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无把握的仗！ ——为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小辑而写(6)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23:14
不打无把握的仗！
——为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小辑而写
作者：陈玲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波兰工人受官僚的军法统治已经八个多月了！
　　有些人因为会看到了团结工会没有使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官僚的军管，因为自今年初以来没有在资产阶级报章上看到太多有关波兰抵抗运动的消息，而会产生一种印象，以为官僚胜利了！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失败了！
　　幸而，这种印象是纯粹的错觉。恰恰相反，波兰工人在军管之后，所以没有作出全国性大规模『激烈』的抵抗行动(事实上，在去年十二月整个下半月里，即在军管的最初数个星期内，工人分别占领了格但斯克列宁船坞、外省的数个重要矿场、钢铁厂等等，英勇地守护工厂，和官僚的镇压机器进行了流血冲突，以及在二十一日的总罢工——据报导这次罢工有全国百分之二十，即二百五十多万的工人参加——已经表明了工人不是懦怯地屈从在官僚和枪杆子之下的)，完全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有充分的信心，对斗争的目标有充分的觉悟；所以能够在突然的打击后，很快地遏止了迷惘的情绪，而自动自觉地严守纪律，一般地利用消极的反抗来表明团结的力量继续存在。
　　众多的阶级斗争历史经验说明，工人阶级对于斗争的目标越是模糊，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动摇，那么便越会条件反射地作出个别的(虽然数量上可能很庞大)无目的的对抗行动，从而，统治者得以乘虚击破，瓦解工人的力量。
　　反之，倘若工人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这种力量通常以一个强大的组织或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斗争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么，无论统治者怎样挑衅和威吓，工人都会沉静地冶对统治者，不把精力浪费在冒进行动上，而是保存实力俟候时机来向统治者进行致命的反击。
　　首次地把无产者推上全国政权，上升成为统治阶级的俄国革命里的工人，便曾经在革命的不同阶段里经历过上述两种情形。
　　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公历二月。贫苦的工农被战争的压力进发出革命的怒火，迅速地在三天里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皇朝。可是，民族资产阶级藉着工人的政治混乱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叛徒们的帮助(他们当时被误认为革命者而被推举为工人在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的领袖)窃取了革命的成果。受尽了数个月的欺骗和恐吓的工人，终于深切地识别了资产阶级和工人叛徒们要维持沙皇时代的社会现状，因而非常震怒。可是，由于落后俄国那时的政治觉悟还未成熟到足以远瞻革命前景的高度，而真正的工人党（即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影响力还不够广泛，不足以影响和说服工人，所以工人们便在七月间不顾一切地蜂涌上街；进行反政府的武装示威，于是给了资产阶级政府借口，趁机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和压制工人的活动，让反动势力一度得以抬头。
　　七月后，工人从挫折中认清了敌我，以及未来斗争的方向，所以他们便排山倒海地团聚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周围，而且在每次决定性的行动前主动地征询布党的意见和严守布党的政策。因此，在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十月革命的前夜里，俄国首都里的工人和兵士非常“安静”，毫不理睬资产阶级的故意挑衅，耐心地候待进攻冬宫的时刻。
　　波兰的历史条件和国家环境与当年俄国回然不同，波兰工人比俄国工人的主观条件有利得多：全国三千多万的人口中，有近半是人是组织了起来的。在军管前，在一千三百多万的工人中，团结工会组织了近一千万人；团结农会组织了三百五十万农民中的一百万人；此外，还有无数大、中学生，文化技术等专业人员的独立组织；这些组织统统团聚在团结工会的周围，准备随时响应团结工会的号召。不过，团结工会成员没有盲目迷信自己的力量，他们在面对政府的威胁和镇压时，与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的反应一样，首先会权衡轻重，按步就班地来活动；他们不愿意轻举妄动地破坏自己的有生力量，而情愿沉着地在思想上和力量上准备斗争的最后考验：夺取政权。波兰工人的自我克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只有一个高度觉悟的政治运动，才能够有高瞻远瞩的能力。『不打无把握的仗』，是保障胜利的条件之一。
　　团结工会自五月后更加激烈地讨论下阶段的行动纲领，承续和发展了军管对于应不应该夺权和怎样夺权的讨论(见本刊今年第五期《军管前夕『团结工会』关于权力的辩论》)；而且，讨论似乎已经日趋明朗和成熟，过去主强用消极抵抗的低调来和平发展革命的领导们，许多已经在下层的压力下和事变之中认识到，若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便不能不首先赶紧建立武装力量，用以防守和进攻。同时，利用积极罢工的形式，作为全国夺取政权的过渡手段。怎样能够在苏联和华沙公约国虎腼眈眈下，争取更有利的活动空间和时间呢？苏联大军压境的威胁，是自波兰革命一开始以后，被波兰革命者在计算之列的；对于采取甚么策略，来得到更充足的准备时间，俾以能够战胜苏联的军事优势(与官僚妥协是无可能的)。正是围绕着这个课题，构成了团结工会众领导人之问的争议。
　　本刊特译和译写了五篇有关团结工会现正讨论和决定中的行动政纲，其中三篇(『你们有个历史性的机会』，『第三选择』、『阵地战』是由众所周知的团结工会领袖所撰写的争论文件；一篇是由熟知团结工会运动史的亚里奥所写的评介上述三篇文件的文章；最后的一篇是介绍团结工会最新取向的译写文章。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在看后对团结工会今天所面临的阶段有个比较具体的了解。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中国各方面对波兰事件的反应，整理成一篇介绍文章，作为这个纪念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的小辑的引导文章。
　　波兰革命已经以它汹涌澎湃的力量在僵硬腐化的官僚层中绽开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缝，形成了一道贯通东欧和亚洲各个堕落和变态的工人国家的地震带；不管官僚们怎样死命地压制，工人们总会接收到来自震央的讯息。这些讯息，现在似乎还不很激烈，可是当最后的震荡终于来到时，这条埋藏在地底里的震带便会以连锁的反应来摧毁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的脆弱外壳了。
　　最后总会达到波兰工人的希望，这希望是他们在受到军管的突击后，所写的抗议标语上表示了的：“冬天是他们的，春天则是我们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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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23:23
从消极到积极
——军管六个月后
作者：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自从雅鲁泽斯基宣布实行军法统治波兰之后，六个月已经过去了。波兰工人从最初的消极抵抗，已经发展到街头行动。五月间的行动(见本刊在今年第六期的报导)，和六月十三日，工人在全国各地在弥撒后和警察对垒的行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工人向『国家救亡军队委员会』挑战的决心，已经逐渐激烈起来。
　　虽然在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内，有不少领袖反对积极的进攻，而主张消极的抵抗；可是，这些领袖们的意见在受到下层的扰攘不安的压力下，也无法不趋向积极和主动起来。
　　五月以前，还有不少领袖对下层要求发动总罢工的呼吁抱着怀疑的态度；可是，经过时间的证验，他们也开始转变了。像华沙地区的工会领导机关所反映出来的：『没有任何征兆显示官方的诚意……』，在物质极度贫乏、失业不断增多的环境里，『工人势必趋于激进化，而要求发动总罢工。在华沙一地，便有十数个重要企业的工人要求我们订定总罢工的日期。』 (引自六月二日的《团结工会周报》)
　　近月来，在团结工会秘密出版的通讯上，产生了关于下一阶段的行动纲领的激烈争论。下层一般强烈地批评领导层不号召有效的行动来反对军事政府。这种意见清楚地反映在这段摘文上：『众所公认的团结工会领导们啊，向我们号召有效的行动方案的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不过，在我们看来，你们在过去数月来并没有充份地履行职责。五月以来多次发生的矛盾行动，就是一个明证。』
　　团结工会的领袖们似乎已经聆听到来自下层的这种急切呼声，所以便认真地考虑到向政府进攻的必要：『我们要准备一次总罢工。我们已经时间无多了；罢工必须在今年八月举行，抢先在布列日涅夫和列根的会谈之前举行，应该使这些会谈阻止了苏联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罢工必定使波兰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场罢工必须是全国性的，各工厂必须有积极的自卫措施。积极罢工将在华沙二十三间工厂内发生，其它支持者则进行留在家中的罢工；及以各式各样的示威来配合。当局势紧张的时候，官方将不能依赖军队——甚至乎不能依赖警察。当一整营兵不肯开火时……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当一小队哥萨克兵站到示威者方面后，沙皇便在月底倒台了。』(摘自六月二日在华沙出版的《团结工会周报》，华沙局领袖罗马素夫斯基访问记)
　　罗马素夫斯基又说：『在一九八二年的春天在夹杂着花炮的爆发和催泪弹的臭味的街上、太阳下和风中发生。示威是不大会导至决定性的影响的；但是对『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公开和秘密的反对者，却有很大的安慰。这些行动显示了有新的一群活跃份子反对政权，把消极的人动员起来……最中心的斗争无疑会在过去的同一场所发生：就是在产生独立工会的各企业之内。』
　　『应该在工厂之内建立组织罢工的细胞组织，它们的责任包括保卫工厂和把罢工消息通知团结工会华沙局。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譬如无线电电话通讯系统。我们要设立超短频率的轮接器，使工厂与工厂之间和地方与地方之间能够通讯。我们要预备通讯系统会被完全切断，要搅好输出系统以确保罢工的消息能够散播出去；这些技术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倘若格但斯克船坞的工人把船坞筑成堡垒，我们可以安装天线。根据团结工会电台的经验，我们可以在预备总罢工前建立一个复式的联络网。』
　　华沙地区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显然反映了多数下层的意愿，就是积极地预备起一场全国性的积极罢工，无限期地对抗官僚。对于采取『消极』还是『积极』的手段这个争论，已经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有了自然的定论。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是怎样能够保证必定可以战胜波兰和苏联官僚的压迫机器？这个疑问倘若不能够早日有个清晰的答案，那么总罢工便会成为冒进的行动。反之，倘若条件充裕，信心在握而不行动，那便是坐失良机了。
　　当这位团结工会华沙局的领袖罗马素夫斯基被问及是否不害怕负起决定罢工的责任时，说：『早在我被选为全国和地方的领导的时候，我便负起了责任。我不单只要对某一个决定负责，而且还要对不作出决定负责。对团结工会有处于瘫痪，我国有朝向捷克模式的『正常化』的危险，以及对那些会导至无谓流血的无组织行动，我是要负上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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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08:49
波兰工运何去何从？
作者：阿里奥
译者：小点、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在经历了官僚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军事镇压的震惊之后，波兰工人的精神很快便恢复过来了。现在看到的反抗运动的力量，证实了他们反抗被称为『占领者』的决心。
　　工运受到的挫败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重点在于如何赢取每人都同意的三个眼前的要求：解除军法状态、释放所有囚犯和恢复工会和普遍民主权利。出现在团结工会地下刊物的大部份文章都表示这些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意见上的分歧在于何时和怎样建立更有利的与军政府的力量对比。
　　最出名的工会领袖们与波兰主教同样关注到一件事。他们极力以任何代价避免发生不可控制的社会爆炸，及因而会出现与政权的血腥对抗。
　　保泽克和告鲁斯基相信，要做到这点，便要建立一个非集中化的社会运动，目标是组织一个『地下社会』，削弱军政府的权力。罗马素夫斯基则拒绝任何认为这个制度是不可改良的见解，因为这表示了『波兰的局势不单是困难的，还是绝望的』。他反对任何极端的政策，辩称需要『扩大批评者的活动范围』。对他来说，唯一可行的是『基于制度不流血地走向民主化的政治前景』。
　　为了防止出现逃避和消极，李斯和波鲁斯域主张一个只限于上述三个要求的纲领。这个纲领是需要考虑『现实，特别是地理政治方面，我们对此只能有有限的影响』。因此，『一些全国目标必须押后』。目前的目标是争取团结工会合法性和释放囚犯，方法是通过『需要各方面都有良好意愿』的『与政权的协议』。
　　教会方面的代表并强调这点：『政权必须认识到，没有对话和公民社会并不接受某些事情的情况下，是不能脱离危机的。但在另一方面，公民社会明白到制度的需要和国家的客观情形，是内部稳定的先决条件。』公民社会必须『考虑由于我国的地理政治形势造成的后果，以表现这种现实性。』而苏联的阴影亦隐约出现在这场辩论中。
　　这些文章中令人注目的，是不断的幻想与政权达成持久了解的可能性，及对任何集中行动，例如总罢工，的前景的怀疑，甚至是例如保泽克的敌视；因为它假定『会令政府重新团结起来，将运动一次过摧毁』。另一方面，无论他们认为苏联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是否高，所有作者都以波兰的地理政治形势为他们的立场辩论，并指出在与政权对抗时，不能超越某些限度，否则会触发大灾难。
　　五月初震撼波兰的抗议运动的规模和决心，清楚地显示了领袖们指出的前景是不完整的。在另一方面，库伦见到这些动员会发展下去。二月在监狱中，他表明相信『当一个健康的社会受到袭击，被迫忍受贫困时，是会以反击作为反应的』。他又说：『占领者已终止了任何和平行动的机会了。』因此，他提倡为有组织的群众起来作准备，这个起义可能以『同时袭击国内所有权力和消息中心的形式』出现。他在五月十二日向反抗运动领袖发表的一篇公开信中再提及和发展了这个意见。
　　他表示确信反抗的行动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没有清楚的目标，工人不会长久地动员，特别是当灾难式的经济情况压力，对人民的精神和社会影响不能预料的时候。他认为，只有当让步是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一个独立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的协议时，这些让步才是值得的。但是他相信，『拒绝斗争是不能避免失败的』。一个起义——或是起义的威胁——是唯一能迫使『占领者』退却的方法。因此，他指出必须将反抗运动集中化，因为他认为只有集中化才能避免分散和不受控制的社会爆炸。此外，他亦首次强调对军队和警察下工夫，以争取一部份军队同情反抗运动的目标。
　　对于库伦的文章，除了一些积极的见解，特别是他关于对军队的工作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
　　首先，库伦与很多其它团结工会领袖一样，仍然相信与官僚的持久妥协是可能的。在二月的文章中，他甚至谈到与苏联官僚的妥协呢。其次，他并没有指出这个妥协的基础。『反抗运动的领袖必须要社会同时准备作出重大让步，与政权达成妥协，和以有组织的群众起义来终止占领』。但他同时又说『政权不会与社会，甚至不会与自己达成谅解』。这并没有澄清问题。第三点是在他的文章之中，没有提到工人阶级作为反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这解释了他为甚么并没有提议实质的行动来动员工人阶级支持目前的目标。虽然他提到起义，但并没有预见推翻官僚政权和以工人统治来代替，反而是两者之间的妥协。
　　但是，军事镇压行动已显示了与官僚的持久妥协是不可能的。协议是反映了在某一个时期工人与政权的斗争的力量对比。这些战术式的妥协，如八○年格但斯克协议或八一年一月的星期六假期，不但是不可避免，还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却不能忘记，政权签署这些协议，『完全是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决心低头』的缘故。必须指出，这些协议只是过渡性的，它们并不代表最后的胜利，只是为其它斗争开创胜利的道路而已。一些团结工会活动份子曾经相信八○年格但斯克协议是不会反复的，只是由于苏联的威胁『迫使社会限制一些重要的愿望』(库伦语)。十二月十三日驱走了这个幻想。
　　正如米力克说：『团结工会是统治机关的致命威胁。它破坏了共产党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共党原则。』事实上，团结工会的诞生夺去了官僚机关的所有合法性。而一个不合法的政权只能以镇压来保持权力。因此，社会与官僚之间不能有任何战略性妥协，官僚与独立工人组织共存，将削弱它的权力。
　　将反抗运动的策略建立在寻找妥协之上，(如库伦、李斯和波鲁斯域提议的)，只会带来严重挫败。这些团结工会的代表提出的建议，使过去几个月来由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幻想恢复过来。
　　这个态度被愈来愈多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指责。在一份地下刊物中，一名读者来信说：『我们只余下反抗的途径，从消极抵抗到或许必需的武装斗争。所有那些相信军事救国委员会会同意谈判的人都是天真的。对委员会来说，谈判相等于自杀。这个政权为了保护自己，会用各种手段残暴地对付社会，包括对人民发动血腥战争。我们不能对此有幻想！我们唯一实际可行的纲领是组织一个无可避免的对抗。』
　　上述领袖的立场，由于大部份都没有澄清妥协应该包括甚么，所以是更加危险的。一位活跃份子在『致保泽克的信』中说：『你似乎忘记了，要谈判协议，必须有一定的周转余地。如果像你那样退却，便剥夺了本身的谈判本钱。』
　　当然，必须订明妥协的最低条件，但如果像李斯等人，将团结工会要争取的所有要求和指向权力问题的斗争押后到将来不知甚么时候，却是错误的。这些斗争包括消除所有不正义的事情、所有损害工人以自肥的寄生虫、争取基本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争取一个自治、真正民主的社会。在『目前的情形』、『现实』等名义下，并不能漠视工运历史屡次证验的真理：不可能清楚界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它们在斗争中往往是混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虽然不排除在战术上作出妥协，但我们只会同意下列这一份地下刊物所反映的立场：『这里没有人可以与我们达成谅解，所以我们除了建基在社会团结上作坚定的反抗之外，别无其它选择。』
　　将民主要求，例如要求恢复工会权利，与直接向官僚权力挑战的要求分别开来，是不可能的。相反地，必须在这两种要求之中找寻连接的桥梁。因此，李斯在下列所说的是错误的：『透过工会运动谈判得来的基础，我们将看到工会能否扮演管理国家的角色，或只限于工会事务。』
　　最近的历史都显示了团结工会远不限于传统的工会，它代表了一个社会运动，比局限于保卫工人的眼前利益走得更远，直接干预了管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问题。在团结工会合法活动的时候，这情形已发生了；在军政府之下，它继续存在着。它关系到这个社会的性质。当资本主义不再存在，但社会主义仍未出现时，每一个经济要求立刻提出了政治的问题。
　　罗马素夫斯基指出：『希望工会活动会仅限于工会问题而不必牵涉入政治，是一个误解。工作、工资和职业的问题当然是纯粹工会事务，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会紧密牵涉到劳工法例和并生的管理经济的问题。』致保泽克公开信的作者将罗马素夫斯基的论证推论到底：『社会现在为生存而战斗，而一个先决条件——我认为是最主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将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撤消民族救国军事委员会。』
　　对政权的『不成熟的攻击』
　　另一方面，不应引致相反的幻想，令人们误信争取民主权利和经济要求会自动导致政治斗争，或工人阶级能胜利的革命局势。必须考虑每个时期的实际情形。十二月十三日前的斗争条件与其后的条件有基本分别。现在必须发动地下斗争，因为在各地都不再存在合法的架构可以公开地发表工人的观点。
　　虽然自受镇压以来，有大规模的反抗和战斗性表现行动，但失去了普遍民主和工会权利造成的严重挫败是不可被低估的。一千万名公开组织起来的工人与一千万名企图在地下组织，并不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虽然不同意保泽克的悲观，但也不同意罗马素夫斯基的乐观。前者恐惧不受控制的社会爆炸，所以特别坚持要小心；后者则说十二月十三日『只是一场败仗，我们损失了一些物资和被清除了组织架构』，他说这些损失『不是主要的』。
　　今天，继续团结工会的斗争，不但要考虑群众的士气，还要考虑阻碍他们的组织和活动的客观限制。革命并不是直线的过程，这与告鲁斯基的想法相反。他认为要由群众夺取在所有层面的控制和决定权。他描绘一个双重权力的情况，但明显地没有与政权直接对抗。这个前景是有欺骗性的，因为波兰官僚会保卫自己，它就在十二月十三日显示了它准备用所有手段维持它的权力。
　　罗沙．卢森堡在分析波兰和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的经验时写道：『在走向夺权的政治危机中，在漫长而困苦的斗争之中，无产阶级会获得政治上的成熟，使它在将来取得革命的确定胜利。因此，无产阶级这些『不成熟』，对国家权力的攻击本身便帮助激起和决定最后胜利的重要的历史因素。』这个胜利部份决定于关乎到群众激进化的不可预见的因素，群众的愤怒会突然围绕着一些似乎是无害的要求而爆发。『自发的因素在所有群众罢工中有很大作用』。
　　胜利亦决定于先锋队的耐心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历史显示出，它在长时期只是由核心活跃份子组成而已。在波兰是这样，在其它地方也是一样。从六七年到八○年，与社会自卫委员会有关的小组织和组织自由工会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准备了八○年罢工的基础。
　　最后和最重要的，胜利受决定于一个革命领导层能否提供一个行动纲领，令它可以在重要时刻将广大群众动员到特别目标上，而这是不能在几天之内做到的。
　　协调反抗运动
　　十二月十三日显示了团结工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是如何没有准备与政权对峙。『不能与政权对峙，不能向党的领导角色挑战』等。这些结论是荒谬和错误的。作出这些结论，即是放弃希望，表示千百万工人多个月来提出的要求都要放弃。但也不能像库伦一样只呼吁群众起来反抗『占领者』而没有更严谨的准备。
　　波兰群众显示了他们重新采取主动的决心。从五月初以来，这就更加明显了。它是否表示群众已准备好在未来几个星期夺取政权呢？
　　不同意一些团结工会领导层提出的前景的工厂活跃份子，在讨论之中表示了要求协调运动的活动，以取得更佳的力量对比。这是主要的意见，而不是力谋作出决定性攻击的意见。『很多精力和热情是浪费了，……因为像这样分散地做，是不能有效地行动的。唯一有效地重建真正的社会网，是把我们的行动从属于工会的地区领导之下。』
　　另一种意见，回答保泽克认为领导层不能为基层作决定的想法：『认为工会的工作应由全体会员决定，是有价值的，但在军法之下，不能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会员没有方法表示意见，因此[华沙]区领袖提出的『让工人决定』的口号是十分天真的。战争状态会维持很久，而一个等待的政策，无论是等待人民的声音还是工会领袖的声音，都不成政策。如果我们仍然保持被动，时间将不会在我们方面。我们不是提议创造新架构，或是改变工会的名称或目标。我们提议行动。我们有民主选出的地区领袖，会员有权期望他们领导地区组织和普遍的工作』。这等于他们要采取『主动以刺激现在的活动』。
　　『给保泽克的公开信』的作者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国领导，它要能在现在创造条件，让团结工会将来可以重获合法性……我们需要协调，而不是命令……来建立一个群众反抗运动并给予它希望。』
　　近来，表现在地下刊物的基层批评已变得更尖锐：『为甚么华沙领袖，例如保泽克和告鲁斯基，将他们提议的消极反抗与弱小的组织联在一起呢？因为，不幸地，在他们的想法中，消极反抗是有象征式性质的行动。』
　　在同一份刊物中，谈到保泽克的策略：『它是基于象征式行动的想法上，但人们认为它是无用的』，因为他们相信『作出姿态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打击。他们正找寻可以真正损害敌人的行动提议』。『领袖和专家呼吁基层实行自己组织，采取象征式行动而不会带来镇压，和遵守加于自己的抑制。但基层活跃份子却要求领导层提供行动和组织的纲领和指示』。同时，『从十二月以来的反抗形式已不再足够了。工会刊物、付会费、帮助受害者及其家人、成立反抗核心等，都是不足够的。包括一些工厂的协调网已在基层组织起来。厂中的工人已开始要求地下区领导作出更决断的行动』。
　　这些活跃份子的观点写照了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与法国共产党领袖的辩论：『工人群众明白了『首领』所不明白的东西：在一个很大的社会危机的情况之中，有限度的经济斗争需要大量努力和牺牲，却不能造成重要的成果。工人准备好参加群众示威，甚至是总罢工，却不是在没有前景的小罢工中消耗下去。』他又说：『但却不能认为群众的激进化会自动地保持下去。工人阶级期望它的组织采取主动。当最后作出结论，说它的期望是落空之后，激进化的过程会分裂成为消极、抗议、零星的绝望爆发行动等。』
　　团结工会领袖已表现出对群众的要求是敏感和能够改变自己立场的。他们表示怀疑加速成立全国协调和号召全国行动的提议。但其后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协调委员会，并且以传单和团结工会电台号召五月三日和十三日的示威。
　　积极罢工和权力问题
　　活跃份子在地下刊物中，发表异于某些领袖的意见时，并没有表现极端主义的倾向。他们并没有主张发动总罢工，但却希望知道如何前进，并使各种积极行动得以协调。
　　其中一位作者在论述了一些可以实时进行的行动——例如能够显示团结工会存在的行动、向『与当局勾结者』斗争、互相帮助支持、消息传播网、地下刊物联络网、政治辩论等——之后，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需要自我组织起来的目标和任务仍会继续扩阔。』
　　一位编辑表示反对保泽克的策略，指出它是消极的。他们提议『一套集体行动的渐进计划，在每一个阶段提出一些要求。假若这些要求没有被答应的话，便威胁进行新的行动。』
　　当然，这些提议并没有使有关怎样推进当前运动的争论发挥尽。
　　（图：雅鲁泽斯基宣布军法管制）
　　像其它国家一样，罢工是波兰工人用以抗拒官僚制度，与自己创造有利的力量关系的天然方法。不过，从工人在军法统治的第一个月里厌恶运用罢工中可以反映到，他们不愿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裹都使用罢工这个武器。
　　工人拒绝罢工，是因为看到经常依靠罢工是无效的；同时，传统形式的罢工——包括占据，会使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遇到特殊的难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罢工不仅是无产阶级用以创造新的政治条件，推进斗争的工具，同时还可以直接威胁老板的经济利益。
　　可是，波兰工人很快便知道，罢工只会对双方不利。他们知道，停止生产可能会使官僚制度受挫，但是工人为经济困难而偿付的代价将此官僚更多。
　　所以，波兰革命的其中一项基本的战利品：积极罢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工人可以不停顿生产，而是监管生产和分配。然而，这个以抵抗形式的占领却超出了总罢工，提出工权力的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持久的总罢工，瘫痪了工厂、运输、通讯，就意味着国家政权被架空了，后者只能够让步，或用暴力、饥饿来粉碎这场罢工。
　　一次广泛的积极罢工走得更远，因为它在事实上使到官僚丧失了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控制。一份地下刊物指出，在一九八一年的波兰『证明了团聚于团结工会的民众社会，不单止能够干扰生产，也能够在新的基础上收回生产。』
　　刊物又说：正是这种从某几个地区开始，图谋扩散到全国各地去的积极罢工迫使官僚们行动起来；『它毫不迟疑地准备了建立全国戒严，并用武力来粉碎团结工会』。
　　工人在过去五个月里表露出来的决心，显示了他们远远没有放弃去年十二月以前的要求。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当前的目标，过渡到在过去两年来波兰工人所有斗争的总目标。他们走在一起，为了工人操纵自己的事务，夺回那被篡夺的权力而战斗。
　　团结工会要是不想象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那样被迫退回防守，那么，除了为怎样达到目标的战术手段和斗争的方法而辩论外，还必须为怎样争取军队找出答案。
　　工人卫队
　　雅鲁泽斯基的突袭，应该使那些以为军队是『人民的儿子』而信赖军队的人抹亮了眼睛。当然，兵士和工人的紧密联系是存在的，尤其因为波兰军队是征募制，所以这个联系是真实的。不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的军队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军队一样，首先都是压迫机器。军队严密地监视、阻挠和限制征兵与其家人——即社会——的关系；它是一副不断地宣传爱国观念的战争机器，用来保障统治层的权威和特权。
　　在波共内部，不管军队机器和行政机器有多么剧烈的争吵，都无损于军人政府作为一个护卫官僚利益的忠实的保护者。还有，决不能忘记，波兰军队里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官员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无数人还是在苏联受训的。
　　库伦表示希望『运动立即在军队和警察民兵之间进行鼓动。我们必须号召他们在行动上互相配合，并同他们的协作保持联系』。库伦在这点上是对的。他说只在抵抗运动能够保证和军队中的重要部份协作时，反对军事独裁的群众起义才会有力。这点也是对的。十二月十三日以前，团结工会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军法统治使很多行动家对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质疑。
　　在这里引述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以为可以依靠宣传把整个军队争取过来，因而一般地毋须革命这个意念是幼稚的。军队是由不同成份组成的，这些不同份子由纪律的铁环焊合在一起。』
　　『以为可以用同时发生的和平的过程使『军队走到人民一边』是全然的空想。面对着生死存亡的统治阶级们，是不会在对于军队成份的理论的影响下，自动放弃其地位。军队的态度——这个对于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未知素——只能在兵士发觉自己面对着人民的时候，才会明朗化。』
　　托洛茨基还指出，只有当工人能够用行动来向兵士表示『他们为取得政权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的真正决心和能力』时，军队中的决定性部份才会走到无产阶级的一边。
　　工人卫队『民兵』的问题便在这里提了出来。这种卫队如果要有真正的效用的话，只有武装起来。可在罢工纠察队的基础上成立卫队。『在每一次罢工和街头示威上，必须推广成立自卫纵队的需要性这个意念。』『总罢工是局部罢工的一般化；工人民兵则是罢工纠察队的一般化。』
　　在团结工会的领导层之中，已经有人提出了这种呼唤，证明了他们已经明白到组织秘密工人卫队的必要，以及当工人和军事独裁政府作决定性冲突的关头时出来行动。保格但．李斯最近清楚地表明这点：『我们的斗争已经指向一场总罢工；与八一年的十二月相反，我们将会被迫决定保卫罢工中的工厂。』
　　团结工会中有很多一直主张消极抵抗，意思就是拒绝以暴易暴。领导层里大部份的领导和专家一直推行的自制策略，恰恰就是建基在以一切代价来回避流血的意念上。这个意念还存在于很多正在讨论下一步该采取甚么策略的文章内；它们反映了教会方面的声明：
　　『社会抵抗国家戒严如果采取暴力形式，便会使社会堕落在恐怖和镇压的无休无止的循环中。这种行动应该受到强烈谴责。反对的力量，只有在内部缓和有所进展及达成国家协议时，才会有效。』
　　我们不赞成为了暴力而暴力，也反对恐怖主义和个人暴力。恐怖主义者向当权的少数人袭击所造成的干扰只会是短暂的，而『恐怖主义者的袭击对工人群众所造成的迷惘却会是深刻的。如果你想达到的目的，只是要取得一柄枪枝，那么花费那么多气力在阶级斗争上的原因何在？』
　　向那些使用恐怖行动的工人，说明个人暴力的无效的唯一有力的方法，是向他们提供可以使群众抗拒制度，并能够获得包括军事层面上的胜利的斗争方法。消极地请求的方法是不能够说服他们的。
　　我们反对和平主义者所提倡的在所有环境里反对使用暴力的教义，因为这无疑是说，工人要失败在拥有武器，并以之帮助维持统治的少数人手上。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的所有起义史表明了这点。所以，教会宣传『抵抗仇恨的诱惑』是无力的。
　　『我们转向教会，希望它会教我们怎样做、怎样保护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听到甚么呢？『不要让自己仇恨』……当教会警告我们，反对使用暴力，这是向社会多过向制度的，因为它正确地承认了那仅仅依赖暴力的制度是不会放弃(暴力)的……但是，社会——工人和青年又能够放弃它吗？』这段话是一个对教会的态度充满质疑的行动家所写的。
　　反对的声音会说：在过去十六个月里，工人找到得以避免流血的途径——这对于七零年十二月血腥镇压后留下的创伤来说是重要的。但是，武装保卫自己并不表示就要立即开火；并不是当你拥有力量——武器——时，便要使用力量。但是，倘若有工人卫队的话，就会拥有比赤手空拳更多的力量来抵挡警察和坦克；谁可以预估军队的态度、斗争的结果，或甚至会不会有斗争本身呢？
　　反对的声音又会说：正是波兰工人在军管后的『合理』态度，避免了流血；否则可以看看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有甚么后果。
　　不过，正如一份流通在波兰境内的文件的作者说：『那些国家的形势和我们的不一样。因为国家不是雇主，军事政权被迫停在工厂大门前。所以，在那些国家裹，警察的管制更厉害，因为它们不可能向劳工施行全面的经济管制。因此，这便是为甚么在这裹，警察的镇压比较少。』
　　事实显示，倘若工人将在今年五月那样进行进攻，军事政权会毫不犹疑地使用力量和武器。工人不能够被动地希望敌人也会『讲理』。
　　当然，面对着从头到脚都武装起来，及拥有新型武器的军事力量时，成立工人卫队似乎还嫌不够。可是，要是工人卫队获得全部的工人阶级和社会的拥戴时，它便能够向兵士表明工人是有决心抵抗政权的突击队的，这样便可以开拓工人和兵士的革命友谊。这样，工人手上便有一张价值不菲的皇牌，能够把『这个对于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未知数』的武装斗争赢取过来。
　　越来越多的工会会员都同意，不应该重犯团结工会在去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错误。一份地下刊物说：『波兰革命被认为能够合法地，毋须使用暴力、依赖力量地胜利的……我们都天真地相信可以避免依赖力量。』
　　十二月十三日以前，库伦宣称他同意非暴力；今天，他说：『必须认识到暴力只有在暴力之前才会退却，更要公然宣布运动本身并不拒绝使用武力。』
　　那么，对那些认为这个策略会挑衅起苏联的侵略，因而是不可行的议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无可否认，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但经验难道不是说明了，苏联已经下定决心——甚至非直接地——干预波兰的形势，使它接纳和屈从吗？
　　波兰工人如不准备放弃他们的热望，便必须寻找一条能够帮助他们控制国家事务的道路。显然地，倘若他们仍然处于孤立状态，得不到被克里姆林宫官僚们同样地操纵着的工人的仿效，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行动上的支持，胜利是很难获得的。
　　除非团结工会自八零年八月以来争取的目标被明白地抛弃，否则除了寻找其它方法以建立有利的力量关系，便没有其它方法。必须明白，要敌人退缩的最佳方法，是让他感到你的力量；要懂得不单波兰工人才切望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
　　我们在一份地下刊物的文章里读到：『不仅在波兰，甚至在这个阵营里的其它国家，改革生产的管理和报导公众事务的要求，在很久以来便成熟了。可以肯定，波兰的经济危机是特别深刻的，不过，这个危机在其它东欧集团(包括苏联)各国也被生产下降、外债和落后的技术暴露出来。』
　　『在某些国家，独立工会的胚胎形式已经发展起来。虽然一时间仍找不到波兰革命的仿效者，但是东欧是真实地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接期；压力只能够阻迟这个转接期，但却不能够停止它。我们正是在这种展望里考察波兰事件的。』
(小点、的曼译自《国际观点》第九期)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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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08:49
你们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作者：库伦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本文配图
■ 库伦
■ 库伦在狱中
■ 列宁船坞前的殉难工人纪念碑
■ 在华沙街上巡逻的坦克
■ 今年五月的街头冲突
　　从《团结工会周报》在第八期所载的两篇文章，保泽克(BUJAK)和告鲁斯基(KULERSKI)两位跟本人的辩论中，可见我们对当前政治局势的分析，以及该采取何种行动的方法上面，存有重大分歧。这事本身并不坏。但是如果希望使讨论产生用途，我们就必须充份了解大家的论据。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们的建议就是：根据八○年八月之前我们称为『社会自卫』运动的模式去建立一场运动。换言之，这运动是基于：容许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众，聚首解决困难的组织。这个自发组织能够作为发展出版、教育和纲领性讨论等较普遍的活动的基础。本人在七六年的文章『对行动纲领的回顾』内，坚持这类运动必须基于当地和区域性行动组的全面自治。请恕这自我吹擂，但我想强调你们的意见跟我的是何等接近，导致了八○年八月的胜利就是一个证验。胜利经已不可推翻了。故此，我对这主意获得广泛支持毫不惊奇。为了寻找历史的类此，我们根据着经验而且搜遍一切。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讨论行动方法。方法最依赖于斗争条件，而今日的条件跟八○年八月经已很不一样。
　　发展自卫运动的必需条件是甚么呢？我见到三点：
　　● 每个人必须能够活动；
　　● 这运动必须能够达致成功；
　　● 我们在其间建造运动的社会体制，必须有——那怕是最低限度的——资源让运动得以发展。
　　七○年以来在盖莱克之下存在的体制具备了头二点。那领导层想建基在社会舆论上来统治，故此迫使统治机器向压力退让。
　　今天，将军和书记们不单已决定了要超越舆论，且更要统治之。他们的权力基础是破坏示威、镇压罢工、拘禁、逮捕、殴打、射杀……。将军和书记们是那么坚强，不肯对压力稍让分毫。所有这些都经已宣布过，而且在行动上表明了。我们不该仍在幻象下。我们更应该指出他们再不能在压力下行动，因为他们已经无技可施了。
　　他们不能够降低薪金、洗劫工人或者削减食物配给。正如你们所知，任何社会运动——起码那些自认为国家共同管理者的运动——都不能放弃经济要求的。没有真正的全国调解，我们就不能够停止在我国蔓延着的经济剧痛。我的论点……是印证了这个肯定而开始的——不幸地你们在辩论中忽视了。
　　故此，在这些战时状态的条件下，我们只得希望无论自卫运动或其它形式的运动，单以其存在的事实，就能够带来逐渐的变更。
　　一个群众运动在地下发展着。出版、教育以及最重要是能够表达社会所渴望的其它形式活动，是可以在这群众运动中组织起来的。人民是不是为此便不怕冒险地参与这场运动呢？我想不是。群众社会运动永远都是激烈的渴望的反响。这只能够由集体行动达致，别无他途
　　教育没有了这种运动也可以做到。出版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只牵涉社会的一小撮人。示威不能够引致任何立见的成效。这种种当然对士气甚为重要。正如它们显示了运动的力量一样。但是，如果力量只是用来提高士气，它最终只会变成软弱无力。
　　此刻，有好些人正在专注组织的工作。他们在建立以实现目标为任务的群众组织。今天最起码和众望所归的目标就是争取让大家能够正常生活的环境。你们放在大前题的任务，并不比任何其它当地或区域活动更能带领我们走近目标一分。没有纯粹的秘密活动能够达到目标。因为秘密活动永远都是其它甚么的准备。如果你不实实在在地解释你在为了甚么而作准备，那样就只会有一个缺乏了目标，充满欺诈、不满和仇恨……的组织。恐怖主义就是从仇恨孕育出来的。
　　如果有一个中央领导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存在着，又能够下达到各层面，在若干范围内是能够避免挑衅和沮丧等没有建设性的行为。但是如果这样的领导似乎缺乏一套能带离目前困境的纲领，它就会丧失一切的影响力。还有，此刻的组织活动将会自然地走到运动中央化。如果团结工会的领袖，或只是他们的部份尝试去拖慢运动，那么多个中心将会出现。这夹杂了其它冲突，将会制成挑衅的理想条件。
　　你们说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又以历史经验来作引证。在这点上，我们对事实有不同的意见。去年的全国收益下跌了百分之十三。今年根据官方公布专家的预测，如果我们获得东方重大的援助和相当的西方信贷，那么全国收益则只会再下跌多百分之十七至二十二。更何况东方不会有大量援助，而取得西方信贷则起码要点甚么保证。
　　就算这二成的新萎缩，已是西方社会空前的大灾难了。没有人能够估计政治、社会以至心理上的影响。
　　究竟你们根据甚么去相信波兰人民会安静地支撑这样的大灾难呢？是因为政府会继续采取恐怖手段，咄咄迫人地挑衅的情势？抑或在人民自一月至今一直忍让的事实呢？让我们把未来生活将会更坏的事实先搁置一边。相反地让我们注意大众一致同意的：波兰社会的成熟并不止于对团结工会的信心；那就是说：对你们以及对抵抗运动的信心。
　　人们把沮丧、激情和暴怒制约着，因为他们已随着你们的召唤(或者他们以为你们如此号召)投身入运动之中。他们以为你们识路，会带领到胜利。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觉『留在地下』的口号是代价高昂的失败之途。
　　那将会怎样呢？政府可能有办法避免全国性的爆炸。或者将会有多处爆发：大概是地区性的，大概会被血腥镇压下去。让我们把这些连同社会，政治的影响，以及对士气的影响，都加到经济灾难上去。就算没有外国介入，我们都将会目睹国家的灭亡。我不知道团结工会是否还能接受挫折。但我确知，拒绝斗争是不能避免失败的。
　　作为团结工会的领袖，从组织工会中，我们负担起了巨大的责任。我们不能在今天跑掉，不能拒绝对中心问题提出解答。我随时准备公布社会将作出最大的退让，藉以避免军法统治正在带来的灾难。但是，不能把这些退让同社会和解的基本条件对立起来。[条件是]创造这样一种形势，使政权就算在不同名义下或由不同人物代表着，都会同社会而不是国家达致协议。换言之，和解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独立于国家权力而组织起来。
　　我们不能把纲领建基于将军、书记们会乐意接受和解的希望之上。必须认识到暴力只有在暴力之前才会退却，更要公然宣布运动本身并不拒绝使用武力。
　　对于我来说，把宣言说得更精确——像提及『在夏天』或『在秋天』等——是有需要的。这是防止硬拼或寻衅等行动的最佳方法。从那时起，全国群情的示威——烛光、静默、绝食、一式衣着、停工——都只会再展现威力和显示运动的戒备。
　　我设想运动立即在军队和警察民兵之间进行鼓动。我们必须号召他们在行动上互相配合，并同他们的协作保持联系。在我看来，这是运动的主要任务。
　　如此宣布的起义，很可能形成无限期总罢工的形式。这样做时，我们会给予将军、书记们任意选择在那里攻击我们的力量；他们将会在某些地区集中精锐的人力、物力。故此，假如我们不能肯定大部份的军警会同我们合作的话，那就有需要把罢工指向对特定的数据和权力中心的袭击了。在呼应那些声明随时调转枪头的兵士，我们亦可在罢工工厂受到威胁时，宣布这类袭击。
　　如果说有人会以为除了畏惧之外，还有任何事引致退让的话，那么，书记、将军们的态度是因害怕起义而变得坚强这种信念也可以说是很有根据的。你们以宣称运动不拟采取暴力来欺骗他们。他们自以为安全，就不会投降。
　　无疑官方是曾经就全国调解和社会协议跟教会集团进行过讨论。但他们这样做只是用来掩盖同这个截然相反的行为。
　　当事情一旦演变成真正的危险时，教会将不再充当发言人，而将成为调停者。你们已见过波兰大主教对社会议会(SOCIAL COUNCIL)的温和建议如何被当成极端主义，只因为他们是官方以外唯一的选择。当你被看作发言人，这些建议是可以成为调解的立足点。如果达致了这种调解，进行恐怖活动的人就只可以成为社会生活的边缘份子，这是无可奈何的。
　　我并非要求你们宣布进攻。相反地，我请求你们组织运动的中心，以及一个有效的情报网。强调这组织并不会损害运动其它各部份的权力，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将会限制挑衅和盲动的危险。因为某些行动应该是中央的专门职责。
　　我呼吁你们声明：如果当局不听从社会；如果他们对以各种方法表露出来的意愿拒绝遵循；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去拯救国家脱离灾难；如果他们不接受同社会调解；那么运动就被迫要采用暴力。
　　最后，我呼吁你们肩负起在军队和警察民兵之间的鼓动。你们将会在其中找到热烈的接待；而且只此已是政权的致命危机。同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为全部主要抵抗领袖同意的纲领。
　　请原谅我这说教式的口吻。我知道你们勤奋工作，而且获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身在似乎走投无路的困境。虽然还未准备充足，但我们必须与它对抗。在这个看似是死胡同的形势，就取决于我们去指引出路。
　　你们大概不愿选择这样的重担，但是你们不得退缩。你们有个历史性的机会……。
(TYGODNIK MAZOWSZE)
《团结工会周报》    第十三期
华沙  12-5-1982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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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0:02
《波兰工运在中国的反响》（蒺藜）——略
『第三选择』
作者：告鲁斯基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如果政府当局认为，经济落后与失调较之向反对势力妥协所付的代价较少，如果地方性动乱不会演变成为全国性叛乱，如果(苏军)占领即使在较不触目的方式下要长期持续下去，那会怎么样？
　　历史已有许多先例，政权在社会的持续反抗下，特别是社会遭受饥荒与贫穷打击时，便会面临缓慢的崩解。我们是否要预备这是一个演变而非革命的可能性？若果如此，这是怎样一种演变呢？一切就得由社会决定了。
　　如此，我们就不自限于库伦所提供的两种选择：要就妥协，要就革命了。我们要研究第三种可能性：制度的缓慢崩解，伴随着逐步的转变，使社会能够重新支配自身命运。
　　如果上述演变照这个方向走，就要建立一个秘密的社会而非秘密的国家了。这意即建立的一个不是行使严格纪律的中心，而是一个多中心的运动，它是非集中的、非正式的，由各集团、各方面、各委员会等等组成，彼此互相独立，有极大程度的自治，有权自行决策。他们的作用如下：必须保证给予被国家处分等获得长期与有效的援助；发展独立通讯与自由思想的发行网；建立社会情报网及保障自我教育等等。如此，就足以向每一个公民提供道德与精神的支持。
　　这一制度将开创一个局面，在这局面下，统治者只控制空无所有的商店而不控制市场；只有任命雇佣权却不能控制工人的生活资源，只控制国有的大众传播媒介却不控制通讯的流通；只控制印刷所却不控制出版；只控制邮政局与电话局却不控制通讯交通；只控制学校却不控制教育。这种社会的自我组织，经过一段时间，将达到如此一个局面，统治者所能控制的，仅是警察与一小撮死硬的支持者而已。
　　如此一来，就不再有第三种可能性了。即是说，政府势必被推翻，把它与社会分隔开来的路障势必逐步打开，而社会势必逐步挣脱枷锁了。
　　没有特定的妥协，而只是一种逐步恢复公民的权利、自管权，而最后，公民参加社会生活，不断地扩大决策的范围，特别是有关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决策权。恢复自由权利的前景，比之冒参加秘密社会的危险，应是重要得多的。
　　仅当能够重新对社会取得控制权后，秘密社会的吸引力才会跟着消失。政权为重建其影响力，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民主化与进步的自由化。
　　在一个现代的警察国家里，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要进行长期的群众性的秘密活动。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被类似的国家所包围，所有这些国家，都处于一个强大的邻国的监视之下。因此，建立这样一个中心，势必面临过早爆炸的危险，甚至会因此毁灭，我们是不能允许这种失败的。这就是为甚么只有一个较小规模的组织，才适宜冒险去建立一个『全国中心』的胚胎；而且，最好还是去建立地区性的各个中心。这个秘密国家的胚胎对政权来说因而只能是一种潜在的附带性威胁。它的影响力能够在秘密社会中增长。
　　直到斗争最后阶段，秘密国家才在秘密社会中找得它的生命力与支持。到这一阶段，秘密社会必须是自治，并避免与中央机构有太多的接触。这可使它既加强保卫中央机构，又免使社会遭受失败。即使秘密国家受到破坏，也不过是一场挫折而已；秘密社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能够把遭受破坏的，重新建设起来。
　　由于另外一种危机正在形成，这个第三种选择便特别值得重视。遭受内在矛盾的震荡、危机的打击、外来的威胁的帝国，总是以进攻和侵略来孤注一掷。这一政策要不计代价地迅速扩充军力，把群众拉到政权周围，使它们不再注意社会的悲惨现实。在我国的局势中，像库伦所说的，『武装干涉将是苏联的最后一着棋』，乃是小小的安慰。
　　华沙
　　一九八二年三月卅一日
　　《团结工会周报》第八号
『阵地战』
作者：保泽克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在我看来，库伦的文章里的主导思想，包括在这句断言上：『如果你不要战争，就准备战争吧！』这篇文章，是讨论行动纲领中的一个重要份量。著名的有识之士、社会问题专家的库伦，对他所分析的事件赋有一种稀有的预见能力。不过，我不能够苟同他文内的论句，和文章的结论。
　　库伦的所有理由，建立在他深信在极度贫乏中，在暴力、和斗争没有其它可行的行动时，社会的爆炸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整个社会是深信爆炸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相反地，却只会增加残暴地使用内部力量的危险，甚至还会引发起外来干预。社会的明澄、纪律和组织，是避免爆炸的唯一方法。
　　民众用有别于暴力的行动来响应政权的恐怖统治。这是他们在制定行动纲领时应该遵循的方向。我们应该在尝试尽所有的行动方法后，才使用最终的武器。
　　所以，我认为创立『以有组织的群众起义来终止占领的抵抗行动』，是不适当的。我还估计，这种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的军事警察制度，非常惯于瓦解和取消这类型的组织。占领者说同一语言、在众所周知的范围内行动这个事实，只会方便渗透。还有，我们是被相同制度的国家包围着的。
　　我同样地对这种论断产生怀疑：即认为只有有组织的抵抗运动，才可以遏止恐怖主义的浪潮。在我看来，这个图式是颠倒的；集中化的运动必须收到和执行指示，如果缺乏或不够指示，组织便会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这种结构只会因循着恐怖主义而升级。
　　我支持那可以使用多种行动形式，极不中央化的运动。只有这种多样化的、不能定形的运动才是难以攻破，最难以战胜。共同的目的保证了团结，废止战时状态、释放被拘禁者和囚徒、恢复工会和团结的权利。
　　还有，我不能够同意这种论断，以为一个秘密的集中运动，藉助着罢工的威胁，能够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阵营裹的妥协派积极地为调解而争辩。
　　我认为这种威胁反而会使阵营裹的政府们，团聚在怎样毁灭我们的运动的计划周围。唯有拥护要引入外力干预的一派会壮大起来。莫斯科会对这个干预感兴趣，如果它被允许一劳永逸地消灭『搅事者』、『反社会主义份子』。倘若有一个有组织、集中化和积极的抵抗运动，这种镇压会更加可能。
　　反对集中化的抵抗运动这个观念的最后一个论句：组织的分裂——看来是很难避免的——将会是对团结工会和社会的新打击。我们不能够付出这个代价。
　　总结来说，创立一个形式牢固的团结工会运动，以准备决定性的斗争，会挑衅起国内保安力量平定民众的新企图。即使我们可以自卫，也会遭遇到外力的干预。因而，我认为应该在避免与政权全面冲突的阵地上开始；否则，国家会暴露在极大的危险中，而我们胜利的机会也会非常微小了。
　　我是一个阵地战的支持者——容许我使用这个军事名词；它可以得到既有效又安全的利便。我愿意提议这种抵抗的形式。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团体、层份必须建立起抵抗的途径，以抗拒官方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垄断行为。在现存的团结工会，农民、工匠、学生的独立工会的基础上，这个抵抗运动能够庞大得足以创立一种独立于官方的社会结构。
　　在工场内，首先的形式便是为夺回推广工会行动的权利而斗争；因而，便必须以所有手段——包括罢工，但却不能有领袖——来保卫工人的权利。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生活费高涨中，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会是要求增加工资、家庭福利的斗争。工人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护积极的战士，斗争才有可能。
　　创立一个独立的社会结构的其它重要成份是：与教区联络，创立社会福利的委员会，帮助最急需的人、保障失业者有生存资源(这会使政权施用经济勒索所产生的影响减至最低，发展独立的报章和出版制度(每一个重要企业应该有它的刊物，每一镇应该有独立的出版室)；在知识层份(艺术家、教师、资料员)间创立国家教育、文化、科学议会，以让能够自由地获得知识和经验；建立工人大学的学习网，以建立工会干部、地区性的议会和工人运动。当我们透过行动往前发展时，这张名单肯定会加长。
　　这肯定不是一条快捷和容易的成功门径，因为它要求持久和耐心的工作，以及社会大多数人支持的动员。但是，拥有近一千万会员的团结工会，在战时状态下仍然继续生存和活动。团结工会争取到的成果，让我们相信向前走的提议是现实的。至于起义，倘若它发展到成为必须时，那也是为实现重建全国的经济、科学、教育和独立的纲领，属于斗争的最后阶段了。
　　《团结工会周报》  第八期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于华沙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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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0:02
波兰事件在苏联集团的反响——
捷克官僚恐惧波兰的冲击
作者：安娜．里伯拉
译者：励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9月 第九卷  第九期（总第69期）
　　三年多之前，捷克当局逮捕了『保卫被无理迫害人士委员会』的十五名成员，其中六人在七九年七月被判监禁。夏维尔HAVEL及欧尼UHL.仍在极为艰苦的状态下服刑。
　　这些拘捕行动，标志了警察当局开始进行一次攻势，目的旨在压制任何反对者的声音——无论是地下刊物、七七党章的声明，或是『保卫被无理迫害人士委员会』的活动。
　　如果将这个三年来一直未有放松的镇压，以及捷共领导人一开始就迅速谴责『波兰反革命』的行动，与该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看，就会更明白其所以然。
　　一九八一年捷克经济增长率是零，是捷克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上第二个最坏的年头。最坏的是一九六八年，当时工业生产的绝对数字下降了22％，导致了有关经济改革的重大辩论，为布拉格之春铺好道路。不过．现今的危机虽不能比拟于波兰或罗马尼亚的危机。但经济形势的严重程度，己足以令布拉格所有领导圈子里的人关注和作出行动了。
　　波兰就在邻国
　　捷克领导层对波兰事件的反应是快速而且激烈的。早在八○年九月四日，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RUDE PRAVO的主编已在大肄抨击与其北部边境接境的波兰国内的帝国主义阴谋和本国反动人士。该报提醒其读者有关『一九七一年党第十三次大会之后党和国家所发展了的危机的教训』，这就是当时已进行正常化的捷共领导人所得出的教训。
　　那些『教训』尤其集中谈论反革命用以掩饰自己的形式，包括诡辩，鲁莽的要求，野猫式罢工，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明显地，这是与波兰作模拟，而该报的结语，更说：这些教训并不只限于捷克，『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为革命经验增加了材料。』
　　几日后，捷共思想指导人比勒BILAK在谈及波兰时提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有限主权』教条，在这个教条之下，捷克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比勒之类的人却正是由此才掌权的。
　　在八○年十月向捷共中委会作的发言中，比勒再一次详细阐释这个教条．他基于『教训』中列举的标准，来界定波罗的海海岸的罢工为『反革命』的。在表达希望波共能够重新取得其立足点后，比勒总结说：『我们并不隐瞒一个事实，就是波兰正发生的事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形态上都深刻地与我们有关。
　　『捷共和我国人民都追求进步，社会主义事业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牵连在内时。我们的波兰同志永远都可以依靠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支持。』
　　捷共领导人从来没有使用波兰领导人被迫要采用的谨慎语言。在雅鲁泽斯基实行镇压之前几个星期，在一次『布拉格电台』的谈论中，捷共一名党思想指导人谴责任何与『团结工会』进行『全国团结』的前景，并提出『他自己』的解决方法——在波共内部进行深刻的清洗(之后就可以真正推行正常化过程)，以及对军队完全信任，因为军队架构是未受侵蚀仅余其中的一个『马列主义』碉堡。
一石二鸟的运动
　　捷共领导人明显地害怕波兰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所进展，就会恢复捷克本国的旧幽灵。即使在目前，波兰境内发展的罢工并未引发捷克工人一个公开的同情运动，但是，经济困难引起的不满令捷共领袖十分忧虑。他们当时正准备实行一个严厉的紧缩政策。
　　当局的忧虑在八一年经济发展的结果公布以后更为加深。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是0.2％，而全年经济计划的预算是2.7％。工业生产比八○年增加了2％。但比最初的预算低了25％，比起同年年中修订了的预算低了15％。
　　矿业和建筑业的增长率是负数，分别为－2.4％和-2％。结果最坏的是农业方面，比起八○年是-3.4％，而此起八一年的计划预算则是-23.0％。
　　其实，显示会有经济困难的迹象，已出现了几年，但捷共领袖证明他们无能于作出反应。早在八○年年初，他们已经迫于要承认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的许多预算将无法完成，尤其是在能源和建筑部门。
　　当时，捷共中央委员会(接着是政府)通过了要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来改善经济管理』。这些措施呼吁要加强中央计划，改变厂长和工人的态度。容许企业在经济计划订定的架构内有更大自主权，更好地利用资源(原料、能源、劳动力、投资等)。
　　这些非常胆怯的措施大致上停留在纸上，因为单是『改革』这个字就令现今的捷克领袖吓呆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一点也不触及经济困难的根源。
　　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七○年作出的延展过长的投资政策。因此，巨额的资金和资源在还未完成的工程计划中阻拦着。而计划者也未能及时在警报信号开始出现、石油价格上涨时调整他们的预算。
　　在八二年三月一篇论经济局势的文件中，七七宪章援引了一系列显著的例子，所基于的数字是官方给捷共中委会成员提供的数字。
　　在斯洛伐克省西部，预定在七六年至七八年计划里完成的九项主要工程，只有一项能在八○年真正完成。在保希米亚南部，计划里包括的140项建筑工程，只有8项完成计划。在一九八○年，不下于119项工程是还未开始动工的。
　　因此，在整个六八年以后的时期，如果我们考虑经济的所有部门，那么，在未能完成的工程中阻搁着的资金总数，多于每年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增长。
　　这个局势更由于计划者的一连串过失和错误选择而更为恶化，因此，当钢铁业正急剧走下坡时，当局却推动钢铁业的发展。在另一方面，电子工业被严重忽略。在这裹，我们看到官僚层各个派系用压力强迫推行的一些经济选择所造成的其中一个后果。
　　此外，原料的浪费，对经济效果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在七六至八○年的计划中，金属的浪费耗用了相等于九亿美元的捷克币。这笔钱可以用来生产四十六万部斯高达牌汽车，或建成十二万个单位的住屋(根据七七宪章文件中引述的数字)。
　　由于计划目标在所有部门都无法完成(尤其是机械工业这个主要出口部门)，因此导致可变换的货币短缺，反过来又加深进口原料以完成正在进行的工程的困难。
　　问题更坏的是，捷克领袖正试图避免增加其欠下西方银行的债务（现正维持38亿美元的相对较低的数字）。
　　即使在经互会架构内，也已决定了实行入口管制。从资本主义国家入口的货物也一样。举例来说，这些限制照样应用于石油和牲畜饲料，尽管后者会危及牲口的生长。
　　在这些情况下，捷共领导人在试图刺激一个部门时，就无可避免地自然会影响到另一个部门的投资。于是，为了节约。他们就采用了一个严厉的紧缩工人的计划，其中包括大量裁减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社会服务的投资。
　　在医疗卫生部门，投资减少了l0％，教育及文化部门也遇到同样的削减。当局也计划公共交通部门的节约问题，而住屋租金和暖气、电力的费用，也将会增加。
　　在八一年七月，柴汽和煤暖气用油的价格均上升。在八二年一月，肉食、肉类制品、家禽、鱼、米、香烟、酒等物品价格也告增加。
　　虽然人们继续拥有买不到货品的货币，但在供应短缺时，实际工资过去两年来下降了，而且日益恶化。自六八至六九年期以来，政权首次不能再保证能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是维持现有生活水平，虽然它曾用更优越的物质生活来问人民『换取』民主权利和自由。
　　镇压仍是常用的武器
　　面对这个经济逆差状况，捷共领袖正以任何代价阻止政治不安的加剧。他们清晰知道人民日增的不满，而且知道人民最为不满的是因物品短缺而从中牟利的投机者。
　　在党第十五至第十六次大会之间那段期间，共公开了47,5l5封关于囤积居奇投机活动的投诉信。在党内和工会运动内，反对领导人无能的呼声越来越多。
　　当然，捷共领袖会诡辩地发表演说，谈及『在所有平面改善社会主义民主的运动』，并批评那些『利用职权牟取个人利益』的人。英达那INDRA写了一篇文章，说捷共领导层『与群众脱离』，又说党并非处于良好状态。
　　在工会最近一次大会上．捷共领袖向『革命工会运动』的领袖呼吁要更多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如果我们将他放在经济困难的背景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当领导层呼吁群众『作出更大努力』时，会同时作出对工会的这类呼吁。
　　然而，为了安全着想，官僚层首先和最主要依赖的，是压制任何反对声音，只要它在潜在着不满的地方会引起任何共鸣的话。
　　波兰炎夏过去有年半了，在捷克，是一个未间断的对反对派份子拘捕、监禁、威胁、恐吓的时期。当局一直在增加48小时的拘禁以及审判。
　　在八○年九月六日，『七七宪章』三十名签名支持者刚草拟一份声援波罗的海海岸罢工者的声明就立即被捕。他们在法定拘留期限到时被释放。但到了月底，另外十二人正在前往参加『保卫彼无理迫害人士委员会』时被捕。自此，当局一直对『七七宪章』运动份子严密监视，增加『不明人士』对他们的袭击，并有系统地在提审他们时使用更严峻的手段。
　　这样做目标有两个——阻止会议的可能性，逐一击破反对份子的抵抗。当局也发动了一场攻势，打击由名为『柏特乐出版社』(PETLICE)出版的地下刊物的印行。在二月，他们在作家维古力(VACULIK)(印发地下刊物的一位主要推动者)家中搜去了一大批文稿信件。他们也突击搜查拘捕一些协助打字的人，并没收许多打字机。
　　在八一年五月，与两名年青法国人因运书入捷克而被捕的案件有关，十六名捷克人被当局拘捕并被控『思想串谋』罪，十人被立即囚禁。被检控者中间，包括六○年代知识分子辩论中一些最重要的人物。这些人仍等待审判。审判一直被延迟，因为当局缺乏检控证据。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是沙伯达SABATA住所最近被搜，当局只搜去一样东西——他搜集了一年预备写一本关于波兰的书的所有笔记。
　　天主教徒受到的镇压，也有显著的增加，这是五○年代以来从未有的规模。这个无疑是波兰事件的其中一个影响。但似乎捷克当局也深深为教会在年青人中间产生的日增影响力而忧虑。
　　政府主管教会问题书记处的处长夏鲁沙HRUZA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并不隐瞒他对于年青人『寻求生命的新目标』而走向教会的忧虑。但这里，当局第一个反应就是镇压。在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奥卢毛克市六名天子教徒(两名神父及四名平民)被判两年监禁，控罪是他们派发一些『颠覆性』宗教刊物(例如教义内容手册和宗教最近的通告)。
　　面对着当局有系统的迫害和日常生活中日增的困难，反对派份子仍不妥协让步。『七七宪章』刚发表的有关经济局势的长文，显示了他们正尽力尝试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问题上面。以前，『七七宪章』的活动中心主要是保卫民主权利。
　　这点显示反对派内的流派已从波兰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正强调要与工人阶级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另一件事显示这点的，是大约一年前一个『争取自由工会委员会』宣布成立。
　　在这个困难的斗争中，捷克的反对派份子需要我们的全力帮助。当波兰工人正抵抗军事管制，要重新维护他们的权益的时候，必须也同时支持捷克反对派。
(励思译自《国际观点》第九期)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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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0:03
捷克工人支援团结工会
译者：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9月 第九卷  第九期（总第69期）
　　[原编者按：下列各人由于散发下列的声明而受拘控：欣．温泽，二十五岁，已婚，有一子；约塞夫．温泽，二十岁；苏古，二十三岁，工人；杜慕华，二十三岁，文员；上述各人迄至二月五日时仍受拘禁。胡尔夫，三十岁，被控以颠覆罪，曾坐牢四年。]
　　为保卫波兰工人而吶喊吧!表达你对迫害波兰境内的进步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异议吧!要明白波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要是在波兰恢复民主和工人权利的试图被摧毁了，整个东欧集团要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就要被洗刷掉至许多年之后。
　　必须明白，发生在波兰的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无产阶级向官僚的制度和剥削的革命进攻。波兰工人像我们在一九六八年的行动一样，为争取在自由国度里享有自由的生活而战。
　　不要被政权盗用你的名义来支持波兰军政府。必须把以你们之名来支持雅鲁泽斯基的诳言公开地斥为谎言；让我们和那些自称领袖的人划分界线。自我作主地以一切方法来表达你对波兰无产阶级的革命努力的支持吧!要求解除军法及释放所有由绝大多数的波兰工人民主选择出来的工人领袖。让大家明白，对波兰工人的攻击，即是对所有工人的攻击——尤以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而言。每一个粉碎无产阶级的步骤——这个无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民权和自由、不能干预国家事务——就是强化共产国家内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每一步。
　　共产党的显贵们，把无产阶级每一次真正的革命行动视为威胁了他们的垄断权力。真正由工人统治的前景确实威胁到他们。你不能够为了保护特权、利润和奢侈而默认镇压波兰革命。倘若波兰复兴的过程在一开始便受到摧毁，你也会尝到恶果——譬如在国际局势恶化和缓和结束的时候。
　　支持团结工会!
　　波兰工会领袖和其它被囚人士必须获得自由!
　　打倒雅鲁泽斯基军事独裁!
　　革命行动小组  布拉格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的曼译自《工人注视东欧》八二年春季号)
七七宪章支援波兰人民
　　[下列声明是捷克对波兰事件的反响，文件来自巴拉克通讯社(PALACH PRESS AGENCY)]。
1．
　　捷克『七七宪章』人权运动，和全世界进步力量一起，参与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的『团结工会日』来表达对波兰工人的支持。我们相信不能够以不断的压迫来解决波兰的危机，而应该是由波兰社会各部份的代表——包括团结工会和天主教教会——共商才能够达致。发言人签署：勒地斯拉夫．丽斯(CLADISLAV LIS)、安娜．玛尔花奴娃(ANNA MARVANOVA)和华甸．珀鲁斯(RADIM PALOUS)
2.
　　某些大众媒介报导说七七宪章[以下称宪章——译者]运动支持波兰官方以武力来解决波兰危机的方法。宪章从来没有发表过这类声明，它一向以来坚持应遵守对人权问题的国际协议，及根据赫尔辛基会议条约的精神进行对话。任何以军事或政治力量来解决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与宪章一直所持的观点毫无共通之处。禁止个人自由、未经法律途径拘禁数以千计人民、造成公民流血、取消工人的工会权利、中止波兰政制认可的工会活动……凡此种种步骤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还会挑动社会和国际间的紧张局面，为未来布下可怕的局面。我们愿意相信，一个不会产生失败者或胜利者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如此社会便可以疗治深刻的创伤和继续复兴的工作。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
(上述三位发言人在八二年一月七日七七宪章运动成立五周年纪念时被选出)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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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0:47
南斯拉夫知识分子反对军管
译者：欧炀刚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9月 第九卷  第九期（总第69期）
　　[原编者按：南斯拉夫约有四百名知识分子签署了数封请愿书，指责雅鲁泽斯基将军进行军法统治。其中一份请愿信是在雅氏的行动之后几天，在贝尔格莱德学生中心召开的一次会议之间宣读的；约有一百五十人在会后署名。数日后，一场在波兰大使馆门前的示威在内政部部长拒绝发出批准的情形下如期进行。尽管如此，仍有数十人到场。五十个警察等待着他们；结果事后有数人被警方提讯。]
1．  致华沙雅鲁泽斯基将军
　　我们给现时代表着波兰人民的团结工会，表示全面的支持。我们强烈地抗议在你的命令下，波兰推行的军法统治。为了和平及民主波兰的重建的利益，我们要求立即终止军管，必须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2.  致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
　　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雅鲁泽斯基将军
　　你已经用军法统治来增强了官僚反革命的不名誉的军火库。你为了在欧洲及世界舆论面前掩饰你的行为而尽的努力，正好成为那行为本质的雄辩。你那对波兰人民的袭击，又再一次印证了：由于对真正的工人、知识分子及青年的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心存恐惧和厌恨，篡权夺位的官僚，并不会落后于最好战的资本家反动者。布列日涅夫不能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我们强烈地谴责你对波兰人民的民主成就的残暴的袭击，我们要求立即终止紧急状态，释放所有被拘禁者，以及承认自一九八零年八月赢取的一切民主权利。
3．  致波兰、波兰人民、独立的团结工会以及所有的政治和民主潮流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未经授权而宣布的军法，一个凶残的军事政权强加在波兰上面。此种严厉而欺诈性的误用军队来打击人民、其历史性的活生生的奋斗者，是史无前例的。从此波兰的民主活动和民族的对话都终止了。此举更扰乱了国际关系，又危害了欧洲以至世界整体的和平。
　　我们向在受苦中的英雄的波兰人民，以及他们的为争民主和独立的奋斗致意。我们联合起其它受波兰的悲剧所震栗和摄动的人们一起要求：紧急和立即终止战时状态、释放所有被拘禁的波兰爱国者和民主派、终止所有干涉波兰事件的外力、急切重开同波兰的爱国和民主力量的对话及谈判、重新展开独立团结工会的工作。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对波兰军管的反应
译者：欧炀刚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9月 第九卷  第九期（总第69期）
　　南斯拉夫政府谴责了实施军法，只是措辞保留，强调波兰人民清理自己问题的需要。然而它却让非常尖锐的批评出现在报章和电视之中，以致波兰大使馆觉得有需要去抗议。(《时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这里是一些：贝尔格莱德的《政治报》：『波兰人民所要的是民族自立、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和保卫真正的进步。』
　　社会主义联盟的《博巴报》(BORBA)：『工人阶级的民主力量和工人先锋的基本斗争并非反对社会主义本身，而是针对官僚主义和教条地强加的模式。同时，斗争针对混水摸鱼的反革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若说那是次要的目的，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南国工会在(波兰)战时状态实施之后，对波兰工人阶级表示深切的关注。
　　贝尔格莱德大学报《学生》：『波兰共产党以实施军法来承认其无能。该党对困难毫无准备，甚或实在并不想去应对。波兰工人阶级在五六、六八、七零、七六和八零年把问题提出来。该党似乎愿意改变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唯一一次意念，就是在去年八月。那些去年踏入该国的人，亲眼见到波兰人民忘记了惧怕，而且坚决要求质的改变』。在隐喻『真正的社会主义』时，《学生》继续说：『波兰真实的乌托邦事实上就是真实的世界乌托邦。[救国军事]委员会可以摆脱人民吗?』
　　萨格勒布市的双周刊《发动报》(START)：『团结工会冒出头来作为波兰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已是不争的事实；工人阶级信任它，庞大的多数认同它及它的斗争。所有那些视团结工会为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片面指责，亦即同时指责波兰工人阶级本身(即它整体的八成)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多次试图和失望之后，明显地经已变得不易轻信人和要求坚实的保证，但是，他们还是准备接受对话和协议的。那些没有准备好的、那些对垄断和特权沮丧地及不老实地死抱着不放的人，只不过是国内外的保守份子而已。波兰工人阶级和绝大部份的人民，在为更好、更民主和更人道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时，又一次面临这样的困难这一事实，保守份子是难辞其咎的……』
　　贝市周刊《宁》(NIN)：『就是当时得令的政府也不怀疑，对其十二月十三日的行动最主要的抵抗力量，正是来自工人阶级这个事实。故此，有些帮助理解波兰事变本质的问题仍待解答：工人有可能是反革命吗?他们可能为损害自己阶级的基本利益而斗争吗?曾经无数次地运用这类武力和暴行来阻止工人参与的社会主义模式这问题，须得再次提出来。对这问题我们的意见只有一个答案。如果波兰军队此举的目的是要以一切代价来维持这种模式的旧貌，那么在长远来说，成功的希望即等如零。否则便违反了历史传递的基本讯息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欧炀刚译自《工人注视东欧》八二年春季号]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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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0:48
苏联异议者给波兰工人的呼吁信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9月 第九卷  第九期（总第69期）
　　[按：今年四月六日，苏联政府拘捕了十二名不出名的异议份子，并搜出几期《社会主义和前途》的地下刊物、予意大利共党的呼吁书和予波兰工人的呼吁书。被捕者面临七年苦工营和五年流放的刑罚。
　　一直以来，苏联的异议运动大都停留在简单的人权和道德运动上，以一些知名的离心份子，如沙卡洛夫、索赞尼辛争取在国内的合法活动和外国的支持，造成与国内社会隔绝，对波兰的态度也只是一种隔岸观火式的同情，或是受苏联官方宣传造成的民族主义式的仇视：这些波兰人罢工，迫得我们要以食物供应他们，自己反而没有得吃。
　　在苏联政府的镇压下，异议运动开始作出检讨。这一份呼吁书显示了苏联异议运动的一些转变，它开始走向国内群众运动、支持波兰工会运动去。呼吁书日期为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即波兰军管后一日，反应之迅速是有其意义的。此外，呼吁书没有署真姓名，也显示了其特殊之处。它与以往由知名人物署名的不同做法，除了部份反映了防止对苏联官方镇压的对策之外，还显示了一个新的政治态度和愿望。]
亲爱的波兰同志、朋友和兄弟们：
　　今天，正当你们国家经历着一段困难时期的时候，我们用这封信来表达对你们的钦佩和支持。对你们的支持，我们能够做的实在很微小：我们只能期望和相信你们。
　　今天，在一年半的革命之后，波兰工人阶级在格但斯克签订的协议，和后来在工人斗争中巩固下来的胜利果实正在受到威胁。
　　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当反动派遭遇到失败时，便会准备使用军事力量的：波兰现在被军事独裁的严重威胁笼罩着。
　　朋友们，我们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我们一同在华沙和格但斯克的广场上、在卡托维兹和罗兹的工厂里、在囚禁着KOR社会主义者和团结工会领袖的监狱内。
　　我们一同在这个地方；这里，整个民族在历史上首次对一个独裁政权、一个傀儡政权作出沉重一击。我们相信，工人能够以组织和团结的力量对抗刺刀和坦克。
　　在匈牙利和智利发生的事，不能在波兰再次重现。
　　我们信任波兰工人阶级，信任他们保卫胜利果实的能力。今天，你们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先锋，为了民主的社会主义而站在斗争前列。团结工会的挫败将会是全球进步力量的灾难。
　　我们——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派，和所有苏联的诚实人仕，加入千千万万人的行列，期望你们胜利。
　　我们重申荷山的预言：在俄国和波兰之间，再不会有边界。但欧洲知道波兰代表着甚么：它是在不平等战争中被所有人遗弃的国家，它在战场上的血河中浮沉，目标是以一个民族来争取自由的果实。
　　所有人都熟悉这个民族……
　　人们能摧毁波兰，却不能令它屈服。
　　——英雄的波兰工人万岁!
　　——团结工会万岁!
　　——民主社会主义万岁!
　　——我们和你们的自由万岁!
　　一群苏联异议者
　　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小点译自《国际通讯》法文版七月廿六日第131号)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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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17
(特译)
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呼吁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1月 第九卷  第十一期（总第71期）
图：保泽克
　　(按：本呼吁书是波兰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9日发表的，由下列工会领袖签署：保泽克BUJAK（华沙）、李斯LIS(格但斯克)、夏德克HARDEK(卡高夫)和比诺斯BEDNORZ(他代替10月5日被捕的法西纽克FRASYNIUK(弗罗茨瓦夫)。小点译自10月10日法国《世界报》)
　　解散波兰所有工会是文明社会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军事救国委员会』承认了遭到失败。
　　『军事救国委员会』并没有成功摧毁工会运动，它收买一些工会领袖的企图也没有结果。
　　在十个月的军法统治中，工人团结地显示了他们反对军事政权。
　　被委任的国会没有抗议便接受了『军事救国委员会』的成立，后者的存在是违反人民波兰的宪法的。国会又认许了国家委员会实施军事统治的非法法令。它现在还胆敢违反它的选民的意愿，解散了包括90％波兰成年市民的工会，它因此自动剥夺了自己的社会职权。
　　独立自管的工会，团结工会，只能以它的会员的意愿解散。我们的组织继续存在和为创造一个自管共和国而继续活动。
　　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呼吁工会所有会员、所有工人和所有工会，杯葛新的门面工会；以拒绝参加这些工会的行动，作为全民投票。全国通过它表示反对镇压政策、反对禁锢人民、社会惨况的加深、和卅七年来灾难式的社会和经济政策。
　　不杯葛新的工会，是相等于背叛独立工会运动的理想。这个全民投票将是人民波兰历史上的第一次，而政府将没有办法伪造结果。
　　11月10日，团结工会注册两周年的日子，将会是抗议的一天。我们呼吁所有工人，无论属于甚么工会，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抗议法律被破坏和这个灾难。
　　在11月10日早上一时起，我们将会发动一个四小时的抗议性罢工。这个罢工必须在领袖不露面的形式下组织起来。在所有企业、车间和部门裹，必须组织一个秘密委员会以筹备11月10日的抗议性罢工。这次抗议行动的发展将指示工会未来战略的方向。
　　『团结工会存在，并继续存在，无论别人喜欢与否』(华里沙在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的发言)。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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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4 13:18
团结工会面对官僚的全面进攻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1月 第九卷  第十一期（总第71期）
　　1982年10月8日，波兰军政府终于经由国会通过将团结工会列为非法，并同时取缔了团结农会。对于一些对波兰官僚与团结工会和解抱有幻想的人来说，这代表了幻想的破灭。但事实上，波兰今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显示了这只是波兰官僚面对团结工会基层运动的压力而发动全面进攻的一个环节。
　　继8月3工日团结工会支持者在波兰56个城市发动大规模示威之后，数以千计的工人在军管进入第十个月的那天，再次走到街上示威。在卡高夫市郊的新胡塔镇，工人从全国最大的工厂——列宁钢铁厂——列队操到镇中心。在弗罗茨瓦夫，军警受到四周围的示威者袭击。波兰群众这些行动，表明了他们支持团结工会、拒绝接受官僚军事独裁政权、争取撤除军管和决心夺回80年8月的成果。
　　军政府实施军管九个月之后，局势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平静下来。国家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只会加强工人阶级斗争的决心。面对着不肯妥协的团结工会、团结农会和它们所代表的全国绝大多数工农群众，波共军政府除了加强血腥镇压之外，别无他法。在全国对抗的阴影下，波兰和苏联官僚只有作出准备，抢先实行一连串的镇压行动。
　　超过二千人因为散发传单、参加罢工或示威而被军政府判以四、五年以至十年监禁。数以千计的工人由于怠工、支持团结工会和支持被迫害的同伴而被开除。已经被捕的前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被控『阴谋以武力推翻波兰人民政府』的罪名。团结工会一些著名领袖被迫害：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告鲁夫斯基被判监三年半；罗马索夫斯基，团结工会地下区际联络委员及华沙团结工会电台负责人，在9月被捕；安娜．华伦天奴维兹，80年8月格但斯克罢工领袖之一，被判受强迫精神病治疗。在10月5日，团结工会地下全国联络委员会四名领袖之一的法西纽克被政府拘捕。他不但是全国地下抵抗运动之中最著名的领袖之一，还是这些领袖之中政治立场最具战斗性、对工会前景问题有最明确的意见，主张必须准备总罢工的一位。他的被捕令工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到了10月8日，作为这一连串镇压行动的一个界碑，波兰国会通过法令，正式将团结工会和团结农会列为非法，并立法订定新的『工会』的活动范围。波共这个行动，标志了军管以来十个月的政策的完结。自从军管以后，为了分裂和摧毁工会运动，波共企图收买团结工会著名领袖，和散布『全国和解』的烟幕，希望争取到最低限度的社会支持。虽然它得到教会在这方面的协助，包括鼓吹党、教会和工会三大力量和解等言论，但这个努力终于失败了。8月以来的群众动员，便是这个失败的最有力证明。正因为工会仍然受到人民普遍的支持，波共迫于要采取更直接的镇压行动。正如去年12月13日一样，在官僚与工会运动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官僚在进行政变时是不会犹疑的，当然更从来不会抱有与团结工会运动和平共存的幻想了。
　　工会的反击
　　面对波共官僚的全面进攻，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立即呼吁杯葛『新的门面工会』，又呼吁所有工人，无论属于那个工会，在11月10日，团结工会80年正式注册的两周年纪念日子，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抗议行动，并宣布当日由上午十时起进行四小时全国性抗议罢工。它更强调这个抗议行动的发展将指示工会未来战略的方向。(见同期《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呼吁》)
　　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工人及其它很多城市的群众更迅速地组织起来，立即投入抗议行动中。10月11日星期一，列宁船厂的早班工人全体放下工作，进行了八小时罢工。星期二，船厂又再进行了八小时罢工。波罗的海海岸其它城市据报也爆发了罢工，特别是格丁尼亚、什切青和哥沙连市。军政府立即将海岸地区的电话联系中断，阻止罢工的消息蔓延，又在星期三宣布军事接管列宁船厂，威胁以军法处置罢工工人。在政权的强力镇压之下，列宁船厂的罢工被迫停止。但市内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
　　另一方面，列宁钢铁厂所在地的新胡塔镇爆发了街头示威，并演变成与警察对抗。一名年青工人在10月13日的骚乱中被警察在近距离枪杀。虽然政权其后加强镇压，骚乱仍然持续了几天。到了10月20日，超过一万人参加了该工人的葬礼。送殡队伍持着团结工会横额，作出Ｖ字胜利手势，并没有理会在旁严密戒备的军警。
　　工运的前景
　　工人的自发性抗议行动，在波兰军政府的武力镇压下，暂时地被压抑下来了。但客观的条件仍然存在。因此，团结工会地下组织的全国性有组织的行动，是显得更为重要和必需。但工会如果要成功地组织力量、抵抗官僚的全面进攻，必须首先创造主观条件。条件之一是消除对官僚的最后幻想，特别是当群众已用行动表示扬弃波共军政府，而声称代表无产阶级的波共政权又公然取缔无产阶级的自发组织的时候。保持任何与政权妥协的幻想，是重组工会力量的一大障碍。团结工会因此亦需要摆脱教会散播三方面和解的影响。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排除苏联的阴影。这个阴影影响到工会成立以来一直实行自我约束，令工会不能放手带领群众运动；相反地，它只在受到基层的压力下才向前走，而这个压力的来源是由无产阶级与波兰及整个苏联官僚层的矛盾产生的。工会运动一定要面对整个官僚层，任何动摇波兰官僚而避免影响苏联的企图，都只能是幻想而已。正面地面对整个斯大林官僚层，认清对手，才能将政治革命进行到底。
　　因此，波兰工运的前景有赖于团结工会能否总结经验，坚持地组织基层，提出自管的要求，策划总罢工，向真正夺取政治权力走出自信的一步。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20日发表新的呼吁，将11月10日的四小时全国大罢工扩大为八小时和举行大规模街头抗议，并在12月13日至17日举行『抗议周』以反对波兰实行军管一周年。文件更号召准备在明年春天开始无限期总罢工。
　　激起80年夏天工会运动的客观条件，在今天是更加成熟了。波兰工会运动面对官僚的全面进攻，能否重组力量和作出胜利的反攻，视乎它能否克服主观上的弱点。而国际工人运动在思想上的帮助和实际的支持行动，也是波兰政治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法国工会10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二万人示威是一个例子。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包括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工人运动，都必须组织起来，给予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最大的支持。
81年10月24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34 编辑 ]

波兰工人廿一点要求(5)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4:45
波兰工人廿一点要求
译者：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下列为波兰格旦斯克罢工工人张贴于列宁船厂壁布板的二十一点要求的原文。每点要求旁列者为与官方达成的协议。
　　一：(要求政府)接受由它认可的『国际劳工组织』第八十七项协议所规定的工会自由，容许工人组织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结果：波兰政府同意工人在不把工会用作政党、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有组织自由、自主的工会的权利。
　　二：保证工人有罢工的权利。保障罢工者和其帮助者的安全。
　　结果：政府答应将会把这保证写于年底新修订的工会法之内。(波兰工人首次获得集体谈判权；今后，若集体谈判破裂的话，工人有权罢工) 。
　　三：实现由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迫害独立出版者，大众媒介应反映各种信仰。
　　结果：政府说其确有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只能同意大众媒介不应攻击信仰者和非信仰者。
　　四：重赋权利予因七○、七六年工潮而被剥夺工作及因信仰而被开除的学生；释放所有政治犯，终止因个人信仰而施的压迫。
　　结果：政府答应释放政治犯和学生复学，但要求罢工委员会提供名单。
　　五：传播媒介须报导『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成及要求。
　　结果：政府答应会报导完全的罢工结果。
　　六：实施挽救国家危机的如下方法：给公众了解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真相；让社会所有阶级和组织参与讨论改革对策的机会。
　　结果：政府基本接受这项要求。
　　七：以工会中央局基金发放工人在罢工期间应得工资。
　　结果：政府同意发给罢工期间全薪。
　　八：每工人增加二千波币(约为二百六十五元港币)，以补偿近期的高涨物价。
　　结果：月入少于三千五百元者波元者(约460港元)，获增薪一千元波元(约132港元)’高于上述收入者获增五百元波元(约68港元)。
　　九：保证工资随物价增高而自动调整。
　　结果：政府原则上接受要求，但具体办法容后讨论。
　　十：食物应充分供应国内市场，有余才出口。
　　结果：政府接受要求。
　　十一：降低『商用品』(COMMERCIAL)的价格，和压制用以套取外币(HARD CURRENCY．)的所谓内销出口品的买卖活动。
　　结果：政府答应稳定和划一国家商店和商业店(COMMERCIAL SHOP)的供应品的价格。
　　十二：应以资历而非是否党员为选拔管理人员的标准。应以下列方法消除秘密警察、普通警察和党机关的特权：划一家庭津贴；废止特别商店，等等。
　　结果：政府否认共产党员有享有特权的情形。
　　十三：(在搞好市场情况前)发行肉类配给证。
　　结果：政府答复，倘有短缺，会发行该种肉票。
　　十四：妇女退休年龄应减至五十岁、男性减至五十五岁。或不问年岁，凡妇女工作三十年、男性工作三十五年即可退休。
　　结果：政府会与新工会共同研究适当的退休金；考虑降低劳动强度高的行业的退休年龄。
　　十五：退休金、年奖应等量于工人所付劳动。
　　结果：政府说会研究。
　　十六：改善医疗服务和工作环境。
　　结果：政府非常同意需要改善，并答允增加护士薪酬。
　　十七：提供合理数量的托儿所，幼儿园给在职母亲的孩子。
　　结果：政府同意增加幼儿园的数量。
　　十八：供给三年的全薪产妇假期作育儿之用。
　　结果：政府同意产妇假期的三年计划如下：首年全薪，次年半薪，第三年同第二年计算方法，但以二千波币为最高限。
　　十九：缩短候屋时间。
　　结果：政府承认房屋短缺，答应缩短等候时间。
　　二十：交通补助费从四十波币增加至一百波币。
　　结果：政府同意。
　　廿一：将星期六应列为休息日。对四班制、或全日制(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工人，政府应以增加假期或其它有薪假日来补偿他们的损失。
　　结果：政府答允在年底前提草议交新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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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5:28
波兰『工人权利宪章』
译者：本刊资料室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按：以下是波兰工人活动份子在一九七九年发出的『工人权利宪章』全文，是近年来波兰工人反对运动中一份极重要的文件。
　　不少宪章的发起人与双周刊[ROBOTNIK]『工人报』有联系。《工人报》自七七年年底以来一直定期出版，团聚了不少工人阶级活动份子，他们大都是七六年六月罢工之后受到迫害的。《工人报》现今销售量达三万份，它提供工人状况和斗争的消息，并成为不同工厂和全国不同地区的活动份子的联系手段。
　　到七九年底，这份宪章已有超过一百名工人活跃份子签署，它们流传超过二十个城市。包括格旦斯克、华河、克拉科夫、罗兹、什切青和勒顿。签署者包括波路西域BORUSEWICZ、里汀斯基LITYNSKI(他们是《工人报》编辑)、安娜．华伦天娜维兹WOLENTYNOWICZ和华里沙WALESA(他们是格旦斯克七○年罢工的领袖)。华伦天娜维兹被格旦斯克列宁船坞开除，是引发船坞工人在八月十四日罢工的其中一个原因。她和华里沙都是格旦斯克罢工委员会的领袖。
　　本文曾刊于《东欧劳工焦点》七九年九月、十月号，该双月刊出版于伦敦。八○年九月一日的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加以转载。)
　　由于：
□  市民被剥夺参与决定与他们有关的事务的权利；
□　雇员的基本权利(例如从事安全和有退休金的工作、领取公平的工资、休息)受到种种限制；
□　社会不平等和不合理日益昭彰；
□　雇员没有机构保卫他们——官方的『波兰工会』并非这类机构；
□　工人被拒基本的自卫权利，即罢工权利；
□　社会需要肩负当权者每一个错误的代价，包括现今危机的代价。
　　因此，我们投入了一个行动路线，长远的目标是建立雇员的自卫制度，首先就是建立独立的工会。
　　我们希望始于在我们看来在现时可得到解决(或部份解决)的问题。
　　(一) 工资
□　工资应该起码随着生活费用上升而上升；生活费补助是必需的；
口　应确保每人都获最低生活工资；专门小组应计算这个最低额．并随物价上升幅度加以修改；生活低于这个水平的家庭应该获取适当的补助；应该作出努力，消灭薪酬上昭彰的、无理的分别；不应容许停工和分配额的改变等导致工资下降；在同等条件下做同等工作的工人，薪酬应按照标准化的级别，与该工人受雇于何部门无关。
　　(二) 工作时间
□　超时工作，额外工作和小区工作绝不应是强迫性的；矿工必须在星期日和假期放假：
□　现今制度的星期六放假，必须在法律上赋予每个人；
□　必须努力推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而工资不减。
　　(三) 职业安全
□　要毫无例外地遵守安全标准和规则；应设立特别委员会监察这点，委员会有广泛权力，包括有权封闭工厂；监察职业和安全的委员会、意外委员会和工厂医生，必须在制度上独立于工厂管理；
□　任何人因有害的工作条件而导致失去健康，都不能被遗弃而得不到他应有的工资或入息；
□　必须保持工业疾病表的最新消息：
□　必须取消妇女开夜班；不能容许妇女做粗重工作。
　　(四) 特权的赐予
□　一个雇员的薪酬及升职，不应决定于他对党的忠诚、他的政治意见或观点；
□　津贴(例如奖金、房屋或大假)必须以公开形式调配；这些物品的分配手段和受惠者的名字必须公布；
□　必须终止对与政府有关的团体(警察、党干部)赐予特权：特别津贴需求极殷的货品，例如房屋、土地、建筑材料、汽车，特别医疗护理、豪华渡假屋、特别退休权利、等等。
　　(五) 强迫人们违背良心的行动
□　不应强迫任何人做不道德的事、向党或保安机关告密、或参与向不受欢迎人物的袭击；
□　不应强迫人们生产次货，进行危害他们自己安全或别人安全的工作，将意外保密不予宣扬、作假报告、等等。
  (六) 劳动法典
    自七五年一直实行到今的『劳动法典』，必须彻底改变，它建立了不利于工人的规则。它的条文模棱两可，因此在任何情形都可以而且经常是被解释成有利于厂方，尤其是：
□　第五十二条必须改变，它被用作反罢工法例(七六年六月之后无数解雇就是以它为根据的)；罢工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保证；
□　如果有人被解雇，厂方必须以书面解释理由；当工人的个案正经过接续的法律程序时，他应该继续其工作；
□　在整个过程中，他应该有权获得律师的协助；
□　由工人选举的工会工作人员，必须在卸任后一段时期也受到法律保障免于被解雇。
　　我们认为这些主张的实现，要看我们自己的态度。工人可以迫使当局和厂方让步，这点已经由一九五六年、七○和七六年的大摊牌和个别罢工所证明。
　　几个月来我们切肤感受到危机对我们的影响。送货和交通日益走下坡、工资不断下降，物价不断增加、大工厂的时间越来越长并占用星期六的假期、停工也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保卫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情况将每况愈下。
　　可是，要争取到胜利，我们就必须排除任何无能的感觉，停止消极忍受对我们权利的限制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就必须寻求最有效的行动形式。大量可能性是存在的。
　　A．  最有效的行动形式无疑是罢工，即使罢工并非大规模的。可是，一般来说，它只是短期有效。为了不要浪费了一次罢工的成果，罢工参与者必须选举代表来监督他们的要求的实现。如果工人知道怎样团结行动而且不害怕，他们就能以罢工的威胁，以递交请愿书，或以派遣代表团，便能迫使厂方作出让步。
　　B．  简单的散布消息，就能取得很大的成果。当有人受到寃屈、当我们看到不合理事物，必须大声说和抗议；必须公开宣扬阴谋集团的行动、特权的赐予、缺点、浪费、职业健康和安全规例的违反、意外的守密、等等。必须对同事讲，在开会时讲，要要求当局就此采取立场。要讲给独立的社会机构和独立的报刊知道。
　　C．  有许多劳工关系问题可以利用官方工会解决。如果这些工会不是像现在那样死废，对我们来说肯定会好些。我们必须要求工厂代表会保卫工人的权利，我们必须利用工会开会来进行讨论和向他们提出要求，并且必须选一些将会实现要求的人进入工厂代表会。
　　D．　我们的行动要避免临时性和乱无计划，就要有一班工人处于经常警觉的状态。这班人，即使最初是隐蔽的，也可以草拟一个行动纲领，组织一连串行动，塑造舆论，而时机到来时，就走出来公开作为独立的工人委员会。
　　E．  任何情形只要存在有强大的工人有组织性的团体，能够保卫他们的代表免于被解雇和监禁，那么就应该成立自由工会委员会。西方民主国雇员的经验，显示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来保卫工人的利益。
　　只有独立的工会——它们得到所代表的工人的支持才有机会对抗当权者。只有它们才代表一种力量，是当权者必须认真对付的，而且是与当权者能在平等条件上周旋的。
　　我们——这份宪章的签署者——誓言我们将努力于争取『工人权利宪章』所列的主张。
　　我们同时也成立一个『援助基金』，保证经常捐款给这基金。基金筹得的财资，将会用来帮助因参与独立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人士。
(附录)
    我们的活动，是符合法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在认可『国际劳工条约』和『国际劳工组织协定』时，承认：
  甲：工人有权成立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第八十七项协议第二条规定：
    『工人和雇员不分彼此地均有权(无须预先获得批准)随意成立组织和参加这类组织。而只需服从于这些组织的章程规定。』
    『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件』第八条第1A项规定：『参与本条例的国家誓言她们将保证人人有权随自己的选择成立和参加工会，以便能支持和保卫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只需服从该组织的章程规定、任何人使用这个权利，将不能受到任何限制，除了是一个民主社会为了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的利益，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在法律和法例里的限制规定。』
乙：罢工的权利
    『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约』第八条第1D项规定：
    『参与本条约的国家誓言她们将保证罢工的权利，条件是罢工乃遵从该国宪法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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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5:49
社会自卫委员会对罢工的声明
译者：微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译者按：本声明由『社会自卫委员会』在本年七月十一曰发出，当时肉类加价激发了第一道罢工浪潮。『社会自卫委员会』是波兰的异议组织，与罢工工人有密切联系。本文节译自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八○年九月八日的转载。]
　　肉类涨价自七月一日开始生效。在七月二日，控制全国大部分食物商店的合作社SPOLEM正式宣布：加价只影响早一日已开始加价的物品，其它不受影响。到七月四日，在一些地区的工厂饭堂，差不多所有已加价的物品都回复旧价。某些工厂饭堂也售卖日常必需品如肉类。一般来说，饭堂存货较多，以减少工人不满。激发起七月一日的抗议浪潮的，正是这类饭堂一些物品加价，尤其是烟肉和猪手。但另外一些地区的饭堂和商店则维持新价。
　　从那时至今(七月十一日)，物价摇摆不定。举例来说，许达钢厂的饭堂从七月一日开始采用新订价，在七月三日早上七时到中午用旧价，从中午到下午二时用新价，从七月三日下午二时到七月四日全日用旧价，从七月五日至今则用新价。
　　在七月九日，党中央领导和经济专家在华沙开会，确实了加价事宜，但受加价影响的项目则较少。政府同时宣布明年将会增加退休金、家庭补助金和最低薪者的工资。
　　政府先是取消加价，再而重新实施，再而减少加价项目，同时答允加工资。这些都是工人抗议的压力，工人以罢工的威胁和罢工本身来支持他们的要求。……
　　罢工在全国蔓延。我们在七月二日的声明里说：
　　『『社会自卫委员会』表示完全支持罢工者及其要求。我们特别支持他们要求工资里包括生活水平的条文……』
　　『工人斗争最有效的形式(它服务工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且对于全国来说是最少危险的形式)，是在每间工厂内自我组织起来，民主地选举独立的工人代表，他们能够以全体工人的名义，提出工人的要求，与当局进行谈判，负责地但坚决地领导工人的行动。工人必须觉醒到，只有联合行动才会带来正面结果。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能让当局开始进行任何形式的对罢工者或工人领袖的迫害。』
　　七○年代不负责任的投资政策，和引致农产品供应危机的农业政策，造成一个真正的经济灾难。引致危机的另一因素，是违反所有经济规律的，但仍实行了几十年的订定物价的政策。可是，这个制度要改变，就只能在整个经济彻底改变的架构内进行。现今的经济制度是非理性的、阻碍进步的、浪费人力的、挫损工人士气的。
　　人们批评工厂工人，说工人工作差、懒惰、不用尽工作日。但这些根源于工人不想工作，原因是奖励制度[按：如果工人完成指标就能取得奖金。可是，当局仍大量采用『精神刺激』(如设立荣誉名单)，工人对这些并不关心，甚至尽量避免。]和整个经济的运转。没有原料供应或因电力供应中断而关厂时，过失不在工人。『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企图要社会承担党本身的错误、无能、和对经济过程的错误估计。
　　订定物价的制度的改变，如果不是一个彻底的经济改革的一个小环节，那是不可接受的。危机的基本原因，是波兰政府多年来推行的政策——即无须咨询社会就作出决定的政策。它不去进行急需的经济改革，反而做一些日常的补缀措施。这个政策的负面结果对社会有严重后果，特别是对于最被剥夺的阶层来说。
　　为了拯救国家免于灾难，必须采取立即的行动：
　　㈠ 经济制度和有关整个社会的决策的决定方法，必须有彻底的改变。『社会自卫委员会』对于这个改革所应走的方向不采取立场。我们深信只有全国性的讨论才能决定这点。这样的讨论无疑将会考虑到独立的社会组织多年来的改革主张。政府的改革纲领和实施时间表也必须明确制订。否则，对于政府每日的措施，我们将会报以不同社会团体每曰的抗议行动。
　　㈡ 由于现今的紧张局势的近因是食物市场(尤其是肉类市场)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终止引致个别农民(主要的食物生产者)破产的政策。必须保证土地私有权和买卖土地的自由。所有农业生产的形式(家庭式农场、合作社、国家农场)必须取得同样待遇，包括供应、销售、价格、贷款、税收和司法公正等。牲畜饲料和其它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物资必须保留公平的部分给个体农业，要多于现时的供应，
　　㈢ 可是，农业政策这个改变将不会导致运往市场的食物的增加，而政府当局将不能保证商品以正常价格有足够肉食供应。因此，必须取消『商业价格』，实行广泛的肉食和肉食产品的分配。即是说，应该发出配给券，价格应该回复七月一日以前的水平。
　　㈣ 必须发表有关经济情况的所有数据，尤其是有关外债的数据和肉类出入口的情况(全部生产、个人和集体消费、外贸)。
　　㈤ 尤其重要的是，未来的讨论和谈判在平静的气氛下进行，其结果要反映所有社会团体的真正意见。当局必须明白：他们不能避免与社会进行谈判。谈判将在甚么气氛下进行，将决定于当局：是在平静的气氛下进行，还是在日益坚决的斗争中进行。
    『社会自卫委员会』强调必须重建市民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人权宪章』(由波兰人民共和国承认)保证了的。如果当局尊重这些权利，就会制造条件，令最急切的经济、政冶和社会改革能达到协议。
　　●　必须容许工人大会选举工人委员会、雇员协会、独立工会、和其它代表形式，以便能保卫工人的利益。
　　●　市民必须能够组织起来、争取权利、建议和实施改进社会的措施。
　　●　为促进这点，必须改变『集会和组织法案』。
　　●　必须改变『劳工规例』，尤其是必须取消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它容许将罢工工人解雇，法律必须保证罢工权利
    必须制造条件促成有关现今形势的全国讨论。除纯经济性问题外，还有那无孔不入的新闻检查和对大众传播媒介(报纸、电台、电视)的垄断，它们令社会真正意见不能表达，同时令专家的立场如果被认为不便就不能公开。这意味社会以及当局都不能对国家的情形有任何真正控制，而熟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人又不能令当局或市民(后者最为重要)知悉他们的建议。这样的情况，不会帮助得出解决方法，只会增加灾难的危险。
　　●　个别的专家必须能够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而工人大会和独立组织的立场必须得以发表。必须停止对独立印刷所和报纸的检控。
　　●　必须取消新闻的出版前检查；应该通过一个新的新闻法例，建立必须的制裁，以保卫军事秘密和个别人士。
　　●　必须停止对人们的独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镇压。
　　●　应该削减民兵(即警察)和保安人员的权力。
　　●　必须重新建立法庭的独立性。
　　●　必须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以上是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以开展对现况的真正的全国性讨论，并取得社会和当局之间的谅解。『社会自卫委员会』向整个社会呼吁，特别是向工人大会呼吁，希望他们能够支持这些建议，在与当局谈判时提出这些要求。
　　我们不应单是满足于当局部份取消加价，或满足于只在最主要的工厂取得额外的加薪。当局这些让步不会改善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于受剥夺的层份来说。
　　被危及的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阻止政府和社会的解体。当局的不负责任，并不令我们减少我们对本国的责任。
    社会自卫委员会
再者：『社会自卫委员会』将会援助任何因参与罢工而遭
受报复的人士。
献给妇女——格旦斯克罢工工人之歌
一妇人某天来到医务所：
——医生，请检验我！
——夫人，你弄错了，
　　我只不过是兽医，
　　我并不医人。
——啊，医生，正是如此，
　　我觉得自己是只野兽。
每天早上起床后，
我在屋内来回奔跑。
像一只狗，像一只猫，喘不过气：
像一匹马，我跑往工作：
像一只猴子，我握着巴士扶手；
像一只骆驼，我背负重担；
像一只狮子，我保护家庭生活。
晚上  从工厂回来，
我已入睡，而在我耳边
丈夫在噜苏：
“转转身，懒虫！”
或许你能找到
一种神奇药物
能将我变成一个人。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0: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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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6:38
罢工工人接见总理的那天
作者：杜维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格但斯克，八月廿六日十一时。
　　他们随时会到达。在过去一小时，一个欢迎行列在烈日之下等待。黄色的安全头盔在密集而静默的人丛中开出一条路。背后是第一号闸，上面有旗帜和花束。
　　格但斯克的工人准备了一个最盛大的欢迎仪式来迎接政府代表团。但代表团并不想接受。我们很快便知道，挤在一辆小客货车上的政府代表团正静静地从第二号闸进厂
　　副总理雅尔斯基坐在前面的客货车进入船坞时，被工人认出。工人静默但愉快地看着这部车。
　　谈判在总罢工委员会总部的一个小房间内举行。当代表进行谈判时，记者可以隔着大玻璃窗拍照。谈判过程立即转播到邻室和全个船坞。这个公开谈判的例子是国际工人阶级历史上少有的，但在这里已成为司空见惯。秘密谈判是不可能了。
　　当播音系统由于技术原因停止时，厂内外爆发愤怒情绪，甚至要捣毁会议的大门，因为众人相信是政府制止使用传声器。副总理主动要求恢复秩序。数分钟后，代表了工人民主的播音系统恢复了，他才开始继续讨论。
　　每个人都觉得当局是处于被动，只在技术细节上打转。每个人的面上出现喜悦，甚至欢笑。副总理耐性地听取总罢工委员会的声明，而工人热情地对声明鼓掌。
　　代表们直接了当提出中心问题。委员会主席华里沙说：『我们要求讨论所有事情，让找们从第一个要求开始：自由的工会！』
　　副总理犹疑了一会。最后，搬出八月廿四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答复，并补充说：『在几日内，这个区域的所有工厂内会进行新的选举。如果它显示总罢工委员会占大多数，那便需要改变工会。』这就是他的答复，但只是作为私人的意见，实际上并没有新意。
　　在其它总罢工委员会委员发表意见后，副总理要求休息十分钟，结果却休息了一小时半。到最后，双方同意成立专家委员会对其他要求作检讨而不会作出决定或限制任何一方面。
　　这个第一次的公开谈判最突出表现了罢工工人的决心和觉醒程度。他们的政治化由总罢工委昌会充份表现出来。要求成立自由的工会越来越带有政治意义。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希望一个由每个人掌握的进步和醒觉的改变。
　　李斯，一名罢工领袖明显表示：『我们要求所有的工人权利，是在所有平面的。(工人的掌声)我们要求保证活动自由。』
　　被选入总罢工委员会领导团的格维斯达(工人报编委会的一名成昌)补充说：『在这里，工人表示出自己是成年人。教宗访问时我们所表现的平静是这个时期的第一个表现。一个独立于国家和政府的新的工会，是将国家救离危机的唯一出路。当然，经济状况是十分复杂。困难在不同层面存在，每处都要聆听工人的意见。除了实在工作的工人外，谁人能说自已是正确的呢？一个新的工会会避免很多错误。政府不能无限期推延答复。』
　　罢工领袖维斯纽斯基说，如果工人得到这个控制的保证，他们可以接纳一些牺牲：『我们作出无生产性的投资。我们错误使用金钱。所有工人，所有波兰人，一定要能够得到必需的东西。有些改革可能困难，但一个自由的工会和它对政府所有经济活动的控制是唯一能保证我们脱离目前的状况。我们要求所有经济决定是镇定和有理智地执行。』
　　最后，亦是大部份与本记者谈论的总罢工委员会所坚持的：自由的工会会有真正工人权力的所有权利。
　　华里沙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举出一间加工厂是以一半的能力操作。『政府决定在旁边建立多一间，这是荒谬的。这间工厂完全没有用。或者中央委员会并不知道，但我们工人每天都见到。自由的工会表示对每个层面，不论是地方、地区或是全国性的经济决定有控制力。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计划，这就是我们如何去做的方法。』
　　总罢工委员会领导团中的苏比钖在如雷的掌声中清楚表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关系到整个波兰。我们明显地要求到处有自由的工会。』
　　副总理说：『这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波马蓝尼亚(格伹斯克市所在的省份——译按)。』
　　苏此锡反驳道：『不要企图将我们与全国其它地区分割开来。如果你这样做，罢工会变成总罢工。』
　　成立自由工会的口号的最大动力是工人阶级能够对自己的事情负担责任和醒觉地肩负任务的想法。
　　这是副总理在八月廿六日所听到的想法。这是波兰所有工人的愿望。
(小点译自红色周报第九三三期)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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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6:41
波兰妇女挑重担
译者：星荧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波兰工人今次的反抗，直接原因是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物质要求。
　　今天，妇女构成超过四成的波兰工人：在工业大军中，妇女占将近四成，而在商店、写字楼和医疗行业中，妇女更占八成。
　　她们的生活极其劳累。经常的食物短缺和社会服务的不足，令妇女肩上的重担更沉重。虽然她们在经济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波兰妇女仍受困于低薪的低等工作。
　　这里，我们刊载两名波兰在职妇女日常生活的生动描述。第一篇是一名女工的陈述。第二篇是今年初夏华沙党报『政治周刊』刊载的。
我经常都觉得疲倦……
　　我现在描述我的一天。我八时十五分开始上工，我丈夫七时卅分上工。我们五时卅分就起来了。
　　我丈夫只料理自己，他吃完早餐后，就不见人了。我喂儿子吃早餐，替他换衣服，自己吞下早餐，就跑去电车站——我在第六个站要转电车，因为托儿所离家里很远。
　　我约八时卅分回到写字楼，或者更迟一些。我经常都很疲累，工作很繁重。但我经常都要在日间离开写字楼，到就近的士多购物，因为我居住的大屋邨，物品的供应很差。
　　无论如何，我放工后不会有时间去购物。我在四时十五分离开写字楼，就跑去电车站——一手拿着餸菜，一手拖着儿子。我丈夫很少从托儿所接儿子回家。
　　在傍晚，我根本不会再出去了。我记不起上次去看电影是甚么时候了，更不用说剧院了。又有谁来照顾孩子呢？
　　我丈夫想要孩子。我开始怀孕时，我问他是否把孩子落了，当时他很愤怒。但现在，他却一点也不帮我。但又何止他一个是这样的？
　　为甚么我们国家对在职母亲的帮助是那么少的？托儿所很少，也没有婴儿即食食物。可是，我们国家出来做工的妇女，却此外国为多。在我写字楼，七成雇员是女性。
三点半起床……
　　她凌晨三点半醒来，本能地，日日如是，外面是漆黑的深夜。
　　火炉已经冻却了，她就在被里换衫。她走入厨房煲水，然后走回睡房点着火炉，那么，当她的丈夫和女儿在六点钟起床时，屋子就会暖烘烘的。
　　她又走回厨房，切面包和芝士，从雪柜取出牛油，将两个碗和两个杯放在枱上，用餐巾盖着。她将茶倒入一个杯里，热杯烫着她的手。
　　『我从来没法在早上喝点东西』，她说。
　　然后，她还要洗薯仔，弄早餐。接着，她要预备三文治，让丈夫带去返工，让孩子带去返学。4：45  汤慢火煮着。她拿起外衣、围巾和帽子，还有手袋和购物袋。于是，她关上电灯，轻轻在背后关好大门。
　　跟着，就是急步行去巴士站，巴士站离家有一哩路程。
　　十五个人正在等待5：14分的去华沙的巴士或5：15分的去奥域的巴士。有些是去奥域返工的，有些则是去华沙返工的，华沙离这儿三十哩。人们大都在七点开工。5：15  不耐烦的人频频看表和走到路中心。她对自己说：『如果去华沙的巴士不来，我就搭去奥域的巴士，再转火车到华沙。』5：28  去奥域的巴士到来，车上满满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因为每个人都要返工，每个人都要挤上车。
　　去奥域有十二哩路，需时四十五分钟。在车上，手脚都不能移动。这样密密的挤着，简直不能呼吸，也不能中途下车。6：13  巴土抵达奥域。从奥域到华沙要半小时，但严寒下雪的冬天时，有可能要一小时半。而且，火车经常无故迟到半小时或以上。
　　『工厂的钟永不会说谎。迟到多少时间就要在傍晚或假期补做工。今个月我已经要做六小时的超时工作了。
　　我工作地点不算远，但我经常都迟到。如果巴士和火车准时，我应该早半小时便回到厂里了。』
　　她在下午三点之后就离厂，购物袋满载从工厂饭堂买的面包、芝士、牛油和其它东西。
　　如果她不用再买其它东西，她就可以很快去到火车站；如果立刻搭到火车，她就能赶得及搭3：55分的巴士由奥域回家。但是，如果火车迟到或巴士误点，她就要等一小时半，等下一班车。
　　她六点半回到家里，洗碗碟、洗衫、预备晚餐，再洗碗碟，做各种家务。
　　看完一会儿电视片集后，她在厨房再巡视一下，熄灯和关好煤气。临睡前，她先去看看女儿的被是否盖好。
　　第二天早上，她三点半醒来，本能地，日日如是。她望望天花板。然后，她又不停手做着，为了要赶搭5：14的去华沙的巴士或5：15分的去奥域的巴士。
(译自英国社会主义挑战报八○年八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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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6:59
波兰工人斗争日益高涨
作者：微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1年2月 第八卷  第二期（总第50期）
　　自从『炎秋』大罢工斗争胜利，工人取得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后，波兰共党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缓和下来，反而是不断以尖锐对峙的形式表现出来。几次事故都先由政府发难，但工人的庞大力量通过全国独立工会联盟『团结工会』发挥出来，几次都迫令政府作出让步，使力量对比更有利于工人方面。
　　工会章程的官司
　　在十月廿四日，华沙一名地方法院法官除了对『团结工会』章程作某些修改外，更加入一项条文，保证工会将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工会于是准备从十一月十二日开始进行一连串抗议罢工，来对政府施加压力。官僚层被迫在十一月十日作出重大让步，最高法院裁定工会上诉胜利，无需在章程中加入该项条文。
　　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工会一方面表示立场坚定，另一方面采用了技巧的有弹性的策略。在十一月十日之前的一个星期，医院工作者、医生和医科学生在格但斯克、华沙及其它城市进行了临时性罢工示威，坚持他们有示威权利，而『团结工会』则在个别城市，成功地号召了巴士司机支持医疗人员的一小时罢工。邮政工人也进行了罢工。
　　在高院裁决的前夕，『团结工会』进行了另一个策略运用，就是同意在章程后加一个附注，保证尊重共产党的既定权威，以及尊重在格但斯克协议内包括了的波兰的现存国际联系。不过，工会同时加入另一个附注，就是承认『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工会权利的第八十七和第九十八条款。
　　因此，官僚层不能指责工会蔑视现行政府的政治权威，而工会却同时能够有效地保卫它自行决定本身章程的权利，使它能作为独立组织为保卫工人经济利益、向工有直接负责而运作。
　　当高院裁决前双方对峙不断升级时，政府在电视上播映了波兰和苏联军队的联合演习，同时，一些外国记者被拒入境，一些则被威胁会被逐出境。政府高层官员所作的谈话，不是坚持工会章程必须纳入该条文，就是攻击格但斯克为『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主要中心』。中委会成员格利沙在十一月七日向报界说：『党自八月以来首次决定要运用所有可能性……来防止罢工，包括诉诸行政措施，例如宣布在某些企业进行罢工为非法。』共党同时在全国召开了干部地区性会议，企图『在政治上与罢工作斗争』。
　　然而，政府在十一月十日终于退让下来，显示了波兰官僚层力量已受到何等的削弱，而且要应付据称拥有一千万以上成员的群众独立工会时，波共已不得不日益要借助苏军入侵的威胁来恐吓工人了。
　　省长被迫辞职
　　在十一月十日高院裁决前夕，政府曾企图进行全面性镇压，而波共的极端斯大林主义代表韦亚彼奇的所为明显说明了这点。
　　韦亚彼奇当时是波兰南部捷度楚华区省长，他作好了粉碎他辖下区域工会的筹备，在十一月十日早上，他召见了该区的工厂厂长，通知他们将会宣布紧急状态，叫他们准备好剥夺『团结工会』领袖和活跃份子取得通讯工具的权力，要将所有打字机、油印机和复印机从独立工会手中拿走，要阻止工会使用工厂的无线电广播；保安部队和党干部要迫工人签署对政府和党的誓忠声明；厂长要警告工人，任何罢工将被视为对『人民的波兰』的攻击，将会以暴力镇压。
　　一些厂长立即开始尝试实行这些措施，掀起了工人的愤怒浪潮。当高院在几小时后作出对工会有利的裁决时，工人正与韦亚彼奇及其政府进入战争关系状态。二百间工厂发出了罢工警报；工人领袖拒绝与本地党官员谈判，坚持要与中央政府代表直接谈判。
　　在十一月十九日，地区行政部长基巴与工会签署了一项协议，内容并没有公布，但稍后，政府新闻处宣布省委会和市委会的领导人都会提出辞呈，此外会对另外四名官员进行调查。
　　捷度楚华区的工人不只要求撤换可恨的官员，而且要求将政府或私人拥有的别墅楼房(包括韦亚彼奇私邸)转为托儿所和幼儿院。这个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官僚层一般的特权上，并要求将之废除。
　　至于医疗工作者和教师、学生等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它的意义是深远的。政府被迫改变社会开支的优先次序：政府同意将一九八一年财政预算中拨为教育开支的百分之三增到百分之六，并将百分之五的预算拨作医疗开支。
　　官僚镇压工会企图失败
　　官僚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决定权，他们仍不断采取攻势，企图扭转劣势。可是，他们的情势却每况愈下。
　　在十一月二十曰，波兰秘密警察突击搜查华沙的『团结工会』总部，搜索一份国家文件。据说该文件由国家检察院一名职员交给工会手中。该文件详列镇压反官僚反对派的程序。警察在『团结工会』办公室内找到该文件的副本。
　　在突击搜查后，警察在十一月廿一日逮捕了工会印刷部负责人那劳历NAROZNIAK和国家检察院一名职员沙碧拉SAPIELA。他们被控违反了保卫国家秘密的法律。
　　十一月廿四日下午，『团结工会』开始了反攻，发动了乌苏丝巨型坦克厂一个重要部门进行无限期罢工，成功地停止了整个厂的生产。
　　当晚，『团结工会』的华沙地区主席团在乌苏丝厂集会，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除了要求释放那劳历和沙碧拉外，『团结工会』并要求当局发表该份文件起草者的姓名，暂停检控被指『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人，成立特别议会委员会(要包括独立工会的代表)来调查警察和法院的滥用权力，削减拨给保安部队的费用，并将展开调查。决定七○年和七六年谁应该对镇压罢工工人的事件负责。
　　为了支持其要求，工会宣布将会逐步扩展华沙地区的抗议罢工，到十一月廿七日就会开始全华沙区域的总罢工。
　　到十一月廿七日，政府再次退让下来，释放两名被捕者，并同意与『团结工会』展开谈话讨论镇压性机关的问题。
　　经济困境
　　波兰工潮的起因，是经济衰退和政府的紧缩政策，造成物资缺乏，工人生活水平下降。工潮虽然因政府让步而暂时缓和下来，但波兰的经济形势并无好转。政府不断企图将经济困难的责任推在工会身上。波共第一书记简尼亚在十一月初宣布说，波兰的国民收入连续两年下降，今年的农作物收成将会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差的一年。据报导，一系列主要的物品极为缺乏，包括肉类、面粉、牛奶、猪油、牛油、糖，甚至盐。而水灾令薯仔减产一半，靠薯仔饲养的牲畜也因此会大量被屠宰。在九月中，工业生产已下降二成，而波兰最主要出口货煤的生产估计会比每年的二亿零八百万吨产量目标减少八百万至一千万吨。至于本来估计可入超的贸易，则会有高达九亿美元的赤字。
　　这幅惨淡的图画，反映了官僚统治制度的危机；官僚层尝试解决国家的经济困难的方法反而令问题更严重；它的经济管理制度证实失败了。但工人仍未取得必需的地位来重组经济。波兰今日面临的深刻危机，显示除非国家运作的方法有根本的改变，否则这些问题将无法解决的。
　　群众情绪日益高涨
　　波兰工人长期经历着苦难，他们今次进行斗争，要对抗本国官僚层，也要对抗苏联和东欧的官僚层；他们是从开始就准备进行一个长期战斗的。工人团结在独立工会旗帜下，正向官僚层作出越来越大胆的挑战。继十一月十七日捷度楚华区省长被迫辞职后，其它地方纷纷发展了反对粗暴官僚的斗争。例如在奥斯定OLSZTYN，地方党官员被工会指控贪污，他们于是预备了逮捕工会领袖的逮捕令。可是，群众也不断组织起来，对抗官僚的滥用权力。工会已在全国成立会所，收集有关官僚层罪行的资料。正如其它工会运动一样，这个活动计划会逐步升级，第一阶段是收集数据，以便向官僚施压力，然后会就个案发表证据，并提出特别要求。
　　据不少报导，工会基层此起其领导更激进，要求与官僚层对抗的情绪也更激烈。『世界报』十一月二日报导说：『在最后一轮协商完结后，『团结工会』的全国委员会再次开会以澄清事态。讨论的结果是，即使最温和的成员——什切青的代表，也完全赞成罢工的建议，因为他本区的基层绝大多数支持罢工。』
　　『时报』十一月七日指出基层的战斗性很高，并引述一名波罗的海工人领袖的谈话：『格但斯克（地方工会领导）非常富战斗性，而工人则更富战斗性。如果我们将工厂内人们的说话主张介绍出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其它成员都会跑开。』
　　『华盛顿邮报』十一月廿五日报导什切青一个厂团结工会』集会，有一万五千人参加：『几乎所有问题都是政治性的。有些人主张要对导致危机的政客进行报复(一名上年纪妇人高呼『判他们死刑』)，有些人询问独立工会联盟……什么时候会建立成为一个政党来与共产党对抗。』
　　著名工会领袖华里沙回答第一个问题说：波兰没有足够的监狱，来囚禁贪污腐败的官员；『我们不想将这些大官关在狱中，因为这样他们只会消耗我们的资源而长得更肥胖。他们反而是应该交出他们占去用的别墅楼房和银行户口，由我们在人民中间分配。』
　　华里沙对『团结工会』变成一个政党的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不能一次过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再逐步前进。』
　　人民组织性和战斗性日益膨胀之际，波共内部分歧则越趋尖锐。波共中委会新闻部负责干部格拉沙KLASA在接见《纽约时报》和其它西方记者时，承认在十一月廿一日至廿八日的危机时期，党内派系斗争是如此激烈，以致中委会会议迫得要延期。在这一周内，波共四十九名地区第一书记有十八人被撤换。
　　苏联和东欧则继续企图孤立波兰。十一月三十日『真理报』转载了捷克共党一篇文章，将波兰今日形势比较于捷克在苏军入侵前夕的情形。该文意图替波共官僚打气，来更强硬对付群众运动。而言下亦暗示，波共官僚如不称职，将会被取代。这篇文章正值波共中委会全会召开前夕发表。
　　然而，波共官僚层已被日增的群众动员困陷于泥沼中，到现阶段，要想阻止甚或减缓这个过程是极为困难的了。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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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7:19
波兰纪念七○年死难者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1年2月 第八卷  第二期（总第50期）
　　在十二月十六日。数十万波兰工人齐集格但斯克船厂，在新建的纪念碑下，向十年前这一天在斗争中牺牲的同志致敬。
　　尽管纪念仪式有浓厚宗教色彩，但工人阶级权力充分表现出来。特别班次的火车，将成千上万的人从华沙运来，包括华沙钢铁厂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类反应在全国都发生。
　　工人到达格但斯克时，从火车站开始游行，高举着他们所属的『团结工会』支部横额。整个过程由船厂工人维持秩序，一个警察的影子也没有。
　　波兰共和国主席与其它名人也在讲台上被迫向他们在一九七○年任意冷血枪杀的死难者致哀。华里沙在四分钟的致词中说：『现在已无需用暴力。一九七○年永远不能再重演了。
　　工人要求展开调查，查究谁要对七○年的工人死难事件负责。官方的数字是：在企图粉碎罢工时，只有四十五名工人被杀，一千一百六十五人受伤，三千人被捕。『团结工会』则宣称有比此数多许多倍的人被杀。
　　最令人不齿的官方行动，是当时政府呼吁工人恢复工作，但当格但斯克船厂工人从火车站涌出来预备回厂以响应政府呼吁时，却被乱枪射击。当日接着便发生整个区域的打斗和射击。
　　今年八月罢工胜利后，『团结工会』呼吁筹款，为七○年事件的死难者建立纪念碑，结果筹得五十万英磅，在最初三名工人被枪杀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
　　被杀的三名工人都是船厂工人，而建造纪念碑的正是他们船厂的工人同志。纪念碑上刻着：『他们献出生命，使我们能尊严地活着。』
　　工人现在要求公正的裁决。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中派有他们的代表，来调查警察、秘密警察、内政部和检察院的权力。他们同时要求大量削减拨给镇压力量的财政预算。
　　当局尽其所能限制群众的动员；他们企图令华沙和
　　当局尽其所能限制群众的动员；他们企图节毕抄刊其它地区同样的集会取销，报刊又提供这次事件的错误消息。
波兰政府的支持者——天主教教会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1年2月 第八卷  第二期（总第50期）
　　波兰天主教教会经过波兰天主教团两日开会后，发表了一份强烈声明，支持当局，呼吁结束『可能令祖国面临丧失独立和主权的威胁』的行动。
　　教会发言人在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和其它反对派组织时说：『我们指的主要是那些嘈吵和不负责任的声明。它们是针对我们的东邻而作的。』
　　正如它在七○年向工人宣传『温和』路线一样，天主教会显示了它在任何决定性摊牌时都会支持政府对抗工人。教会对反对派和独立工会给予部份支持，不过是企图保留它对工人的影响力，同时为教会本身争取更大自由。
　　可是『团结工会』的工人并没有被吓倒。十二月十一日的『团结工会』全国大会，号召要成立一个保卫政治犯委员会。大会同时抗议当局查禁了官方波兰电视台制作的『八○年工人』的影片，那是关于今年八月事件的。
　　在其它地区，抗议过去镇压的声浪不断高涨。在华沙大学，十二月十三日举行了一个大会，讨论一九六八年的学生暴动及当时公安部主脑对学生的镇压。当时公安部主脑是莫煞将军MOCZAR，他在一九***年至七一年在高莫加政府内任内政部长，臭名昭彰，主要负责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的反犹太人运动，将差不多所有犹太人都清算于公众生活之外。在一九六八年，作为专门负责警察和军队的党中委会书记，他指挥了对学生暴乱的镇压。在七一年，他被排出政治局，十年来在政治上并不活跃，可是，最近他又回到共党政治局，成为简尼亚的亲密顾问。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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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9:11
波兰反抗运动的呼声
作者：史慕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4月 第九卷  第四期（总第64期）
　　『在十六个省区，发现了敌视的墙上标语、分派传单和关于在西里西亚发生抗议行动的假消息……在一些企业里，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又再次增长。例如，在卡托维兹矿场，人们组织了援助一名被囚矿工的行动。在这矿场的运矿车上，发现被写上：『冬天是你们的，春天将是我们的。』(……)在查格比矿场，大约115份鼓吹叛乱的传单被散发，在它们上面可以读到：『在恐怖的黑夜之后，被团结工会力量照耀的白日将会来临(……)公民们，不要被恐吓镇服。尊严地抬起你们的头来，你们将会看到以千计工会人员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波兰进行新的战斗。』(……)』
　　上文是引自一份日期为八二年二月三日的极机密的政府内部通讯，只供官僚机关上层官僚阅读的。(由华沙区团结工会消息通讯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一期引载)
　　波兰工人运动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官僚政权发难以来的情况，可概括为被挫败但并未被击溃。来自波兰的消息可以证实这个论点。在格但斯克，卡高维，华沙和罗克劳这四个地区，工会的区领导已重整起来，由逃避了被拘捕的领袖组成。此外，据工会消息通讯报导：
　　『在全国各地，逐渐发展了团结工会社会抵抗小组的全国网(KOS)，每个小组由五人组成。每个组员另外组织一个新的小组。这些地下抵抗组织传送刊物，收集和散发消息，组织互助和支持行动。』
　　根据在法国的团结工会联络委员会提供的资料，现在已有超过一百份地下通讯。其中一些有重大流通量，例如由罗克劳区罢工委员会出版的『日复一日』宣称流通量为二万份。
　　游行示威
　　政府在二月一日实行的大规模加价——一些物品加价三倍以上——触发团结工会的广泛行动。
　　在格但斯克，一月三十日发生游行示威。华沙团结工会消息通讯叙述了这次行动的组织和当日的情况，包括以百计示威者被保安部队拘捕，其中一些更被重判：『从一月二十八日起，传单被大量散发在格但斯克街道上和郊区的火车上，呼吁在三十日和三十一日晚上七时二十分在窗前燃点蜡烛。在第二天，传单呼吁在三十日下午三时在海军船坞死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在三十日下午二时，群众开始在纪念碑前的广场聚集，带着鲜花和蜡烛。人们听到从海军船坞传来的『主佑波兰』的歌声(……)。工人从船坞走出来，带着旗帜和蜡烛。警察向后撤退。没有歌声，也没有呼口号，当群众开始慢慢散去时，冲突开始发生。首先，群众被催泪弹袭击。其后，军警向群众发射照明弹，又使用水炮(……)冲突持续约两小时。群众高叫：『盖世太保！法西斯党徒！』警察增援部队将群众驱散和展开搜捕行动。街道两头被封锁，差不多只拘捕年青人。巴士被截停，巴士内的年青人不问情由也被拘捕。』
　　这个示威并非单独事件。在二月十三日，类似的抗议在波兹南被组织起来。一个目击者报导：『这个示威事前经过反战时状态的传单运动，组织得十分良好。波兹南的全部居民都有参加。人们分开来游行，以免被看作是进行集会。到了中午，军警封锁了五六年六月受害者纪念碑。人们因此将鲜花和蜡烛放在对面的米奇域兹纪念碑前。军警亦封锁这纪念碑。人们其后走向文化宫。到了六时，一大群青年望弥撒后从教堂走出来。他们走向纪念碑，军警于是进行干涉。在这天，波兹南一些工厂进行五分钟罢工。』
　　另一个示威在同一时间在邻近卢布连市的史维力克发生。当地的WSK工厂生产直升机，雇用了一万名工人。『在晚上七时半，当电视新闻开始播映时，居民走到街上，在市中心散步。但这个散步含有示威的性质，所以当局将宵禁从十时提早到七时。』
　　在罗克劳的罢工
　　罗克劳地区罢工委员会通过传单和海报，呼吁在一月二十九日进行半小时罢工。根据团结工会稍息通讯报导，该市的大部份企业都实行了罢工。一名目击者描述：『行动受到厂内工人十分良好的支持。这并非一次公开的抗议，但人们停止工作，而厂领导和管工感到害怕。自从一月二十八日以来，我们觉得在工厂内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传单派给了所有人。人们觉得很满意：他们克服了恐惧，行动让人们恢复信心，在他们之中再建立联系。』在另一间工厂内，虽然泊有六部军车，工人仍然停止了工作一分钟，挂起了旗帜。在另一个企业，罢工延长达三小时；工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恢复工作。恐怕他们如果占领工厂，则可能会被孤立起来。
　　这些罢工，即使不能强迫官僚退却，也加强了工人的组织，显示了集体行动是可行的。但对它们的评价并非一致的。一份工会通讯刊登了华沙工会领袖保泽克的访问。他解释说：『罗克劳一月二十九日的罢工起码在一些企业成功进行了。得到的让步是甚么呢？没有。得到甚么失败呢？我们毫不理会。面对政权的唯一有效论点是，这可能变成一个席卷整个波兰的行动。』
　　保泽克声言支持可以获得实际成果的行动：『如果乌苏斯拖拉机厂可以藉罢工迫使政府不再在电视让那些无权代表工人说话的人出现，好吧，让我们发动罢工。如果一个企业有足够力量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就让它斗争争取吧。』
　　在官僚实行军管的三个月之后，反抗运动继续发展和巩固。但它远非一致的。关于目前行动的形式和长远战略的辩论继续进行。总结以往十六个月的团结工会合法活动的经验，归纳可以避免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挫败的策略，和寻求组织工人的各种方式，正在继续开展。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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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20:51
波兰工人之春开始了
作者：史慕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5月 第九卷  第五期（总第65期）
　　雅鲁泽斯基将军实施军管六个月以来，波兰官僚离开胜利还很远呢。且看下列对白：
　　『局势是极之复杂，我们距离庆祝胜利的日子真正还很遥远。我们仍会遇到各种情形、现象和事变，是我们现在不能想象得到的。同志们，甚么也仍然是可能发生的。』
　　『——同志们，你们所说的是令人恐惧的。』
　　上述对话录自波兰电台、电视军事委员会一次会议。它综合了官僚军政权的混乱。该名部长继续说：『战争状态会一直继续下去，直至党重获新生为止。我并不是指党的官僚，而是在大企业的基层的情况。』因为这个高高在上、统治整个社会的党已经虚脱了。自从八○年八月以来，它已失去三分二的党员。在工业里，它愈来愈只剩下干部。它的群众基础现今只集中在政治架构内。
　　官僚企图重组在它控制内的社会组织的努力已持续了很久。在企业内成立以担任官僚所认为的工会功能——例如分配薯仔，调配假期等——的『社会委员会』被一致杯葛。企图利用在军管前在工人委员会中被选的工会活跃份子，以向工人解释生活水平的下降的努力，亦被有关者拒绝了。
　　即使在平均加价三倍之后的商店有较佳供应，工人也再没有能力购买。生产以灾难式的比例下降：根据官方统计局的数字，大企业平均只能达到计划中生产的40至45％。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消极低抗(正如在西里西亚的矿场里，约一半的矿工执行工会关于破坏生产的指示)，另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状态对生产带来的限制造成生产的无组织性：很多企业在三天之中有二天是停工的，因为缺乏零件和生产原料。
　　由于不能令局势『正常化』，官僚内部的分歧更为加深。这个分歧的基础是去年十二月以来在新旧官僚架构之间的矛盾。所有的国家机构都由相应的军事机构重复了。因此造成党国官僚架构与军事机构之间的内部斗争。前者极力保持它的权势和特权，后者从新的工作之中看到获取新的特权的可能性。旧党机构已成功地组织了名为『波共党政治自卫队』的武装组织，作用是为了
监察军事执政团的政治军事机构。
　　反抗运动继续发生
　　另一方面，走到政治舞台前面的军队，正出现一个丧失士气的过程。开小差的人数增加了，特别是在服第三年兵役而又见不到何时完结的士兵。在艾柏力市，一个逃兵向军车开火。军方要在两小时后才能将他制服。
　　团结工会向士兵做工夫。大量的传单向他们散发，呼吁他们拒绝执行他们良心所不同意的命令。还有值得重视的，是工会一些通讯登载了部队内非正式组织的宪章。
　　被第一轮镇压浪潮严重打散的团结工会，正在企业内和住宅区重新组织起来。社会反抗小组正在发展，这些小组由每五个人组成，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系统。超过一千七百份刊物有规律地在地下出版。短暂的罢工和停工在增加，每个月的十三日(开始军管的日子)至十六日(『胡扎克』矿工被屠杀的日子)，在全国各地出现广泛的游行。街道上、工厂内的墙壁和车间内，经常点缀着反对军事执政团的口号。军队要组织特别小组在每天早上清洗这些口号。在史维力克开始的集体杯葛电视新闻的行动，已广泛扩大到附近城市。在其它地区，团结工会组织了其它不可能被镇压的抗议形式。例如，在拉当一间军火工厂内，工人决定全部从同一道门进出，这帮助在工人之中发展一种力量和团结的感觉。
　　团结工会亦以其它方式重新组织起来，一个全国反抗委员会已成立，因此发表的声明是由不同地区的著名领袖签署。临时的地区领导层亦在其它地区成立。这些努力的效果不久就已发挥了出来。四月十三日的停止工作十五分钟的号召，至少在十个地区广泛执行了。此外，对运动的策略和组织的讨论已超出了地区水平，令讨论有更大深度。
　　因此，团结工会继续发展，而波兰工人更加需要其它工人的国际支持。根据官方报告，10％的人口只由于得到外来的援助，才能生存下去。这个事实也证明，那些在波兰继续斗争的人，他们的斗争已赢取得全世界工人的注重。
　　支持团结工会仍然是工人活跃份子、革命者和所有工人的重要任务。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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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21:39
军管前夕『团结工会』关于权力的辩论
作者：高华鲁斯基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5月 第九卷  第五期（总第65期）
　　[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波共实行军事镇压之前的几个月里，波兰的反官僚革命正踏进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各主要阶层的人民，越来越醒觉到关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问题的重要性。正如在所有革命之中，权力的问题变成主要问题，波兰工人正为这点动员起来，希望一举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作者高华鲁斯基是团结工会罗兹区领导层成员，军管时正在法国。英译本刊在八二年四月一日(国际观点)第三期。]
　　经过长时期斗争后，支持工人自治的激进派在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第二节上赢得了胜利。大会否决了全国委员会主席团与国会达成的关于工人自治法律和国家企业法律的协议。大会却并不认为关于法律问题的斗争已经完结，即使主要由于主席团的妥协而带来部份失败。
　　通过罗兹代表的提议，大会决定政府实行这两条法律的命令要提交在各工厂进行全民投票。在这个基础上，工会将争取改变国会通过的法律。此外，大会清楚表明决心继续争取真正的工人自治，它指令工会支持工人的斗争，即使这是违反了这些法律。
　　在通过这些决议之后，支持自治的部份活跃份子不等大会完结，便已开始为扩大运动而作准备工作。这包括加强活动和走向更高的组织形式。上西里西亚的自治组织的区际联络委员会，决定实行『卢布连小组』LUBLIN GROUP已开展了几个月的斗争。十月十七日，在他们的带动下，十七个区际联络委员会成立了全国自治委员会联盟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职能是提供临时领导，直至举行工人委员会全国大会为止。它的职责是为『建立经济和国家的自治模式创造条件』。
　　关于自治的争论
　　与卢布连小组相反，包括了十七间大工厂的团结工会组织网，直到当时还没有支持自治运动的纵面结构的想法。它甚至甚为敌视这个想法，但从这时开始，它已停止反对这个前景。它的一个最出名的活跃份子适克SZYC，更被选为筹委会主席。
　　值得重视的是，格旦斯克区联络委员会是在经过很大犹疑之后才加入联盟，而下西里西亚(罗克劳)联络委员会拒绝加入联盟。两者都是受组织网活跃份子影响的。
　　在大会期间，部份组织网活跃份子反对自治的决议，即使大部份属于组织网的工厂委员会已加入了争取工人自治的斗争行列。组织网的大部份专家和受他们影响的部份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是相信市场经济和工厂之间互相竞争的。因此，他们往往敌视自治运动提出的激进建议。他们对议会民主的信心，大于对工人委员会民主的信心；他们宁愿向技术人员呼吁，多于向工人呼吁。无论如何，构成工会基层的工人清楚地倾向激进的行动。
　　正如社会学家史坦尼基丝STANISZKIS指出，基层与很多领袖之间的分歧正在加深，表现了不同的政治观点。她说：『我恐怕领袖们的意见对基层活跃份子是不能信服的。甚至财产所有权社会化和自治的口号也不十分鼓舞群众。我所提出的夺取经济权力，和高华鲁斯基提出的积极罢工(由工人接管生产)，更容易鼓动自治，是有它的理由的。』
　　因此，团结工会领导层在大会之后的退却是不足为奇的。首先，工会全国委员会并不正式地承认联盟是一个伙伴。它的立场是不明确的。罗兹代表团清楚地要求在大会后六个星期内组织全民投票，但全国委员会延迟作出决定，令组织投票成为不可能。专家提议两种策略：将全民投票无限期押后，或是减低投票的意义。
　　面对这个情况，卢布连小组在十一月十三日决定草拟十九个问题，提给全民投票，并提交全国自治联盟委员会，被后者接纳了。另一方面，全国委员会的专家提出限于四个问题的草拟，显示了他们决心不超越向法律的有限度挑战。他们声言部份争议中的法令，是可以被解释为有利于工会的，但他们忘记了法律只是由官僚，而不是由工会解释。
　　在激进派的压力下，全国委员会最后通过决议，将十二月第一个星期定为全民投票的日子。但它并没有决定如何制订问题和组织投票。这个日子证明是虚构的。全国委员会还承认需要在区和全国成立自治组织的联络委员会。它训令工会组织帮助成立这些组织。这个决心清楚代表了工人委员会活跃份子的胜利。但它仍未表示承认联盟筹备委员会。
　　同时，在工厂内的自治组织的情况，虽然并非永远是困难的，也至少是十分复杂的。事实上，似乎政府意图忽视团结工会大会决议要求差不多所有企业的经理应该由工人委员会或代表委员会选任。据悉，政府要维持国家行政机关委任国家一千五百间最大的工厂厂长的独有权力。明显地，打破党委任制度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但是，自治运动的最战斗性和觉醒的部份拒绝低头。虽然有不少困难，但选举经理的斗争仍继续。更多的工人委员会采用选择由独立的专家提议的经理的方法，这些专家是组织和管理的科学机构的罗兹分会会员。他们邀请有资格的人士申请，中间要经过工人委员会。从八月起，这个方法由卢布连小组推广开去。工人委员会漠视官方的立场，经常邀请罗兹的专家到来帮助组织工厂经理职位的竞争。
　　这种既成事实的政策并不只限于这方面。国家企业法订明由工厂经理管理工厂。另一方面，团结工会大会的决议坚持工厂应该由自治组织管理，经理的职责只是执行他们的决定。每当团结工会和工人委员会认为力量对比是有利的时候，实际实行的并不是法律，而是团结工会的立场。
　　但要强调，在大多数例子，工人委员会仍然并非自治组织，而是争取自治和工人监管生产过程的斗争组织。『这种监管代表了真正工人自治的过渡纲领的轴心，同时也是争取自治的方法之一。在我们工作的环境中，这个工人监管特别包括了对企业的彻底的认识和否决执行者的决定的权力。』
　　无论怎样，在越来越多的工厂中，自治组织和团结工会委员会以工人名义宣称决心终止这些企业对工业协会的从属关系。工业协会是工业局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官僚管理机构，它们的寄生性质是特别明显的。
　　在厂内成立的工人委员会，订出了自己的计划，基于自由选择的原则来建立企业之间的民主关系。同时，自治运动的地区和全国机构，发展和推广了类似的计划，令他们能从官僚机构手中夺回主动权。
　　地区联络委员会
　　自治运动的地区联络委员会的角色！普遍局限于帮助工厂内的自治组织发展和巩固起来。他们仍未达到对经济实行社会监管的阶段，但已有初步行动向这个方向走。特别是在上西里西亚，当局企图以收买工人和延长工作周来增加煤的开采。
　　在恶化的能源危机的环境下，地区联络委员会以不同的态度发展了一个增加生产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下，增加开采煤和加强使用煤的效率，是要由于下列工作组织上的改变而获得的：1．增加工作周内的有效生产时间；2．节省生产过程中的电力能源消耗。矿内的有效生产时间被发现平均是总时间的66％至73％，而恶劣的组织造成浪费的能源相等于以百万吨计的煤。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在尽量多的工厂内成立自治组织。国会通过的法律，将十二月三十一日订为在所有国营企业内成立自治组织的最后限期。当工人仍未准备好接受自治的思想时，这个限期可以被官僚利用来设立委员会而不理会群众的觉醒或活动水平。当这个水平是低的时候，委员会便会落在官僚的政治控制之下。
　　要预先阻止这个危险，需要团结工会领导层和自治运动的地区联络委员会有一定的意识和组织上的努力。尽管在十一月底，地区联络委员会已在二十五个地区成立了，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大工业中心，团结工会的地区领导人往往并非十分活跃地建立自治。
　　在这个斗争中，大工厂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往往在这些工厂内，自治得到工人的最多支持。但也正是在这些企业内，组织这样一个制度是最困难的，因为令工人民主运行更为复杂。
　　法律订明要直接选举工人委员会。卢布连小组较早时候宣布赞成经由代表的间接选举，这比较适合大企业的情况。但这个见解并没有在团结工会得到足够的支持和没有被法律接纳。选举委员会的过程不仅因此拖得更久，也更为复杂。
　　另一个因素令这个困难更加加深。自从八一年开始，不少活跃份子和理论家推广了从底层——基于工作队车间——建立自治的思想，但它并没有引起工人的兴趣。在大工厂里，它并没有帮助反抗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斗争，令改变企业内的关系和废除独裁主义更加困难。
　　但是，工会内的激进派并没有将全民投票和改变法律的斗争作为推广工人自治的唯一途径。
　　极积罢工的策略
　　从八月开始，罗兹区开始了一个庞大的宣传运动，内容是关于积极罢工的问题，以我拟出的一个计划为基础。地区团结工会副主席柏加PALKA计划了一个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经济改革斗争的策略和重点。积极罢工在计划之中占了重要的位置。此外，地区团结工会主席史罗域SLOWIK制订了一套计划，在国会和地方政府议会中成立第二议院来代表工人的经济权力。同时还有计划由工会监察由十月开始实行的配额制度和消费品的分配。因此，争取得到工人权力的斗争策略开始出现。
　　在十月二十三日，积极罢工被团秸工会承认为工会斗争方法之一。在当日的决议中，全国委员会警告政府：如果到十月底政府显示仍无能力采取积极行动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它继续阻挠社会监管经济，如果它不停止对工会的镇压，则『工会将被迫在一些经济部门准备和采取积极罢工』。
　　在几天前，记者协会主席写信给波共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大会，指出社会很可能以积极总罢工对抗政府的显示力量的行动：『不要忘记，波兰人有不可置信的自我组织能力。在几天之内，一个总罢工可以建立自发的通讯网，联络和互助委员会网。工厂会在这个罢工之中继续运行，生产和交换会继续下去。但政府将不再对它有发言权。』
　　政府大为恐慌，一个星期后，在一次国会会议中，总理雅鲁泽斯基警告那些采取积极罢工的人所要负担的危险。其它波共领袖，包括中委书纪奥索斯基，发表了相似的谈话。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对小册子《关于积极罢工的策略问题》作出了冗长的评论。它说这小册子包含了团结工会夺取权力的图画，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反对它。
　　工会全国委员会尽管较早前作了决定，但并没有开始积极罢工的准备。事实上，在专家圈子内出现了对这个策略的指责。在工会的社会和专业研究中心的一次讨论中，一些专家说：『要实行积极罢工是很难的，但要扼杀它却是很易的。』一些赞同市场经济的技术人员发表他们的意见，不喜欢成立中央化的工人委员会权力的前景：『在积极罢工中夺取经济权力，和其后成立工人委员会的政府，会导致以一个中央官僚代替另一个，以一个集权的分配和集中决定的制度代替另一个。』
　　十二月四日在卢布连市的一个工会会议上，全国委员会最有影响的专家之一，说积极罢工的概念是『由极左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的想法，一个有着美丽光环但没有人确实知道它的意义的名词。』这激怒了不少在场的工人，他们不但清楚知道甚么是积极罢工，他们还正在拟订实际计划在厂内实行。
　　这并不是在工人中的个别反应。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初，积极罢工的想法在工会中正迅速流行，特别是在重工业工人之中。十一月初罗兹区的一个社会调查，显示65％的工会会员赞成积极罢工，比较起来，只有12％赞成传统的消极罢工。在罗兹市的一个现代化大工厂中，85％赞成积极罢工。工人视这个方法为有效，可以让社会对抗危机和官僚的违反工人利益的经济政策。
　　一个矿场的团结工会主席解释：『唯一的前景是实行社会监管生产。而今天我们唯一的有效方法是积极罢工。它是行动的形式之一，让我们能监管整个过程，从工厂内的生产开始，直至产品达到消费者手中为止。』
　　一些团结工会地区组织开始准备号召积极罢工和成立特别小组。不单只在罗兹还有在华沙。在十一月十一日的爱国示威中，华沙团结工会副主席雅华斯基JAW0RSKI呼吁工人作好准备，以积极罢工的方法控制工厂。
　　在十二月六日，卢布连团结工会主席巴扎克BARTCZAK作出同样的呼吁。同时，上西里西亚区领导发表了建立工会中心的计划，以便在将来积极罢工时分配物品。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内负责经济改革的柏加PALKA委任罗兹一名非正式联络员指挥在全国实行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事实上，在罗兹、华沙和史塔奴娃禾拉之间，已有一定的工作联系。在华沙，主席团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卢布连小组的活跃份子的戴纳DYNER，制订了一套积极罢工的实际指示。
　　『工人卫队』的问题
　　与此同时，要求成立『工人卫队』  (即团结工会自卫民兵)的呼声开始被重视。在十二月二日，罗兹主席团提出一个『工会行动的建议：积极罢工结合着工人自卫队的成立。』这些卫队是要『在积极罢工期间保卫工厂和分配网。』第二天，在全国委员会主席团一次会议中，柏加要求工会发出号召成立工人自卫队，在十二月四日，卢布连一位工会领袖解释：『如果团结工会并不在这个水平作出准备，我们将会被杀个措手不及和没有能力抵抗。我们不单只要准备积极罢工，还要准备保卫自己，对抗政府的攻击和挑衅。』
　　建立工人自卫队变得更迫切，因为军队的『区域行动组』开始在工厂内出现。这加强了对他们目的的怀疑，认为他们是为进攻工厂作准备功夫而搜集情报。
　　在这时候，整个危机已公开地含有革命性质。在十一月，政府已明确地放弃了在一月实行他们自己的经济改革的想法。他们将它押后到最早在八三年才实行。在十二月三日，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写道：『所谓八二年度临时经济制度实际上维持了旧有的管理经济的制度，仍维持在中央机构的决定权，只是将决定的责任由工人和企业承担。这令到议会通过的改革和自治、企业法例成为无效。它威胁强迫很多企业破产或裁员。政府计划与临时制度一起实施的，是大幅度的加价。它要求社会为没有实施的改革付出代价。工会不会接纳没有经济改革的加价。我们会用会章提供的、符合工会法定目的的所有方法来保卫工人抵抗加价的后果——关厂、裁员和减薪。』
　　政府的决定，增加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工人曾经对经济改革抱很大期望。因此，要由自己掌握事情和以自己的方法实行改革的决心受到支持。全国委员会与政府最近的谈判毫无结果。所有人清楚见到政府只是在争取时间。它拒绝作任何让步，无论是在工会使用传播媒介，社会监管分配和经济政策，或是价格改革方面。社会开始觉得官僚的威胁，这个官僚正秘密准备特别权力法案和对团结工会的攻击。
　　群众的激进化加深
　　群众的激进化迅速加深，迫使团结工会与官僚政权斗争。除了要求积极罢工外，要求地方政府和国会自由选举的呼声也日益增加。在工人的压力下，工会领导层开始明白到对抗变得不可避免，不再可以避开权力的问题。工人阶级已将这问题提到议程上了。再没有任何方法抗拒这个压力。
　　华沙团结工会主席保泽克BUJAK是了解在经济改革和选举上必须决心对抗政府的工会领袖之一。他说：『这关系到与政权的一次冲突，差不多是最后一次，冲突规模类似比得哥什的一次，但这次不会有让步。我们深信这是唯一可行之路。如果我们失败，情况并不会比今天更差。但情况会好过我们作出退让。因为让步表示解除我们自己的武装，退却到纯粹工会主义立场。』
　　史诺域对局势作出相近的分析。在十二月九日，罗兹最大的十二间工厂举行群众集会，工人清楚表示了支持积极罢工和成立工人自卫队。在集会之后，史诺域对我说：『在三月比得哥什挑衅事件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革命局势。我们不知道怎样利用它。我们作出妥协，取消了总罢工。局势现在又变成革命性了。如果我们不相应作出行动，我们将出卖了工人阶级。它不能再等待，因为它知道政府准备了将社会保持在危机之中和保卫他们本身的利益。这是昨天工厂内的工人告诉我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命令，基于这点我必须去格但斯克。只有一个选择，或是让官僚独裁压碎社会，或是工人和自治的社会主义。』
　　在罗兹，人们决定采取行动，以革命方法剥夺官僚的经济权力和建立工人自治制度。计划中的第一个罢王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这区首先开始，工人阶级会控制生产和分配。同时，在工厂内会成立工人自卫队。
　　此外，我们开始研究社会优先问题和合理分配电力给工业的原则。工会正准备管理区内的能源网。这是地区性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工人的情绪由罗兹社会和专业研究中心十二月八日一份公报显示出来：『约88％的被访者说如果工会领袖决定采取与政府对抗的行动以达到八○年八月的要求，他们会不论危险，积极支持工会领袖。在可能发生的对抗方式之中，积极罢工是最常提及的。』
　　工会地区领导相信号召进行积极罢工将不会得到多数工会全国领导的支持。所以，他们决定如果受到反对，史诺域会要求全国委员会准许在本区进行积极罢工。可以预料的是，罗兹区会赢取了其它决心进行积极罢工的地区，而迟早这会改变在全国委员会内的力量对此。
　　团结工会提议解决权力问题的技巧和策略会因此由整个工会处理。积极罢工将会让寻求激进行动形式的群众走向采取攻势。工人巩固了经济权力，将会容许他们积聚必需的力量来解决经济权力的问题。经由革命行动而成长的工人自治，将表示地方和区自治会出现并解放千万公民的潜能。这会给自由选举的要求一个巩固的基础，如果力量对比证明是有利，足够解决政治权力的问题，而因此导致双重政权的扩大，罗兹区相信一个胜利的积极罢工应该导致成立国会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自治或社会经济院的成立。这些机构将由所有生产者——雇佣工人、农民和个体手工艺者——民主选举。他们会将国家所有经济权力掌握在手中。
　　团结工会领导的最后会议
　　工会全国委员会十二月十二日的最后会议，显示罗兹的立场和其它地区的立场有倾向统一的趋势。卡拉高区的代表提交了下列工会行动纲领：
　　1、全国委员会与全国自治协会联络，制订有关经济改  革的法案和其它草案。它会将提议中的经济模式提交  工厂的全民投票，以尽快取得社会的支持。
　　2、在总罢工期间，工会将开始实行经济计划。这会由  一个由工会单方面成立的全国社会和经济议会集中统筹。
　　3、当经济开始符合新的原则在所有层面运行之后，工会将宣布罢工结束。
　　4、只有在工会能使用传播媒介，才能达到上述目标。全国委员会将号召正电台、电视台、报纸、印刷所、报纸的运输和分配网等进行积极罢工，令消息传递的工具能为社会服务。
　　5、如果波兰政府放弃实行特别权力的念头，则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十二月三日声明中宣怖的总罢工将无须实行。无论如何，全国委员会将加强努力寻求改革，放弃它直到现在所奉行的无效果的让步和妥协政策。
　　6、所有工会与政府的谈判将由电视直接转播。
　　华沙的雅华斯基宣布支持积极罢工作为总罢工的延续，总罢工是当实行军事管制时，工会不能不号召的：『我们很清楚知道，不能将总罢工长期继续下去。在静坐罢工时，立刻要组织积极罢工。』此外，他深信政府机构内的极端组织企图诉诸军队力量；他说：『我认为必须在所有地区，特别是在大工厂内，成立工人自卫队。即使他们没有任何特别物资，我们仍会需要他们。他们会构成一股力量，而准备对抗的极端组织将需要考虑这点。』
　　上西里西亚代表团并采取了激进的立场，虽然是一个不同的立场。它认为工会应该集中所有力量争取在国会和地方政府委员会进行特别选举和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化：『我们希望国会会作积极反应。它唯一可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积极反应，就是进行特别选举。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倚赖它。因此我们必须自己组织这些选举，不理会国会和政府。我们工会与所有组织和人民一起，只有一个愿望——波兰的权力真正落在波兰人民的手中。』
　　温和派提出一套不同的策略。它的主要发言人是卢鲁斯基RULEwSKI，比得哥什区的主席。他说社会和政府已进入一个对抗时期，从八一年八月开始已变得更尖锐：『迹象显示了一场总对抗，最后会发展成一次总罢工，一个积极罢工。』他坚称必须反对这个过程。必须寻求权力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法』，基于议会民主的经验。『西方社会和民主文化长久以来为政治对抗提供了合理的架构，通过成立议会的机构，即我国的国会。
　　他力图取得要求国会特别选举的工人的支持。他说：『工会的策略必须让以百万计的人表达自己，因此我提议组织一次全民投票，通过它，不但工会领袖，连整个工会，它的一千万会员，及——如果其它力量加入的话——整个社会都可以表达自己。但，作为一个技巧，这个全民投票不但包括自治的问题，它还要决定社会对现在的代表制度、国会，这个政府和我国的行使权力的制度是否信任。』
　　通过全民投票决定不信任行使权力的制度，会成为团结工会号召总罢工的基础。经过这个罢工，如果政府不接纳政治解决，便必须成立由独立专家组成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国会和其它代表机构的自由选举，从而建立大众的主权。
　　比得哥什区提出的策略有一些弱点。首先，它并不是基于对实际政治情况的分析。这与罗兹区的代表采取的方法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必须从承认革命局势存在而出发，来决定工会的活动。当政府与社会的对抗会在任何时候发生的情况下，卢鲁斯基的建议并没有立即动员群众。
　　建议内不清楚的地方有：怎样在没有直接对抗，没有由团结工会所代表的公民社会反权力的质跃发展。而能够从官僚手中夺取权力。一个消极罢工，即使是总罢工，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卢鲁斯基提出的策略是基于几个月前已被群众拒绝的幻想，这个幻想现正被更多的团结工会领袖放弃的。
　　他所见到的议会民主作为将来工人大众的政府的形式并非没有意义的。但是，较激进的流派，虽然没有拒绝议会民主，却赞成将它结合工人委员会的真正民主。
　　由罗兹、卡拉高和华沙区提出的策略比彼得哥什的有一个明显的优点。不过，它有一个所有在八○年至八一年波兰革命中提出的策略共通的弱点。在它争取解决权力问题的斗争之中，甚至工会内最革命的派别也没有提议『赢取军队的斗争』的政策。从群众运动中得到的力量的感觉是这样巨大，令到即使是政治上最觉醒的人也是这个力量造成的幻觉的受害者。他们相信这个力量足以令军队中立，与之对抗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几个小时后，团结工会和整个群众运动要为这个幻觉付出沉重的代价。
　　全国委员会并没有采纳任何一个策略提议，它只是局限于号召一个对制度和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的全民投票，这并没有与任何一个策略发生冲突。关于怎样解决权力问题的辩论仍然继续。
　　因此，当团结工会及整个社会正面对政府攻击的威胁，当有谁采取主动出击就会在冲突中取得优势的时候，团结工会却采取了自卫防守性的立场。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1 编辑 ]

波兰反对派的现况(4)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11:42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波兰反对派的现况
　　威健士、史慕加
　　在雅鲁泽斯基军事政变4年之后，波兰官僚仍在加强攻击工人阶级。团结工会虽然受着有系统的镇压而被削弱，仍然能维持一定的组织水平，比以往所有官僚统治国家内的水平为高，除了革命浪潮时期之外。但这个运动正陷入迷失方向的危机之中，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
　　团结工会的挫折，现在造成波兰反对派的两极分化。一些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80至81年革命的成果，其它流派寻求起码将它们保存。在这个环境之中出现的一个工人反对派，宣称支持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提出用革命推翻官僚的问题；它的出现带有不可轻估的重要性。
　　团结工会的地下领导层，直至今天都没有能力在主要企业爆发罢工时扩大罢工运动。要克服这个缺点，必须放弃现时在领导层占优势的思想，即，他们可以用抽象或虚幻的目标，从毫无准备的状态中，号召工人动员起来。这个做法的一个例子，是号召在85年7月1日进行一小时全国总罢工，以显示『社会』希望经济改革，和为此向政府施压力。这个号召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响应，只有少数企业受影响。必须走向耐心建立力量。基于工人的基本要求，在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发展过渡的动力。但团结工会的全国和地区领导层越来越远离这条路线。
　　有好几个月，团结工会领袖忙于准备杯葛国会选举，而忽略了保卫工人物质利益斗争的组织工作。这个优先次序值得怀疑。根据团结工会估计，10月的选举有3 4％市民杯葛。这无疑有一定政治意义，显示了官僚政权的统治仍远未达到『正常化』；但它并没有令官僚改变政策．因为它没有能力这样做。这种『压力战略』再次证明无效；更重要的，是它丝毫没有提高群众的自我组织。
　　“新实际主义”流派
　　在8 4和8 5年出现的新的反对派流派．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流派寻求在官僚体制的架构内，找出合法行动空间；它站在反对政权和与它合作之间。它的构成十分复杂，有『新实际主义者』，其中包括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前任书记史林斯基，有与『波兰青年』运动有关的民族主义部份，以及『独立新保守派』等。
　　『新实际主义者』认为团结工会已受到决定性的失败．现政权将可维持下去，无法改变这个情况。所以必须加入这架构之内。他们认为必须达成政治协议，将政权与社会的冲突转变为合作，让政权可以遵守法律、有效地统治和走出经济危机。他们因此预备加入国会候选名单，如果政府容许的话。这些倾向受到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民主反对派的一致拒绝，后者更发表针对这些立场的详细批评。
　　『波兰青年』运动在80年8月前已成立，主要支持来自格但斯克青年学生。它表现为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的组织。在团结工会初期，它有与工会合作。在军法统治之后，它逐渐远离团结工会，寻求以『非政治性』方法进行合法活动，例如在大学自管机构之内。
　　『独立新保守派』的思想是保守的、基督教的傅统，围绕在一份精英主义杂志之旁。以反民族主义出名，但仍能与『波兰青年』运动避免直接政冶冲突。这两个流派都拒绝社会自我组织的纲领，倾向精英主义的政治思想，并与政府谈判包括参加国会的问题．又寻求天主教教会在这方面协助。在这些谈判失败后，他们被迫否认与政府谈判的报导。以免进一步在社会运动之中丧失声誉。
　　“全国和解”路线
　　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民主反对派批评这些『新实际主义者』向政权投降，但并不等于说他们自己放弃『全国和解』的希望。以往的幻想和『自我限制革命战略』的自觉政治选择，仍然存在。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是一个战斗的流派，站在我方战阵之内，以及代表了社会运动。然而，他们所代表的一条政治路线，对社会运动现时的危机要负很大的责任。
　　米奇力克说，团结工会在一个极权国家之中寻求建立多元化社会，希望迫使政权达成和解，容许将多元化制度化；但他同时又说，这个要求会造成与苏联军事强权对抗。库伦提出了新的见解：在目前的波兰社会『静默大多敷』之中，有5成既不支持政权．也不支持地下团结工会；他们眼见生活条件越来越无法改善，在绝望之余，会有造反的危险；要避免这个灾难性的发展．而由于与苏联坦克这样接近，否定了转换政权的任何想法。所以必须利用所有机会向政府施压力，迫使它缓和及考虑大众舆论。因此，他呼吁人们杯葛国会选举，以证明他们对真正社会和解的真诚。
　　保泽克亦认真看待社会爆发骚乱的可能性。库伦恐怕骚乱而希望避免它发生；但保泽克接受了它具有无可避免的性质，寻求为它提供有组织的形式和倾导。但从以往经验来看，这两种态度在实际上未必有真正的不同。当社会骚乱爆发时，它的规模会超越地下组织所能作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的准备；而在这情况下，他和其它政治上相似的社会运动领袖，寻求阻止骚乱的爆发，结果退到库伦的立场．B 4年1 0月神父被杀之后，社会出现严重紧张局势．这些社会运动领袖却尽力避免骚乱的爆发。这便是一个证明。为新动员作准备
　　地下团结工会领袖的态度受到平里奥批评。他是下西里西亚地区罢工委员会前任会长。他表示：政权杀害了神父和嘲弄地承认，而我们没有反应；他们是在试探社会的抵抗程度；问题不是挑起斗争意愿，因为人群清楚地想抗议，只需要触发这愤怒浪潮；现今．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明显地不会宣布全国总罢工，我们只是在等待自发的罢工。
　　平里奥的批评显示了在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间．存在着重大政治分歧。罗兹地区团结工会会长史诺域最近表示的立场，证实了这个分歧。在军法统冶之前，他是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工会和自管路线的发言人之一。在今天，他描述局势为：新的妥协不再是实际可行的，因为人们知道政府不会遵守它；因此越来越多的市民认识到必须改变现时的政治制度；人们今天认识到这个政府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舆这个国家的利益对立：80年的情况不会完全一样地重复，但历史肯定会重演，我们必须为这作好准备；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和加强在企业内的组织，使它们能够在新的政治危机之中领导工会，因为只有在企业之内，我们才可以打败政府。
　　工人反对派的成立
　　在85年春天，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流派开始在波兰社会运动内形成。4份地下刊物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的协调委员会。它公开发表了一个纲领，寻求聚集支持反官僚革命——这个革命要由工人阶级进行和为了它的彻底解放——的力量。它希望围绕着工人的短期和部份的要求和他们的自我组织，帮助发展和扩大工人的集体斗争。
　　该4份刊物是：  《工人战线》、《工人事业》、《吶喊》和《自由工人》。前两份是由争取工人自管和声称为革命左翼的团体编印的。《工人战线》第一期刊登了《给波兰共产党的公开信》的摘要，该信由库伦和莫扎鲁斯基在64年发表，希望恢复波兰反官僚的反对派传统，两名作者现已放弃了这个立场。《工人事业》第一期则宣称自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环节，和永远不会与一些敌人协议或联盟，包括官僚和资产阶级，后者保证了已破产的官僚继续生存。
　　《自由工人》是『波兰抵抗运动工人委员会联盟》的机关刊物。该组织在上西里西亚活动，支持基础来自企业内的地下小组。它的纲领支持由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总罢工推翻官僚独裁，和支持成立工人政权，以保证建造社会主义。
　　《吶喊》是团结工会矿区临时联络委员龠的机关刊物，亦是在上西里西亚活动。这委员会以支持英国矿工罢工而被西方认识。它是多个矿场的地下工会委员会的联络组织，与团结工会的地区执行委员会出现了分歧和冲突．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组成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包括每个成员组织的一名代表，并负责刊印一份共同的月刊名叫《突破》，第一期已在8 5年秋天出版。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组织的成立，在波兰社会运动建立工人自我组织和自管流派的道路上，代表了重要的一步。要超越运动现在所处的政治和策略危机，这个流派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以下选择的两份『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文件，刊登于《自由工人》85年6月第30期。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的呼吁
　　鉴于生活水准和工作的恶化和必须采取有效的保卫行动，所以迫切需要在广泛的工人团体之中建立联盟，以一个政治纲领为中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自管和劳动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开放刊物的篇幅，给予有志参与制订工人反对派纲领的工人战士和团体，为此我们作出呼吁，强调我们的政治倾向和斗争的阶级性质。
　　与『独立匣对派』和『民主反对派』不同，我们将争取工人利益事业的斗争放在第一位。这并不表示我们低估民主或民族独立的重要性。相反地，我们相信劳动的解放只能在一个有政治主权和不受经济剥削的国家之内存在。我们相信民主只能在一个没有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的制度内，才能充份体现。无论是『现存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或是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版本——美国式、瑞典式甚至是波兰式——都不是这样一个制度。
　　面对着下列事实，我们拒绝保持静默：这个国家越来越在政治和经济上倚赖西方，即垄断资本，和克里姆林宫，即苏联官僚。
　　我们反对波兰沦为殖民地、原料供应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反对唯一的自由是以损害工人利益而自肥的自由。
　　我们认为必须让工人在今天掌握一支旗帜，可以团结起来前进，为保卫工人权利而斗争，和不计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我们认为，无论是波兰共产党或是现在的反对派，都不能够担当这个角色。由于团结工会的中央架构眷恋着社会团结的概念，所以亦不能担当这个角色。
　　团结工会领导层的错误政策令到它走向惰性、无生气的情况；而在它以外的反对派之中，亲资本主义流派占优；同时，对工人的剥削正在加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决定投入斗争。深信胜利或迟或早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抗拒所有官僚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运动的。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执行委员会
　　工人反对派纲领草案
　　1、阶级斗争。从1980年在波兰展开的政治斗争，往往被称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斗争，基本上是阶级的斗争。它是被经济剥削和被剥夺所有政冶相经济权力的工人阶级与靠波共党、军队和警察架构和经济、行政架构支持的国家官僚权力之间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推翻官僚，其它社会团体只有倚靠它才能从官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2、自管。我们斗争的基础目标，是让作为客体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为主体。这只在一个广泛的自管制度之内才可能达到。这个制度包括企业的自管委员会互相以纵和横的架构在地区和全国连结在一起，加上区域性自管机构。自管作为直接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形式，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组成因素。
　　3、政治多元化。自管只能在不受限制的政治多元化的条件下才能运行。我们不能现在预测社会组织和代表团体的确实组织形式。我们不能说国会自由选举的作用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多元化的原则应该支配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的所有形式。
　　4、革命斗争。工人阶级从客体转变为主体，只能通过革命转变的道路。相信可以与官僚妥协的可能性，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可以是致命的。因为我们不能将引进自管制度，即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官僚的垄断互相调和。反官僚起义的其中一条道路，可以是革命性总罢工，转变为积极罢工。得到企业之外的行动支持。只有在这种革命条件下，我们才能期望部份军队，特别是基层士兵，见到工人力量胜利的可能性而加入工人阶级起义的行列。
　　5、自我组织。斗争的革命性质需要一个革命战略，即一个基于发展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战略。在工人斗争的所有发展阶段之中，从目前争取部份目标到未来争取自管制度的斗争之中，自我组织是共同的因素，让自管的原则得到更充份的表现。每场战斗，即使只是有关最有限的问题，孕育了未来革命的胚胎，因为它为工人的自我组织作出贡献。因此，工人运动在它的网领之内的要求，必须考虑3个因素：它们必须切合工人阶级的需要，考虑工人阶级目前的觉醒水平，和能够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和胜利的基础上，提高工人阶级和与它联盟的其它社会阶层的自我组织水平。
　　6、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在今天，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存在，是自我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先决条件。反抗官僚的斗争在80年进入了新质素的阶段，罢工开启了成立团秸工会的道路，后者是波兰官僚制度历史上代表工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独立组织。现在，在工厂建立和加强工人组织，独立于工人阶级以外的任何组织或架构，仍是主要的任务。
　　7、工人运动内的多元化。工人运动的政治发展，需要内部的多元化。必须保卫工人在会所、团体。流派和政治组织之内自由组织的权利。工人运动公民的政治化．基于清楚的原则，只会加强工运。以『削弱工会』、『派系活动』 、『挑衅』等借口窒息这个过程的企图，只能削弱甚至分裂工运，带有挑衅的特征。
　　8、自决权。要了解波兰社会关系的阶级性质，是要包括拒绝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后者将我们的斗争缩减为反抗苏联和争取独立的斗争。我国的基本分界线并不是简化为爱国者与叛国者的对抗，而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对立。因此，作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后果之一，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民族独立是不可缺少的自决权的最充份体现。
　　9、国际工人团结。波兰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它在国外有朋友和同盟。它们便是全球的工人。波兰工人运动能够而且必须取得国际工人的团结支持。东西方的分歧不能隐藏下列事实：两个阵营的工人是被共同利益、共同的斗争和共同的目标，对抗共同的敌人而联系在一起，这个目标是将工人阶级作客体转变为主体。国际团结支持的问题，是革命工人运动的各民族成员的紧密合作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进展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例如在波兰、苏联和英国的斗争。l0、社会化。工人阶级解放的必需先决条件，是它为解放打好经济基础，即是将目前国有化的生产手段社会化，独立于国家，在一个工人自管制度的架构之内。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物质保证，以实现它的利益和其它社会阶层的合理利益。革命工人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将国有财产私有化或是让它独立管理，而是将它真正社会化。我们以夺取政治权力作为工人阶级夺取经济权力的一个手段。
工人反对派
　　要拟订波兰工人运动的纲领和争取对革命斗争的支持，以建立一个自管制度，一个有彻底意义的自管共和国，便需要激进工人活动份子的共同工作，以成立反对官僚的工人反对派为目标。当我们在各组织之间建立联络，甚至在未来成立革命政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广义地反对工人运动；相反，我们希望作为这个运动的革命流派，在它的架构内巩固起来，更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工人运动。由此可见这个纲领的基本重要性：波兰工人的胜利首先依靠采取一个反官僚革命斗争的战略。在实际上，向社会自治的进展，必须基于工人的革命政治认同，包括工人醒觉到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相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组织架构的独立。因此，所有认同这个纲领意见的人，有责任团结他们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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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17:02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工运内对纲领的辩论
本刊资料室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几个月来，不断与政府官僚在大小问题上发生对峙。大部份精力放在注册成立方面，所以集体讨论纲领性问题还未大量出现。本刊现介绍两篇有关工会运动今后纲领去向问题的文章，只能当作是运动内讨论纲领的开始，亦反映了一部份思潮。
　　第一篇作者库伦，是波兰『社会自卫委员会』(KOR)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在一九五三年被逐出波兰共产党。他的异议活动实际开始于一九五六年波兰事件之后。他经常被捕，出入于监狱之间。他宣称，由于波兰地理环境，不能有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提倡成立独立于当局的社会组织：自由工会、学生运动、农***动、消费者运动、知识分子运动等，对当局施加压力，以带来有限度的民主化，虽然他拥护『议会民主』和『民族独立』，但他认为在波兰不能实现，所以拒绝提出这些口号。这个想法影响他对纲领的看法，亦是不少波兰异议者的看法。
　　第二篇选自『八○年八月论坛』在十一月初举行首次研讨会后发表的文章之一。作者史拉法资料不详，『论坛』是由华沙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团结工会人士发起’由华沙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团结工会的战士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主持工作。
　　在目前的波兰异议知识分子中，各种倾向都存在。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如莫士奴斯基，认为实际运动要在『党专政的范围』内进行，坚持要与当局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又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的米尼克宣称：『梦想推翻当权者是幻想和危险的。我们不满意当槽者，但他们继续存在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至于库伦，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矛盾的论点。一方面．他相信对峙是不可避免的，又谈及制度和当权者的瓦解，指出『激进化表示转向与当权者和政治架构的对抗』。但他同时又坚持要界定运动的动力，而通过部份和渐进式的纲领进行。
　　到目前为止，由于运动的新生脆弱，为了争取时间以组织群众，工会运动所作的妥协是必要的。这些妥协并未出卖工人的利益，这从每次新的冲突中工会所采取的立场看到。但如果因此而坚持将工运限制在一个『最低纲领』之内，正如库伦所一再强调，则是错误的。事实表明工人不只限于眼前的经济要求，例如最近在团结工会支持下要求撤换不少党和政府的地方领导人，限制警察的军队的角色等，都远远超越了库伦的『有限度的最低的要求』  ，而合乎『八○年八月论坛』所指的工人要求管理。因此运动现在所需要的纲领是『要基于扩大经济权力的要求。而经济权力是要直接控制在工人阶级手裹，『不只要在企业的层面上，还要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上』。这就带来下列问题：工人在目前情况下应接受甚么形式的经济管理？应否如莫士奴斯基所指『在目前波兰的经济情况下，双方都应该有理智』呢？但必须明白一点：官僚作为社会寄生阶层的本身利益，是与集体经济的良好运行矛盾和不相符的。因此要反对与官僚共同管理经济，要将工人对经济事务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便需要坚持工会不能采取消极保卫性立场，要刺激各种民主形式的出现，让工人能表达他们的意向。
　　『论坛』一文还提出从基层订定计划和容许工人真正控制经济(它提议在议会中增加工人议院)。它还着重指出在企业和地区层面自治的互相联系的重要性，这与另一些人主张冻结中央计划，而经由市场关系来解决矛盾，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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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17:04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如何界定运动动力的界限
作者：库伦
制度的解体
　　试设想在波兰铁路局由中央制定的火车时间表上，人们突然加入一些由铁路工人或乘客民主决定的火车班次；独立工会在这个所有社会生活均由党或国家中央指挥的制度中，就好像这些新加的火车班次一样。当然，一个社会制度，就算是极权的，也永不会像火车时间表那样无误，但它是不能在两个完全矛盾的逻辑的基础下进行的。
　　以经济计划为例。每年九月和十月，各领导和工人收到来年的经济计划指示，以作『咨询』。通常这些计划受到严厉批评，然后中央订出最后计划，但这些批评却完全没有被接受。今年，这情形不可能再出现。人们有了力量，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在各工厂大会中。计划被拒绝了。在这情况下，执政者能否另订一个有效而又符合社会愿望的计划呢?人们曾经作过努力，例如在1956年，经济学者、经理和工人自治运动都尝试过。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未因此解决。现在，没有人会再尝试它。但计划将会被整个社会接纳或拒绝。在后一情形下，依照不同火车时间表行走的火车将会碰撞在一起。
　　同样例子在其它部门亦出现。一些公寓的住客已开始实际管理合作社。医疗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等都出现同样情形。高等教育人员亦组织独立工会，实行自治的计划。
　　所有这些运动，还有很多不胜枚举的，都削弱了中央计划的权力。每个运动都加剧了中央计划制度及其机构的解体。为了阻止这个解体，国家机构或是将社会自治运动镇压下去，或是将制度实行民主化改革，并要很快地实行。
　　第一个方法是不可能的，社会已经独立于国家政权而组织起来，这是社会卅五年来第一次有这样的自治组织的情况，迫使政府改革，面对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政府甚么也做不了，它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可赖以支持的团体。它只有出动军队。而在实际情况下，这个军队必定要是外国的。
　　第二个方法又是否可行?国家机构能否极为迅速地改变性质和制度呢？我恐怕这也是极之不可能的，但这会否迫使它采取自杀的形式，以武力阻止运动呢？这会很可能最后带来苏联入侵，政府有倾向使用这个来作威胁。但我们目前是不能将它当为假的。因此是否需要煞停运动以停止入侵的威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到，每一个社会运动都有它本身的动力，我们不能不考虑它而从裹面或从外面领导它。
社会运动的动力
　　多年来被剥夺权利、受欺侮、受羞辱的人们，现已成为一股巨大力量，但他们仍未完全醒觉到这点。我认为他们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只因为反对生活条件和反对他们认为应负责任的当权者而行动起来。很多人不相信能够获得甚么。对于他们来说，我们首先只能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围绕这些要求组织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就提出『民主独立』和『社会民主』等口号，虽然这些口号无疑是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的，这些口号却不能吸引社会的大部份群众，因此是不实际的。所以在开始时我们只能提出有限度的最低的要求，不是人们所期望的，而是他们认为是必需的。而如果人们因此行动起来，一个运动就形成了。运动的每一个胜利，就会帮助提出更符合社会愿望的任务。
　　我们从七月和八月的大罢工行动中可清楚看到这个发展。
　　对于政权崩溃的问题保持沉默，并不是解决的方法。这个崩溃是事实。如果社会的民主化运动不考虑这点，便会受到挫败。政权愈变得软弱，而因此亦更难在政策上适应环境，则民主化运动会更趋激进。在这个情形下，激进化表示转向与当权者和政治架构对抗。
　　每次向前走一步，危险的感觉就减弱一些。波兰人民无疑是意识到苏军入侵的危险，但政槽已滥用这个威胁。到了罢工工人最后得到胜利时，这个阴影已大部份置诸脑后。
　　我们能否为运动的动力定出界限呢?答案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应该这样做，但唯一能做的方法，是倚靠一个能够让运动发展而又同时给它定立界限的纲领。
　　我们要明暸，我们面对的，是群众运动的阶段，只有那些清楚和公开地指出他们的目标和恐惧的纲领，才有成功的希望。民主化的关系又反过来帮助令歧见出现和解决。在未找到共同纲领之前，我们应该让分歧存在。重要的是大家都清楚明白到这些分歧之处。
我们的任务
　　我曾指出有一个机会能够指引社会运动维持他们的要求而又是在国家安全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就是制订一个能符合波兰人的愿望而又不超越他们的界限的民主化计划。这就是社会自治组织的计划。它要求的就是独立的工会、地方和工人自治、科学和文化的自治，总的来说，就是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主的创造。
　　这一个运动不能提出要推翻政权，但经由运动的存在及其机构向政权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亦是最紧急的，它耍帮助当权者实现这些要求，我心目中是指专家、科技人员运动承担策划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在各方面开始实行经济自治。长远来说，这个运动要触及整个国家行政。但从现在起，一个大规模的工人自治行动可以动员起来，讨论经济改革和计划改革，这将会是整体改革的条件和动力。
　　在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不触犯到国家安全的界限内，社会为将来作准备，但这些界限并不是固定的。当苏联的国际局势变坏时，苏联国内及其势力范围内的离心力发展起来时，或是当苏联集团在经济上更为倚赖西方时，这些界限便会改变。议会民主和民族独立是波兰人的两大愿望，我们不能在目前为这些任务订下计划，但它们同时仍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前景。
　　我们已来到不能回头走的阶段。我认为苏联今天容忍基层的民主化，是为了避免军事介入。明天，她会接受民主化过程的新的进展，以交换对其军事利益的保证。再后来……，我们能够继续估计下去。但重要的是，波兰社会一定要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所以她一定要基于独立和自治的运动组织起来。
当前的任务
　　第一，要清楚地界定工会的任务系保卫工人利益的工人组织。工会不应该走进工人自治的范围，它们不应干预经济改革、或根本的改变、或执政者的运行。一句话，它们不应代替了执政当局。很自然地，有很大压力抗拒这些限制，因为独立工会今天成为社会组织过程之首，而社会又要求决定自己的前途。我们在格但斯克协议中清楚见到，协议双方是当权者和社会，协议影响到差不多社会生活的所有部份。
　　但各战士应该抵抗而不是排拒这些压力，因为排拒是不可能的，工会只能负责他们的一部份要求：保卫工人的明显而确实的利益和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们要促进其它的民主形式，即其它社会组织的形式，后者负责社会要求掌握权力的任务，例如各自治议会。从这角度来看，格但斯克工会会员的两个努力似乎特别重要
　　首先是工人议会的构想。在这些议会裹，工人处理作为企业的共同拥有者所面对的问题。但他们与当局谈判，而不是与工会谈判。第二点是保存现有企业议会并将它变为真正代表工人，现由工会控制的社会基金将会由这些议会处理。这个议会由所有受薪者选举，独立于工会。它负责管理社会基金的运用。工会完全不介入它的行政中。它提名竞选人，监察它的运行，经由被选的工会会员控制，帮助和保卫它，但无论如何不会代替了它。明显的好处在于解除工会战士们的行政上的问题。工会因此可以保存它的工人性质，工会战士亦因此不会变为管理人员。
　　第二，我认为组织经济改革运动是最迫切的任务。同时工会应该继续为社会的需求和工作的条件而斗争。工会只代表一方面的观点。只有在协商中才会与其它观点共同讨论。我们不能现在就接纳国家的观点，只有经过不同利益之间的讨论，才能形成这样的观点。
　　国家对市民的控制，根源于没有任何人能代表市民的观点。因此，所有都代表国家和国家的利益，这不单止摧毁了市民，亦同时(甚至更首先)摧毁国家。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讨论，应该在社会运动的层面上进行。关于计划和经济改革的协商，应该在工会运动、经济改革运动和工人议会之间进行。但应该不止这些。
　　农民自治运动现在开始诞生。它特提出农村经济改革的计划，它应该受到有关的科技专家和学生的帮助。它必须与工会和经济改革运动共同决定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特殊利益。
　　另一个重大任务是在所有社会生活范畴内的独立活动，除了科学、文化、经济的自治外，还要教育的自治，还有保卫法律权利的运动、法庭和律师的独立等等。
　　在众多社会运动面前，所有中央化的倾向必须预先被驳斥。要达到这点，所有不同运动的战士都要共同地、公开地探讨纲领，首先有分歧，然后达成一致，联合起来。建立民主的巨大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只有民主地进行才能达到。
　　写于华沙，八〇年九月
(节译自国际通讯．洲际通讯合刊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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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18:22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甚么样的团结？甚么样的共同管理？
作者：史拉法
　　(一)
　　现在重要的是决定独立工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特别是在政权和国家已发动了对团结工会的攻势，以『党在国家的领导作用』为名，把工会运动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团结作为攻击目标。
　　正当经济危机日渐恶化时，当局向工人阶级提出『共同责任』和『共同管理』。他们并不满意工会的非政治化的宣布，要求工会运动共同负担危机的责任。
　　因此，工会运动迫切需要表明它本身对团结和共同管理的概念。而当局正力图阻挠工人构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观念。工人是否真正要求社会主义？兹引什切青联合工人委员会在十月一日的共同声明，以排除任何怀疑：『我们，正如全体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运动一样，是拥护一个进步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拥护波翻的平衡而和谐的发展……我们不欲改变制度，但我们争取实现一个真正是工人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
　　我们不能够接受『从上面来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想象的团结。但独立工会运动不能简单地取消『共同管理』的口号。对它的要求实在太强，是真正来自基层的。所以不能让工会运动放弃以本身的原则来达成团结的机会。否则，即使只是将这问题押后，独立工人运动也会是放弃了七月到九月罢工所订立的主要目标。
　　(二)
　　在七月至九月，罢工工人向自己和整个社会提出下列问题：一个工人怎样才能成为波兰全体人民的一份子？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同时担任两个角色，作为生产者和作为国家财产的共同拥有者？简单地说，怎样才能消除特权者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对他们工作的掠夺和对他们工作成果的侵占？
　　我们清楚明白工人到目前为止被剥夺了甚庆。他们从未曾是一个市民。工人阶级只被当作劳动力。他们在工作上、在工作间被粗暴对待，而在电台、电视上却被称为『共同管理者』。但对他们的领袖来说，『共同管理』只代表聆听和工作，和在被要求时鼓掌。
　　工人不能够考虑或参预关系国家和社会大事的决策，因为他们被大量工作、超时工作和各种『自愿劳动』折磨掉所有精力，因为他们在当权者的眼中只是一群劳动力，没有名字，也没有面孔。他们不能支配自己的工作或是工作成果的享用，因为所有这样的要求，都被千千万万的领袖立刻抹煞和漠视。
　　从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天起，运动的主要目的，已清楚地显示出不单是经济上的要求。这个目的是肯定地要清除所有阻止工人阶级行使社会功能的障碍。在目前讨论独立工会的角色和团结、共同管理的口号时，一定要从这个罢工运动的主要目的得出结论。
　　(三)
　　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为自己的社会权利斗争时，扬弃了国家工会的模式，要求成立独立于国家机构的自己的工会。因此而来的的问题是：除了保卫工人的利益外， 新的工会应否再尽以前工会的所有功能呢？又或者在吸收它失败的经验后，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订定工会与国家和党的关系呢？
　　在以往的理论上，工曾是企业和国家的『共同拥有者』，要对经济的后果『共同负责』。但在理论和实际上，工会都一向是与工人和社会对立的一个工具。
　　实际的『共同管理』只是一个陷阱，只是官方的一个手段，用来摧毁工人领袖的独立性，用来收买和在政治上打击他们。政府的发言人一方面向团结工会提出『共同管理』的原则时，另一方面却恐吓工会的领袖，这丝毫不是偶然的。
　　因此，第一个解决办法是工会拒绝『共同管理』的原则。工会将会被迫采取消极立场：我们对企业的运行并不负责任，我们只保卫工人的利益,我们没有兴趣参与决策，但我们对违反工人利益的决策会加以抵抗。九月提交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一份『独立工会实际行动计划』就有这个倾向。
　　这个守势立场是不乏吸引力的，但它并不全部反映罢工运动的主要目标。当主要工作是成立组织架构时，作为当前的纲领，是不出奇的。但作为现在和将来的纲领，则会引起疑问，特别是它既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潜力，也不符合其醒觉和志向，如果只是为了保卫物质和社会利益的话，什切青等地的工人要求限制特权阶层使用奢侈品便成为不可理解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是保卫我们作为劳动力的利益，谁人当总理又与我们有何关系呢？如果他们予我们足够的报酬，那么他们兴建蒸汽浴室、别墅和房舍又关我们甚么事呢？铁路工人绝食罢工以要求限制工资级别又怎样理解呃？哪一个西方工会领袖会要求限制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或要求公开他们的银行账目呢？
　　在我国，工人提出的这些特别的要求，全部不是消极保卫性质的。他们不单止要求取回作为劳动力的权利，还要取回作为国家拥有者的权利。因此，『纯粹』保卫性的想法，限制了今年夏天运动的重要性，将最主要的目标减为肉类问题和劳动力要被领导人好好对待的问题。
　　我们坚持：不应只分析客观情况。保卫性立场并不能完全估计到工人阶级的觉醒水平。而工人阶级是以三个信念支持自己的；我们是一个有力和强大的运动，有能力斗争和谈利，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条件。但在保卫性立场中，我们清楚地见到害怕将一些事实作出实际的结论：工人阶级现在有真实的机会成为国家的拥有者，有真实的机会实行工人的社会主义。工人的力量不单只能抗议和破坏。这个阶段，如果当局容许的话，已属于过去。工人现在已表现出他们要求和能够用议会和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策划生产过程，能够在企业内和在地区上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生产工具，要求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被浪费掉。一句话，他们要求管理而他们又有能力这样做。如果情形不是这样的话，格但斯克协议第五点关于整体经济和整体社会问题的条款，将会完全没有意义。   因此，可以取代对独立工会角色的保卫性立场的纲领又是怎样的昵？
　　这个纲领要基于扩大经济权力的要求，而经济权力是要直接控制在工人阶级手裹，不只要在企业层面上，还要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上。只有从这个纲领出发，才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团结和发挥共同管理的工人的构想。我们在下面简略描绘出这个构想，关于计划和管理两方面的主要因素。
　　㈠  社会经济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和全国性的，都应在基层制订，而不是上头的中央决策的功能。这表示扬弃现在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步骤。要建立一套指标制度，以容许清楚订定当时的社会优先计划(特别是经由一套价格制度反映出来)，作为基层订定计划的一个必要因素。
　　㈡  由基层来订定计划，容许在企业的层面订定收入的再分配，容许设立投资的指示计划，以使中央能基于这些初步的资料，在几个不同的方案中，决定再分配。
　　㈢  扩大在区域层面上的企业之间的合作。我们原则上接受由中央决定对重要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分配，和成立一些分配系统，但这要配合所定下来的各种优先发展指标，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指标。这样的工人运动的区域性架构，不但可以满足工人的要求，还可以帮助工业上的合作。
　　㈣  工作和生产的安排，由工会和其它工人控制的组织全权控制。这点是极为重要，特别是因为技术官僚不单只宣传给予意见，还要垄断决定权。
　　㈤  薪酬制度同样由工人控制。尽快消除件工制。
　　㈥  聘请领导人和厂长同样地由工人控制，要承认年期限制的工作合约的原则。
　　(七）  工人和专业组织有权要求独立的专家团体，帮助准备有关生产和计划或其它社会或薪酬的问题的建议
　　㈧  为了保证工会运动在中央计划和其它决定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上有权，组织制度必须改变，其中包括成立一个工人议院，以别于现在的议会。这个议院目的是代表工人的利益，有权立法和有否决权。
　　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共同管理，将会实际保证工人阶级的目前和长远利益受保护，保证工会运动有物质基础来维持长期独立，因为它将倚赖无产阶级的经济权力．这样会是实现罢工运动的主要目标的第一步；在整个社会的平面上，生产功能和社会功能统一起来。
　　在目前，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已成为现实，一个只集中于『薪酬』或『经济改革』问厢的纲领已经过时，现在的纲领应该考虑独立工会运动的抱负和可能性。这只剩下一条道路：对经济的控制。
　　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要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民主化，只能是一个假目标。
　　写于华沙  八〇年十一月
(节译自国际通讯•洲际通讯合刊
　　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3-2 00: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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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18:50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反官僚斗争升级与工农联盟
作者：小点
　　过去几个星期来，反官僚斗争在两个层面上升级。团结工会首先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要求。在一月十日(星期六) ，工会号召工人，为实现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要求而在星期六不上班。七百万工人响应号召，包括八成华沙地区工人和更高比例的波罗的海沿岸工人。
　　波兰工人多年来一直要求每周工作五日，因为西欧不少国家工人已取得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的权利。早在一九七二年，政府已答允到一九八〇年就实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计划。在去年八月签署的格但斯克罢工协议，政府答允在年底前草拟好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建议。可是．政府后来又倒退，说这样做，生产会减少12%；政府又再作出一些承诺，说在八三年就减少工作日，或是星期六不用上班但平时加长工作时间。
　　团结工会则要求实现格但斯克协议，要减少工作日但工资不减。当政府拒绝或采取拖延手法时，工会就号召工人星期六不上班。在一月卅一日，政府再作妥协，『原则上』同意每周工作五天的要求，实际上今年每周工作四十二小时，每月有三个星期六休息，另一个星期六则工作八小时。
　　此外，政府打算在一月底实行新的新闻检查制度，这又导致政府与独立工会的另一次直接冲突。在一月卅一日，政府答允容许团结工会制作每周播出四十五分钟的电视节目，内容不受当局审查。工会又可以出版周刊。
　　反官僚斗争的另一重大层面，是农民的团结农会运动，三百五十万的农民将会成为波兰一千万工人的有力盟友。政府拒绝农民加入团结工会，说他们是个体经营者。但农民则辩说，由于政府规定了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实际上是为国家工作。独立农会临时委员会在八〇年九月七日在里索成立，在十月九日于加球举行第一次公开集会。在十二月廿九日占领了西南部的雅斯基顿城镇的政府大楼，在十二月卅日又有八千人在华沙最高法院门前示威。
　　农民的要求得到工会的积极支持，在一月六日，工人和农民共同在南部三个城市进行一小时总罢工，工人罢工一方面是为了抗议政府骚扰工会组织者，另一方面是表示支持农民，尤其是支持雅斯基顿城占领政府大楼的农民。
　　农民问题是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官僚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五六年，官僚层迫于要取消强迫集体化。)
　　在一九五六至六*四年的反官僚斗争的第一阶段中，最前进的文件是库伦和莫札里斯基合写的《给共产党的公开信》(1964)，这份文件有很重要的部份谈及农民问题与工农关系。其中说：
　　『工人的利益，要求农产品(消费的基础)能合理发展，就是要大量的小型和中型个别土地能发展，它们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增加。正因此，工人阶级成为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的代言人，同时建立了工农真正联盟的基础。』
　　公开信继续说：
　　『农民必须根据其经济基础而组织起来，并为自己取得政治代表权。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生产者组织 。这是为六成在小块耕地上勉强过活的农民开拓机会的关键……』
　　公开信将这类农民组织的必需性，放在建立工人民主的全面革命的内容中来看：
　　『工人阶级被奴役，是其它阶级和社会阶层被奴役的主要根源；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时候，也解放整个社会。』
　　文件谈及工人阶级要从事的一系列民主任务，以便能从官僚层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其中包括：
　　『它必须实行多党制度，因而令整个社会有政治自由；
　　『它必须消灭预防性新闻检查制度，必须实行新闻、科学研究和文化创作的完全自由……。
　　『它必须将行政架构置于民主组织的经常控制之下，并永远向后者负责……
　　『它必须保证农民能控制生产，有经济、社会和政治自主，因而将农民从永远是任何政府的无权无力臣民地位解放出来，成为活跃的市民，有组织性，并参与决定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决策。』
　　事实上，在最近，农业和农民问题在官方报刊上也有更多提及，一些文章强调要保证农民的权利。而农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对政府漠视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反感。
　　现在已很明显看到，波兰群众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问题，如果没有农业生产力可观地改善，是无法解决的；而农业生产力要提高，就必须要农民能直接作出各种决定。
　　同时，工人提出更短的工作周的要求，也令到基于工人民主来重新组织经济的问题更为尖锐。
　　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
波兰的『团结农会』
　　波兰的政府不但面对『团结工会』的各项挑战，更遭遇农民组织起来的抵抗，波兰的农业人口仍很大，有约三百五十万人。农地有八成是私有的。
　　农村机械化的过程一直很慢；马仍然是主要的动力。农地是小块的，大部份农屋没有水厕，大部份乡村的路是没有铺好的。
　　国家通过订定农产品的税收和农具的价格，对农民进行压榨。去年夏天农民写给罢工工人的一封信说：
　　『公社领导人和党委书记有无限的权力控制我们。他们随时可以将我们的土地拿走，剥夺我们的财产，将我们的子女转到其它学校，禁止我们完成造屋工作，将我们的家庭成员征召入军队，以便送他们到国营农场工作。……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控制领导人或反对他的决定而上诉。』
　　农民开始组织起来，始于七八年夏天，当时国家颁布退休制度的修改法例，实际上是威胁到使贫农破产和丧失土地。
　　五十万的农民参与了抗议罢工。今日，『团结晨会』宣称拥有一百万会员。
　　农民很快就利用了工人运动制造了的机会，最初想加入『团结工会』，但法庭说他们是个体经营者，不能加入工会。
　　农民的反应，就是组织自己的农会。在十二月三十日，他们在华沙最高法院门外进行示威，等待法院宣布批准他们农会的注册。
　　法院以技术理由休会，农民就认为这意味法官将让步，令他们的农会合法化。
　　农民要求供应更多的煤、肥田料、机器和燃料。此外又要求更好的医疗服务、道路和水利。
　　农民也要求学校裹有宗教课程，以及农民可以从国营农场那里买地。这两个要求被西方报刊大加宣传，但它们只是农民的要求的一小部份。
　　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和支持农民。波兰团结工会与团结农会的关系保持得很密切，而且互相支持，这是工农联盟共同对抗政府的有效力量。
　　要达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就有两个必须条件：国家要付出较高的价格，使农民能提高他们的文化和物质水平；国家也要将从农民处取得的税收再投资到农业的发展上面。
伊朗工人声援波兰工人的斗争
[以下声援波兰工人及其独立工会的决议，是在八〇年十二月三日由伊朗伊斯法罕一间大型织造厂的雇员普运伊斯兰委员会在八0年十二月三日通过的，决议是致送给波兰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八一年一月十九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加以转载。]
战斗性的兄弟姐妹们：
　　1．我们每日都听到你们在波兰为争取成立合法和被承认的工人工会的斗争消息。到目前为止。你们己取得罢工权利和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我们恭贺你们这些胜利。你们提出的新的要求(包括要求释放最近被捕的战斗性工友)，显示你们在争取到工人民主之前，仍要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波兰政府的攻击，显示这个斗争不会容易，但你们是可以争取到许多东西的。
　　2．通过由霍梅尼教长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我们学习到，唯一继续将革命推展的方法，是依赖被压迫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刚开始的不断进展的革命。为了保证它能继续，我们已建立了伊斯 兰工人委员会和伊斯兰委员会。我们也在建立在霍梅尼教长领导下的二千万人的军队。
　　3．在过去两年来，伊朗被压迫群众取得了惊人成果。许多工厂被收归国营，由伊斯兰委员会管理。属于巴列维王朝和许多大地主的土地已分配给贫农。我们赢得了成立自己的伊斯兰工人委员会的斗争。重建运动和扫除文盲运动，已帮助我们的贫农改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最主要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我们经常试图将之扩展到全世界。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南非人、黑人和美国印弟安人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所有斗争。我们不会让帝国主义强国再统治我们了。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强国(尤其是美帝)不断地攻击我们的革命。这亦是为什么伊拉克的反动政权在美帝直接支持下攻击我们的原因。
　　4．我们认为你们为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是正义的和革命的斗争。西方新闻报刊声称你们受到西方资本家的影响；这是一个诬蔑的指责。我们明白这点，因为同样是这些新闻报刊，说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反动』的。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向你们表示声援。
　　世界被压迫群众团结万岁!
　　不得插手富战斗性的波兰工人!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3-2 00: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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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20:25
波共高层领袖的内部谈话
　　【以下译载的是波共一名高层领袖的讲话节录。普立斯基POREBSKI以前曾任弗罗茨瓦夫WROCLAW理工学院校长，现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成员及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区)党第一书记。
　　这份报告是普立斯基82年10月中向弗罗茨瓦夫党内领袖所作的内部讲话，被人偷录得到。从报告中，我们看到官僚层的意图，也看到他们内部所使用的语言。】
　　首先，简单谈谈政治形势。我们今天是10月15曰星期五，如果数一数，我们已连续三天有三间工厂有人试图散播骚动，这三间工厂是DEITA—HYDRAL(旧名是WSK)，铁路修理工程厂ZNTK，及洗衣机和雪柜制造厂POLAR。
　　『骚乱』
　　骚乱在13号星期三开始，DEITA—HYDRAL很早就有一个生产部门罢工，接着装配线也罢工了，简单说，即该厂工人罢工了。接着示威蔓延全厂，在不同时间有二百至一千人甚至更多的人聚集起来。
　　在DEITA一HYDRAL，搞麻烦的托辞是由所谓早一晚电视新闻广播中的一则报导引起，报导说在一次党会议上，通过了一次决议，其中说DEITA—HYDRAL的工人支持国会通过的新工会法例。我本人没有收看这个电视节目，但我曾出席其中一个党会议。工人显然误会了。党组织不过以自己的名义就这些决议投票。这是遵守党的指示，指示要我们显示对这次法例的支持。
　　在工厂发生的事件中，工人喊不同的口号，包括『释放被囚者』、『打倒党』等，都是我们在这类骚乱事件中常听到的口号。
　　我想指出的，是这三间工厂都已军事化，而它们都位于同一地区。这点不是偶然的。我认为这是一次有意组织的力量试验。
　　同一日，同一时间，ZNTK厂有一个持续三小时的集会，他们用的是同一借口——电视上关于DELTA—HYDRAL的错误报导。
　　第二日，即10月14日星期四，当上述两间工厂的骚乱已经停止时，POLAR厂却发生同一类型的集会，以同一方式组成。这次，借口是『支援HYDRAL工人』。在最高峯时，有二千人集合。
　　我们的对策
　　我们有甚么对策？在DELTA—HYDRAL厂，我们关闭了技术工程人员部门。这个部门似乎(从过去几星期该厂散出来的传单看来)是骚乱和印发传单的幕后动力。而且，由于该部门的工人穿着的工作服易于辨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工厂示威的发起者。事件起源的生产部门也被关闭了。现在，我们正检查所有工人，之后，其中一些人(那些以前和现在都最活跃的)将不会再被雇用。另外两间工厂也是同样情形。
　　示威及参与者的成份
　　这里要提及的其它骚乱事件(你们从报导的简短报导中也许已知道)，是人们试图在弗罗茨瓦夫纪念团结工会成立的纪念碑前示威。在两、三个小时内，来去的示威者有五百多人。因此，比起以前，现在规模较小了，但有一个危险的事实要注意的是，这次与8月31日星期二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工厂是沉寂的，今次，我们的敌人却成功地在工厂内散播动乱。
　　此外，当天主教弥撒在下午六时半结束时，骚乱更为严重了。当那些我们可认为是真正虔诚的教徒离开后，约一千五百人开始在市中心游行。于是，就有必要将这个示威驱散，而且这次要更快速地进行。
　　我们要注意的是，参加弥撒的人是被一个讲道内容煽动而行动起来的，虽然在(新)工会法例未投票时，我们已与每一名教士和神父讨论，要他们警戒，向他们解释情况。但另一方面，大部份教士在这次事件中表示了中立，接受了我们的劝告。
　　如果我们当被捕者大致可以显示示威者成份的情况，那么，在约220名被捕者当中(他们有些被查问然后送上法庭，有些因无犯罪的证据而获释)，超过150人年龄在25岁以下，约160人是年青工人。以前的骚乱中也是大约这个比例。而在被捕者当中，也有一些大学和中学生，后者有40余人，不及被捕者的20％。大学生则更少。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类示威行动中，差不多找不到完成了高等教育的人。
　　工会法例
　　我们谈谈第二点：工会问题。我在这裹想强调(虽然事实不幸地并不切合这个理论)，我们希望这些初步的组织由运动的有权威的真正活跃份子组成。一句话，我们不想建立党工会。而且，我们波兰统一工人党一些基层组织拒绝通过支持新工会法例的决议。这只是一个小部份，但它是存在的。
　　至于初步的组织，应该从这个月(十月)开始成立，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希望它们不是强迫地成立，尤其不要只由党员组成。党员已经在我们队伍的了。
　　问题是吸引非党员的工人和青年。这是我们的指示的意义。因此，你们有这些会议时，希望你们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们在时间中紧迫了，所以在成立这些初步工会组织时就干出一些傻事。
　　至于『国际劳工组织』，我要强调我国政府已从该组织的专家(但非该组织本身)收到一些建议。该组织有两点是不接受我们的，第一点是解散所有工会的是国会而不是法庭；一般情况与我们不同。第二点是我们只成立了一个工会，而尽管我国法律容许几个工会成立的可能性，但这个法例已被暂时取消三年。在第二点上，我们是完全明白这是违反『国际劳工组织』所接纳的原则的。
　　这里我想指出(可能将来会对你们有用)，就是我们以前错误地说，我们要面对和还击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我国的变化和工会问题会采取的负面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说：这个态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专家认为这些国家有些是空谈多于具体行动，但有两个国家(实际上三个国家)对这个问题是颇坚决的，它们是美国、西德和法国。但据专家认为，法国正积极筹备密特朗舆勃列日涅夫的会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表态只是空谈，对其东欧国家政策没有甚么影响。
　　但我们不应迷失于猜想之中。事实上，波兰并未被其它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联合国上抨击。而事实上，我们取得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的谅解(即使不说同情)，在这个区域他们不会抨击我们。非洲国家也没有敌视态度，而除了澳洲和纽西兰外，其它国家也没有。美国取消了『最惠国』贸易条款，表示我们在输往该国的二亿美元贸易中，我们损失了四千万至六千万美元。
　　我们与教会的关系
　　最后谈谈我们与教会的关系。你们已经看到一些简短的报导，是关于国家当局代表与教会当局代表的会谈。最近，会谈内容是关于教宗保禄二世的访问。我们得的资料显示，教会希望这次访问是一次盛举，而且要很久。我们方面的条件，则是我们要明确界定这次访问的性质以及教宗会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求教会在教宗访问之前澄清它的态度。我们想知道教宗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包裹。目前的讨论就是关于这点。波兰主教格林普GLEMP就这问题致函雅鲁泽斯基同志，而我们的反应是明确界定我们的条件。虽然格林普在过去数周来非常坚持要会见雅鲁泽斯基同志，但当他看到工会法例将会在国会投票决定时，他就退缩了。我们方面则警告教会说，如果他们继续不断行动和利用群众来反对国家的话，我们就会
　　(1) 进行公开的争论；我们会取消有关对教会行为的新闻的禁制。我们在昨日的报导上已有一个例子，它明确地指出某位教士组织了这些事件。
　　(2) 开始由检查官调查那些在讲道中进行明显的反国家活动的教士。
　　这事件并不简单。事件很复杂，而且有负面情况，但国家必须有一些行动，使教会不会以为可以随所欲为。政府不想与教会进入斗争，我们不想有新的斗争前线。如果我们将来某日想限制教会的活动余地，那只能在时势有变更的情况下才发生。我这样说，是因为经常在党会议上，有人发出这类呼吁：『我们一次过解决了这个教会!』喊这类口号并不困难，但现实是教会是存在的，我们必须与它协议。
　　战争状态会在形式上解除
　　作为结束语，让我谈谈战争状态的问题。关于解除战争状态的问题，我们的决定没有改变。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在年底时解除战争状态。虽然发生了最近两次事件，即8月31日星期二和10月lo日的事件，但我们没有改变决定。我们前面还有最低限度两个周年纪念日子——11月10日星期三和12月13日星期一。我们要等着瞧。我们的打算是，在取消或暂时中止战争状态时．我们将会赋予政府特别权力。我现时想到的例如将工厂军事化，作为加强工人纪律的一个途径；宣布个别地区或是全国维持『紧急状态』；这些权力将容许我们快速行动来平静局势。不过，在形式上，战争状态将会解除。我再次强调，在目前，我们的意图与雅鲁潭斯基同志向国会作报告的那个时候并无改变。
　　(微丝译自82年12月13日《国际观点》)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3-2 00: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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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1 23:04     标题: 非常抱歉，本电脑暂不能做繁简转化。
波兰政府企图破坏工人组织
作者：东升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5年10月
　　在所有斯大林主义者统治下的工人国家，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更谈不上替工人争取较佳的工资，及较好的工作环境。他们视工会为执行国家政令的一个附属机关，是纯粹履行生产任务，拼命加强工人劳动的一个工具。为了达致将工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气的组织，斯大林主义者一方面通过党、团组织，全盘把持工会领导，控制工会所有的行政，事无大小，均一于包办，工人群众根本无置喙之余地。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地选拔一些唯命是从的份子，美其名为工人劳动模范，给予他们各种政治上的特权，优厚的经济利益。例如慷慨地配给他们极之舒适的房屋居住，无须轮候就可以获配各种精美的日用品，按时送去环境优美的疗养院里渡假，总之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尽力扶植一批工会官僚贵族，藉此分化工人阶级的团结，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仇视，转移统治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因而可以确保其统治世世相传。
　　波兰工人阶级同官僚层发生了无数次冲突之后，它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要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到侵犯，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除了敢于起来斗争之外，还要设法摆脱工会的把持，另行创立一个能够广泛代表工人意见的组织。因此，在一九五六年波兹南工人与官僚层斗争时，它们就在工会之外成立了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以普选形式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一个独立的代表团，把工人的意见直接带到华沙的官僚当局。波兹南工人这一勇敢的行动，迅速感染波兰各地的工人，他们群起效尤，亦相继成立各式各样的工人代表大会，他们希望通过这一个『人民民主』的行动，能够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面目，从而初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模式，使工人阶级有机会插足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等事务的活动。当时，波兰政府在声势浩大的工人压力之下，不得不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正式通过立法手续，承认工人代表大会的地位。
　　波兰政府这一让步政策，并不是表示要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决心，相反，这只不过是它们一项缓兵之计，一俟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逐渐冷下来时，它们就以偷天换日的手法，逐步进行瓦解及瘫痪这些出自工人阶级自创的组织。在一九五八年期间，波兰官僚当局藉着发展及扩充工人代表大会的名义，软硬兼施地强迫工人成立一个所谓『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通令全国各地的工厂贯彻执行。这个委员会规定由三方面的人所组成，第一个三份之一成员从『工人代表大会』选任：第二个三份一成员由工厂共党党委会委员填充；余下的三份之一代表额配给工厂的工会代表、青年组织的代表、工程师及技术员等。
　　即使以这个官方钦定的工人组织，其法定职权也是非常有限的。它只能对工厂的行政及工人工作环境进行咨询及调查，至于对工人工资结构及工厂厂务的策划之制定，这个『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根本无过问权。而且波兰官方常常玩弄手法，把一大堆纯生产事务的工作及专门针对工人工作的苛刻条例，让这个『委员会』出面处理，以遂其嫁祸东吴，转移矛盾的目的。
　　不过，波兰政府这种恶毒的用心，并不极之奏效，反而引起工人普遍的不满。在一九七○至七一年间，波罗的(Baltic)海港码头工人及其它城市的工人，先后爆发了多次罢工行动，工人他们一致提出有权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组织的要求，而政府当局不得横加阻挠，不得从中破坏。并且还要求政府赋予工厂工人代表大会真正的权力，不要徒具虚名。波兰工人这种充满政治进取性的斗争，可以在其一九七○年十二月间发表的一篇宣言中窥见一斑：『我们常常可以在工人群众面前，看到一小撮趾高气扬的所谓『专家』，及一些自命为社会团体的官方代表，这种现象亦同时存在于那个『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身上。至于工人介入这个『委员会』工作，根本受到排挤。例如，一个由二十五位委员组成的『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虽然美其名为有权调查工厂业务的一个工人组织，竟然只得一位是工人委员，难道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吗？——工人委员知多少？——一个！我们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当然没有冷嘲热讽之必要，不过这个既然称得上『专家』的工人组织，而且又在『工人代表大会』这件外衣掩饰之下，应当可以在工厂行政事务及处理日常工作的问题上，担当一份重要的角色。实质上它应该名符其实地行使职权。但是我们所见的都是有悖情理的现象。例如一个本身是一所工厂行政部门的主管，同时又是『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成员之一，却要他去调查其日常所负责的工厂行政，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想一想，由工厂行政当局的成员，或者一个部门主管，负责向这个委员会提供数据，毫无疑问会弊病丛生。因此，这种工人自治根本是徒具虚名的。』
　　波兰工人这种反官僚、争民主的气慨，得到施坦尼克及施达尼亚两地的船坞工人响应。他们亦分别拟就同样性质的声明，除了表达支持『宣言』的议论外，更以实际行动寻求舆官方进行直接的对话。因此，波兰工人称这个时期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日趋成熟的政治觉悟与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斗争』。
　　波兰政治周刊『普列达卡』在一九七一年曾经作过这广泛的调查，透露百分之九十接受访查的工人，都清楚明白表示那些为官方钦定的工人代表，不但不能表达工人的愿望，相反却成为官方欺骗工人的帮凶。
　　以哲力克（Gierek——即盖莱克）为首的波共集团，站在维护官僚层的特权利益发出，当然不会赋予工人阶级组织以任何的实权，反而在所谓保障『社会风纪』及厂劳工纪律』的借口下，悍然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实施一套反工人的法例，赋予政府当局削减工人年终奖金之权，并且还在第七条欵上规定，任何工人擅自停止工作，则以相等于盗窃及酗酒罪名定罪。无论如何，具有丰富斗争传统的波兰工人不会任由宰割，他们一定会在更新、更大的基础上，为自己的阶级组织争取更大的行政权力的。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0: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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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1 23:04
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的背后
作者：丁杰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8月25日
    在波兰总理雅罗谢维奇于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向国会作了一个增加物价的报告之后，不到十二小时，波兰各大城市的工人就以罢工、示威和暴动，给与以盖莱克为首的波兰官僚统治阶层重大的打击，迫使它在宣布加价不到廿四小时之内，又将这个计划取消。
　　雅罗谢维奇的报告中透露，官僚层计划在六月廿八日起提高各种主要粮食的价格，食糖加价百份之一百、肉类百份之六十、鱼类百份之六十九、牛油和奶酪百份之五十、家禽和蔬菜百份之三十。
　　工人的反应极之迅速而激烈，反映了波兰国内潜伏着的社会不满。在华沙近郊的乌尔苏斯，约五千名拖拉机厂工人截断了通往首都的火车路轨，躺在车轨上。在华沙南面六十哩的莱谭，皮革厂和肥料厂的工人抛下工作上街示威。根据报导，这个市镇的粮食店和酒类商店被搜一空，三层高的共产党总部被焚。在柯尔西斯丁、西西顺的船坞工人都进行静坐罢工。
　　乌尔苏斯一名工人说：『今天整个波兰都在罢工』。另一名被路透社记者问及是否『准备与当局讨论当前局势』时，他回答道：『我们无需要讨论，当物价回复原价我们就会回去。』
　　这样的坚决的情绪，迫使官僚层迅速退却。雅罗谢维奇在六月廿五日走上电视，一方面对工人的罢工只字不提，另一方面却宣布工人对此『有很多建议，值得密切分析，而这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重新检讨这件事情，并且作出适当的解决方法。』
　　几天之后，官僚层以稍为强硬的语气，承认工人对加价的强烈的反对。根据法新社六月廿七日从华沙的报导说：『国家电台和电视台长斯齐齐潘斯基昨晚在广播中对这场暴动发出官方评论，透露了廿五日在莱谭市的皮革厂曾发生暴动……他在广播中抨击『在乌尔苏斯和莱谭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行动』。他并且说：『捣乱份子和流氓的行为，在很多的集会上受到严重谴责。』莱谭市长亦宣称：在抗议行列中『最活跃的是醉酒的流氓和歇斯底里的女人』。』但这些官僚没有解释到，假如他们的评论是真的话，那为什么他们要急急宣布取消加价。
　　其实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是有十足理由去作出取消加价的决定的。他们不会忘记六年前的一场类似的暴动，那时，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工人的罢工和暴动，迫使波共撤换了当时的总书记哥穆卡，而由盖莱克代替。一九七○年十二月暴动使到波兰官僚层五年来不敢再增加物价。而且，最近的暴动显示出十二月暴动的记忆和传统仍然深深地留在波兰工人阶级的生活里。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和撒伦车厂的工人在一九七○年都与波罗的海沿岸船坞工人共同战斗。
　　这一次，波兰斯大林派聪敏地避免使用警察和暴力，为了避免工人群众反而进一步向他们的特权利益挑战。长期以来，官僚们都要求波兰工人作出牺牲。工人们的忿怒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知道党官们和工厂经理们能够从专门店买到最好的舶来品、香烟、酒、甚至乎化桩品，工人们对这种享受不单望门兴叹，而且还被要求作牺牲，要求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要让物价高涨，而让最低收入的工人受最大的打击。
　　一名工人向一名美联社记者说道：『自从战争以来，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但事情却没有好转。工人们并不是低能儿。我们知道我们每年都造出船只。但不单没有看到我们的工资增加，他们却告诉我们去勒紧裤带。』他的说话是有代表性的。在苏联，离异份子运动通常是以文艺和知识分子要求学术思想自由的形式来出现，但在波兰的暴动，却提出了要求消灭官僚特权。
　　官僚与工人阶级的冲突之将会再出现，是无可避免的。官僚主义的本质，必然会防止人民群众能有权利去民主地控制社会上、经济上和生产上的一切决策，而这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却是工人国家底计划经济所必要的。官僚寻求解决因官僚控制、扼杀工农民主和创意而做成的社会矛盾的方法，用所谓『科技改良』，提高社会上较有特权的层份(下层党干部、工厂经理)的利益。
　　因而，波兰政府每年以五亿元来补助粮食价格，并且就像资产阶级政府藉此来申辩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一样，宣称厂任何一个会思考的人都不会怀疑，长期地以高价买入以低价卖出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虚伪的论点。以工人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一部份来补助他们的生活，不单是可能，而且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
　　为什么一个建立了国有化财产制和计划经济二十多年的国家中，仍然不能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满足群众的需要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共毛派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论点。七月三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波兰工人阶级的有力回击』的文章道：『最近，波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的革命风暴迅猛地席卷波兰全国，打击了苏修，震动了东欧，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
　　『……这一次生动表现了光荣斗争传统的波兰工人阶级不屈服于修正主义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了波兰工人阶级敢于高举革命造反旗帜的强大战斗力。
　　『……长期以来，苏修从其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出发，为了霸住东欧，觊觎西欧，对波兰在政治上加紧控制，在军事上加强占领，在经济上加强掠夺，给波兰带来了难以言状的灾难。
　　『……可以坚信，波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摆脱苏修控制、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日子，是一定会到来的。』
　　同时，香港的文汇报，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题为『波兰修正主义者走投无路』的文章，将毛派的立场更清楚地表明了：『实际上，在这些的确很滑稽的[取消加价]举动背后隐藏着波兰经济的灾难性景况，隐藏着波兰修正主义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真相，隐藏着波兰资本主义复辟后果的真相。
　　『……资本主义复辟、经济破产、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后果，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使波兰劳动群众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因此，波修头目最近作出涨价的决定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儿，而是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毛派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已在波兰复辟，并且是做成当前『不可避免的』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将危机的根源归结在苏联对波兰『经济掠夺』之上。这些论点归根到底是错误的，企图掩盖着真正的理由。
　　说『资本主义经济』做成了波兰的经济困难，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前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古典』而根本的矛盾——生产力过剩；从而做成一个明显地打击工人阶级生活的结果——惊人的失业率。然而，波兰的经济目前所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工人国家——包括中共——所共同面对的困难)却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生产力的落后和不足。面对这种情况，这些工人国家内的官僚们，有些利用行政手段动员大量群众投入生产的方法(因此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很低)；另一些则利用所谓『科技改良』，物质刺激等等方法来寻求解决的方法。工人国家所面对的国家经济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共官僚目前派系斗争的基本内容。
　　官僚层一天拒绝给以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去决定国家的经济，就没有可能真正争取到他们的真正合作来实行这些政策。不单如此，工人们还会以旷工、怠工等等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和隔离。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路透社从华沙发出的电讯指出：『在它对旷工和怠工的战争中，波兰对于没有理由而请病假和离开工作岗位的国家工人采取了新的惩罚规则。』
　　官僚层面对的一个矛盾就是：没有民主就不能管理国家经济和计划生产；给与工农以民主则会扫除官僚自身的存在。这种矛盾解释了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一时采取改良的政策，一时又转而采取压迫的方法。并且由于官僚寄生的计划经济上的矛盾冲突，导致了官僚统治固有而恒常的不稳定性(往往表现为官僚的派系斗争)。因为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里资本家的角色不同，国有化财产并不需要官僚层来在经济上扮演一个角色’官僚阶层只是一个寄生体。
　　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虽则在基本根源上与波兰(及其它东欧工人国家)的危机不同，却对它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压力。  差不多过半的波兰贸易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的。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使到波兰入口货的付款在过去两年内多付了一亿四千万元，而一九七四——七五年的经济衰退，使到波兰对资本主义的贸易，平白丧失了一亿元。
　　所有工人国家都面对类似的问题。苏联以高价购入大量的谷物。各国工人国家(包括中共)亦以通货膨胀做成的高价向帝国主义国家购入机器和科技产品。
　　六月廿九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报导：『在捷克，一个被称为『重整』批发价的计划已在今年一月提出，现在正希望在一九七七年初实施；
　　『在匈牙利，政府已在『原则上』决定了在星期日开始实施肉类价提高百份之三十五。
　　『在维也纳，上星期报纸报导在苏联的粮食配给。』
　　工人国家所面对的经济困难，更明显地暴露出『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中共的『自力更生』)的错误。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首次提出了一国之内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受到了托洛次基的尖锐批评。他一方面指出，斯大林主义官僚之追随这条路线，符合于官僚层狭窄的、寻求安定的利益，必会导引出一条自觉的反革命外交路线，放弃了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的前景，将全世界的共产党(当时仍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变成苏联官僚的工具。这条路线发展至今，已做成共产国际的瓦解，使到各个取得政权后的工人国家、各个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互相为了自身狭窄的利益而冲突，而且各工人国家还在『集体安全』、『和平共存』、『缓和』等等名目之下，寻求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托洛次基还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还是一个反动的空想。就算工人国家能够避开帝国主义的进攻，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建立起来的——它只能够在一个国际的平面上建立。
　　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就指出，资本主义底基本矛盾之一，就是生产力受到民族国家疆界的束缚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越过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在世界平面上建立起合作互助的社会，才能加以克服。
　　但是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基于各自的利益，根本就不能在各个工人国家间(尤其在苏联，中共和东欧)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经济计划。他们并不曾严肃地尝试去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分工以超越民族疆界加诸于生产力的桎梏。反而，它们互相争夺，较大较强的则欺压小的。苏联对东欧国家近年将原油输出价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而提高，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容之一。
　　官僚层对工农民主权利的剥夺，以及它企图放弃国际主义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空想，其实才是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但中共官僚层却利用它来鼓动起波兰的反苏民族主义情绪，和指称是由于波兰追随苏联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所做成的后果。因为中共官僚害怕和明白到，波兰官僚层所面对的困难也正是他们自己所面对的困难(只不过还没有那般表面化吧了)；而根源亦是相同的。
　　中共官僚将事实扭曲，东欧和苏联的官僚则索性将整体事情隐瞒起来。六月廿七日纽约时报报导称：『相信东德的领袖们深深地关心这件事情，免得波兰的不满会透过边界。』
　　华盛顿邮报驻南斯拉夫通讯员杜达六月廿六日从布拉格报导称：『本周波兰的动乱，受到东欧新闻媒介完全沉默的待遇。甚至在不结盟的南斯拉夫，报纸也只报导加价取消的决定。
　　『一名南斯拉夫编辑被要求解释他的报纸忽略了波兰的动乱，机敏地回答道：『这会给人民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这也是中共官僚所惧怕的。它故此刻意扭曲事实。但波兰工人六月廿五日的行动，就和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群众的行动一样，将不可免地『会带给人民一些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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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1 23:05
波兰：官僚的迫害和工人的反抗
作者：丁杰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9月28日
　　为了要阻止六月底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见八月廿五日『十月评论』)的影响发展下去，盖莱克的官僚政权对十三名参加六月廿五日的工人，判以极之严重的监禁。
　　七月十九日在莱谭市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六名工人被指『积极地参加了示威』，而被判四年至十年的监禁。次日，华沙地方法院宣布了七名华沙近郊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三至五年的监禁。
　　根据巴黎世界报七月二十日报导：『后来还有其它的审讯，官方『波兰通讯社』PAP已经宣布厂有七名被告(在华沙受审)——与其它人一起——的司法程序正在进行着』；针对十九人的一次审讯是很显然会有的，并且有十二名来自乌尔苏斯工厂的工人听说已被捕』。
　　官僚们企图掩饰这些审讯的诬告性质，阻止任何外国通讯员进入法庭。在首都华沙的审讯，甚至连家属和朋友也不准旁听，差不多有五十人被拒于法庭门外。
　　而法国托派刊物『红色日报』七月廿一日说，官僚对工人的压迫还不只是乌尔苏斯十九名留待被判刑的工人。它说：『示威之后，有几百个工人被传往问话……目击者见到几十辆卡车将他们送到华沙，然后以警察用直升机在示威时所摄的照片认人。』
　　但是，波兰工人并没有被官僚的迫害和判刑所吓倒。面对越来越困难的生活、高涨的物价、粮食的短缺，对照于党和政府官僚的特权享受，波兰工人选择的道路，是继续去保卫自身的权利。
　　英国一份左派刊物『战士报』在波兰的通讯员于八月廿七日报导：『上周六千名波兰船坞工人罢工，阻止政府出口数千吨的甜菜；当前波兰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到处都买不到够用的食糖。这种对政府的公然反抗，换来军队立即封闭船坞，以及完全的新闻封锁。
　　『这刚在暴动冲击了政府、迫使它放弃或者减低增加物价的计划之后两个月。现在，一个可怕的黑市已产生出来，而波兰工人的忿怒是与日俱增了。
　　『更加可悲的是，波兰是东欧第一个在战后实行粮食配给的国家。食糖现已被限制，在城市每人两公斤。但在四月至六月输往苏联的甜菜仍达十三万三千吨。政府官僚地企图以做成商店中食物的短缺来抬起不合理的价格。而工人必然作选择——付出更高的价格，或甚至是什么也没有买。
　　『现在，工人已经对这些表示了他们的感受。西西顺和格丁斯基(都是一九七○年十二月暴动和今年六月战斗的区域)的工人在罢工。船坞现在布满了军队；虽然有些已被调离码头一带，但却被发现与工人公开讨论。统治官僚份子的软弱和孤立，以及工人阶级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现已反映到一些下层兵士中去。正如格丁斯基一名年轻兵士说：『六个月后我就会再成为平民了，而可能我会在船坞工作。假如我射杀任何人，那人就会是派我来这里的军官。』
　　官僚企图以新闻封锁来『吹淡』这些战斗性，但是波兰工人多年来反对官僚特权的斗争传统，和他们对官僚的极不信任，使到他们明白到将讯息迅速传递的重要性。例如西尼西亚的盐矿工人已经热烈地掌握了海港的工人同志的范例，现在正谈论到罢工的计划。其中一名领袖说：『一个困难的冬天正在来临，我们已经明白到自己的力量，明白到他们的弱点，我想他们现在也明白到了。』
　　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囚禁了工人中最战斗的份子，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去打败整个工人阶级。刚相反，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已经尝试过自己力量的战斗工人阶级了。
古伦：我向你们要求帮助波兰的工人
　　『我向你们要求帮助波兰的工人，他们的状况受到报刊、电台和电视所隐瞒，被警察驱打、被投入监狱、被法庭控告颠覆，并且被判长期监禁。在城市和各区里面，对付示威者的庞大压迫正在进行着。……
　　『只有一次对所有参与六月示威的人的全面特赦，才能终止反对工人的恐怖运动。在那些真正地独立的国家里，必须承担起争取这次特赦的斗争。我知道你们的声音在西欧国家，以及对波兰当局都具有份量……不要在这种事情面前保持漠不关心！』
　　上面这段呼吁，是波兰异议份子积茜。古伦(JacekKuron)写给意大利共产党的信的一部份。这封信，使意共十分之尴尬，它口头上接受工人阶级民主、反对它的东欧伙伴压迫异议者的行动。
　　意共在七月二十日在其新闻处一方面不直接承认接到古伦的信，另一方面，却发出了一份声明，劝告盖莱克政权要『以温和及宽厚』对待那些示威者。
　　可是，不久，今年已经四十岁的古伦，却突然被征召入伍，派至波兰边境服役。
　　这就是波共官僚对异议者的一贯手法的最新例子。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0: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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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1 23:05
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
——维护工人继续斗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
　　『保卫工人委员会』，是波兰一九七六年六月工人动员事件后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在波兰工人中甚得支持。举例来说，雷顿市二间工厂五千工人中，只有一百六十人(包括党领袖和管工等)赞成驱逐『保卫委员会』的委员出国。委员会初组成时，只有十五个委员，现在已增加至二十三人。  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五日事件，共有二千人被捕，大批工人被解雇，政府劳工部和社会事务部亦发出通知书，禁止工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人。
　　在工人遭受种种压迫，而工会、社会福利机构和保卫市民权利的组织都不能提供任何援助的情形下，一批热心工人福利的人便组织起来，提供法律、医药和经济援助，给予参与六月抗议示威的被压迫者。
　　在法国，在七六年十一月成立了『支持波兰工人委员会』，以响应『保卫工人委员会』。它宣布：『法国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支持波兰的委员会，并唤起法国的舆论，去支持波兰的工人运动和民主反对派。现今的急务，是筹集欵项，帮助被囚和被解雇工人的家属，并保卫正在候审的工人。』
　　政府的镇压，当然指向『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在七七年一月，二名委员被控『不合法』收取金钱。一些政府报章这样诬蔑说：『这一小群嘈吵的人们，企图破坏波兰的道德风气。他们希望波兰从民族发展的道路上后退。在他们的纲领中，可以找到托洛次基的乌托邦，社会民主主义的片断、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一些鳞爪……总之，是各式各样极度混杂的思想。』
　　警察亦加入阻止委员会保卫受到压迫的工人。政府命令邮政局没收听有寄给委员会的物质捐助，转而直送入政府库房。
　　政府的种种威吓措施，都不能遏制群众反对压迫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愈大的压迫，只会愈加刺激和巩固工人的斗争！
（励思取材自二九七七年一月廿七日『国际通讯』）
东欧反极权统治的动乱在增长
作者：护理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
　　在波兰、苏联和其它几个东欧国家，对官僚压迫的公开反抗，以及官僚层前后不一贯的反应。显示出一个广泛的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报章开始注意这些事态。例如，西德镜报周刊在一月十七日用头条报导东欧局势，指出一些显著的不稳的象征。
　　在莫斯科的挑衅
　　官僚的类似三十及五十年代大审判的行动加强了危机的气氛。克里姆林宫派遣的『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报歪曲报导一月八日在莫斯科地下铁路的恐怖份子炸弹案。他强调该车是满载儿童，并暗示爆炸是异议份子所为‘路易斯说他以为这次爆炸会在苏联引起激烈的群乐反。有如西方国家对西德曼荷芙党及美国共生解放军的激烈反应。
　　苏联异议运动的一位发言人沙卡洛夫，指斥这些报导为挑衅。他说：『企图抑制思想自由和加强极权统治的政府，不能在一个平等公开和坦诚的讨论中与异议份子对抗。正因为异议份子的精神力量继续增长，这个镇压机关愈来愈倚赖类似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的罪恶手法，和同期在苏联的类似手段。』他又举出一些便装警察对异议份子的暴行，例如一位诗人去年被不知身份人物袭击，在数个月后因伤毙命。
　　在捷克的『敌方间谍』
　　在捷克，前任杜锡克政府高级官员哥曼被控替西方情报机构当间谍。政府用这个事件，煽起对敌方机构在捷克活动的恐惧。
　　在同时，捷共党报章激烈指责『七七宪章』，一个新的组织，它在一月向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抗议国家宪法被破坏。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只提出最基本的要求。它的领袖宣称他们并不是反对政府，只是要求遵行法律的规定。但无论如何，据称这是六八年民主改革运动被苏联入侵压力摧毁以来反对官僚逼害的最广泛的组织。在捷克重新出现的群众不满，明显地令当地官僚和克里姆林宫感到恐惧。
　　苏联报章避免提及东德和波兰的异议活动，但它们支持对捷克维护法纪民权者的指责，指他们是由被击败的捷克资产阶级和六八年反革命的策划者所组成。苏联报章并无提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共党都有发表声明反对迫害『七七宪覃』的签名人。可以假定他们是被包括在那些『反动份子』里的。
　　对于东欧的一连串异议活动，苏联显然决定，要在捷克立刻采取强硬路线。因为在过去十年捷克受到最大的挑战，只能用大规模的持续的军事占领来恢复『秩序』。这使到『七七宪章』的挑战成为一个主要的考验。
　　但最紧张的局势是在波兰。七六年六月工人暴动及其后反对迫害曾参予暴动的工人的运动迫使官僚退却。波兰事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造成巨大的冲击。法国共党被迫声明支持波兰工人及被囚禁在精神病院的苏联异议份子。法共领导的工联会一位主要领导人声称：『因为散发与政权敌对的小册子而将他们囚禁在那些在医学观点上有问题的病院里——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也不同意工人因罢工而被囚禁，正如数个月前在波兰的情形一样。罢工的起因和其后政府被迫取消的加价，使我们怀疑波兰工会所做或未做的角色。这些工会之拒绝解释，加深了我们的困惑。』这当然是虚伪的声明，法共党工会领袖没有可能不知道波兰工会的性质。但是，尽管西方共党领袖的动机是为了本身利益，这些声明却严重削弱了斯大林主义独裁声称在『世界共党运动』下统治的政治辩护。他们不能漠视这些批评而将自己在政治上暴露在群众面前。因此西方共党领导人的虚假声明，仍有助于保护东欧反官僚的战士。
　　但在波兰，官僚的根基被工人群众运动的升起和知识分子公开反对独裁直接威胁着。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地讨论工人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性。
　　苏联入侵的流言
　　在六月叛乱中，广泛谣传克宫计划沿用六八年侵占捷克的方法入侵波兰，这显示了波兰局势的极度紧张。西德镜报作了如下的报导：『在捷克的一些地区，后备人员被动员起来。六月廿五日晚，一名货车司机被警察叫醒，命令驶车到一系列预先划定的机场，在那里他发现可以随时起飞的运输机(只在布拉格已有四十架)。这个警号在四十八小时后才被撤消。在东德，介入波兰的计划亦已准备好。可靠消息说，计划仍属『有效』。
　　苏联入侵威胁所给予波兰反对者的压力是明显的。一名反对者的话被人引述：『波兰国家领导人反对改革的政策有着巨大爆炸性的危险。群众唯一能够避免危险的方法是组织自己。只有经过和平的方法，不扰乱公众秩序的示威，与国家领导坚持谈判，才能成功地贯彻群众的政治愿望……同时，这是唯一能够避免苏联介入的方法。』但无论如何，他认为波兰民主权利运动成功的机会，大过捷克六八年的运动：『我不相信这种情形会造成改革所不能越过的永远界限。在我们处身的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的状况下，一个不能进行必需改革的政府将会失去它的效用。我相信莫斯科亦会明白这一点。』
　　事实上，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极其腐败的。统治的共党首先便失去声誉。大部份的战前干部被斯大林谋杀了。现时的党是从属于苏联军事力量下所建立的。在斯大林主义统治制度下，波兰亦比其它国家(除南斯拉夫外)有较长久的改革经验。正是对这些改革的错觉，使一些反对者在六十年代中期提出一个基于工人直接管理的完全不同的制度。纽约时报报导，一种『普遍的不满和不信任气氛，使领袖们恐怕来自知识分子的偶然火花会成为火种』。
　　雷顿事件
　　波兰共党对这个局势的反应是摇摆和不一贯的，有着不可预测的暴力和突然的退却。例如，这个政权答允重审雷顿工人因六月罢工而被判入狱的案件。但在法庭里，一群便衣警察袭击获准旁听的『波兰支持受迫害工人委员会』的观察员，武装警察并不加以阻止。一名反对者说，这次袭击是秘密警察的紧张情绪的爆发：『委员会作出的揭露，更加上舆论的压力，使它觉得受到威胁。』
　　波兰政府用警察骚扰来对付支持受迫害工人委员会的成员：捷克政府亦用类似方法对付『七七宪章』组织，而且更准备进行政治审讯。但波兰共党领导层现在决定用『政治方法』来对付异议份子，而避免用拘捕、警察骚扰及高压手段。以下是这些『政治方法』的例子：其一是伪造一封由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给予该委员会一位领袖的信。另一篇是在波兰流传的文件，说安滋祖斯基提倡『所有性自由，包括对同性恋』。安滋祖斯基的反应是：『在波兰不需要再争取的几类自由之一是性自由』。这并不正确。近年的调查证实这一点。对性方面的落后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秘察警察显然要利用这一点来引起对安滋祖斯基的偏见。但这些『政治方法』似乎对民主权利运动没有大影响。
　　东德政权在十一月实行高压措施，它把诗人此尔曼的公民权褫夺了。但是对这事的反应，成为五三年东柏林工人叛乱以来第一次公众抗议政府的政策。政府回答以加强的镇压。
　　比尔曼事件的连串抗议
　　约有十二名反对驱逐比尔曼的抗议者被囚于监狱，然而据报并未对他们加以任何控罪。这些镇压似乎未能阻止反抗的散播。东德政府对比尔曼的意见在西德广泛传播一事感到愤怒，特别是经由电视传送给大部份人民。但官僚唯一可做的，似乎是对西德政府进行报复。因此，他们在东柏林设立警卫制止人民申请签证。但在翌日，这个措施便被取消，纽约时报推测是因为苏联的反对。
　　克宫自己亦表现出同样的摇摆的政策。苏联官僚希望，解除他们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会帮助西欧共党脱离冷战时期的阴影，争取足够影响力去强迫资本家接受长期的和平共存。镇压或威迫性的行动是将选民驱离共党的最肯定方法。其次，克宫面对着全世界工人群众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难题。它为侵略捷克付出了极大代价。它强迫西方共党保卫这次行动的企图大体上是失败了。而这失败方便了西欧共党避开莫斯科其它更使他们窘迫的政策。
　　苏联监狱内的绝食抗议
　　我们很难衡量苏联境内对官僚独裁的反抗究竟有多少，但有迹象显示出一个上升的反抗浪潮。一名最近被释的异议份子雷巴斯基报导，在苦工营和监狱内，一个反抗运动已进行了约有两年，他说，囚犯们每年十月卅日举行绝食抗议，作为非正式的『政治犯日』，又采取了共同行动对抗监狱情况。当布可夫斯基十二月获释并逐出苏联时，他说在维拉迪姆监狱正进行绝食抗议，并要求国际间支持绝食者。在以往，监狱内上升的反抗显示了总危机的形成。例如，一九五三年的罢工迫使斯大林继承者『减弱斯大林主义』。
　　当全世界工人群众、社会主义者和进步舆论声言反对斯大林主义镇压时，他们能够迫使官僚层退却。这些抗议打击到官僚的主要政治辩护立场。斯大林主义巩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大部份的左派决定跟随本国资产阶级的反共产主义，或者是相信他们的责任在于替斯大林主义政权辩解。很清楚可以见到，官僚独裁危机急剧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官僚们越加感觉得被危险地揭发出来。
(涓滴译自，一九七七年一月卅一日『洲际通讯』)
其它资料——七七宪章——捷克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一份宣言（已扫描，未校。不上传）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0: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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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2 22:13
争取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波兰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声明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8年9月10日
　　（『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编者按：这份文件现时在波兰地下广泛流传，它的真实性是确定了的。作者们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在东欧官僚历来企图盗用这称号之时，这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自从六五年古朗和莫扎律斯基的著名的『公开信』以来，这是波兰其中一篇最早的反对派文件，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立论，以工人阶级观点批评官僚。当然，在一些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与这份文件是有分歧的，例如：他们将官僚界定为统治阶级，又将东欧国家的生产关系描写成『国家资本主义』。但这些分歧并不稍减它之反映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性。作者们清楚地与反动的、或自由派的异议思想划清界限，他们有着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这观念是同统治波兰和东欧的官僚的歪曲表现相对立的。)
　　一
　　人们时常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已实行了；阶级对立已消失，阶级斗争已被全国的集体力量代替；而历史上首次主要社会关系让生产力得到无阻碍的发展。
　　但是，由此立场看来，过去数年来，在这个国家多次发生的大规模工人反抗，是不能解释的。如果波兰共党和人民的国家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那么，这些劳苦大众反抗的是谁呢？在政府来说，工人示威只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参加者只会是冒险主义者，是应该受到重罚的。但事实上，这些罢工显示：如果工人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是保持生活水平避免其更恶化，他们便要被迫与政府对抗。而且，正如七十年代初期所显示的：正是这些示威使到生产力加速发展和工业化加剧成为可能，虽然工人并没有明显地要求这些。工人从他们的斗争证明：党和国家的官僚架构对于社会进一步进展是主要障碍，而目前的社会关系一定要加以彻底改革。
　　到目前为止，官僚仍能说服工人，说经济发展需要纪律及完全服从『专业』领导。七〇年十二月之后提出的『建立另一个波兰』的口号，帮助官僚将工人解除武装。他们预先便排除将工人罢工委员会转变为监察和迫使官僚实现诺言的工人委员会的可能性。结果证明，这个口号提出来，只是防止建立另一个波兰，一个工人群众可以管理生产和对经济作出全部决定的波兰。
　　七〇年十二月以来，人们更醒觉到，社会矛盾(反映于罢工等)并非是偶然的冲突，所谓『党和群众间的暂时分歧』，而是构成波兰和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制度的本质。
　　二
　　我国的生产目标，应该是『有系统地改进工人生活水平，创造鼓励每个人发展潜质的条件，和加强社会主义式的社会连系。』(总书记格列克在波共七一年六届大会上的演词)。但很容易看到，正如格列克自己解释的，这些定义并不得自对我们生产制度的分析，它们只是思想上的掩护工具和控制这个制度的工具。他继续说：『党加强它与社会的连系，主要原因是订出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目标和主要动力。』
　　决定一个生产制度的本质，并不是要看领袖的意向声明，而是看实际控制生产的方法。在本国，整个生产的社会过程是由党和国家机器控制，是高度集中及与社会脱离的。它位于生产之外，社会之上，即所有行政权力是集中在社会的一个『专业』主管的阶层里。官僚自己认为拥有这些权力就是不同社会地位的基础(例如七二年十二月一条法律，替在党和国家机构居领导职位的人及其家人，设立特别的退休金制度)。
　　对这个统治阶层来说，官僚政治不单是权力的工具或手段，而且是它内部团结的根源，是它的灵魂和躯干。所以它只可以接纳一些维持政府机构与社会分离的生产目标。目前的生产制度因此令权力不能真正社会化(即消除与社会分离的国家机构)。这是这个政权的一个主要依靠。因此，目前的制度排斥了所有构成社会主义实质的部份。
　　三
　　一个分离的国家机构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明显地象征着社会阶级斗争。官僚架构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阶级斗争的最近的历史性反映。
　　矛盾的根源是从十月革命发展出来的国家的性质。列宁早巳察觉苏维埃制度堕落的危险，所以他说『苏维埃制度中出现的官僚恶习，甚至对党组织都一定会有恶劣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同时亦是国家机构的上层。』①在开始时这个堕落只表现为几个倾向中的一个(列宁说：『它是一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③)。但这个倾向很快便盖过了其它的倾向，而所谓『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事实上是官僚转变成统治阶级的历史。
　　这个统治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将它结合在一起，并给予它精神和政治团结的因素，就是党。当然这并不表示党机构不会成为不同派系的斗争和敌对的温床。但这些敌对几乎老是以保护统治层而不是单独个人的利益作为基本目标。
　　即使曾受崇拜的领袖被逐或受处罚，亦只是为了挽救官僚权力架构，免受他们的政策威胁。『虽然人们离去，但我们的党仍存在；因为人会犯错，会失去希望，但党是会永远胜利的』(五六年波共八届大会) 。
　　党所尽的政治功能，同党员有六成是工人这件事实并无矛盾。后者的作用是作为烟幕，因为如果没有了他们，便立刻显出党是官僚的组织了。
　　官僚在生产过程中担任的角色只能在表面意义上与资本家的角色作此较。『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组织代表了一个更先进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不再只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而是在全国规模，更确切地说，是在同一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国家规模上组织起来。可以作个比喻说，他们全部组成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是自给自足的，意思是物质生产工具和工人都『自然地』属于它。他们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组成部份，因此是永远被束缚在它的齿轮里。
　　这亦解释了失业的不存在。市场已被废弃，即是说，它只是继续以一种认可的经济管理的方式存在。这就在基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情况，不论它的教育程度，技能或是收入，无产阶级构成一个新的现代工业奴隶阶级，工人不再像在资本主义下出售劳动力，因为出售即表示他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以及他出售一段预定的和固定的时间。相对之下，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特别批准，没有人可以离开这间『工厂』。工人不单是在工作时间内，而且在一生中，都受到工厂的暴虐纪律束缚。
　　四
　　官僚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不只是在大动乱里表现出来，而且更在经济的每日操作中表现出来。官僚的阶级利益——保护一个分离的国家机器——才是国家经济计划的真正目标。
　　为了这个原因，这个计划完全与直接生产者的真正利益无关，是违愿地束缚着他们的。因此，生产单位——由工作队员以至由几间工厂组成的单位——只是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收取奖金、改善地位)而努力去完成计划。每个生产单位因此一定要将其它单位当作一种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单位之间不知不觉的敌对，笼罩着整个经济制度，这整个经济制度普遍私有化的后果是『不可解释』的现象，例如产品的低劣质量、反对现代化、要不同工厂合作的困难等等。凡此种种，只证实了对人力和物质生产资料巨大浪费这件事实。
　　近数十年的一切经验，有力地否定了官方如下的说法：目前社会关系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技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虽然官僚明白经济浪费的有害的政治后果(对他们本身亦同样有害)，它却完全不能辨别浪费的真正根源，因为它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限制。它大声斥责工作组织恶劣，生产力低下，各个生产单位对大众福利漠不关心；但它绝不能理解到所谓『恶劣的工作组织』是一个阶级矛盾，一个社会自己恶劣组织的最基本表现。
　　整个生产制度的极度分离化性质不只是一种后果，而且是官僚统治的社会性目标，因为它适合权力的继续。与社会分离的权力结构，只当工人仍然不能彼此合作来取得对工作条件的控制的情况下才是不可缺少的。
　　当浪费达到瘫痪整个经济时，代价是由工人付出的。这明显代表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剥削。当波共领袖在七〇和七六年提出计划『管制物价和工资』时，他们暗示是『经济上的需要』(即是说，需要工人付出浪费的代价)。
　　与此相反，现在真正成为经济上需要的，是由生产者自己组织生产。换句话说，真正基本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自主。
　　五
　　无产阶级政治自主的基础在工人示威中建立起来。当工人变得能够组织起来集体地保卫本身的利益时，他们之间的日常敌对便更为减少，因为打进分离了的生产制度。官僚只在能够消解这些工人的雏形组织时，才能控制局面。
　　直到现在，工人实在缺乏动力，未能从保卫本身利益走到对官僚攻击。但重建的『秩序』从不会简单地回复到以前的情形。生产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这些工人斗争的成果，已对将来巩固现时在工人阶级里做到的连系提供必需物质条件。
　　与此同时，工人显示了力量，迫使官僚采用更公开和严厉的手段来行使权力，从而使官僚机器更加完善。因此，阶级对抗便更显露出来。
　　六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能依靠任何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所有『调整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都得到党内的『真正』工人代表、立法局和工会的全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罢工才提供真正的机会，去打破官僚的权力垄断。工人所仍未清楚明白的，是在罢工时，权力是落在他们的手中的。
　　罢工工人的要求主要是经济方面。当工人的要求被接纳时，罢工委员会便解散了。甚至当国内不同地方不同工厂同时进行罢工时，工人并没有协调他们的斗争。而且往往不知道别处正同时发生罢工呢。
　　马克思曾说过(现在仍适用) ：『最重要的，工人一定要尽其所能，在斗争中和斗争之后，反击资产阶级消解风暴的行动……他们行动的目的，一定是要防止直接的革命热情在胜利后立即被压制。相反地，他们一定要尽可能保持着它。与反对所谓过份行动相反，我们不单要容忍一些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使人联想到可恨的回忆的建筑物的报复事件，而且要亲自领导他们。』⑧
　　无产阶级内部的对抗和缺乏互相支持，永远是对官僚有利的。而工业工人与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更特别使官僚受益，由七六年六月事件发展出来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立，是整个无产阶级自五六年公来首次显示团结。面对着这样的团结，官僚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他们被迫容许一个公开的对抗存在，并从监狱中释放所有在七六年六月因『暴徒活动』被捕的『囚犯』。
　　虽然保卫工人委员会证明是不能为这种团结提供一个架构，以及将自己改变为一个工人斗争委员会（事实上，它从未订出这个目标），但在更大规模上组织起反官僚的组织过程中，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目前的反对是否有机会演变成对官僚制度的否定，主要决定于工业工人能否排除『防卫性』的改良主义幻想，以及知识分子能否在这方面帮助工人。
　　目前反官僚的反对派在其理论性文章中，并未提出反对官僚本身，只是反对官僚的『滥用权力』。他们指责这个政府的专横和极权性质，和要求政府的法例要付诸实行，宪法所保证的自由要付诸实现。
　　因此，他们并没有反对政府的最终目标，只是反对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他们接受了目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础』)，只是要求改善『上层架构』，即是说，成立多党制度。他们甚至未能说明怎样和经由谁人去实施民主化。
　　知识分子反对派代表的只是统治思想体系的对立面，因此，决定在于对手方面。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可以说同官僚对制度的理解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理解，基本上是这个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的对立，是以『东西方』的地理性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因而不能掌握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制度的历史性优越而又同时存在的严重限制。
　　对我们来说，涉及的不是从纯理论的方法想象出会更好的全新社会制度，而是在目前这个制度的历史中，发现正在产生中的可能导致解放的方法。
　　在这个制度里，生产数据已经社会化，意思是指所有日常必需品的生产，已经运用组织和管理社会各阶层个人的方式实行了。但组织和管理并未具有社会性质。生产者自己并没有组织生产。因此，这个制度显示出是笼罩着一切生活领域的专制政制。当分离的个人保卫自已的私人利益时(实际上完全是幻想) ，他只能发觉到自己无能为力。七
　　觉醒中的工人运动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可以综合为：『我们应该用甚么去替代党和国家官僚机器？』
　　这是个组织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斗争过程中在工人阶级内组成的所有联系，及把它们作为起点。在目前，这些联系只是以一个非正式的联络网的方式存在着，但全靠它们才可以交换消息和协调活动。有了它们便可以在将来把罢工转变成一场自觉的政治斗争。
　　从这个联络网开始，一个自觉的工人组织会开始出现，它会为更大的协调提供机会。这样一个组织不只是反对政权，它会代表政权的对立面和代替者。它的作用，不会是作为工人利益的传达媒介(意指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分隔，会成为官僚化的基础)，而是作为将来社会组织的胚胎。
　　罢工委员会，建基于这样的组织之上，可以在罢工结束时转变成工人议会。在取得直接控制工厂、工业机构等的管理，工人议会可以成为工人自治的基础，重新管理生产，从而废除独立的管理机器——官僚机器——因此废除阶级对立。
　　八
　　废除官僚制度的斗争，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这些永远是革命工人运动建立的原则。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时已提出这些原则，它们并成为俄国一九一七年工人议会活动的基础。
　　今天，我们需要重提这些原则，当然不是要求官僚遵守它们，而是为了在为这些原则而作的斗争中，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可以兴起：
　　㈠ 罢工的权利，一切有组织的形式停工的人都不应被罚；他们有保卫罢工的权利。
　　㈡ 所有官员必须以民主选举出来和可被撤换。要终止委派和互选的恶习，要终止预先安排好候选人的选举。当任期满之后，所有被选进领导机构的人必须重返工作岗位。这亦表示工厂的管理应该由该厂的工人选出和可以由他们罢免，因此取消了『专业』的管理人员。
　　㈢ 将所有党和国家官员的薪金调整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废除所有因行使权力而带来的特权。平等和社会主义不表示所有工资都是一样，但担任任何层级领导职务的，都不应有取得特权的机会。
　　㈣ 所有尊重社会主义民主准则的组织都有活动的自由。任何政治组织都不可以篡夺单独代表工人利益的权利。从社会主义民主的立场出发，所有承认工人议会为唯一权力的组织都是合法的。
　　九
　　我们国家所清楚表现出来的官僚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因此，波兰无产阶级斗争的前途依靠于其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进展，可以从克服内部分离化（它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特征)的程度上量度出来，以及从这些国家还在形成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量度出来。只有国际性的团结，才可以保证所有争取政治自由、进行政治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努力不会被外来暴力干预所打断。
一九七八年一月
（小点译自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之的『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合刊)
注释：
① 列宁文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33卷421—422页。
② 同上文集第32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的『列宁选集』第4卷408页，关于这问题的译文则是：『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译者，着重点九字原用黑字体。)
③ 马恩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1卷，180页，『中央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联盟的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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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4:35
波兰工人阶级划时代的胜利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一九八○年八月卅日，是波兰工人斗争史上的一个大日子，亦是工人国家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历时两个月的波兰工人联合罢工行动，终于迫使政府几乎全部接纳工人的要求，特别是两个最主要政治要求：自由组织独立工会和对罢工权利的保证。在所有由共产党垄断国家机器和一切政治权利的工人国家中，这是第一次由工人成功地迫使政权承认工人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打破官僚政治上的垄断，为以后工人组织起来推翻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波兰工人这次反官僚斗争的胜利，是所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历史上至今为止最辉煌的(过去许多次的罢工、暴动、革命，都不幸被镇压而归于失败)。它显示出：只要工人阶级觉醒、团结和勇敢地斗争，他们是能够战胜官僚层的。这次胜利将会大大地鼓舞起一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劳动群众的斗争，并且鼓舞起资本主义世界工农的斗争，对世界革命运动产生划时代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首回合的罢工浪潮
　　事变的导火线是七月一日，波兰政府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取消了肉类的官定售价，而以高出一倍的市场价格出售。这个措施立即引起各城市的工人爆发罢工抗议浪潮。
　　首都华沙的庞大的乌苏斯拖拉机厂首先发动罢工。四万工人中有四成停止工作。钢铁、汽车、船坞、飞机及其它工厂亦很快加入罢工行列，第一个星期已有超过十万工人加入行动。政府以取消加价作为让步，暂时取得工人复工。
　　到了第二个星期，罢工浪潮扩展至卢布连市，并发展成为全市总罢工。罢工首先在七月十日由一间货车工厂工人发起，其它工厂逐渐加入，到了十六日，起码有十七间工厂加入罢工队伍，包括电子厂、建筑工人、药厂、面粉厂、面包店和医院的工人。政府派军队运送必需品到城市。而铁路、巴士及电车工人则加入罢工以对抗政府。罢工工人选出罢工委员会。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取消七月一日的加价、提高工资和奖金、立即提高对家庭的津贴至保安部队和军队的水平，即提高三倍；新的、自由的选举工会委员、罢工的权利、党领袖书面保证不对罢工工人报复、禁止警察和保安人员进入企业的范围等。
　　到了十九日，政府终于与罢工者达成协议，答允大部份要求：工人普遍获加薪约一成至一成半。
　　在此同时，其它地区亦受罢工浪潮波及。波兰东南部的三间大工厂在十九日爆发罢工。要求像其它地方一样加薪一成。
　　第一轮的罢工浪潮大部份由于政府答允作出经济让步而稍告平静。但由此而成立的各罢工委员会却并未因此解散。罢工浪潮再次涌起
　　到了八月初，由于政府的承诺普遍不能实现，罢工浪潮再起。华沙的清洁工人从八月五日起开始罢工。其后，公共交通工人罢工，瘫痪了首都。罢工浪潮再次席卷全国。八月十四日，北部海港格但斯克的列宁海军船坞工人举行罢工，并演变成为整个罢工浪潮的中心。
　　列宁船坞工潮的起因是由于船坞领导层将三名工人解雇。其中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和罗域奇是一九七〇年罢工中的罢工委员会委员，另一人是华里沙。三人现在都是参与格但斯克一份反对派工人报刊『工人报』的出版。十四日下午二时，船坞的一万六千工人发动罢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提出广泛的要求。第二天早上，船坞领导层与罢工委员会谈判，答应将三名工人复职，提高家庭津贴，加工资，保证不进行报复，最后还答应建立纪念碑悼念七〇年罢工的死难工人。但这些让步并未能满足工人的政治要求，特别是罢工的权利和自由组织独立工会。罢王不单没有平息，反而很快地扩展开去，主要的有该市的公共交通工人和隔邻格丁尼亚市的巴黎公社船坞工人等。
　　到了八月十七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三市二十一间工厂的数万工人放下工具，参与罢工行列。一个总罢工委员会成立起来，由每一间工厂派两名代表参加，再选出一个十五人的执行委员会，全盘负责向政府提出十六项共同要求和进行谈判。另外每间工厂的罢工委员会再向政府提出每间厂的特别要求。此外又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负责联络各罢工工厂，另一个负责保证人民获得必需的物资供应，例如电力、食水和卫生服务等。
　　八月十八日，总罢工委员会扩大至十九名委员，将共同要求增至廿一项(见另文)，并透过在华沙的『社会自卫委员会』将这些要求向外宣布。这些要求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自由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罢工的权利、由调整物价自动提高薪酬、改善食物供应、取消对保安部队和警察的特别津贴、开放大众传播媒介、开放教堂等。
　　罢工浪潮继续一发不可收拾。加入总罢工委员会的工厂数目与日俱增。十九日有一百九十一间，二十日已增至二百六十间，罢工人数超过十二万。二十五日报导的罢工人数为十五万，二十六日已超过二十万。到了八月卅一日由罢工领袖宣布格但斯克三市结束罢工时，发表的罢工人数为三十万，涉及六百二十七间工厂。
　　接近东德边境的港口什切青市亦在八月十八日爆发大规模罢工，有十二间工厂停工，组织了一个四十人的罢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二十八点要求。其它大城市，如罗兹、弗罗兹瓦夫、波兹南等也发生同情罢工。八月廿九日，南部重要煤钢区西里西亚的三个煤矿和两间工厂的二十万工人亦举行罢工。
　　官方发言人也承认『罢工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四处蔓延，形势非常复杂，每天都有一批企业举行罢工』。面对这个工人自发的汹涌斗争浪潮，政府施展浑身解数，企图瓦解罢工。
　　政府与罢工工人的角力
　　列宁船坞罢工一开始，正如以往的罢工工潮一样，厂的领导便答应作出经济让步，希望工潮会平息。但罢工工人坚持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并与其它工厂联络，很快便组成三个城市的总罢工委员会。工人的政治信心和团结精神，令政府大吃一惊，立即成立一个政府谈判委员会，由副总理派卡率领，到格但斯克与每间工厂个别谈判，企图以逐个击破的方法对付罢工。总罢工委员会于是决议各厂停止私下与政府谈判，一切由总委员会出面。罢工工人的团结，令政府的诡计不得逞。
　　由于恐防格但斯克三市的罢工消息会传播到其它地方，所以政府在工潮开始扩大时，便立即将三市对外的电话和电讯完全切断，企图孤立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于是将恢复对外通讯，作为与政府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政府将大批警察和民兵运到格但斯克的郊区，对罢工者作出要用武力镇压的姿态。面对这个威胁，一批批的工人走出工厂，与市近郊的民兵部队会晤，讨论他们的罢工问题。工人告诉民兵：『你们是派来这里来枪杀我们的』；一个民兵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来这里干甚么』，而另一个民兵说：『不，我决不枪杀任何人』。
　　由于工人态度坚决，工潮亦以雷霆万钧之势四处蔓延，迫得政府承认总罢工委员会的正式地位，答应他们的先决条件，重开三市对外的电讯联系。八月廿一日，派卡被召回华沙，由另一副总理瓦盖斯基出面与总罢工委员会谈判。
　　连续几天的谈判，都因为双方互不让步而陷于僵局。政府便进行改组，将总理、党理论家和高层工会官员及其它五名次级官员整肃，企图以他们为代罪羔羊，并宣称已扭转党与政府政策，以符合现况，将两名一向反对第一书记盖来克的官员委以重任，希望这些措施能转移工人的视线，提高他们对另一批党官员的期望，以缓和危机。但工人普遍对高层改组无动于中，一些更表示对这些高层变动已太清楚，需要转变的是这个制度，每个人要有权讲话和组织起来。
　　在改组的同时，政府更加强镇压工人反对组织。主要根据地华沙的工人反对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K〇R)在历时两个月的工潮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传递各地罢工消息到国外。这个组织出版一份半月刊『工人报』(R〇B〇TNIK)，销量达三万份。八月十八日，当列宁船坞罢工扩大后，这个组织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被拘捕，两日后更拘捕多人，总数达二十四人。拘捕的主要目的是要切断国内其它地方和西方新闻界的罢工消息主要来源，亦是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到了廿九日，被捕的K〇R委员之一，多恩被控从事反政府活动，官方报章并指责库伦和米奇尼克等人煽动罢工，阻挠谈判。
　　被捕的反对派和其它政治犯却受到罢工委员会的支持。他们要求之一就是要无条件释放这些政治犯。
　　对于工人提出的政治要求，政府一直拒绝，希望能维持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政府甚至愿意国家工会进行重新选举，采取不记名投票及不限候选人人数，只要能够保存国家工会整个权力架构，和维持国家对最高层工会官员的委任及控制。但罢工工人不为所动，坚决要求建立独立于国家和党的工会来代表工人。这一点成为所有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亦是谈判的症结。
　　政府一方面以让步作为引诱，另一方面却频频提及苏联不会坐视，以此来威胁工人。但罢工工人采取占据厂房静坐，不上街，极力保持秩序，令当权者没有借口挑衅。
　　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
　　三市罢工工人坚持政治要求，参与罢工的工厂和工人愈来愈多，其它各地起来响应的罢工与日俱增。眼看全国总罢工的气候已经形成，波兰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在八月三十日答应总罢工委员会的基本要求，并在第二天答应了差不多全部要求。同一时间，什切青罢工委员会的二十八点要求亦被答允。工人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政府答应罢工工人有权自由组织独立于国家的工会，代表工人与当局谈判。政府亦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答应在一天内将工人提出的名单内的政治犯释放，同意把新闻检查限于『不端正』的报道和涉及军事和国际关系的国家机密。政府又保证言论和信仰自由。对于工人的经济要求亦大部份接纳。
　　北部沿岸城市的罢工开始结束。但西南部煤矿区的二十五万工人罢工却继续了五、六天，直到政府答应给予同等的承诺，再加上一些矿业特有的要求，例如矿工可在五十岁退休、加强安全设备等，罢工才开始渐渐平息。而政府为免其它地方工潮再起，迫得宣布这次政府的让步是全国性的，一反以往的做法，即只有真正罢工成功的工人才能享有胜利的果实。这亦显示出今次罢工浪潮在全国各地深远的影响。在工潮普遍开始平息之际，第一书记盖来克亦以健康理由被撤职，由卡尼亚接任。他的上任令一些地区的工潮再起，显示出工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包括撤换一些地方官员，改革工厂管理等。
　　各国的态度
　　各国政府、政党和人民对波兰工人罢工的态度，充份表现出他们的阶级立场。
　　苏联政权对波兰罢工自然感到忧虑不安。表面上，它装作若无其事，表示绝不会干涉波兰内政，但另一方面却表示注视『经济混乱的发展』，谴责『无政府主义份子』企图混水摸鱼，藉以对波兰罢工工人施加政治压力。它尤其害怕的是波兰罢工的消息及工人的政治要求会传到苏联国内，激起苏联工人的政治热情，对官僚的统治造成威胁。所以它设法干扰英、美、欧洲等国的俄语广播。
　　波兰工人取得胜利后，苏联只报导罢工已经获得解决，对于工人的要求却一字不提。真理报激烈攻击罢工工人提出『反社会主义』要求，却不敢指出这些要求是甚么。它又谴责工人与『外国颠覆中心』有关系，抱有革命目的企图破坏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等等。这些声明目的一方面对波兰工人而发，另外也是对国内工人和其它东欧国家政府及工人的警告，不准他们追随波兰工人的榜样。
　　苏联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镇压的要挟(国内和国外的形势也大大限制她的行动)，而且向波兰政府提供额外的经济和物资援助，帮助缓和目前形势，但到底工人的要求是直接针对国内和国外官僚的统治，所以苏联将来一定会想办法，甚至用武力迫使波共领导层夺回工人的胜利果实。而波共为了本身官僚层的利益，亦一定会这样做。
　　东欧其它工人国家对于这次罢工浪潮普遍采取谨慎态度。她们普遍在本国进行安抚，例如放宽粮食供应，表示聆听工农的投诉等。罗马尼亚总统更亲往矿区巡视，进行安抚。种种措施都是为了防范波兰工人的例子会在本国引起罢工浪潮。
　　中共的态度则十分隐晦。一方面藉波兰工人罢工而攻击苏联，企图将罢工列入中共的反苏大合唱之中。但由于这罢工例子亦会引起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特别是所提出的政治要求是深深击中中共官僚统治的要害，所以对于这些要求便很少提，只希望从这次事件尽量榨取政治资本。
　　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一次赚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于是，波兰工人反抗官僚的政治统治，被报导成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要求回复到资本主义。对于工人所提出的廿一点要求，西方通讯社却不敢全面登载，否则便会拆穿他们的谎言。
　　但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来说，波兰政府与西方的良好关系仍然占首位。所以他们一面作反共宣传，歪曲事实，以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却尽量以经济援助来协助波兰政府渡过危机。例如奥地利政府提供三亿美元贷款，西德银行借六亿七干多万美元，美国银行亦答应借三亿二千多万美元予波兰政府。这些贷款的目的，正如苏联援助的目的一样，是希望波兰政府可以以经济让步换取罢工工人的政冶要求，避免从根（本）影响波兰以至所有其它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
　　在波兰这个绝大部份是天主教徒的国家，教会在这次工潮中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反动角色。教宗在数次祈祷中都表示与罢工工人在『精神上和祷告中』沟通。但另一方面教会却强调工人要与政府谅解，不要影响国内的平稳。呼吁『和平，安定，理智，谨慎和责任心』，『避免长期停工，可能发生的骚乱和弟兄间的残杀』。教会表示『明白』罢工工人的要求，但批评他们的方法。连美国的纽约时报都承认，『教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社会的秩序』。所以连波兰总理亦公开赞扬波兰天主教会所表现的『谨慎和责任心』呢。罢工胜利后，波兰大主教甚至在其私人教堂内为罢工领袖华里沙举行弥撒，极尽拉拢讨好之能事！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表现则不一。美国共产党指责波兰领导的软弱和向罢工工人屈服，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却签名表示支持罢工工人。法共大部分领袖表示支持波共，将工人的要求贬为纯经济性。但来自基层工人的压力迫使另一些法共领袖声明支持罢工工人。意大利工会派代表到波兰，表示与罢工工人团结一致。西班牙共党领袖表示支持工人的要求，瑞典共党表示波兰需要进行改革，要一个强大和民主的工人运动，要自由独立于国家和党机关。
　　工人国家内的反对组织普遍支持波兰工人斗争。苏联的反官僚地下组织发表声明支持工人要求。捷克七七宪章组织发信给总罢工委员会，表示『我们的情感和利益与你们争取自由和公正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大家的目标相同，『尤其是在争取释放政治犯、言论自由和建立独立工会权力等方面。』
　　罢工经验总结和展望
　　波兰工人国家在二次大战后成立以来，财产国有化，令波兰国内生产主要不再是资本主义式商品生产，除去了资本家为利润生产的主要矛盾根源，为在计划经济的原则下为社会需要而生产制造了必需的条件。但这个国家从建国起便由共产党完全控制，实行一党专政，垄断所有政治权力，令工人阶级不能自由民主地根据自己的政冶水平和经济要求制订生产计划，在公有财产制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再加上苏联这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由于实行一国社会主义，所以处处控制波兰的经济，要它为苏联一国的利益而发展。而波共不能亦不会在政治上摆脱斯大林主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公式，一方面在国内实行对工人政治镇压，维护官僚层本身利益，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企图与西方资本家取得妥协，减轻来自苏联的压力，而不是鼓吹世界革命，寻求真正的无产阶级解放。
　　由于以上原因，波兰的经济不能有长足发展，反而因为官僚层在政治上窒息工人的积极性而出现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对西方的倚赖亦加深。西方经济七十年代普遍走下坡，更增加了波兰的贸易困难。到了目前，对西方的负债已达二百亿美元，今年要还五十二亿本金和廿亿利息。所以在七月一日取消政府的肉类津贴，要将经济困难进一步由波兰工人负担。
　　波兰工人历来已有坚强的斗争传统。一九五六年的波兹南暴动和七〇年的格但斯克大罢工都迫使当时的领导人下台。刚倒台的盖来克便是在七〇年的哥慕卡政府倒台而接任的。一九七六年的肉食涨价引致各地发生罢工浪潮，迫使政府取消肉食加价。
　　多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育了波兰工人。光是提出经济要求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工人没有政治权力，是不能彻底改变现状，将波兰经济带向真正的发展。所以在这次罢工里，列宁船坞的罢工工人拒绝了政府的经济让步，进一步提出政治要求，要获得工人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言论和信仰自由，并要求释放由于支持和协助他们而被捕的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和其它政治犯。为了迫使政府承认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正义的行动，罢工工人要求政府广播他们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要求，更要政府为以往工潮死难的工人建立纪念碑。
　　除了要建立自己的权力架构，即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工会，工人还向官僚特权统治的支柱挑战，要求取消保安部队、警察和党员的特权，提高工人的家庭津贴到前者的水平。
　　为了要能自己管理国家准备条件，所以工人要求政府公开所有有关波兰经济的数据，要求所有阶层的人都有权讨论和发表对改革计划的意见。
　　对改变妇女工人的工作条件亦提出多项要求。要为工作中的母亲提供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减轻她们的家庭重担；将有薪产假延长至三年，要社会承认更大的养育后代的责任，而不是由个别工人家庭负担而加深他们的经济困难，这些要求对改善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重要性。
　　其它的经济要求亦有很高的政治性。例如要将工资与物价挂钩，令政府不能将经济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提早退休年龄，将两种退休制度取消，社会只能有一种退休制度，等等。
　　工人的各种要求都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觉醒。对官僚的政治垄断提出挑战。这正是全世界所有工人国家的统治官僚所深感害怕的事，也正是所有国家都会以苏联的军事威胁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的原因。连中共在其反苏大合唱中，亦不敢多刊载工人的要求，因为这样会从根本影响到其本身的统治。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攻击社会主义，所以口头上支持罢工工人，但骨子里却害怕工人政治权力的胜利会鼓舞本国的工人阶级，提供政治前景，推翻资本主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暗里大量援助波共，希望能以经济让步换取工人对政治要求的让步。
　　工人的要求事实上表明他们并不是要推翻国有财产制、回复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而是要将政治权力从官僚中抢过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在谈判会场外高唱国际歌，是最好的说明。工人对教会的一般态度，亦表现出他们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却并没有期望教会会帮助他们从官僚手中将政治权力抢过来。事实上，教会的表现亦让王人上了一堂政治课，更加表现了教会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本质。
　　工人在这次罢工中表现的政治成熟性，亦是其它地方所罕见的。罢工委员会由每间罢工工厂选代表参加，所有与政府的谈判都由扬声器实时播给会场外的罢工工人收听。而工人的反应亦同样传回谈判桌上。这就防止了任何私下妥协、叛卖的可能性，对增加工人的谈判力量亦起了很大帮助。工人在整个罢工过程中表现的组织能力、节制和自信，与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支持，都显示出波兰新一代工人的政治进步。
　　在这次谈判中，工人亦作出一些让步，最主要的是工会接受共产党在现有体制中的领导作用。接受这顶帽子，令刚萌芽的独立工会活动受到一定的窒息作用。
　　另一方面，罢工委员会在斗争初期表现立场不够坚定，信心不足，所以接纳政府的经济让步。幸而大多数罢工工人拒绝妥协，并进一步提出政治要求，广泛组织其它罢工工人，使最后终于能获得重大的政治胜利。这显示出独立、民主选出的工会领袖，也有可能落后在群众的觉醒之后，在一段时期内被群众带领推动着呢。
　　工人在整个运动中并未能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特别是否定整个国家的现存的政治架构和推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觉醒仍处于较早的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将来的斗争中，会愈来愈认识到这些政治要求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无论如何，波兰工人在这些斗争中已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他们迫使政府承认了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基于这些胜利，波兰工人将会有更佳的条件为自己的将来奋斗。毫无疑问，第二阶段会此第一阶段更为艰巨，来自政府的压力会愈来愈大。党领袖的更换表面上要向工人表示：新官上场以执行新政策，以求恢复工人对党的信心。但新的党领袖从前是掌管军队和保安部队的事务。这就赤裸裸地表明了：党要向工人夺回失去的阵地。
　　波兰工人面前的任务更为艰巨。除了要踏实地组织和教育自己之外，首先还要保卫已夺取到的胜利果实。官僚层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一定要牢牢掌握着最终的政治决定权力。虽然工人的反抗会迫使官僚作一些让步，但正如以往波兰工人几次沉重经验指出，官僚一定会逐渐分化和瓦解工人的力量和团结，以取回失去的权力。任何对统冶官僚层的幻想，都会对工人力量的积聚造成极大破坏。唯有工人的政治觉醒和本身力量的发挥，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来就没有甚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那能容得寄生虫！』
一九八〇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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