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6 17:47
《十月评论》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
波兰革命斗争的初步总结（未校）
作者：励思
向垄断政治权力的官僚挑战
罢工第一道浪潮发生于1980年7月，当时是为争取加薪。但从一开始，工人的要求已经掺杂着经济和初步的政治要求，因为工人除要求加薪外，更提出要取得与军队和警察同等的家庭津贴。
1980年8月14日开始的格但斯克船厂罢工，标志了数以千计工厂的工人罢工行动的开始。罢工者通过波罗的海沿岸五百余间工厂组成的总罢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廿一点要求；它包括要求加薪、工资随物价增高而自动调整、补助交通费、改善医疗服务和住屋情况、增加幼儿园和分娩假期、星期六为休息日、降低退休年龄等经济与日常生活的要求；此外，更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要求：争取成立独立工会、工人有罢工权利、释放政治犯、尊重信仰、思想与出版自由；这些政治要求直接向官僚层一直牢牢掌握的政治权力垄断作出挑战。
政府在八月底答允工人的各个要求，结束了庞大的罢工；但是，官僚层是不会轻易将它所垄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双手捧出来的；因此，政府虽然答允了工人的要求，却时刻想退却、反悔和攻击工人的权利（它当初可能希望在罢工结束后，工人力量会松散，或是团结工会内部的分歧会造成工人力量的削弱）。这就是导致后来仍不断发生罢工的原因。
首先就是华沙地方法院裁定团结工会的四十四项章程条文有十项不通过，因为它们并未提及党的领导作用。工会在10月3日发动一小时总罢工，以显示实力和抗议，当时工会已有六百万成员。在十月中和十月底，东德和捷克将边界封锁（波兰与苏联的边界是长期封锁的，因为莫斯科一向甚至不准苏联人民到“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旅游），苏军入侵的威胁也很迫人。但团结工会号召在11月12日进行全国总罢工，团结的力量令政府退却下来，最高法院在11月10日裁定工会胜诉，无需在章程中加入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文。
接着，就是有关出版自由的斗争。政府逮捕了一名工会印刷工人和一名政府机关人员，控告他们将一份有关秘密警察如何骚扰政治异己者的文件公开。政府此举意图将工会活跃分子与政治反对派分隔开来，但强大的罢工和占领工厂行动的压力，迫使政府又要让步，释放两名被捕者，而且在12月被迫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警察滥用权力的问题。
再接着，政府企图在答允的星期六休息、和开放传播媒介等要求上食言，导致一月的工潮，在1月31日，政府答允每月三个星期六休息，以及团结工会每周有在电视和电台上广播的时间，又可出版自己的周报。
争取政治自由和权利的斗争，并不限于工人。农民要求组织团结农会，此举得到工会的全力支持，不少罢工是为声援农民的要求而举行的，而农民的战斗性并不减于工人，因为许多农民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要求——占领政府机关、游行示威等。学生方面，也为争取民主要求而动员起来。在罗兹大学，数千名学生罢课，要求组织独立学生会和学联，要求能使用印刷设备，要求警察撤离校园，要求学生有权参与大学的管理、运用以及制订大学课程。12月28日，波兰作家协会大会，推选了异议者史兹平斯基为新主席；新闻从业员协会也推选了新领导。
对于政府的新闻检查的反抗，一个例子是印刷工人的动员。全国六万印刷工人，有五万是团结工会的会员；他们抗议政府对团结工会的诬蔑指责，警告如果政府不放松新闻检查的严厉限制，他们就会在2月13日进行全国性罢工。华沙印刷业工会负责人斯利锡说：“我们只想将真理付印；我们觉得，对于通过我们的工作而供给社会的消息，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
打击官僚的经济特权
罢工工人在去年八月提出的廿一点要求中，质疑以及要取消官僚经济特权的要求，包括在第11、12和第13项要求中；它们是：降低日用品的价格，划一国家商店和商店的供应品价格；划一家庭津贴、取消特别商店，以消除警察、军队和党机关人员的特权，发给肉类配给证，以配给方法平均分配缺乏的粮食或日用品。政府在原则上答允这些要求，但不断强调国内没有任何人享有特权。
当政府以经济情况不好、国家没有跔资金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或工作条件（如实行周六休息制）为“理由”，来拒绝实行改革时，人民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开始动员将贪污和特权享受等情况揪出来，要求加以改变。这个反特权的斗争，在二月以来渐入高潮。
2月6日，波兰南部一个纺织业中心区贝斯高比拉BIELSKO－BIALA，在举行了11日总罢工后，终于达到要求而结束罢工。该区二十万罢工者令120间工厂瘫痪；民主地组织起来，并尽量令更多工人参与讨论。通讯系统的工人，将罢工委员会的播音系统连接到80多间工厂，甚至开设了一些热线电话，任何人只要拟稿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知道罢工的进展情形。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要撤换省长勒布达、其助手、警察局局长和另外一些官员。工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50页的报告，指责和证明他们犯了贪污行径。他们的罪行包括政府楼宇据为己用；兴建自己的夏天别墅，而不兴建工人住宅；将汽车配给秘密警察，而不朽给医生；将优先购车券用作特惠或行贿手段。华里沙说：“我们要求他们辞职的官员，并不照顾工人的利益。他们根本不是公仆，而是社会寄生虫。”
一名罢工委员会成员说：“我们省长在山中建筑了一座别墅，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将这个与人民一般生活水平比较，你就可以想像人民为何如此愤怒和不满了。”
勒布达曾经受到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最高监管局”数次调查，但都没有结果。一些较小的官员因“不规矩行径”被撤职，但上层官员仍官留原位。工人得到的最后结论是，要撤走可恶的官员，就只有进行罢工。
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支持勒面达等人；它的回答是，工人的要求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的，因此政府不能加以答允。波共领袖简尼亚更指责说：“我们现在面对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一个自称工会的组织转变成为远超它章程所规定规划的组织。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接受）团结工会在不是工人而是煽动者的指引下，走向成为政治反对派。”
贝斯高比拉一名罢工领袖说：“如果要求当局诚实是一个政治要求，那么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政治罢工。”
在2月4日，团结工会全国领导表示完全支持贝斯高比拉的工人，并警告，如果政府试图打击罢工，就会进行广泛的劳工行动。华里沙在给予全国地方工会的公报中说：“如果贝斯高比拉受到强力攻击和通讯被截断，就应该组织团结工会的静坐罢工。”
来自全国的支援，迫使政府退让，同意不但撤换勒布达及九名官员，而且新省长将会对任何有不当行为的地方官员采取纪律处分，并将进行对国家行政机构的详细调查。
贝斯高比拉工人打击官僚物质特权的行动，不过是全国各地人民反官僚特权斗争的一部份。这个斗争现在已发展到不可压抑的程度了。在2月9日，西南部的捷连那基勒JELENIA GORA有约三十万工人罢工，约450间工厂和公共交通等服务行业受到影响；罢工是由当地的团结工会地方支部召集的，罢工者抗议官僚层的贪污和物质特权，要求撤换工会部长恃奥锡CIOCEK，他同时任当地的波共领袖达五年之久。罢工者也要求将一间内政部疗养院改为公共医院，将一间只供党员享用的休憩中心改为社区文娱中心。
政府极不愿意答允罢工者的要求，而且处处维护贪污腐败的官员，原因是这些官员的行径在波兰并非异常。整个官僚层都深陷贪污腐败的恶习中，它们享有的物质特权，令他们与人民远远分隔。
纽约时报2月4日的报导，谈到波共官员的奢华生活：在韦斯高WYSZKOW（距华沙东北三十哩之外），有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区域，内有约一百间瑞士式渡假屋，供政府和党官员周末渡假之用。普通市民是不能进入该区的。实际上，全国有许多这类休假区，“盖莱克的休假屋就在卡拉素，有一条高速公路特别伸展到门口，而附近则是颇偏僻的村落。
“一名前党员说：‘这些休假区的数目要再乘49倍。在每个省，第一、第二书记都是这样做，部长、副部长、秘书、厂长等也无不如是。在过去两年来，他们更开始购买出海的游艇。’
“他说，党官员可享有低息国家贷款，用来以低价买地；他们以政府价格买入建筑材料，价格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在几个月后，贷款跟着就取消。一些官员从一间屋搬到另一间屋，变得越来越富裕。”
大部份高级党政官员以及秘密警察都可到特别的“黄色窗帘”商店购物，那里有许多别处找不到的产品。甚至军队和民兵也有特别供应的商店，货源较一般商店充足十倍。这就是为什么波兰工人在21点要求中，要提出所有商品价格要划一，要取消特别商品，要废除官职或公安人员的物质特权，要对缺乏的商品和食物进行平均配给了。
工人自治
当工人要求加薪和星期六休息时，政府拒绝的藉口，就是波兰的经济状况不可能负担这些额外的开支，政府更指责工人贪得无厌，对国家经济或“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工会的回答是：政府拒绝给予工人代表关于经济的足够资料，也拒绝承认工人有权作出基本的经济决定。一名团结工会的领袖说：“如果团结工会取得资料，证明经济状况的严重性，它就可能会改变决定。”一名工会会员解释说：“可能我们是需要在一些星期六工作，但我们的立场是：这个决定应该在本地工厂的平面作出。我们工友对工厂需要什么是知道得最清楚的。”
乌苏丝拖拉机厂的情形是一个好例子。工人决意不任由官僚指使。当厂方拒绝加薪，理由是厂方无法筹得这些钱的时候，工人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厂内的浪费情形，列出所有弃置不用的物料、机器、设备，指出它们如何可以在别处使用或出售，并且举行了一个图片展览，展出它们的调查结果。工人立即就从厂方处争取到他们的要求！
工人要管理生产的热情，进一步发挥出来。乌苏丝的工人与团结农会接触，商讨关于拖拉机的生产问题。从会谈得出的结论是：拖拉机的生产应该减少一成，以便能增加极之缺乏的零件的生产，这就可以修理好数以千计因坏了而不能使用的拖拉机。这样，就会显著地增加可使用的拖拉机数目。
工人也要求能在分配过程中参与决定。1980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最坏的，传统圣诞节食物白鲢少了一成，鲱鱼少了三成，但同时，人们却知道由于一间鱼厂经理的疏忽，令几十万吨弄坏了的鱼要倒掉。囤积的情况也很严重。团结工会要争取的一个要求，就是平均分配现有的肉类供应，因为华沙郊区的居民，只得到华沙居民的一半肉食供应，而其他地区的居民，只有首都居民的三分一肉食供应。工人要求能掌握分配食物供应的权力，是为了尽可能公平分配，以及杜绝官僚的贪污盗用。近期发展并日趋巩固的工农联盟，令工农控制生产及分配的能力更为增加，例如农民已提出组织一些地点能将肉食直接出售，以此举来支持团结工会反对官僚操纵供应的分配。
为了要对经济和社会情况加以控制，团结工会成立了不少全国性、地区性的委员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委员会，它一发觉物价上升，就会要求增加工资，并会强制推选最低每月二千四百波币的工资制度。（现在工资支付从二千到十万波币不等，有约三成人口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
团结工会另外有一些控制监管工作条件的委员会，也有与政府协商制订一个计划，使工厂的电力供应得以合理化，因为随时可发生的停电是令生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工人要求真正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要求参与计划的厘订等的愿望，已越来越明显，加上官僚的无能和腐败，令工人更厂党到他们积极参与的迫切性。工人提出的每周五日的要求，是走向工人自治的第一步。工作时间的长短，对生活质素的影响极大。因此，缩短工作时间是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强调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因为这是工人阶级所有进步的前提。只有当工作时间缩减，工人阶级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才有可能研究经济状况和生产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决定，才有可能改善自己。工人阶级要求能合理地使用科技所提供的进步，来改进所有人的生活质素。实际上，任何工人都知道，工作时间缩短，意外会减少，浪费会减少，生产效率则会提高。
很多人能够看到，计划经济如果要运行得好，是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每个平面都积极参与控制的。任何中央计划委员会或政治领导，都不可能知道复杂的经济的所有事实，或是预测所有的需要。因此，计划经济如要有效运行，必须有工人民主。华里沙也指出，工人民主可以避免许多重大错误的发生或持续，他举例说：有一间因原料不足而只能开工五成的建筑材料厂，“政府决定在它旁边另建一间同样的厂。这是荒谬的。中央委员会可能不知道，但我们工人每日都见到。自由工会意即在所有平面——包括地方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管理经济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计划，我们将会这样去运行。”
在这段期间，工人除了看到要实行工人管理生产，不但要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使不同意见得以发表和辩论，并要培养工会干部、工人领袖和普遍提高工人的知识、文化、技术水平（很多工厂已开始使用视听讲授课程，为工人解答或解释基本概念，例如工会的作用和工会会员的权利等）。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进展，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工会的作用是保卫工人的利益，而进行对生产的管理，就要尽快设痒痒工人委员会或工人议会，在按比例的基础上代表所有工人，来负责工厂的管理。
“工厂厂长很希望团结工会在经济平面负上责任，参与管理，但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共同管理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也能作出决定。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工人委员会，由一个厂长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但我们未达到这地步。”
上述一名工会领袖的说法，显示了他明确地看到管理的问题，以及认识到官僚层意图施计，将团结工会的代表结合入现存结构中。虽然不是所有工人都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中，但所说在这个总量上，库伦的意见（参阅本刊81年3月号所载库伦文章）在团结工会的地方领袖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不过，在有关工人自治的问题上，民主在经济中如何运转的问题，即仍是颇为混乱的。由于现今浪费情况严重，人们便倾向于归咎计划的不善中，而鼓吹全面的非集中化，甚至看不到中央计划的需要性。
许多团结工会负责人会不犹豫地赞成一些工业专家的建议，要求从新在所有经济部门引进竞争和市场结构，也赞成工厂要自负盈亏，和可以通过裁员来增加盈余。但再推远一点，这些工会活跃份子便会声明他们支持生产手段的公有制，并认识到需要保留大型钢铁厂、重工业、矿业、化工业等为国家财产。因此，他们明显地是将“中央计划”等同于“官僚管理制度”。许多时，他们也不能区别清楚在农业及某些消费和分配部门引进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如果将市场经济应用于整个经济时的后果。一些工人并不清楚明瞭，采用“南斯拉夫式”或“匈牙利式”模式，以及在厂与厂之间引进竞争所会产生的后果。一些工人甚至同意，失业可以在某程度内存在，以激励工人更小心工作。
其实，每个人都坚持计划必须“从下面”决定，但他们却很少谈及如何将各工厂的建议集中化，以及应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考虑到全部人民的需要。他们的看法，很多时被今日笼罩于经济管理的官僚性质所模糊，而他们大都低估了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中央计划的重要性。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计划的存在，事实上是经济决策能尽量非集中化的前提，也是在工厂平面建立民主关系的前提。
这些问题除在一些运动刊物（如《华沙科技文化工作者公报》或团结工会出版的《80论坛》）上有讨论外，一些地区性工人刊物也有登载和讨论。（在波兰，每个月有超过一百万份独立工厂报纸流传。）
波共内部的危机
波共领袖不但面对群众的挑战，更面对共党基层党员的强大压力。党的内部危机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没有人再确切知道哪一翼正占优势，或是三月党大会将有什么后果。总理在一年内也已换了四人。
党内基层党员的公开反抗，可见于罗兹省方力加无线电厂的波共党委会的文件；该文件经过该市许多工厂党员有系统地讨论后，才在1980年11月14日草拟出来，自此便成为罗兹区其他党会议的讨论范本。这份名为《应该怎么办？》的文件，转载于1981年1月20日的法文《国际通讯》和1981年2月16日的《洲际通讯》。
文件的开头说：
“自1980年中在波兰发生的事件，有着革命的性质。这个过程的发起者和主要动力是重工业工人。然后整个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层份不断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个运动倾向于决定地抗拒目前权力的运转情形和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广大群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必须在法律上和在事实上得到保证。
直到现在，管理着国家、党和经济的肿胀的官僚架构，将它们专横和主观的决定强加于全国之上。我们不能再以这个方法统治下去。这样的制度，剥夺了人们的尊严，将他们变成一个器具，只为达到与他们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目标。
我们现正经历的革命过程是自发的。党和国家并不控制它，反而在日增的要求面前变得危险地茫然漂泊。
团结工会这组织（独立的、由会员自行经营的工会），对群众如何行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也要屈从于群众需要和群众思想状态的压力。在社会眼中，团结工会代表所有人民称为‘我们’的人，而党和国家被称为‘他们’。逐渐地，一个双重权力的制度正发展起来。
结果，党、尤其是它的领导机关，处于恶劣的形势。党必须与团结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明确将自己放置于‘我们’的一方面。否则，党的存在和党的领导作用就失去所有意义。
所以，应该怎么办？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带有列宁主义气味，容许我们处理这问题。今天，党必须是革命的动力，必须起带头作用。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在历史废物箱中完结。因此，党必须作出行动，进行个人收入和私人财富的重新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特别富裕的人将要有大量损失，以便贫者能受惠。
政府已经实行的工资增加，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和‘黑市’，除非赚取最多工资的人的收入被削减，同时除非最舒适的那些人的财富被抽重税。除非这样做，不然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将会在危机中首当其冲。”
这份文件对于如何进行改革的手段上，仍存有颇多幻想，例如：它主张要清除贪污，由团结工会、社会组织和党共同成立调查委员会；它主张现行党领导必须快速应变，最迟不能超过1981年1月召开党特别大会；它主张波共转为新党，要独立于苏联，要尊重平等分配财富的原则和国有财产制度，要加强波兰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和要支持左派政府和左派运动；它主张要容许除波共这个工人和知识份子的党外，还有农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由三党共同治国；它主张所有会议报告要事先写成详细书面资料，让每一个人预先阅读和讨论，才能发表真正的意见；它主张党内所有平面进行选举，以及选举出席特别大会的代表，而重要的是选举要民主，党员有完全的自由选出他们信任的人。
虽然这些主张对党进行自我改革的能力存有幻想，但它们都很明显地指出要扫除所有官僚结构，而且对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是渴望的。他们不但要求党改变政策，更要求党进行全面民主化。
在党员的普遍质疑情绪下，波共领导一般都不决定了的压迫性措施强制实行。在杜伦TORUN，该市波共第一书记被中央领导开除，但党基层却决定保留他在该市最重要的工厂里。该书记被中央指责的罪名，是他组织了不同波共支部之间的直接会议，这是党一般运转所禁止的。
在波兹南POZNAN，官僚要出动高级军官来扶植该地党员要罢免的市书记。在布洛PLOCK，简尼亚与该市地方党官员的会谈是如此激烈，以致《人民论坛报》要报导基层党员的不满。
差不多在各地，党员大都自称是在波共党内的团结工会会员，而不是在团结工会内的波共党员。
而且，党员在攻击官僚层时，往往比非党员的团结工会或团结农会的领导人更为激烈；后两者仍要小心避免把问题提得太尖锐，而与官方发生冲突。
苏军会入侵吗？
苏军入侵波兰的威胁，成为波共与工农谈判时的皇牌。当波兰发生工潮和动荡时，苏联便陈兵波兰边界，并举行几次军事演习，此外，苏联及东欧、古巴等国，都不断指责说波兰受到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扰乱和破坏社会秩序，作为将来入侵波兰时的“理论根据”。
苏军入侵的威胁，被波共统治者作为武器，企图说服团结工会一部份人说，要避免苏联介入的唯一方法，是加入政府的“全国联合阵线”，与改革派共同合作。
事实上，由于苏联入侵的阴影笼罩着波兰，因此，波兰人民的政治斗争并未继续发展为工人议会，与官僚层直接冲突；而是发展为工会，希望由工会与官僚层谈判。
不过，波兰人民斗争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已远超纯粹的改善生活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而是发展为政治上攻击官僚的腐化和特权，要求社会主义民主，而经济上要求工人在经济计划和管理上有积极参与的权利。这些斗争每取得一次胜利，就等于官僚控制的进一步被削弱。为防止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危害到波共官僚层以及东欧、苏联官僚层的存在，苏军入侵波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阻止苏军入侵波兰，有三个因素：最重要的是，团结工会能享有多大群众支持；如果以百万计的波兰人将会反抗侵略，波兰军队一部份也可能介入抵抗苏军的入侵，每间工厂将成为积极或消极抵抗心，而农民也会以拒绝生产来抵抗，那么，苏军入侵的可能性就更少，因为坦克是不能强迫一千二百万工人与他们憎恨的政权或管理者合作的。波兰人民越团结，苏军入侵的机会就越小，即使入侵也必需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在东欧和苏联本国产生严重的反响。因此，给予波兰人民最坏的劝告，就是叫他们将要求变得温和，叫他们与政治异议者隔离开来，或是叫他们缩减工会的活动。
第二个阻止苏军入侵波兰的因素，是这个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国际反应。苏联入侵阿富汗，已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应，再入侵波兰，便会令苏联与西方的“缓和”政策崩溃，也令苏联在政治上孤立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我们要注意，西方宣传机器之所以表示同情波兰工人的行动，是要打击苏联的威望，同时希望借暴露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制度及人民的反抗来贬低社会主义，抬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与“人权”。但波兰人民在反抗官僚层的斗争中，却很明确地表示拥护社会主义，不过是要争取工人真正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人民要真正成为国家主人；这点是西方政权和报刊所不愿提及的，实际上也是它们所深切惧怕的，因为如果波兰人民能胜利争取到政治上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将为世界劳动人民所向往，将重大地推进世界革命。因此，我们不会寄望西方资本主义政权真正拥护波兰人民的革命行动。但对波兰人民的有力支持，却来自国际（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今次波兰事件中，各国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现于他们对波兰事件的关注和支持。西方工人组织纷纷派遣代表团到波兰进行交流与慰问，也为波兰团结工会捐赠印刷机器设备等；工人国家内的异议分子也表示支援，如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及中国的民刊组织等。有些工厂更与波兰一些工厂结为姊妹厂，互相邀请工人访问和作演讲，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支援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这些强大的压力，是苏联入侵波兰前必须慎重考虑的。
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因素。苏联出兵阿富汗付出的兵力、财力已不少；如果出兵波兰，势必遇到重大反抗，将增加苏联国内已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西方也会从波兰撤出数以亿计的经济援助，苏联要负担起波兰的巨大经济担子将会是十分吃力的。而西方国家在波兰的投资和经济利益，也是令它们反对苏联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会的角色
当波共对人民实行思想和信仰箝制时，教会同时成为被压迫者。过去，教会曾经因为协助保护异议者抵抗政府的公安人员，而在人民之间取得某些好感。群众在斗争中，取得使用传播媒介的权利，现在，教会逢星期日有两小时可使用传播媒介来广播弥撒。
可是，教会要能维持它对群众的影响，要能维持它的权力，就不能让群众的要求走得太远。教会与官僚层已取得舒适的安排，它现在希望能维持现状；可是，在工人来说，要能取得任何持久的胜利，就必须摧毁官僚层，以真正的工人议会实行工人管理经济和社会。因此，我们日益看到，教会转向支持政府，而且言论日趋保守。例如教会开始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不负责任和过激，会导致苏军入侵。
在团结工会的领袖中，有些人受到教会颇大影响，华里沙也表现出受到教会颇大压力。举例来说，在去年12月16、17日超过五十万人参加的格但斯克纪念仪式（纪念十年前被官方枪杀的死难工人），有浓厚宗教气氛，甚至连华里沙的讲词也是由一位教会人员起草的。但也有许多工会份子表示不满，反对运动的独立性被教会侵犯。团结工会华沙地区一名主要领袖在纪念集会两日后说：“纪念碑将会是团结的象征，它将会将全波兰工人的团结粘固起来。但幸而我没有去格但斯克，因为听到纪念会上的演说会令我作呕。……这次事件如此重要，本应限于默哀一分钟，而不是举行这个超级传统的仪式。会上所说的东西，只是将纪念日的意义模糊了——那就是，我们要等十年才能向我们的同志致哀。教士一些说话听来古怪，而且对团结工会来说是危险的。它们证明教会正意图操纵工会，而华里沙的讲话也显示了这点。华里沙太虔诚了，他让自己太受教会的影响。”
也难怪许多工会领袖和成员对教会的介入有强烈的反应。在纪念集会上，主题是“和平、秩序、保卫祖国”，这个主题贯彻于教会代表，华里沙以及波共官员的讲话中。而且，虽然建立纪念碑是1980年8月格但斯克工一个重要要求，可是在纪念集会上，却一字不提工人的廿一点要求，也没有提及运动的发展前景，因此，电视可以将这次仪式当国歌般报导，绝不涉及工人阶级的动员和要求。
本来，纪念格但斯克大屠杀十周年的集会，可给予团结工会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向在场的大量独立工会成员讲话，指引下一时期应走的道路。可惜教会的强大压力，成为了运动的制动力量，华里沙的演说也表现得很温和。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固然不应低估教会和天主教僧侣集团的影响力，但也要避免高估教会将团结工会纳入协调的轨道的能力。况且，教会高层集团也未能控制本身的教士。举例来说，在十二月中，波兰主教的一名发言人乌素力神父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和库伦；团结工会马苏斯区的主席立即会见波兰大主教并作出责备，之后更立即往见库伦。大主教迫于要缓和形势，向团结工会表示他无保留的支持。而这件事发生后，有约五十名教士抗议乌素力神你以教会名义发表的意见，并尖锐地要求他立即辞职。
运动发展的障碍与前景
团结工会将要面对的一系列障碍，除来自苏联官僚层、波共官僚层及教会外，还有建立运动的内在问题。能否成立一个民主选出的领导，能真正代表在变动的力量和现存的不同观点，是增强团结工会和发展群众运动的关键。
独立工会的地方性机构有极可取之处；本地和地方领袖获得重大比重，而地方性组织有物质基础能够抗衡官僚层的压力。可是，全国领导却存有颇大弱点。团结工会的“全国联络委员会”的作用仍颇含糊，作为该委员会的执委会的权力和权利并无明确界定，因此，最受公众注目的全国领袖（尤其是华里沙），就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在他们认为需要时就干预。这就造成紧张的关系，令到在混乱中，有可能会发生某一领袖取得的优势，而以此“解决”团结工会内的分歧的危险。因此，现在的工会地方领导和全国领导的选举，将有特别的重要性。
此外，团结工会内部已开始出现的政治分化也渐明显了。在取得即时的要求后，有关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就产生不同意见了。在地方和地区工会领袖中，已出现了一个较激进的左派，同时，受教会集团影响而主张较公开地的一翼也出现。为了对付独立工会运动，一个强大的联合阵线已组成，在苏共支持下，它包括由简尼亚领导的官僚层、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内的斯大林主义一翼，后者主要是以前的官方工会官员而现在加入了团结工会的。团结工会的进步分子为对抗这股反动势力所应做的，是加强群众的联系、团结和积极参与，加强与农民的互相支援，以及不能让政府将它与异议政治组织（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分隔开来。
波兰工农已赢得了许多阵地，提高了信心，增强了斗志，他们的力量正在加强，决不会轻易地放弃已得的阵地和战斗成果，必然会为保卫它们而坚决斗争，而且会在现有的胜利基础上，继续推进运动。他们的胜利已深重地影响着东欧、苏联以至中国等工人国家的工农，鼓舞后者起来斗争，这些斗争反过来又将会支援波兰群众，互相连结成强有力的阵线。反官僚斗争在国际规模上胜利地开展，将扫除一切的障碍，消除苏联等外军的入侵威胁，最后走到以政治革命推翻特权官僚层的道路。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0 22:56
《十月评论》1989年1月第十六卷第1期（总第140期）
波兰八八年工潮回顾
作者：黎思
1988年4月和8月，波兰工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罢工。
4月25日开始的罢工，几乎可嫓美1982年8月31日的大型街头示威的规模。4月25日，在比各兹和伊罗浴血奋战斯罗夫首先发生了自发的公共运输工人罢工；罢工即日结束，工人争取到工资增加67％。
翌日，卡哥夫的列宁钢铁厂工人开始罢工，24小时内蔓延全厂，约3万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官方工会激烈反对罢工，工人则自行选出罢工委员会，初时9人，到5月4日发展至18人，3名前工厂内的团结工会领袖也获选入罢工委员会。罢工开始有组织地推动，每队工人轮流在厂内留守16小时，然后休息8小时。4月30日厂方将工厂食堂关闭，工人向社会发出呼吁，随即有大量食物涌到。工人也选出各种小组，分别负责处理供应品，发布消息，对付厂方走狗的破坏行动，处理文书及技术工作等，每个小组由一名罢工委员会成员领导。
工人的要求除了底薪加5成、罢工时间照发全薪之外，值得重视的是他们要求所有工业工人、医疗和教育工作者（以及退休工人），都应获得加倍的薪金补贴，以弥补88年2月的物价上涨。
工人的罢工取得了学生和市民的大力支持。4月28日，1千学生示威；5月2日，2千名市民在街上游行；5月3日，1万名市民参加游行。警察粗暴地殴打群众。
政府答应在5月5日8时与罢工工人会谈，但这不过是烟幕，以使工人松懈下来；当日凌晨2时，内政部反恐怖主义部队冲入列宁钢铁厂，恶毒殴打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12名成员被捕，另外约50名工人被捕，同时起码40人因严重受伤要留医。接着，在同日早上7时、9时、11时，防暴警察再度冲入钢铁厂，捣毁工人的斗争总部，殴打工人。尽管如此，工人仍在7时和9时在厂内游行，不怕被防暴警察毒打。1万2千名工人坚持罢工，其余工人则遵守罢工委员会先前订下的决定：如果被警察从钢铁厂赶出来，就留在家里。一个6人组成的地下罢工委员会成立，并在市内两个教堂成立物资救援中心和罢工消息中心，组织药物、食物、金钱的收集。厂方则抽调卡托维兹钢铁厂工人和一些囚犯来开工。
为了回应当局残暴地打击罢工工人的行动，学生发动了罢课和在宿舍静坐。5月5日雅鹊伦大学的师生大会，通过一份声明，成为学生运动的纲领。它这样说：
“在知识分子支援工人的精神下，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列宁钢铁厂和全国其他工厂和大学的罢工罢课者。我们特别表示欣赏工人提出的医疗和教育工作者的物质条件应予改善的要求。我们抗议当局用暴力对待罢工工人和罢课学舌功能，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和因发表言论而被镇压者。我们认为只有以下做法才能走出目前的危机：通过建立多元的工会和政党来真正扩大民主，经济上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保障大学有自主权。”学生的斗争行动同样受到防暴警察残暴镇压。
列宁钢铁厂罢工取得了学生支持，可惜未能争取该区其他企业或运输工人参加罢工。5月8日，罢工委员会结束罢工行动。罢工工持续了22日。
在格但斯克，列宁船厂工人在5月2日开始静坐。这次罢工只有少部分工人参加，因此不是一次大规模罢工，而是先锋分子的罢工。他们占全厂工人的一成。罢工者不能争取到厂内其他工人加入，也不能令该区另外两间船厂工人加入罢工行动。
在全国多个地方，也有工人试图发动罢工。例如在什切青，团结工会的协调委员会在5月3日发出全面罢工呼吁：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和团结工会合法化。2日后，巴士工人罢工，但同日结束。警察在多处成功地阻止了罢工行动。
到5月9日，罢工浪潮显然已退落。5月10日，列宁船厂工人也体会到这点，于是接受华里沙的劝告，终止罢工，集体操出船厂。
这次罢工显示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间的工人的状况是不平衡的，但它也显示了暴风雨来临前夕的气氛。
8月，另一轮罢工浪潮席卷几个主要工业中心。什切青的运输系统工人罢工，被警察包围打击。在上西里西亚区的20多个煤矿的罢工中，警察也是用武力打散罢工，拘捕并解雇罢工工人；一名农民领袖在运送食物给矿工途中被警察拘捕，毒打后被关入一间精神病院，这是波兰的首例。在史达罗华沃那市，工人在8月22日开始静坐罢工，厂方在8月29日运入6千名工人，企图继续开工，但新来的工人立即加入罢工行列；当局动用直升机、机关枪部队和空军5百名士兵来粗暴镇压罢工；8月28日该市的和平运动举行了一千人示威，也被警察暴力对待，被捕者遭毒打。
8月30日，华里沙与内政部长基斯泽将军会谈，会后双方同意安排召开圆桌会议洽谈团结工会地位的问题，但对于大量被捕工人的释放、复工工人的保障等问题，则全无任何允诺。9月1日，华里沙号召结束罢工。在格但斯克，工人冷淡对待，一名妇人在圣碧姬达教堂前大呼：“你背叛了团结工会。”格但斯克各企业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主席斯保斯基说：“我们白费了经理时间”，虽然他指出当时的力量对比是难以争取到团结工会合法化的。华里沙向列宁船厂工人结实：“我们可以用罢工以外的其他方法达致我们的主要目的。”下午2时，罢工工人同意结束罢工，操出船厂，外面3千名市民夹道相送。在曼尼发特矿场，工人从8月14日晚开始罢工，他们要华里沙亲自来解释，才肯结束罢工行动。卡哥夫工人本号召了在9也1日要发动新一轮罢工，结果临时取消。
华里沙说服工人结束罢工后，官僚层内的声音大叫绝无可能让团结工会合法化。9月6日，官方工会更要求不能承认团结工会。
9月16日，波兰国会接受政府辞职。同日，华里沙及工人代表与官僚会面，之后安排10月会召开圆桌会议。但是，当局强硬否认是与团结工会代表开会。而在10月29日，政府宣布要关闭列宁船厂，导致船厂工人再度罢工。
究竟今日团结工会和波兰工人处于什么状况？工人如何看待9月以来的政局变化？这些下文将作详细介绍。
“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波兰罢工女工群像
译者：兆立
[在1988年秋天的波兰工潮中，妇女占了什切青公共运输站罢工工人的大多数。这个事实使什切青中央罢工委员会（由九个男人构成）在其所编的第九期罢工公报（8月28日出版）上，登载了以下这篇专门谈论罢工女工的文章]
在这个运输站，大多数工人是妇女。我们不十分确定这个事实是否比较容易地使政府作出“平定”罢工工人的决定。但是它却明显地表露政府的警察行动如何野蛮。也许这些先生们认为，如果他们攻击妇女，就可以更容易地办好事情。
但是，在尼米亚青和阁勒青两个运动站，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做错了。他们的制度和吓人的武器并没有吓倒这些妇女。警察不得不把她们抬出运输站。有几次，需要几个武装警察动手，才把司机拉出运输站。这种搏斗的确使人民政府丢脸。但是如果甘地在生的话，他也会为这些女斗士骄傲的。
莫沙从开头就参加罢工。她是尼米亚青的罢工委员会成员，她也参加救护和资料中心的工作，由于一些运输站被警察占领，她与一些朋友就在救护和资料中心组织了从那些运输站来的罢工工人。今天呢？她当然在罢工仍然持续的地方——史特鲁加路的达比运输站。
她们的家人对此事有什么看法？“我们的家算是模范。我们的儿子亚塞已学会烧饭、买东西及做家务。他说他还照顾小狗呢。他到这儿来看过我，而且常常来。他懂得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但不是每样事情都如意。在罢工开始时，有些年青妇女来看望罢工的丈夫，常常大哭大叫。所以我们要向她们解释，说服她们。你可能会不相信，现在这些年青妇人却对她们的罢工丈夫大叫：‘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
男人们积极进行“男人的”问题——跟经理协商、对谈。盖尔扎克举出一个奇妙的事实：官方工会以经理的代表身份参加协商委员会。
“他们还没有注意这点——你能称它是什么呢？——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历史将会正式地记载工人和受这些所谓‘工会’支持的经理之间的谈判。他们将怎样摆脱这件事情呢？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主席克瓦勒夫斯基在警察攻打罢工工人的事件中，竟站在警察的一边。”罢工委员会的总代表谢涯考夫斯基和克德谢奥斯基着重指出罢工者的政治成熟：“他们在多元主义的祭坛上准备牺牲其他问题。工资并不是唯一的争执问题。他们也看到退休者、卫生人员和其他的问题。”
“我们会住进同一监牢”
他们欣赏妇女角色的真正价值吗？莫沙回答说：“男人吗？当然啦！如果他们还想他们的周围有一点秩序的话，在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小地方时，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男性朋友告诉我：不必担忧，我们会想办法住进同一监牢。”
达比运输站是公共运输站罢工的最后据点，最强的据点。各个运输站都有人在这里；故事与印象一齐讲。“跟波哥奴来的波兹尼亚克谈谈。她真勇敢！她整晚参加色皮柯工厂的罢工。当罢工开始有点坚持不住时，她中饭到救护中心，找到15个人。她解释，又鼓励。工人们很受这个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的多多发女郎的感动。第二天，就有几十个人占领那个工地。佳鲁加是从尼米亚青来的，她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还有瓦里加很会开玩笑，所以提高了大家的士气。没人知道她几点钟睡觉，也没人听到她埋怨太累。”
公共运输站所提出的要求中，只有一条与妇女有关：要求妇女每日工作六小时，但得八小时工资。莫沙说：“一天工作六小时？这是不必说的。其实我情愿不必做工，像我祖母一样在家看小孩。我常常从早上四点工作到晚上五点。放工以后，还要买东西，赶回家准备第二天的膳食，略睡一会儿，又要跑回去工作。孩子怎么办呢？我们的工资要求太过份吗？我每月做280小时的工，拿到7万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这笔钱全部用在食物上。”
“我从来没想到人体会这么强的。我的子宫刚动过手术。我不能受凉，也不可去游泳，虽然我很喜欢游泳。我在医院住了整个夏天。我的朋友知道这事，所以开头时我的情形还算好。但是以后呢？寒冷的夜和疲倦……头四个晚上，我在外面只睡了一个半钟头。我连医生给我的振荡器也没有使用。”
最后，我们参加了在运输站的洗车房临时设备的小教堂。一个公共汽车前面的十字架，装满花朵的圣坛，V型的蜡烛台。马尼安神父常常来探望罢工工人，他说以后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来放蜡烛台祈祷会和弥撒每天在这小教堂举行。谢谢附近来的年青人。歌声和小提琴常在那里飘扬。
莫沙很少参加这些歌咏会。“有些歌——特别是黑色圣女——会使我哭，当我觉得眼睛有泪，我一定要离开那里。”
但是，我们早已知道，对于公共运输站的女工们，这并不是懦弱的表示。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10月17日）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0 22:59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
波兰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总结
作者：（法）杜维 译者：小点
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证明了一个事实：1980年8月以来的发展毫无疑问地是波兰社会的一个深刻的革命。独立工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经验和组织能力。在18天的大会中，工会完成了一个纲领、民主的制度和选出一个全国领导。大会的代表是经由企业、然后在省区民主选举出来。各代表被选的标准是纲领，每人约代表一万名工人，大部份是工业工人。所有代表都参加了某些委员会，约四百名代表参与工会全国纲领的准备工作。消息传递是充分的；大会出版一份日报，综合报导每日的消息和自由作出评论。
代表了整个社会
这个大会与其他东欧国家大会的主要分别，一眼就可以看到。代表并非被动地听取政治局的冗长报告。在格但斯克的奥利维亚体育馆，代表们分开约二十组，每组有一个咪（即麦克风），代表可随时介入发言，各代表可以互相讨论、交流经验和看法。不少议案（包括最重要的），都是由不同地区的代表提出来的。此外，多名女童军担任传送员，传递消息、议案、抗议等。代表只需要写字条便可发言。
除了代表之外，还有二千名嘉宾和观察员聆听辩论。虽然大部份东欧国家工会拒绝邀请参加，但西方主要工会都派代表团，并向大会致讯。在会场之外，以千计的群众透过扬声器听取大会情况。
但这些在东欧国家中罕见的民主步骤，仍未能表现了大会的全部气氛。大会选择了一个一岁大的婴儿，作为象征。这个婴儿还有很长的岁月要走，要长大，要学习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生存。在大会日报第一期的社论中可以见到这个反映：“一年之前团结工会诞生时我们的期望，到现在已向前发展了。去年八月似乎是一次巨大的工人斗争，现在变成只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的开端。”
这次大会代表了社会中的大部份。他们将本身的前途掌握在手中，他们明白到在前面的任务，人们到处提到“选举”，提到“工人国会”。从政府派部长前来解释加价一事可以见到，连政府也承认大会的代表性。
参加大会的人们也厂党到这点，群众耐心聆听辩论和交换意见。在高兴的气氛之中夹有对前途的焦虑，但也显露了群众明白到大会的结果关系重大。
社会力量的对比也表现了出来。会场外，巨大的标语写着：“我们要求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谁人害怕一个自由的工会？”等。每天晚上，民警将标语洗掉。到了早上，工人便平静地再写上标语。世界好像倒转了！民警在晚上才出来，而白天却是工人的天下。
所有这些，都显现了一个完全倒转了的波兰社会。在一年之中，什么也改变了。虽然一些个别市民感到害怕和疲倦，但并没有影响到工会的团结性。政府的诡计并没有成功。相反地，经过一年多的动员之后，政治问题变成中心问题。工会不是要夺权，但要有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角色。
大会投票通过对东欧国家工人发表呼吁。这是大会最美妙的时刻之一，代表们露出诚恳而满意的笑容，聆听大会宣读呼吁（见《十月评论》11月号）。一些观察员会将这事看成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但对大会代表来说，这首先是一个道义上的责任。
民主和革命的纲领
比一年之前，大会的气氛是更为踏实了。一年之前的想法是：有了工会，什么都变成可能的。一年之后，人们明白到一些失败。人们知道必须改善策略，研究各项要求，建立有效的斗争方法。经济危机仍然持续。党和政府再证明了其无能，改变生活成为一项极深远的任务，需要有大量手段和耐心。
在这个情形下，占去大会主要地位的政治辩论出现了。代表了社会上不同运动的意见在各辩论中表达出来，并容许共同发展一个纲领。以35条条文为本，这个纲领吸纳了不单是一年来的经验，还有1956年匈牙利工人的经验和1968年捷克的经验。
纲领界定团结工会为一个“联合了工会特点和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宣称要建立一个“工人自治的波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为国家本身服务，国家要为社会服务而不应等同于某一个政党”。为此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和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总量上：自治，经济改革和实现“新的社会合约”。“我们的纲领是一个斗争的纲领，为了争取我们自己选择的目标，纲领反映了我们社会的要求和期望，纲领从这些期望中诞生”。
波兰的地理政治情形在考虑之列。在没有提到隔邻大国的名字的情形下，纲领指出：“责任驱使我们考虑战后欧洲的力量的对比”。它接着说：“波兰只有在独立和有意识地决定其责任时，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伙伴”。它同时提出对国内的反动力量要警惕：“国家不会原谅任何出卖团结理想的人。国家不会原谅将我们的精神和物质遗产淹没于血泊中的人”。
三十五条条文介绍了一个“融合了计划、自治和市场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计划。提议中的改革包括所有领域：工作条件，卫生，家庭权益，环境等。教育制度要检讨。计划反对失业，提倡由社会控制整个经济生活。计划又向特权宣战，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法）、法庭和行政应该民主化。“多元化应该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工会更宣称“支持和捍卫人民为向社会提出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和为实现这些纲领的自治组织”。
纲领其中一章题为“自治的共和国”，以工人真正地代表生产手段的“社会拥有者”。第21条提议在国家议会之外再设立第二个议院，代表全国的自治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抉择有决定权。
这个计划需要实现一个“新的社会合约”，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反危机的协议”来应付凄苦的冬天及作为“当权者与社会合作的第一个证明”，要求合作作出激烈的改变的“经济改革协议”，和自治共和国协议，后者要列出公众机构民主化的前景和方法。
这个文件综合了896位代表共同达成的协议。大会的辩论和中间的休会，容许各代表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表达分歧的意见，这些分歧描绘了在将来会发展和清楚界定自己的各政治派别。
工会民主
当人们拒绝了统治波兰三十六年的极权和反民主的政治制度时，对工会的民主生活自然更为关注。有时候，这个关注甚至会走向极端呢。外国的观察员经常被冗长的对会议程序的辩论困扰，但工会只将它看作是“民主的小小代价”而已。代表们有时像是抱歉地说“我们在学习民主”，但事实上他们在推展一种创新的方式，值得西方“民主派”学习的。在改革会章和对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活动的评价上，出现了几个对抗性的概念。
一些专家认为：一定要在会章内维持省区的强大的自决，将工会中央权力在两方面分割出来：一个按比例选出的、类似国会的庞大的最高议会，和一个类似政府的执行委员会。这种“联邦主义”对大部份代表来说，是太具弹性，特别是在目前环境，每个地方的冲突都立刻在全国有重要性。这个意见被华里沙和莫扎鲁斯基反对，他们恐怕会在工会造成双重权力的情况，他们拥护由全国选举委员会提出的更为中央集权化的建议。大部份代表也赞同这个建议。所以，工会将由一个有107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领导，委员会包括省的30名主席和69名由大会依省比例选出的代表。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团包括由大会选出的主席和19名全国委员会代表，包括6名省主席在内。主席团与各省的职责分配，也引起特别的辩论，然后才得到大会接纳。
最后这点并不单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争论，而是反映了一年来的评价。全国委员会曾经两次越权（三月的比德哥什事件和九月国会对自治法律投票的事件），超越委员会甚至大会的权力，替工会作出主要的决定。代表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卸任的全国委员会的评价上。
一些人说，要从客观条件出发和要明白到很难再做得更好。但另一些人说，这些情况部份是由工会造成的。一个小省的代表说：“在批评全国委员会的时候，你们也在批评自己。除了你们，又是谁授权他们的呢？我从去年八月以来就是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工人委员。在那个时候，我能够像工人一样地发言。而此后新的哲学家、知识分子涌进，垄断了发言权。当初的工人去了哪里呢？他们甚至不是这个大会的代表呢！”
工人与知识份子之间的对立在几次事件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工会的一个弱点。很多人认为，在企业内的情况、社会问题、工作保障、卫生等问题，都被全国委员会遗弃了。专家的作用被视为负面的。无疑，组织上的弱点和不断的紧张局势，助长了这种想法，亦做成一个反知识份子的空气，有利于一些政治阴谋。
有见于这个危险（虽然它只是有限度的），一些代表坚持是工会的工作差，需要工人与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格韦斯达作了一个分析，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专家执行工作时的不民主，但坚持专家的必要性：“我们指责他们给予自己的意见，但我们正是为了这个才选择他们的。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操纵工会。必须只是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从不同的意见中作出选择。”另一位华沙区的领袖指出工会机构的恶劣运行，提出整个组织首先要做的事：“每个人都要改变社会，但没有人知道怎样帮助工人每日的斗争，怎样才有较佳的工作保障呢？怎样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这是工会活动份子应该首先要做的事，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这种并不以知识份子作为代罪羔羊的态度，得到大会的鼓掌。
在选举主席的竞选运动中，也出现对主席华里沙（即瓦文萨）的批评，他的三位挑战者（约适克、格维斯达和卢鲁斯基）分别表达了不少代表的不满情绪。约适克说：“所有工会活动份子，无论处于任何地位，特别是高层，应该保持与工人的联系。……我不相信独裁，而相信各活动份子的自觉的纪律。”选举的结果显示了这个不满。华里沙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55％选票而当选，但也总共有45%反对他的票。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会时也表现了这个不满。两名专家，保加和格拉密（后者为华里沙的主要顾问），并未获选。
大会对卸任的全国委员会在自治问题上的妥协作出了严厉指责，表现了一个不愿失去自我控制的运动的强烈反官僚的意愿。
经济改革
波兰日益恶化的经济灾难，是管理制度的无组织和过去15年来错误的经济选择造成的。加上当权者的无能和得不到足够的权威作出改变，情况便更加严重。
团结工会当初限制自己，不发展一个关于改革的反建议。现在它已逐步走向提出具体的提议，这些提议关注上述两种危机的原因。工会的纲领工作委员会提出不同的经济选择和一个关于工人自治的整体概念。
关于第一点，有两个对立的倾向，首先是工会专家之一，告洛斯基教授的提议。它受到代表热情地聆听。它实际上是一个以诱人的方式进行的“解决危机的纲领”。改革是全面的，基于大量削减投资，重组现行的内部结构，发展私人部门和扩大自由市场。此外还调整国家的农业政策，以刺激经济迅速上升。在企业自治上，它重视的是财政和商业上的自治。它倚赖经济手段。这些激烈的改革同时受到提出波兰独立联盟的纲领的代表的支持，后者还明白地加上废除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这套计划受到一批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特别是华沙代表保加。他形容这些计划是煽动性：“计算出来的数字是虚幻的。应该从真实情况出发，不应叫人民相信奇迹。”他解释，如果我们根据这些计划，我们只有等待，因为这需要整个国家动员起来，特别是这计划的第一部份会令平均物价加两倍。在工会大部分专家的支持下，保加提出另一个办法：“要从这个问题的答案出发：谁应该偿付危机的代价？”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应该是特权阶层。他提出控制物价和分配的临时措施，以首先重整经济的正常运行。然后，在刺激自治的发展和与政府谈判之后，再实行整体改革，这些改革目前只是在大原则上订定。
这些讨论导致在初步纲领出现一些互相矛盾的修改，但大体上只停留在专家之间的互相辩论方面。代表们只限于作一些片面的评语，特别是在坚持工人的具体要。最后投票的条文倾向接纳保加的建议，但仍是十分空泛的。但在10月4日政府宣布香烟大幅度加价之后，大会突然转向更具体。代表们不断抗议，威胁要罢工，拒绝一小时的工作只换得一包香烟，责难从华沙到来解释政策的财政部长。两日之内，经过不少动议和反动议，大会压倒性地通过莫扎鲁斯基提出的动议。它要求“将物价冻结在现行水平”，立即就经济改革及因此而必须的加价举行谈判。如失败，将威胁举行警告式大罢工。
工人的反应显示了是什么（除了学术性的辩论之外）驱使波兰工人选择如何对抗危机的方法。在政府准备明年一月大规模加价的时候，这显得更为重要。
工人自治
在关于工人自治的辩论之中也同样出现工会与政府的分歧，主要是在自治委员会的权力上。对波共来说，自治委员会只是一个协商的组织，厂长仍是由政府最后控制。此外，有权自治的企业数目受到限制。据工会专家估计，政府拒绝给予自治的企业，占国民总生产一半以上。工会的反对是一致的。
在工会大会第二节召开之前几天，国会对政府提出的自治法律进行投票，一些议员希望与团结工会领导层寻求妥协，所以出现一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大部份议员修改政府的计划，令其更有利于工会。自治企业的领导将由自治委员会和（由党、政府控制的）建设委员会选任和撤换。如果出现争执，双方可以上诉。此外，自治企业的名单将与工会谈判。工会全国委员会获悉这个修改，便立即决议支持国会这两点，至于被国会拒绝的工会第一节大会决议所要求的举行全民投票，则置诸脑后。
工会大会第二节召开后，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向代表解释，认为是“工会的巨大胜利”，创造了新的书面，十分有利自治的发展。虽然不足够，但也提供了工人委员会运动的行动的法律根据。“如果政府企图无理限制自治企业，它便会犯法。这是最主要的。”这种强调了的乐观并不为代表们接纳，而且，主席团的决定方式被认为不民主。它等于说四个人（其中两名专家并非选举委任的）可以替整个工会作决定。
对妥协的内容也有争辩。莫扎鲁斯基认为委任厂长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工会现在应该为决定自治企业的名单努力制造既成事实。库伦是为妥协负责的四个人之一。他从战略方面为妥协辩论：“或是对国会的招手作反应以影响法律，否则我们关上谈判之门，法律就会变得更坏，我们便会走向对抗。”
相反地，大部份代表认为所作的让步太重要了，格维斯达将妥协形容是“历史性错误”。推动自治运动的56名代表发表声明：“国会的法律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我们呼吁大会决议能符合我们的要求，迫使工会干事真正保卫自治。”三名代表发出警告：“越来越多的企业令我们觉得警惕，显示了国家扼杀真正自治运动的企图。企业的领导人将工人委员会压制在波共的企业委员会第一书记之下。工人自发组织的自治委员会被忽视。这些行动得到政府的支持。”
结果形成了两个议案。第一个认许有关的法律，要求“成立分析和监察小组。在六个月之后，由全国委员会决定是否组织第一切大会所计划的全民投票。”这个动议被大部份代表拒绝，改投另一动议：“议决在各企业内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接受这两条远离工会立场，危及到企业自治和自管及由此的经济改革的法律。”这个决议事实上否决了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两节大会中间接纳的妥协。它证明了代表要坚持去年的胜利果实。它强调了了对政府缺乏信心，要自觉地解决经济危机的共同意愿。事实上它清楚指出，如果与政府发生冲突，应该是在主要的问题上。工会应该避免受训导，而集中于影响全国的问题上。
对自治问题的决议与反对加价的决议都显示了，工会的基层在表达不满和在企业内的激进化时，由于工会内部的民主，能够作出压倒性的发言。
“实用主义者”和“基本主义者”
工会的不让步只维持在一个甚为温和的策略上，起码是在工会如何应付政府和党方面。
分歧主要在两个概念上。大部份卸任的领导层（华里沙、莫扎鲁斯基、格维斯达等）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要基于去年夏天达成的协议的范围内一步一步向前进。要改良现行制度，用监察政权来改善制度。“工会应该为面包而不是为政权而斗争。因此应该运用和支持所有新的组织形式和自治，以容许工人将生产和分配产品掌握在手中。”波兰的地理政治形势短期内不能改变，要迫使政府订定新的社会合约。
另一方面，一小部份代表和专家认为自己是“基本主义者”，提倡工会全面对制度宣战。“不可能对这个国家架构有任何信心，工会的责任是指出和改变实际危机。我们不能只限于表现征象。”他们提供以格但斯克的基础为出发点，集中于一个政治目标：尽速组织国会的自由选举。
这分歧目前仍未发展到有组织的派别。它只是将不同政治出身的代表和专家聚在一起。大部份采取以来的立场，争取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的波兰工人运动；热烈寻求工会民主，坚持自治，认为组织自由选举是太早了，“基本主义者”的激进化却相对 地从社会的更多的不满中得到加强，但他们之中大部份仍混合了对波共党的主要敌视、民族主义和传统天主教。即使代表们对这些演讲者鼓掌，到了投票时，他们便更倾向于第一种立场。投票后的纲领可作证明。
要从这个大会绘出团结工会的政治地图仍属太早。我们只能简单指出各流派会向何种方向发展。他们部份源于去年八月以前的民主运动的政治传统，亦基于波兰人民面对危机作出的不同反应。
民族主义者选择自由选举和倾向自由经济的经济改革。他们大概是这个大会的最大的失败者。他们的结合多是临时性，是空谈多于工会的实际事情。
决定工会前途的政治流派大概会从大多数“实用主义者”中产生出来，虽然他们之中也是不一致的。如果就他们面对政府的战略来区别，大约有三个不同的倾向。
首先是库伦一派，他们提议在一些条件下组织一个“全国协调政府”。他解释：“当我们提出一个渐进的改变计划时，我们能否假设政权仍维持在原有的人手中？这个改良是否不可能的呢？我们似乎觉得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即使从基层实现这个改变计划是不可能的，我们仍然需要将全社会团结在这个计划周围，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形下，全世界都会认为政府应对冲突负责。当这种冲突到来时，正如在比德哥什事件中，政府会迅速落败。我们因此可以成立一个全国协调政府，决定选举和实行改革。……苏联将被迫接受这个协议。”这个计划受到大部份的工会领导人的不信任的眼光，但代表了一些寻求与政府谈判成立一个三派（波共、教会和团结工会）政府的意见。
第二派以格维斯达为首。这派坚持工会民主及在谈判中必须强硬，对过去几个月的评价是负面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会正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点……除了经济问题，排长龙，缺乏基本工业品等之外，工会还面对政府的越来越严重的攻击。……政府清楚地要加强这些攻击，他们正企图将我们卷进一连串地方纠纷之中。我认为我们在第一次受攻击时没有坚决地作出反应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没有明显提及政权的问题，他们要求将争取工人控制作为工会对付经济危机的主要任务：“我们要求获得控制，这可以说是一个群众的工作，特别是它要求工会所有会员细微而不张扬地工作。它是困难的，但我们应该坚持。这样我们就会见到那一方退却，是政府还是工会？”
最后还可以从罗兹和卢布连的活跃份子关于自治的声明中找到第三派的立场。他们结合了工人控制生产、工人自治运动和积极罢工的概念。“在与政府对抗的时候（这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准备好从消极占领式罢工走向积极占领式罢工[译按：即继续生产，但由工会将产品分配]。首先是将主要生产资料交由社会托管，及建立社会企业。……如果团结工会被迫采取集体罢工这个武器，就让工会发动罢工，能够加速社会自己组织起来的过程及开展脱离危机的道路。”但这个派别仍没有在国际关系上作出基本的立场。
以上三种立场并没有综合了团结工会内丰富的辩论，本身也未定型下来。并没有派别有确切的政治立场，这是在西方很难见到的情形：在辩论会上，工会领袖们大声辩论和反省，以寻求解决似乎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但这些辩论都坚持一个神圣的原则：工会的团结。
1981年10月12日
[小点译自法国《出路》月刊（总第13期）1981年11/12月号]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0 23:00
资料来源：同上
“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的竞选发言
格维斯达 GWIAZDA
我们工会无疑处于困难局面，我们必须承认这点。做成局面如此困难的原因很多。我国正陷入日深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由经济或国家财富状况引起，而是由错误决策引起，而危机正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危机。一年前，我们或许可以克服或至少限制这个危机，但现在每多过一天我们就需要更多时间和努力才能做到这点。除了经济问题、轮候队伍和食物及工业产品的缺乏外，我们工会正面对当局日增的攻击。
一年前，当局不会胆敢可偿还控这么多工会活跃份子；一年前，总检察官不会胆敢对独立刊物和工会报纸实行这么多调查。在这方面，我们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后退了。
这些事件发生了，是因为我们对于小型攻击（当局意图以此试探我们是否会让步）并没有作出反应。当时，我们称这些行动为次要冲突，但它们现已不再是次要冲突了，因为我们工会和出版部有二百名活跃份子已被检控。
现在当局意图已很明显。他们要在以千计的小冲突上与我们纠缠。我认为当我们并不对第一个攻击作出强硬反应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会牵涉在不是一个而是二百个冲突中。
大众传播媒介的情形与一年前一样。去年11月我们就“团结工会”在电视上广播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每周应该有一小时还是两小时的广播时间？现在，没有人再谈论这个时间多少的问题了。如果说我们可以用让步来与当局和解，就是将头埋在沙堆里。我们有35年经验，之上再加一年。我们不会用让步来避免冲突。让步将我们带到更接近根本的冲突。
有没有出路呢？明显地出路是永远存在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将出路的标轴改变。‰认为我们可以与当权者达成妥协。毕竟我是本工会所作的所有妥协（屈降除外）的发动人。我们需要妥协，但现今当权者与社会之间要达到的平衡，不能低于而应相当地高于我们现在的水平。只有在社会和工会会员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我们才可谈论妥协、平衡、冷静等。如果低于这个水平，是无法有稳定化的。我们要认识这点，当局也要。在社会、国家和一般人民的生存需要未得满足时，是无法有稳定化的。在过去一年来，关于工作安全和工作条件的问题，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到。在过去一年来，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做这些是需要金钱的。我们要找出是否有金钱做到这个目的。我们要找出商店的空柜空架是由必需、懒惰还是故意破坏做成的。
财政部“团结工会”小组在该部取得的资料显示，今年国民收入的25％将会用在社会消费（包括房屋）上，而75％将会用在国家和国家投资上。所以，我们每日有两小时是为自己工作，而六小时是为国家工作。我们要想想这个比例是否正确。我们要想想我们做这六小时为的是什么。不幸地，我们不能使用官方或国家部门的统计数字，太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数字在每一平面都是虚假的，报告也是一样，而要找出谁要负上罪责也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要将控制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很难被视为受欢迎的任务，主要因为它需要我们许多会员进行谨慎细微、紧张艰苦和并不引人注意的工作。但我们需要去做。我们与部长和政府谈了一年了，情形却像是盲人领着盲人，谁都没有论据。这只是一场消耗战，一个争取让步的企图。我们在过去一年来的所有谈判中作出了这么多让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未能掌握经济运转的情形，例如：我们送去捷克的谷物，是否真的以面粉形式回给我们。不幸地，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我也知道我们会有许多难题，也会遇到当局不妥协的反对。但我们要自己去做。每个工作队在各自的工作间里做。
我们被称为工会份子，但我们首先是波兰人，而且更首先是人。这并不表示这个字是堂皇的；人也有缺点。任何人要为理想的人建立一个制度，就只会是模仿共产主义者。这是共产主义者的错误。他们想为理想的人建立制度，然而所有结构却应该是为真实的人建造的。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只有3％波兰人与德国本土驻军战斗，而这3％人口给全国带来世界最勇敢国家之一的声誉。我们必须记着大多数人不能进行斗争。说如果我们人人都怎样怎样，是无用的。明显地，人人有异；明显地，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最大的关注是一条面包，但毕竟就是为了这些人，我们才成立工会。
约适克 JURCZYK
我未足16岁就开始工作，到今年已有30年工龄了；有26年是在什切青船厂做的，其中5年是做焊工。我所受的教育是没有什么可足夸耀的；我在一间经济专科中学毕业。在1970年，我是罢工委员会一个成员，而在1980年，我被选为什切青罢工委员会主席。
现在谈谈问题中心。任何工会活跃份子，无论处于何位，尤其是高位，都绝不能在生活中与工人失去联系。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找时间认识工人的问题，知道什么问题需要在今日解决，什么可以留待明日解决。这点很重要。天才是没有，即使有，我绝不是天才。最大的智慧和力量在社会里。如果一个工会活跃份子这样工作，他就不只会得到其他工会会员的尊敬，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会认识到工会的力量。
关于工会纪律问题，我是赞成纪律的，但不是专制，而纪律必须是自觉的。一个士兵可能受到全部训练和武装，但缺少好的指挥官，他就不会通过考验。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无权在任何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定。一个小组也没有权利作出决定。我认为正确的立场是：所有重要问题必须传达到工厂，讨论了一、两周后，各区就应该将问题带回最高平面，由全国委员会以多数票作出决定。其他办法是没有的。最近发生的事，就是大会作为工会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了一项决议，却被一小组人推翻了该决议，这事永不能再发生。我不是在讨论该决议的重要性；我是指这类情形永远不应再在工会内发生了。
第二件事是：我主张继续推行强硬的、决断的、不妥协的路线。当然不是盲目地去做。无论我们是否采取一个步骤，也应好好考虑。妥协是不存在的。我想证明这点：我的说话要有事实根据。为什么我主张强硬的、决断的行动？我只引一个例子：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主张；我们等待了十三个月了。这是一个要求，或是主张，但无论怎样称呼它，它却不用什么经济费用的。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未能实现这要求。
我以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观察党的第九次特别大会。国会议席进行自由选举，将容许我们克服深刻的经济、道德和社会危机。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生覆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波兰并不贫穷，只是管理不状况罢了，而我们的经济（我是完全负责和严肃地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强盗经济。让我举一个具体事例来说明这点。我们以千三至千五元一吨的价钱出口铜，但我们以三万元的价钱买入同一吨铜的制成品。我们从西方借入美元，并要带利归还。我们的工资，则是铜的价值的13％。这就是我们的危机根源。即使我国所有工人和劳动人民加倍努力，我们也永不会有充足的面包，除非我们先改正外贸情况。这是优先的问题。不要误会我，我极之赞成与东西方各国贸易，但要以健康的条件进行。商业是不情绪化的。
我并不年轻，你们知道我46岁了；我可以所有的工人蜂起运动。波兹南、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的土地，浸透了不但是辛酸的泪水，而且是无辜人民的牺牲了的血。到今天，没有一个罪犯因1956和1970年下屠杀令而被带上法庭受审。今天，我国人民排着长龙轮候购物，营养不足，药物、医院病床和幼儿园缺乏，而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却险恶地发出一个声明，说他们会用所有手段，包括血洗。各位，作为一个波兰人，我对这样的政府感到羞耻。我主张国会议席自由选举，令权力落到城乡人民手中，令国会代表波兰社会而不是其他人。
最后一点是，冬天又要来了，我们的妇女在排着长龙。我认为，在目前，当工会大会第二部份完毕时，最重要的事是与“团结工会”开会，讨论如何供应全国所需。
我不敢想像我们的妇女在排队轮候了两、三小时后，回家时家里是冰冷刺骨的。我不敢想像为了这点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因此，我们要尽所能阻止这情况。这就是我简略要说的，我随时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
卢鲁斯基 RULEWSKI
与当局和现实抗拒了十七年，令我经历了监狱生活、罢工和工会的建立，使我有权在今天在这里与你们讲话。
我认为我们的错误是接受了真实的或想像中的苏联威胁的理论，令我们抑制着不敢寻求我们所有目标（工作服以至国会选举问题）。我建议拒绝这个抑制，因为在未决定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之前，我们不能界定抑制的限度。就让我们以工人的语言来说话，让我们接受工人的妥协，但到目前我们只是接受政治妥协，例如自治法案和企业法案。
我鼓励你们利用苏联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在我们纲领中包括要实行“欧洲安全会议”的决议（该由苏联、波兰等35个国家签署），因为该决议第一条说明各国有权退出或加入国际协议，也指出各国的主权。……
传播媒介或会说我超出了工会活动的范围。可是，工会应该有更广的展望。我们要检讨外交政策，没有人有权拒绝我们这点，因为外交政策关系着经济问题和军火生产。我们毕竟是这个政策的唯一保证，当局只是代我们签署外交协议，因此可以证明我们对外交政策的活动、控制和发表意见，意味着控制国家财政预算案，控制有多少用在军火上，有多少用在饥饿的人和七百万波兰人的最低限度福利上。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内外的威胁是与经济状况和敌视我们的力量关联着的，那么我们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教育自己。这个关系必须由像“团结工会”的社会运动来指挥。
德斯那神父形容得很好。我们时常未认识到“‘我们’‘一起’这些字并不时常意味团结。”因此，我们要与所有社会病态战斗，而不只是反对醉酒和吸毒。我们要从属于工会控制，使负面倾向得以节制。关于小量面包的分配，我们要坚决反对工会建立幸福乐土的形象。我们不要幻想，不能要求太多幸福，因为不能损人利己。至少当我们争取自治时，我们要视工厂如自己的农场，要谴责以往背叛企业的行为。在自治范围内，我们要结束寄生制度——即人们离开工厂，唯一目的是找更好生活地位。我认为德斯那神父已谈论过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这一点，有千年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也证明了这点。
我认为工会活动纲领许多问题中，有第三类问题。我们的情况是，人们不再梦想去芭蕾舞表演或戏院，而是梦想一块面包或汤里一块骨头。因此，我们要尽力使商店充满货品。我对于工会和国家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持批判态度。他们强调重组或推翻结构，强调权力的转移，但作为人的工人和经济改革实现者，并不被视为活动的主体。我觉得缺乏了发展得好的鼓励工作动机的制度。我梦想一个企业中，工人、文员和工程师是拥有和管理企业的令到一个工作机构的财富在该机构的雇员中分配，分配根据是服务年资。这种不可转移的分摊股份，将令他们老年得到保障。这能令工厂的社会生活转变，将不只工作队而且家庭联系起来（本句疑有误），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文化模式。当然，在大企业内，需要进行非集中化的经济计算，令工人可以更易掌握。
华里沙 WALESA
作为工会主席候选人，我知道斗争只是刚开始。我担心的是一件事：我们太低估了对手。我们太自信，同时未能发觉一些足以令我们受挫败的问题和麻烦。因此，我会问你们一系列问题，由你们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在1980年8月之前，政府是否知道它无法偿还贷款，而限期却接近了。它是否知道如何令一些人将支付方法重新编排？第二个问题是，你们都知道波兰反对派以前非常强大，同时它开始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我的问题是，政治家本身也很强大，但他们为何冒粉碎反对派之险？
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与对手周旋，我们就要记着工会大会和无论全国委员会由谁领导，都要负责，并密切留意对手的行动。我认为我们未能考虑到这点。
为此原因，如果我连任，继续我一直以来的战斗，又如果我同意纲领（因为我们仍未有纲领），但如果你们要我在无法成立“各工厂联系建基委员会”的地方成立它，那么我就不会支持这个纲领，因为那样等于你们要我操作我不懂得如何驾驶的飞机。所以，我们仍未达到协议，但如果我们赞同某主张，就需要是准备将它付诸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尽力将工会维持现状，尽管有许多纷争，有许多实际上在战斗的不同倾向和意见。同时，让我们更接近生活。我意思是，我们不要忘记，冬天就来了，他们会对我们施以压力，而且非常狡猾的；如果我们不向他们表示适当的尊重，他们就简单地关喉。
因此，我们要考虑怎么办，如何为此在今天作出准备。我们今天也要意识到我们可能会缺乏面包和商品，我们应该为阻止这点而制订计划。
当然，我会提议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每一间工厂委员会应该受一条乡村保卫，而该工厂要对该乡村负责。
明显地，联系不是要做牲口或猪牛买卖。这点是禁止的，除非要被用来作为最终手段。但我们必须准备好。因此，到时我会有许多这类简单的提议。
同时，我知道这场战斗很艰苦，如果我们鲁莽行动，我们胜利的机会就会达到最低限度。我们低估了对手。我们未能发觉他可以很简单、很迅速地将我们饿死。因此我们不要轻视他。
我们同时要记着：有些建议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例如建立一个比现在还坏的独裁制度。我意思是当我们推翻国会、政府之后，取代他们位置，然后我们就会面对如何运转这制度的问题。我们将会被踢出去，其他聪明人会利用我们。
我在这个制度中长大，我认为我们要保护自己，建立其他架构来对抗这个架构。在目前，我们有三个独立的自治架构，我们要保卫它们以保证民主：工人自治（我们在建立它，并通过实践修改它，也会建立省和国家自治架构），我们的工会，和党国行政架构。取代或撤换其一，就会削弱（真正削弱）民主。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作出其他组织性解决方法，它们既不依赖我们，也不依赖其他；我们要坚持和保卫民主，而不是建立现今这样的制度。
任何人如果想参与全国委员会，应该记着历史会衡量我们。我们可以争取到伟大的事，但做到这点不是通过野心或是以为战斗是容易的，可以容易争取到的。我们面对一个艰巨工作，我们的名字将或是备受尊敬，或是备受责骂。
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多进行讨论，我们没有看着装备得很好的对手，他们正在以有组织的方法一步步攻击我们的信用和社会对我们的信任。他们这个有目的的行动会达到胜利，而这胜利不属于我们。
在认识到这些时，让我们寻求要追随的根，让我们保卫自己。直接的工人的道路我们伸手可及，但让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出众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会领导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而不只是喊口号。我们以前也喊过空的口号。我们是这个制度的学生，他们用口号，我们也用了口号。
政治不是讨论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就让我们行动，更激烈地行动；我们利用既成的事实和我们正成立的组织；让我们保卫自己免犯过错，免于被歪曲；让我们不要跌进对手已跌进的陷阱里。
（全译自“团结工会”大会通讯日报1981年10月1日）
“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访问记
译者：励思
大会以尽可能民主的方式进行，而会场既有严肃和激烈的辩论，也有轻松的时刻。大会主要是通过一份纲领，而选举主席时，除了个人威望和性格外，各人所提的政纲是极受重视的。四名候选人除了各自发言外，更一同当众接受质询。各候选人都被问及所主张的行动纲领，克服经济危机的建议，对自治的看法，对“社会自卫委员会”的态度等。质询的经过在大会日报上刊登，以便各代表作出判断来投票。
以下是大会日报的质询大会记录中较有趣的小部份节录：
访问约适克
问：你为什么与华里沙角逐主席？
答：我不会说同事的坏话，但当最严重的问题危急时，同事就不重要了。我深深地尊敬华里沙，我认为他做了许多事，我很感激他。我永不会如他那么敏锐和聪明。可是，我不同意他实现目标的时间进度。
问：如果你赢得竞选，你是否会比他激进？
答：我已说过我不是激进派。我认为无论何处都应遵守纪律。但如果我们不利用现今形势，我们一百年内也不能再直挺起来。
问：如果团结工会有一个小组决定离开工会，你作为主席会怎样做？
答：我主张讨论。明智和具体的讨论可以澄清问题。
问：你最喜欢谁做主席？
答：目前是我自己。
问：你是否支持政府克服危机的政纲？
答：我不支持。
访问卢鲁斯基
问：如果你获选，你会否保持同一人？你会否最后可以好好地大力地击碎这个瓦盂（指制度）？
答：我们要使工会成为一个大鎚，一枝大棍，吊在当局头上，但不打下去。（鼓掌）
问：你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状况是否足以担任两年任期？
答：既然所有候选人都被问及这个问题，我建议他们在大会面前做掌上压，做得最长的人就做主席。（鼓掌）
问：你是否真得了博士学位？
答：不。我尝试考硕士学位，但八月事件将我带到了更重要、更有趣的工作上。
问：你能否以工人可明白的语言说话？
答：这点要由听我讲话的人判断。
问：你对华里沙有何不满，以致与他战斗角逐主席职位？
答：我从不也永不会向华里沙发动任何战斗。我战斗的是纲领。我目标是要纲领得到修改，只此而已。
问：你会投谁的票？
答：根据章程，这是秘密投票。
访问格维斯达
问：你太太如何影响了你的行动和纲领？
答：（笑着）这个总量似乎太个人化，我不想回答。
问：你看全国委员会和主席团内每十人中有多少是蓝领工人？
答：问题是当一个人没有穿上工作服，我就分不开工人和知识份子。
问：为何你要竞选主席？
答：因为工会章程容许我这样做。
问：你认为工会现在是否必须变得更激进？
答：“激进”这个词必须加以解释，因为它是敌视我们的宣传所用的概念。而工会会员则视它为一个普通名词。在签署了格但斯克八月协议后，有两个人称我为叛徒，说我背叛了国家利益，但许多人却欣赏我们有勇气要求那么多东西，而且是那么不妥协。所以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一贯地行动，而且在提出要求前行动，以便能在稍后取消罢工。
问：大会结束后，政府会与全国委员会谈判。“团结工会”应否作出谨慎的准备，而谈判应该是闭门的还是在电视机前的？
答：在我参与的团结工会与政府的四次谈判中，达到一个决定，就是在每次谈判前，对方都将立场写在纸上，我们可先与基层讨论政府立场，他们也可与政治局讨论。不幸他们从不遵守诺言。当然，电视录影机应常常在场。
访问华里沙
问：如果你已耗尽竞选的可能性，你会怎样做？
答：我想我不会活着见到这点。工作如此繁重，我不可想像我能担负这些——如果我被选为主席。当我离开工会时，我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哗然）
问：你会投谁的票？
答：谁也不投。（哗然）
问：如果你落选，你会在工会内扮演什么角色？
答：我离开工会，完全离开。（哗然）我就是这样的。我不是傲慢，我只是过劳了。我健康开始有问题。在这里听到你们的谈话，我相信你们能成功，你们不会被战胜。八月的成果不会消灭。
问：你是否觉察到你有时犯了背离民主的行动？
答：民主不是嘀咕。如果你作出决定，是不民主地作出但有九成正确，那么这个决定需要作出。
问：你是否认为经济改革会帮助了工会？
答：我们作为工作而产生，生活迫使我们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它自己发展到要成立其他结构，增加了工会的负担。我们必须开始成立工人自治委员会，我们已作出了第一步，我们将会建立新的结构，例如独立的法院等。
问：你会不会时常在行动上服从大多数意愿？
答：不，不会时常这样。
问：你会否取代一些专家，或只是部份专家？
答：有许多人我是不会与他们共同工作的，即使我要更损耗我的健康。我或是一些人退出会较好。
问：如果你成为主席，你会否提名卢鲁斯基为副主席？
答：我肯定不会。我肯定不会与卢鲁斯基共同工作，我有自己的原因。
问：如果你落选，你会怎样做？
答：我会多谢与我工作的人，然后去医院医好我的心和肺，然后去钓一会儿鱼，最后就去赚钱：签纪念册，写科学幻想小说，等等……（笑）
问：如果你不获选，你是否会成立另一工会？
答：不会。我是波兰人，力量不在于个人。而且有人比我更聪明能干。我知道我们必须要胜利。你们不用担心会有分裂。
问：你可否保证主席团的弥撒不会持续太久？
答：不可以。它会持续一段时间。每个组织都有方法自己改进。只是它不能犯错误。
/时间讯号/
华里沙：怎么？结束了？我还未开始呢！
当我说我离开工会时将会是最快乐的人时，你们的眼睛瞪得那么大。你们不明白。他们常常挑剔着我——一会是相片，一会是我的烟斗……我真的受够了。不要忘记我们肩负的责任；我们团结在一起。对手很强，如果我们不团结在一起，他们就会将我们弄垮。
团结工会主席投票结果
在10月2日，华里沙以多数票被选为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的主席。
票 数 844
有效票数 837
弃 权 48
格维斯达 74（8.84％）
约适克 201（24.0％）
卢鲁斯基 52（6.1％）
华里沙 462（55.2％）
《十月评论》1982年5月第九卷第6期（总第65期）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0 23:01
波兰经济问题探讨
作者：（法）艾莉欧 译者：小点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波兰经济危机的深度。下列一些数字可以显示出来，虽然数字本身，正如其他东欧数字一样，可能不会太准确。
平均个人名义收入，1979年下降2.6％（1980年统计数字说增加了1.8％，但工人们反对这个数字）；
全国总生产，1979年下降2％（计划目标是增加2.8％）；工业生产计划为5.1％，但只增加了2.8％；1980年的矿产量比上年下跌15％。
农业生产1979年下降1.4％（蔬菜生产下跌3.8％），而计划是提高4.8％。1980年谷物和甜菜收成比上一年下跌三份之一，而薯仔（马铃薯）收成更差。
工业
欠西方国家的债务急剧增加，1971年为10亿美元，1979年末为200亿美元，1980年末为235亿美元。这项债务差不多等于出口总收入，而1979年出口收入的92％是用来还利息和本金。波兰对西方的外债达到东欧国家总外债的三份之一以上。
重工业的资金投资突然停止。数以百计的工程停顿下来，特别是钢铁业和矿业部门，原因是1980年的灾难性经济后果。
这些数字与1970年初为结束戈穆卡时代（1956－70）的一系列新策略比较之下，便很容易解释过去半年来波兰的伟大工人动员的基本原因，并说明了盖莱克政权（1970－80）失败的程度。
这些策略原本预测经济迅速发展，生产潜力增长，现有生产能力现代化，个人收入增加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费物品供应改善，与外国贸易增长等。
波兰经济在1971至1975年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发展，工资水平大幅提高，但当权者的任意的政策很快便在投资和人口增长与生产能力和出口之间造成很大的关中，因此造成今日的债务。
1971至1975年的投资政策是平均每年增加18.4％，造成一种近乎强迫工业化的现象。受惠的部门包括钢铁业和电机业。
但与此同时，能源部门却完全被忽略。这几年煤的生产只增长4.5％，而钢铁冶金却达到9.9％，电机更高达14.4％，在1976－1980的五年计划实施调整后，电机业的发展仍是能源部门的两倍。
投资的不平衡和缺乏迅速提高能源生产的方法，是现今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一年中会有300日电力中断，影响大部份企业，成为生产混乱的主要因素，严重限制工业生产力。
另一方面，浪费能源的现象亦十分严重，而波兰工业亦有过量消耗生产原料的情形。总的来说，波兰工业比法、英、意等国消耗二至三倍的原料以生产同量的产品，亦是工业生产力达不到五年计划指标的原因之一。这亦解释了为什么出口贸易停滞和波兰产品争取新市场困难，所以在1978年，波兰工业生产价值占世界总生产的2.5％，但其出口只占1％左右。
农业
虽然国家对农业的补助在1979年达1,800亿波币，1979年更达2,500亿，约占国家预算的四份之一，但农业生产却下降了。1974－1979年的谷物生产比1974年为低。天气的影响是有的，但最主要是由于每公顷的单位收成减少。
波兰农业衰退的原因部份是由于农业的结构问题，部份是官僚的政策造成。首先是国营企业的荒谬的收成。平均每个占地4,000公顷的国营农场和330公顷的集体农场，总共占20％土地，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亦占二成左右。但它们却占去三份二的国家补助，而收成却不比私人农庄更好。国家年报无疑有指出，这些国营企业的每公顷谷物收成和畜牧数字，比私人高出25％，而平均占用人力少一倍，这显示了机械化的程度较高，特别是由于大量补助和种植的种类：在大片土地上种植谷物。但如果就生产一公斤的肉或一公升的奶来说，国营企业的成本分别为私人的二倍及四倍，一方面是由于大量投资以设立先进技术的模范农场引致，另一方面是国营部门的大量浪费的现象。生产成本的差距，令到国家歧视个体农民的政策看来更形荒谬。
对于大部份独立农民来说，30年来的情形都是十分恶劣的。每户的土地面积减少，三份一农户的土地面积少于二公顷。他们生产只够自己食用，不能供应给市场。另外约三份一的面积为二至五公顷，约四份一为五至十公顷。土地面积这样少，令机械化成为幻想。官僚的政策更力图使自耕农无利可图，以及进行分化。事实上，自耕农所受到的歧视性政策和微不足道的援助，或为他们现在困难之祸根。不仅肥料、农业机械和建筑材料短缺，而且国家政策令他们无法进行改进。如果他们要向银行借钱，就一定要把大部份收获以贱价售与政府；政府更可随时勒令某些农户集体化。所以农民都不愿投资在农场上，宁愿兴建一些房舍物业。
较年轻一辈之中，愈来愈多“农民工人”；他们在工厂工作，同时继续在农场工作，他们做工的收入往往用来支持农场上的家庭。艰难的情况令更多年轻人流向城市，令独立农民的平均年龄达55－60岁。
计划的失败
官方数字透露，1979年的企业不能完成计划的比率达到58％，而以往都不会超过35％的，估计1980年的比率会更高。因此，中央计划的虚假性质便暴露无遗。
但大部份专家，包括团结工会的，都似乎同意有必要将管理地方化和废弃大部份现有的指标，而以另外一些合乎实际的指标代替。现时的完成计划指标而不理其质量和生产成本的方式，应该以经济成效的奖金方式代替，这类争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关于计划的不合理，可以从正面表现出来：虽然最近两个五年计划都企图帮助消费品生产，但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仍高于生活资料部门的比率。当然，在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取得的成就都很大，各种肉类、牛奶、蔬菜的加工厂都有建造，再加上消费品进口的增加，和耐用品的生产增加，令1970年代初期的生活水平有重大提高。但另一方面，不同工业部门的发展缺乏协调，特别是能源部门，令到最近几年的利润水平大为下降，而特别在消费品方面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不协调。
官僚的盲目的政策并没有减少。即使在1976年由于经济停顿而决定放弃一些“巨大的工程”，但卡杜维斯的钢铁综合企业的建造仍然继续下去。在1979年第一期一种完成投入生产，生产能力为450万吨。要继续完成第二期工程，使总生产能力达到900万吨，就得再投入资金12,000亿波币。此外还有以亿计的资金投入现已停下来的船坞工程中，这些都显示了独揽大权的官僚的轻率和不负责任，对国家经济做成极大的灾害。
一系列被官僚定为次要的部门的科技水平落后，只是官僚的极端政策造成的恶果之一。在很多工业部门，工作环境更是差得可怜。例如华沙的一间铸铁厂，在高炉前面工作竟然没有保护设备，噪音和空气污染达到不可置信的程度。工资的差距亦很大。在同一间企业内，体力工人的工资竟然相差10倍，而在一些白领和技师之间更会达到20倍之多，妇女无疑居于工资制度的最低层，每月工资约二、三千波币，而全国平均工资现在约为五千波币。
官僚最近几年政策造成的最大影响，要算是社会福利方面。政府一直以来都漠视“非生产性”的部门（例如住屋、医院、托儿所等）的投资，不单影响大部份家庭的住屋、托儿所、医院床位等问题，而且更影响免费医疗，令私人医生得益。教育经费的不足，令很多学校关闭，对贫苦家庭的影响更大在。很多学校现在实行三班制，上午班、下午班，及从下午四、五时开始的“夜班”。尤其令工人愤怒的是，在1979年政府决定增加国防经费的同时，竟然缩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预算。
经济危机的成因及出路
当权官僚决定重大事项的秘密性质，令他们能够作任何决定而不怕受惩罚。虽然其错误是这样明显，事实上，过去十年来，当局从没有真正改变政策的倾向。他们满足于微小的修正。1975年底，在欠下西方的债务达到危险程度进，便采取减少人口和局部停止投资的政策，后果是供应品市场情况变得更坏。所以当政府在1976年决定提高物价时，工人的愤怒便一发不可收拾。
经济改革讨论的中心，是价格制度的不连贯性。虽然这些讨论并未能提出解决方案，但它显示了经济流弊的程度，和价格政策的构成。肉类价格便是一个惊人的例子。
正如其他基本物品一样，肉类的零售价格是低于生产成本的（包括运输、行政费用和加工费等）。一个工人国家决定要补助某些物品的价格，是十分政党的。在1979年对肉类的补助平均为每公斤34波币，消费者付出的价钱在每公斤100至150波币之间，但生产者却只卖得每公斤40波币。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异，再加上政府补助的34元，都是落在中间的行政费、运输费、肉类加工费之中。但现在并没有企图减少中间的成本。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发展国营企业的畜牧部门，因而将肉类收购价格提高，及将饲料的进口大量增加。因此成为外债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同时又提高对食品的补助至每年1,700亿波币，为1979年全部工资的11％。
肉类与其他基本必需品（面包、牛奶、糖等）却不能混为一谈。统计数字显示出，较高工资的人才较多食肉。因此，这种补助事实上是要较贫的人津贴较有钱的人。
正如肉类价格显示的，价格政策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明显例子。计划中的肉类配给制度，原则上会改正这个现象。但如果工人对分配的数量不能施以管制的话，这个计划将仍会是官样文章而已。目前最重要的是改善供应，这便关系到整个计划制度和它所决定的价格制度，最弹簧门是要结束政治特权、官僚管理的不一致和浪费现象。
从团结工会出版的一些刊物中，可以见到下列现象：由团结工会会员组成的纠察队，在很多商店中，发现被收藏的不出售的货品。货品可能用来供应亲友或其他人。商店亦分开种类，例如供应军队和警察的商店的货品是有系统地比普通商店的高级。
从另一层面来看，乌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之所以直接与“独立农会”的农民讨论拖拉生产的问题，完全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官方负责分配产品的委员会的官僚性质和无能，以及对改善情况的阻碍等。这亦是波兰工人面对的无数任务之一。
要改善经济局势，不单是要消除无数的浪费现象，压止无用的中间行政费以减低生产成本，更要改变现时整个管理和计划制度，要能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控制所有影响计划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决定。
一个基于平等基础，可以满足工人群众的需要和愿望的社会的建立，意味着官僚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目标不单是经济改革，而是一个政治革命。
（小点节译自1981年2月16日《国际通讯》法文版）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4 21:31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
波工会领袖检讨局势及工会战略
译者：微丝
【这里译载的两篇珍贵的文章，是史维克SEVRAC在波兰国内访问两名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纪录片段。该两名领袖来自波兰国内十分不同的地 ——西南部的机械制造业中心城市希维德尼察SWIDNIK和来自南部的煤矿区西里西亚SILESIA。
这些访问在1980年10月中进行，它们帮助我们了解今日波兰的工人反抗运动的现实。在“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号召的11月10日总罢工失败了、华里沙也获释了的今天，它们也有助于我们对现况的了解。】
在希维德尼察：工会被解散后的局势
我认为，今日的局势比[1981年]12月13日之后的形势更具爆炸性。首先是因为恐惧——战时状态头几个月的群众性现象，即使未消失，也已经减弱了。人们已习惯了，他们见到被拘禁者回家了，被解雇的工人（如果他们是技术工人）也重新取得工作。在希维德尼察这个城市，飞机工业总共有超过三千名工人被解雇，但他们大部份已重新找到工作，因为没有他们就无法生产。普遍的现象，是军事委员今日解雇工人，厂长明日就重新雇用他们。
另一个情况是镇压的疯狂性质。如果你在街上接过一张传单，可以被判七年监禁；如果你领导一个地下组织，刑罚也一样；当局没有加以区别。于是，人们结果便是习惯了当局的镇压；而且，由于镇压的受害者之间的声援很强大，他们知道可以依靠工会的支持，所以人们敢继续冒险。
10月8日星期五当局宣布所有工会均为非法，这行动将人们团结起来。甚至某些个别部门的工会或是自治的工会也作出激烈反应——即是那些非追求名利的人。一名工人甚至对我说：“如果中央委员会明天庆祝弥撒，我也不会奇怪，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原则的。”雅鲁泽尔斯基的领导班子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憎恨。这是目前人们战斗性的基础——这种憎恨，以及无法忍受这个憎恨的深深的信念。
局势另一个情况是镇压部队的士气低落。我们知道当局视军队为不可靠的。如果团结工会在里面认真工作，是可以带来结果，而且快速显效。但现在新的情况是防暴警察ZOMO的士气低落。他们已太久未能回家了。我们得知他们之间常有争吵，喝醉时甚至互相枪击。他们很贪污腐败，从事许多黑市买卖，尤其是燃料买卖。这点很重要，因为这表示防暴警察ZOMO不再是听话的机器了。可能有一天，它的队伍中的混乱会在街上显现出来。
对新工会的杯葛是广泛的。即使政权的计划是令新工会主要成为社会救济机构，能够分发一些特权来诱骗人们，但这个计划是空想的。在现时的经济情况下，并无甜头可以派发。
团结工会的状况
我们这个区域以及整个卢布连区进行得较好的工作，是援助镇压的受害者，以及进行工会教育工作。后者的重要性，在于它给予尤其是大学青年一些事情可做，并避免这些青年与工会其他部份之间发生隔阂（这情况在某些区域有发生）。但这并不是说每样事情都在好转。各工厂之间有巨大的通讯困难。人们不信任对方。如果他们不认识对方，恐怕被当局挑出来，就会避免接触。更甚的是，有时政治警察（ＳＢ）自己会试图组织联系，这就只会在后来增加人们之间的不信任。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会领导中大多数的政治混乱。库伦的幻想——以为我们可以与官僚层达至历史性的妥协——仍然在许多工会活跃份子中间存在。这导致许多行动的目标变成向政权显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试图扭转力量的对比。工人要的，是能够带来结果的行动，即使结果是有限的。现在，越来越少人（特别是最政治化的人）愿意只为一个象征式的斗争冒险。如果不断提出同样的要求而没有这些要求的具体前景，这种提法能维持多久？
如果没有具体前景，工会领导层将会看来与他们的基层更脱节，变得更为孤立。特别是如果因为缺乏战略而犯下策略性错误的时候。举例来说，杯葛官方报刊的口号在1982年7月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进行之中发动。这是知识份子、专家的态度。工人会犹疑，在报摊前踱来踱去，最后是购买了报纸，因为报纸难得有些他们有兴趣的东西。而作出这个决定的领导层则令本身和令工会失去威信。
前景
我对于总罢工的提法（今天的提法）仍存疑。工人已明确说了：如果总罢工是将自己关在工厂内、占领工厂，那就不会带来什么改变。因为这样的情形下，决定罢工能维持多久的是警察。当警察袭击工厂时，罢工也就停止。以往的罢工的后果（在1982年春天，差不多每周都有罢工的号召），对工人的意识仍有影响。那些罢工没有任何成果，后果则只是以千计的工人被解雇，以百计的工人被监禁。因此，我担心人们不会跟从在11月10日星期三进行罢工的指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战斗，或是他们已非政治化。相反的，原因是他们有政治化的想法，而他们看到这种罢工并非一个全面前景的一部份，只是又一次象征式的行动。
人们是愿意进行艰苦斗争的，条件是团结工会的领导层能够为工人提出一个全面的战略。他们甚至愿意进行总罢工——只要这个罢工能导向政权的问题。没有前景，工人只认为这是儿戏的；工人并非棋盘上的兵卒。
如果有一个全面的计划，能明确地提出政权的问题，那么人们将会愿意作出重大牺牲。他们甚至会愿意（正如这个区已开始发生一样）进入军队工作。但没有人会在没有前景的情况下作出牺牲。这就是团结工会今日最主要的弱点——缺乏战略、缺乏一个知道要走向哪儿和每一刻都不犹疑地向目标前进的领导者。
附图：当波兰官僚在1981年12月宣布军管后，工人立即起而反抗：上图是格但斯克工人守卫船厂；下图是西南部城工人在团结工会会所门前步（疑为“与”）警察对峙。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4 22:26
波兰放宽军管假象的背后
作者：小点
在实行军法统治一周年之后，波兰国会在12月18日通过议案，给予国务委员会停止和必要时重新实施军法统治的权力，放宽去年军管以来实施的限制，包括有关拘留、罢工、抗议示威、社团活动、邮政电话检查、国内旅游等限制，但同时授权政府可随时实施这些限制措施。此外，以后的罢工和抗议运动将根据波兰在10月颁布的新工会法处理。违反这项法令的工人和学生，将会被解雇和开除学籍。
在12月23日，军政府宣布释放在军管法例下被拘留的全部被囚者，但七名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立刻再被逮捕，当局没有说出逮捕的理由，也没有宣布获释的人数。
继11月13日释放华里沙之后，波兰军政府实行的这一连串措施，是否代表了它放弃军法统治呢？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见到，这只是一个花招而已。表面上的一些放宽限制措施，其实背后早已用其他限制措施填补了。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仍然被剥夺，只是剥夺的形式较为隐蔽而已。重要工厂自然随时可被置于军事接管的状态，以粉碎工人的组织。表面上，军法统治是放宽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难怪波兰大主教也要表示对议会持“保留态度”，甚至反对其中一些法案，指出这是“心理恐吓”和“独断独行”呢！事实上，正如本期另一篇文章中波共官僚的自白显示，撤消军管只是解除表面的战争状态，却通过给予政府的各种特别权力，换了较低层面的特别状态而已。
波兰军政府对放宽军法统治的解释，是他们控制了来自地下反对者的破坏威胁，同时也因为受到经济危机威胁的国民经济有某些改善的迹象，但由于国内“反社会主义”组织及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颠覆威胁，意味目前只能暂放宽限制，并预料到明年中才会全面撤消限制。其实，军政府这些理由除了互相矛盾之外，更是不能立足的。团结工会地下运动在11月10日的大罢工尝试中虽然失败了，但整个运动并没有受到挫败，一年来的形势充分显示了工会反抗力量并没有被政府的镇压行动摧毁。整个波兰社会的反抗情绪仍然存在，虽然有一定的混乱和退却。更主要的是导致整个波兰工人运动的客观矛盾仍然存在，甚至是加深了。波兰经济并未像政府所说有改善的迹象，相反地，它是每况愈下了。1982年上半年的生产比1981年下跌了7—14%，下半年的生产更加下跌了。即使煤的产量在各种镇压、分化的压力下，在1982年5月比1981年5月上升了23.3%，但比1980年5月仍是跌了27.7%。很多企业只为苏联生产，产品85%或90%运往苏联，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军政府实施这一连串措施，是为了更长期实施军法统治铺路。一方面，它希望藉此改变军管对外的形象，将军法统治隐蔽起来，要求西方国家取消（对）波兰的制裁。波兰12月15日宣布停止与美国的双边科技、文化交流计划等报复美国经济制裁的措施，明显地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压力。
另一方面，它希望以长期的正式法令代替临时的军管法，将军法统治的内容制度化。它以新工会法取代紧急法令中关于罢工、示威等条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它表面上取消紧急拘留令，只是以其他法例去囚禁政治犯。事实上，据工会人士估计，被军政府以紧急拘留令拘留的人数，从初期的7，000到20，000人已逐渐减少到11月下旬估计的800人。但根据其他法令被判刑的人却超过5，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团结工会基层活跃份子，罪名是在军管后继续工会活动、派传单等，他们分别被判刑3年到10年不等。在释放华里沙的同时，军政府却检控工会地下领袖法西纽克，也是这个手法转变的明显表现。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军政府希望籍此制造一个适当的政治气候，让军政府与波兰天主教会的历史性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甚至在实施军管以前，政府与波兰天主教高层领袖已开始了广泛的接触。格兰普大主教一年来与政府会谈的次数，多过以往30年教会与波共领袖接触的数目。在对待团结工会方面，格兰普充分利用天主教教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表面上支持团结工会，实际上却反对工会的每一个斗争行动。工会地下组织的每一次斗争号召，都被教会以危害和平和鼓励仇恨的借口予以斥责。在11月10日总罢工前两天，教会却发表声明，表示与军政府的会谈很有建设性，又迫不及待宣布教宗可能在明年中访问波兰的消息，以消除人民对罢工的支持。在华里沙获释的背后，教会的影响及其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其后，教会更不断宣传与波兰政府进行全国和解的可能性。军政府发言人亦宣称与教会的关系比在军管前更进一步。最近，波兰国内外关于成为共党国家内第一个基督民主党的传说甚嚣尘上，足见军政府与教会高层官僚的合作可以到怎样的程度。而教会利用工运作为本身争取政治影响力的筹码，这手法亦可见一斑。当然，教会高层与军政府的妥协并没有扩展到基层神职人员方面，特别是在工人区的神父等。而格兰普亦受到不少来自基层的反对压力。但教会的由上而下的独裁架构和思想体系，仍然帮助它在工会地下运动和不少群众之间造成裂痕。
波兰军政府在玩弄一连串放宽军管的手法时，事实上却丝毫不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当然与它自知军管一年并没有击毁社会的反抗力量有关。在12月16日纪念1970年波罗的海暴动事件死难者的集会上，华里沙准备发表演说。但政府却大为紧张，将华里沙拘留了大半天，制止他参加集会，又对西欧电台的广播进行大规模的电波干扰，恐怕这事件会在全国造成严重影响。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军政府的虚怯。
另一件反映军政府不得民心的事实，是在新工会法解散所有工会组织之后，政府企图成立御用工会的情况。在团结工会的呼吁和社会的自觉抵制之下，新工会受到广泛的杯葛。即使在政府以加薪和提供到其他东欧国家度假6星期的引诱下，到现时为止，在4万个企业之中，只有3%成功地召集到必需的15人组织新工会。连政府官员也表示最少要2到3年时间组织新工会。
当然，波兰社会对军政府的唾弃，并不等于地下工会组织前景一片光明。在艰难的活动条件影响下，地下工会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中旬工人自发反抗政府取缔团结工会的罢工潮和11月10日号召的大罢工之中遭受挫败，影响到它在运动中的威信，而被迫取消原定在12月13日举行的全国抗议行动。工会内部亦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地下运动更受到军政府的一些打击，不少基层和工会领袖被拘捕。工会组织者被迫更谨慎，因此与社会的隔绝就更大。但地下工运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依然存在。工运目前需要更深刻地检讨整个社会局势、人民对社会斗争的意愿、工运活动条件、对运动的前景等。更要检讨工运的政治缺点，例如相信与政权达成任何妥协的幻想、认为教会并非热衷于推动本身的政治而只是表现社会愿望等。它必须从速订立一个清楚明确的纲领，要包括目前和长期的政治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确切步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工会地下运动才能团聚社会上的支持力量，利用军政府政策转变的任何缺口，来推动波兰的政治革命。
1982年12月26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2-24 22:31 编辑 ]
作者: 一八七一 时间: 2007-2-24 22:35
整理硬盘，发现前年下载的不少关于当时波兰的中国报刊文章，caj格式。个头有点大，近百兆，发到哪里合适？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2-24 23:25
QUOTE:
原帖由 一八七一 于 2007-2-24 14:35 发表
整理硬盘，发现前年下载的不少关于当时波兰的中国报刊文章，caj格式。个头有点大，近百兆，发到哪里合适？
传给文库，可能保存久些。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6 23:45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10期（总第106期）
女战士领导绝食抗议波兰政权
译者：涓滴
“5年之前，当格但斯克船坞工人开始他们的罢工，保卫我和反对我被解雇的时候，我从未想像到这会触发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不是我的功绩，是神利用我，令我成为罢工的触发者。但在5年之后的今天，经过团结工会的合法存在时期之后，经过紧急状态之后，在一个镇压和政治审讯的时期之中，我惊恐地看波兰的前途。我们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充满着困苦。对我们妇女来说，生活特别艰苦。生活水准严重下降；物资短缺是经常的担忧；无尽的长龙，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
这是团结工会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的说话，解释为什么她在1980年8月触发的斗争不应被容许消逝。她继续说：“我深信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它亦是一个严重考验人性的时期。全体波兰人民必须通过这个力量的考验。身为妇女，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怎样保卫它。我们要和平改革，保证较好的前途。让我们妇女讲出我们日常生活的实况及快乐和美好生命如何从我们之中被夺走。我们全部被艰苦工作消耗尽、被踩在脚下、不断被骚扰。我们被我们不同意的标准统治着……因此我呼吁所有良善的人，特别是妇女，作出更有力的行动，抗议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生活。”
这些说话显示了华伦天娜维兹仍然是一个叛逆者，仍然是热诚投身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今年初以来，她一直领导了在卡高夫市附近一间教堂内的轮流绝食行动。当波兰运动未能尽责或在退却的时候，她采取了主动。她脱离了团结工会架构的控制，选择直接向群众说话以推动他们行动起来。在1981年春天，她被华里沙迫离工会的区际领导层，因为她反对与统治官僚妥协的政策。在今天，她的行动明显地令一些团结工会领袖感到烦恼。地下工会领导层控制的刊物，对于这些抗议行动的沉默，似乎是证明。
绝食者在7月政权成立纪念日进行了公开游行示威。绝食者透过种种行动，要求停止迫害和囚禁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停止肉体和精神酷刑、停止以政治理由解雇工人。他们抗议政权的不断镇压威胁、抗议生活水平剧烈下降、反对官方宣传机构对教会和宗教价值的攻击、要求尊重波兰宪法，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直到8月，共有351人参加了绝食抗议，其中有男有女，有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来自多个地区和城镇。总共有74个团结工会地下工厂组织表示了支持。多个工会领袖探问了绝食者。上西里西亚矿区的团结工会组织发动了运动，在区内支持绝食者和派矿工代表慰问他们。
绝食者致信华里沙，要求他对国家的情况采取正确的立场和积极支持团结工会内不同小组企图重新团结斗争的行动。绝食者在一份声明中呼吁那些“在经过5年的战略和策略错误后”的人，“坚持团结工会的理想，保持共同的目标和虚心容许争取自由的斗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绝食者的行动，是对工会运动及其领导层目前的危机作出反应。
绝食抗议运动在教会内做成的分裂正在扩大。一些教士支持运动，甚至帮助将它扩展到其他教堂。但其他教士，特别是高层架构，对绝食者当作异端排斥，指责他们，禁止他们的代表团在传统朝圣大集会上展示横额等。
华伦天娜维兹并没有向这些压力屈服。她对教会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在教堂内聚集，因为它们提供自由言论的庇护所。斗争不能（限于）在教堂内进行”。
这个态度在工人之中似乎十分普遍。在9月的另一次数万人朝圣集会中，集会者公开展示团结工会的横额和高呼：“没有团结工会便没有自由！”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2-26 23: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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