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革命者的战略 ——波兰《国际通讯》对重组左派的建议(8)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5 10:40     标题: 本篇未完，但较重要，有劳丁老哥查一下。
波兰革命者的战略
——波兰《国际通讯》对重组左派的建议
(摘译自英文《洲际通讯》第22卷20和21期，原译自波兰文《国际通讯》83年12月／84年1月第13期)
译者：翱行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3月第十二卷 第1—3期（总第97—99期）
　　当德国希特拉军队和苏联在1939年9月进行波兰的第四次分割时，托洛茨基预见到受独裁苏联官僚控制的地区，会有以下的发展状况：
　　『……莫斯科政府将会没收大地主和将生产手段国有化贯彻到底。这个发展之最有可能，并不是由于官僚保持对社会主义纲领的忠诚，而是由于它既不愿也不能够与占领区旧统治阶级分享权力和权力带来的特权。在这方面可作一比较。第一个波拿巴以军事独裁剎停了[法国]革命。但当法国军队入侵波兰时，拿破仑签署了法令：『废止农奴制度』。这个措施并非由于拿破仑对农民同情，也不星出于民主原则，而是因为波拿巴独裁政权不是建基于封建财产关系，而是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同样地，正由于斯大林的波拿巴独裁政权的基础并不是私有制、而是国有财产制，红军入侵波兰应该会导致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以能够将占领区的政权与苏联政权变成一致。法律，反映了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动力。
　　『这个性质上革命——『剥夺剥削者』——的措施，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以军事独裁形式达致的。要求新地区的群众任何要求独立活动的呼吁(如果没有这些呼吁，即使是极为谨慎的呼吁．是无法构成新政权的)，无可怀疑地会在将来波冷酷的警察措施镇压下去，以保证官僚对觉醒的革命群众的压倒地位。』(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英文本第10页)。
　　这正是1940年代中期发生的情况。
　　从上而下的革命
　　当苏联军队在44年7月进人波兰时，波兰正出现革命前夜的局势。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卷入了广泛阶层的群众，有可能发展为社会革命。苏联企图争取控制和驯服这个斗争的危险是存在的。
　　波兰地下领油觉察到这个危险。效忠流亡伦敦波兰政府的军队司今表示主要的任务应该是：『从苏联手中取去波兰社会改革的主动性，立即采取措施，提高广大群众对领导层的信任，取得群众的支持．甚至是在与苏联公开冲突的时候。具体的措施是要立法将波兰现时制度重整，无偿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进行土地改革，将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社会化，和成立工人议会，推行普及教育和社会福利，确立立法和自管团体的选举原则。』
　　在地下组织内活动的波兰左派．虽然傅统上并非革命的，但在与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紧密结合之下，受到社会的革命希望和要求激进社会、经济改革的影响。他们在华沙起义之中，推动地下国会通过激进的（……？原文阙，亦无句号）
　　地下国会在45年7月最后一次大会中，在苏联保安警察的包围中，发表了『地下波兰的遗言』，勾划了波兰本应出现的制度的特点：建立完全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自管；大资本主义资产社会化，公平分配社会收入；保证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共同管理，和提供物质条件保证家庭的存在和个人的文化发展：工人阶级在不受限制的工会运动内，争取本身权利的斗争自由；公正推行土地改革。
　　这个『遗言』被随瞒了40年，因为它暴露了当权者的谎言：波兰工人党是当时唯一有根本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纲领的政党，其它地下政党和组织只要求重建资本主义。
　　苏联军队的进占和雅尔塔协议将波兰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被椎翻，不是经过由下而上的革命，而是与苏联现有制度的『结构性同化』。斯大林将它解释为从上而下的革命。但这个革命同时也是预防性的政治反革命：它不但在没有群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更是为了对付他们。它阻止，甚至扼死了独立的社会运动和从下而上的革命。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苏联军队在华沙起义时期勒马不前，没有帮助起义群众，坐视德军镇压起义，从而达到苏联两个目标：摧毁地下国家的组织，摧毁群众社会运动。在德军被赶走之后，在多个地区自发的工人自管运动随即被镇压。从下而上的革命因此被扼杀。群众不准将推翻资本主义转为胜利成果。代替真正工人的自管权力的，是独裁官僚的权力。
　　左派的投降
　　托洛茨基在1939年写道：
　　『我们不对克里姆林宫寄与任何历史任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克宫占领新的领土。……在红军占据波兰的同时，第四国际成员必须最坚决寻求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分土地给农民，成立苏维埃和工人委昌会等。与此同时，他们一定要保持政治独立性，在选举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时，争取后者完全独立于官僚，他们必须以不信任克宫及其当地代理人的精神进行革命宣传。』  (同上，第20页。)
　　不幸地．波兰左派在40年代中期的态度完全不同。因此，归根到底，他们要负起波兰出现独裁政权制度纳部份历史责任。
　　认同社会主义左源传统的库伦写道：
　　『毫无疑问．波兰左派支持由胜利的红军坦克引进的制度。大部份的左派阵营(在国内的差不多所有战前波兰共产党党员、大部份波兰社会党党员、和很多农民党党员)，都是站在胜利者的一边。除了少数例外，每个人都想支持左派纲领提出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苏联制度。但我们强调仍然有企图积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库伦：《思想原则》54页)
　　但为什么波兰左源(包括社会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合作呢?我们不同意库伦的看法，他认为这是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独裁不熟悉：因为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这是由于他们怀有幻想，以为可以与斯大林主义共存共荣，迫使它接受某种『历史性妥协』。
　　左派强调需要保证政治民主和自管，要求议会民主，以保证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但他们同时赞成这个多党制垄断所有政治活动，由各政党以社会力量的『名义』进行政治活动，而不是由社会力量本身。
　　例如，在自管制度方面，他们关注到工人应该能够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工厂委员会。但他们不关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些委员会是否有真实的权力。独立于国家政权，而实现它们的自管。正因为这个原因，45年通过的工厂委员会法令，能够轻易地将委员会的权力降至最低，而同时有极之民主的选举制度。
　　战前的波兰社会党是最大的工人政党。在与斯大林主义合作的同时，它以保卫党本身利益为先，而不是群众的民主和独立行动。它看不到斯大林主义者从一开始便走向垄断政治权力的政策，到处将群众的独立行动和初生自管权力组织扼杀。县后，连社会党也被共党官僚架构并吞了。
　　因此，大部份并非斯大林主义的波兰左派最后也向斯大林主义投降，原因是这些左派并不是革命的。它们不能以基于群众独立行动的从下而上的革命战略来对抗『从上而下的革命』。
　　波兰革命因此在40年代没有真正从下而上地发生。但现在的革命性质已与以往不同：它不是要对付资本主义，而是要对抗一个从上而下推翻资本主义而诞生的政权。当时，它是一个社会革命：现在，它基本上是政治革命，即是将现时政治权力制度恨本转变为一个容许市民和工人以自管形式行使权力的制度，能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容许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和社会发展计划民主化，亦即为自管共和国提供条件。
新左派的出现
　　波兰第一次反官僚(反独裁)革命在1956年10月爆发。主要的力量是工厂内的工人自管委员会运动，为政治权力制度民主化的斗争带来革命的性质。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随后亦有过短暂的复苏。
　　这个左派采取了从下而上的革命战略，但只是有限度的，因为它不能与独裁政权的所谓自由派割断联系。自由派终于能够以各种让步赢取了社会运动的信心，重新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最后将它们解余武装。
　　几年后，库伦和莫扎鲁斯基在《给党的公开信》中描写这段时期的左派(包括他们自己的根源)：
　　『左派兴自由派的最主要分别，在于对工人委员会的立场，前者从工人委员会中看到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新政治权力的架构。但左派十分参差。它没有与工人委员会运动内的技术官僚派割断关系，也没有在政治上与自由派官僚断绝开来。它没有以无产者运动的面貌，与普通的反斯大林主义阵线区分开。在这个情况下，它不能制订本身的政治纲领、有系统地在群众中散播网领，或成立政党，因此，它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只能转变成当权自由派官僚的左翼附属品。』
　　到了60年代中期，独裁政权从56年开始的『正常化』过程早已完成，但新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正在滋长，而在数年后爆发。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建立一个革命左派的努力，这是自从斯大林政权在1930年代初期镇压了苏联的左派反对派以来，在『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次历史性尝试。库伦和莫扎鲁斯基64年著名的《给波共党华沙大学支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党员的公开信》，反映了从『十月左派』衍生出来的政治层份在纲领上的激进化过程。
　　这封信除了分析官僚权力制度之外，还包括下列论点：『今天，在制度发生普遍危机的时期中，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于革命：推翻官僚层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控制本身的劳动和劳动成果，和决定生产的目标——即是说，建立基于工人民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信内还勾划了建基于工人委员会的新权力制度的纲领轮廓。
　　公开信的作者谈到他们的努力：『这个活动的重心一定要以纲领形式阐述工人阶级的利益，及通过纲领讨论和工人参加争取短期利益的斗争，例如罢工行动；在工人中推动对政治目标的更大醒觉。长远地会导致组织工人阶级加入自己的政党和工会。』
　　实际上，这个活动并没有走出年青学界反对派的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为68年3月学生起义时期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斗争准备了条件。
　　无论如何，这个努力标志了与波兰左派传统在纲领上的基本决裂。它勾划了由群众自己进行革命到底的前景：推翻独裁政权，以新的政权取代——一个基于工人委员会，从群众本身的斗争和组织产生的政权。
　　但这次决裂很快便消失了。在70年左右，库伦和其它异议运动份子否定了革命纲领，坚持说波兰的自管制度不但能够，而且必须以不经过革命来达到。
　　『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KSS—KOR)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并非由64年的公开信内的纲领作指导，它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社会架构，目标是保卫那些由于思想而被迫害的人和支持独立于独裁政权的社会活动。它团结了一群民主异议知识分子，最初是保卫1976年6月事件受迫害的工人，其后发行刊物，组纤工人小组、自由工会委员会和工人工厂委员会等，后者成为在政权工会架构内独立行动和初步联系。它强调团结和互相支持，包含了80年8月的种子。
　　『工人权利宪章』(见《十月评论》第48期)提出了从生活津贴到独立工会的基本要求，是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份纲领，虽然它只是一个最低纲领．并没有提出更先进的过渡要求。
　　胡亦克[《工人报》编辑之一]指出：『在这个新纲领之中，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缺乏一个广阔的前景……我们没有预见到庞大的团结工会运动的爆发。』
　　但这些错误并不在于民主反对派没有预见到强大革命的爆发。错误在于他们提出的战略忽略了革命的动力，即是说，它忽略了在革命中提出的权力同题。
　　自我限制的革命
　　从80年8月发展到81年12月，在今天仍然继续抵抗独裁政权『正常化』统治努力的社会运动，有着革命的性质。它是一个从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因为它透过群众的独立行动，寻求建立独立于独裁政权的自治组织和社会架构。建造今天的『地下社会』组织也是来自同一目标。
　　这个运动的整体倾向是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当其中大部份活跃力量，从纲领和实际行动中，认识到社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的独立，而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能取得独立。这些力量也自觉、半自觉或本能地表现了这个阶级的愿望——一个自管的社会，这正是社会主义。
　　运动的战略目标，在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通过的纲领中自觉地表达了出来。在工会被迫走入地下活动后，团结工会临时协调委员会的主要纲领声明也全力支持它。这个目标星建立一个自管共和国，即是一个综合了广泛政治民主和由社会拥有基本生产手段的制度。
　　但在整个运动直到现在的历史之中，它都处于战略的危机中，为此它在81年12月13日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呢?因为战略不但包括斗争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也需要勾划出争取这个目标的战略手段。
　　团结工会的战略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庞大的差距。这不单是制订手段跟不上制订目标，正如历史上很多社会运动情形一样。它是由于更重要的原因：在团结工会内部，有强大的流派拥有硬化了的理论观点，认为必须对战略手段施加限制，令到不能达到战略目标。换句话说，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矛盾，它们被一个自觉设立的障碍物分隔开来。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团结工会战略危机的来源。
　　由坦克保卫的界限
　　这个硬化了的理论观点，主要是社会自卫委员会内的政治流派的成果。它的主要领袖库伦认识到，在80至81年间，一个革命正在进行。他指出：『过去任何一个革命都导致夺取政权。在推翻旧秩序之后，革命领导层成为国家政权。』他认为波兰革命应该离开这个规律，即它应该限制自己：『如果我们做任伺事情令到苏联领袖当作是直接的威胁，他们会入侵。这点我很肯定。所以我认为这个革命必须自觉地限制自己，以避免这个危险。』
　　他说，波兰革命的界限，一方面要取决于独立社会行动的程度，另一方面要看克里姆林宫军事介入的准备程度，而这会随着苏联国际形势、国内离心力、苏联集团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等而转变。
　　他声称：『我们要认识到每个社会运动有它本身的动力，不能由运动内部(领袖)或运动外面(顾问)引领到这条或那条路上』。但他随即矛盾地写这：『是否可能对运动的动力施加限制呢?它是可能和必须的。但唯一的做法是用一个纲领，它要容许运动的发展而同时觉察到它本身的界限。』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在团结工会成立后不又，库伦写道：『我们一方面有这个伟大的社会运动、独立性和广泛的自管，但另一方面需要维持党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令这两点调和，一定要。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基于妥协的全新的模式。』他解释说，由于『我们不能越过推翻共党的政权界限』，所以必须『组织起来，取得必须的改革，而没有侵犯由苏联坦克保卫的界限』。
　　但是，在社会运动取得任何改革之前，它本身的存在已跨越了坦克保卫的界限，不单是苏联的，还有波兰的。这个界限其实在别处地方出现。莫札鲁斯基早在格但斯克协议后提出：『他们要求什么?自由的工会。共党永不会接受的。』81年12月之后证明他是正确的。
　　战争状态的出现最后和不可辩驳地证明了：当权者不能与任何形式的工人民主共存，无论是独立工会或是工人自管组织，即使它们只限于控制了厂内的生产。他们不能容许这些，因为如果他们被迫让步，出现工人民主的架构，他们便会失去部份权力。新的政权将会产生双重政权(或至少是胚眙状态的双重政权)出现，在社会运动动力的压力下会迅速发展。波兰革命的经验再次证明，当工人开始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对这动力施加限制的。
　　在成立后不久，团结工会的存在本身已构成双重政权的状况。争取工人自管的斗争标志着出现新的经济权力组织，和长远地出现政治权力组织。(因为自管运动所要求的对经济的全面权力，不可避免地变成政治权力)。
　　双重政权的状况
　　它不能有别的发展。社会生活中不存在权力的分配。不可能基于某些『社会协议』，令代表对立利益的力量达致长久的谅解，和通过权力的分配而共同存在。有着停火意义的『社会协让』当然可以签署。但它并不代表权力的分配，它证实了双重政权状况的存在。而这个状况并不能长期地存在，每个『共存』政权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取得全部权力。
　　极权政权在80年8月签了社会协议，但它对协议的重要性没有疑问：这是一个停火，容许它重新组织力量，夺回完全的控制。不幸地，社会运动没有同样的醒觉，自欺地以为协议会是持久的，对方会尊重的。
　　政权立即利用了社会运动每次的自我限制，占取了社会运动放弃或未占取的地域，用来进攻后者已占取的阵地，即使是政权在协议中让步的阵地。因此，如果社会运动限制自己在保卫成果而不是利用每个机会将它扩大，它迟早会受到不可抵抗的攻击。如果社会运动不想输，它一定要争取完全的胜利。它一定要尽力推进，从斗争中测试政权反抗的限度，和加以克服，而不是只在理论上估计。
　　从这个双重政权的状况中，我们取得必要的结论：自管的机构在提出更多的要求时，事实上是取得更多的权力。最后一定要取得全部权力，这需要打垮极权政权的架构。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为建造一个自管共和国创造条件，需要将政治革命进行到底。现存权力制度的基础，是由官僚架构对社会的完全(即极权)统治：主要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亦是将所有其它社会阶层从属自己之下。
　　与这个政权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工人阶级和其它被压迫阶层的利益，只能由他们独立意愿和选择而组成的政权来代表和实现。这正是需要一个政治革命。
　　极权政权的中央架构，是官僚层统治社会的中心点，只能让社会屈服在它脚下，或是以革命将它除去。最重要是军队和警察镇压架构：文人官僚架构的解体和被推翻，并不足够。  ．  在81年，团结工会流传着幻想。库伦当时说：『把持权力的制度已垮掉。所以我认为可以称以后发生的为一次革命。这是推翻了现存秩序的革命。』
　　但政治权力是由控制了实质镇压手段的架构决定的。只要它们仍然存在，便能恢复受威胁的权力和重建其它架构。波兰革命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社会运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争取到最多的士兵和警察到自己的一边，因而将极权政权的军警架构孤立、解除武装和破坏其组织。
　　恐怕如果波兰革命威胁到极权政权的生存，苏联会用军事力量粉碎革命，这种恐惧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个危险普遍被单方面地看待，变成『地理政治宿命论』，瘫痪了社会运动战略的发展。
　　因此需要明白苏联极权政权的性质。它是绝对寄生性的；它的来源是1920年代的政治反革命。它并非建基于1917年革命建立的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上面的。相反地，它与它们保持尖锐的矛盾，这是它结构性的弱点。
　　美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加农写道：
　　『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与群众孤立起来，纯以暴力统治。当它表面上最稳固时，实际上是最脆弱的。纳粹军事力量的强大进攻，并不能从里面推翻苏联政棹。我们相信这有力地证明：俄国人民并不想以资本主义复辟和国家的殖民地式分裂，来从被咒骂和痛恨的斯大林主义中解放出来。但一次外来的强大革命范例，却能令整个政权和它的镇压和暴力架构彻底垮台。』(加农：《『美国世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350页)
　　克里姆林宫醒觉到这个危险，这正是驱使它可能军事介入波兰的主要推动力。但社会运动在发展它的战略时，更需要认识到，苏联政权对波兰革命的军事威胁程度，与波兰革命对它的威胁成为正比。苏联官僚政权恐惧自己崩溃，恐惧波兰革命会导致苏联本身的政治革命，配合了多个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
　　这个危险因此是双方面的。这从基本上改变了波兰革命前景的战略方向。
　　华里沙指出『不能在将来容许重犯我们在战时状态前犯的错误』时，解释说：『错误是在于我们没有将我们的主张散播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最广泛的社会阶层……我们不再有机会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普通人民解释我们的目标。这是值得记着的，因为缺乏它，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
　　革命左派需要取得协议
　　社会自卫委员会在81年11月解散主后，库伦和他的朋友发动组织了一个政治小组织，叫『自由、正义、独立』(WSN)。它的目标是『发展思想方式，将有社会民主思想主与波兰民主左派传统有联系的人团结在一起。』
　　这个小组的纲领立场并不明显。一份地下刊物评论说：『它保卫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成果，在纲领中不断提出独立的思想，小心地强调本身的反共产党立场。它要共产党负起波兰现况的全部责任，这个现况与社会主义没有共通点。但在阅读波兰社会主义左派的文章时，却很难找到运动面对的基本问题的答案。』
　　这个小组甚至连界定本身为社会主义小组也有困难呢。米奇力克在狱中写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名声被完全败坏了。在波兰，这个名词被糟蹋和意义含糊。所以应该放弃这个名词。但另一方面，波兰工人运动和它的党，提倡劳动人民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波兰社会党用了这个名词已有数十年。』
　　在这方面，可以回忆《工人报》在80年8月前如何对待『工会』这个名词的经验：他们当初害怕使用『工会』这个名词，只称为工人代表。社会运动的觉醒将会恢复『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真正意义，正如它恢复了『工会』的真正意义一样。
　　改良还是革命
　　但在今天的波兰左派中，很难找到对基本纲领问题出答案。『自由、正义、独立』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它的始创者的『自我限制革命』战略已证明是错误，但没有被修改所致。而且，到现时为止，这是团结工会内部的战略危机的主要理论来源。
　　『自由、正义、独立』继续支持基于自我组织和自管的从下而上的革命，但它拒绝按受一个基本事实：不可能忽视革命的规律。它反对提出政棹的问题，最后只能宣布自己不支持革命民主改良，因为革命只能推进到底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它被一个矛盾束缚着，因为在另一方面，它的始创人一直界定这个政权为极权，因此不可能改良。
　　但这正是大多数波兰左源的改良主义传统。过去，他们的纲领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革，而不是反资本主义革命。当资本主义波从上而下的革命推翻后，他们仍主张民主改革，这次是改革一个极权政权制度。
　　这并不是波兰走向自管的路。只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引导它到这条路上。我们强调革命，为了清楚地指出波兰社会运动所需要的，是政治革命的战略。
　　『自由、正义、独立』要求重建独立左派和波兰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同意它所指出的：在今天必须建立思想政治组织，这是将来民主国家内的政党的种子；同时，唯一能维持团结的途径，是通过对纲领分歧的客观讨论、明确的协议和清楚的纲领路线。
　　但如果左派拒绝社会运动的革命动力，寻求自我限制，及要求工人阶级不要太尖锐地斗争和同意与极权无限期地共存，是不能满足社会运动的愿望和要求的。只有彻底革命的左派，推动完全的胜利，才能完成它的任务，解决它面对的政治问题。
　　但即使社会运动已界定了它的战略目标，仍需要制订出它的战略手段：即是说，发展这个战略需要一个方法。团结工会的战略应该用这个方法：争取自管共和国目标票的基本战略手段，是来自社会运动的自管斗争组织，特别是发源自总罢工的组织。
(未完待续)——本人手头正好缺1985年4月出版的《十月评论》第4期（总第100期），续不上，有劳丁老哥了。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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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5 10:43     标题: 同一页里，顺便一同扫描校对和上传。到时另行分类。
南斯拉夫政治審訊的初步結果
作者：史慕嘉　　譯者：（不明）
资料来源：十月評論1985年1—3月第十二卷 第1—3期（總第97—99期）
　　南斯拉夫政權對6名異議者的政治審訊，在2月有了初步結果。其中3人以比較溫和的『敵對宣傳』控罪，被判入獄一年至兩年，他們現在保釋出外，等待上訴。一人無罪釋放，其餘兩人被分開來，另外接受審訊。
　　這次審判的結果。相比起去年7月一名左翼社會學教授被判8年監禁，和在審訊期間各被告被恐嚇會判監5年至15年來看，顯示了南斯拉夫政權在國內和國際的重大壓力下，軟化了立場。這個審判案的作用——恐嚇知識份子和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可說是達不到了。即使這樣，南共政權仍堅持判其中3人入獄，以顯示政權在容忍某種程度的批評時，不會容許對鐵托、黨或一黨制作出批評。
　　整個審訊過程充份顯出了政權導演這場審訊的政治目的。去年4月，當局突襲貝爾格來德一次『飛行大學』集會。將29人拘捕和詢問，其後便控告這6名異議者，罪名是組織反革命活動和陰謀罪。在整個審訊期間，控方並沒有提出絲毫證據，證明這些集會進行反對國家，只是集中審問各被告的政治意見、在各人家中搜到的文件中的意見。
　　迫使南共政權軟化下來，對各被告判以較輕刑罰的原因，是南斯拉夫國內知識界和國外，特別是西歐左派，對被告的支援。在去年夏天，一個廣泛的請願信行動發動起來。在知識份子之中，被告得到巨大的支持。在審判期間，被告的朋友每天散發通訊，報導各地的支援，例如貝爾格來德大學的支援聲明等。塞爾維亞19個著名知識份子組成保衛思想和意見自由委員會。即使在南共聯盟和高層領導人之中，也有對這場政治審訊持有不同意見。
　　國際間十分注意這場審訊，特別是西歐左派圈子對被告的支援，令南共政權感到重大壓力。西德綠黨兩名國會議員更出席旁聽初期的審訊，表示關注和支援。雖然南共政權在報章輿論上發動大規模的宣傳，攻擊各被告，但審訊的初步結果顯示了：各地的支援行動阻止了政權加強對異議份子的政治迫害。
　　這場政治審訊仍未完結。3名被告的上訴仍未開始。另外兩人的審訊仍待進行。更重要的，是推動南共政權加強對知識份子的政治恐嚇的客觀因素仍然存在，包括國內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危機、200億美元的外債、50％的通貨膨脹率，龐大的失業人數、貧富懸殊的加劇、各共和國之間的利害衝突，等等。因此，國際上支援各被告的行動仍待繼續加強。
保加利亞老革命家對史大林主義的長期鬥争
　　特米泰．加謝夫是保加利亞共產黨和該國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始創者之一。他現年87歲，曾在獄中渡過23年歲月。在今天，他再次受到迫害。
　　反對者嗎？保加利亞斯大林主義者已將這個名詞從字典中刪除了。據84年國際特赦協會年報報導：『持有與當權者不同意見文件或想法的人，會受到最多5年監禁的刑罰，罪名是對國家作敵對的鼓動和宣傳』。異議者遠在國境之外也被追捕。在這方面，保加利亞秘密警察承繼了格別烏的臭名遠播的傳統。
　　如果一個人被囚禁15年之後偶然被釋放，這並不表示這個人會被遺忘。如果情況不宜於『合法』地迫害這個人，警察會派遣惡棍『將他修理』和搗亂他的住所。他們會用國家機器擁有的種種秘密行動手段來威脅他。
　　如果這個人向警方投訴，要求他們執行服務對付匪徒，他們會取笑他，勸告他想清楚，以『友好』的口吻威脅他，說任何事情都可以解決，他可以在更安全的地區得到一間住所，還有種種榮譽，只需要答應一個條件——放棄和公開地譴責一生堅持奮鬥的政治觀念。
　　他拒絕了。於是官僚對他的敵意更深，對他的迫害更厲害。一個小官僚一生之中都在尋求爬升的方法，他欣羡上級乘坐的汽車，同僚的別墅，鄰居的彩色電視。這種保加利亞國家機器的產品，又怎樣會嘗試明白為什麼有些人會拒絕伸手接受他一生都在期望的榮耀呢？
　　不會的!正因此，警察直接關注這個反對者的命運。他們甚至互相競逐來打擊這個人。事實上，反對者是對政權的一個威脅，不單是因為他所寫或听說，更因為他表現為完整人格的範例。
　　這樣一個反對者的存在，是國家全能警察機器眼中的一粒沙。他的人格反映了政權大大小小人物的貪慾。這一個人的名字就是特米泰．加謝夫。
　　加謝夫生於1897年，成為醫生和律師，年輕時便加入了保加利亞社會黨。其後，他參與成立共產黨，後者成為共產國際的保加利亞支部。他被共產國際派往德國，幫助德國支部建立軍事架構。回到保加利亞之後，他加入了共產黨軍事機構領導層，參與了1923年9月的起義。
　　在1923年，加謝夫已支持布爾雪維克黨內的左派反對派的立場。在25年4月，保加利亞警察將一連串炸彈事件推在共產黨身上，將加謝夫和數百共產黨人拘捕，判以死刑。當局在執行了第一批死刑之後，便將其他人改判監禁。
　　在獄中(他直到1932年才出獄)，加謝夫積極參與了震撼共產黨的辯論。這些討論是由保加利亞黨的錯誤和俄國黨內的分歧而激發的。保加利亞起義的失敗。是共產國際早期的一個重要事件。環繞這個問題的辯論，是成立左派反對派的其中一個因素．因此，保加利亞此大部份其他東歐國家有更長遠的托洛茨基主義傳統。在普羅迪夫市，加謝夫成立了第一個保加利亞托洛茨基主義小組。出版刊物《解放》。
　　國際主義共產黨在1945年從這個小組誕生，要求被承認為第四國際的保加利亞支部。它與無政府主義者和左傾農民黨結成聯合陣綫，參加了保衛民主權利的鬥爭。當時，加謝夫是保衛人民和公民權利同盟的領袖之一，領導這個組織的普羅迪夫支部。
　　加謝夫是國際主義共產黨的政治書記。但這個黨及其他革命流派，例如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不能見容於已在鞏固下來的保加利亞斯大林主義政權，特別是托派和無政府主義者正開始在一些工廠取得影響力，證明有能力初步領導工人罷工的時候。
　　45年5月至7月，警察採取了行動。國際主義共產黨被鎮壓，它的活動份子被判長期監禁。加謝夫被判終身監禁，直到1962年蘇共第二十二次黨大會之後才獲得釋放．在獄中，他的行為是典範的，一直拒絕對斯大林主義者作絲毫的讓步。
　　現在，保加利亞官僚又再次企圖打垮這位模範的戰士。
『譯自《國際觀點》第6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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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5 10:53
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8月　第七卷  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8期）
波兰的社会危机
　　属于政权开明一翼的『经验与未来』组织(由百余新闻从业员、学者和知识分子在七八年十一月组成)，最近写了一份有关波兰社会状况的报告。其中说，除非采取激烈措施改变目前形势，否则『负面因素会日增，并达到雪崩阶段。』
　　报告说，经济问题不是社会日益的不满的唯一根源；『我国目前的危机首先是社会和政治性质。』其中的问题包括社会生活上的特权和不平等；政府和经济上的官僚主义与无能；对苏联的反感因政府的奴才式宣传更加剧；以及肉食短缺。报告说，人们对政府极不信任，对报刊亦然，甚至坏消息也不相信了；如果政府不恢复社会的信任和创意力，那就将会发生『公开的社会冲突』。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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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5 12:09
国际近事评述（小点辑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5月　第十二卷  第5期（总第101期）
团结工会三领袖被判刑
　　据1985年6月14日路透社、法新社波兰格但斯克电：已被宣布为非法工会的波兰团结工会3名领导人，弗拉西尼尤克，(31岁)、米奇尼克(38岁)和利斯(32岁)，在6月14日被裁定犯了领导非法工会罪和煽动公众骚动罪，分别被判监3年半、3年和2年半。
　　辩方律师为他们辩称无罪，表示控方是根据警方捏造的证据来提出诉讼的。
　　3人于2月13日在格但斯克一楼宇内与团结工会领袖华里沙开会时被捕，他们准备号召一次十五分钟的罢工，去反对当局拟议中的食物加价。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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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5 16:21
女战士领导绝食抗议波兰政权
涓滴辑译（国际近事述评）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 第十二卷 第十期（总第106期）
　　『5年之前，当格但斯克船坞工人开始他们的罢工，保卫我和反对我被解雇的时候，我从未想象到这会触发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不是我的功续。是神利用我，令我成为罢工的触发者。但在5年之后的今天，经过团结工会的合法存在时期之后。经过紧急状态之后，在一个镇压和政治审讯的时期之中，我惊恐地看波兰的前途。我们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充满着困苦。对我们妇女来说，生活特别艰苦。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物资短缺是经常的担忧：无尽的长龙，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
　　这是团结工会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的说话，解释为什么她在80年8月触发的斗争不应被容许消逝。她继续说：『我深信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它亦是一个严重考验人性的时期。全体波兰人民必须通过这个力量的考验。身为妇女，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怎样保卫它。我们要和平改革，保证较好的前途。让我们妇女讲出我们日常生活的实况及快乐和美好生命如何从我们之中被夺走。我们全部被艰苦工作消耗尽、被踩在脚下、不断被骚扰。我们被我们不同意的标准统治着……因此我呼吁所有良善的人，特别是妇女，作出更有力的行动，抗议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生活。』
　　这些说话显示了华伦天娜维兹仍然是一个叛逆者，仍然是热诚投身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今年初以来，她一直领导了在卡高夫市附近一间教堂内的轮流绝食行动。当波兰运动未能尽责或在退却的时候，她采取了主动。她脱离了团结工会架构的控制，选择直接向群众说话以推动他们行动起来。在81年春天，她被华里沙迫离工会的区际领导层。因为她反对与统治官僚妥协的政策。在今天，她的行动明显地令一些团结工会领袖感到烦恼。地下工会领导层控制的刊物，对于这些抗议行动的沉默，似乎是证明。
　　绝食者在7月政权成立纪念日进行了公开游行示威。绝食者透过种种行动，要求停止迫害和囚禁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停止肉体和精神酷刑、停止以政治理由解雇工人。他们抗议政权的不断镇压威胁、抗议生活水平剧烈下降、反对官方宣传机构对教会和宗教价值的攻击、要求尊重波兰宪法，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直到8月，共有351人参加了绝食抗议，其中有男有女，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来自多个地区一2 8一  十月评论  第12卷  第10期和城镇。总共有74个团结工会地下工厂组织表示了支持。多个工会领袖探问了绝食者。上西里西亚矿区的团结工会组织发动了运动，在区内支持绝食者和派矿工代表团慰问他们。
　　绝食者致信华里沙，要求他对国家的情况采取正确的立场和积极支持团结工会内不同小组企图重新团结斗争的行动。绝食者在一份声明中呼吁那些『在经过5年的战略和策略错误后』的人，『坚持团结工会的理想，保持共同的目标和虚心容许争取自由的斗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绝食者的行动，是对工会运动及其领导层目前的危机作出反应。
　　绝食抗议运动在教会内做成的分裂正在扩大。一些教士支持运动，甚至帮助将它扩展到其它教堂。但其它教士，特别是高层架构，对绝食者当作异端排斥，指责他们，禁止他们的代表团在传统朝圣大集会上展示横额等。
　　华伦天娜维兹并没有向这些压力屈服。她对教会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在教堂内聚集，因为它们提供自由言论的庇护所。斗争不能[限于]在教堂内进行』。
　　这个态度在工人之中似乎十分普遍。在9月的另一次数万人朝圣集会中，集会者公开展示团结工会的横额和高呼：『没有团结工会便没有自由! 』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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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11:35
全民投票挫败波兰军政权
译者：韦健士（小点摘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 第十五卷  第1期（总第133期）
　　波兰雅鲁泽斯基政权在11月29日遭受严重挫败。它预期波兰人民在全民投票之中赞成政府的所谓『第二阶段经济和政治改革』。人民并没有这样做，从而拒绝给当权者任何合法性。政府在第二日正式承认失败。
　　人民要就两个问题投票。第一个是：『你是否赞成彻底推行激烈重整经济计划，目标是明显改善社会的生活条件，知道为此需要在两、三年内经历超速变革的困难时期?』。根据官方数字，只有44.5％的注册选民回答『是』。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赞成波兰模式的政治生活彻底民主化，目标是加强自管、扩大市民权利和加强他们参与管理社会?』只有46.26％注册选民回答『是』。
　　其余的选民或是回答『否』或是不投票的比率高达32％。两个问题都得不到所需的过半数。(有效投票率)
　　这是自1946年全民投票以来的首次全民投票。当年全民投票给与官僚独裁政权合法性。今天情况却不相同。当年斯大林主义的成功，除了得力于大规模伪造投票结果和警察恐怖外，还因为官僚政权仍在上升的阶段，它从群众对反资本主义改革的支持之中受益。今天的官僚政权是在没落之中，它对工人阶级和社会的统治和管理全国经济的系统正被尖锐的矛盾所侵蚀而陷于解体。
　　在击败1980至81年波兰革命之后，经过6年的正常化，尽管缺乏独立合法的群众组织和政治反对派，尽管社会严重分化和非政治化，但当权者仍证明不能够取得大部份波兰人接受它们的政策，即使是消极地接受也不可能。
　　全民投票的否定结果，不但是对波兰官僚及以雅鲁泽斯基为首的『改良主义』派的挫败，而且是它们的莫斯科支持者，戈尔巴乔夫领导层的挫败，因为雅鲁泽斯基是苏联阵营卫星国中的一个主要盟友。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专家希望透过雅鲁泽斯基的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可以创造条件，从劳动人民之中榨取巨额款项以偿还欠下西方银行的债务。世界银行更公然地加入投赞成票的宣传运动之中。它的总裁透过波兰官方通讯社说：『波兰人应该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改革计划；这是波兰人民的历史性机会。』
　　此外，在投票之前，雅鲁泽斯基会见格兰普大主教。这次会面纵然不能取得教会对政府政策的暗中支持，最低限度也得到了教会架构的善意中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
　　一个官僚政权在入民投票之中受挫败，特别是它承认受挫，是『社会主义阵营』史无前例的事。雅鲁泽斯基为什么承认失败呢？(当时他大可以伪造投票结果，增加一些赞成票的。)原因有3个：
　　首先、这样做的话，他会被迫声称大部份波兰人接受严重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大量伪造投票结果，会导致社会紧张加剧，增加群众爆发动乱的危险。其次，这样的伪造，会受到官僚政权内仍有影响力的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恐怕改变经济制度会威胁他们的权位，所以反对政权的政治自由化。最后，全民投票的虚假的胜利，将会令雅鲁泽斯基很难面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它们将可以说波兰人民支持改革，因此加强它们的要求。总括来说，伪造结果将会令政权各方面都受敌。
　　劳动人民拒绝政府的改革计划，也有3个原因。
　　首先，他们认识到这个政权的任何改革，只会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的残暴打击。支持『重整经济的计划』相等于接受『波兰人民共和国』最激烈的加价(政府宣布必需品会平均加价110％。这只会令更多人民加入已占四分一人口的赤贫者行列。
　　其次，劳动人民对官僚政权会诚意地推行任何改革或承诺完全没有信心，因此他们不能认真接受『波兰模式的民主化』这个提议。雅鲁泽斯基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概念迷惑人民，另一方面却完全排除组织独立政党的权利，连工会多元化也不准。他说会考虑合法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存在的可能性。同时却排除将『反社会主义反对派』，即团结工会和任何真正的反对派合法化的可能性。
　　在宣布加价提议的同时，『卫国委员会』召开会议。自从1981年成立这个臭名远播的违宪组织以来，每个波兰人都知道这些会议是为了威胁当群众对加价作太激烈反应时实施战争状态的。
　　第三、劳动人民本能地感觉到，在波兰经济中实施激烈的市场改革，是会对他们仅存的社会成果的重大威胁，这带来更大的贫困、更辛苦的工作、更尖锐的社会不平等和更缺乏保障。
　　独立刊物《工人报》编辑罗威，是最近成立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始创人之一。他在几个月前写道：『波兰模式的重整似乎会以它的自由企业性质和重新私营化的程度，满足一些人的梦想。我们因此将会有开明的市场共产主义；在坦克、党的领导作用和国际联盟的保护之下，有限公司和其它企业会涌现，低下层的社会保障会被当作是另一种『过往的错误』……雅鲁泽斯基等人为了挽救『社会主义阵营』免于破产而走向资本主义波兰式道路的代价，必须认真衡量。否则便会太迟了。』
　　团结工会领导层的立场
　　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10月25日就全民投票发表声明(见附文)
　　团结工会对全民投票的声明
　　绝大部份波兰人长期以来期望波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改革。每个人都希望国家民主化，经济基于健全的市场、个人的成功只取决于他的工作和能力。这些要求不是始于昨天，而是长期以来的，至少是自从1980年8月大事变以后。一个政府若能证明真正愿意创造我们所期望的波兰，将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不幸地，我们不能忘记，统治我们的人，是6年前施行紧急状态以扼杀波兰社会的民主愿望的同一群人。这群人当时庄严地说要施行经济改革，令国家渡过危机。这些承诺并没有实现。
　　自此以后，没有人再相信统治者的谈话。我们需要真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保证。全民投票有没有伴以这些保证呢?答案是：没有!人民不会参与纯粹是宣传的把戏。再重复：我们希望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全民投票所征询我们的问题证明统治者拒绝承认人民有权成为政治主体而非客体，有权决定主要方向。我们只有坚决斗争的途径，令波兰人取得公民权利令政治、经济和工会多元化得以实现。
　　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华里沙、保泽克、特鲁兹尼夫斯基、法西纽克、李斯、米辛诺夫斯基、巴路碧基、维格拉斯。
　　1987年10月25日，格但斯克。
　　全国执行委员会并没有号召杯葛全民投票或投反对票，只是局限于呼吁消极弃权，配合着华里沙的意见；『只是西方有兴趣公民投票，我们波兰人忽视它。』团结工会也许正确地认为投票结果是它的胜利，但就它的领导层而言，这个胜利是极之模棱两可的。
　　华里沙对全民投票结果的第一个评价，是认为无谓说政权受挫败。只限于说投票证明『波兰社会深刻地分裂』。他断定团结工会和政府必需共同呼吁人民挽救波兰，因为时间已所余无几了。他的主要政治顾问，格拉麦教授认为『这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当局出卖了全民投票和改革的概念。』其它反对者领袖，如米奇力克、列坦斯基、保泽克，在获悉结果24小时后，说他们仍是『震惊』的，『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求更多时间来解释『完全意料之外』和『很严重』的情况。(见法国《世界报》和《解放报》报导。)
　　这些反应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团结工会领导层目前的经济改革纲领，与雅鲁泽斯基想要实行的计划很接近。这纲领是对团结工会在198l年第一届全国大会所通过的纲领的激烈改变；当年的纲领要求『实行在所有管理层面的自管、民主改革和结合计划、自管和市场的新社曾经济秩序』，并且声明『改革必须使计划社会化』及『中央计划必须反映社会的愿望和被它自由摇受』。
　　团结工会领导层现在的纲领是『一个激进市场改革的经济』，它『必须导致重新建立真正的多部门[即混合]经济』和『保证所有形式的所有权的平等，限制国家在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恢复市场机制的基本作用』。中央计划不再被考虑。据他们说，波兰、苏联和其它『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计划陷进越来越深和不可挽回的危机，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历史性崩溃。
　　反对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声音
　　另一方面，正当群众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下降，政府更加寻求强行实施经济改革的时候，一部份工会领袖越来越出现反对团结工会领导层现行倾向的情绪。
　　第一个公开批评这倾向的意见，是86年秋天由团结工会罗兹市主席史洛域克发出的。在87年9月，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22名委员重复了这些批评。他们在一封致华里沙的公开信中说：
　　『工会并没有所有会员所共通的清晰纲领，它在声明和行动之中，很少讨论现实社会问题。这会导致工会的领导组织和工厂的基层群众割离开来。每个人都认识到团结工会必须是一个社会运动，但如果它让自己不再被视为一个工会，将会是犯了严重错误。一个社会运动如果忽略传统的工会任务。将会失去国内大部份社会基础和国外工会的支持。团结工会将不再被认为是工人利益的代表，不再成为波兰内部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除了史诺克外，还有几个工业地区的著名团结工会领袖，包括格但斯克的格维兹达和华伦天娜缝兹、什切青的若钖克、华沙的罗马索夫斯基、新胡塔市的基尔和波兹南的戴马斯基。
　　下西里西亚区团结工会领袖平里奥，同时是社会主义党创始人之一，在9月要求团结工会采取下列立场：『团结工会要走回工厂之中，与藉藉无名者、生产线上的工人、受压迫最深和贫困的人在一起。它的职责是保卫被压迫者。不应该出卖这个职责以换取圣堂神位或自由市场。』
　　现今的问题是所有宣称支持这个立场的团结工会领袖能否团结力量和说服其它正被市场经济的欺骗性光辉眩惑的人。
　　雅鲁泽斯基政权无疑会继续实施经济改革计划。国会在全民投票之后已作出这个决定。提高物价会分期进行，看社会反抗的程度而定。但同时，政权的危机会继续加剧，这将会给予波兰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和抵抗能力重新取得信心的机会，正如库伦所预测：『我们预料社会动荡会增加』。
［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1987年12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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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14:35
政权在全民投票受挫败　反对派面对新挑战
——团结工会三位领袖访问摘要
译者：史慕加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 第十五卷  第1期（总第133期）
　　波兰政权任去年11月全民投票中受到意外挫败，令政权的『正常化』过程遭受严重挫折。这次挫败也震惊了团结工会领导层，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提议市场形式的改革的。对于在团结工会内部形成的不同流派，这次事件带来新的重大挑战。
　　从87年春天开始，团结工会运动内部的主要分歧似乎是政治性的。团结工会应否专注在工厂内的工会工作呢?还是应该优先发展『独立社会』的架构，如报刊、书刊印刷、文化活动等，而工会活动只是其中一个主要关注范围呢?
　　华沙的团结工会领袖赞成第二个倾向。另一流派(主要来自弗洛茨瓦夫和什切青的地区领导层)则强调工厂内的工会活动。
　　另一个重大政治分歧也出现：雅鲁泽斯基军政权所实行的改革，能否帮助独立社会运动呢?后者能否基于改革的某些特点而令其内容更激进呢?还是应该认为改革是企图加强剥削工人而拒绝它呢?而在这情况下，应否发动群众动员呢?
　　大部份团结工会领袖，尤其是较有名的华沙领袖，相信只有建立自由市场才能有效对抗经济危机，因此倾向于前者。这个取向导致忽略厂内的直接斗争和放弃团结工会在80—86年波兰革命时期的平等和自管的价值基石；这个取向受到很多任务会活动份子的挑战。87年9月，22位团结工会领袖致公开信给华里沙，要求召开工会法定领导机构大会，批评过去一年成立多个临时组织的做法，并指出工会对社会问题缺乏关注，令工会失去其特性。其它活动份子认为迫切需要为劳动人民提供本身的政治代表，因此筹备成立『波兰社会主义党』。
　　在全民投票之后，史慕加用电话访问三位团结工会领袖，谈论对全民投票结果和影响的看法，和团结工会的战略、前景。列坦斯基的意见反映了团结工会目前领导圈子的意见；平里奥是新成立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副主席；格维兹达是公开信的22位联署人之一。他们代表了团结工会社会运动内主要不同流派的意见。
『以社会压力令制度转变』
——列坦斯基访问记
简介：列坦斯基在77年成为『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亦是《工人报》创始者，80年成为团结工会专家，现为团结工会华沙区际执行委员会成员。他与库伦和保泽克有密切合作。
问：你对全民投票结果有什么意见?
列：明显地所有人都觉得惊奇，因为当局本应不会组织一次全民投票而让它失败的。而结果明确显示：政权失败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伪造结果来宣布胜利呢?我认为他们太相信会胜利，所以没有准备伪造，而不是他们不愿意伪造结果。
　　投票结果显示政权没有得到社会的信任。据我看，很多投赞成票的人只是由于他们相信只有这个政府才能实现改革，而其它投反对票或弃权的人也是相信必须进行改革，但认为这个政府不能实现改革。对团结工会来说，结果证明工会选择不理睬这次全民投票的决定是正确的，而现在已有可能克服存在已久的社会冷感。如果团结工会能刺激起潜在着的社会活动，则可以预见重大的改变。
问：但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号召不理睬这次全民投票时，并没有提及加价的问题。你说现在有可能重新动员社会，会是环绕着什么重心呢?工人的物质要求又会占什么位置呢?
列：我认为物质要求并非是唯一的重心，虽然它是不可缺少的。自从82年以来，自发的反抗加价和要求加薪的斗争是取得成果的。但在今天，这个反抗是必需，但并不足够。今天我们需要多方面的社会活动。首先是企业平面的自管问题；此外是团结工会的基本问题：重组工会；还有是在地方上的民主自管问题。改革将会在地方平面上进行：废除现有政权架构、派系和委任制。
问：你不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央政权吗?
列：制度明显地是问题焦点。但这个制度正在社会压力之下演变。关键任于政权会否放弃管理经济和地方生活。我目前见不到一下子解决整个问题的方法，即这制度在一夜之间改变为另一套的可能性，只能是制度逐步演变的过程。
问：当你谈到经济改革的时候。你是指市场改革?
列：当然是的。
问：你不认为社会在全民投票中的反应，即使不是拒绝市场改革计划，也至少是拒绝改革带来的社会代价，无论是由谁来实施改革?
列：我认为改革会带来社会代价的说法是错误的；也许事实如此，我不知道。社会代价不是来自改革，而是来自极权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积累的欠债。我们应该支持这个代价。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要求市场改革，而是谁人负担牺牲。如果没有社会组织和活动，改革的重担将会落在最弱的社会阶层身上。如果我们能争取到独立工会和地方上的自管，则有机会令实施改革的官僚负担代价。
　　基本的问题是行政官僚、军队和警察的问题。如果目前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真正导致裁减军备，会影响波兰削减军备生产、行政官僚和镇压机器的费用，从而分担社会代价的储备。
问：在80年成立团结工会的斗争之中，其中一个要求是实施配给制，因为每人都有一个胃。市场道路相反会导致以金钱为基础来分配，因此社会的最低层自然要负担这个抉择的代价。
列：是的，所以必须实施某些机制，以保障最不幸的阶层有最起码的收入。但这些机制需要团结工会和其它真正独立工会的合法存在。
　　除了透过市场(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化)的道路之外，我看不到其它发展国家的方法。相反地，配给制会导致加强中央架构，加强有意令制度永久地巩固的集团。
问：81年，团结工会曾要求成立配给制的社会监管。你不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办法吗?
列：不。配给制度意味存在官僚架构，而在社会之上再成立一个有自然堕落倾向的社会监管架构，并不是解决的办法。各架构会互相控制，令社会瘫痪。我当然赞成社会监管，但它必须通过无论是议会式或市场式的民主方式进行，透过广泛不同的社会团体。
问：现在的团结工会内部分歧似乎越来越明显，包括在中央平面。我特别是指团结工会22位领袖给华里沙的信。
列：我是赞成有分歧的，只要这些分歧是以真正的倾向和不同的纲领表现，而不是以谁是领导层与否来划分。我认为那封信是错误的。今天举行全国委员会大会，并不能做到任何事情，因为团结工会事实上是削弱了。只在某些架构内存在。这不是质询应该是全国委员会或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时候。我认为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是组织上的进步，因为它消除了部份领导层在地下工作而部份则公开活动的分割情况。它是现时我们所能有的唯一领导。
问：但该信的22名签署者除了要求召开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大会之外，还批评团结工会的工会性质减弱，批评工会少关注保卫工人生活水平和物质利益。
列：我同意批评团结工会没有足够朋注实质问题。但必须考虑到团结工会的大部份文章都没有被注意。如果企业内没有争取改善工作状况的斗争，工会对企业内工作状况的报告又有什么用呢?人们宁愿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赚多些钱。如果说团结工会放弃一些社会问题是错误的话，这错误的根源在于普遍状况而不是主观错误。
问：有关团结工会领导层对地下活动或公开活动的分歧，似乎已成过去。但另一个更深刻的分歧似乎出现了。粗略地说，一派强调市场改革的问题，因此预见工人的某些物质利益被牺牲，另一派坚持企业内反抗紧缩政策的斗争，例如见诸胡亦克和仁考夫斯基的文章和《工人报》的立场。
列：胡、仁的文章表达了团结工会的立场，并没有与改革矛盾的地方。对团结工会来说，必须在企业内组织行动保卫生活条件，也必须实行改革。这是两个不同平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工人报》的立场也许是认为市场经济改革必然减低工人的生活水平。我不同意这个分析。我认为必须采取正常的经济决定，而每个人怎样保卫自己的问题是次要的。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人们没有任何值得保卫的东西，因为这个国家不但是正经济危机之中，而且是在经济解体之中。关键是要阻止这个解体。
　　明显地，只是提出物质要求和由于在意识上认同现存架构而维持它，是不会取得结果的。相反地，我认为经济改革会有利于保卫生活水平，因为它导向经济重整，商店会有多些货物，更易于保卫生活水平。
问：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认为在建立市场之后，会生产多些货物?
列：是的，我认为发展市场机制、私人企业、合作社、地方上的工业和自管，是现任唯一可以增加货物供应的途径，因为存在（疑为“现存”）制度由于本质使然，将消费视为必需的罪恶。
问：一方面，在现存制度之中，私人企业似乎更有效益，因为它补救了被大工业遗弃的部份，但另一方面，我认为将波兰市场开放给外国，会导致本国的非工业化。波兰工业的生产率此发展了的外国低很多，不能抵抗国际竞争。型：但非工业化的过程已经发生。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彻底解体。波兰将成为欧洲的退化的国家，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这制度再不能挽救了。只有靠人们的私人企业主动性，才有转机。透过市场正常运作，有正常的竞争。当然，随此而来会有一大批问题。
问：81年，团结工会全国大会宣布支持新的经济管理制度，要基于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计划，工人和社会自管(不但在企业和公社的平面，而且在全国平面的自管议会)和市场机制的结合。这个主张现在似乎已消失，被一个基本上建基于市场的制度取代了。
列：它已经消失，因为在这段期间，一些新的事实出现了。现制度已明显地无法修补，波兰危机也非波兰所独有，而是这种制度的普遍危机；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是某种证明。我没有兴趣谈有关想象中的理想制度的论题。明显地，现在的社会主义是走向死路的制度。我们除了市场之外，再没有其它模式。
　　我明白走向这条路会面对很多问题，并非像自由主义者以为一旦国家批准成立私人企业，前途便会一片光明，而是会有很多社会问题等待解决。
问：不久之前，『波兰社会主义党』成立了。你有什么意见?
列：我个人对政党活动不感兴趣，我宁愿在社会运动和工会内活动。因此『波兰社会主义党』没有刺激起我的兴趣；一般来说，我对在纲领之中寻求取得政权的政党没有兴趣。但我不反对它们成立，因为我赞成多党制。
　　我认为由于自称右倾的团体十分活跃，所以有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和左派的团体出现，是好的。社会生活会更丰富。另一方面，我觉得现在成立政党是过早的。此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分裂左、右派是有点不合时宜。例如在一些右派文章之中，我是同意其中一些实际结论的。在波兰的情况中，我怕左、右派的分裂会成为僵硬的意识形态分歧，我宁愿见到就实际问题而分歧：怎样实际应付改革的社会代价、对改革的态度等等。无论如何，『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成立会令政治局面更丰富，虽然我觉得，目前的政治局面不是以左、右派划分。
问：你不认为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出现，会在团结工会或其领导层之内表现出来，令后者成为广泛不同思想流派的共同实际行动场地?
列：团结工会本质上愿该是多元化的，聚集着多种流派。确切地说，我认为团结工会之内可以容纳实际行动上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化。团结工会一直以来都存有分化，将来也会是，但我希望它能从纯粹政治分歧的重担之中解放出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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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14:36
『我们要代表受压迫者』
——平里奥访问记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 第十五卷  第1期（总第133期）
简介：平里奥是团结工会下西里西亚区财政。他的著名功绩是在81年紧急状态实施之前夕，将8千万波兰币从银行提出来，从而支付工会的地下活动经费。82年，他领导该区的区际罢工委员会和加入团结工会地下全国领导层，他参与发扬『工厂路线』的斗争工作。他在83年被捕，84年获释。86—87年，他属于公开活动的团结工会临时全国委员会。87年11月。他参与创立『波兰社会主义党』，担任总评议会的副主席，其后，他没有参与团结工会的领导机关。
问：你对全民投票结果有什么看法?
平：我认为他反映人民对政权和它从81年以来的整个政策不信任，而不单是对经济改革提议的不信任。波兰人否定这个政权。社会赞成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而不是全民投票所要合法化的闹剧。
问：雅鲁泽斯基的经济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庞大的物价上涨。全民投票的结果不是否定这些涨价吗？
平：人们觉得难以接受赤贫化，特别是缺乏公民和政治权利所提供的任何保证，连基本如工会多元化和通过独立工会保卫本身利益的权利也没有．只有当拥有这些权利和保证时，才可以讨论涨价和物质牺牲。全民投票的结果亦明显地是对政府加价计划的反应。
问：你认为工人会愿意接受加价以换取加工资以抵销加价吗?
平：不这是不可想象的。政府也不会这样想，它没有打算以工会自由来补偿加价和社会赤贫化。毫无疑问，在波兰，大部份社会将会参与斗争，争取象样的生活和最基本的要求。这是由于年复一年的『阿尔巴尼亚化』——极大的贫困化——的结果。人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们没有前途，生活水平极之低，而且还会下降。
　　我们会见到自然的反应，争取较佳生活条件的斗争爆发。这些斗争在政治上会凝聚为争取工会自由、自管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事实上，以波兰现存的社会觉醒程度来看，斗争是很难会以其它形式表现的，保卫生活水平的斗争是不可能与争取工会自由的斗争分开的。
问：新的社会抵抗形式之一，是争取独立工厂工会合法化的努力。我知道你是支持这些努力的。
平：在弗洛茨瓦夫区的基层范围，团结工会组织委员会正在创立，力图争取独立工会组织在工厂平面被承认。这明显是我们所谈的社会状况的表现。它主要是年青人的运动，在80至81年末加入团结工会的18至20岁的青年工人，在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才开始工作的。他们觉得这些委员会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是争取合法工会活动权利的斗争工具，也是公开活动的途径。这些委员会已在下西里西亚几个企业内出现，包括一些团结工会的传统堡垒。
　　我觉得这些委员会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初步组织问题：要有10个勇敢的人来组成委员会。我说勇敢，是因为它会立即面临管理人员和政治警察的迫害。几年以来，团结工会都努力寻求克服这个障碍。但决定委员会成功与否的，却是第二阶段，即发展一个工厂平面的工会纲领，让厂内工人可以认同这l0个勇士。所需的是很实际的要求，能配合委员会与厂方的力量关系对比，工人要重新提高斗争的勇气，即使只是在基本的问题上，例如工作环境、安全等，亦即不用与更高当局较量就可赢得的要求。如果委员会能提出这个纲领，甚至只需提出要求和发动运动争取它们，便会得到厂内工人巨大的支持，即使一开始未能取得胜利，也是成功的。
问：这样地提出工会的任务，很少在独立刊物中见到，除了团结工会领导团体的声明之外。另一方面，很少篇幅被用来讨论建立自由市场的必需性的问题。
平：在波兰反对派之中，有一个普遍问题．以我看来，这是需要多元化反对派的问题。7年前，团结工会同时代表着全国认同的、传统意义的工会和争取自由市场的论坛。不同的运动在团结工会内存在着，证明了它是反抗极权主义最佳斗争工具的一个社会运动，7年来，局面已改变了。我们清楚见到互相对立的两极的形成。一方面是『新保守主义右派』和经济团体鼓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左的方面是『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成立。我们正处于反对派多样化的时期。
　　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凝聚，对于健全的反对派和独立社会，是重要和有益的。说它对团结工会不利是错的，这是工会的自然发展。团结工会的旧方程式不再合适。以往在团结工会内的组合，现任在它的外面，以更清晰的思想立场发展。
　　以团结工会作为工会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是在工厂内出现的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团结工会地下委员会和工会刊物的增长(我是指由工厂内地下委员会刊印的刊物)。这是我最密切参与的工会斗争层面。
问：你对22位工会领袖在9月给华里沙的信有什么意见?信中指出团结工会有失去工会标志的危险，强调在全国平面发展直接要求的纲领的紧急性。
平：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团结工会各个层面表达了种种要求，特别是在基层，如地下工厂委员会、公开活动的组织委员会、工厂内的工会刊物等。还有在地区和全国平面，透过22人的立场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等。在今天，所有这些要求应该以某种政治纲领强化起来，因此出现了成立『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意念。我觉得争取令社会和经济上受压迫的人成为政治主体而非客体的时机已经来临，需要发展一个政治纲领来加强工厂平面的工会斗争。这应该是一个政党的任务，具体地即是『波兰社会主义党』。我们要透过『波兰社会主义党』给与社会被压迫阶层政治力量。
问：你可否解释『波兰社会主义党』的目标?
平：创立『波兰社会主义党』所取得的新的政治经验是：我们明确地界定我们想要代表的社会利益，相比之下，团结工会是一个反独裁的社会运动，表达不同利益，特别是但不仅仅是社会受压迫阶层的利益。我们认为更明确地表达社会受压迫阶层的时候已经到临。
　　我们不准备代表整体社会，而只是代表部份阶层的利益，即工人和普遍的社会和经济受压迫者。这个性质上的变化是由于政权施行的经济变革、社会贫困化和制度的演变所造成的国内政治局势的转变。我们要向这些社会阶层提供政治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阶层在工会和官方自管机构内已成为社会主体。但仍需创造一个社会主体，令他们成为政治力量。
　　『波兰社会主义党』是左翼的自我集结。今天在波兰，你可以争取自由市场或做教会所做的事，例如保卫民族特征，但你也可以为保卫被压迫者而斗争。这正是我们的选择。当然，聚集在『波兰社会主义党』内的左派并不是单一的。党内存有几个流派、团体和不同意见，例如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团体、所谓『新左派』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派。『波兰社会主义党』希望成为左派凝聚的磁极。它的名字指向我们全部同意的传统。『波兰社会主义党』在波兰历史上是从没有妥协过的。
问：『波兰社会主义党』的纲领还未制订好?
平：在目前只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声明，解释我们想做的事——代表社会受压迫阶层和为他们提供政治力量——和我们争取的东西，例如工会自由、自管权利、工人的政治自由、拒服兵役的权利、保护环境、废除死刑，等等，即全世界左派的传统目标。我们清楚指出不接受现有波兰宪法制度，例如将共产党的垄断写进宪法之内。在这个声明的基础上，我们已开始草拟纲领。我们所通过的临时会章，保证了在党内提出不同政治立场和以此组织起来的权利。
问：巴黎的《解放报》报导说『波兰社会主义党』认同教会的社会教义。这似乎与『波兰社会主义党』一贯的非宗教传统有矛盾?
平：这是误会。在我们的原则立场声明之中，我们指出历史上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是反教会的党。在我们现存的极檀制度之中，情况很不相同。现在的『波兰社会主义党』不会是反教会的党，因为我们认为被教会和教宗的社会教义启发的社会主义者也可在党内占一位置。
问：这是否表示『波兰社会主义党』希望包括基督信仰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其它人，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呢?
平：肯定是的，这正是《解放报》所误解的。我们相信我们地这点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问：最后．请你解释地87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弗洛茨瓦夫由『橙色抉择』团体组成的游行的性质。你参加了这次示威。矛盾的报导，的说它是一次政治示威，参加者有要求平反托洛茨基，有说它是学生开玩笑。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平：『橙色抉择』是异议文化运动的一部份。它组织一些街头行动已经有一段时期。这些行动的内容界乎文化与政治之间，有超现实主义的形式。『橙色抉择』从精英份子行动开始，现已发展为群众行动，而警方将多达100人拘留几小时，证明这已是重要的政治事实。这个团体提出具体行动提议，然后邀请独立组织参加，例如团结工会、自由和平运动、『波兰社会主义党』等。我个人很赞成和参与这些行动。
　　至于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行动，是以超现实主义形式表现政权所组织的仪式。约150人参加，包括大、中学生、独立文化团体、团结工会活动份子等，每个团体带来自己的标语，例如一个标语说『我们支持耶鲁辛』(莫斯科被罢免的共党领袖，据说因为要加速进行『重整』而被黜)』。另一个团体的标语是『我们要求全面平反托洛茨基同志』。很难说超现实主义与政治哲学在这里如何分界。我觉得两者都有，而拿着这标语的人一定对托洛茨基有某些认同，虽然在波兰，这样提法有不少超现实主义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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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14:36
『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
——格维兹达访问记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 第十五卷  第1期（总第133期）
简介：安．格维兹达在5岁时即随同母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68年在格但斯克工业学院任助手时，积极参与3月的学生起义。在76年策动援助受镇压的罢工者。在78年创立波罗的海岸自由工会筹委会。80年8月，他是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委员，成为团结工会副主席；81年全国大会上，他与华里沙竞逐会长职位，后被选进全国委员会。81年12月被捕，84年获释。现为油漆工人。他是致华沙公开信的22名国结工会领袖之一。
问：你对全民投票的态度如何?
格：我认为无论怎样的问题、答案和意向，参与这次全民投票只有一个意义——政府在寻求大众承认。1946年的全民投票也一样。它没有问我们最基本的问题：是否想要在波兰有由红军扶立的共党政府，反而问三个后备问题：要不要社会改革、一个院的议会、西面达到奥达河的边界?参与那次投票时，我们可以说不要西面的领土，却不能说不要共党政府。
　　我们不能再犯同样错误。任这次全民投票中，我们被要求放弃保卫自己免受剥削的权利。81年12月13日，政权实施战争状态，以回答由社会监管进行改革的要求。改革主题被用来为不断加价、通货膨胀和限制工人权利而辩护。经过6年不断的改革之后，年青人不再有机会找到居所，多数家庭长期勒紧肚皮，尽管越来越努力工作和兼第二份工。今天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因此，应该号召杯葛全民投票，口号为：『杯葛全民投票，表示抗议剥削!』
问：你如何评价投票结果?华里沙的主要顾问格拉麦教授说它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政府出卖了全民投票和改革的概念。
格：这种观点完全是无稽的。全民投票的结果：是对雅鲁泽斯基的重大打击。它证实了波兰社会不再相信共党的任何改革。这是40年共党政权的结果。雅鲁泽斯基告诉莫斯科他完全控制局面，甚至可以说经济改革得到普遍支持，因为它得到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层和专家的支持，全民投票显示这些全部是宣传技俩。
　　人们在全民投票之后增加了信心，对自己更肯定，只是不再相信有一个领导层带领他们斗争。我在84年出狱后，曾遍访全国一年，与团结工会主要领袖和厂内普通活动份子讨论。我当时见到战斗性在下降。领导层的权威也在下降。今天，局势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依赖这两个过程的关系。如果领导层的权威继续下降，但现时的战斗性被保持的话，则人们会开始自动组织起来。甚至在全民投票之前，基层已开始独立地思考。全民投票的结果便是这点的表现。
问：你对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10月25日对全民投票的声明有什么想法?
格：它是最坏的。我当时在一个小镇，与团结工会一个活动份子讨论。他说：『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华里沙说改革是好的，但没必要投票。』整个团结工会领导层采取与华里沙相同的立场，即，社会希望经济改革，改革是必需的，但尽管如此，最好不要去投票。工会领导层代表说因为投票结果没有意义。这是很坏的宣传，政府的宣传比他更聪明。尽管如此，人们拒绝支持政权的设计，开始独立地思考。
问：你认为政府为什么判断错误?
格：每个人都这样问。雅鲁泽斯基为什么举行全民投票呢?我认为现在当权者比以往较少相信自己的宣传，但却中了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宣传毒。它以为这领导层真正代表社会的意见。
　　我曾在党和警方内听到这种意见，说只是听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教会讲话，便会知道所有事情。这是说服他们举行全民投票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意见已经偏离了社会的意见。这是由于社会没有表达意见的途径，甚至在地下刊物内也没有。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有关的团体己垄断了这些刊物。独立刊物和印刷所的存在是极好的。但刊物的分发和独立的文章却很弱。华沙的认识似乎不是这样，因为在几个大工厂内有工厂印刷所。但在省城市和地区，刊物便发不到了。西方电台因此成为主要消息来源，但这些电台也受到不少检查。一份文件如果没有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或专家的批准，便不能播出。
　　因此，团结工会领导层犯了波共党同样错误，垄断了独立刊物。只有他们的意见被西方电台广播。这种垄断在一段时期内有效。每个人都以为；『我们的见解是不同的，但所有其它人都像报刊上的想法一样。』在全民投票之前，人们说：『我不会去，但其它人肯定会。』事实并非这样。
问：你如何评价雅鲁泽斯基的经济改革计划？
格：首先，政权是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改革的基础。西方，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亦要求政权以这个理论为基础。但这是荒谬的，因为没有自由市场这个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其次，我们的经济学家企图说服我们改革是可行的，但他们无疑从未见过工厂，不知道工业内发生什么或生产过程是怎样的。
　　他们幻想生活水平剧烈下降会导致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和产质量素的改进。由于他们与生产劳动无关。听以以为如果将无产阶级饿着或鞭笞，会迫使他们努力工作来提高其它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这些讨论如何加强劳动强度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其它人高好几倍。
　　我现时在中部一闾发电厂地盘做油漆工人。一个普通烧焊工人每月赚25000波币，一级的烧焊工人赚300000波币。这便是大部份工人的工资。这工资不能养活一家人(据团结工会最近估计，一家四口的最低社会开支每月要53400波币)因此大部份波兰人在工作8小时后，便兼第二份工作，多数是体力劳动，例如我一个同事做搬泥，另一个铺街道石板。人们却叫这些人削减一半实际工资!又叫他们如果要维持生活水平，便要提高生产率。我不会怀疑他们能够做到这点；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做，但通过他们的集体智慧，他们会做得到。只是到时我会拒绝爬上我同事搭的棚架，因为我怕它不能支持我的重量。
　　波兰经济是病态的，这病态是由于太高的工作定额，造成虚假的生产力，实际上却是重大损失。早在80—81年，当一些部长问我如何改善经济时，我便说首先要降低生产数量40％而不减工资，令生产有质素，然后再开始提高生产力而同时按比例提高工资。但政权永远背道而驰，却取不到成果，因为波兰工人极之有想象力。我在工业部门工作了30年，工人的想象力仍不断令我惊奇。他们的工作定额被提高，但他们仍能维持同样工资。我有多种工作技能，所以能估计某种产品要多少时间完成。工作定额似乎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但他们却成功了。很简单，他们不遵守技术程序。从外面看，产品似乎合规格，但它的寿命不到应有的十分一，因为8成的技术程序被省略了。工人的所有创造力被用来找寻省略工作程序的方法。
　　现时的经济改革会迫使工人找寻更多这样的方法。表面上，生产力提高了，工资因此得以维持，但经济会进一步瓦解。
问：你是致华里沙公开信22名团结工会领袖之一。在信中你们批评团结工会领导层不关注保卫工人生活水平，并要求召开全国委员会大会，以解决领导层的问题。你可否解释这个要求?
格：唯一界定团结工会和它的功能的，是它的会章。根据会章规定，工会领导层由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组成。要求召开工会的唯一合法领导层会议，不应该令任何会员惊异。这是每个会员的义务，特别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为什么我们的要求会造成这样多风波，甚至敌意呢?每种规章都是为了限制个人利益，保障整体利益。团结工会的规章便是这样。它们反对个人违反整体工会利益的行为。我支持那些要求尊重和实施会章的人。团结工会目前的领导层并非法定的机关。
问：但在战争状态实施后，是不可能依会章行动。取代全国委员会的组织其后出现了。临时联络委员会是第一个。
格：当临时联络委员会成立时，我正在狱中，当时我很高兴。成立这委员会的需要是很明显的，不能有其它做法。但情况其后转变了。我出狱后，我觉得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完全没有问题。技术困难是有的，但并非无可克服。我也参加过200人以上的工会份子会议，而全国委员会委员少于100。
　　如果可能遵从会章的话，便应该这样做，否则便是将自己置于工会之外(并非是团结工会社会运动之外，而是工会之外)。如果一个集团令召集工会法定领导机关开会成为不可能．它便是阻碍了工会的运作。
问：你认为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
格：很简单。垄断的情况出现了，而造成垄断的集团尽力保持它。
问：无论如何，团结工会领导集团包括不同观点的人，例如一些人着重争取市场形式的经济改革，而其它人赞成侧重工厂内的工会斗争工作，正如公开信的22人认为团结工会没有足够注意这个问题。
格：是实金（疑为“在”）没有注意!团结工会今天可能是一个社会运动，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工会。自从战争状态以后，取得领导的集团并没有进行工会活动。胡亦克是例外，他不时提醒人们我们需要保持工会。
　　我只需举一个例子：在84年秋天，我在华沙与一间工厂的40名工人会面。他们都是团结工会的基层会员。在整个会议之中，他们都不发一言，只有领袖在谈话。午夜前，领袖走了，然后工人开始讨论，直至早上5时。从他们口中，我得知新的合约正被筹划中，但没有地区领袖与我谈及它，或是他们不知道，或是没有兴趣。在该会议中，工人们讨论如何保卫自己对抗这个威胁。其后我搜集一些有关资料，并准备在地下刊物刊登。但教士波比胡士高被杀事件引开了每个人的注意力，政权利用这机会通过了新合约而没有遭到抗议。这问题没有引起领导层的注意。这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问：你很严厉批评团结工会现领导层。
格：是的，我对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及其前任领导层的活动的评价是负面的。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路线、他们寻求与政权和解的构想和追随这个政权的尝试。我还被他们对莫勒维基最近被捕事件中采取的态度所震惊。莫勒维基是地下『战斗团结工会』组织的领袖，政权指责他是恐怖份子。
　　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问题这样提出来：团结工会从来对恐怖主义都不妥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抗议。事实上，这表示将政权的诬蔑宣传合法化，说『战斗团结工会』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不可接受和丑恶的态度。我们就这事件与其它几个独立战士拟好了下列声明，请代为发表：
　　争取释放莫勒维基
　　我们呼吁团结工会所有会员采取行动争取释放莫勒维基——我们的工会同僚，弗洛茨瓦夫区的全国大会代表。
　　6年来，莫勒维基领导了『战斗团结工会』，一个独立地下组织，对抗庞大的警察动员。主要多得莫勒维基的活动，弗洛茨瓦夫区才能成为近年来最活跃的地区。我们只能以坚定和团结支持来保卫它。莫勒维基的被捕，是政权对付社会的战争之中，一次新的力量较量。
　　祖安娜．格维兹达，安德烈．格维兹达，高巴素维丝，桂高斯嘉，加曼托斯基，乌班斯基，古拉斯，米高拉斯嘉。
　　如果在反对派之中的分歧会令我们像华里沙和全国执行委员会对待莫勒维基一样的话，政权很快便能够将我们，包括全国执行委员会，全部关在狱中，因为没有人会想保卫我们了。
问：『波兰社会主义党』最近成立。你对这倡举的态度如何?
格：它可能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扭转形势。过去5年来，所有有影响力的独立团体都向右走得很远。甚至在过去被认为是左翼的人，现在也采取了在西方会被视为很右倾的立场。我们的右派则更不用说，简直是18或19世纪的右派!左翼是真空，需要填补。『波兰社会主义党』有机会填补它，成为所有左派的党。而在波兰对左倾思潮是有庞大需求的。
问：你有没有加入『波兰社会主义党』?
格：没有。但我参加了它的成立大会，也很赞同它的成立。我没有加入它，是因为我认为它先要解决一连串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在经历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共产主义之后，我们在概念上有很大混乱。『波兰社会主义党』有巨大工作要做：界定概念，发展一种语言，从共党手中夺同各种标记。例如，『波兰社会主义党』制订的目标是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在8成至9成的人民之中，这立即会引起感情上的反感。因此『波兰社会主义党』要清楚指出它所谓『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划一的概念，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党和派别都给与它不同内容，而在波兰更是挖空了内容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者传统的红旗上。『波兰社会主义党』必须远离被滥用了的口号，但保持它的真正内容，转变它们为新的语言。
　　其次，『波兰社会主义党』要对社会主义传统采取一个立场。以往的『波兰社会党』的历史和纲领，不大为人熟悉。而且这个党有几个传统，需要从中作出取舍。例如在1906年，它分裂为两个党，一个是采取武装斗争，争取独立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另一派刚与由卢森堡领导的社会民主派合并成为『波兰共产党』。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波兰社会党』的自由、平等、独立派与德军占领军作战，战后则反对波兰布尔雪维克化；同时只有『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现时的波共。
　　现时的『波兰社会主义党』认同那个传统呢?是与共党合作的传统?是争取被共党合法承认和寻求与它共同统治?还是组织社会争取民主和独立，正如『波兰社会主义党』革命派和自由、平等、独立派呢?这是基本的问题。[按：斯大林主义丑化了共产主义传统，往往推使波兰反官僚活动份子认同『波兰社会党』历史上的反共产主义流派。]
　　第三，在历史上的『波兰社会党』之内，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一同存在。新的『波兰社会主义党』要界定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是困难的。共党告诉我们，马克思和列宁发明所有东西。某些理论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声称拥有它们而因此而放弃，另一些则可以放弃。『波兰社会主义党』需要作出选择，并以通俗的和理论性的两个版本来介绍它们。
　　第四，『波兰社会主义党』必须解释对生产手段社会所有制的看法。说国家所有制只会是坏的，而社会所有制只会是好的，是幼稚的说法。『波兰社会主义党』应该赞同民主，正常的议会民主。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内，国家机器是社会聘用的官员的总和。在这个国家内，国家所有制仅仅是社会所有制。
　　还有其它类似问题需要澄清。我希望『波兰社会主义党』会尽力澄清它们，提出答案，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加入，令我也可以加入。
　　[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1月25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1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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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21:20
波共历史性失败的后果
——波兰联合政府的建立
译者：史慕加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9／10月 第十六卷  第6期（总第145期）
　　四十年来，『人民民主国家』第一次产生了一位非斯大林主义的总理。华里沙的顾问及团结工会周刊主编马佐维茨基被提名为总理，显示出波兰以及整个苏联集团的危机的深重。
　　波兰官僚层既不能克服1980—81年革命浪潮的后遗症，也不能使它的统治『正常化』。而且，今年六月选举的结果和1988年的罢工浪潮证明，人民的压力继续在增高。
　　因此，马佐维茨基政府，是波兰官僚层领导，在群众的反对之下，控制局势和争取转寰余地的最后尝试。
　　团结工会代表获得国家的最高位置，标志了『人们』与『圆桌会议』政策的决裂。这个圆桌会议协议是以华里沙为首的反对人士和雅鲁泽斯基官僚层领导在不久以前订立的，其本意一方面是以某些让步来搪塞群众的要求，另方面则是使波共政权有民主的花边。它同时也让那些依赖更多市场机制的、不得人心的措施得以实施。但它并不能够阻止人民群众的动员。
　　根据官方统计，1988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时，此1982年以后任何一年都要多。在公营部门，发生了202起罢工，有5万5千人参加。1989年上半年，罢工的次数和人数都增加了一倍。不顾华里沙在1月19日的呼吁：『今天，波兰再也不能有罢工，而我也不愿见到罢工压力的增加……每个人都会找个理由来罢工，但是根据常理，这是一条死路。』
　　在1989年头三个月，发生254起罢工，有10万人参加。在四月和五月，虽然只有72起罢工，但是延续时间和参加人数，大有增加。到了六月(选举的月份!)及七月初，罢工的次数和人数尖锐地增加，发生了352起，有些罢工甚至牵涉到整个部门(根据1989年7月13日的Rzeczpospolita报)。在整个七月和八月，罢工次数更多，而且包括地区性的总罢工，有些是团结工会的地区组织号召的，有些则是在开始罢工后被这些组织所支持的，有些则是万不得已才支持的。
　　由反对份子来组成政府，是对工人要求的新让步。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否这能平息众愤。人民的物质条件愈来愈坏，推翻四十五年官僚统治的欲望非常之强。
　　廿五年的社会爆炸
　　反对力量，是在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瘫痪、和波兰党政机构在现实局势中惊醒，这双重冲击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的。波兰官僚层的领导们已面对廿五年的社会爆炸，而且已经试过种种解决方法。
　　在大战结束时，斯大林主义者主要倚靠大规模的苏军和官僚镇压，才建立起他们的国家机构。
　　1966年，非斯大林主义化的平滑机制被突然爆发的工人罢工所中断。波共重新把戈慕卡安置在领导的位置(他原先为党书记，后因『狄托主义偏向』而被审判)，然后一方面与天主教高阶层取得妥协，另方面则放弃农业集体化。官僚层遂以孤立工人的先锋份子和架空工人会议来重新稳定他们的制度。
　　但是多元主义这个潘朶盒子一打开就没法再合起来。1968年，面对着青年激进化和波兰联合工人党(即波共)内部的知识分子的异议，党机构就诉诸于反犹太人的运动。这个党，一旦切断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后，就失去了在前一段非斯大林主义化时期所辛辛苦苦建立起的意识形态的骨干，因而就愈来愈变为庸俗，而成为追求名利者的地盘了。
　　1970年12月，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大城市发生了罢工。波共起先派军队去镇压，然后又撤换了它的总书记，到最后却答应了罢工者的物质要求。从此以后的十年中，新的党总书记，盖什克，口口声声说要采纳消费者至上的思想，而且当工人阶级要落实在纸面上属于他们的权力时，他竟胡乱地答应每个工人可有一部汽车。
　　这个做法，不但使波兰欠了一大笔外债，而且使它面对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此同时，人民的消费欲望引起，但是无法满足。到了1980年夏天，波兰这种情势就导致了它在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动员。团结工会因而诞生了。官僚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完全中断了。团结工会的运动很快地政治化，而且开始提出政权的问题。1981年12月，波共政权再度施用武力镇压人***动。
　　戒严令的强制实施，并没有阻止不满的蔓延。但是，禁止团结工会作为公开的群众运动，镇压力量却使它的领导圈子受不到群众的控制。团结工会领导层就逐渐放弃工会于1981年所通过的、开启了社会主义和民主前景的纲领——经过生产者的自我管理制度促进经济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化。
　　新一代的战斗份子
　　人们企图以减低工、农的消费，高度剥削工资劳动者来解决这个危机；但失败了。官僚层企图以工资上的逐渐让步。来纾解如火如荼的罢工浪潮，因此，不但失去了转寰余地，而且浪费了所有的后备力量。
　　当人民群众再度开始激进化、新一代的战斗份子出现在政治和社会舞台的时候，官僚层的最高层意识到，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与团结工会领导层取得政治上的妥协，因为后者已经变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第二个要求就是，为了有利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投资、为了使生产复苏、及为了保证这个将近破产的国家的残存，接受它们所强加的种种条件。
　　波共官僚层对局势的新认识，导致了以下几个后果：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决意脱离81年军管所造成的外交孤立；逐步实施自由化；最后一点是，一旦雅鲁泽斯基克服党机构内的抗拒，就加速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波共官僚层在未知和必败之间，毅然选择了未知的道路。
　　在作这个选择以前，波共曾作了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对机构内各部门的任务，作了平稳的逐步改变。因此，在军管的掩护下，雅鲁泽斯基班子不但使党组织不再管理日常事务、重新调整国家机构，而且加紧把企业主管转变为握有决定权力的『经理』。他们还鼓励经理们(特别是有限公司的)对管理方法进行实验。
　　国家的经济和行政机构让波共专门管斯大林主义式的意识形态，而它们自己却得出实用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和反对势力的领导们所提倡的自由企业思想十分相似。警察、抗暴部队和担任政治警察的便衣警察等力量也大大地加强。在克扎沙克将军领导之下，而且在他的上司训谕之下，这些警察力量在准备政治改革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最后一点是，雅鲁泽斯基班子使团结工会领导层接受宪法的修改，保证总统有足够大的权力，使官僚层不需要永远抓住『党的领导』这个过时的原则。团结工会领导层以选举雅鲁泽斯基为总统来公开表示他们的默许。
　　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由团结工会人员来组织政府，并不是圆桌会议的原先计划。这样的一个政府当然尽量保持六个月前所达成的、易碎的协定。对于波共以外的那二个小党，团结工会为了其本身的目的，曾说它们与波共完全不同，其实它们是波共的一部份。雅鲁泽斯基的人马——在波共内部，但是也在两个小党之内的人马，会密切注意新的政府。而且，在军队的眼光中，这是官僚层在选举失败后的第二次失败。
　　『冲淡了我们运动的基本原则』
　　这种情况会大大加剧波共内部的紧张状态，甚至也许会挑动官僚层高层中某些人物倒向『敌营』。拉可夫斯基，在当选为波共第一书记以后，就着重这一点：『我们生存在这么一个时期，在这时期中，有时候很难区别，什么是新的、必要的、而且对社会主义决不可少的东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这路线会冲淡波共和人民波兰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
　　波共内部的利益冲突
　　但是第一书记的呼吁并不能使这个正在消逝中的党内部不出现分歧。党员平均年龄差不多是50岁。而且，根据党内的一位政治科学家的统计，在210万党员中，90万党员占有各层面的领导位置。其余的党员，除了已退休者以外，都在官方工会中担任职位。这个官方工会在团结工会被解散以后的行为，遭到人民的痛恨。而且它在企业中也没有什么基础。
　　已退休的党员和当权的官僚之间，也因客观形势而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据上述的政治科学家说，这些党员的政治生涯，『在社会主义有危机时结束』，所以对他们而言，『如果承认现存制度是不合理的，那就否定了他们一生的意义』。至于当权的官僚则沉溺于私有化的冒险。这是七月间波共第十三次大会上公开暴露出来的危机的根源之一。
　　巴卡在辞去中央委员会中负责经济问题的书记时，曾批评政府在抵抗通货膨胀和稳定币值方面所采取的政策。他接着解释，『在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上，党和政府之内有不同的观念和方法。』虽然他同意一般的政策（市场经济、私有化），他却批评实施的方法。他特别反对『成立寄生虫似的有限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贩卖陋劣的货品和原材料，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但他又坚持应该优先发展工人拥有股份的制度(见1989年7月31日的Rzecepospolita报)
　　但是，对于一些著名人物如怀亚特教授和中委会书记米勒等人所指出的爆炸，似乎可能用改变运转模式来避免。这是与党在官僚权力结构中改变作用有关联的新因素，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就说过：『统一，只有在发展了内部民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表示，讨论的自由，以及发生不同倾向和政治立场的可能性，包括提出不同纲领的权利。这也不排除少数派为它的立场而辩护的权利。』(1989年8月2日的Rzeczpospolita报)。
　　马佐维茨基被指派为总统，也会加深团结工会内部，(包括它的领导圈子)的紧张状态。在他们震惊于选举大胜之余，接近华里沙的领导人尽量不要脱离圆桌会议协议所定下的架构，虽然这协议在那时已经部份过时。
　　『基本上什么都没改变』
　　雅鲁泽斯基当选为总统，是靠团结工会的国会议员的投票帮忙。当这消息传布开后，团结工会内部起了一片反对声。华里沙意识到这股反对力量，一反过去对波共政府作积极批评的态度，于8月17日发表了使他的所有合作者震惊的声明：『政府最近所作的新总理人选的决定，证明它还要保持政权的垄断。这就加强了信任危机，而且在社会的眼中这证实了基本上什么都没改变……
　　『我再度抗议由克扎沙克将军出组新政府。在目前局势中，唯一解决方法是提名一个由团结工会、联合农民党和民主党[注一]所联合组成的部长会议。』(1989年8月8日的Rzeczposlita报)
　　根据一切征象，马佐维茨基政府将会跟随前任政府的经济政策。华里沙在意大利消息报最近的访问中曾再度肯定此点：
　　『到今日为止，还没有人是上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经过了长时期的社会主义以后，我们要倒回战前的情况[即波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了……我们的政治经济模式是西方国家的，它们已经有好的结果。』(1989年8月22日) 。
　　华里沙集团跟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意旨
　　这个态度被以下的事实所增强：在负起政府责任以前，华里沙集团的领导人物早已宣布他们要尊重国际货币基金会所提的条件。团结工会的一位议见（议员？）提出了一个期望得到国际财政机构赞同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主张将债务转换为波兰各个公司的股票——『这不是自我管理的意思，而是较庄重的参与形式』。
　　这个计划也解释应该采取紧缩政策，因为『假如社会不同意，我们就可能有被切断西方科技的危险，这就表示波兰经济的继续崩解。』
　　『当权派官僚的私有化』
　　团结工会领导人从来没想到拒绝偿付外债!波兰从1971年初至l988年底一共借了480亿美元的外债。在同一时期，波兰也向国际财团付还了440亿美元。可是，在1988年底，它还欠390亿美元的外债，其中120亿美元是未付清的利息转换为本金的。
　　到现在为止，公民议员集团『议会中非共人士的团体』的领导人，再次证实他们一般赞同市场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需要。但是他们强烈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私有化过程。团结工会的一位出名的经济专家批评说：『在国营部门内快速发展的有限公司只给经济带来损失，而不是利益。』另一位公民议会集团的成员回忆说，根据最近的研究报告，将近13％的有限公司只扮演中间人的角色。
　　这些批评反映了工人对当权派官僚的私有化的极端不满。这些批评也把对市场机制的理想化和对市场经济具体后果的反感结合起来。以下一段团结工会一位当选议员的话，表明这些议员普遍持有的市场观念：『我们之中好几个人希望有一种建基在一般化的所有制、正规的股票市场、和工资劳动者都有股份的私有化。不过，使我们担忧的是，工人还是无产阶级，但『当权派官僚』却摇身一变为资本家。』(见1989年8月2日的Rzeczpospolita报)
　　这样地把资本主义天真地理想化，而且把它等同于物资丰裕的看法，不但是团结工会的积极份子，即使社会上的一般人民也普遍地持有。这是以下三种思潮的副产品：① 官僚层在七十年代所发动的消费社会的模式；② 多少年来的斯大林主义的『赶上和超过』西方的宣传：③ 团结工会和政府的经济学家所发展的思想。
　　工会会员之间的潜在分歧
　　初看之下，上述的思潮也许鼓励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但是，失望的成份却更大，因为波兰式的市场经济模式(那就是受国际货币基金会所支配的经济)，与今天的天真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团结工会积极份子，对以下这点很敏感：这些方案的实施，会造成团结工会会员之间的分歧。这可由下列事实来说明：格但斯克地区的工会最近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是否于8月11日发动总罢工来迫使雅鲁泽斯基将军接受团结工会成员为总理候选人。在讨论之中，列宁船坞工会负责人发现他自己成为反对罢工的少数之一。他说，他无论如何不会实行会议的决定，因为『这种罢工会打断想在船坞作联合投资的美国百万富豪的利益。』(引自1989年8月19日的Polity ka报)。
　　『我不想建立强大的工会』
　　华里沙领导层所作的政治与社会的政策，并没有帮助团结工会利用目前的合法地位来重新建立像1980—81年那样的强有力的工会。团结工会目前有270万会员，许多支会不愿上缴会费，由此可证明他们对领导层缺乏信心。
　　华里沙很满意这个情况。他在今年8月19日向Polityka报记者宣布：『我不想建立强大工会，因为如果团结工会有一千万会员，它就会像一枝打在政府头上的棍子。我不要吊死任何人。今天，你首先是波兰人，然后才是工会会员，这种态度就强加给不同的价值尺度：先考虑到整个经济，然后才考虑到其它事情。』
　　因此，政权的危机，以及它今天被迫作出的让步，要比1981年深刻得多。但是，群众的自我组织水平却弱得多。在罢工时，工人也组织了工人委员会，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委员会集中统一起来的推动力，而且由于他们对团结工会的结构不太信任，这些原始形式的自我组织就无法向上发展。
　　六月的选举结果，在客观上提出了政权问题。这个问题，以及官僚领导层的无能，因此在工人运动中找不出政治解决方法。马佐维茨基组成的联合政府，不会被工人看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在目前一段时期还会得到他们的友好的对待。
　　促进工人政府的政策
　　什么政策会使工人阶级加强它的自信和群体活动?这是反对华里沙路线的激进的政治斗士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真正的工人政府应该满足以下的要求，所以工会团体、自我管理的委员会、以及反对力量的政治团体应该公开地把这些要求提出来：
　　第一，有关目前经济状况的要求，这些要求在9年前(1980年8月)即已提出：工资和社会福利按生活捐（指）数而增减；收入超过平均工资一倍的，应该减少：废除特权，等等。与此有关的是：拒绝向国际货币基金会和其它帝国主义中心的指令低头，不要还债。
　　第二，有关自由的要求也不要忘记：停止种种检查，解散政治警察；军人和警察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结束对新闻传媒的独霸；所有经济领导人，特别是所有经理人员，应该由选举产生。
　　第三，有关取消波共作为一政治组织的特权的要求，特别是1981年在几个企业中所提出让大家投票表示的要求：企业不应该再付给波共专职人员的薪金。
　　最后，有关政权问题的要求：立宪会议的自由选举——这个要求比过去更有关连，因为波共打算经过目前的国民会议来提出宪法上的改变。我们必需记得，目前的国民会议只有部份议员是由自由选举产生的。
　　如果团结工会这个自治的群众运动能够因为这些要求的提出而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就会见到一个对基层委员会负责的、实施这些要求的团结工会政府。[注一]联合农民党和民主党是多年前被斯大林主义领导所设立。设立的目的是使官僚政权在表面上有实施多元化的形象。其实，这两个小党在1989年前都没有起实际的作用。官僚层的危机影响到波共，也影响到这两个小党。
[兆立节译自1989年9月18日的《国际观点》]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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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21:38
评波兰的新政府
——『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11／12月 第十六卷  第7期（总第146期）
　　马佐维斯基被委任为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这事本身反映了统治的官僚制度陷入更深危机。
　　今日出现这个社会经济现象，根源是1980年8月团结工会建立，独立于工人运动的官僚架构。雅鲁泽斯基政权8年来力图窒息社会的自我组织，但结果以失败告终。
　　但马佐维斯基政府虽获委任，却不表示社会整体来说取得了政权。新政府建立的基础，是32％的民主，而且它保证了不会扰乱一直以来存在的制度的根基。权力的根本架构——总统职位、内政部和国防部、波兰国家银行——都不仅不由社会控制，而且不由总理控制。新总理所代表的反对派领袖们，同意了上述条件；他们并没有充份利用因罢工和波共破产而造成的大好机会。
　　不遇，新政府的成立，却也提供了一些可能性，让社会的期望得以满足。这些期望可列举如下：
　　㈠ 摧毁专制政府的所有残余部份；解散国家支配社会的机制，特别是解散保安警察、防暴警察、秘密警察，同时改革刑法，目标是保障各种民主自由。
　　这就意味同时摧毁波共的特权地位，包括所有与它有关联的组织(民主党、农民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等)的特权地位。所有在政府或经济上执行领导功能的人都应由选举产生。所有地方政府应该由自由的、平等的、按人口比例的秘密投票直接选举产生。
　　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应受保障。这就是说，不愿限制罢工自由或成立工会的自由。包括警察和军队也应享有这种自由。这是1980年格但斯克的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的廿一点要求的第二点所规定的：『保障罢工权利和罢工者及协助罢工者的安全。』
　　根据第七点要求，『所有罢工者在罢工期间能取得工资，相等于病假工资。』
　　政党的活动，是现代民主的基础。也是社会客观性的条件，不应在法律上加以限制。
　　要保证真正的新闻自由和资讯自由，应消除新闻检查，并摧毁这个方面垄断权力的物质和法律基础。特别是新闻散发系统应让所有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可以使用。电台和电视应在适当平面由有代表性的组织主管，并保证所有改治组织能使用它们。
　　㈡ 经济应从属于社会需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的、廿一世纪的经济，保证社会所有成员享有满意的生活条件，亦即最低限度有权享有有营养的食物、舒适的居所、全面的健康医疗服务、全民享有的社会服务(例如托儿所、教育、文化)。
　　要能实现这些目标，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令经济掌握在生产者手上。只有这个社会生活的模式，才能保证每个人有可能实现自我，才能保证社会有可能解救。华哥夫斯基政府到最后一刻为止，仍只是追随前任者的步履，其政策将波兰经济导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在华哥夫斯基政府之下，官僚架构掠夺资源的机会更为增加，投机性的、腐败的资本有机会发展。也制造了机会让国有的生产资料卖给外国资本。更甚的是，它容许了在严重食物短缺的情形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令食品价格大幅上升。它继续将官僚化的经济联系于市场机制，于是令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处境更坏。马佐维斯基政府应彻底脱离以往政府的策略。
　　㈢ 关于实行计划、自管和市场的问题。应该意识到，经济如何发展，首先要由工人自己决定。只有通过工人自我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采取主动，才有可能克服旧的党、国机器的反抗。也只有这样，新政府才有可能推行有利于工人的改革。
　　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第一点：『我们要求在管理的每个平面都实行自管的、民主的改革，我们要求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将计划、自管和市场结合起来……社会企业应该是经济中的基本组织单位，应由工人代表会议控制，作为工人力量的代表。厂长应负责行政性工作，应由代表会议在多个候选人竞争下委任，代表会议也有权罢免他……改革应令计划得以社会化。』
　　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需要工人、农民、手工艺者的自管组织能对生产施以社会控制。这些组织应在地区平面和全国平面的自管议会内集中起来。这些控制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 保证所有自管组织、工会及其它代表不同所有制下的工人的机构，能够在活动上享有同等的机会；同时，应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规定有关生产、雇聘、贸易、工作条件、工资等问题。
　　● 企业内的工作关系应该变革，朝向劳动的解放，尤其是要限制监管人员的数目，并保证他们由选举产生。
　　● 经济资料应该让公众可以取得。社会如要走向完全负责对经济的管理，不可或缺的就是工人能控制生产的手段和生产的目的。这包括要监管生产，要有监管自管机构和自管议会之间的合作性联系(包括要有关于企业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报告)。这样。才可能让全国进行民主讨论，制订经济剩余如何由中央分配的原则，及如何不断地满足社会所表达的需要。
　　如果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未达到某一充裕的程度，未可以满足对某些指定产品的需求，那么，是不可能消灭分配平面的市场机制的运用的。但是，在匮乏的情况下，关于使用自由市场机制这个问题，应该让全社会在意识到本身需求的情况下根据其意愿作出决定。
　　㈣ 关于工人如何保卫自己不受危机的后果所影响的问题。当前经济危机的痛苦，令到工人要采取自卫行动：
　　● 工人控制物价。团结工会的地区性组织，应联同贸易及服务工会的有关委员会及其它组织，向公众提交每周生活指数上涨的报告，并在这个基础上要求实行每周生活费用津贴。政府应决议采取措施，坚决遏止物价上涨。
　　● 社会控制食品的分配。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七条，当食品出现严重短缺时，团结工会的基层组织应该『成立全国性的网络，统筹工会的市场及食品委员会，以便集中地与团结农会的组织联络和合作。』
　　● 马佐雅斯基政府应承认这些委员会，不管各类库存的消费品控制在谁的手上，这些委员会也应该有权处理由内政部和国防部控制的消费品库存。
　　● 赋予工作真正的价值。以往的政府已开始将国内市场的价格与世界市场的价格连系起来。劳动在全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部份，被减至最低限度。马佐维斯基政府应与团结工会协议，实行工资制度的彻底改革，首先是将劳动成本在全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
　　● 就业权利。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九条：『我们支持全民有就业权，反对失业……在预计会有裁员的企业内，工厂委员会应该审议能否将企业内的雇员调职。安排他们有其它职业，又或在不减工资的情况下减少工时。』
　　正如西欧的工会所要求的一样，我们要求每周工作35小时。
　　● 取销债务。正如总理向国会演说时所正确指出的：『经济陷于严重外债中。』
　　自1971年以来，外债总共借了490亿美元，其中390亿美元有待偿还。我们社会不应对历次官僚政府的浪费措施引致的债务负责。
　　● 完全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权。我们应该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条件，这些条件如果实行，必然导致波兰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同时令波兰的经济政策从属于外国资本之下。此外，波兰作为华沙公约国和经互会成员而签订的军事和经济协议，有限制自主权的，都应加以修改。
　　㈤ 开于自管共和国。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我们要求管理制度和经济能真正社会化，因此我们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管的波兰。』
　　● 代表机构须自由选举。宪法必须能表达社会的自觉的自由意愿。新政府应该宣布立法议会由自由选举产生。这些选举应该是自由的、平等的、秘密投票的、直接的、全民普选的。尤其要注意的是要保证所有候选人能取得同等的物质条件，以进行竞选活动。
　　● 关于政府。要走向自管共和国，就需要完全解散官僚当局。只有一个自我组织的工人运动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个运动由军事戒严和地下活动的经验所丰富，它应该斗争，在工厂和地区及全国平面争取掌管权力。
(英译本由『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在英国的国际办公处提供，载于《社会主义前景》1989年10月号)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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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4-26 22:01
本篇未完，但较重要，有劳丁老哥查一下。
波兰革命者的战略
——波兰《国际通讯》对重组左派的建议
(摘译自英文《洲际通讯》第22卷20和21期，原译自波兰文《国际通讯》83年12月／84年1月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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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请问这些材料都校对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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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6 22:29
回丁老哥，繁体字的部分都校对过了——扫描，OCR成文字，直接校正。
不过校对得偏快一些，仍不免有些些错漏之处。
《新苗》、《先驱》也有不少相关主题的重要文章。
目录弄出来以后，才觉得手头没有的《十月评论》太多，应该还有不少宝贝的。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26 22:33 编辑 ]

团结工会与自管(7)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18
团结工会与自管
作者：庄义保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1月 第九卷  第十一期（总第71期）
　　虽然团结工会是独立和实行内部自管(SELF-MANAGEMENT)的，但它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把自管的要求包括在纲领之中。从八○年八月列宁船坞工人的二十一点要求到八一年十月的自治共和国纲领为止，要经过多月的斗争、经济危机和讨论，才令这个运动充分接纳这个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公式。长期以来，对承担经济管理责任的保留的态度，使团结工会和这个工作割离开来。
　　但自从八一年春天以来，当它将自管作为中心要求的时候开始，它便对自管问题作出重要的贡献。它吸收了以往运动的错误的教训。比起波兰在五六年工人议会(WORKERS’COUNCILS)经验和捷克在六八年冬天的自管运动来说，团结工会的贡献更为丰富：它的制度性提议更为激进；它的斗争首次被视为一个政治战略的整体部份，即作为争取民主形式的政治权力的斗争。不幸地，共党军事机构造成的对抗，使团结工会没有时间将这个概念贯彻到底。但即使在今天，在雅鲁泽斯基独裁统治之下，它仍是持续的反抗运动的一个成果。
　　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第一个独立工会为甚么会走上争取自管的斗争道路?这个想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个要求对首十六个月的革命有甚么影响?这是我们在本文中要提出的问题。
　　最初几个月的保留态度
　　从一开始，在八○年八月卅一日签订的格但斯克协议便企图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上保持平衡。一方面，新的工会被定为监管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保卫工人的社会和物质利益，而不是扮演政党的角色。……目标是保证工人有必需的手段来决定、表达和保卫他们的利益。』(格但斯克协议第一条第二段)另一方面，它的权力却远超过纯粹的监管：『新的工会应该能够参与制订影响工人生活条件的决定：包括国民收入在消费和积累方面的分配、社会消费基金(卫生、教育、文化)的分配、工资政策——特别是工资随通货膨胀自动增加、长期的经济计划、投资的方向、价格政策等。政府承诺保证实现这些功能的条件。』(格但斯克协议第一条第五段)
　　对于团结工会的始创者来说，『独立』和『监管』隐含着对政府将采取的经济政策不负任何责任的意思；而工会参加作出决定，是为了影响结果，因此工会或多或少要负一些责任。
　　在签订八月协议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人(七成)认为这个制度应该能迅速改善波兰工人的生活。但事实在几个月之后显示得很清楚：政府并没有执行协议，它并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经济改革，而工人的生活条件每天都变得更差。工会份子处在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和当权者不能(或不愿)采取任何真正经济调整的夹缝之中，这种情况被迫地反映在工会份子的政治和经济行动中。除非人们订出不同的经济选择和不同的劳工管理方式，否则当政府谈论国民总收入下降时，人们又怎能保卫星期六休息的权利呢?如果不质疑整个农业政策，又怎能支持农民的要求?由于在这种利害关系和要求的性质之下，操纵和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动便要扩展为对政府政策的全面挑战和作出改革建议。
　　关于自管的辩论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开展的。困难是有的。不少人采取保留的态度；从最近历史经验的多种因素去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有五六年十月成立的工人议会的遭遇；五八年关于『工人自治大会』(CONFERENCES OF WORKERS’AUTONOMY)的法律，将它们削弱成为党的工具，成为『委任名单』制度下的输送带。而且，从七八年起，这些『工人自治大会』的主席位置自动保留给厂内的党书记。因此，对『自管』这个名词是有一些不愉快回忆的。所以，在八○年秋天成立工会，是一件微妙的事。我们要记得，要经过工厂和全国的多个星期的斗争之后，工会才在十一月十一日获得承认和注册。虽然有很大热情和动员，工会的内部组织是繁冗的，这是由工会与政权之间的不断紧张关系造成。很多任务会活跃份子认为这个组织太弱，不能肩负真正的全国责任。最后，人民还不信任经济参与；他们从旧的工会的经验中感到经济参与即等于贪污。
　　人民恐怕一旦团结工会在工厂或全国负起责任，它便会被束缚着，要共同处理危机。他们没有信心。华沙一个主要的代表在十月表示：『人们现在向我们呼吁共同管理和共同承担责任。我们已在旧工会中见到这代表甚么。我们不想通过参与而掩饰领导层的错误。……团结工会与当权者之间缺乏信任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的是制度化的保证；我们一定要确保诚实和能干的个人能够对抗那些愚蠢和不诚实的人。』
　　工会份子这种敌视态度，并不意味他们不清楚危机的程度。从十月和十一月起，很多呼声坚持必须对整个问题采取立场。在十月，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专家马索域奇在华沙宣称：『工会一定要对国家的普遍事务发表意见，例如在计划、分配消费预算等。工会现在才刚开始运行，它一定要为这个任务作好准备。』
　　因此，可以见到不同的人向不同的方向走。一些专家特别提出将监管制度化。十一月四日，告鲁斯基神父在格但斯克一个研讨会上提议工会应参加统计学院、价格委员会和计划改革的工作。另外一些人选择重建一个真正的自管制度。在八○年十月的一篇文章中，高秦斯基要求：『认真进行经济上的非官僚化，减少官僚在经济决定上的影响力……恢复自从五六年便存在我们心中的工人自管的思想。但是，要它发生，便需要废除一九五八年关于『工人自治大会』的法律。』
　　然而，高秦斯基并没有说明这种自治的内容。另一方面，从十月开始，在格但斯克出现更详细的工会计划；但这份由库伦写的计划并没有被用作未来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尽早在每间工厂选出自管委员会，要成为独立于工会和所有控制的工人代表组织，正如战后初期一样。选举应该基于按比例的代表……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将包括管理社会基金(假期、营舍等)、房屋基金、控制互助存款和贷款，和所有在劳动法例内订定的权力。』
　　这些工作都是有限的，并没有触及工作间内的经济权力和管理的问题。不过，这个提议仍然是有利于推广民主选举工人代表的思想。它的内容被格但斯克厂际委员会的时事委员会接纳为选举委员会的方法。
　　因此，工会在成立之初的几个月中，对自管采取了一定的保留态度。十月和十一月在罗兹市的一些车间经验只是局部的。而在圣诞节，当政府决定实行肉类配给时，团结工会以最传统的工人监管方式作出反应。(正如工会华沙区领袖保泽克说：『我们还未强大到可以委任我们选择的企业领导，但我们已强大到可以将不喜欢的厂长赶走。』)
　　对经济危机的反应
　　这个情况一直到八一年三、四月才开始改变。很多任务会支部改变了态度。自管委员会在车间内涌现，有系统的发展开始冒出头来。造成这个突变，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是经济危机不断加深，而且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工业和农业生产危险地下降，内部市场日趋败坏。四月一日的扩大配给制度只是稍为改善了情况；配给券照常地只是局部收效。经济机构的无组织、不同派系之间的不断斗争，还加上了贪污，令整个配给制度成为一幕闹剧。团结工会因此面对一个选择：或是完全避开经济问题，冒着被人民因责备而背弃的可能，或是承担这个任务，但因此便必须寻找方法避免上文提及的危险。要走出这个困境，便需要找到一个民主管理经济的方式，让工人充份明白事情的真相，以致能保卫他们的想法和影响最后的决定。
　　政府本身的提议，也促使了工会改变看问题的方法。政府在八○年十二月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管的法案。波共党又不停地指责团结工会不负责任。它的最终含义是：所有波兰人必须携手合作(和勒紧肚皮)，将国家驶离灾难，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党——提议真正的自管。但是，工会领袖十分明白这个法案目的只是恢复破了产的『工人自治大会』。因此他们被迫改进本身的提议。
　　最后，团结工会的支部在车间内面对这个问题：管理阶层当初企图阻碍工会的成立，现在却寻求将它结合在共同管理企业的工作。管理层提议工会应该取代仍有的『工人自治大会』或是成立新的『更民主』的组织。工会活跃份子必须知道怎样对付每一个提议。
　　工会的社会研究中心在八一年三月初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了这时期的倾向。接受调查者全部是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调查包括了178间工厂，有47％仍存在『工人自治大会』。工会究竟作出甚么反应呢?工会通常是不参与这些『自治大会』的；即使有，在11％中，工会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有8％是为了通过计划而参与的。面对这个制度上的空白，人们更加感觉需要新的自管组织。这正是占了调查结果68％的提议。由谁主动提议呢?68％说由团结工会，43％说由管理阶层，18％说由旧的工会支部、7％说由当地的党组织，13％说由没有组织的工人(总和超过100％，因为有些说由几个组织同时提议)。我们可以见到，工会活跃份子的日常经验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立场。至于他们认为新的自管有甚么用处呢?下列图表由不同规模的工厂给予各自的答案：
　　　　　　　　　认为自管者
工厂工人数目  必须  无用  无答案
　　0—300　　82％　 18％　　0％
　300—1000　　93％　 4％　　3％
　1000以上　　95％　 4％　　1％
　　调查亦显示在直接生产性的工厂内，94％被访者认为自管是必须的。这个数字在非生产性的工厂内则下降了10％。
　　至于自管组织的工作范围是甚么呢?意见是纷纭的。问卷要求被访者在下列三个选择中选一个：自管议会应该『作决定』、应该『表示意见』、『不必理会』。下列是被访者认为自管议会有能力『作出决定』的答案百分比：选择厂长、分配利润(用作工资或投资)占75％；获取资料占74％；管理工人占68％；订定工厂的计划占64％；决定工资占60％；决定奖金占61％。下列是认为自管议会要『表示意见』的比率：提名管工占44％；组织工作占49％；监管存货占50男；投资事项占50％。最后，认为『不必理会』的事情只有一样：分配假期券(37％)。但是，问卷调查者认为这些结果似乎显示被访者仍未能清楚区别自管组织和工会的决定权力。
　　因此，即使问卷不能被视为代表当时整个波兰工人阶级，但仍显示了对自管态度的某些改变。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很清楚地表示了这点：68％被访者认为团结工会应该立刻开始建立工人自管机构；13％认为这些组织一旦成立后，团结工会应该扮演一定的角色；4％认为工会不应该理会自管，只有二人(1％)认为工会应该反对这个计划(其它人没有意见)。
　　『联络网』和卢布连团体
　　在团结工会内部成立讨论经济改革和自管的机构，这个新的觉醒在八一年春天具体化。三月十七日，在格但斯克船厂和热舒夫公共运输的活跃份子的倡议下，成立了将全国十七间最大的企业的代表聚在一起的『大企业联络网』，每省成立一个联络网。(这些企业包括格但斯克的列宁船厂、什切青的华斯基船厂、卡托维兹的胡亦克矿厂、波兹南的切盖尔斯基工厂、华沙的乌苏斯拖拉机厂等。)
　　对全国整体生产制度的关系，和企业内的工会会员数量成为企业被选为联络网的双重基础。代表们每月聚集一、两次(华里沙参加了在四月十四、十五日的会议)，目的是『鼓励成立车间自管委员会，以作为导向改革全国经济的基础。创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这点亦写在联络网的纲领之内。每个提议都受到二十万八千个团结工会活跃份子的支持，令联络网成为工会内一个真正的咨询组织。』
　　属于联络网的企业可以在省区成立相似的机构，与国会议员或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举行会议、和研究不同的改革计划。它们亦可以『在地区或全国发生危机的时候采取行动』。
　　联络网『不是工会的权力机构之一。它只是一个咨询性的结构。它本身没有执行机构(例如主席团)，而只能向全国委员会提议各种计划。』
　　工会全国委员会在五月二十八日通过一项决议，承认它是『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咨询机构，专责有关社会经济改革的工作。』对于联络网的创建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满意的公式!
　　在六月一日波兹南的会议上，『大部份参加者认为这个决议并没有保证由联络网完成的计划，会作为与政府讨论的基础。』实际上，当这类会议继续下去，工会内普遍的情绪转变便保证了这些计划会被用作参考的基点。在六月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主席团采纳了联络网的立场，发表一份(批评政府法案)公报。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公报成为工会在自管问题上基本转变的信号；这个转变后来在全国委员会的七月全体会议中得到证实。
　　从那天起，争取自管的要求成为团结工会的纲领中心。
　　反映这个主题的另一个神经枢纽在八一年七月出现了；它来自上年秋罗兹和卢布连的车间开始实行自管的试验。它们与联络网有维持接触。在七月十二和十三日，在卢布连举行了一次区际会议；参加者包括自管筹委会、工人议会、区领导层，团结工会的企业委员会等。主题是工人自管。
　　会议决定成立一个『自管委员会区际合作工作团体』，亦称为『卢布连团体』。它的任务是发动一次委员会代表的全国性会议和协调区际联络。它通过了一个实时的行动纲领，支持及散发联络网的成立文件。这个团体的目标较联络网更有实质。它从『必须向工人自管组织订定一个短期行动的整体计划』开始，因为『除非一些先决条件能够实现，否则在下一个月内，自管组织是不能接收管理各企业的。』这些条件包括由国会通过法律，成立紧密的区际联系，和成立一个全国资料中心。
　　虽然联络网和卢布连团体似乎是相辅的，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合作却十分困难。由于不同背景和经验，造成的一连串分歧，使两者逐渐变成互相竞争的政治轴心。在团结工会大会和其后几个月之中，这变得尤其明显。但如果将工会内发生的辩论简化为它们之间的对抗，则是错误的。各式回然不同的立场曾经涌现。为了方便，我们将它们归纳为这两类立场；但是，不要忘记每个轴心之内其实存在着每种立场。
　　自管观念的分歧内容
　　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采纳的纲领，只是局限在普遍的公式上，并没有明白提及由联络网完成的国会议案和法律规例。工会的自管计划可以从下列三个主要问题研究出来：关于社会企业的提议，这是所有讨论都提及的提议；在委员会、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合作；和上述种种与中央政治权力的关系。以下是逐点研究：
　　甲、社会企业
　　被工会迅速接纳的联络网，综合在八一年九月发表的六十三条条文的一份议案内。其中，社会企业被定为国家经济的基本单位。在生产手段中取消私人财产的问题并没有提及。相反，它提议从『国家化』转去『社会化』。要做到这样，社会企业以自决的形式、以经济计算为基础，管理自己的业务。它被赋与法定人的地位掌管所有雇员。后者管理国民财富之中给他们托管的一部份，通过他们本身的自管组织加以运用。』(第一条)『这些自管组织的成员向选举他们的人负责。』(第十条第三段)『全体自管雇员可以处理企业的财产，决定它的活动和发展的总路线，和决定怎样分配利润。』(第十条第五段)
　　这三条广义条文与波共党所捍卫的和国会在九月通过的想法直接对峙。后者认为雇员和他们的自管组织只有『权利和义务』对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分歧立即涌现：对团结工会来说，自管议会是企业内的权力机构，但在政府看来，它只是咨询机构。当我们研究联络网给予委员会的权力时，这便变得更明显了。
　　自管议会将由『一次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总投票』选任，任期为四年。『企业内每个雇员都有权投票』，但『只有在企业内任职超过两年的人才有权被选。这个条文不适用于新的企业』。除了第一个特点——代表性——之外，还有第二个特点：独立性。议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政党、工会和企业行政人员。企业内最重要的管理人员(厂长、会计师、人事部经理等)及担任『社会和政治组织领导职位』的人都不能被选入自管委员会。』(第十六条)
　　这个原则与党的『名单委任』制度对立。根据党这个制度，管理人员和旧有的『工人自治大会』的成员向地方的党领袖负责，而不是向选民负责。至于团结工会的原则的目标，在工会纲领的第一条论题表现出来：『压止专权的经济权力集中在党机构和官僚的手中。构成这种传达命令的经济组织架构必须被解散。将经济行政权力与政治权力分开来，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个议案的一个主要条文，是给予议会权力去选任和解雇工厂的厂长(第四十二条)。厂长的职能被削减为『执行自管组织的决定』(第三十六条)。他负责『企业的日常管理』(第三十七条)。他仍可以有权否决议会的决定，『当决定违反了法律的时候』(第四十一条)。
　　虽然国会在八一年秋天企图调和，但这些条文仍表现了团结工会与波共党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些条文比五六年通过的关于工人议会的法律更为激进。当时的法律将自管结构的权力局限为厂长的顾问而已。讽刺的是，波共党现在保卫的立场接近五六年的立场，而团结工会却远远走在前面了。
　　超越五六年的另一个大创新，是对[工人]议会和工会的清楚划分。工会的工作是保卫工人作为生产者的利益，而议会代表了人民作为雇主的愿望。议会决定了企业的整个经济策略：组织、计划、分配利润、合作、选择管理人员、监督工作、商业合约等(第十九条)。这些决定需有起码三分二会员在场，以多数票通过。(第二十五条)有时会需要与工会咨询：当决定直接影响『有关工会会务的问题时，企业委员会必须在投票作出决定前，容许工会发表符合工会和劳工法例的意见』(第五十八条)。
　　乙、自管与合作
　　假使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迅速同意社会企业的定义，另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未有答案：企业之间怎样协调各经济选择?这个问题在工会内有极端分歧的讨论。这些讨论大致环绕几个主要论题：计划、市场和企业自治、议会之间的协调，政治制度。
　　对计划问题，工会专家们犹疑在两个传统的波兰经济观点之间。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弹性和非中央化的计划与市场规律自由发挥的结合。这个想法由保盖伊和高秦斯基拥护并在工会大会中得到胜利。至于其它更服膺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例如告鲁斯基等，则认为自管企业和市场的独立性应该盖过其它。对于他们来说，计划将会局限在一些总指标而已。不管怎样，这个纯理论性的辩论一直都只限在专家们之间进行。只有在谈到有关改革的经济选择(价格、就业、投资等)，它才能落实下来。但这些选择并没有在工会大会中作出。
　　无论如何，在所有有关企业自治的社会影响的辩论的背后，都牵涉到这个总问题。这也是人们坚持工会与议会要互相独立的原因；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一的莫扎鲁斯基，指出南斯拉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甚至团结工会也需要独立于自管，这是为了令自管制度可以避免南斯拉夫不知怎样避免的危险。而且，这些社会性危险是官方针对联络网计划的唯一有理性的宣传攻击。他们的说法，基于联络网的提议会隐含新的社会不平等这一个事实。得利于更佳的投资和拥有更现代化机器的企业将会在市场上取得很强大、近乎垄断性的地位。它们能够运用这些条件去满足它们自己部门的特殊利益，从而剥夺了那些从经济角度看来是弱小的企业和地区』。因此，太大的市场自由会扩大现在已经够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危险。工会作为低下阶层的保卫者，将变得很重要；在它的纲领上，有关社会要求这点是很清楚的：它不容许失业、鲁莽的价格增加、和不平等现象。
　　不过，这些原则却并非足够的保证。因此工会发展了一条制度化公式：『一个自管共和国』，以保障整个社会的自管制度。在经过长期的讨论之后，两个对立的立场仍然存在：联络网(它提供了工会大会通过的纲领的要点)和卢布连团体。双方都企图将企业自管、弹性的计划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公式结合在一起。
　　联络网的文献包含了整个经济结构(包括银行制度)。它首先提议大量削减行政结构、废除必须附属工业或联合工会的规定，和成立一个有弹性的计划架构。
　　文献宣称：『计划本身并不是目的。相反地，它应该是对社会所有圈子的有利过程。社会通过它表现对国家前途的愿望。……应使计划减至最起码的，其它则让给控制的自然作用过程。……计划的社会化过程需要地方及中央自管企业的自治计划。……在中央，可以倡议计划和讨论基本的经济选择和优先的选择的场所应该是国会』。
　　每个层面将会指导它范围内的事情，将其它工作留给别人。这个原则在卢布连团体的提议中也可见到。它是为了针对正在改组中的传统政治组织(人民议会、国会)。地区性自管会落在旧有的人民议会手中，而选举的方式将会改变。例如，议会的一半委员会由直接投票选出(席位的多少相等于人口的比例)，而另一半会由地方上的委员组成，他们也应该是按比例直接投票的自由竞选者。国会会由同样方式选出代表，而不是由波共党控制的唯一名单内产生。
　　在指导式的计划范围内，社会企业(或自由企业的联盟)与上述的政治架构的经济联系，会纯粹以经济工具——如税收、津贴或各种经济利益来实现。我们可以见到，这个指导式计划的原则，是从西欧顺手拈来的。唯一的分别——多大的分别啊!——是它并非基于由『良好的经理』管理的私有财产的企业，而是由工作的人们管理的社会企业。
　　最后，整个计划质疑了波共党及其卫星机构在选举代表上的政治垄断。这个『细则』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改革问题，提出了波兰革命的中心问题。
　　第二个概念主要由卢布连团体成员拥护。它预见了在所有层面(地方、地区和全国)的自管议会的有弹性的协调。这些议会服从『从下而上』的计划。这个概念比较没有倾向制度化，而是基于工人监管和分配生产，及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
　　八一年八月六日在卢布连会议中提出的『工人议会十诫』，并没有试图梦想一个完美的自管制度的计划。他们订定了在地方、地区和全国水平建立自管的实际必需条件。例如，在车间里，『在未拥有被工人信赖和明白的数据之前，不要参加积极管理。要求管理阶层作出企业情况的报告，并由自己的专家审核。如果管理阶层忽视这个要求，则自己作出报告。如果增加生产意味着违反八○年八、九月的协议，或者工人议会对怎样运用企业的生产能力未能控制的话，不要鼓励工人增速生产』。
　　还有：『在地区内组织一个自管合作的地区性委员会。记着：为脱离危机和成功地建立基于自管的经济改革，仅仅拥有一些仍在争取的良好法律是不足够的，一切完全倚靠你能否在企业内争取到所有工人认同自管的观念。记着：工人议会、团结工会和所有真正的自管组织的合作，是创立与国会和人民议会并列的第二经济议院(CHAMBER)(自管议院)的条件。这个议院将决定国家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第二议院的提议是作为一个较谨慎的政治建议而提出的(避免了正式质疑波共党在国会的领导作用)，它也更能代表自管运动。这个提议从在联络网的第一次会议开始已被提出来，但在波兹南的会议中被否决了。这个议院应该会团结到『自管组织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消费者和环境保护联盟、人民议会和工会。在这个议院上面会有代表议院，代表了国家的政治利益。这个自管议会将会发挥中心媒介的作用。……它会成为全国生产手段的真正社会拥有者』；它会为全国作出计划和经济政策的主要选择。
　　因此，团结工会内两个不同的提议，在提出不可避免的社会企业之间的合作问题时，亦同时提出了中央国家权力的战略性问题。
　　丙、自管和权力
　　若讨论自从团结工会大会以来有关自管的不同政治问题，即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工会发觉面对一个中央权力，后者日复一日拒绝扮演它假装要扮演的伙伴角色。国会在八一年九月通过的自管法律，无疑是代表了波共党从最初的提议的一定的退却，但它基本上仍然是与团结工会的计划相矛盾的。团结工会大会亦这样判断它。最后，面对着经济危机的恶化，每一场政治辩论都在党、教会和团结工会对如何达到国家团结的协议的政治辩论上，越来越两极化。随着雅鲁泽斯基将军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军事镇压，这个想法亦告终结。
　　在这段期间内，团结工会的活跃份子和领袖辩论了一系列战略性的选择。本文所叙述的这两种概念演变成为两个紧密的倾向。它们支配了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讨论。
　　支持联络网计划的人认为首先必须与政府和教会达成协议——如果需要的话，通过总罢工——，然后在法律和联络网的计划的基础上，开始经济改革和建立自管制度的过程。其它人(卢布连团体)则认为自管组织首先是『争取自管的斗争组织和监管生产的架构』。必须采取一种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如果政府或波共党反对它，则人们必须组织积极罢工，即是一种人们继续工作，但在自管议会领导下的罢工。支持这个立场的人认为，通过这个方法形成的力量对比，会实现与政府的协议。『从一开始』便与它达成协议，只会是幻想。
　　工会的全国领导层并没有足够时间在这两个倾向之中作出抉择。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领导层的大部份成员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晚的突袭中被捕了。
(小点译自《东欧工人焦点》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1982年夏季)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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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19
(特译)
华沙工人给西方工会和工人政党的公开信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2月 第九卷  第十二期（总第72期）
　　[按：这份文件是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致送西方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的公开信。这是工会组织首次给西方工人政党的公开信。委员会是在今年4月24日由两个组织合并而成的。其中一个组织是华沙40间大企业的联络网，另一个是社会互助厂际委员会，是华沙钢铁厂的组织，并刊印一份名为(自由工人之声)的周刊。合并后的委员会在华沙区执行委员会和全国临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首都的地下工会的协调工作。它其中一些领袖在7月被捕。
　　在公开信中，波兰工人清楚地表明他们正期待着西方工人及其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支持运动。他们说：『我们首先期待的是你们』。全世界工人运动(包括中国和香港)的责任，是不要辜负这个期待和希望。所有工会和政治积极份子及没有组织的工人，都必须动员全球工人运动，支持团结工会。]
朋友们：
　　雅鲁泽斯基将军的军政府正企图有系统地消灭80年8月以来的工人胜利成果的痕迹。82年10月8曰，在波共中委组织的官僚的命令下，『国会』议员投票通过『解散』独立自管工会团结工会。同时，军政府又践踏了80年8月的协议，以及从80年8月到81年12月，与独立工人和农民组织签订的协议。此外，还推翻了81年12月16日，它自己所发表，谓团结工会和其它工会将来可以重新进行合法活动的声明。今天，军政府通过赖高斯基及其它文职发言人的口中，企图令被恐怖笼罩着的社会和外国公众舆论相信，团结工会在12月13日以后拒绝进行对话和协议，因此必须取缔我们工会，并以『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名义作掩护。
　　一个基本的要求
　　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团结工会的会员及其地下领导层——包括我们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曾多次告知军政府，我们准备好进行讨论以达成协议。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一个政治和基本人权的条件：释放华里沙和其它被囚或被捕的团结工会会员。我们甚至已准备好在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在坦克和刺刀的威胁下进行对话。
　　从6月底到8月底，我们在全国停止了所有罢工和示威。在7月初，团结工会地下领导层正式在印发了几十万份，题为《五次肯定》的声明中，宣称准备了进行谈判和对话。在筹备8月31日的和平示威时，团结工会领导层呼吁军政府进行和解和寻求协议。这次示威被警方转变为一次血腥事件。在和平示威之前4天，团结工会5名积极份子，在领导层的同意下，与自治工会联盟的代表共同向雅鲁泽斯基致送一封信，呼吁立即进行对话。
　　军政府拒绝了地下团结工会的呼吁。它并同样不理会教会的调和立场。工会的专家和广大活跃份子呼吁对话及和解的提议，包含在一本名为《12月之后的8月》的小册子内，但却被丢进将军的垃圾桶里。
　　团结工会的成熟
　　所有上述事实显示了，在我们民族历史上这个紧张关头，证明了政治成熟和耐性的，是组织在团结工会内的工人运动。相反地，军政府显示了它准备牺牲一切——工人的性命、国家经济、民族主权——以保持其权力。正如政府发言人乌班嘲弄地宣称：『政府永远首先要养活自己。』不要忘记，在团结工会16个月的合法活动期中，这个拥有一千万会员的工会的最暴力的行动，是将两名旧工会的贪污领袖以轮椅强行载离工厂!至于军政府在其后的10个月内的『彪炳战绩』，包括：以十计的工人被谋杀，以百计的人被警方和在狱中施加酷刑，以千计的人被捕和以工会活动的罪名判以多年的徒刑，以万计的工人在军事接管的企图内受到每日的恐怖威胁。当你们听到军政府的发言人向你们说到我们工会的『血腥计划』时，你们要记着，向你们说话的是杀人者的发言人，是以这些『彪炳战绩』为荣的人。
　　今天在波兰这个国家内，工会的难题是被警察压迫的利害问题，而不是对如何在经济和政治上解放工人阶级的辩论。一定不要弄错丝毫：军政府并不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而斗争，它是为了自己的政权和特权而斗争。
　　正义和自管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现在和以往与团结工会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那些仍然相信现时在波兰的问题是如何保卫『人民政权』或『生产手段国有财产制』的人，只能是毫无希望的笨蛋。在波兰，军政府使用所有手段去保存『既得利益者的社会主义』、以警棍维持的『社会主义』、恐惧和贪污，倚靠的是监狱、工厂领导的独裁、军队长官、警察和官僚。波兰工人已受够了这种『社会主义』和『人民政权』了。
　　军政府认为它已『解散』了独立自管工会团结工会。你们之间会有人在今天问这个问题：还可以谈及团结工会吗?还值得支持它吗?你们要知道，他们不能解散团结工会，正如他们不能『解散』波兰工人阶级一样。他们可以消灭它，但这代表肉体消灭波兰全体劳动人民。这并不是我们夸大。你们说『团结』，我们说『自由』。你们说『社会主义』，我们说『正义和自管』。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人们能否长期用监狱囚困对自由、对正义、对合理的生活和对控制工作工具的愿望呢?很明显地，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团结工会没有被解散，也不能被解散。现在它被迫走进地下工作，被监禁、在纸上被『解散』，但在将军和官僚的充满恐惧的眼中，却可见到我们工会的反影。朋友们：
　　我们期待着西方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采取团结和大规模的行动，来保卫被军政府迫害的团结工会战士。
　　与西方工人有共同利益
　　我们期待你们争取每一个机会在国际上令人注视军政府的暴行。我们提醒你们注意：10月8日通过的工会法律，是违反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条文的。它的实施相等于将新成立的工会置于秘密警察的手中。军政府在未来几年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工会『模式』，只是皮诺察的智利『模式』的翻版。在这个模式的背后，是通过法律将整个国家行政制度转变为一支『监督者的军队』，它拥有的权力和特权可比拟沙皇的行政等级制度。
　　我们确信西方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是准备好采取保卫波兰工人权利的坚决斗争的。我们确信你们将支持团结工会视为保卫西方工人权利和重要利益的一个方法。我们期望于你们的，是今天和明天的支持和援助。我们首先期待的是你们。你们则可以期待我们一件事：继续反抗军政府的斗争。
　　团结工会并没有死亡!
　　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
　　1982年10月17日
[小点译自法国《红色周刊》82年10月29日第1036期，小标题为该周刊所加]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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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20
华里沙获释后的局势
　　一
　　被军政府释放的团结工会领袖华里沙，在11月14日晚上回到格但斯克的寓所。第二天，另一名被捕的工会领袖法西纽克在弗罗茨瓦夫的审判开始了。这两件事综合了波兰在11月10日工会号召的大罢工失败之后的局势的复杂性。
　　这次罢工的失败，原因无疑包括军政府一连串严厉的镇压浪潮，例如将以千计的罢工者解雇、大规模拘捕怀疑与地下反抗运动有关的工人、严厉的刑罚等。波兰主教在罢工之前两天呼吁『加强和平、社会秩序和工作』，也起了反动员的作用，造成了分化。
　　但主要的原因，是在不少工人和地下战士的眼中，呼吁进行8小时罢工是冒险主义的。首先，地下组织的实际协调情况并未足以充份准备进行总罢工。其次，工人们并不觉得有足够能力保卫罢工的工厂，抵抗警察力量的进攻，因为自卫的准备工作还刚开始。最后，也许还是最重要的，是这次罢工并没有结合在一个整体战略之内，而主要的生产部门又被军事接管，使这次罢工变得只是象征式而没有真正效用。
　　此外，在10月初工会被取缔后发生的罢工事件中，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的犹疑和明显地未能担任领导，及它对长期和中期斗争前景的回避态度，削弱了更多的战士和工人对它的信心。
　　罢工的失败和团结工会地下组织在群众眼中的地位受削弱，无疑是值得军政府高兴的。但官僚在个多月的努力后，仍未能建立有效的御用工会，迫使军政府寻求其它途径。与教会的协议，及释放华里沙，是军政府在维持控制下的『开放』的第一步。
　　教会的计划是较长期性的。它首先寻求『温和派的全国和解』，以迫政权的强硬派和工会的激进派靠边站，保证了教会的力量。其后，它寻求一个有限度的工会运动，只限于保卫个别工人的利益。然后，它希望实施经济非中央化的改革，在市场关系下，迫使工人互相竞争，同时也打破国家机器的垄断，方便教会的活动。
　　释放华里沙是军政府实行『开放』的重要一步，但这行动也可能刺激起波兰群众的动员，向军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无论是经济或政治性的，都是军政府所不能接受的。群众也不会接受违反大众愿望的经济改革。因此工人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
　　在短期内，华里沙及工会地下领袖的态度会是决定性的。如果他们继释放华里沙后，继续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将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定下运动动员的前景，则军政府和教会的共同企图将会落空。否则工人运动将会迷失方向和分裂，因而会减弱下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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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21
团结工会被取缔前的波兰总局势
作者：杜维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2月 第九卷  第十二期（总第72期）
　　华沙……1982年10月。战争，从12月13日开始，到现在已进行了大半年。在卡高夫旧市场广场上，一群乌鸦迎着晚秋的风飞起，但人们不再为这美丽的景色微笑。这种鸟儿象征了军事执政团[译按：波兰文的乌鸦(WRONA)与军事执政团的简写(WRON)很相似]。人们也谈到『战前』：指的是团结工会公开地代表了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希望的那段时期。至于『战后』会是怎样的呢?没有人知道。人们也不再认为它快将来临。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人们以为战后会很快来到，某些官员会愿意作出对话，与社会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现在，没有人再相信这一套。无论是教会、地下工会内最温和的一翼、街上的人，或是整天排队买生活必需品的主妇，现在都相信军政府不会再作出让步。实施军管后第9个月，它便干脆地取缔了团结工会。对于国会来说，在80年8月罢工中诞生的工会『已不再存在。』
　　战争仍在继续进行——更隐蔽地；但不时爆发新的社会冲突和街头对抗。人们还要在这个环境下生活，满足基本的生计，为孩子找一对鞋、忍受军队的统治、拙劣的电视宣传，讨厌的报纸。军队不再日夜在窗外巡过，宵禁已经解除；但数百间工厂受军事管制：拒绝命令、无故旷工，都是违犯了军事法令，会面临严厉的刑罚。生活变得平静而悲哀，每天有无尽的困扰，再不能进行合法的集体行动，前景被阻截了。
　　这便是在团结工会历史性大会一年后我所见到的波兰。一个憎恨政府、不接受它的专横行动的波兰，但也是一个疲倦、阴沉的波兰。一年前的勃勃生机和希望，现在变得遥不可及。但无论怎样，波兰人民仍然尽力生存下去。
　　对阵双方的情况
　　80年8月宣示了工人、农民与号称代表他们的党的分离。独立工会的成立使分离成为事实。在团结工会逐渐巩固下来的几个月之中，政权方面出现了裂痕。波共党进入了一个危机状态，失去了不少党员，导致领导层出现持久的斗争，国家机器出现内部矛盾。而81年9、10月的团结工会大会，标志着政权与社会的对抗的高峯。政权看来甚么也不能控制，工会则似乎牢不可破。
　　但两个阵营已分别出现了相反的倾向。政权领导层出现了军方派系，已为『扭转事态的发展』作了几个月的准备。雅鲁泽斯基在2月被任命为总理和在10月担任党第一书记，显示了一个在苏联支持下的派系的进展。而团结工会在无可能和政权妥协及由经济危机造成更大的不满后，被迫寻求新的路向。单是保卫格但斯克协议的成果已不足够，必须寻求方法迫使政权认识到工人的期望。工会大会的辩论只触及大方向，而领导层的经验主义更造成工会的认同危机。工会在行动上出现分裂，并失去了主动性。小部份人民寻求安定和秩序，不再追随工会的看法。其它一部份人则变得更激进，支持自由选举，准备实行积极罢工。深刻的分化开始分裂了整个社会。
　　雅鲁泽斯基利用了军队的模棱两可的声望，看准时机作出强力的一击。但他也顾虑到本身的局限。在技术上，虽然他可以像智利皮诺察或匈牙利卡达尔那样摧毁工人阶级，但他却没有政治依靠：对军队没有信心、恐怕反抗运动会太大、也缺乏令国家迅速脱离危机的经济储备。他采取主动抢先攻击，以摧毁团结工会。但进攻并未进行到底，12月13曰只是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政权开始寻求吸纳社会运动和改变政权的传统结构。
　　9个月之后，取缔团结工会的行动标志了这个过程进入第二阶段。它企图进一步挫败独立工会。82年5月，特别是8月31日的示威，显示了社会对军政府的坚强抵抗和地下运动的巨大组织能力。军政府立即还以颜色。团结工会则号召11月10日的总罢工以示抵抗。因此，双方力量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了；其结果会决定波兰工人运动的前途。在目前各种力量都不稳定的情势下，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本文将试图分析这场战役前夕的局势。
　　经济灾难
　　近期的经济数字显示，国民生产额虽然已轻微改善，但仍然继续下跌。82年7月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下跌了4.8％。煤炭生产虽然上升了6.8％，但制造业却下降了5.7％，轻工业下降1.3％。展望未来6个月也是很难有所改善。分配的国民生产额此去年下降7.7％，而计划只是预计下降6.9％。一名官方评论员表示：『这些情况的效果是限制了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虽然麦和水菓在今年丰收，但农村的情况继续恶化。最严重的是牲畜产量方面：肉类下跌7.2％、家畜下降84.2％、蛋下降33.8％，只有猪肉轻微上升4.3％。82年上半年的工业投资此去年同期减少了28％。人们的购买力也急剧下降：工业部门的工资一年内提高了44.1％，而单在本年2月的物价便提高了200％至300％不等。
　　这些数字解释了一年来生活水平的逆转。从前，在格但斯克协议下，增加了工资的人民找不到货品可以购买。但今天，人民却没能力购买找到的东西——特别在肉类方面。官方平均工业工资在7月是10828元(波币、下同)，而第一级肉类的价格是550至700元一公斤，最劣的一级则为110至180元。一公斤牛油要300元，一只蛋要15.5元，而且很难买到，自由市场上的价钱则为20至22元一只。估计有10％至15％的受配给的肉没有人买，因为人们没有钱。鞋、衣服等工业品缺乏的程度也是惊人的。从10月起，鞋要按工厂分批购买。公共服务继续下降，华沙的巴士有40％由于电池故障不能行动，卡高夫的的士缺乏轮胎。
　　即使生产下降的趋势能够放缓，短期内也不能预见情况改善。军政府推行的企业改革的失败，更令这个转变成为不可能；改革本身就是矛盾的：它提出企业领导要有更大自主权，但军事法令却迫使他们追随中央的指示。它更需要社会默契，但这是不存在的。包括在优先计划生产内的鞋类生产的情况，显示了这套计划的彻底失败。
　　经济情况失去控制，对整个国家有严重的影响：工业生产下降、人民赤贫化、储蓄的枯竭、内部结构和服务的变坏等。它们却没有导致工人动员起来。一年之前，危机的加深伴随着强有力的工会运动、反饥饿游行和工人监管的发展，显示了工人的激进化。在今天，不少迹象显示一个相反的倾向：在日常问题上寻求个别出路。
　　军政府所取得的一些经济成效也部份停顿这个倾向。2月的大幅度加价是15年来没有遭遇大规模抗议的头一次。食品供应的无政府状态得到改善。商店有较多物品供应，价钱却贵得很，经济管理看起来，因此似乎较有效率。报章更吹嘘煤炭生产的成绩。输往共市的波兰煤炭已超过去年的480万吨的水平，估计西方会总共购买750万吨。这个成绩无疑是与矿场的严酷镇压(包括解雇、内部警卫等)和罔顾安全、加强开采矿穴有关。新的工资制度也加强了分化、控制和贿赂。一个不在星期六、日工作的矿工可得2万元月薪，但如果在周末开工，则可达到3万至3万4千元。依据一套由管理局挑选的制度，并非每人都可以加班，加班成为一种特权。总的后果是只顾眼前利益而开采，更不顾安全。近月来发生了几次大灾难，最严重的三次分别有10名、7名和6名矿工丧生。官方却将责任推在管理人员身上。
　　在农村，农民继续消极抵抗。城乡产品价格的关系变得更不利于农产品。国家的收购情况迫使政权考虑恢复盖莱克统治初期废除了的强迫征收的计划。农民不肯依军政府收购的条件出售粮食。到处都表现深切的憎恨和叛乱的情绪。估计国家今年收购到的麦不会超过250万吨(国家需要500万吨)。
　　军政府的经济成绩再一次出现更大的灾难。局部的成功是很脆弱和临时性的。今年冬天将会极之困难。这是政权的主要弱点和不稳定因素的来源之一。政权现在寄望社会变得贫困和个体分化；但后者的政治后果是不可预料的，愤怒爆发开来也是可能的，因此政权必须维持镇压。
　　政权结构的改变
　　在过去9个月中，政权的结构有了重大的改变；军政府在这方面的成果是较为一致的。
　　首先，在立法方面：自从12月13日以来，国会通过了30至40条新法律，推翻了80年8月以来的社会收获，而描绘出另一套新制度：劳工法、家庭法、教育制度、反寄生主义和反贪污、工会法例、农业合作社法例等。所有这些法律都限制了民主自由、建立了新的特权，更严厉地控制了人民。此外主要机构亦进行清洗行动，特别是报界、法律部门和教育界。
　　军事部门也进占了党的传统架构，这更是政治制度变革的重点。它表现出将党贬低，而提高了军队和文人政权的重要性。12月13日以前，主要权力集中在地方党第一书记上，地方书记对委任制度有最后的决定权。现在，这些权力落在军事委员手中，没有人再咨询党书记了。这个改变有着重大的影响。
　　受到军方排挤的党官僚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据说有2万名党干部组织了起来，以一份刊物为中心。他们占据很多重要的职位，军方不能将他们全部雪藏。另一方面，新的形势迫使官僚采取极端保守的立场。
　　新的官员获得领导的职位，将极力保卫他们的职权，不愿退还给旧官僚。他们与大群技术官僚联盟，共同管理国家。军方认识到如果缺乏这些熟悉国家经济组织的技术官僚的协助，是不能统治国家的。而以往夹在政府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技术官僚，也从军方看到第三条路，避免了党政权的专横。他们厌倦了不稳定的状态，寄望于改革，更希望不受限制地推行他们的经济政策。以往，他们之中有部份人寄望于团结工会；现在，这些人似乎大都走到军政府旗下，不论是出于恐惧或是本身的抉择。这个联盟希望贬低党的架构；军政府的政策正是向这条路走。
　　但雅鲁泽斯基集团的计划仍只是处在开始的阶段。军政府被迫与受苏联着力支持的党官僚作出妥协。它同时也要找寻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合法性。在这方面，它的目的还远远未达到。用来动员人民的新组织仍是一个空壳。军政府也缺乏忠实的盟友。无论是立场趋向强硬的教会，或是党内的独立派，都是不可靠的盟友。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可能出现强硬和不耐烦的派系。反而，一些党官僚转而投靠了军政府，相信它能提供更佳的前途呢。因此，军政府的新架构仍然是脆弱和不稳的，但我们不能低估这些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的作用。
　　即使军政府能够扭转80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它的政治力量和经济信誉仍是有限的。单是用武力镇压经由16个月工会运动激励的社会，是不足够的，它必须决定性地在政治上挫败独立工会。毫无疑问，这是它再次采用武力的目的。波兰工人阶级会怎样作出反抗，甚至改变局势呢?11月10日的行动将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分析团结工会被取缔前的情况。
　　地下运动的发展
　　整个社会都拒绝接受新政权。这是无可怀疑的。在波兰很难碰到为军政府辩护的人。人们憎恨和鄙视它。但这并不足以推倒雅鲁泽斯基，更需要明白这个情况如何影响反抗政权和保卫成果的运动。
　　首先，是军变带来的震惊。这不单是一个军事上的挫败，工人还质疑工会领导层缺乏准备和预见不到这个情况。精神上和政治上震惊，解释了反抗的软弱无力和当初几个星期的恐惧气氛。人们还记得胡亦克的矿工占领了矿洞，深信整个波兰会在进行总罢工，结果却被防暴警察镇压了的例子。我遇见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仍在自问这个失败。不少人指责工会领导层没有预见和对对话怀有幻想。他们更认为必须保卫已得的成果，坚决抵抗军政府。
　　到了82年2、3月，所有人都动员起来建立一个地下运动，令团结工会复活。恐惧已被克服，运动更迅速令数万名活跃份子激进化。5月和8月的示威，宣布了工会的复兴。根据10月初一些可靠的数据，我可以作出下列的估计。
　　只有数百人安全在地下活动。他们匿藏起来，并不公开露面。他们包括逃避了12月13日拘捕行动的团结工会全国和地区干部。他们被警方悬赏和极力追捕。其它数以万计，甚至以十万人计的人进行半地下活动。他们住在家中，继续在工厂工作。他们之中在组织中负更大责任的，便较少为人知道。最后，还有数百万波兰人(约为团结工会会员的50至60％)支持工会的行动，即使只是缴付正常的会费而已。这些数字只是约数，但大致吻合不同来源的估计。
　　团结工会尽力协调这些人和重组一个基本架构，其中可以区分下列的组织：
　　临时联络委员会(TKK)，在4月成立，包括去年10月大会选出的5位全国委员会成员。它订定工会活动的主要路线，是工会的全国权力所在。
　　地区委员会(RKW)，包括了12月13日之前在各地区选出的负责人。最强大的包括格但斯克、华沙、弗罗茨瓦夫和卡高夫。其中以弗罗茨瓦夫矿区最重要。在一些工人市镇，它以一个大企业为重心，例如史维力克、哥索夫、乌苏斯和、卢宾等，组织亦最健全和强大。但也存在一些弱点，例如8月底在66个市镇的示威显示了工会力量的分布，也显示了它的不平均的组织。
　　企业委员会是工会的基层组织。它们通常由新的不知名和不露面的活跃份子策动。在一些地区，厂际联络组织已经成立，例如在华沙，有4个这样的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MRKS)[译按：见另文该委员会的公开信]。
　　但这个架构是非常脆弱的。由于保安的原因，组织之间的联系是不固定的。一些组织更可能因为一些人被捕而迅速消失。组织之间主要经由刊物联系。现有数百份刊物定期出版(华沙有15至20份)，每份印发数千本。地区委员会拥有较重要的机关，普遍以大印刷机印刊物。
　　除了企业内的组织外，还有团结工会的互助组织(KOS)。它们以区、镇或一座大厦为中心，派发刊物、传递消息、帮助被解雇者等。但这些工作十分困难。还有教会提供援助，分发必需品和药物。一些堂区专责寻找被捕、被囚者的下落，另一些则援助被解雇者和有需要的家庭等。
　　简单地说，这些工会组织动员了国内数十万的群众。从地下活跃份子到拒绝上电视的艺员，他们构成一种并行的社会，有自己的价值、目标、联络网和活动，也有在弥撒和街上游行时出现的小襟章等。这个运动在保卫80年8月以来的民主自由的行动上是十分团结的。但它也有本身的弱点。除了上文提过的区域性不平均之外，还要加上政治上的分歧、它的精神道德意义和镇压带来的打击。
　　内部的分歧
　　对过去两年的不同评价，明显地扩大了政治分歧。这些分歧可以从华沙出版的不同刊物见到。这些刊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永远是像团结工会公开活动时那样友好。在警察镇压的环境下，大家之间存在一些猜疑。它们也参加了不同的组织新政党的计划。在国会通过工会法律之前数星期，警察加强了在工厂的行动。除了在8月31曰之后拘捕了44人之外，警方还成功进行了一些行动，严重打击了工会，特别是拘捕了华沙的罗马索夫斯基和约20名MRKS的成员，和弗罗茨瓦夫的法西纽克和娜布达。
　　在农村，团结农会似乎未能重组起来，农民会员严厉谴责其会长的叛卖。一些企图联络国家东南部、格但斯克和比德哥什的农民委员会的行动也失败了。
　　整个地下社会与其它人民的联系又是怎样呢?毫无疑问，它受到人民极强的精神支持。但要分清楚所谓『情感上的支持』与『行动上的支持』。日常生活的困难及缺乏眼前的前景，扩阔了这个鸿沟。对代表了80年8月以来的民族尊严和价值的组织的精神支持，并未明显地自动转变为积极参与罢工和示威行动。
　　这类情况的迹象长期以来便困扰着团结工会的领袖。在8月31日的示威中，不同地区的大企业的工人的参与是不平均的。在华沙，估计华沙钢铁厂、乌苏斯等大工厂之中，有约5％的工人到来参加示威。一些领袖认为这是一个失败。此外，更多的工厂的刊物呼吁工人缴交会费。来自一些地区的统计指出缴费者数目减少，有时达到50％。不少企业的活跃份子强调不同车间的不同战斗性和发动罢工的更大困难，因为其后一定出现解雇的情况。他们并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只是说局势变得不稳定和动荡。人们觉得疲倦，一些变得消极，但这些都可以很快转变。没有人可以判断，国会取缔团结工会会引来怎样的自发性反应。
　　但无论如何，这些分歧也反映出一些更深刻的政治、社会现象，可能构成地下工会与广大工人群众分离的开始。地下组织战士被本身的安全问题和与政权的斗争困扰着，而工厂裹的工人干部面对工人阶级的日常存在的问题；前者的历程更多是精神上和理想化的，后者却是更实际的问题(工资、工作组织、安全、就业等)，这些都可构成两者的分离。正当一些人走向激进化，其它人却为更长久的斗争作准备，并对上述的消极迹象更敏感。他们更觉得团结工会在12月前的正统工会工作的成绩是负面的。
　　地下工会的抽象式辩论，更加深了这个分化。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总罢工的辩论；辩论结果走到死巷中。人们谈论各种手段，却没有真正考虑目的。很少辩论提到应该与政权谈判甚么，应该拒绝谈判甚么；也不讨论全国的和解是否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或是要准备其它更激进的方案。保泽克与罗马索夫斯基的分歧只在于策略上。后者的立场是『前卫式』的：有人要战斗，其它人则没有那么坚决。让要战斗的人投入斗争，作出榜样，最后会将社会动员起来，正如80年8月一样；因此，地下运动必须有坚强的组织。保泽克却不同意脱离沉默的大多数。他认为多数人的要求和行动的可能性是更有效的；因此，不要作出逾越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行动。
　　最近几星期出现了另一个歧见，是由接近华沙领导层的专家倡议的。他们提出『地下社会』的建议。在7月28日发表的纲领声明中，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将成立地下社会作为一个目标：『这个运动将会负责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广泛层面，包括所有组织、所有地区、城市和农村。……我们必须向社会显示独立存在的力量。』很多活跃份子和独立刊物的文章都将这个建议联系到与官方政治组织完全隔绝的想法，认为它基本是要走一条甚么都杯葛的精神道路。除非迅速推翻政权，否则这个态度是自欺的，而且更会使反抗运动逐步自己孤立于人民。
　　形势的总结
　　总结来说，国会取缔团结工会前的形势，地下运动虽然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仍然是受削弱了。除了地下运动本身缺乏明确的前瞻之外，人民被12月的挫败和经济危机影响而受到打击，也是原因之一。警察在9月和10月的行动也破坏了它的组织。军政府选择了这个时刻作出攻击，是希望利用普遍的疲倦，严重挫败独立工会，从而可以放手建立梦想中的新政治制度。
　　国会取缔工会的行动所造成的双方力量对抗，结果仍未明朗。它取决于团结工会、教会和政权之间的复杂政治活动，同时也受国际上有利和不利于工会运动的压力的影响。
　　1、 取缔工会的行动正面袭击了波兰工人的最深切的希望。因而他们的反抗是直接的。这不再是庆祝某个周年日子或是保卫某些要求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数百万男女的生存意义的问题。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将对抗日子定为11月10日，希望有足够时间准备一个团结和有效的反击。它能否克服这几个月来显示的不平均的战斗性呢?它能否避免零星的斗争呢?这无疑是地下运动的领袖对10月11日波罗的海海岸爆发的罢工的忧虑。但波兰工人的勇气和决心已多次令观察家惊讶。
　　2、 教会的态度也是具决定性的。当初它相信对话的可能性，但其立场已逐渐强硬起来。现在教会完全站在工会方面。但它会否在即将来临的对抗中跟随工会呢?我接触的所有接近主教的人都强调了他们的疑虑。他们认为短期内没有解决方法，必须尝试与政权共同存在，对抗将会是灾难性的。众主教甚至梵蒂冈可能会再担任调停的。但这足以避免事态的恶化吗?
　　3、 最后还要考虑军政府本身的决心。我们见到它的政治和经济手段的弱点。它只剩下武力。如果工人反抗不退却下来，它是否有足够的坚固基础继续血腥的对抗呢?很多观察家，包括团结工会的专家，都认为它有这个条件。他们估计军政府和克里姆林宫会坚持到底。而军政府亦明显地将它的政治前途放到这个对抗上。
1982年10月
[小点节译自法国《出路》杂志82年11月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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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21
波兰事件在南斯拉夫的反响
作者：韦娜　　译者：黎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2月 第九卷  第十二期（总第72期）
　　『我们出席了团结工会大会，以此表达了我们支持所有寻求解决该国目前困难而作出努力的社会主义及进步力量。』南斯拉夫工会联盟这样总结它派遣代表团出席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虽然东欧国家所有『工会』都被邀出席，但只有南斯拉夫工会作出了反应，因此它的出席引人注目。而且，南国人民对于波兰80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所知甚详。当南国经济也不大顺利之时，强调邻国情况更坏，以及指出波兰人民要如此费力争取的(例如罢工权利)南国人民却已能享有，对官方来说是有利的。当然，在南斯拉夫，罢工权利仍未正式成为合法权利，但70年代以来，政府内许多人已接受它作为安全活塞的作用，作为对工人的自治权利得不到实行的弥补。在一个权力非常分散的制度下，地方性的罢工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它们没有在官僚集中计划制度社会的爆炸动力。当局甚至鼓励工会研究罢工问题，工会间中竟也会支持一些罢工。
　　但这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工会是保卫工人权益的真正工具。在60年代末，当市场规律更为扩大时，工会倾向于脱离党和国家的监管，但70年代工会再受控制，其作用被确定为南共目标方针的传送带。于是，工会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也只限于适应南共领导层的国际外交政策，以及领导层对波兰例子可能在南国工人人民中间产生的冲击的惧怕。
　　对于波兰工人发出的『向东欧工人的呼吁』  (呼吁东欧工人组织独立于国家的工会)，南共只能加以排拒，原因有二：国际外交考虑及国内传染危险。南斯拉夫工会对波兰工人的呼吁，作出了以下的回答：『人人都知道南斯拉夫工会联盟一直一贯和有力地保卫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自己决定本国工会运动的形式、作用和任务的权力……我们反对所有干预，因此同样反对这个呼吁。』
　　12月13日前波兰斗争的冲击
　　南国官方媒介反映了对团结工会的同情。有关团结工会大会的新闻报导在电视黄金时间播放，调子明显地是同情的。不过，这种同情有几种制衡观念在后：对教会及其在工会内的影响不予信任；惧怕波兰国内的斗争会导致国际均衡受挑战，从而危及南斯拉夫的地位。因此，波兰工人向东欧工人作出的呼吁，被视为善意但不负责任。
　　南斯拉夫当局对于战争状态、逮捕行动、施加在工人身上的暴力等，都加以谴责。传播媒介发表了南共领袖的声明，非常明确地拒绝接受雅鲁泽斯基的辩护词和他对团结工会活动的『反革命』指责等。举例来说，在1981年12月20日，斯洛文尼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书记石定在贝尔格莱德最主要的报纸《新闻周报》上谈论波兰事件：『波兰工人阶级曾三次激烈反抗：1956年，1970年，和今天……在头两次．，波兰工人阶级接受了党的纲领，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党本身也对过往的做法作出了自我批评，并应允在社会上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可是，党背叛了它自己的允诺。官僚畸形现象和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标准被歪曲的情况重新确立。这就引发了今日的事件。今天，工人阶级本身采取了主动。』
　　《新闻周刊》81年12月27日的社论说：『当工人的要求要用如此大的武力和镇压排拒时，这是怎样一个社会主义模式?』首都的党机关报《共产主义者周报》在81年12月18日评论说：『军事行动往往标志了某一政策的失败。』
　　当然，南共也批评了团结工会的『极端主义者』，但并没有抨击整个运动的意义或为战争状态辩护。
　　然而，尽管南共当局采取了这个官方立场，它却不容忍南斯拉夫人民积极进行的自发的支持团结工会的行动。于是，波兰问题成为国内政治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故然，到今天为止作出了反对军管最强烈抗议的人是知识分子，但波兰事件的回响并未停止：
　　——在12月，有几个请愿者，谴责波兰军事状态，要求雅鲁泽斯基释放政治犯。一些学生示威被禁止和镇压。一些请愿者被当局问话，然后家中被搜。他们许多人被警告：『南斯拉夫政府已对波兰事件表示了态度。公民任何其它行动都不会被容忍。』(见《我们的路向》，82年3月)
　　——25名知识分子写了一封抗议信给塞尔维亚国民议会，抗议当局的干扰镇压，这个抗议行动得到斯洛文尼亚区卢布尔雅那市112名知识分子和克罗地亚区萨格勒布市199人签名支持。
　　『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发表言论的自由是否被禁止?如果是，那么法律根据是甚么，是何人何时订出来的法律?在这个城市，有谁有权力(而且是甚么权力)决定是让几百人签名写信给雅鲁泽斯基和团结工会，还是将这些人加以镇压?……因此，我们要求作出上述镇压的人要被找出来，个别指名，并被检控，控罪是侵犯人权，侵犯自治权，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我们要求国民议会防止以后有同类事件发生。』(见《我们的路向》，82年3月)
　　同类的抗议信在不同时间纷纷递交给南共当局，并附上上述指控当局的请愿信。
　　——到82年7月，浪潮又重新掀起。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大会』上，有人张开了支持团结工会的横幅，警察强暴地逮捕了8名学生，判以40至50天监禁。
　　——(学生报}发表了一份团结工会内部辩论的文集，里面收有库伦、保泽克、古鲁斯基等的书信，此外又发表了有关支持巴解大会上学生被捕的消息。它强调说南共6月召开的大会是反对波兰军管状态的。
　　——到8月初，在同一地点，发生了支持团结工会及要求释放被囚南斯拉夫学生的示威。政府再进行逮捕和监禁(监禁时期较短)，被捕者包括主办著名被禁杂志《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达廸TADIC和波博夫POPOV的儿子。
　　——抗议事件日渐增加。由于最近一次逮捕行动发生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大会上，因此抗议者的论据就更为有力。他们问：为甚么在一个官方政策是不结盟的国家，人民获准抗议一个集团内的军事独裁政权，同样抗议另一集团时却受到惩罚……许多人就这个主题写公开信去报刊。
　　在重大经济危机时期，当南共大会召开了却解决不了甚么问题时，越来越多人怀疑自治制度无法成功运转的主要原因，是否就是与南共内部和南斯拉夫社会上缺乏政治民主有关。人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在党内正引起非常紧张的辩论。波兰事件成为铁托死后国内有关民主自由的争战的首轮试验。国家机器有一部份表现了惊惶，是因为恐怕这些斗争会与社会不满相结合——严重的失业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南斯拉夫几十年来首次出现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因此日增。
(黎思译自(国际观点}82年10月18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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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4:37
波兰反抗运动文件选辑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3年2／3月 第十卷  第二、三期合刊（总第74／75期）
　　(译按：波兰军政府在82年12月30日『取消战争状态』以来，地下反抗运动似乎从各报章的新闻版消失了。偶然才见到一些零星的报导，而且多数集中在华里沙个人身上。毫无疑问，华里沙在波兰工运内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精神领袖，他的行动也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另一方面，波兰反抗运动在军政府的一连串政治攻势下，正处于一个重整和寻求政治出路的局面。对于关心波兰工运的人来说，在运动处于比较静态的时候，要获知运动的发展趋向和情况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本期特选译一些工会的文件(包括华里沙给军政权的一封信)，让大家能进一步了解工运现时的情况。
　　诚然，华里沙获释是军政权一个巧妙的政治行动。它给予工会地下运动(特别是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莫大的压力。而在委员会的三份声明中，我们更可看到地下运动面临巨大的政治考验。它能否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摆脱孤立，修订今后的策略，对工运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另一方面，从华里沙的信中，我们也可以衡量他对政权的态度和对和解的想法。此外，波兰反抗运动的一份团结声明，让我们看到不同组织对政权的评价和未来行动的一些主张。]
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临时联络委员会的三份声明
第一号声明
　　以往曾几次出现容许政权与社会和解的条件。政权镇压了团结工会，排拒了达成真正和解的所有可能性。释放华里沙，和接受教宗保禄二世的访问，只是走向停战的一些姿态而已：只有在走向取消战争状态的法律及其相应措施之后，这些行动才是有效的。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停战只有在包括下列最低限度的措施之后，才能带来消除社会冲突的政治方案和开启未来和解之门：
　　——释放所有政治犯；
　　——授权予所有组织和协会——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和影人协会；
　　——放宽检查法例，容许与社会协调。
　　达成这样的停战，可以营造容许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气候，只要能给予政治保证，让企业恢复全面的自管。没有这些保证，撤消战争状态只会是一个官方姿态，并未能符合社会的期望。
第二号声明
　　11月10日事态的发展再次质疑了工会直到现在采取的策略。
　　团结工会全国临时委员会现在面临制订新的斗争形式的问题。释放华里沙和确定保禄二世访问波兰日期，宣布撤消战争状态，所有这些产生了新的政治局势。这容许期望在政权与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停火。因此，我们决定取消在l0月20日声明中原定在12月举行的各种抗议行动。但无论如何，12月16日仍然是纪念1970年12月受害者的日子；这同时也是纪念在军管最初几天死亡的矿工的日子。我们呼吁为70年12月和81年12月的受害者准备悼词、花圈和鲜花，和进行弥撒。
第三号声明
　　团结工会的领袖已得到自由。
　　他在最初的声明中肯定地说：『我曾经，和将会忠于1980年8月的理想。现在必须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能构思要采取的行动。』
　　我们宣布准备好服从华里沙的决定。虽然团结工会被禁制，他对我们来说，仍是民主地选出来的领袖。他的被释创造了新的条件，以达成与政权停战。我们准备好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宣布：我们的行动一直基于同样的原则和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的纲领。只有华里沙才能订定临时联络委员会；在他的提议下，决定解散的条件。对我们来说，这个决定只会是在所有因为政治理由被捕的人全部获释之后才会作出．恢复工会和政治权利，仍是我们行动的主要目标。
　　1982年11月22日
(译自法国《出路》双月刊第20期)
华里沙给雅鲁泽斯基的第二封信
    军政府曾散发这封信的伪造本，这是正本。
力克．华里沙
格但斯克，撒斯帕区
机师街，17号D。
将军先生：
　　战争状态的宣告终止，激起我再次向你写信。这当然不是回顾往年事件和困难的时候。相应地，这是开启到未来的宝贵机会，以表示真正期望改善。目前的深刻危机得以渡过，首先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努力。同时，也必须得到外国的援助，它在目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中止。要恢复社会的努力和加强波兰在世界上的地位，只能在社会和政权之间重建互相的信任之后，才能达到。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以1980年8月的协议为基础。自从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政府和阁下曾多次宣称不可能回复到1980年8月事变以前的情况。只有满足人民的期望，才唯一可以唤起希望和为社会稳定作出贡献。
　　首先，这需要大赦在战争状态之下因为工会活动和抗议行动被定罪的人。正如执法者在释放我之前向我解释一样，我自然相信，依照这些法律，所有被拘者将在战争状态结束后自动获得释放。其次，恢复所有在战争状态之下，曾被以『从事工会活动』和甚至只是以『属于工会会员』为理由而被解雇的人的职位。这个(解雇)问题影响很广泛的社会层份，带来很多创伤和悲剧。第三，关于各工会的问题，必须恢复多元化的原则以脱离现在的死胡同。
　　所有对现实没有闭上眼睛的人都清楚知道，工人阶级并没有接受现在施行的解决办法；在工人阶级没有接受政府的立场时，我们是不能进展多远的。在向这方向走时，我们才会开启真正社会协议的路。我已准备好参与达成这个目标的工作。没有人需要向他人送礼，没有人需要跪下乞求和解，因为如果我们渴望国家幸福，和解是必需的。所有渴望国家幸福的人必须对和解持开放的态度。
    力克．华里沙
    1982年12月4日
(译自法国《出路》双月刊第20期)
波兰反抗运动的团结声明
　　现政权计划迫使社会取消保卫自己权利的斗争。面对着政权这些决定，我们——身为被独裁政权迫得走向地下寻求掩护的不同组织和机构的代表，将我们的力量团结在『团结工会』社会解放运动之内，并宣布：
　　——我们行动的目标是自由、社会自管和波兰国家的独立。在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之内，我们不能保证合法和拥有主权的社会组织能长期存在。我们继续进行以往建立了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的行动，这个运动表达了整体波兰民族的愿望。我们将为了实现团结工会的纲领和理想继续奋斗。
　　——我们将建立一个能立即保卫本身的权利的自由社会。由苏联强行施加，并由一个叛卖的统治阶级以武力维持的独裁制度’是不能进行自我改革的。倘若我们接受它的存在，它是不会自动垮台的。我们呼吁全体波兰社会和波兰移民建立独立的社会机构。我们的自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都是倚赖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拒绝脱离地下运动的呼吁。对政权来说，『地下运动』是所有它不能控制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在政权本身是非法的国家里，我们自由的程度是决定于地下的行动。恰恰是由于有地下团结工会，社会的联系才没有断绝，我们才能在这段新的困难时期保持尊严地生活。脱离地下运动意味了我们同意民族投降。
　　——我们将继续为争取思想囚犯和所有因为工会活动而被囚的人获得释放而奋斗，也为了重新建立自由的工会而奋斗。为了农民和学生的独立组织能够存在，为了创作家和科技人员协会的正常活动可以进行，为了教育、报刊、编辑和文化不受检查，我们将继续奋斗。
　　我们坚决谴责与独裁政权进行的任何合作。同一时候，我们将利用任何有效行动的机会来争取社会解放，包括在被政权控制的组织和机构内的行动。我们将继续指出和在社会上孤立那些特别积极巩固独裁政权和与镇压机器合作的人。
　　使用武力是与我们的理想相反的。但在形势所迫时，我们不会排除积极保卫自己的权利。社会的自卫，不单只是对镇压的实时反应，更特别是制造社会和政治情况，令镇压不能被运用。我们积极抗议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违犯它所承认的，保护人类和公民权利的条约和协议。
　　我们支持所有被独裁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压迫的社会和民族，支持他们争取独立、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斗争。我们不会在各被压迫的民族之中只争取波兰的独立。我们支持所有争取自我、统一和民族主权的社会和民族的斗争。我们呼吁民主社会继续支持我们争取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斗争，以避免我们的现在成为他们的将来。
　　社会反抗运动委员会(KOS)
　　CDN出版社
　　《独立文艺评论》WEZWANIE
　　《TYGODNIK MAZOWSZE》编辑部
　　《TYGODNIK WOJENNY》编辑部
　　《团结工会消息》编辑部
　　团结工会厂际联络委员会
　　争取独立教育运动，  OBA分析及研究中心
　　KRAG出版社
　　团结工会反抗运动地区委员会(华沙区]
　　《TU I TERAZ》编辑部
　　华沙诗人及画家独立出版社
　　PRZEDSWIT出版社
　　《政治评论季刊》KRYTYKA编辑部
　　华沙  1982年12月12日
(译自团结工会在国外的(消息通讯)法文版第50期)
我们呼吁所有独立组织和机构支持这个团结声明。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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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5:24
释放罗曼索夫斯基等团结工会领袖!
作者：史慕嘉　　译者：微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3年4月 第十卷  第四期（总第76期）
图：团结工会三位被捕领袖　右起：库伦、卢鲁斯基、保扎克
　　1983年1月24日，波兰军政府开始审讯华沙团结工会地下电台的几位重要组织者。该地下电台从1982年5月便开始操作。10名工会战士被控下列三项罪名：刑事法例第282条——煽动公众反抗，可被判10年监禁；1981年12月13日发布的战时状态法例第46条——继续进行未经授权准许的工会活动，和第48条——散播虚假消息，这两个罪名可制刑3至5年。
　　进行『公审』的当天，华沙军事法庭的旁听席不让记者进入，托辞是『地方不足够』。获准进入的只有波兰官方通讯社的记者。
　　两名主要的被告是罗曼索夫斯基(ROMASZEWSKI)夫妇二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为争取工人权利而斗争。在1976年6月，拉多姆布和乌苏丝拖拉机厂反加价罢工被当局残酷镇压下去后，他们二人联同其它活跃份子，发起了一个联络网，专门为受到迫害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物质及法律援助。
　　3月之后，这个联络网发展成『社会自卫委员会』KOR的成立，罗曼索夫斯基在1977年正式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与工人的接触活动，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之后，他与妻子共同建立『社会自卫委员会干预局』，工作是详列并公布因援助受迫害者而受到当局打击报复的工人个案。
　　罗氏更在这个时期间利用防苏联的机会以『社会自卫委员会』的名义与莫斯科的『赫尔辛基条约监禁组织』接触，也与异议数学家沙卡洛夫会面。
　　在1980年8月，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罢工开始后，罗氏被捕，罢工工人与官僚层在1 980年8月31日签署了协议令，罗氏获释，旋即与妻子共同参与建设华沙区的团结工会组织的工作，成为主席团成员。
　　罗氏夫妇接着组织华沙区工会的『干预委员会』，工作是协助工会的工厂支部应付官僚层处处与之为难的法律琐文。
　　在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氏被选入工会的全国领导层。
　　1981年12月13日，罗氏夫妇逃过了逮捕，但他们的20岁女儿则被捕。他们在地下工作，通过地下电台与群众保持联系。198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的历史性地下电台广播，是这项工作的首次成果。
　　罗氏是处于地下的团结工会地区性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强调需要发展厂际联系委员会，以加强工会的地下结构。
　　团结工会电台的活跃份子，不同意工会领导层内大多数领袖的意见，支持了『工人厂际委员会』(MRKS)发出的在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的呼吁。对于这次成功的行动，他们是有功劳的。
　　这次行动成功后，罗氏成为发动总罢工的主要鼓吹者。82年6月华沙团结工会地下周刊刊载了一篇访问罗氏的文章，他解释说：
　　『我们要筹备总罢工，……总罢工必须是全国性的，而且工人积极地保卫工厂。在华沙，积极罢工(注：即工人占领工厂并继续生产)将会在二、三十间工厂内进行，其它工厂工人则留在家里进行支持性罢工。示威和游行队伍将进而占领一部份镇压性部队。如果情况真正严重，我认为当局便无法依赖军队甚至警察来进行镇压。
　　『如果有一个部队拒绝开枪……正如1917年2月发生的那样，当时哥萨克骑兵有一小连部队走到示威者那边去，一个月后俄国沙皇就不再存在。』
　　由于罗曼索夫斯基及其它领袖在反抗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作用，因而他们成为华沙当局急于缉捕的目标。经过多次失败后，警方终于在82年7月逮捕了一部份领袖，在8月31日再逮捕了另一批。对于军政权来说，这次审讯是对于一些模范积极战士的报复机会。
　　1月24日对罗曼索夫斯基及其它9人的审讯，是军政府检控团结工会领袖的一连串审讯的第一宗。1981年12月13日被军政府逮捕扣押的工会领袖，有7人在覊留所中被捕，控以筹划以武力和暴力推翻政权。4名『社会自卫委员』的活跃份子也从覊留营中被捕，控以同样罪名。此外，第一个在波兰成立的地下工会联络委员会『华沙厂际工人委员会』(MRKS)的十余名组织者，也会在2月开始受审。
　　雅鲁泽斯基军政府进行这些审讯，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它想显示团结工会已死，抵抗运动已结束，现在受审的是工会最后的顽抗者。另一方面，军政府冀望通过重刑来儆诫继续进行反抗运动的战士。
　　审讯罗曼索夫斯基等人那一天，『团结工会电台』经过了几个月的沉默后又再次进行经常性的广播了。它呼吁华沙的居民在审讯期间聚集在军事法庭外面，以示对受审者的支持。当日，警方驱散了一千余人的示威队伍。地下电台也呼吁人们写信给狱中的工会领袖，地址是：
　　ZAKLAD KARNY，WARSZAWA，
　　UL．RAKOWIECKA， POLAND．
　　在波兰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请愿书开始流传，总共有几千份。华里沙及另外13名工会领袖也去函波兰国会要求特赦被捕者及结束镇压。
　　17名波兰知识分子写道：工会领袖或是普通工人因支持工会而被判刑，是没有分别的。『但是，政府检控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7名成员，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我们不能不作反应。这个行动对我们来说也有象征性价值。我们要求释放他们。』
　　全球各地的工人应响应呼吁，致函给正受审的工会战士，表示声援，也向波兰政府要求释放团结工会领袖，释放所有政治犯。
　　(微丝译自《国际观点》第23，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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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5:50
波兰经济状况和工会的发展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3年5月 第十卷  第五期（总第77期）
　　根据波兰政府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显示，处于军事管制下的波兰在1982年的经济成果，比81年更每况愈下。下列的资料引自团结工会海外联络部在法国出版的《数据通讯》和在英国出版的《团结工会之声》。
　　82年的波兰经济状况
　　82年的国民总收入此81年下跌8％。自从1979年经济危机尖锐化以来，国民总收入共下跌了25％，成为过去1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82年的工业生产此81年下跌了2％，农业生产下跌4.5％，国家在这年兴建的住宅数量下跌8％。
　　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得更厉害。82年成为波兰人民贫困化最严重的一年。生活指数上升102.3％，总消费下降15％。虽然人民的总收入上升63％，但波兰货币的币值却每天在下降，结果，在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下降了25.5％。
　　从官方发表的其它统计数字看来，上述一些数字可能已经被美化，以减低军政权的窘境，力求挽救信心。如果工业产量只下跌2％，为甚么货物运输量下跌12％，而公路运输量更下跌20.5％?为甚么非食品的消费品总销售量下降21％?而且，根据波兰新闻社的报导，波兰竟然7年来第一次出现剩余能源储备230万瓧；由于没有新发电厂出现，这剩余只能是因为工业对能源需求下跌造成的。
　　此外，42种最主要的工业产品之中，只有5种的产量超过1979年水平。主要的消费品产量下降达25％至45％。鞋的生产甚至只是配额数量的三份一。
　　从上述数据显示，波兰政权用军法统治的铁腕手法，并未能达到预期的强迫加强劳动纪律、提高生产，以至解决经济危机。事实证明，在铁腕统治下的波兰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重组力量的同时，以消极怠工的方式表示对政权的抗拒。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最终受苦的仍是波兰人民。尤有甚者，矿工在鎗尖下被迫加强劳动量，虽然因此煤矿产量增加了，但他们要付出生命代价：82年首三季的煤矿矿工意外死亡数字增加了32％，官方竟然诿过为『缺乏纪律、社会和平和秩序』呢!
　　价格制变改革的失败
　　另一方面，波兰军政府一年来在军法统治之下所实施的物品价格制度的改革，已证明是失败的。军政府以铁腕手法实行一连串价格制度的改革，主要目的在于：缩小大众购买力与物品供应之间的差距，将食物价格提高到接近工业品的水平以刺激生产，和将物品价格拉近生产成本，即减少津贴。
　　但所有这些目的都失败了。通货膨胀继续加剧。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了，产量却不断下降。人民手中的现金和存款增加，物品却缺乏。国家预算赤字达到一万亿元波币之巨(81年还『只』是三千亿元)。国家仍然要大幅补助煤矿生产、公共运输等部门，生产成本与价格的差距继续存在。物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因生产不断下降而上升，令食物价格始终追不上消费品的价格。所以，整个价格改革证明是徒然，政府唯一可算是有『成绩』的，是证明了在军管之下，它有强大的力量推行这样一个庞大的价格改革，而没有受到社会的有力反对。
　　另一方面，提高物价和选择性地加薪，造成更多社会收入落在一些非生产的特权阶层内，而大多数普通家庭走向赤贫化。估计现在约有40％的工人家庭收入低过最低社会标准(一年前这比率估计是20％)。
　　在整个价格改革过程中，最穷的层份受到最大的打击。在物品愈来愈短缺的时候，分配权成为政权的重要政治武器。严重缺乏的物品要在外汇商店购买，在工厂车间内配给等；加薪也只限于工作中的工人，社会津贴则减少，令最穷和最没有力量的人百上加斤。
　　展望未来，军政权将被迫进行另一次大规模加价，更多的家庭将跌过贫穷线之下，社会不平等会继续扩大。但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对抗的情况下，政权并没有其它可以采取的选择。
　　地下工会提出纲领
　　经济局势的困境与波兰政治局面的胶着状态有很大关系。一年多的正式和非正式军法统治，并没有将工会运动的力量瓦解，但团结工会的重组过程也遭遇各种客观和主观困难。工会地下组织领导层在军政权的重大压力和打击下，在82年犯了一些对形势估计不足和反应不够敏锐的错误，这反过来又对工会重组的过程产生负面影响。
　　经过一轮总结经验和检讨的时期，工会地下领导层『团结工会全国临时协调委员会』，在83年1月发表了一个纲领，从剖析过往经验中得到一些总结，对未来的前景和斗争方式(包括对总罢工的看法)也有较明确的界定。
　　纲领指出一个极权的独裁政权正在形成中。因此社会并没有选择余地——唯一的行动途径是反抗，与独裁政权斗争。斗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订下的纲领，成立一个自管的共和国。要实现这个纲领，必须创造条件，迫使政权寻求与社会妥协，所以一定要推翻现时的独裁政权。
　　纲领提出要在下列几方面与独裁政权进行斗争：共同杯葛由政府控制的新工会；实行经济斗争，帮助组织农民，在工作地点继续实施压力，包括尽量利用现行法例，要求得到生产和分配的消息，组织群众抗议，尽可能推行工人自管，杯葛不合理的指令等；争取提高独立的社会意识，打破国家思想控制，成立独立的学术机构等；筹备进行总罢工。
　　纲领指出总罢工是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群众参与上述各种斗争，是准备总罢工的重要阶段。总罢工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自我组织程度和决心，对共同目标的觉醒和接纳，和国际的政治状况。总罢工的前景是无可避免的，但逐步改变制度的纲领也同时是有效的。它只是指出如何击败现在的独裁政权，为进行经济改革制造条件。在筹备总罢工的时候，必须拟订和同意一个最低社会纲领。
　　地下工会提出这个纲领，帮助了统一和总结当前社会上不同意见。以往由于工会组织及联络上的弱点，社会上出现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在企业内活动的工人与在地下活动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分歧主要在建立怎样的组织上。首先，来自下西里西亚区(弗洛茨瓦夫)团结工会的主张，是在企业内建立地下工会组织，策动大企业的群众进行斗争，为将来以总罢工推翻军事独裁政权作筹备工作。其次，来自华沙地下领袖和社会抗拒委员会(KOS)的主张，是注重消极抵抗，以一个地下的消息、教育和刊物网，提高独立的社会和文化意识。还有来自例如哥索夫区领导层的主张，是建立一个职业革命者的中央组织，任务是协调各个独立的活动和社会自我组织，待时机成熟时，夺取政权。
　　表面看来，这些不同的主张之间并没有基本的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实际上，它们代表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不同态度：例如，它们如何看待总罢工之必要性及必然性，对波兰政权(不只限于军事独裁政权)最终的评价，知识分子与工人战士之间的关系等。
　　工会发表的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和统一了这些意见，但亦代表了某种妥协，其中一些含糊和矛盾的地方，更反映了领袖之间的不同意见和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工人武装自卫和争取在军队内活动的问题，却没有明确地提出。这可能反映领导层对官僚政权的性质仍然存有幻想：以总罢工推翻军事独裁政权之后，便可以民主地进行经济改革，而不触动官僚政治体制。工会领导层似乎仍未能取得主要的结论，即无论官僚政权是否披着军服，它基本上仍然是专政独裁的。
　　工会号召新的行动
　　到了83年3月23日，团结工会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发表了3份声明。
　　第一份声明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发表。它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和波兰劳动人民的名义，向全世界劳动人民祝贺五一劳动节，并宣布波兰工人在这天会在国际互相支持的旗帜下进行示威。声明肯定了波兰人民并不是孤立的，自从80年8月以来，他们便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帮助。它并再强调相信他们的斗争具有国际意义。声明并呼吁全世界劳动人民在5月1日显示对波兰工人斗争的支持。
　　第二份声明就教宗6月访问波兰一事，表示波兰人和工会全国领导层正期待教宗到访，波兰社会有权利期望宣布释放政治犯以欢迎教宗，并重申不会放弃要求释放被囚的兄弟和帮助受苦、受压迫的人们的斗争。声明并宣布在教宗访问期间，工会将避免任何形式的抗议行动。
　　第三份声明是关于纪念波兰192 年前5月3日的宪章，以对宪章的纪念化作对独立斗争最后胜利的信心，并宣布在5月3日中午全体人民静默一分钟。
　　在4月9日左右，华里沙秘密与地下工会领袖会晤。他其后向西方记者暗示支持地下工会5月1日抗议行动的号召。这次会晤澄清了华里沙与地下领袖之间的关系的谣言。会晤之能够进行，显示了工会获得社会支持，对政权是一次打击。
　　面对着团结工会的新行动号召。军政权加强了对工运的压力。它一方面多次拘留华里沙，另一方面查禁了艺术家协会，又大举搜捕地下工会份子(地下工会五位全国领袖之一的平里奥在4月下旬被捕，他是弗洛茨瓦夫区继法西纽克和班纳德之后第三个被捕的最高领袖)，更威胁取消教宗访问波兰的计划，企图阻止工人再动员起来参加抗议行动。
　　尽管军政权加强压力和威胁取消教宗访问，而格林普大主教亦呼吁人们谨慎和避免影响教宗之行，波兰人民在五月1日仍然大规模地走到街上抗议示威，其规模甚至超出工会想象之外。
　　根据初步抵达西方的消息，为数超过10万以上的人在不少于20个城市进行游行示威，并在其中几个城市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至少一人死亡。最主要的游行发生在首都华沙、工会发源地格但斯克、南部工业重镇新胡塔市、中部的罗兹市、西北部的什切青市和下西里西亚区的弗洛茨瓦夫等。外电报导，华沙有15,000人示威，格但斯克有4万人示威，罗兹市有工800人被捕。官方报导也承认全国总共有5万人示威。比较准确的数字相信稍后会传到西方。
　　但无论真正数字如何，有一点是可以从这次示威中肯定的：波兰人民并没有因为一年半的军法统治而低头，他们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仍是有力的。因此，地下工会制订明确纲领和进行组织工作，是目前当务之急。
　　1983年5月3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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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8:15
团结工会领袖李斯被捕
作者：涓滴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4年6／7月第十一卷  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
　　根据波兰电视台报导，地下团结工会领袖李斯BOGDAN LIS最近在格但斯克被捕。李斯是地下工会的重要领袖，在军管之前是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主席，军管之后是地下『临时联络委员会』的委员。
　　李斯被捕后，华里沙对报界说：『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我们会有人取替他，我们会再有三人补入临时联络委昌会，所以当局可以再追踪我们五十年。』
　　然而，李斯纳被捕，毕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李斯最近曾代表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昌会致函智利的工会人士，表达对智利工人的国际声援，李斯本人现在也需要国际上给予他这个声援。
　　以下是该信内容：
　　『波兰的工会人士向智利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公民权的斗争表示敬意和声援。
　　独裁制度和独裁政权，不论它们采取什么形式，都害怕自己的民众，害怕工人的组织。
　　它们正是害怕自己的民众，才剥夺民众的所有权利。然而，取得绝对权力的欲望，迟早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制度的垮台。
　　因此，如要在违反明显的人民利益和民众意向的情形下统治，是不可能的。波兰人民经历了四十年独裁统治后，深深相信这个事实。
　　我们深信，要达到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只能通过民主原则的实现。如果没有人权和公民自由，民主就不能存在。
　　因此，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
　　我们清楚知道示威被驱散和手无寸铁的人被枪杀的情形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塞得满满的监狱意味着什么，而在这种情形下，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民主信念时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正是由于你们不放弃斗争，由于你们决定为继续斗争而付出代价，因此你们将会胜利!
　　你们的胜利将会减少存在于全世界的罪恶，因此也会是争取人权的所有人民的胜利。
　　我们也相信我们会胜利，团结工会会胜利。
　　全球有许多人不愿与社会不公义妥协，有许多民众不容许尊严和主权被践踏，有许多社会不甘基本权利被剥夺，这些都加强了我们的信念。
　　我们真诚祝愿你们取得快速的、最后的胜利!』
捷克七七宪章领袖欧尼获释
作者：涓滴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4年6／7月第十一卷  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
　　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彼得．欧尼PETR UHL在限刑五年后。终于从狱中释放出来。他与另外四名同志在七九年被捷克当局拘捕，原因是他们共同创办了『保卫被无理拘捕人士委置会』(VONS)，积极进行争取人权和民权的活动。(见本刊第三十八期)
　　自从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以来，欧尼总共坐了九年牢狱了。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自主，欧尼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六十年代，当他旅居法国时，曾与当时法国左派激进学生联系(例如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党)，后者致力于反对资本主义，欧尼等则致力于反对斯大林主义。
　　欧尼回国后，继续进行反官僚层的斗争。六八年八月以后，他们积极地在学生中间活动，协助组织了在苏军占领的布拉格的学生大罢课。
　　这时，欧尼及其友人创办了『革命青年运动』(HRM)。运动的纲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争取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
　　『我们生存下的政权，已取消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的社会还未建立起来，我们认为要反对所有违反社会主义理想的东西，我们认鸟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因此，我们宣布成立『革命青年运动』。
　　我们相信，捷克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苏联及所谓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将是打碎官僚机器，取消官僚层，建立自主的政权。这个自主的政权须在所有社会生活层面建立足来，在工作层面，劳动者委员会必须享有政治和经济权力。自主的制度，使创作活动和每个人的创意力得以发挥，也创造了条件，使科技革命得以实现，结束物品匮乏现象，同时也结束社会不平等，最终达致以国际主义取代国家及其架构。』
　　当局不容忍这些活动，在六九年十二月将运动的十八名活跃份子逮捕，控以『托洛斯基主义阴谋』。欧尼的判刑最重，为四年。
　　欧尼出狱后，继续进行反对政权的半争，积极协助『七七宪章』的草拟，要求当局推行严谨的法制。在七九年春，更创办了『保卫被无理拘捕人士委员会』，将反对派从谴责当局的镇压，进至组织起来以行动保卫受镇压者。这个活动为他带来又五年的牢狱生活。狱中饱受身心的摧残。(见本刊第四十七期)
　　欧尼及其同志受到的镇压，掀起了国际性的关注和抗议，国际特赦协会界定了欧尼为良心囚犯。并将他列入全球最受政治镇压的十五人名单内。
　　国际的抗议，并没有令欧尼提早释放，但却阻止了当局有时用的技俩——判刑后再加控其它罪名以能加判刑(就像中共当局对付刘青一样)，也使欧尼转到一间较现代化的监狱，可以重新阅读书报。
　　国际的关注不可放松，捷克官僚层仍决意或是摧毁反对者，或是迫他们出国，事实上，政治反对者李期LIS因未向警局报告而在周末离开首都，被判刑三个月，青年工人根杜勒GRUNTORAD在四年刑满后则被加判十八个月。这些都显示捷克当局并无意减缓它对异己者的政治镇压。
(译自《国际通讯》第1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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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尼（PETR UHL）的另外一则
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8月　第七卷  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7期）
捷克当局摧残异己者欧尼（PETRUHL）
　　《七七宪章》运动颁袖欧尼PETEUHL去年十月被判五年监禁，因为他维护捷克宪法声称保卫的民主权利。
　　虽然捷克监禁法律规定监狱条件要『人道』，可是．欧尼被置于阴谋令他精神和健康崩溃的恶劣情况之下。
　　欧尼被囚于米诺夫的严刑劳工营；当局不准他保存任何文件、书报甚至家人的信件，不准他保存妻儿的相片，每隔六至八个月才准他与家人有一小时监视下的会面，欧尼又被迫做苦工，包括拿着八十六磅重的货物走上六十七级楼梯，因此，他的慢性支气管炎急剧恶化。
　　本刊呼吁读者支持保卫运动，抗议书可寄本刊转交捷克政府。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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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23:11
神父被杀前后的波兰局势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11／12月 第十一卷  第11、12期（总第95／96期）
　　在波兰政权实施军法统治三周年之前一星期，雅鲁泽斯基政权释放了三个月前被捕和被控以叛国罪的波兰地下团结工会领袖李斯和米雅士夫斯基。他们被释放，是团结工会运动的胜利，同时也反映了波兰局势在表面的平静下，实际的社会形势十分紧张，迫使波共政权即使在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的时候，仍要作出这种安抚波兰社会的行动。政权恐怕群众会藉军管三周年的纪念日子作大规模的动员，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因为神父普比胡士高被秘密警察谋杀而沸腾起来的时候。因此，波共政权希望以释放两名工会领油的行重来缓和社会普遍不满的情绪，得以继续推行它的令社会局势表面『正常化』的政策。波共的行动，虽然起了一定的安抚效果，同时却对仍在不断活动的地下团结工会运动起了巨丈的鼓舞作用，显示了这股力量的壮大和波共政权统治的不稳定。
　　12月16日在格旦斯克发生的军警与群众的冲突，更证实了波兰社会这个外弛内张的局势。在参加完纪念1970年事件死难者的集会后，一万五千名群众在团结工会领导下，在街上游行，作出支持团结工会的手势，高呼『没有团结了会就没有自由』的口号。同日，在弗罗茨瓦夫和新胡塔市，也有以千计工人参加游行。他们受到军警和防暴警察的阻止，结果爆发冲突，有多人被捕，包括团结工会副主席格维兹达。
　　格维兹达和两名工人，被控『扰乱公众秩序』和『流氓行为』，判以这个罪名的最高刑罚——监禁3个月。
　　今天，仍有超过50名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被囚狱中，他们包括被控进行『非法组织』活动的什切青年工会领袖巴力加和高斯德基，什切青保卫人权委员会成员保道斯基，以及卢布尔的一些矿工，等等。
　　在10月中被波共秘密警察杀害的神甫普比胡士高，是一名全面投入支持团结工会的工人神父，是工会、工人和市民权利的坚决保卫者。他勇敢地谴责官僚政权的暴力和谎言。他与华沙的新华沙钢铁厂工人有密切联系，在经常吸引超过一万名工人参加的布道会上，他批评当局对民主权利的侵犯。他的坦率引起教会当局的一些反对，更是政府舆论攻击的目标。
　　神父被杀害的事件，再次显示了波兰现政权的真正性质。以雅鲁泽斯基为首的波共政权，对他的死亡要负全部政治和道义责任。无论这次罪行是否由于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仍然是这个这个政权对社会运动的犯罪行动。
　　自从81年12月13日军事政变以来，镇压机器已进行了多次谋杀。被杀者包括胡亦克煤矿的多名矿工，数以十计的街头示威者，和数月前被害的农民领袖巴特殊。他们都是这个依靠长期紧急状态统治的政权同一个镇压机器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神父被杀是政权为报复社会运动坚决抵抗官僚的『正常化』企图，尤其是政权今年所受到的挫败，例如社会杯葛虚假的市政府选举和政府在迫使团结工会11名领袖移居外国失败后被迫特赦政治犯的行动等。
波共内部派系斗争
　　政权内的一部分人对雅鲁泽斯基特赦行动作出消极的反映，特别是当被释放的团结工会领袖受到群众英雄式欢迎的时候。因此，当局继续拘捕仍然公开活动和参与示威游行工会领袖，例如法西纽克等。虽然团结工会未能重新进行公开的活动，但政权也未能达到它的目的，平息政权内部的不满。
　　政权内部分人公然表露其强硬斯大林主义立场。特别在经济部门内，地方的派系在争取投资拨款和生产手段时互相对峙。在实行军阀统治之后，官僚架构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变。传统上波共党占了优越地位，但在新政权内，它被迫靠边站，地位受到削弱，被军方取代了。军方控制了内政部和秘密警察，影响了传统上党的特权。政府令局势『正常化』努力的失败，成为内部反对派的借口，要求推行更强硬路线和取回失去的权力。
　　从这些内部派系斗争中，出现了部分倾向要私自执行『正义』的分支，例如『反团结工会组织』。他们虐待被指参与团结工会地下活动的人。这些行动并未受到政权的干预，因为这是对政权有利的。
　　在神父被杀害事件中，被捕的秘密警察就是用类似的『反团结工会组织』的理论来辩护。而政权被迫承认谋杀犯是政权内部的人，这点有重要的意义，显示了政权架构的严重危机。在人民的压力下，这个政府被迫质疑它的政治警察组织，这相等于自毁墙脚。
　　政权拘捕三名嫌疑警察凶手和一名较高级的主谋，又决定在政治警察架构内进行清算行动，和迅速打捞被丢进河中的神父尸体，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社会压力做成的。政权惧怕社会因此事动员起来，怕华沙的钢铁厂会进行罢工和将罢工扩展到其它地区。这些压力的背后反映了工人与政权的力量对比和它对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如果反抗运动能利用这次时间来动员群众的话。
教会上层和华里沙的妥协态度
　　神父被杀，是政权同时对团结工会和教会的攻击。但奉行与政权妥协政策的格林普大主教和部分教会架构，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背弃群众运动的态度。他继续在信徒之中宣扬和解，又顺从政府的命令，要求群众离开普比胡士高的教堂。在纪念普比胡士高的弥撒当日，格林普决定在同一时间举行另一个弥撒，目的是分散部分信徒和阻止弥撒后会进行的游行。但他的做法阻止不了5万人参加在普比胡士高的教堂举行的弥撒，而格林普的弥撒只吸引了1500人。教会基层与上层的裂痕因此出现进一步扩大。
　　虽然在政权一些派系这样明显的挑衅行动面前，工会运动需要谨慎从事，但它对神父被杀事应该要作出坚定的反映。除了这些派系希望挑起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夺取政权之外，整个政权都在寻求摧毁反抗运动，而街头示威会带给它们借口。在这个意义上，华里沙提出警告，避免挑衅行动，以免群众被用作政权内部派系争权的工具，是有一定基础的。但除此之外，华里沙采取了与格林普接近的立场，没有指出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的任何前景，更强调期望在政权与群众之间达致一个『诚恳的对话』。这便瘫痪了运动的主动性和驱散了群众的力量。
　　将群众的力量引导为集体祈祷，只会让政权争取时间重组阵营，准备反击行动。在一个弥撒中，华里沙说：『杀害普比胡士高的凶手令我们每个人蒙污，从总理到单纯的市民』。他的语气就像波兰的政权与工人有共同的利益一样！
　　社会运动没有需要替政权洗脱行凶的责任。华里沙说服工人可以与政权『对话』的努力，只会走进死巷。当新的局势有利于群众运动的时候，是可能会导致与政府谈判，但只有当政权被迫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诚恳的对话』，而是需要作出让步和达致战略性妥协。而在任何情形下，也不会期望用集体祈祷来迫使政权作出对话呢。
『社会监管镇压机器』和人权运动
　　另一方面，法西纽克和平尼奥在离开监狱后，提出了『社会监管镇压机器』的口号。几天后，代表了工会比较激进一翼的十多个波兰城市的团结工会领袖发出类似的呼吁：『自从81年12月12日以来，恐怖行动的名单越来越长。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阻止恐怖行动：由社会监管镇压机器。』
　　在卡高夫、华沙、弗罗茨瓦夫、格但斯克和其它多个城市，出现了成立保卫人权抵抗暴力委员会的行动。神父被杀事件，会帮助向镇压机器的人员呼吁消极抵抗镇压行动，帮助地下报刊和人权委员会取得更多镇压机器的资料和行动消息，并呼吁人们组织起来。
　　人权委员会的公开活动是否可能呢？政权刚宣布了它们为非法。只有实际行动才能证验实际的力量对比能否容许进行这些活动。但无论它的进展怎样，人权委员会将不会代替整个社会运动，否则它将会表示回复到80年8月前的社会自卫委员会的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华里沙所指出这些委员会的目标，与团结工会的任务比较是太狭窄的说法，是有理由的。如果以为单是社会监管镇压机器，便足够将国家从政治危机中走出来，这是妄想的。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监管及其效果只能是有限的。
　　因此，这些委员会应该成为社会运动的辅助运动，扩大它的活动范围，而不是取代它。要巩固这些组织，它们必须从社会力量，特别是工厂工人的更大活动之中寻求支持。十月底有超过50万人在团结工会的旗帜下参加了神父的葬礼。这个庞大的行动，有利于委员会的活动，但必须扬弃『只有平静才能挽救我们』的错误口号。相反地，必须在面对恐怖行动和镇压时，将社会自卫的行动与工会在企业内的活动联结起来，以短期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及争取工会、自管和市民权利的斗争，来动员工人。
　　波共政权将发动猛烈的运动来对付团结工会的战士、刚被释放的民主反对派，及继续支持地下运动的教士。面对着这个进攻，波兰局势的发展端视工会运动对抗这个新攻势的能力。
[取材自《国际通讯》法文版第185期]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2:02 编辑 ]

不打无把握的仗！ ——为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小辑而写(6)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23:14
不打无把握的仗！
——为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小辑而写
作者：陈玲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波兰工人受官僚的军法统治已经八个多月了！
　　有些人因为会看到了团结工会没有使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官僚的军管，因为自今年初以来没有在资产阶级报章上看到太多有关波兰抵抗运动的消息，而会产生一种印象，以为官僚胜利了！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失败了！
　　幸而，这种印象是纯粹的错觉。恰恰相反，波兰工人在军管之后，所以没有作出全国性大规模『激烈』的抵抗行动(事实上，在去年十二月整个下半月里，即在军管的最初数个星期内，工人分别占领了格但斯克列宁船坞、外省的数个重要矿场、钢铁厂等等，英勇地守护工厂，和官僚的镇压机器进行了流血冲突，以及在二十一日的总罢工——据报导这次罢工有全国百分之二十，即二百五十多万的工人参加——已经表明了工人不是懦怯地屈从在官僚和枪杆子之下的)，完全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有充分的信心，对斗争的目标有充分的觉悟；所以能够在突然的打击后，很快地遏止了迷惘的情绪，而自动自觉地严守纪律，一般地利用消极的反抗来表明团结的力量继续存在。
　　众多的阶级斗争历史经验说明，工人阶级对于斗争的目标越是模糊，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动摇，那么便越会条件反射地作出个别的(虽然数量上可能很庞大)无目的的对抗行动，从而，统治者得以乘虚击破，瓦解工人的力量。
　　反之，倘若工人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这种力量通常以一个强大的组织或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斗争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么，无论统治者怎样挑衅和威吓，工人都会沉静地冶对统治者，不把精力浪费在冒进行动上，而是保存实力俟候时机来向统治者进行致命的反击。
　　首次地把无产者推上全国政权，上升成为统治阶级的俄国革命里的工人，便曾经在革命的不同阶段里经历过上述两种情形。
　　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公历二月。贫苦的工农被战争的压力进发出革命的怒火，迅速地在三天里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皇朝。可是，民族资产阶级藉着工人的政治混乱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叛徒们的帮助(他们当时被误认为革命者而被推举为工人在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的领袖)窃取了革命的成果。受尽了数个月的欺骗和恐吓的工人，终于深切地识别了资产阶级和工人叛徒们要维持沙皇时代的社会现状，因而非常震怒。可是，由于落后俄国那时的政治觉悟还未成熟到足以远瞻革命前景的高度，而真正的工人党（即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影响力还不够广泛，不足以影响和说服工人，所以工人们便在七月间不顾一切地蜂涌上街；进行反政府的武装示威，于是给了资产阶级政府借口，趁机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和压制工人的活动，让反动势力一度得以抬头。
　　七月后，工人从挫折中认清了敌我，以及未来斗争的方向，所以他们便排山倒海地团聚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周围，而且在每次决定性的行动前主动地征询布党的意见和严守布党的政策。因此，在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十月革命的前夜里，俄国首都里的工人和兵士非常“安静”，毫不理睬资产阶级的故意挑衅，耐心地候待进攻冬宫的时刻。
　　波兰的历史条件和国家环境与当年俄国回然不同，波兰工人比俄国工人的主观条件有利得多：全国三千多万的人口中，有近半是人是组织了起来的。在军管前，在一千三百多万的工人中，团结工会组织了近一千万人；团结农会组织了三百五十万农民中的一百万人；此外，还有无数大、中学生，文化技术等专业人员的独立组织；这些组织统统团聚在团结工会的周围，准备随时响应团结工会的号召。不过，团结工会成员没有盲目迷信自己的力量，他们在面对政府的威胁和镇压时，与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的反应一样，首先会权衡轻重，按步就班地来活动；他们不愿意轻举妄动地破坏自己的有生力量，而情愿沉着地在思想上和力量上准备斗争的最后考验：夺取政权。波兰工人的自我克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只有一个高度觉悟的政治运动，才能够有高瞻远瞩的能力。『不打无把握的仗』，是保障胜利的条件之一。
　　团结工会自五月后更加激烈地讨论下阶段的行动纲领，承续和发展了军管对于应不应该夺权和怎样夺权的讨论(见本刊今年第五期《军管前夕『团结工会』关于权力的辩论》)；而且，讨论似乎已经日趋明朗和成熟，过去主强用消极抵抗的低调来和平发展革命的领导们，许多已经在下层的压力下和事变之中认识到，若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便不能不首先赶紧建立武装力量，用以防守和进攻。同时，利用积极罢工的形式，作为全国夺取政权的过渡手段。怎样能够在苏联和华沙公约国虎腼眈眈下，争取更有利的活动空间和时间呢？苏联大军压境的威胁，是自波兰革命一开始以后，被波兰革命者在计算之列的；对于采取甚么策略，来得到更充足的准备时间，俾以能够战胜苏联的军事优势(与官僚妥协是无可能的)。正是围绕着这个课题，构成了团结工会众领导人之问的争议。
　　本刊特译和译写了五篇有关团结工会现正讨论和决定中的行动政纲，其中三篇(『你们有个历史性的机会』，『第三选择』、『阵地战』是由众所周知的团结工会领袖所撰写的争论文件；一篇是由熟知团结工会运动史的亚里奥所写的评介上述三篇文件的文章；最后的一篇是介绍团结工会最新取向的译写文章。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在看后对团结工会今天所面临的阶段有个比较具体的了解。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中国各方面对波兰事件的反应，整理成一篇介绍文章，作为这个纪念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的小辑的引导文章。
　　波兰革命已经以它汹涌澎湃的力量在僵硬腐化的官僚层中绽开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缝，形成了一道贯通东欧和亚洲各个堕落和变态的工人国家的地震带；不管官僚们怎样死命地压制，工人们总会接收到来自震央的讯息。这些讯息，现在似乎还不很激烈，可是当最后的震荡终于来到时，这条埋藏在地底里的震带便会以连锁的反应来摧毁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的脆弱外壳了。
　　最后总会达到波兰工人的希望，这希望是他们在受到军管的突击后，所写的抗议标语上表示了的：“冬天是他们的，春天则是我们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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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23:23
从消极到积极
——军管六个月后
作者：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自从雅鲁泽斯基宣布实行军法统治波兰之后，六个月已经过去了。波兰工人从最初的消极抵抗，已经发展到街头行动。五月间的行动(见本刊在今年第六期的报导)，和六月十三日，工人在全国各地在弥撒后和警察对垒的行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工人向『国家救亡军队委员会』挑战的决心，已经逐渐激烈起来。
　　虽然在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内，有不少领袖反对积极的进攻，而主张消极的抵抗；可是，这些领袖们的意见在受到下层的扰攘不安的压力下，也无法不趋向积极和主动起来。
　　五月以前，还有不少领袖对下层要求发动总罢工的呼吁抱着怀疑的态度；可是，经过时间的证验，他们也开始转变了。像华沙地区的工会领导机关所反映出来的：『没有任何征兆显示官方的诚意……』，在物质极度贫乏、失业不断增多的环境里，『工人势必趋于激进化，而要求发动总罢工。在华沙一地，便有十数个重要企业的工人要求我们订定总罢工的日期。』 (引自六月二日的《团结工会周报》)
　　近月来，在团结工会秘密出版的通讯上，产生了关于下一阶段的行动纲领的激烈争论。下层一般强烈地批评领导层不号召有效的行动来反对军事政府。这种意见清楚地反映在这段摘文上：『众所公认的团结工会领导们啊，向我们号召有效的行动方案的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不过，在我们看来，你们在过去数月来并没有充份地履行职责。五月以来多次发生的矛盾行动，就是一个明证。』
　　团结工会的领袖们似乎已经聆听到来自下层的这种急切呼声，所以便认真地考虑到向政府进攻的必要：『我们要准备一次总罢工。我们已经时间无多了；罢工必须在今年八月举行，抢先在布列日涅夫和列根的会谈之前举行，应该使这些会谈阻止了苏联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罢工必定使波兰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场罢工必须是全国性的，各工厂必须有积极的自卫措施。积极罢工将在华沙二十三间工厂内发生，其它支持者则进行留在家中的罢工；及以各式各样的示威来配合。当局势紧张的时候，官方将不能依赖军队——甚至乎不能依赖警察。当一整营兵不肯开火时……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当一小队哥萨克兵站到示威者方面后，沙皇便在月底倒台了。』(摘自六月二日在华沙出版的《团结工会周报》，华沙局领袖罗马素夫斯基访问记)
　　罗马素夫斯基又说：『在一九八二年的春天在夹杂着花炮的爆发和催泪弹的臭味的街上、太阳下和风中发生。示威是不大会导至决定性的影响的；但是对『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公开和秘密的反对者，却有很大的安慰。这些行动显示了有新的一群活跃份子反对政权，把消极的人动员起来……最中心的斗争无疑会在过去的同一场所发生：就是在产生独立工会的各企业之内。』
　　『应该在工厂之内建立组织罢工的细胞组织，它们的责任包括保卫工厂和把罢工消息通知团结工会华沙局。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譬如无线电电话通讯系统。我们要设立超短频率的轮接器，使工厂与工厂之间和地方与地方之间能够通讯。我们要预备通讯系统会被完全切断，要搅好输出系统以确保罢工的消息能够散播出去；这些技术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倘若格但斯克船坞的工人把船坞筑成堡垒，我们可以安装天线。根据团结工会电台的经验，我们可以在预备总罢工前建立一个复式的联络网。』
　　华沙地区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显然反映了多数下层的意愿，就是积极地预备起一场全国性的积极罢工，无限期地对抗官僚。对于采取『消极』还是『积极』的手段这个争论，已经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有了自然的定论。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是怎样能够保证必定可以战胜波兰和苏联官僚的压迫机器？这个疑问倘若不能够早日有个清晰的答案，那么总罢工便会成为冒进的行动。反之，倘若条件充裕，信心在握而不行动，那便是坐失良机了。
　　当这位团结工会华沙局的领袖罗马素夫斯基被问及是否不害怕负起决定罢工的责任时，说：『早在我被选为全国和地方的领导的时候，我便负起了责任。我不单只要对某一个决定负责，而且还要对不作出决定负责。对团结工会有处于瘫痪，我国有朝向捷克模式的『正常化』的危险，以及对那些会导至无谓流血的无组织行动，我是要负上责任的。』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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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08:49
波兰工运何去何从？
作者：阿里奥
译者：小点、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在经历了官僚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军事镇压的震惊之后，波兰工人的精神很快便恢复过来了。现在看到的反抗运动的力量，证实了他们反抗被称为『占领者』的决心。
　　工运受到的挫败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重点在于如何赢取每人都同意的三个眼前的要求：解除军法状态、释放所有囚犯和恢复工会和普遍民主权利。出现在团结工会地下刊物的大部份文章都表示这些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意见上的分歧在于何时和怎样建立更有利的与军政府的力量对比。
　　最出名的工会领袖们与波兰主教同样关注到一件事。他们极力以任何代价避免发生不可控制的社会爆炸，及因而会出现与政权的血腥对抗。
　　保泽克和告鲁斯基相信，要做到这点，便要建立一个非集中化的社会运动，目标是组织一个『地下社会』，削弱军政府的权力。罗马素夫斯基则拒绝任何认为这个制度是不可改良的见解，因为这表示了『波兰的局势不单是困难的，还是绝望的』。他反对任何极端的政策，辩称需要『扩大批评者的活动范围』。对他来说，唯一可行的是『基于制度不流血地走向民主化的政治前景』。
　　为了防止出现逃避和消极，李斯和波鲁斯域主张一个只限于上述三个要求的纲领。这个纲领是需要考虑『现实，特别是地理政治方面，我们对此只能有有限的影响』。因此，『一些全国目标必须押后』。目前的目标是争取团结工会合法性和释放囚犯，方法是通过『需要各方面都有良好意愿』的『与政权的协议』。
　　教会方面的代表并强调这点：『政权必须认识到，没有对话和公民社会并不接受某些事情的情况下，是不能脱离危机的。但在另一方面，公民社会明白到制度的需要和国家的客观情形，是内部稳定的先决条件。』公民社会必须『考虑由于我国的地理政治形势造成的后果，以表现这种现实性。』而苏联的阴影亦隐约出现在这场辩论中。
　　这些文章中令人注目的，是不断的幻想与政权达成持久了解的可能性，及对任何集中行动，例如总罢工，的前景的怀疑，甚至是例如保泽克的敌视；因为它假定『会令政府重新团结起来，将运动一次过摧毁』。另一方面，无论他们认为苏联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是否高，所有作者都以波兰的地理政治形势为他们的立场辩论，并指出在与政权对抗时，不能超越某些限度，否则会触发大灾难。
　　五月初震撼波兰的抗议运动的规模和决心，清楚地显示了领袖们指出的前景是不完整的。在另一方面，库伦见到这些动员会发展下去。二月在监狱中，他表明相信『当一个健康的社会受到袭击，被迫忍受贫困时，是会以反击作为反应的』。他又说：『占领者已终止了任何和平行动的机会了。』因此，他提倡为有组织的群众起来作准备，这个起义可能以『同时袭击国内所有权力和消息中心的形式』出现。他在五月十二日向反抗运动领袖发表的一篇公开信中再提及和发展了这个意见。
　　他表示确信反抗的行动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没有清楚的目标，工人不会长久地动员，特别是当灾难式的经济情况压力，对人民的精神和社会影响不能预料的时候。他认为，只有当让步是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一个独立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的协议时，这些让步才是值得的。但是他相信，『拒绝斗争是不能避免失败的』。一个起义——或是起义的威胁——是唯一能迫使『占领者』退却的方法。因此，他指出必须将反抗运动集中化，因为他认为只有集中化才能避免分散和不受控制的社会爆炸。此外，他亦首次强调对军队和警察下工夫，以争取一部份军队同情反抗运动的目标。
　　对于库伦的文章，除了一些积极的见解，特别是他关于对军队的工作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
　　首先，库伦与很多其它团结工会领袖一样，仍然相信与官僚的持久妥协是可能的。在二月的文章中，他甚至谈到与苏联官僚的妥协呢。其次，他并没有指出这个妥协的基础。『反抗运动的领袖必须要社会同时准备作出重大让步，与政权达成妥协，和以有组织的群众起义来终止占领』。但他同时又说『政权不会与社会，甚至不会与自己达成谅解』。这并没有澄清问题。第三点是在他的文章之中，没有提到工人阶级作为反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这解释了他为甚么并没有提议实质的行动来动员工人阶级支持目前的目标。虽然他提到起义，但并没有预见推翻官僚政权和以工人统治来代替，反而是两者之间的妥协。
　　但是，军事镇压行动已显示了与官僚的持久妥协是不可能的。协议是反映了在某一个时期工人与政权的斗争的力量对比。这些战术式的妥协，如八○年格但斯克协议或八一年一月的星期六假期，不但是不可避免，还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却不能忘记，政权签署这些协议，『完全是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决心低头』的缘故。必须指出，这些协议只是过渡性的，它们并不代表最后的胜利，只是为其它斗争开创胜利的道路而已。一些团结工会活动份子曾经相信八○年格但斯克协议是不会反复的，只是由于苏联的威胁『迫使社会限制一些重要的愿望』(库伦语)。十二月十三日驱走了这个幻想。
　　正如米力克说：『团结工会是统治机关的致命威胁。它破坏了共产党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共党原则。』事实上，团结工会的诞生夺去了官僚机关的所有合法性。而一个不合法的政权只能以镇压来保持权力。因此，社会与官僚之间不能有任何战略性妥协，官僚与独立工人组织共存，将削弱它的权力。
　　将反抗运动的策略建立在寻找妥协之上，(如库伦、李斯和波鲁斯域提议的)，只会带来严重挫败。这些团结工会的代表提出的建议，使过去几个月来由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幻想恢复过来。
　　这个态度被愈来愈多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指责。在一份地下刊物中，一名读者来信说：『我们只余下反抗的途径，从消极抵抗到或许必需的武装斗争。所有那些相信军事救国委员会会同意谈判的人都是天真的。对委员会来说，谈判相等于自杀。这个政权为了保护自己，会用各种手段残暴地对付社会，包括对人民发动血腥战争。我们不能对此有幻想！我们唯一实际可行的纲领是组织一个无可避免的对抗。』
　　上述领袖的立场，由于大部份都没有澄清妥协应该包括甚么，所以是更加危险的。一位活跃份子在『致保泽克的信』中说：『你似乎忘记了，要谈判协议，必须有一定的周转余地。如果像你那样退却，便剥夺了本身的谈判本钱。』
　　当然，必须订明妥协的最低条件，但如果像李斯等人，将团结工会要争取的所有要求和指向权力问题的斗争押后到将来不知甚么时候，却是错误的。这些斗争包括消除所有不正义的事情、所有损害工人以自肥的寄生虫、争取基本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争取一个自治、真正民主的社会。在『目前的情形』、『现实』等名义下，并不能漠视工运历史屡次证验的真理：不可能清楚界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它们在斗争中往往是混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虽然不排除在战术上作出妥协，但我们只会同意下列这一份地下刊物所反映的立场：『这里没有人可以与我们达成谅解，所以我们除了建基在社会团结上作坚定的反抗之外，别无其它选择。』
　　将民主要求，例如要求恢复工会权利，与直接向官僚权力挑战的要求分别开来，是不可能的。相反地，必须在这两种要求之中找寻连接的桥梁。因此，李斯在下列所说的是错误的：『透过工会运动谈判得来的基础，我们将看到工会能否扮演管理国家的角色，或只限于工会事务。』
　　最近的历史都显示了团结工会远不限于传统的工会，它代表了一个社会运动，比局限于保卫工人的眼前利益走得更远，直接干预了管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问题。在团结工会合法活动的时候，这情形已发生了；在军政府之下，它继续存在着。它关系到这个社会的性质。当资本主义不再存在，但社会主义仍未出现时，每一个经济要求立刻提出了政治的问题。
　　罗马素夫斯基指出：『希望工会活动会仅限于工会问题而不必牵涉入政治，是一个误解。工作、工资和职业的问题当然是纯粹工会事务，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会紧密牵涉到劳工法例和并生的管理经济的问题。』致保泽克公开信的作者将罗马素夫斯基的论证推论到底：『社会现在为生存而战斗，而一个先决条件——我认为是最主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将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撤消民族救国军事委员会。』
　　对政权的『不成熟的攻击』
　　另一方面，不应引致相反的幻想，令人们误信争取民主权利和经济要求会自动导致政治斗争，或工人阶级能胜利的革命局势。必须考虑每个时期的实际情形。十二月十三日前的斗争条件与其后的条件有基本分别。现在必须发动地下斗争，因为在各地都不再存在合法的架构可以公开地发表工人的观点。
　　虽然自受镇压以来，有大规模的反抗和战斗性表现行动，但失去了普遍民主和工会权利造成的严重挫败是不可被低估的。一千万名公开组织起来的工人与一千万名企图在地下组织，并不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虽然不同意保泽克的悲观，但也不同意罗马素夫斯基的乐观。前者恐惧不受控制的社会爆炸，所以特别坚持要小心；后者则说十二月十三日『只是一场败仗，我们损失了一些物资和被清除了组织架构』，他说这些损失『不是主要的』。
　　今天，继续团结工会的斗争，不但要考虑群众的士气，还要考虑阻碍他们的组织和活动的客观限制。革命并不是直线的过程，这与告鲁斯基的想法相反。他认为要由群众夺取在所有层面的控制和决定权。他描绘一个双重权力的情况，但明显地没有与政权直接对抗。这个前景是有欺骗性的，因为波兰官僚会保卫自己，它就在十二月十三日显示了它准备用所有手段维持它的权力。
　　罗沙．卢森堡在分析波兰和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的经验时写道：『在走向夺权的政治危机中，在漫长而困苦的斗争之中，无产阶级会获得政治上的成熟，使它在将来取得革命的确定胜利。因此，无产阶级这些『不成熟』，对国家权力的攻击本身便帮助激起和决定最后胜利的重要的历史因素。』这个胜利部份决定于关乎到群众激进化的不可预见的因素，群众的愤怒会突然围绕着一些似乎是无害的要求而爆发。『自发的因素在所有群众罢工中有很大作用』。
　　胜利亦决定于先锋队的耐心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历史显示出，它在长时期只是由核心活跃份子组成而已。在波兰是这样，在其它地方也是一样。从六七年到八○年，与社会自卫委员会有关的小组织和组织自由工会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准备了八○年罢工的基础。
　　最后和最重要的，胜利受决定于一个革命领导层能否提供一个行动纲领，令它可以在重要时刻将广大群众动员到特别目标上，而这是不能在几天之内做到的。
　　协调反抗运动
　　十二月十三日显示了团结工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是如何没有准备与政权对峙。『不能与政权对峙，不能向党的领导角色挑战』等。这些结论是荒谬和错误的。作出这些结论，即是放弃希望，表示千百万工人多个月来提出的要求都要放弃。但也不能像库伦一样只呼吁群众起来反抗『占领者』而没有更严谨的准备。
　　波兰群众显示了他们重新采取主动的决心。从五月初以来，这就更加明显了。它是否表示群众已准备好在未来几个星期夺取政权呢？
　　不同意一些团结工会领导层提出的前景的工厂活跃份子，在讨论之中表示了要求协调运动的活动，以取得更佳的力量对比。这是主要的意见，而不是力谋作出决定性攻击的意见。『很多精力和热情是浪费了，……因为像这样分散地做，是不能有效地行动的。唯一有效地重建真正的社会网，是把我们的行动从属于工会的地区领导之下。』
　　另一种意见，回答保泽克认为领导层不能为基层作决定的想法：『认为工会的工作应由全体会员决定，是有价值的，但在军法之下，不能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会员没有方法表示意见，因此[华沙]区领袖提出的『让工人决定』的口号是十分天真的。战争状态会维持很久，而一个等待的政策，无论是等待人民的声音还是工会领袖的声音，都不成政策。如果我们仍然保持被动，时间将不会在我们方面。我们不是提议创造新架构，或是改变工会的名称或目标。我们提议行动。我们有民主选出的地区领袖，会员有权期望他们领导地区组织和普遍的工作』。这等于他们要采取『主动以刺激现在的活动』。
　　『给保泽克的公开信』的作者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国领导，它要能在现在创造条件，让团结工会将来可以重获合法性……我们需要协调，而不是命令……来建立一个群众反抗运动并给予它希望。』
　　近来，表现在地下刊物的基层批评已变得更尖锐：『为甚么华沙领袖，例如保泽克和告鲁斯基，将他们提议的消极反抗与弱小的组织联在一起呢？因为，不幸地，在他们的想法中，消极反抗是有象征式性质的行动。』
　　在同一份刊物中，谈到保泽克的策略：『它是基于象征式行动的想法上，但人们认为它是无用的』，因为他们相信『作出姿态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打击。他们正找寻可以真正损害敌人的行动提议』。『领袖和专家呼吁基层实行自己组织，采取象征式行动而不会带来镇压，和遵守加于自己的抑制。但基层活跃份子却要求领导层提供行动和组织的纲领和指示』。同时，『从十二月以来的反抗形式已不再足够了。工会刊物、付会费、帮助受害者及其家人、成立反抗核心等，都是不足够的。包括一些工厂的协调网已在基层组织起来。厂中的工人已开始要求地下区领导作出更决断的行动』。
　　这些活跃份子的观点写照了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与法国共产党领袖的辩论：『工人群众明白了『首领』所不明白的东西：在一个很大的社会危机的情况之中，有限度的经济斗争需要大量努力和牺牲，却不能造成重要的成果。工人准备好参加群众示威，甚至是总罢工，却不是在没有前景的小罢工中消耗下去。』他又说：『但却不能认为群众的激进化会自动地保持下去。工人阶级期望它的组织采取主动。当最后作出结论，说它的期望是落空之后，激进化的过程会分裂成为消极、抗议、零星的绝望爆发行动等。』
　　团结工会领袖已表现出对群众的要求是敏感和能够改变自己立场的。他们表示怀疑加速成立全国协调和号召全国行动的提议。但其后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协调委员会，并且以传单和团结工会电台号召五月三日和十三日的示威。
　　积极罢工和权力问题
　　活跃份子在地下刊物中，发表异于某些领袖的意见时，并没有表现极端主义的倾向。他们并没有主张发动总罢工，但却希望知道如何前进，并使各种积极行动得以协调。
　　其中一位作者在论述了一些可以实时进行的行动——例如能够显示团结工会存在的行动、向『与当局勾结者』斗争、互相帮助支持、消息传播网、地下刊物联络网、政治辩论等——之后，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需要自我组织起来的目标和任务仍会继续扩阔。』
　　一位编辑表示反对保泽克的策略，指出它是消极的。他们提议『一套集体行动的渐进计划，在每一个阶段提出一些要求。假若这些要求没有被答应的话，便威胁进行新的行动。』
　　当然，这些提议并没有使有关怎样推进当前运动的争论发挥尽。
　　（图：雅鲁泽斯基宣布军法管制）
　　像其它国家一样，罢工是波兰工人用以抗拒官僚制度，与自己创造有利的力量关系的天然方法。不过，从工人在军法统治的第一个月里厌恶运用罢工中可以反映到，他们不愿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裹都使用罢工这个武器。
　　工人拒绝罢工，是因为看到经常依靠罢工是无效的；同时，传统形式的罢工——包括占据，会使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遇到特殊的难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罢工不仅是无产阶级用以创造新的政治条件，推进斗争的工具，同时还可以直接威胁老板的经济利益。
　　可是，波兰工人很快便知道，罢工只会对双方不利。他们知道，停止生产可能会使官僚制度受挫，但是工人为经济困难而偿付的代价将此官僚更多。
　　所以，波兰革命的其中一项基本的战利品：积极罢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工人可以不停顿生产，而是监管生产和分配。然而，这个以抵抗形式的占领却超出了总罢工，提出工权力的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持久的总罢工，瘫痪了工厂、运输、通讯，就意味着国家政权被架空了，后者只能够让步，或用暴力、饥饿来粉碎这场罢工。
　　一次广泛的积极罢工走得更远，因为它在事实上使到官僚丧失了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控制。一份地下刊物指出，在一九八一年的波兰『证明了团聚于团结工会的民众社会，不单止能够干扰生产，也能够在新的基础上收回生产。』
　　刊物又说：正是这种从某几个地区开始，图谋扩散到全国各地去的积极罢工迫使官僚们行动起来；『它毫不迟疑地准备了建立全国戒严，并用武力来粉碎团结工会』。
　　工人在过去五个月里表露出来的决心，显示了他们远远没有放弃去年十二月以前的要求。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当前的目标，过渡到在过去两年来波兰工人所有斗争的总目标。他们走在一起，为了工人操纵自己的事务，夺回那被篡夺的权力而战斗。
　　团结工会要是不想象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那样被迫退回防守，那么，除了为怎样达到目标的战术手段和斗争的方法而辩论外，还必须为怎样争取军队找出答案。
　　工人卫队
　　雅鲁泽斯基的突袭，应该使那些以为军队是『人民的儿子』而信赖军队的人抹亮了眼睛。当然，兵士和工人的紧密联系是存在的，尤其因为波兰军队是征募制，所以这个联系是真实的。不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的军队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军队一样，首先都是压迫机器。军队严密地监视、阻挠和限制征兵与其家人——即社会——的关系；它是一副不断地宣传爱国观念的战争机器，用来保障统治层的权威和特权。
　　在波共内部，不管军队机器和行政机器有多么剧烈的争吵，都无损于军人政府作为一个护卫官僚利益的忠实的保护者。还有，决不能忘记，波兰军队里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官员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无数人还是在苏联受训的。
　　库伦表示希望『运动立即在军队和警察民兵之间进行鼓动。我们必须号召他们在行动上互相配合，并同他们的协作保持联系』。库伦在这点上是对的。他说只在抵抗运动能够保证和军队中的重要部份协作时，反对军事独裁的群众起义才会有力。这点也是对的。十二月十三日以前，团结工会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军法统治使很多行动家对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质疑。
　　在这里引述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以为可以依靠宣传把整个军队争取过来，因而一般地毋须革命这个意念是幼稚的。军队是由不同成份组成的，这些不同份子由纪律的铁环焊合在一起。』
　　『以为可以用同时发生的和平的过程使『军队走到人民一边』是全然的空想。面对着生死存亡的统治阶级们，是不会在对于军队成份的理论的影响下，自动放弃其地位。军队的态度——这个对于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未知素——只能在兵士发觉自己面对着人民的时候，才会明朗化。』
　　托洛茨基还指出，只有当工人能够用行动来向兵士表示『他们为取得政权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的真正决心和能力』时，军队中的决定性部份才会走到无产阶级的一边。
　　工人卫队『民兵』的问题便在这里提了出来。这种卫队如果要有真正的效用的话，只有武装起来。可在罢工纠察队的基础上成立卫队。『在每一次罢工和街头示威上，必须推广成立自卫纵队的需要性这个意念。』『总罢工是局部罢工的一般化；工人民兵则是罢工纠察队的一般化。』
　　在团结工会的领导层之中，已经有人提出了这种呼唤，证明了他们已经明白到组织秘密工人卫队的必要，以及当工人和军事独裁政府作决定性冲突的关头时出来行动。保格但．李斯最近清楚地表明这点：『我们的斗争已经指向一场总罢工；与八一年的十二月相反，我们将会被迫决定保卫罢工中的工厂。』
　　团结工会中有很多一直主张消极抵抗，意思就是拒绝以暴易暴。领导层里大部份的领导和专家一直推行的自制策略，恰恰就是建基在以一切代价来回避流血的意念上。这个意念还存在于很多正在讨论下一步该采取甚么策略的文章内；它们反映了教会方面的声明：
　　『社会抵抗国家戒严如果采取暴力形式，便会使社会堕落在恐怖和镇压的无休无止的循环中。这种行动应该受到强烈谴责。反对的力量，只有在内部缓和有所进展及达成国家协议时，才会有效。』
　　我们不赞成为了暴力而暴力，也反对恐怖主义和个人暴力。恐怖主义者向当权的少数人袭击所造成的干扰只会是短暂的，而『恐怖主义者的袭击对工人群众所造成的迷惘却会是深刻的。如果你想达到的目的，只是要取得一柄枪枝，那么花费那么多气力在阶级斗争上的原因何在？』
　　向那些使用恐怖行动的工人，说明个人暴力的无效的唯一有力的方法，是向他们提供可以使群众抗拒制度，并能够获得包括军事层面上的胜利的斗争方法。消极地请求的方法是不能够说服他们的。
　　我们反对和平主义者所提倡的在所有环境里反对使用暴力的教义，因为这无疑是说，工人要失败在拥有武器，并以之帮助维持统治的少数人手上。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的所有起义史表明了这点。所以，教会宣传『抵抗仇恨的诱惑』是无力的。
　　『我们转向教会，希望它会教我们怎样做、怎样保护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听到甚么呢？『不要让自己仇恨』……当教会警告我们，反对使用暴力，这是向社会多过向制度的，因为它正确地承认了那仅仅依赖暴力的制度是不会放弃(暴力)的……但是，社会——工人和青年又能够放弃它吗？』这段话是一个对教会的态度充满质疑的行动家所写的。
　　反对的声音会说：在过去十六个月里，工人找到得以避免流血的途径——这对于七零年十二月血腥镇压后留下的创伤来说是重要的。但是，武装保卫自己并不表示就要立即开火；并不是当你拥有力量——武器——时，便要使用力量。但是，倘若有工人卫队的话，就会拥有比赤手空拳更多的力量来抵挡警察和坦克；谁可以预估军队的态度、斗争的结果，或甚至会不会有斗争本身呢？
　　反对的声音又会说：正是波兰工人在军管后的『合理』态度，避免了流血；否则可以看看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有甚么后果。
　　不过，正如一份流通在波兰境内的文件的作者说：『那些国家的形势和我们的不一样。因为国家不是雇主，军事政权被迫停在工厂大门前。所以，在那些国家裹，警察的管制更厉害，因为它们不可能向劳工施行全面的经济管制。因此，这便是为甚么在这裹，警察的镇压比较少。』
　　事实显示，倘若工人将在今年五月那样进行进攻，军事政权会毫不犹疑地使用力量和武器。工人不能够被动地希望敌人也会『讲理』。
　　当然，面对着从头到脚都武装起来，及拥有新型武器的军事力量时，成立工人卫队似乎还嫌不够。可是，要是工人卫队获得全部的工人阶级和社会的拥戴时，它便能够向兵士表明工人是有决心抵抗政权的突击队的，这样便可以开拓工人和兵士的革命友谊。这样，工人手上便有一张价值不菲的皇牌，能够把『这个对于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未知数』的武装斗争赢取过来。
　　越来越多的工会会员都同意，不应该重犯团结工会在去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错误。一份地下刊物说：『波兰革命被认为能够合法地，毋须使用暴力、依赖力量地胜利的……我们都天真地相信可以避免依赖力量。』
　　十二月十三日以前，库伦宣称他同意非暴力；今天，他说：『必须认识到暴力只有在暴力之前才会退却，更要公然宣布运动本身并不拒绝使用武力。』
　　那么，对那些认为这个策略会挑衅起苏联的侵略，因而是不可行的议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无可否认，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但经验难道不是说明了，苏联已经下定决心——甚至非直接地——干预波兰的形势，使它接纳和屈从吗？
　　波兰工人如不准备放弃他们的热望，便必须寻找一条能够帮助他们控制国家事务的道路。显然地，倘若他们仍然处于孤立状态，得不到被克里姆林宫官僚们同样地操纵着的工人的仿效，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行动上的支持，胜利是很难获得的。
　　除非团结工会自八零年八月以来争取的目标被明白地抛弃，否则除了寻找其它方法以建立有利的力量关系，便没有其它方法。必须明白，要敌人退缩的最佳方法，是让他感到你的力量；要懂得不单波兰工人才切望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
　　我们在一份地下刊物的文章里读到：『不仅在波兰，甚至在这个阵营里的其它国家，改革生产的管理和报导公众事务的要求，在很久以来便成熟了。可以肯定，波兰的经济危机是特别深刻的，不过，这个危机在其它东欧集团(包括苏联)各国也被生产下降、外债和落后的技术暴露出来。』
　　『在某些国家，独立工会的胚胎形式已经发展起来。虽然一时间仍找不到波兰革命的仿效者，但是东欧是真实地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接期；压力只能够阻迟这个转接期，但却不能够停止它。我们正是在这种展望里考察波兰事件的。』
(小点、的曼译自《国际观点》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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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08:49
你们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作者：库伦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本文配图
■ 库伦
■ 库伦在狱中
■ 列宁船坞前的殉难工人纪念碑
■ 在华沙街上巡逻的坦克
■ 今年五月的街头冲突
　　从《团结工会周报》在第八期所载的两篇文章，保泽克(BUJAK)和告鲁斯基(KULERSKI)两位跟本人的辩论中，可见我们对当前政治局势的分析，以及该采取何种行动的方法上面，存有重大分歧。这事本身并不坏。但是如果希望使讨论产生用途，我们就必须充份了解大家的论据。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们的建议就是：根据八○年八月之前我们称为『社会自卫』运动的模式去建立一场运动。换言之，这运动是基于：容许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众，聚首解决困难的组织。这个自发组织能够作为发展出版、教育和纲领性讨论等较普遍的活动的基础。本人在七六年的文章『对行动纲领的回顾』内，坚持这类运动必须基于当地和区域性行动组的全面自治。请恕这自我吹擂，但我想强调你们的意见跟我的是何等接近，导致了八○年八月的胜利就是一个证验。胜利经已不可推翻了。故此，我对这主意获得广泛支持毫不惊奇。为了寻找历史的类此，我们根据着经验而且搜遍一切。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讨论行动方法。方法最依赖于斗争条件，而今日的条件跟八○年八月经已很不一样。
　　发展自卫运动的必需条件是甚么呢？我见到三点：
　　● 每个人必须能够活动；
　　● 这运动必须能够达致成功；
　　● 我们在其间建造运动的社会体制，必须有——那怕是最低限度的——资源让运动得以发展。
　　七○年以来在盖莱克之下存在的体制具备了头二点。那领导层想建基在社会舆论上来统治，故此迫使统治机器向压力退让。
　　今天，将军和书记们不单已决定了要超越舆论，且更要统治之。他们的权力基础是破坏示威、镇压罢工、拘禁、逮捕、殴打、射杀……。将军和书记们是那么坚强，不肯对压力稍让分毫。所有这些都经已宣布过，而且在行动上表明了。我们不该仍在幻象下。我们更应该指出他们再不能在压力下行动，因为他们已经无技可施了。
　　他们不能够降低薪金、洗劫工人或者削减食物配给。正如你们所知，任何社会运动——起码那些自认为国家共同管理者的运动——都不能放弃经济要求的。没有真正的全国调解，我们就不能够停止在我国蔓延着的经济剧痛。我的论点……是印证了这个肯定而开始的——不幸地你们在辩论中忽视了。
　　故此，在这些战时状态的条件下，我们只得希望无论自卫运动或其它形式的运动，单以其存在的事实，就能够带来逐渐的变更。
　　一个群众运动在地下发展着。出版、教育以及最重要是能够表达社会所渴望的其它形式活动，是可以在这群众运动中组织起来的。人民是不是为此便不怕冒险地参与这场运动呢？我想不是。群众社会运动永远都是激烈的渴望的反响。这只能够由集体行动达致，别无他途
　　教育没有了这种运动也可以做到。出版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只牵涉社会的一小撮人。示威不能够引致任何立见的成效。这种种当然对士气甚为重要。正如它们显示了运动的力量一样。但是，如果力量只是用来提高士气，它最终只会变成软弱无力。
　　此刻，有好些人正在专注组织的工作。他们在建立以实现目标为任务的群众组织。今天最起码和众望所归的目标就是争取让大家能够正常生活的环境。你们放在大前题的任务，并不比任何其它当地或区域活动更能带领我们走近目标一分。没有纯粹的秘密活动能够达到目标。因为秘密活动永远都是其它甚么的准备。如果你不实实在在地解释你在为了甚么而作准备，那样就只会有一个缺乏了目标，充满欺诈、不满和仇恨……的组织。恐怖主义就是从仇恨孕育出来的。
　　如果有一个中央领导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存在着，又能够下达到各层面，在若干范围内是能够避免挑衅和沮丧等没有建设性的行为。但是如果这样的领导似乎缺乏一套能带离目前困境的纲领，它就会丧失一切的影响力。还有，此刻的组织活动将会自然地走到运动中央化。如果团结工会的领袖，或只是他们的部份尝试去拖慢运动，那么多个中心将会出现。这夹杂了其它冲突，将会制成挑衅的理想条件。
　　你们说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又以历史经验来作引证。在这点上，我们对事实有不同的意见。去年的全国收益下跌了百分之十三。今年根据官方公布专家的预测，如果我们获得东方重大的援助和相当的西方信贷，那么全国收益则只会再下跌多百分之十七至二十二。更何况东方不会有大量援助，而取得西方信贷则起码要点甚么保证。
　　就算这二成的新萎缩，已是西方社会空前的大灾难了。没有人能够估计政治、社会以至心理上的影响。
　　究竟你们根据甚么去相信波兰人民会安静地支撑这样的大灾难呢？是因为政府会继续采取恐怖手段，咄咄迫人地挑衅的情势？抑或在人民自一月至今一直忍让的事实呢？让我们把未来生活将会更坏的事实先搁置一边。相反地让我们注意大众一致同意的：波兰社会的成熟并不止于对团结工会的信心；那就是说：对你们以及对抵抗运动的信心。
　　人们把沮丧、激情和暴怒制约着，因为他们已随着你们的召唤(或者他们以为你们如此号召)投身入运动之中。他们以为你们识路，会带领到胜利。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觉『留在地下』的口号是代价高昂的失败之途。
　　那将会怎样呢？政府可能有办法避免全国性的爆炸。或者将会有多处爆发：大概是地区性的，大概会被血腥镇压下去。让我们把这些连同社会，政治的影响，以及对士气的影响，都加到经济灾难上去。就算没有外国介入，我们都将会目睹国家的灭亡。我不知道团结工会是否还能接受挫折。但我确知，拒绝斗争是不能避免失败的。
　　作为团结工会的领袖，从组织工会中，我们负担起了巨大的责任。我们不能在今天跑掉，不能拒绝对中心问题提出解答。我随时准备公布社会将作出最大的退让，藉以避免军法统治正在带来的灾难。但是，不能把这些退让同社会和解的基本条件对立起来。[条件是]创造这样一种形势，使政权就算在不同名义下或由不同人物代表着，都会同社会而不是国家达致协议。换言之，和解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独立于国家权力而组织起来。
　　我们不能把纲领建基于将军、书记们会乐意接受和解的希望之上。必须认识到暴力只有在暴力之前才会退却，更要公然宣布运动本身并不拒绝使用武力。
　　对于我来说，把宣言说得更精确——像提及『在夏天』或『在秋天』等——是有需要的。这是防止硬拼或寻衅等行动的最佳方法。从那时起，全国群情的示威——烛光、静默、绝食、一式衣着、停工——都只会再展现威力和显示运动的戒备。
　　我设想运动立即在军队和警察民兵之间进行鼓动。我们必须号召他们在行动上互相配合，并同他们的协作保持联系。在我看来，这是运动的主要任务。
　　如此宣布的起义，很可能形成无限期总罢工的形式。这样做时，我们会给予将军、书记们任意选择在那里攻击我们的力量；他们将会在某些地区集中精锐的人力、物力。故此，假如我们不能肯定大部份的军警会同我们合作的话，那就有需要把罢工指向对特定的数据和权力中心的袭击了。在呼应那些声明随时调转枪头的兵士，我们亦可在罢工工厂受到威胁时，宣布这类袭击。
　　如果说有人会以为除了畏惧之外，还有任何事引致退让的话，那么，书记、将军们的态度是因害怕起义而变得坚强这种信念也可以说是很有根据的。你们以宣称运动不拟采取暴力来欺骗他们。他们自以为安全，就不会投降。
　　无疑官方是曾经就全国调解和社会协议跟教会集团进行过讨论。但他们这样做只是用来掩盖同这个截然相反的行为。
　　当事情一旦演变成真正的危险时，教会将不再充当发言人，而将成为调停者。你们已见过波兰大主教对社会议会(SOCIAL COUNCIL)的温和建议如何被当成极端主义，只因为他们是官方以外唯一的选择。当你被看作发言人，这些建议是可以成为调解的立足点。如果达致了这种调解，进行恐怖活动的人就只可以成为社会生活的边缘份子，这是无可奈何的。
　　我并非要求你们宣布进攻。相反地，我请求你们组织运动的中心，以及一个有效的情报网。强调这组织并不会损害运动其它各部份的权力，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将会限制挑衅和盲动的危险。因为某些行动应该是中央的专门职责。
　　我呼吁你们声明：如果当局不听从社会；如果他们对以各种方法表露出来的意愿拒绝遵循；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去拯救国家脱离灾难；如果他们不接受同社会调解；那么运动就被迫要采用暴力。
　　最后，我呼吁你们肩负起在军队和警察民兵之间的鼓动。你们将会在其中找到热烈的接待；而且只此已是政权的致命危机。同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为全部主要抵抗领袖同意的纲领。
　　请原谅我这说教式的口吻。我知道你们勤奋工作，而且获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身在似乎走投无路的困境。虽然还未准备充足，但我们必须与它对抗。在这个看似是死胡同的形势，就取决于我们去指引出路。
　　你们大概不愿选择这样的重担，但是你们不得退缩。你们有个历史性的机会……。
(TYGODNIK MAZOWSZE)
《团结工会周报》    第十三期
华沙  12-5-1982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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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0:02
《波兰工运在中国的反响》（蒺藜）——略
『第三选择』
作者：告鲁斯基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如果政府当局认为，经济落后与失调较之向反对势力妥协所付的代价较少，如果地方性动乱不会演变成为全国性叛乱，如果(苏军)占领即使在较不触目的方式下要长期持续下去，那会怎么样？
　　历史已有许多先例，政权在社会的持续反抗下，特别是社会遭受饥荒与贫穷打击时，便会面临缓慢的崩解。我们是否要预备这是一个演变而非革命的可能性？若果如此，这是怎样一种演变呢？一切就得由社会决定了。
　　如此，我们就不自限于库伦所提供的两种选择：要就妥协，要就革命了。我们要研究第三种可能性：制度的缓慢崩解，伴随着逐步的转变，使社会能够重新支配自身命运。
　　如果上述演变照这个方向走，就要建立一个秘密的社会而非秘密的国家了。这意即建立的一个不是行使严格纪律的中心，而是一个多中心的运动，它是非集中的、非正式的，由各集团、各方面、各委员会等等组成，彼此互相独立，有极大程度的自治，有权自行决策。他们的作用如下：必须保证给予被国家处分等获得长期与有效的援助；发展独立通讯与自由思想的发行网；建立社会情报网及保障自我教育等等。如此，就足以向每一个公民提供道德与精神的支持。
　　这一制度将开创一个局面，在这局面下，统治者只控制空无所有的商店而不控制市场；只有任命雇佣权却不能控制工人的生活资源，只控制国有的大众传播媒介却不控制通讯的流通；只控制印刷所却不控制出版；只控制邮政局与电话局却不控制通讯交通；只控制学校却不控制教育。这种社会的自我组织，经过一段时间，将达到如此一个局面，统治者所能控制的，仅是警察与一小撮死硬的支持者而已。
　　如此一来，就不再有第三种可能性了。即是说，政府势必被推翻，把它与社会分隔开来的路障势必逐步打开，而社会势必逐步挣脱枷锁了。
　　没有特定的妥协，而只是一种逐步恢复公民的权利、自管权，而最后，公民参加社会生活，不断地扩大决策的范围，特别是有关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决策权。恢复自由权利的前景，比之冒参加秘密社会的危险，应是重要得多的。
　　仅当能够重新对社会取得控制权后，秘密社会的吸引力才会跟着消失。政权为重建其影响力，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民主化与进步的自由化。
　　在一个现代的警察国家里，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要进行长期的群众性的秘密活动。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被类似的国家所包围，所有这些国家，都处于一个强大的邻国的监视之下。因此，建立这样一个中心，势必面临过早爆炸的危险，甚至会因此毁灭，我们是不能允许这种失败的。这就是为甚么只有一个较小规模的组织，才适宜冒险去建立一个『全国中心』的胚胎；而且，最好还是去建立地区性的各个中心。这个秘密国家的胚胎对政权来说因而只能是一种潜在的附带性威胁。它的影响力能够在秘密社会中增长。
　　直到斗争最后阶段，秘密国家才在秘密社会中找得它的生命力与支持。到这一阶段，秘密社会必须是自治，并避免与中央机构有太多的接触。这可使它既加强保卫中央机构，又免使社会遭受失败。即使秘密国家受到破坏，也不过是一场挫折而已；秘密社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能够把遭受破坏的，重新建设起来。
　　由于另外一种危机正在形成，这个第三种选择便特别值得重视。遭受内在矛盾的震荡、危机的打击、外来的威胁的帝国，总是以进攻和侵略来孤注一掷。这一政策要不计代价地迅速扩充军力，把群众拉到政权周围，使它们不再注意社会的悲惨现实。在我国的局势中，像库伦所说的，『武装干涉将是苏联的最后一着棋』，乃是小小的安慰。
　　华沙
　　一九八二年三月卅一日
　　《团结工会周报》第八号
『阵地战』
作者：保泽克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在我看来，库伦的文章里的主导思想，包括在这句断言上：『如果你不要战争，就准备战争吧！』这篇文章，是讨论行动纲领中的一个重要份量。著名的有识之士、社会问题专家的库伦，对他所分析的事件赋有一种稀有的预见能力。不过，我不能够苟同他文内的论句，和文章的结论。
　　库伦的所有理由，建立在他深信在极度贫乏中，在暴力、和斗争没有其它可行的行动时，社会的爆炸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整个社会是深信爆炸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相反地，却只会增加残暴地使用内部力量的危险，甚至还会引发起外来干预。社会的明澄、纪律和组织，是避免爆炸的唯一方法。
　　民众用有别于暴力的行动来响应政权的恐怖统治。这是他们在制定行动纲领时应该遵循的方向。我们应该在尝试尽所有的行动方法后，才使用最终的武器。
　　所以，我认为创立『以有组织的群众起义来终止占领的抵抗行动』，是不适当的。我还估计，这种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的军事警察制度，非常惯于瓦解和取消这类型的组织。占领者说同一语言、在众所周知的范围内行动这个事实，只会方便渗透。还有，我们是被相同制度的国家包围着的。
　　我同样地对这种论断产生怀疑：即认为只有有组织的抵抗运动，才可以遏止恐怖主义的浪潮。在我看来，这个图式是颠倒的；集中化的运动必须收到和执行指示，如果缺乏或不够指示，组织便会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这种结构只会因循着恐怖主义而升级。
　　我支持那可以使用多种行动形式，极不中央化的运动。只有这种多样化的、不能定形的运动才是难以攻破，最难以战胜。共同的目的保证了团结，废止战时状态、释放被拘禁者和囚徒、恢复工会和团结的权利。
　　还有，我不能够同意这种论断，以为一个秘密的集中运动，藉助着罢工的威胁，能够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阵营裹的妥协派积极地为调解而争辩。
　　我认为这种威胁反而会使阵营裹的政府们，团聚在怎样毁灭我们的运动的计划周围。唯有拥护要引入外力干预的一派会壮大起来。莫斯科会对这个干预感兴趣，如果它被允许一劳永逸地消灭『搅事者』、『反社会主义份子』。倘若有一个有组织、集中化和积极的抵抗运动，这种镇压会更加可能。
　　反对集中化的抵抗运动这个观念的最后一个论句：组织的分裂——看来是很难避免的——将会是对团结工会和社会的新打击。我们不能够付出这个代价。
　　总结来说，创立一个形式牢固的团结工会运动，以准备决定性的斗争，会挑衅起国内保安力量平定民众的新企图。即使我们可以自卫，也会遭遇到外力的干预。因而，我认为应该在避免与政权全面冲突的阵地上开始；否则，国家会暴露在极大的危险中，而我们胜利的机会也会非常微小了。
　　我是一个阵地战的支持者——容许我使用这个军事名词；它可以得到既有效又安全的利便。我愿意提议这种抵抗的形式。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团体、层份必须建立起抵抗的途径，以抗拒官方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垄断行为。在现存的团结工会，农民、工匠、学生的独立工会的基础上，这个抵抗运动能够庞大得足以创立一种独立于官方的社会结构。
　　在工场内，首先的形式便是为夺回推广工会行动的权利而斗争；因而，便必须以所有手段——包括罢工，但却不能有领袖——来保卫工人的权利。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生活费高涨中，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会是要求增加工资、家庭福利的斗争。工人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护积极的战士，斗争才有可能。
　　创立一个独立的社会结构的其它重要成份是：与教区联络，创立社会福利的委员会，帮助最急需的人、保障失业者有生存资源(这会使政权施用经济勒索所产生的影响减至最低，发展独立的报章和出版制度(每一个重要企业应该有它的刊物，每一镇应该有独立的出版室)；在知识层份(艺术家、教师、资料员)间创立国家教育、文化、科学议会，以让能够自由地获得知识和经验；建立工人大学的学习网，以建立工会干部、地区性的议会和工人运动。当我们透过行动往前发展时，这张名单肯定会加长。
　　这肯定不是一条快捷和容易的成功门径，因为它要求持久和耐心的工作，以及社会大多数人支持的动员。但是，拥有近一千万会员的团结工会，在战时状态下仍然继续生存和活动。团结工会争取到的成果，让我们相信向前走的提议是现实的。至于起义，倘若它发展到成为必须时，那也是为实现重建全国的经济、科学、教育和独立的纲领，属于斗争的最后阶段了。
　　《团结工会周报》  第八期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于华沙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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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0:02
波兰事件在苏联集团的反响——
捷克官僚恐惧波兰的冲击
作者：安娜．里伯拉
译者：励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9月 第九卷  第九期（总第69期）
　　三年多之前，捷克当局逮捕了『保卫被无理迫害人士委员会』的十五名成员，其中六人在七九年七月被判监禁。夏维尔HAVEL及欧尼UHL.仍在极为艰苦的状态下服刑。
　　这些拘捕行动，标志了警察当局开始进行一次攻势，目的旨在压制任何反对者的声音——无论是地下刊物、七七党章的声明，或是『保卫被无理迫害人士委员会』的活动。
　　如果将这个三年来一直未有放松的镇压，以及捷共领导人一开始就迅速谴责『波兰反革命』的行动，与该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看，就会更明白其所以然。
　　一九八一年捷克经济增长率是零，是捷克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上第二个最坏的年头。最坏的是一九六八年，当时工业生产的绝对数字下降了22％，导致了有关经济改革的重大辩论，为布拉格之春铺好道路。不过．现今的危机虽不能比拟于波兰或罗马尼亚的危机。但经济形势的严重程度，己足以令布拉格所有领导圈子里的人关注和作出行动了。
　　波兰就在邻国
　　捷克领导层对波兰事件的反应是快速而且激烈的。早在八○年九月四日，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RUDE PRAVO的主编已在大肄抨击与其北部边境接境的波兰国内的帝国主义阴谋和本国反动人士。该报提醒其读者有关『一九七一年党第十三次大会之后党和国家所发展了的危机的教训』，这就是当时已进行正常化的捷共领导人所得出的教训。
　　那些『教训』尤其集中谈论反革命用以掩饰自己的形式，包括诡辩，鲁莽的要求，野猫式罢工，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明显地，这是与波兰作模拟，而该报的结语，更说：这些教训并不只限于捷克，『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为革命经验增加了材料。』
　　几日后，捷共思想指导人比勒BILAK在谈及波兰时提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有限主权』教条，在这个教条之下，捷克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比勒之类的人却正是由此才掌权的。
　　在八○年十月向捷共中委会作的发言中，比勒再一次详细阐释这个教条．他基于『教训』中列举的标准，来界定波罗的海海岸的罢工为『反革命』的。在表达希望波共能够重新取得其立足点后，比勒总结说：『我们并不隐瞒一个事实，就是波兰正发生的事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形态上都深刻地与我们有关。
　　『捷共和我国人民都追求进步，社会主义事业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牵连在内时。我们的波兰同志永远都可以依靠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支持。』
　　捷共领导人从来没有使用波兰领导人被迫要采用的谨慎语言。在雅鲁泽斯基实行镇压之前几个星期，在一次『布拉格电台』的谈论中，捷共一名党思想指导人谴责任何与『团结工会』进行『全国团结』的前景，并提出『他自己』的解决方法——在波共内部进行深刻的清洗(之后就可以真正推行正常化过程)，以及对军队完全信任，因为军队架构是未受侵蚀仅余其中的一个『马列主义』碉堡。
一石二鸟的运动
　　捷共领导人明显地害怕波兰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所进展，就会恢复捷克本国的旧幽灵。即使在目前，波兰境内发展的罢工并未引发捷克工人一个公开的同情运动，但是，经济困难引起的不满令捷共领袖十分忧虑。他们当时正准备实行一个严厉的紧缩政策。
　　当局的忧虑在八一年经济发展的结果公布以后更为加深。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是0.2％，而全年经济计划的预算是2.7％。工业生产比八○年增加了2％。但比最初的预算低了25％，比起同年年中修订了的预算低了15％。
　　矿业和建筑业的增长率是负数，分别为－2.4％和-2％。结果最坏的是农业方面，比起八○年是-3.4％，而此起八一年的计划预算则是-23.0％。
　　其实，显示会有经济困难的迹象，已出现了几年，但捷共领袖证明他们无能于作出反应。早在八○年年初，他们已经迫于要承认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的许多预算将无法完成，尤其是在能源和建筑部门。
　　当时，捷共中央委员会(接着是政府)通过了要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来改善经济管理』。这些措施呼吁要加强中央计划，改变厂长和工人的态度。容许企业在经济计划订定的架构内有更大自主权，更好地利用资源(原料、能源、劳动力、投资等)。
　　这些非常胆怯的措施大致上停留在纸上，因为单是『改革』这个字就令现今的捷克领袖吓呆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一点也不触及经济困难的根源。
　　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七○年作出的延展过长的投资政策。因此，巨额的资金和资源在还未完成的工程计划中阻拦着。而计划者也未能及时在警报信号开始出现、石油价格上涨时调整他们的预算。
　　在八二年三月一篇论经济局势的文件中，七七宪章援引了一系列显著的例子，所基于的数字是官方给捷共中委会成员提供的数字。
　　在斯洛伐克省西部，预定在七六年至七八年计划里完成的九项主要工程，只有一项能在八○年真正完成。在保希米亚南部，计划里包括的140项建筑工程，只有8项完成计划。在一九八○年，不下于119项工程是还未开始动工的。
　　因此，在整个六八年以后的时期，如果我们考虑经济的所有部门，那么，在未能完成的工程中阻搁着的资金总数，多于每年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增长。
　　这个局势更由于计划者的一连串过失和错误选择而更为恶化，因此，当钢铁业正急剧走下坡时，当局却推动钢铁业的发展。在另一方面，电子工业被严重忽略。在这裹，我们看到官僚层各个派系用压力强迫推行的一些经济选择所造成的其中一个后果。
　　此外，原料的浪费，对经济效果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在七六至八○年的计划中，金属的浪费耗用了相等于九亿美元的捷克币。这笔钱可以用来生产四十六万部斯高达牌汽车，或建成十二万个单位的住屋(根据七七宪章文件中引述的数字)。
　　由于计划目标在所有部门都无法完成(尤其是机械工业这个主要出口部门)，因此导致可变换的货币短缺，反过来又加深进口原料以完成正在进行的工程的困难。
　　问题更坏的是，捷克领袖正试图避免增加其欠下西方银行的债务（现正维持38亿美元的相对较低的数字）。
　　即使在经互会架构内，也已决定了实行入口管制。从资本主义国家入口的货物也一样。举例来说，这些限制照样应用于石油和牲畜饲料，尽管后者会危及牲口的生长。
　　在这些情况下，捷共领导人在试图刺激一个部门时，就无可避免地自然会影响到另一个部门的投资。于是，为了节约。他们就采用了一个严厉的紧缩工人的计划，其中包括大量裁减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社会服务的投资。
　　在医疗卫生部门，投资减少了l0％，教育及文化部门也遇到同样的削减。当局也计划公共交通部门的节约问题，而住屋租金和暖气、电力的费用，也将会增加。
　　在八一年七月，柴汽和煤暖气用油的价格均上升。在八二年一月，肉食、肉类制品、家禽、鱼、米、香烟、酒等物品价格也告增加。
　　虽然人们继续拥有买不到货品的货币，但在供应短缺时，实际工资过去两年来下降了，而且日益恶化。自六八至六九年期以来，政权首次不能再保证能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是维持现有生活水平，虽然它曾用更优越的物质生活来问人民『换取』民主权利和自由。
　　镇压仍是常用的武器
　　面对这个经济逆差状况，捷共领袖正以任何代价阻止政治不安的加剧。他们清晰知道人民日增的不满，而且知道人民最为不满的是因物品短缺而从中牟利的投机者。
　　在党第十五至第十六次大会之间那段期间，共公开了47,5l5封关于囤积居奇投机活动的投诉信。在党内和工会运动内，反对领导人无能的呼声越来越多。
　　当然，捷共领袖会诡辩地发表演说，谈及『在所有平面改善社会主义民主的运动』，并批评那些『利用职权牟取个人利益』的人。英达那INDRA写了一篇文章，说捷共领导层『与群众脱离』，又说党并非处于良好状态。
　　在工会最近一次大会上．捷共领袖向『革命工会运动』的领袖呼吁要更多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如果我们将他放在经济困难的背景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当领导层呼吁群众『作出更大努力』时，会同时作出对工会的这类呼吁。
　　然而，为了安全着想，官僚层首先和最主要依赖的，是压制任何反对声音，只要它在潜在着不满的地方会引起任何共鸣的话。
　　波兰炎夏过去有年半了，在捷克，是一个未间断的对反对派份子拘捕、监禁、威胁、恐吓的时期。当局一直在增加48小时的拘禁以及审判。
　　在八○年九月六日，『七七宪章』三十名签名支持者刚草拟一份声援波罗的海海岸罢工者的声明就立即被捕。他们在法定拘留期限到时被释放。但到了月底，另外十二人正在前往参加『保卫彼无理迫害人士委员会』时被捕。自此，当局一直对『七七宪章』运动份子严密监视，增加『不明人士』对他们的袭击，并有系统地在提审他们时使用更严峻的手段。
　　这样做目标有两个——阻止会议的可能性，逐一击破反对份子的抵抗。当局也发动了一场攻势，打击由名为『柏特乐出版社』(PETLICE)出版的地下刊物的印行。在二月，他们在作家维古力(VACULIK)(印发地下刊物的一位主要推动者)家中搜去了一大批文稿信件。他们也突击搜查拘捕一些协助打字的人，并没收许多打字机。
　　在八一年五月，与两名年青法国人因运书入捷克而被捕的案件有关，十六名捷克人被当局拘捕并被控『思想串谋』罪，十人被立即囚禁。被检控者中间，包括六○年代知识分子辩论中一些最重要的人物。这些人仍等待审判。审判一直被延迟，因为当局缺乏检控证据。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是沙伯达SABATA住所最近被搜，当局只搜去一样东西——他搜集了一年预备写一本关于波兰的书的所有笔记。
　　天主教徒受到的镇压，也有显著的增加，这是五○年代以来从未有的规模。这个无疑是波兰事件的其中一个影响。但似乎捷克当局也深深为教会在年青人中间产生的日增影响力而忧虑。
　　政府主管教会问题书记处的处长夏鲁沙HRUZA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并不隐瞒他对于年青人『寻求生命的新目标』而走向教会的忧虑。但这里，当局第一个反应就是镇压。在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奥卢毛克市六名天子教徒(两名神父及四名平民)被判两年监禁，控罪是他们派发一些『颠覆性』宗教刊物(例如教义内容手册和宗教最近的通告)。
　　面对着当局有系统的迫害和日常生活中日增的困难，反对派份子仍不妥协让步。『七七宪章』刚发表的有关经济局势的长文，显示了他们正尽力尝试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问题上面。以前，『七七宪章』的活动中心主要是保卫民主权利。
　　这点显示反对派内的流派已从波兰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正强调要与工人阶级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另一件事显示这点的，是大约一年前一个『争取自由工会委员会』宣布成立。
　　在这个困难的斗争中，捷克的反对派份子需要我们的全力帮助。当波兰工人正抵抗军事管制，要重新维护他们的权益的时候，必须也同时支持捷克反对派。
(励思译自《国际观点》第九期)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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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0:03
捷克工人支援团结工会
译者：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9月 第九卷  第九期（总第69期）
　　[原编者按：下列各人由于散发下列的声明而受拘控：欣．温泽，二十五岁，已婚，有一子；约塞夫．温泽，二十岁；苏古，二十三岁，工人；杜慕华，二十三岁，文员；上述各人迄至二月五日时仍受拘禁。胡尔夫，三十岁，被控以颠覆罪，曾坐牢四年。]
　　为保卫波兰工人而吶喊吧!表达你对迫害波兰境内的进步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异议吧!要明白波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要是在波兰恢复民主和工人权利的试图被摧毁了，整个东欧集团要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就要被洗刷掉至许多年之后。
　　必须明白，发生在波兰的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无产阶级向官僚的制度和剥削的革命进攻。波兰工人像我们在一九六八年的行动一样，为争取在自由国度里享有自由的生活而战。
　　不要被政权盗用你的名义来支持波兰军政府。必须把以你们之名来支持雅鲁泽斯基的诳言公开地斥为谎言；让我们和那些自称领袖的人划分界线。自我作主地以一切方法来表达你对波兰无产阶级的革命努力的支持吧!要求解除军法及释放所有由绝大多数的波兰工人民主选择出来的工人领袖。让大家明白，对波兰工人的攻击，即是对所有工人的攻击——尤以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而言。每一个粉碎无产阶级的步骤——这个无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民权和自由、不能干预国家事务——就是强化共产国家内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每一步。
　　共产党的显贵们，把无产阶级每一次真正的革命行动视为威胁了他们的垄断权力。真正由工人统治的前景确实威胁到他们。你不能够为了保护特权、利润和奢侈而默认镇压波兰革命。倘若波兰复兴的过程在一开始便受到摧毁，你也会尝到恶果——譬如在国际局势恶化和缓和结束的时候。
　　支持团结工会!
　　波兰工会领袖和其它被囚人士必须获得自由!
　　打倒雅鲁泽斯基军事独裁!
　　革命行动小组  布拉格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的曼译自《工人注视东欧》八二年春季号)
七七宪章支援波兰人民
　　[下列声明是捷克对波兰事件的反响，文件来自巴拉克通讯社(PALACH PRESS AGENCY)]。
1．
　　捷克『七七宪章』人权运动，和全世界进步力量一起，参与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的『团结工会日』来表达对波兰工人的支持。我们相信不能够以不断的压迫来解决波兰的危机，而应该是由波兰社会各部份的代表——包括团结工会和天主教教会——共商才能够达致。发言人签署：勒地斯拉夫．丽斯(CLADISLAV LIS)、安娜．玛尔花奴娃(ANNA MARVANOVA)和华甸．珀鲁斯(RADIM PALOUS)
2.
　　某些大众媒介报导说七七宪章[以下称宪章——译者]运动支持波兰官方以武力来解决波兰危机的方法。宪章从来没有发表过这类声明，它一向以来坚持应遵守对人权问题的国际协议，及根据赫尔辛基会议条约的精神进行对话。任何以军事或政治力量来解决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与宪章一直所持的观点毫无共通之处。禁止个人自由、未经法律途径拘禁数以千计人民、造成公民流血、取消工人的工会权利、中止波兰政制认可的工会活动……凡此种种步骤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还会挑动社会和国际间的紧张局面，为未来布下可怕的局面。我们愿意相信，一个不会产生失败者或胜利者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如此社会便可以疗治深刻的创伤和继续复兴的工作。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
(上述三位发言人在八二年一月七日七七宪章运动成立五周年纪念时被选出)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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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0:47
南斯拉夫知识分子反对军管
译者：欧炀刚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9月 第九卷  第九期（总第69期）
　　[原编者按：南斯拉夫约有四百名知识分子签署了数封请愿书，指责雅鲁泽斯基将军进行军法统治。其中一份请愿信是在雅氏的行动之后几天，在贝尔格莱德学生中心召开的一次会议之间宣读的；约有一百五十人在会后署名。数日后，一场在波兰大使馆门前的示威在内政部部长拒绝发出批准的情形下如期进行。尽管如此，仍有数十人到场。五十个警察等待着他们；结果事后有数人被警方提讯。]
1．  致华沙雅鲁泽斯基将军
　　我们给现时代表着波兰人民的团结工会，表示全面的支持。我们强烈地抗议在你的命令下，波兰推行的军法统治。为了和平及民主波兰的重建的利益，我们要求立即终止军管，必须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2.  致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
　　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雅鲁泽斯基将军
　　你已经用军法统治来增强了官僚反革命的不名誉的军火库。你为了在欧洲及世界舆论面前掩饰你的行为而尽的努力，正好成为那行为本质的雄辩。你那对波兰人民的袭击，又再一次印证了：由于对真正的工人、知识分子及青年的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心存恐惧和厌恨，篡权夺位的官僚，并不会落后于最好战的资本家反动者。布列日涅夫不能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我们强烈地谴责你对波兰人民的民主成就的残暴的袭击，我们要求立即终止紧急状态，释放所有被拘禁者，以及承认自一九八零年八月赢取的一切民主权利。
3．  致波兰、波兰人民、独立的团结工会以及所有的政治和民主潮流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未经授权而宣布的军法，一个凶残的军事政权强加在波兰上面。此种严厉而欺诈性的误用军队来打击人民、其历史性的活生生的奋斗者，是史无前例的。从此波兰的民主活动和民族的对话都终止了。此举更扰乱了国际关系，又危害了欧洲以至世界整体的和平。
　　我们向在受苦中的英雄的波兰人民，以及他们的为争民主和独立的奋斗致意。我们联合起其它受波兰的悲剧所震栗和摄动的人们一起要求：紧急和立即终止战时状态、释放所有被拘禁的波兰爱国者和民主派、终止所有干涉波兰事件的外力、急切重开同波兰的爱国和民主力量的对话及谈判、重新展开独立团结工会的工作。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对波兰军管的反应
译者：欧炀刚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9月 第九卷  第九期（总第69期）
　　南斯拉夫政府谴责了实施军法，只是措辞保留，强调波兰人民清理自己问题的需要。然而它却让非常尖锐的批评出现在报章和电视之中，以致波兰大使馆觉得有需要去抗议。(《时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这里是一些：贝尔格莱德的《政治报》：『波兰人民所要的是民族自立、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和保卫真正的进步。』
　　社会主义联盟的《博巴报》(BORBA)：『工人阶级的民主力量和工人先锋的基本斗争并非反对社会主义本身，而是针对官僚主义和教条地强加的模式。同时，斗争针对混水摸鱼的反革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若说那是次要的目的，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南国工会在(波兰)战时状态实施之后，对波兰工人阶级表示深切的关注。
　　贝尔格莱德大学报《学生》：『波兰共产党以实施军法来承认其无能。该党对困难毫无准备，甚或实在并不想去应对。波兰工人阶级在五六、六八、七零、七六和八零年把问题提出来。该党似乎愿意改变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唯一一次意念，就是在去年八月。那些去年踏入该国的人，亲眼见到波兰人民忘记了惧怕，而且坚决要求质的改变』。在隐喻『真正的社会主义』时，《学生》继续说：『波兰真实的乌托邦事实上就是真实的世界乌托邦。[救国军事]委员会可以摆脱人民吗?』
　　萨格勒布市的双周刊《发动报》(START)：『团结工会冒出头来作为波兰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已是不争的事实；工人阶级信任它，庞大的多数认同它及它的斗争。所有那些视团结工会为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片面指责，亦即同时指责波兰工人阶级本身(即它整体的八成)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多次试图和失望之后，明显地经已变得不易轻信人和要求坚实的保证，但是，他们还是准备接受对话和协议的。那些没有准备好的、那些对垄断和特权沮丧地及不老实地死抱着不放的人，只不过是国内外的保守份子而已。波兰工人阶级和绝大部份的人民，在为更好、更民主和更人道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时，又一次面临这样的困难这一事实，保守份子是难辞其咎的……』
　　贝市周刊《宁》(NIN)：『就是当时得令的政府也不怀疑，对其十二月十三日的行动最主要的抵抗力量，正是来自工人阶级这个事实。故此，有些帮助理解波兰事变本质的问题仍待解答：工人有可能是反革命吗?他们可能为损害自己阶级的基本利益而斗争吗?曾经无数次地运用这类武力和暴行来阻止工人参与的社会主义模式这问题，须得再次提出来。对这问题我们的意见只有一个答案。如果波兰军队此举的目的是要以一切代价来维持这种模式的旧貌，那么在长远来说，成功的希望即等如零。否则便违反了历史传递的基本讯息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欧炀刚译自《工人注视东欧》八二年春季号]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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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0:48
苏联异议者给波兰工人的呼吁信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9月 第九卷  第九期（总第69期）
　　[按：今年四月六日，苏联政府拘捕了十二名不出名的异议份子，并搜出几期《社会主义和前途》的地下刊物、予意大利共党的呼吁书和予波兰工人的呼吁书。被捕者面临七年苦工营和五年流放的刑罚。
　　一直以来，苏联的异议运动大都停留在简单的人权和道德运动上，以一些知名的离心份子，如沙卡洛夫、索赞尼辛争取在国内的合法活动和外国的支持，造成与国内社会隔绝，对波兰的态度也只是一种隔岸观火式的同情，或是受苏联官方宣传造成的民族主义式的仇视：这些波兰人罢工，迫得我们要以食物供应他们，自己反而没有得吃。
　　在苏联政府的镇压下，异议运动开始作出检讨。这一份呼吁书显示了苏联异议运动的一些转变，它开始走向国内群众运动、支持波兰工会运动去。呼吁书日期为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即波兰军管后一日，反应之迅速是有其意义的。此外，呼吁书没有署真姓名，也显示了其特殊之处。它与以往由知名人物署名的不同做法，除了部份反映了防止对苏联官方镇压的对策之外，还显示了一个新的政治态度和愿望。]
亲爱的波兰同志、朋友和兄弟们：
　　今天，正当你们国家经历着一段困难时期的时候，我们用这封信来表达对你们的钦佩和支持。对你们的支持，我们能够做的实在很微小：我们只能期望和相信你们。
　　今天，在一年半的革命之后，波兰工人阶级在格但斯克签订的协议，和后来在工人斗争中巩固下来的胜利果实正在受到威胁。
　　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当反动派遭遇到失败时，便会准备使用军事力量的：波兰现在被军事独裁的严重威胁笼罩着。
　　朋友们，我们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我们一同在华沙和格但斯克的广场上、在卡托维兹和罗兹的工厂里、在囚禁着KOR社会主义者和团结工会领袖的监狱内。
　　我们一同在这个地方；这里，整个民族在历史上首次对一个独裁政权、一个傀儡政权作出沉重一击。我们相信，工人能够以组织和团结的力量对抗刺刀和坦克。
　　在匈牙利和智利发生的事，不能在波兰再次重现。
　　我们信任波兰工人阶级，信任他们保卫胜利果实的能力。今天，你们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先锋，为了民主的社会主义而站在斗争前列。团结工会的挫败将会是全球进步力量的灾难。
　　我们——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派，和所有苏联的诚实人仕，加入千千万万人的行列，期望你们胜利。
　　我们重申荷山的预言：在俄国和波兰之间，再不会有边界。但欧洲知道波兰代表着甚么：它是在不平等战争中被所有人遗弃的国家，它在战场上的血河中浮沉，目标是以一个民族来争取自由的果实。
　　所有人都熟悉这个民族……
　　人们能摧毁波兰，却不能令它屈服。
　　——英雄的波兰工人万岁!
　　——团结工会万岁!
　　——民主社会主义万岁!
　　——我们和你们的自由万岁!
　　一群苏联异议者
　　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小点译自《国际通讯》法文版七月廿六日第131号)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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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17
(特译)
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呼吁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1月 第九卷  第十一期（总第71期）
图：保泽克
　　(按：本呼吁书是波兰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9日发表的，由下列工会领袖签署：保泽克BUJAK（华沙）、李斯LIS(格但斯克)、夏德克HARDEK(卡高夫)和比诺斯BEDNORZ(他代替10月5日被捕的法西纽克FRASYNIUK(弗罗茨瓦夫)。小点译自10月10日法国《世界报》)
　　解散波兰所有工会是文明社会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军事救国委员会』承认了遭到失败。
　　『军事救国委员会』并没有成功摧毁工会运动，它收买一些工会领袖的企图也没有结果。
　　在十个月的军法统治中，工人团结地显示了他们反对军事政权。
　　被委任的国会没有抗议便接受了『军事救国委员会』的成立，后者的存在是违反人民波兰的宪法的。国会又认许了国家委员会实施军事统治的非法法令。它现在还胆敢违反它的选民的意愿，解散了包括90％波兰成年市民的工会，它因此自动剥夺了自己的社会职权。
　　独立自管的工会，团结工会，只能以它的会员的意愿解散。我们的组织继续存在和为创造一个自管共和国而继续活动。
　　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呼吁工会所有会员、所有工人和所有工会，杯葛新的门面工会；以拒绝参加这些工会的行动，作为全民投票。全国通过它表示反对镇压政策、反对禁锢人民、社会惨况的加深、和卅七年来灾难式的社会和经济政策。
　　不杯葛新的工会，是相等于背叛独立工会运动的理想。这个全民投票将是人民波兰历史上的第一次，而政府将没有办法伪造结果。
　　11月10日，团结工会注册两周年的日子，将会是抗议的一天。我们呼吁所有工人，无论属于甚么工会，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抗议法律被破坏和这个灾难。
　　在11月10日早上一时起，我们将会发动一个四小时的抗议性罢工。这个罢工必须在领袖不露面的形式下组织起来。在所有企业、车间和部门裹，必须组织一个秘密委员会以筹备11月10日的抗议性罢工。这次抗议行动的发展将指示工会未来战略的方向。
　　『团结工会存在，并继续存在，无论别人喜欢与否』(华里沙在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的发言)。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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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18
团结工会面对官僚的全面进攻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1月 第九卷  第十一期（总第71期）
　　1982年10月8日，波兰军政府终于经由国会通过将团结工会列为非法，并同时取缔了团结农会。对于一些对波兰官僚与团结工会和解抱有幻想的人来说，这代表了幻想的破灭。但事实上，波兰今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显示了这只是波兰官僚面对团结工会基层运动的压力而发动全面进攻的一个环节。
　　继8月3工日团结工会支持者在波兰56个城市发动大规模示威之后，数以千计的工人在军管进入第十个月的那天，再次走到街上示威。在卡高夫市郊的新胡塔镇，工人从全国最大的工厂——列宁钢铁厂——列队操到镇中心。在弗罗茨瓦夫，军警受到四周围的示威者袭击。波兰群众这些行动，表明了他们支持团结工会、拒绝接受官僚军事独裁政权、争取撤除军管和决心夺回80年8月的成果。
　　军政府实施军管九个月之后，局势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平静下来。国家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只会加强工人阶级斗争的决心。面对着不肯妥协的团结工会、团结农会和它们所代表的全国绝大多数工农群众，波共军政府除了加强血腥镇压之外，别无他法。在全国对抗的阴影下，波兰和苏联官僚只有作出准备，抢先实行一连串的镇压行动。
　　超过二千人因为散发传单、参加罢工或示威而被军政府判以四、五年以至十年监禁。数以千计的工人由于怠工、支持团结工会和支持被迫害的同伴而被开除。已经被捕的前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被控『阴谋以武力推翻波兰人民政府』的罪名。团结工会一些著名领袖被迫害：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告鲁夫斯基被判监三年半；罗马索夫斯基，团结工会地下区际联络委员及华沙团结工会电台负责人，在9月被捕；安娜．华伦天奴维兹，80年8月格但斯克罢工领袖之一，被判受强迫精神病治疗。在10月5日，团结工会地下全国联络委员会四名领袖之一的法西纽克被政府拘捕。他不但是全国地下抵抗运动之中最著名的领袖之一，还是这些领袖之中政治立场最具战斗性、对工会前景问题有最明确的意见，主张必须准备总罢工的一位。他的被捕令工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到了10月8日，作为这一连串镇压行动的一个界碑，波兰国会通过法令，正式将团结工会和团结农会列为非法，并立法订定新的『工会』的活动范围。波共这个行动，标志了军管以来十个月的政策的完结。自从军管以后，为了分裂和摧毁工会运动，波共企图收买团结工会著名领袖，和散布『全国和解』的烟幕，希望争取到最低限度的社会支持。虽然它得到教会在这方面的协助，包括鼓吹党、教会和工会三大力量和解等言论，但这个努力终于失败了。8月以来的群众动员，便是这个失败的最有力证明。正因为工会仍然受到人民普遍的支持，波共迫于要采取更直接的镇压行动。正如去年12月13日一样，在官僚与工会运动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官僚在进行政变时是不会犹疑的，当然更从来不会抱有与团结工会运动和平共存的幻想了。
　　工会的反击
　　面对波共官僚的全面进攻，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立即呼吁杯葛『新的门面工会』，又呼吁所有工人，无论属于那个工会，在11月10日，团结工会80年正式注册的两周年纪念日子，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抗议行动，并宣布当日由上午十时起进行四小时全国性抗议罢工。它更强调这个抗议行动的发展将指示工会未来战略的方向。(见同期《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呼吁》)
　　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工人及其它很多城市的群众更迅速地组织起来，立即投入抗议行动中。10月11日星期一，列宁船厂的早班工人全体放下工作，进行了八小时罢工。星期二，船厂又再进行了八小时罢工。波罗的海海岸其它城市据报也爆发了罢工，特别是格丁尼亚、什切青和哥沙连市。军政府立即将海岸地区的电话联系中断，阻止罢工的消息蔓延，又在星期三宣布军事接管列宁船厂，威胁以军法处置罢工工人。在政权的强力镇压之下，列宁船厂的罢工被迫停止。但市内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
　　另一方面，列宁钢铁厂所在地的新胡塔镇爆发了街头示威，并演变成与警察对抗。一名年青工人在10月13日的骚乱中被警察在近距离枪杀。虽然政权其后加强镇压，骚乱仍然持续了几天。到了10月20日，超过一万人参加了该工人的葬礼。送殡队伍持着团结工会横额，作出Ｖ字胜利手势，并没有理会在旁严密戒备的军警。
　　工运的前景
　　工人的自发性抗议行动，在波兰军政府的武力镇压下，暂时地被压抑下来了。但客观的条件仍然存在。因此，团结工会地下组织的全国性有组织的行动，是显得更为重要和必需。但工会如果要成功地组织力量、抵抗官僚的全面进攻，必须首先创造主观条件。条件之一是消除对官僚的最后幻想，特别是当群众已用行动表示扬弃波共军政府，而声称代表无产阶级的波共政权又公然取缔无产阶级的自发组织的时候。保持任何与政权妥协的幻想，是重组工会力量的一大障碍。团结工会因此亦需要摆脱教会散播三方面和解的影响。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排除苏联的阴影。这个阴影影响到工会成立以来一直实行自我约束，令工会不能放手带领群众运动；相反地，它只在受到基层的压力下才向前走，而这个压力的来源是由无产阶级与波兰及整个苏联官僚层的矛盾产生的。工会运动一定要面对整个官僚层，任何动摇波兰官僚而避免影响苏联的企图，都只能是幻想而已。正面地面对整个斯大林官僚层，认清对手，才能将政治革命进行到底。
　　因此，波兰工运的前景有赖于团结工会能否总结经验，坚持地组织基层，提出自管的要求，策划总罢工，向真正夺取政治权力走出自信的一步。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20日发表新的呼吁，将11月10日的四小时全国大罢工扩大为八小时和举行大规模街头抗议，并在12月13日至17日举行『抗议周』以反对波兰实行军管一周年。文件更号召准备在明年春天开始无限期总罢工。
　　激起80年夏天工会运动的客观条件，在今天是更加成熟了。波兰工会运动面对官僚的全面进攻，能否重组力量和作出胜利的反攻，视乎它能否克服主观上的弱点。而国际工人运动在思想上的帮助和实际的支持行动，也是波兰政治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法国工会10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二万人示威是一个例子。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包括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工人运动，都必须组织起来，给予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最大的支持。
81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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