和波兰社会前景很有帮助。]
记者：团结工会的发展特点是什么?
平里奥：八○至八一年的团结工会是一个工人的运动，从总罢工之中诞生，很具革命性，与官僚完全决裂，从官僚的控制之中挣脱出来。革命发展的动力，在军管前夕，达到双重权力的情况。军管镇压了工厂内大部分的工人委员会，令工会领导层从基层孤立起来，逐渐割断了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根基。八八年的罢工运动争取工会多元化和成功组织了新的政治觉醒，例如我们组织的成立，但未足以挣脱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控制。
在八○年，团结工会是一个很纯净的工人运动，例如华里沙。但其后出现新的因素，团结工会演变成一个传统的工人运动，有一个传统的改良主义领导层，成功地重新由上而下地建立团结工会架构。他们对自由市场改革和一个『有人性面貌的资本主义』抱有很大的幻想。西方的意识形态影响和主要来自西方工会的物质援助起了很大影响。
华里沙领导层现在组织工人，这是好的，但他们灌输虚假的意识形态，造成很大的幻想。团结工会现在比八一年弱了很多，在一千三百多万工人之中，只有二百五十万会员，而八一年则接近一千万会员。
记者：圆桌协议和新政府的政策是什么?有什么影响?
平里奥：***年四月的圆桌协议，是官僚、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教会的历史性妥协，同意推行市场改革和某种形式的专制国家，有某程度的自由化，但不会推翻官僚层。马佐维斯基取得政府但没取得政权。政府的经济政策想推行一种私有化，向世界开放出售企业，引进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后果会不利于社会大部分人的利益。我们认为工人将会保卫自己，反抗这个计划，反抗失业和贫困。
也许可以说，现在企图实施新的剥削技巧，某种市场斯大林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复辟，整个制度的性质会照旧，官僚仍会控制国家机器、军队和最根本的，控制工业和整个经济命脉。新的剥削技巧，例如包括：将企业组织由官僚组成的公司，表面上改为工厂的私人拥有者；斯大林主义官僚控制下的市场；等等。西方资本家要透过官僚买波兰工业或成立合资企业。官僚的面貌也有些改变，成为股东、私人企业等。由于接近西欧，私有化的过程在波兰可能更为明显。
苏联戈尔巴乔夫官僚层向资本主义式改革开放，应该会对改革的计划和限度心中有数，更有第三世界的发展教训作参考。官僚对恢复资本主义不会有兴趣，也只有赤裸裸的权力问题，不谈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则对东欧没有一个战略性的计划，只能照搬它们在第三世界施行的模式。
记者：官僚的战略计划是什么?
平里奥：官僚的计划是令反对派和团结工会声誉扫地，工人沮丧消极，然后重新控制。这个情况现在已很清楚，在这样短的期间内，政权能够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实行这样大的攻击。一些人民已在说『斯大林主义时期比现在更好!』工人以前憎恨雅鲁泽斯基，现在憎恨劳工部长库伦[按：他是著名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团结工会诞生前已在『社会自卫委员会』内活跃。此外，记者在街头的墙上也见到『杀死雅鲁泽斯基和华里沙』的标语。据说，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种族主义的言论也开始流行。]
波共工会官僚现在仍然存在和很活跃宣传，号召罢工，声言要保卫工人的权益，利用工人对政府政策的反抗为自己增加政治利益。波兰农村更会成为官僚反革命的基地。波兰农村的官僚权力很大，包括在农民组织内的官僚，构成一个巨大的官僚层，控制了农产品和生产数据买卖、机器维修等。团结农会的政治力量也很弱。
记者：前景是怎样?
平里奥：从九○年一月开始，政府会实施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第一期计划，包括加价、压抑工资、将大工厂贱卖给西方等。在很短的期间内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政府的计划谈到劳动人口的三分一会失业。新一轮罢工浪潮不会是太远的事。工人会起来反抗。马佐维斯基的经济政策没有前途。
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股新力量，提供一个新出路。我们提出的过渡纲领包括：
1．反对政府拥有超越国会的特殊权力以推行经济改革；
2．反对修改法律限制工会发动罢工和举行支持性罢工的权利；
3．在所有工厂筹备积极罢工；
4．争取开放民主、政治自由；
5．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计划。
我们的纲领很有机会得到工人认同和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政党。[记者按：九○年一月开始，波兰政府实施了新一轮紧缩政策，管制工资，大幅增加物价，例如家用煤加六倍，电费加五倍，交通费加二倍半，麫包和肉加接近一倍。一月中，南部煤矿的三万五千名矿工进行了几天的罢工，卡托维兹附近两个煤矿的六千名矿工也罢工。另外，政府和西方媒介大力宣传的美国波兰裔富婆购买格但斯克列宁船厂一事，因为船厂工人反对低工资和五年不准罢工的限制而告失败。波兰政府和工会领导层渴求的大量西方援助，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离要求的一百亿美元差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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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7 09:31
弗罗茨瓦夫省区交通工人团结工会领袖访问记
《十月评论》特约记者：朗月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 第十七卷 第1期（总第147期）
图：新政府上台后，在行人隧道等地方展览军管时期军警镇压人民的图片资料。
[记者按：***年十二月下旬，记者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市访问该地区交通工人团结工会主席及书记，了解波兰现在的社会和工会状况。虽然透过翻译，但访问气氛活泼友好，两个干事的不同意见也不时表现出来。这个工会是该地区的最重要的工会之一，而整个弗罗茨瓦夫地区又是占团结工会最多会员比例的地区。因此，他们的意见和对局势的评价和反应，应该能反映不少基层工会的情况，特别是团结工会政府上台后，工人和工会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反应。]
记者：波兰今天的状况如何?
主席：现在有更大民主，工人能够自己决定。经济方面是困难的，没有很多物品供应。四十五年的共党统治摧毁了工业。对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有强大的支持。
书记：军法统治分裂了我们社会，现在对怎样做出现不同的意见。社会已很疲倦和哀伤，希望立刻有大的改变。
记者：团结工会政府之下的生活水平如何！
主席：不是有太大的改变。我们希望照顾社会公义，我们希望控制工资，与管理当局合作，希望在厂内就工资达成协议，并向政府揭发贪污等。
书记：我们希望积极保卫工资。
记者：听说一些物价近月来升了五倍，人们没能力买?
主席：这是真的，但食物价格现已比较稳定。国家的垄断对价格有很大影响，出现巨大通货膨胀，狂胀。我们明白要承担危机的后果，所以我们工会处境很困难，我们要接受社会的困苦。
记者：工人是否接受这个情况呢?
书记：不太接受，要看是什么工人。
主席：人们见不到其它选择。
记者：听说共党官方工会口口声声保卫工人，对抗政府，摆出很高的姿态?
主席：这是真的，他们在反对派的位置更为有利。
书记：今天我们有过讨论，开始觉得团结工会犯了大错。作为工会，还是在反对派的位置更好。
主席：团结工会是一个工会。作为团结工会政府并不妙，因为我们不能保卫工人，而要与政府合作。有时候我们不能支持工人的要求。团结工会夹在社会需要与政府的要求之间。
书记：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有罢工和社会更积极地活动，会出现街垒的情况，到时团结工会将会被迫选择站在那一边，可能要站在与政府对立的一方，我会站在人民的一边。主席：我们尝试向人民解释要等待。但即使在地区团结工会内，也有两种意见。
记者：工人对这个政府的感觉如何?对政府的改革呢?
主席：对政府是支持的，但感觉是矛盾、混乱的。
书记：团结工会的人对马佐维斯基政府仍有信任，但反对政府高层官员，例如总统雅鲁泽斯基将军；他们憎恨军法统治和危机。
记者：全国一千三百多万工人之中，团结工会会员人数只有二百七十万，很多任务人没有加入工会，为什么呢？波共工会声称拥有数百万会员，是真的吗?
主席：我们不同意波共工会自称的数字。在我们单位内，约有二成工人没有加入工会，其它都加入团结工会。他们大概在等待和观察团结工会，但我相信他们是同情的。我觉得整个社会同意需要立刻改革，我们醒觉到改革会带来一些影响。那些要为生活挣扎的人发觉改革很可怕，(记者：占什么比例呢?)大概占很大比例，特别是老人和单身母亲。社会上大约30％人生活困苦，另外30％人很穷，6％富有，其它则在中间。
记者：社会有没有开始反抗或出现工业行动呢?
主席：目前没有罢工或抗议。但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在一些工厂会出现，而政府可能会派国会议员去劝止罢工。我觉得政府应该运用社会对它的支持和信任，但这段社会信任时期可能很快便完结。
记者：工会怎样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呢?
主席：我们帮助那些被工厂解雇的人，提供转业援助、食物、医疗等。工厂将收入的2％拨为援助基金。
记者：听说今天的报纸刊登了政府的计划，未来几年会造成40％的失业率；你们有什么反应?
主席：我们尝试解决这个问题，计划提早退休和退休金等。较早时候，华里沙要求政府有特别权力推行改革[按：即不需受国会限制]，我们地区委员会反对，并作出公开声明，反对华里沙的声明，指出他没有咨询工会运动。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发声明的，而我们的地区是全波兰团结工会会员方面最强大的：弗罗茨瓦夫；然后是卡托维兹；华沙是很弱的。
记者：团结工会是从罢工运动中诞生的，今天它对罢工的态度怎样?
书记：罢工是最有力的工具，但如果取
不到效果，便不好。
主席：即使在今天，仍有罢工反对官僚。它要长时间来改变；现在仍有以吨计的文件，政府仍是很复杂、很难改变。
记者：在八一年时，积极罢工(即是继续生产，但由工人控制生产和产品处理等)的意见曾广泛提了出来，现在的情况如何?
主席：积极罢工的构想仍然存在。工业是这样破落，必须要改变。在我们的单位，设备的情况可怕，没有新技术；人们的社会的活动并不大。
书记：我们很需要新的想法。到目前为止，只是进行消极或占领厂房式罢丁。
记者：团结工会内部民主的情况怎样?
主席：今天，没可能有彻底民主，情况与八○年很不同，我们今天有一个民主国家，但我们要上很多课，社会才明白民主。
记者：团结工会会在最近将来召开全国大会吗?
主席：不会。因为首先我们要选举代表，然后才举行全国大会。现在的困难在于活动分子，有些曾被捕，有些加入了政府。也许明年秋天才会开大会。在地区内的基层组织工作很忙。在工会合法化后，工会从下面开始组织。在地下时期，团结工会领导层不是被选的，不是民主的。因此，需要长时间来组织工会。
书记：我们必须学习从头做起，情况与以往不同。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27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7 09:32
波兰新左派的发展历程
作者：平里奥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 第十七卷 第1期（总第147期）
[《国际观点》记者于一九***年年初访问了『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的平里奥(J．Pinior)，他就该党的发展作了以下谈话。]
『波兰社会主义党』是因应波兰社会发展的特别时刻，以及波兰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化而产生。
斯大林主义者在战争爆发之初夺取政权，是有革命进步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它清除了资产阶级特权及封建残余，并且带来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却被一群以政治及军事力量为支柱的官僚阶层所操纵。
反资本主义的变革并非单纯为上层策动的产物。它反映了波兰群众的渴求，这种渴求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表现得很明显。因此，社会上一部分人认同新的制度。但是，由于政权破坏了这个市民社会，传统上对进步的左派及保守的右派的划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各个个体被孤立的社会裹，唯一辨别的方法就是看他们对现政权抱着怎样的立场。
通过一九五六、七○、七六、八○年工人阶级的斗争，反官僚的觉醒也形成了。市民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是与国家分离的。
觉醒形成过程的高潮是八○年团结工会出现的时候。团结工会是一个工会，但同时也是全国性反极权主义的社会运动。当时，波共丧失了所有的合法性，被视为弄权的政党。
官僚政权企图藉八一年的军事政变武力解决问题。但很快它就发觉需要用政治手段来控制社会。波兰社会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两次历史性的胜利；它不会轻易让成果被掠夺去，除非政权不惜重施故技，采取斯大林的大规模的镇压手段。
典型资本主义的机制
那两次的胜利打破了官僚层对信息及组织的垄断。一种新的公众生活开始形成。在社会走向解放的过程中，不同利益阶层的存在也显而易见。这样，在波兰的政治上，左、右派之分也重新出现，尽管新的内容还未公布出来。
官僚领导层也意识到它必须进行改革使经济运行得更有效，从而保存其权力。我们认为，政权试图利用古典的资本主义机制，加强他们对生产数据的政治控制。因此，我们看到了官僚层的资产阶级化的过程。
他们希望利用古典形态的资本来巩固权力。在这个范畴下，波兰的官僚政权推销一个社会发展的权威模式。为了要取得成功，它绝对需要某些合法性。而推行自由化就反映了它要取得合法性的企图。从这个角度来看，波共中央委员会最近采取的立场是有其特性的。它涉及工会及政治的多元化但却非政治民主，做法是并不开明的君主被迫向人民作出让步。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主要分歧的地方是，一方面的人要求摒弃极权制度，走向社会权威模式；另一方面的人要求彻底的政治民主。
除了天主教教会之外，反对派内一个通常被称为『影子内阁』的部分，主张这个权威性模式。他们包括团结工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顾问，以及一些负有名望的工会领导人，诸如华里沙、保泽克(Buiak)及法西纽克。
这些人认为由于地理政治的限制，再没有什么比权威性模式还好的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可行的选择。此外，他们相信自由企业是最有效的经济模式，因此准备接受它的社会逻辑结果。他们完全忘记了当团结工会仍合法时曾经清楚提出了自管的出路。在他们眼中，自管是乌托邦。
反对派力量的每一部分则拒绝接受权威性模式，建议由下而上直接民主的社会解放模式。这正是目前在很多工厂内团结工会组织所持的立场。他们主张合法的工会组织，但并不能以从属于政权为代价。基本的自发性的自管意识正是在这层面产生。
各种左派再次在波兰出现
在这个流派之中，包括有新左派，他们主要团聚在我们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之内。其中也有无政府主义(他们曾经在八八年十月示威抗议中美洲受干预)，以及激进的和平主义者。
在反对派力量当中，也有一些不自称为左派的组织，但他们要求彻底的政治民主，这与左派所提出的要求相类似。例如有『战斗团结工会』；它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右派也并非是左派，而他们也不想自我界定。但当与他们讨论到假如官僚政权把工厂关闭时我们应怎样办，他们的答案是：『进行积极罢工』。
这显示他们是我们的同道人。
『波兰社会主义党』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人们对官僚政权推行的计划所带来的后果有所警觉。这个觉醒在各波兰反对派内独立地出现。一九八七年夏天，弗罗茨瓦夫的团结工会及『自由及和平运动』接触在华沙出版《工人报》的组织。大家对当时形势作了相似的评估，并且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要为波兰反对力量的年青一代提供左派的选择。
我们可以作出选择：或是在团结工会内建立一个左派，或是在团结工会以外建立一个左派政治组织。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团结工会内实行意识垄断。这种左派的出路不能够在工会架构内自我界定，不过，我们并没有放弃工会斗争。
我们在团结工会内的工作，是要为真正的工会斗争而努力，是要为建立真正保卫工人的工会组织而努力。
『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并非要组织一个反对华里沙的阵营。这是团结工会本身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过程当中，我们的成员及他们提出的主张能够发挥影响力。重要的是，不是由党员推动斗争，而是由工会推动斗争。
因此，我们的意念是很清晰的，我们需要在团结工会以外提供一个明晰的政治选择，而在工会内则努力在企业架构内建立真正能保卫工人的工会组织。直至当时为止，在波兰并没有一种力量清晰地自我界定为左派，我们希望这个政治讲台能够兼容并包，团聚左派、社会民主派、革命左派、无政府主义者。
左派的广泛重组
从一开始，我们的目的是使左派广泛地再次组合起来。有人认为这种模糊不清的政治组合是表面的，很容易会在内部不同利益的压力下趋于分裂。我们认为这个看法不对。
我们曾经对我们称之为『旧左派』的人抱有希望——后来我们的希望幻灭。这些旧左派包括有库伦(Kuron)、麦坚力(Michnik)、列斯基(Lipski)。有一段长时间，我与库伦的立场非常接近。我仍认为他是《给波共的一封公开信》的作者(是左派从五○年代的经验写成的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信件)。至于列斯基对『波兰社会主义党』方案的支持，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们之间很快便出现基本的分歧。
分歧出现于八七年十一月『波兰社会主义党』[见另文]创立时发表的第一次政治宣言当中。文件某些部分不为弗市组织及华沙的《工人报》组织所接受。文件性质含糊，而且不幸地，它说教宗约翰保禄二世的教义比起马克思圭义更为民所接受；它又过于空泛，没有界定党活动的范围。不过，我们并没有坚持反对，因为我们从开始时就认为左派的团结较坚持这些不同点更为重要。我们认为我们的实践会决定我们的纲领。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列斯基的实践与我们是背道而驰的，明显的例子就是八八年二月一日的物价大幅上扬事件。
我们就该政策立即作出反应，发表声明，指出工人在这情况下有权发动罢工。但其它的反对力量，包括列斯基，却认为罢工并非对我们有利。
我们并不仅是言论上呼吁罢工，我们更付诸行动。就因为这样，我们就与工会正式架构公开冲突，而列斯基这时则辞职，并对我们大加指摘。
激进流派活跃于罢工行动
八八年二月『波兰社会主义党』的分裂，几乎令企图在波兰建立政治左派的努力付诸东流。不仅列斯基及他的朋友脱离我们，就是相当一部分地区性的社会主义组织也出现混乱情况而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不明白辩论的焦点和意义，也拒绝参加任何一方。
情况本来无望，但五月到来，连串罢工爆发了。明显地，『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激进流派在工厂内、在罢工中。工厂及街头行动再一次决定了波兰的形势。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波兰存在两个社会主义组织，是较为健康的，而我们也希望列斯基的组织所选择的斗争场所能够取得成功。对我们来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名词完全被斯大林主义者破坏的社会里，列斯基他们选择社会主义方向是重要的。
我们的意识形态及我们的纲领是从我们的工会、自管、反军事化、反主流文化活动等启发出来。我们认为，在一些西方流行的政治流派，例如社会民主派，托洛茨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某程度上不能套用在波兰。
假如真正的左派的出路出现于东欧，它还将有新的内容；而西方的左派思想也肯定会注入其中。不过，它将会是本国反官僚政权斗争经验的成果。
一九八八年『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站在工人斗争的前列。罢工之后，我们并没有坐在圆桌会议上；我们在弗市及华沙组织街头示威。在过程中，我们当然寻求与其它组织团结，在弗市，我们与『战斗团结工会』一起斗争；在华沙，我们与『团结工会国际工人委员会』一起，我们采取主动，其它组织则参与我们。
『我们的呼吁获群众反应』
十二月十三日的示威显示我们向社会作出的呼吁获得群众的反应。约一万五千名市民走上弗市街头。这是一个社会力量。
我们的实践使我们能够制订出我们称之为『民主革命』(见另文)的政治纲领，但我们也清楚知道其不足之处。不过，我们认为这纲领应是开放的，使我们在日后所取得的经验能融汇其中。这正是为何我们的党内有不同部分，例如『革命左派』(NLR)是认同古典托洛茨基主义；另一派是我们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新左派』，它的基地是弗市。
还有另一派(我不知道如何称他们)，称自己承继战前『波兰社会主义党』的历史；战前这个党经常表现得很左，在工人阶级运动历史上谱写了一些重要篇章。
这个流派的历史领导人是保什克(Puzak)，他死于斯大林主义者的监狱内，而旧的『波兰社会主义党』从不屈服于斯大林主义。新的一代追随着这个传统，坚持要保存这个象征，不过，他们并非是社会民主派，因为他们不想去理解官僚政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列斯基就没有共同的地方。此外，党还包容了各方面的流派，例如有以反主流文化为出发点的，也有无政府主义流派，等等。
目前，『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是在全国范围各社会主义组织中实力最强的。我们活跃于克拉科夫、格但斯克、卡托维兹、卢布林、普沃茨克、普热梅希尔、什切青、华沙、弗罗茨瓦夫等。
假如『影子内阁』继续协助官僚政权的资产阶级化取得合法性，不久将来，波兰社会将会在反对力量当中寻求出路。那么，左派反对派将自然成为可选择的出路，因为那些不愿再被愚弄的人民将会起来反对官僚政权及替官僚政权取得合法性的『影子内阁』。
我们正努力于创建这个出路。当前，我们力量仍然很小。社会上有很多人仍寄望于华里沙及教廷。但在我们的阵营内，主力是年青工人、大学生及中学生。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28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7 09:33
『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内部『革命左派流派』的纲领
《鼹鼠》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 第十七卷 第1期（总第147期）
(编按：以下文件是『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内部的『革命左派流派』的纲领性交件，在该流派出版的《鼹鼠》(Kret)一九***年第六一七期刊登，英译文刊于《工人报》一九九○年一月廿七日。)
《鼹鼠》是『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内部『革命左派流派』出版的刊物。『革命左派流派』的目标是：
● 通过工人革命，达致工人阶级解放，并成为社会的主人。
我们不相信可以由上向下地改革目前的奴役人的制度。
● 保持工人阶级的独立，不受所有敌对力量的干扰。
我们反对任何人将波兰工人的利益从属于统治官僚层、国际资本或是教会架构之下。
● 通过自管的制度，令生产资料社会化；在自管制度中，横向及纵向地民主组织起来的工人委员会，既组织本工厂，也由下而上地计划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我们反对建基于私有化经济的改革，它们将波兰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开放，增加对波兰劳工的剥削。
● 实行直接的、人人参与的民主，政治多元化不受限制，以自管的架构为基础。
我们反对『有限度民主』这个虚假的主张，它只把一个精英层份放在国会内。
● 建立真正的国际团结，联系所有力量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各种模式的斯大林主义(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开放』的斯大林主义)。
我们反对波兰反对派内有一部分人主张的狭隘民族爱国主义。
● 建立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使目前保卫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斗争，能与建立劳动人民自我组织和提升自我意识的努力结合起来。
今天，劳动人民的自我组织，是我们的斗争形式和力量泉源；明天，这就会是我们利益的保障；后天，这就会是全社会民主地控制国家及经济的基础。
工人要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一个阶级的利益，就要重建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延续性；这个延续性被波共和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主义者粗暴地打断了。
我们的流派要继承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我们的基础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年代领导左派反对派抗击畸形的斯大林主义架构的经验和纲领，以及第四国际的传统；第四国际是国际左派力量中唯一能始终一贯地保卫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堕落，反对社会民主派。
所有『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的成员都可以成为『革命左派流派』的成员，只要她或他同意服从党的纪律并联署本流派的纲领。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30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7 09:34
工厂内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
保罗域基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 第十七卷 第1期（总第147期）
保罗域基(C．Borowczvk)是波兰弗罗茨瓦夫的度梅(Dolmel)机械厂的工人。他因参与工会活动而被解雇。他是『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社—革命』]的全国委员会领袖，也是度梅团结工会组织委员会的发言人。
舒齐罗斯基(J．SuchorowSki)是弗市的克文(Hutman)铸造厂的工人，他领导厂内的团结工会委员会，也是『社—革命』在弗市的领导人。
谢基维斯(M．Tvszkiewicz)是反主流文化超现实主义运动『橙色出路』的一位领导人。她是『社—革命』的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并负责编辑该党在弗市的刊物《新左派》。访问在***年春进行。]
□访问者 ■被访者
□：对团结工会采取怎样的态度？
■保：我们尽全力在企业内建立团结工会的架构。我们在厂门口派发工会刊物，参与他们的出版工作。例如在弗市，我们参与了度梅、克文、宝来、恒美得、菲密及希度等企业内建立团结工会的工作。
■舒：目前，地区性工会领导层、全国性工会领导层、以及工厂内架构之间的冲突正在扩大。事实上，领导层已停止运作，他们正等待圆桌会议。但车间的工友已等得不耐烦。他们一方面要勒紧裤头，另一方面却看到大量浪费。年青工人对这种情况是非常敏感的，他们渴望其它出路，其它投资决定，例如削减军费开支、增建住屋。
他们对经济改革极之反感，因为看到改革将会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削减，使生产停滞(工人甚至缺乏工作所需的工具!)。只要这个使工人及工厂贫困化的过程一日存在，罢工看来便是唯一出路。要改变这些情况，必须通过罢工行动，而不是冷静的谈判。
最近在我们厂内，所有秘密、公开的组织都联合起来，就工资问题向自治管理委员会及管理层提出抗议。假如管理阶层不接纳我们的要求，我们将会采取行动，首先是拒绝超时工作，继而是罢工。
我们知道自治管理委员会将支持我们，因为冲突是经理层与所有工人之间的冲突。但不幸的是，团结工会地区领导层(以法西纽克Frasvniuk为首的)将不支持我们。
□：假如团结工会领导层接受工会自我约束以换取工会的合法化，工厂工会组织将采取怎样的态度?
■保：公开的工会组织肯定会利用这个合法化(尽管这范围很狭窄)，但它们不会遵守规限，特别是关于罢工权利的限制。同时，几乎在每一处都存在双重的工会组织，即公开和地下的。地下工会将如旧运作，因为人们知道不能一下子向敌人摊出所有底牌。
■谢：自治管理委员会是建基于一九八一年订定的法律而运作的合法组织，代表了当时群众与政权之间妥协的产物。就目前情况来看，它仍是一个较好的法例。***年年初，第二届自治管理委员会会议在弗市召开，有215名代表参加，议题完全集中在政治改革的必需性上面。他们有管理工厂的经验，从这经验，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有需要改变政治制度。假如团结工会接受这个约束，尊重他们的合法性，它也将会被置于同样的处境，那么对于基层活跃分子的觉醒将会起很大作用。
■舒：华里沙与政府签订协约时，团结工会内部将会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那些已经疲倦、希望稳定的人；另一部分，主要是年青人，则不接受这样的合模（？）。我认为工厂工会不会接受有损自己利益的东西。
□：为何你们与以往的斗争伙伴，例如法西纽克，会产生冲突？
■保：有一段颇长时间我是与法西纽克非常接近的；直至一九八七年。当公开的地区领导层(RKW)组成时，我们开始走不同的路。当时我被邀参加该领导层，但我认为领导层成员不应由上而下地委派，而应由工厂代表组成。当度梅工厂工会组织对华里沙的克服危机协议采取不同态度时，团结工会地区领导层竟然禁制该厂组织的出版物。他们将地下工会委员会的决议擅自改为完全支持华里沙的决议。因此，工厂工会委员会决定独立；而愈来愈多的基层团结工会活跃分子要求重新选举工会领导人。这是维持团结的唯一途径。他们尝试用各种借口拒绝举行投票，但结果一些地区领导被迫同意了。
但在华沙及弗市，工会组织已准备了一份内定的候选人名单，定出了谁应被选出，谁应被阻止选出!这正是过去四十多年来波兰政治生活常见的手法，现在又再重新出现了。
■谢：在华沙，工会组织已制订出一套选举工会领导人的组织计划，建议将工厂架构内的工人代表限制在50％，其余则分配给中央架构(如报刊、资料室、上层领导层等)、教会、甚至工业联会；后者是前反对派人士的组合，他们寻求创立企业及积累资本，与工会主义毫无共同点。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31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7 09:36
《东欧前途讨论会初步概要》
(一九九○年二月十日十一日)
15国家与会代表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3／4月 第十七卷 第2期（总第148期）
(由波兰、罗马尼亚，中国海外流亡者、东、西德国、南斯拉夫、匈牙利、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法国、英国、瑞士、此利时、西班牙的代表在预备会议上通过。)
一、 目前东欧各国都已处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中。每位代表都有具体的实例来反映东欧各国的现状。谁应对此负责?多年来窃取大权对人民进行严密统治的斯大林主义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是总结教训的时候了。意识到错误的官僚主义和负责人应该向人民交待，由人民对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和反人权的罪行进行审判。官僚主义也应对这些国家所负的巨额外债负责。外债不是人民负的。所以不应由人民来偿还。他们也应该对政治上的一党专制和国家的落后负责。
二、 出路难道重新私有化是东欧唯一的出路?事实上私营化这种摧毁社会财富的作法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一直所鼓吹。其结果就是失业率升高，物价飞涨。波兰、匈牙利的经验就已证明。我们应该拒绝国际货币基金会(FMI)的计划，这种计划是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也是反民主的。我们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社会进步应在以下的前提下进行：保证就业．提高购买力。职业训练的权力、教育和健康保健的权力得到保护。
三、 实行那种制度才能实现此目标?绝不是特权官僚主义的腐败制度。也不是国际货币基金会(FMI)式的独裁。真正的民主制度是由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建立，同时并保证下面的要求：自由集会、结社、组织政党的自由。解散秘密警察及所有镇压人民的机构。成立军人自治委员会取消新生贵族和暴发户的特权。这种制度不能发明，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争取到(此如罗马尼亚)。由人民掌握权力，也就是由人民用民主的方式选举和任免。由基础的民主力量组建自治委员会组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学生，消灭官僚主义。这种权力保护企业中工人的利益和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并在全国组织独立的工会。
四、 我们认为重组社会的责任是由全体人民共同肩负的。 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所划分的欧洲已不复存在。人们为此提出欧洲将以甚么样形式存在。经互会式的?或者是共同市场的大联盟?不，一个单一的大欧洲只能是压迫和剥削继续。一个民主的欧洲应该是维护劳动阶级的利益的，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的劳动。也应该各个民族无论大小互相平等和尊重。这是建立民主欧洲的基础，也是促进全欧人民团结的基础。欧洲不只是要拆除分裂德国人民的柏林墙，也应该拆除这个分离我们之间精神上的墙。
五、 参加巴黎预备大会的各国代表决定：苏联、东欧各国、中国的民主人士、工人和***人士组织各自的代表参加明年巴塞罗讷的正式大会。*特别是将有中国工人代表参加这次国际大会。
*大会的代表们一致同意解决苏联和东欧的问题对整个欧洲带来影响。为了一个劳工阶级的欧洲，一个民主的欧洲的建立，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反对经互会和共同体市场的结盟。并迎接明年六月欧洲大会的召开。
*另外大会也同时决定成立各国联络委员会，并组织欧洲劳工同盟指导委员会。其原则是联合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各种独立团体。
*最后决定出版由各种语言发表的自由论坛简报。
巴黎
一九九○年二月十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32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7 11:03
东欧：帝国主义打进来了
作者：麦唐诺 译者：兆立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9／10月 第十七卷 第5期（总第151期）
东欧人不大察觉东欧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没有什么重要性。东欧的作用是要成为打开苏联的门坎。因此，西方对东欧最优先的政策，就是要最快、最彻底地向资本主羲转变，消灭任何阻延这个发展的政治力量。
西方在东欧推动私有化的政策，全部都是为了要在最短时间内达致向资本主羲转变的结果。当转变已经发生，而且被断定是安全了，这些国家就会完全融合在世界经济的机制中。但是，关于这个过程，还有另外两点值得指出。
第一，这些国家之融合到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劳动分工的计划，主要将由该区以外的力量来决定。譬如，大多数这些国家的最关键的部门是农业。对这个部门的前途所要作的大决定，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公共机构。东欧这个部门的命运主要是由欧洲共同体和欧洲重建开发银行等机构来决定。
由于像欧洲重建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把它们的职能看成为策划东欧私有部门的发展，以上所说的型式将会在这些经济的大多数其它主要部门中重复。东欧的计划并不是完结了。真正的战略性问题，还是由计划来决定，但是，是由西方的决策中心作出。
东欧蒙受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西方的政策目标已经介入国内生活的国家里，极度的紧张状态已经开始出现。我们且不谈被国际货币基金会弄得四分五裂的南斯拉夫，波兰的情况已可以给东欧其它国家一个前景黯淡的警告。
在波兰，所谓贝尔切洛维兹计划已经令今年的生活水平降低了40％——这是战后国际史上少有的大规模的紧缩政策。政府急切地渴望减除西方财政压力的恳求没有成果。虽然新政府已经享有非常大的政治权威，但是，由于它的经济政策冲击它的合法性，政府的权威正受到损害。政治精英层份内部的紧张，已经爆发为华里沙与马素维新基、吉勒纳克、米切尼克政府和议会领导层之间的苦战。如果这个有群众根基的政治运动四分五裂的话，波兰这个新的自由民主秩序就会有崩溃的危险。
匈牙利政府陷入危机
在匈牙利，由于西方支持『自由民主党』这个匈牙利的毫不合糊地赞成转向资本主义的政治团体，在最近的选举中得胜的『民主论坛』就陷入危机。虽然『民主论坛』一点左倾色彩也没有，但是西方不信赖由它去实施西方认为必要的严苛的纲领政策。这点正是使『民主论坛』获匈牙利退民喜爱的原因。『自由民主党』可怜的选举结果，带来了西方的迅速反应——财政机构从匈牙利经济中撤走基金和财政支持。『民主论坛』领导人安塔尔起先企图谴责这些行动，但到后来，他不得不作出让步，不但要『自由民主党』参加联合政府，而且让该党的领导人担任总统。这些做法却在『民主论坛』中产生很深的分裂，威胁它的团结。
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由于共产党并未被推翻，西方的(或者至少是英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春天的选举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这两个国家，西方可用的财政、想济、外交的手段比较弱——罗马尼亚并没有很大的外债，而保加利亚政府却在三月采取了在该地区罕有的步骤，暂时停止偿还巨大债款的本金部份。因此，西方就在反对党上花工夫——美国的基金与指导，不但提供给罗、马尼亚的自由派分子，而且提供给保加利亚的反对党集团。但是，这些努力都白费了——『国民救国阵线』在罗马尼亚获得全胜，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党(改革后的共产党)亦赢得极大的多数。西方虽然不能亲自出来挑战选举结果的有效性，但是罗马尼亚却有很强迹象显示有人不但企图扰乱、分裂国民救国阵线，而且以其总统伊利埃斯库为攻击的目标。欧洲共同体之在矿工与布加勒斯特的反政府游行者之间的六月冲突发生以后，马上决定取消它对罗马尼亚的援助，就是一个证明。
只有在捷克，西方外交和人民的民主意志之间似乎才有某种程度的和谐。但是，即使在此地，西方的政策也制造了紧张开系。『公民论坛』的竞选宣言与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大相径庭。正像波兰一样，西方外交政策对捷克的冲击，将会在主导的政治团体中，引起纷争。同时，西方财政影响在信用颇高的捷克却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在另方面，共产党成为第二大的选举力量，亦给那些企图推行过分严苛方案的人一个警告。可是，『公民论坛』内部因对西方压力应采取什么反应所产生的分歧却已经公开化。这个分歧在今后几个月将会尖锐化。当哈维尔总统企图免去西方偏爱的财政部长克劳斯的职位时，克劳斯却觉得其后台很强而拒绝辞职。
对资本主义的热烈推崇
西方决策者对资本主义的热烈推崇，当然被东欧各种新的政治领导人所广泛认同。可以说，后者包括旧有的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但是坚决地、强迫地推向社会转变，却不是新政权的领导人所期望的。所以，为什么这条路线被采取，必定使人大惑不解。
一部分的答复是，西方决策者知道，东欧共产党在战后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对于很大的社会势力是有真正的吸引力的。『共产主义』从来不单单是超越社会的、以极权主羲方法压制所有团体的、外在的行政机器。这些政权确是植根在重要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之上的，即使这些根由于经济制度不能与西方竞争因而更大地腐烂。强行推使向资本主义过渡，便需要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国家。虽然波兰、捷克、匈牙利的新政权主要得到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但是，由于这些政权缺乏根深蒂固的、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机构和社会过程的支撑，所以它的骨干必须由外在的、外交的源泉所供给。
但是，东欧也有可能不在资本主羲道路上走到底：换句话说，它们可能走出第三条道路的某些变种。这就对西方有损了。假如这些社会能够以正常的国家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架构和劳动分工，那末它们要成功地追循市场社会主义，是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障碍的。卡达尔的匈牙利和雅鲁泽斯基的波兰企图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但失败，只是因为微弱的政权没有政治权威。但是，如果这个道路是由像今日的捷克这样的强大的有权威的政府所接纳，那末它的结果会怎样呢?
这就会对西方社会制度的未来稳定性构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西方的政策决策者而言，东欧的共产党倒台以后的国家多元化政治、公共所有制和社会公民制的结合，是决不可以接受的选择。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东欧目下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只不遇是一个由职业中产阶级支持的政策概念而已；那里并没有实际存在的、与资本流通有真正利害关系的资本家。因此，就有这样的风险：如果这些国家被世界经济所管制、所摒除在外的情况在今天取消了，而这些国家推进资本主义的努力在明天失败的话，那末，某种程度的市场社会主羲必定会是这个过程的后果，而西方的经济外交将会被解除武装。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就会难以抵拒在后共产党的欧洲推行的这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影响。
社会民主党人苟安的共谋
到现在为止，我们把西方的外交攻势当作统一的力量。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这些主要问题上，西方合作的现象是极为惊人的。在最近几个月，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对西方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所作的苟安的共谋也是特别惊人的。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卑躬曲膝的做法的结果，可以从东欧的新的社会民主党在春天的选举中幼稚可笑的表现中，看得清清楚楚。在像捷克和匈牙利的国家，这些政党的纲领舆右派没有什么分别，虽然它们在实施这些纲领时还缺乏右派政党所具有的优势，譬如西方资本的信任。如果西方目前的外交攻势在东欧奏效的话，社会民主运动在东欧强大起来的机会就会很小；政治的分裂就更可能使自由资本主义的政党与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对抗。
但是，在最近几个月，分歧已经在西方出现，包括权宜之计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分歧。权宜之计方面的分歧，在五月间当波兰爆发罢工的时候达到几乎惊惶失措的地步；国际货币基金会企图推卸要对波兰政府整套方案所负的责任，也有人批评以牺牲民主和政治稳定为代价推行资本主义的愚行。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也产生战略方面的歧见。意大利和法国政府认识到德国统一的历史后果，不愿意继续进行反对苏联的经济战。它们不但希望保持苏联国土的完整，而且保证它仍然强大到足以在新的欧洲中抗衡德国。法国政府也比别国更愿意接受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现任政治领导层。
同建立一个稳定的、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来对抗德国的远景一致，法国总统密特朗已把北约的继续存在看成一个新的、强大的泛欧洲安全骨架。东方被视为朋友，不是敌人，被纳入这个骨架之中。与此同时，西德政府则非常热切于争取苏联接受欧洲的新平衡。北约是保证它们在西欧的政治影响的主要工具。来自东方的威胁的可能性，增强了这个工具：包括苏联在内泛欧洲共同安全体，则减弱了这个工具。因此，戈尔巴乔夫如果倒台，并被比较反西方的领导层所代替，也不会构成灾祸。苏联如果被巴尔干半岛式的民族冲突分裂，也不会是灾祸。这些中心的政治利益，使美国政府(和撒切尔夫人)倾向于不对苏联作任何让步，直至毫无疑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府在苏联出现为止。这个政策更应用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所有其它东欧国家。但是，布殊和撒切尔都不愿意给人看成为要对戈尔巴乔夫倒台负任何责任。
要对东欧变化的动力有所了解，我们必须先要了解西方国家在东欧国家的内政上所起的中心的政治作用。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起这个作用，是因为西方国家可以用强制的力量，把东方国家排除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政治机构所管理的世界经济之外。西方这个强制力量还受到了西方在冷战中发展出来的经济战的支撑。只要东方的政府对西方的要求能够驯服地听从，它们之受世界经济的机构的排除就会解除，经济封锁的工具就会被搁置在一边，虽然不会被废除，譬如即刻偿还债款的问题会被松缓一下，但是整个债务是不会被勾消的。
西方要促进极权主义
西方的全部行动是在推进政治民主和消灭极权政治的旗帜下进行的。其实，它的指导原则却是营造极权政治。它的后果，不但很可能是东方的这个脆弱的、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消灭，而且也是渐增的内部冲突。
有些评论家宣称，西方只不过是以现实主义为指导，寻求建立一个可行的制度——资本主义，并不是要进行另一个乌托邦实验——第三条道路。这是一个假的论点：资本主义可行，但是集体农场也可行。捷克和东德现政府的一大问题，就是富裕的、生产力高的集体农场的农民反对私有化。斯大林的巨大罪行在于方法，在于他所选择的、达到这个理论上可行的制度的道路。但是，对于理论上可行的目的而使用大错特错的、强制的方法，而且产生暴烈的、不可预测的后果，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独有的行为。第三条道路也不是乌托邦实验：它只不过是东欧今天的现状——民主的政治制度与由公有部门所主宰的经济制度的结合，但是要加上市场竞争和重新分配的社会政策的机制。
更一般地来说，这个调查包含了一个关心北方和南方关系的人们所熟悉的基本问题：一小撮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权利断然主张它们对世界经济有政治控制权?西方的决定性的政治权力是在于那个非常『非政治性的世界市场』以及作为辅助工具的军事力量。
只有新的国际主义，产生实行自决权、人民主权等原则，加强对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之间的关系的新的了解，才能够从东欧人民的观点来捕捉东欧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真正意义。这个立场将会突显出一些跨国财政组织的作用——它们在外貌上是技术性的，在实际上，在阴影中运作，超越政治制度的民族疆界之外，而传媒并不注意它们。
[兆立译自190期(90年9月17日)的《国际观点》]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33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7 11:04
乌托邦的贫困
作者：马勒夫斯基 译者：兆立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6月 第二十卷 第2期（总第165期）
在本文后面择要刊载的文章的作者库伦，曾经是过去30年来波兰的最出名政治人物之一。他在1964年，因革命共产主义思想而受到监禁。出狱以后他即成为1980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反抗运动的鼓舞者之一。
1976年，他是工人保卫委员会的创立人之一，他的战略思想在独立工人运动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运动终于在1980年开花结果为团结工会。在1987-88年，他的著作又对制订所谓圆桌会议协议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这个协定导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政权的终结。今天，他是波兰联合政府中负责劳工和社会保障的部长。在这个联合政府中，他的派别和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都是小伙伴。
令人惊异的是，他在我门所登载的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当前波兰现实的清晰了解——日增的社会不满，接受新秩序已经抛弃了社会收获的看法，以及承认新政权缺乏一个能够动员社会、得到它的支持而不仅是容忍的方案。
面对着上升的社会不满和由争论所造成的分裂(最重大的分裂发生在支持议会民主的人与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后者寻求强加一个以宗教为基础、专制主义的道德秩序)，波兰的新统治者正在寻求恢复元气。它所惯于指望的团结工会的支持，即使因1993年2月21日所签的社会协议而扩大，也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虽然三边会议、共同管理和共同负责也许对工会领导人像是个解决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却得不到大多数工人的信任。
这就是库伦评论社会价值的背景。本来以团结工会为中心的广大社会运动已经准备好一个社会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却被工会领导人当作是与官僚层谈判的祭坛上的牺牲品。三年的强迫朝向资本主义推进，被大多数支持和信任团结工会的人看成是对他们的权利和渴望的叛卖。就是这一批今天是屈从、冷漠但尚未公开仇视的人，库伦要围绕着他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正义乌托邦动员起来。
在进行这个工作中，库伦回忆起他过去的著作。他在1977年12月写道：“没人需要告知，无限制的自我致富权也许会使许多人贫穷。因此，要在社会实践中使每个人的安乐变成为崇高的价值，社会正义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在那时候他以效率为口实，支持自由主义的控制工资原则，他又说：“作为分配社会产物的标准，这些建议是不公正的。”在那些日子中，他认为，“极权主义和在任何社会控制之外生产物资”，是现代世界的两个主要问题，所以他支持“通过广大意义的自我管理来解放劳动。”
计划与自我管理
其实，他当时提议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发展自管运动。他解释这种运动应该“把国家计划和社会合作从国家机构中接收过来，而以独立、自管的方法来实行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把应该集中化的东西集中化，另方面却为社会集团、区域和最小的生产单位的独立性创造条件”。
可是，选择资本主义的道路(库伦自觉地作出这个选择)静止了这位作者的慨慷意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道路，不但停止了自觉的社会合作和福利国家，而且导致生产低落到如此地步，以致国家不再具有社会再分配的能力。
库伦的劳动部一位下属解释说，他们简直没有能力为饥饿中的儿童提供食物(1)。更坏的是，社会福利的非集中化(库伦是非集中化的推动人之一)正使人民大众受苦，因为为了平衡地方预算，这些援助已被切断。
因此，在他企图拾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破断了的社会正义乌托邦的线索时，库伦既不建议解放劳动，又不建议社会控制生产，作为实现他的目的的手段，反而退缩到建议以可能减税的国家援助方式来共同处理贫穷的问题。
然而，在波兰目前除了咒骂外、很少有其它声音的政治气候下，库伦文章的好处就是提出了主要的问题。而且，“社会正义”这个名词(这个被极端自由主义者呈现为斯大林主义者发明的名词)即使来自库伦，也是一种颠覆性的声音。
注释：
(1) 引自1993年2月20日第43期的(Wyborcza)报上关于全国各地学龄儿童营养不良的令人震惊报导。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35 编辑 ]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7 11:04
波兰和“社会正义的神话”
作者：库伦 译者：兆立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6月 第二十卷 第2期（总第165期）
[“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企图通过分配，因而是通过压制市场来实现社会正义这个理想的。”这是波兰的长期持不同政见者、现任劳工部长库伦在他最近的文章(共产主义倒台后的社会正义的乌托邦)上的开场白。以下是该文的摘要。]
人人都知道，压制市场的后果是缺乏经济效率。压制市场会造成，需求的暴增，则比较少人指出。在市场上，一个人有多少钱，才能买多少东西。当市场被分配所代替需求就无止境了。
这就是说，要用不同形式的定量配给：公开的形式，如票券和排队，以及隐藏的形式——“特许的门路”和贪污。而且，分配时，有人多得，有人少得，有享受特权，有人则分不到好东西。这样一来，社会正义的原则就受限制了。
集体恐怖行动在1956年停止以后，社会上要求正义的压力就以罢工、示威游行和以后的大规模组织化运动的形式出现。他们要求结束特权和人人都享有使生活过得好的货品的权利。那就是，他们赞成社会主义，反对它的“变态”。
建立市场经济是与整个社会的许多渴求一致的。人民期望生活条件快速提高，而且相信团结工会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在提出具体要求时，就让它们自己自觉地变成了历史演员。
从开始，市场经济所内涵的社会不正义就很明显。商店在90年1、2月即充满了货物。但是，很少“中产阶级”——这在人民波兰时代，包括技术工人、教员、白领工人、医生及中农——能够买得起。还有，他们开始对像房屋、能源、幼儿园及假日旅行等过去几乎都是免费的货物和服务支付市场价格了。
因此，我们现在一方面逼迫政府根据社会正义的原则来帮助人民，另方面则逼迫政府不要花太多钱在教育、卫生、养老金和社会援助上。当预算的主要收入来源(公有工业)收缩，预算也收缩了。私有部门发展很快，但是向政府付的税却很少，因为我们的财务机构还不适于监督数目甚多的中、小企业。
旧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崩溃了，新的制度正在缓慢地、困难地发展中。人民对前途很害怕。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失业情况出现了，社会保障和社会补助也需要支付了。
对市场失望的同时，对政府的不满也增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政治煽动兴旺了，议会在闹分裂，政府老是在换人。
私有部门的发展
虽然有这么多困难，许多人民和集团在新情况下运转得很有效率。目前，几乎一半的非农业生产来自私有部门，而十年前，不到10％。私有的非农业部门雇用了42％的劳动大军，而十年前，也只有10％。服务业已发展起来。它今天雇用了几乎40％的非农业劳动大军——而十年前，只有16％。输出日增，愈来愈多的产品达到世界的质量水平。
1990年所选出的地方民主政府大都处于良好状态。整个而言，它们的财政状况倒很健全，不像中央政府。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倡议，一系列的基金会和协会出现了。60％的人民认为地方性的改变是有益的。
过去的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官方宣传说，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扮演特殊的角色——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作为统治阶级。大企业的工人，不但有优厚的工资，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享受到国家所分发的货品和服务，如房屋、医疗服务、渡假地、企业商店、餐厅和购买消费品的票券。在这样的工厂中的工人，不但几乎在生活各方面受到保障，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工人阶级的角色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工人阶级的角色却与党领导人和理论家所宣称的神话角色没有共同之处。它在1956年和70-71年中接近那个角色，因为大企业中的工人迫使统治党的领导层和政策改变。
80年8月，格但斯克船厂的工人，在与政权谈判时，也以社会和国家的名义发言。他们把这个政权看成为社会以外的力量。团结工会实现了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力量这个神话!工会围绕着大企业组织起来，而社会的抵抗运动在戒严令下采取许多形式，但是，把将军和党头子们吓退的，则是年青工人的罢工。他们在罢工中，提出了“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自由”的口号。
当团结工会在89年6月的选举中获胜，一位从工会来的人出任总理而组成政府的时候，工人阶级就停止为国家的领导力量了。但是，团结工会的积极份子在一段长时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死命抓住一般的和民族的口号。可是，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些口号不过是依附在企业或分会的要求上的装饰品而已。
支持华里沙竞选总统的运动，部份是保持工人阶级的神话，和把团结工会在80-81年扮演的角色交还给它的一个企图。在这同时，它也反映了对团结工会所产生的政府政策的一种排斥，因为那些被认为是反工人的。可是华里沙之支持贝尔塞洛维兹出任经济政策主脑，使这些希望成为泡影。
真的，连续几任政府已经让公有企业自行发展，希望市场会逼使它们改变。然而，对于大多数的这些企业，这仍然证明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过去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优先发展矿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也是不合时代了。这些部门必须合理化，而我们的轻工业，由于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也必须重组结构。
从政府和政治精英的立场来看，这个任务提出了很大的问题，而且需要它持有现尚未有的方法。
在这同时，在大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正被告知，公有企业和他们所工作的部门都没有前途。由于他们不能确定和恐惧将来，他们表达了反对政府的意向。
私有化被排斥
其实，令人惊奇的是，由于以上所说的种种理由，只有半数在大型公有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完全排斥私有化，5％毫无保留地接受它，而40％则承认，他们的企业需要资本和更好的管理。这45％可能是已经进行私有化的结果，因为这些私有化已经使工人的工资有所改进。但是，大多数的工人高估了他们企业的价值和条件，所以把每一个私有化的提议看成为诈骗。
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还没有给工人自由和作他们命运的主人的感觉。相反地，他们不但失去了特权和社会保障，而且失去了社会地位。还有，他们感觉到像个物体，一个他们无法了解的力量的玩具。他们对这些力量，期待出现最坏的事情。
经济改变的过程，置公有企业的工人于困境，而且导致工会的激进化。
自从1990年以来，团结工会不管是否自愿，已经把它的名字给了所有的政府。至少，这是社会的看法。在这同时，团结工会的会员觉得，他们是这些政府的政策的受害人，而且在事实上已经被丢在一边了。因此，在团结工会的言语和行为之间，在激进的言词和寻求妥协之间，发生了矛盾。
由反对工会与前共产党政府举行圆桌谈判的前工会领导人建立的团结工会，已经前后一致地奋起保卫公有企业。不管它的意向是甚么，它在事实上提议回到旧秩序去。
在前亲共的旧官方工会(OPZZ)和从它分裂出来的种种小集团之内，主要的路线之一，就是在(新的)现存秩序之内保卫工人的利益。OPZZ的领导人很少进行反对经济改变的斗争。正像团结工会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他们只在公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和政府之间寻求妥协。
妥协与交锋
因此，两个主要工会(OPZZ和团结工会)都一心倾向于妥协。不幸的是，工人的激进化使这种妥协更难实现。这就形成这样的情况：愈来愈多的工会愈来愈难地招收会员。在企业的平面上，这些工会时常是真正的代表，但是它们之中大约有15个工会已经登记为全国性工会。
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体现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中，公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妥协是没有用的。在一、两年之内，公有企业和被财政部控制的有限公司，将会减少到经济的边缘。而且，如果在这同时，工会垮台了，那就太好了。当然，他们没有说得这样露骨。不过，如果不是这样，人们怎样解释对政府与工会间进行谈判的攻击呢?
谈判的目的，是使工人和工会在公有企业的转变和私有化中，成为经理部门和政府的伙伴。
是的，工人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工资小包。但问题是，直到最近，他们还拿得很多，而今天，他们拿的却比其它职业集团还要少。他们认为这点不公平，所以要反叛。我们要么打垮他们的反叛，要么就与他们的代表谈判。
无休止的改换政府，使我们拖延了得出全面的妥协。只在公有企业的工人及其工会失去了谈判的兴趣以后，以及当工会已变得更弱、更少权威的时候，才开始这个过程。
西里西亚的矿工和铁路工人在92年12月的罢工得到了波兰首都华沙大约一半居民的支持。这样使人惊奇、无私的支持，是甚么理由?
恐惧和神话
在目前普遍的社会不满、挫折和恐惧将来的气氛下，神话扮演大的角色。第三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正与社会正义这个神话发生矛盾。大多数波兰人把它看成为劫贫济富的政府。
如果政府要击毁罢工，它不得不要面对工人阶级被视作为国家而战斗的力量，以及罢工是解决最困难问题的方法的神话；它会依据乐观的看法，社会有一半人反对它。而且，如果还是乐观的话，它可以期望社会的三分之一的人支持它。我看下出在两方之中那一方会在这样的斗争中得胜。
我不相信协定的魔力。要达致协议，必须争取工人和社会的支持。在它们被签订以后，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罢工，有时是由工会(包括团结工会)组织的。而且，各种社会团体会在社会正义的名义下支持罢工。社会正义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下失败了。我不相信我们能够用排斥波兰人所相信的神话来建立一个新社会秩序。
共产主义的倒塌，已经意味着对立时代的结束，以及集体行动之作为动力的消失。也许，这种动员的缺乏，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也许，这个能够激发心智的普遍理念的危机，是这个过程的主要后果之一，因为没有这个理念，人类文明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我们看到例如专一主义、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冒头，有些地方更占了上风。
虽然对正义下定义是困难的，但它是一个能够动员个人和社会活动的普遍观念，则很明显。社会正义的观念是特别有份量的。在波兰，它被了解为一个在生活、工作、房屋、医护、养老金、教育、文化和合宜的生活条件方面应该平等的基本权利。实现这些社会正义理想的志向，必须是波兰和整个现代世界的社会运动和政府的任务。
我们都已经知道，没有市场就没有自由；但是，过去几年已经惊人地提醒我们，市场和自由不是相同的。大多数波兰人穷到不能从市场提供的自由中得益。我们因此必须在市场上找出方法，满足没有足够金钱的人的渴望。
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中，对分配制度所作的不无道理的批评，是与金钱作为良好调节器这个信念并行的。但是，个人和社会的活动也可以作为调节器。这就是政府要通过各种协议和三边会议在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寻求妥协的目的。
互助
在这同时，我们需要建立互助会、房屋协会和人民为他们自己创立的其它同性质的机构，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国家必须用免税以及有时候给他们财政援助来帮助他们。
国家对个人的援助，导致社会生活的国家化，而且把公民转变为国家的救济对象。另一方面，一个民主的国家可以为发展各种不同的集体创意力创造条件，因此不可能千篇一律化，而要严格地限制国家化。
在这样的模式中，中央化的国家制度的任务就是，在与地方民主的各种结构合作时，向需要它的人保证必不可少的最低份量。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93年3月号]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36 编辑 ]
2011年11月13日星期日
工会活跃分子评价马佐维斯基政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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