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工人廿一点要求(5)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4:45
波兰工人廿一点要求
译者：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下列为波兰格旦斯克罢工工人张贴于列宁船厂壁布板的二十一点要求的原文。每点要求旁列者为与官方达成的协议。
　　一：(要求政府)接受由它认可的『国际劳工组织』第八十七项协议所规定的工会自由，容许工人组织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结果：波兰政府同意工人在不把工会用作政党、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有组织自由、自主的工会的权利。
　　二：保证工人有罢工的权利。保障罢工者和其帮助者的安全。
　　结果：政府答应将会把这保证写于年底新修订的工会法之内。(波兰工人首次获得集体谈判权；今后，若集体谈判破裂的话，工人有权罢工) 。
　　三：实现由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迫害独立出版者，大众媒介应反映各种信仰。
　　结果：政府说其确有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只能同意大众媒介不应攻击信仰者和非信仰者。
　　四：重赋权利予因七○、七六年工潮而被剥夺工作及因信仰而被开除的学生；释放所有政治犯，终止因个人信仰而施的压迫。
　　结果：政府答应释放政治犯和学生复学，但要求罢工委员会提供名单。
　　五：传播媒介须报导『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成及要求。
　　结果：政府答应会报导完全的罢工结果。
　　六：实施挽救国家危机的如下方法：给公众了解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真相；让社会所有阶级和组织参与讨论改革对策的机会。
　　结果：政府基本接受这项要求。
　　七：以工会中央局基金发放工人在罢工期间应得工资。
　　结果：政府同意发给罢工期间全薪。
　　八：每工人增加二千波币(约为二百六十五元港币)，以补偿近期的高涨物价。
　　结果：月入少于三千五百元者波元者(约460港元)，获增薪一千元波元(约132港元)’高于上述收入者获增五百元波元(约68港元)。
　　九：保证工资随物价增高而自动调整。
　　结果：政府原则上接受要求，但具体办法容后讨论。
　　十：食物应充分供应国内市场，有余才出口。
　　结果：政府接受要求。
　　十一：降低『商用品』(COMMERCIAL)的价格，和压制用以套取外币(HARD CURRENCY．)的所谓内销出口品的买卖活动。
　　结果：政府答应稳定和划一国家商店和商业店(COMMERCIAL SHOP)的供应品的价格。
　　十二：应以资历而非是否党员为选拔管理人员的标准。应以下列方法消除秘密警察、普通警察和党机关的特权：划一家庭津贴；废止特别商店，等等。
　　结果：政府否认共产党员有享有特权的情形。
　　十三：(在搞好市场情况前)发行肉类配给证。
　　结果：政府答复，倘有短缺，会发行该种肉票。
　　十四：妇女退休年龄应减至五十岁、男性减至五十五岁。或不问年岁，凡妇女工作三十年、男性工作三十五年即可退休。
　　结果：政府会与新工会共同研究适当的退休金；考虑降低劳动强度高的行业的退休年龄。
　　十五：退休金、年奖应等量于工人所付劳动。
　　结果：政府说会研究。
　　十六：改善医疗服务和工作环境。
　　结果：政府非常同意需要改善，并答允增加护士薪酬。
　　十七：提供合理数量的托儿所，幼儿园给在职母亲的孩子。
　　结果：政府同意增加幼儿园的数量。
　　十八：供给三年的全薪产妇假期作育儿之用。
　　结果：政府同意产妇假期的三年计划如下：首年全薪，次年半薪，第三年同第二年计算方法，但以二千波币为最高限。
　　十九：缩短候屋时间。
　　结果：政府承认房屋短缺，答应缩短等候时间。
　　二十：交通补助费从四十波币增加至一百波币。
　　结果：政府同意。
　　廿一：将星期六应列为休息日。对四班制、或全日制(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工人，政府应以增加假期或其它有薪假日来补偿他们的损失。
　　结果：政府答允在年底前提草议交新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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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5:28
波兰『工人权利宪章』
译者：本刊资料室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按：以下是波兰工人活动份子在一九七九年发出的『工人权利宪章』全文，是近年来波兰工人反对运动中一份极重要的文件。
　　不少宪章的发起人与双周刊[ROBOTNIK]『工人报』有联系。《工人报》自七七年年底以来一直定期出版，团聚了不少工人阶级活动份子，他们大都是七六年六月罢工之后受到迫害的。《工人报》现今销售量达三万份，它提供工人状况和斗争的消息，并成为不同工厂和全国不同地区的活动份子的联系手段。
　　到七九年底，这份宪章已有超过一百名工人活跃份子签署，它们流传超过二十个城市。包括格旦斯克、华河、克拉科夫、罗兹、什切青和勒顿。签署者包括波路西域BORUSEWICZ、里汀斯基LITYNSKI(他们是《工人报》编辑)、安娜．华伦天娜维兹WOLENTYNOWICZ和华里沙WALESA(他们是格旦斯克七○年罢工的领袖)。华伦天娜维兹被格旦斯克列宁船坞开除，是引发船坞工人在八月十四日罢工的其中一个原因。她和华里沙都是格旦斯克罢工委员会的领袖。
　　本文曾刊于《东欧劳工焦点》七九年九月、十月号，该双月刊出版于伦敦。八○年九月一日的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加以转载。)
　　由于：
□  市民被剥夺参与决定与他们有关的事务的权利；
□　雇员的基本权利(例如从事安全和有退休金的工作、领取公平的工资、休息)受到种种限制；
□　社会不平等和不合理日益昭彰；
□　雇员没有机构保卫他们——官方的『波兰工会』并非这类机构；
□　工人被拒基本的自卫权利，即罢工权利；
□　社会需要肩负当权者每一个错误的代价，包括现今危机的代价。
　　因此，我们投入了一个行动路线，长远的目标是建立雇员的自卫制度，首先就是建立独立的工会。
　　我们希望始于在我们看来在现时可得到解决(或部份解决)的问题。
　　(一) 工资
□　工资应该起码随着生活费用上升而上升；生活费补助是必需的；
口　应确保每人都获最低生活工资；专门小组应计算这个最低额．并随物价上升幅度加以修改；生活低于这个水平的家庭应该获取适当的补助；应该作出努力，消灭薪酬上昭彰的、无理的分别；不应容许停工和分配额的改变等导致工资下降；在同等条件下做同等工作的工人，薪酬应按照标准化的级别，与该工人受雇于何部门无关。
　　(二) 工作时间
□　超时工作，额外工作和小区工作绝不应是强迫性的；矿工必须在星期日和假期放假：
□　现今制度的星期六放假，必须在法律上赋予每个人；
□　必须努力推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而工资不减。
　　(三) 职业安全
□　要毫无例外地遵守安全标准和规则；应设立特别委员会监察这点，委员会有广泛权力，包括有权封闭工厂；监察职业和安全的委员会、意外委员会和工厂医生，必须在制度上独立于工厂管理；
□　任何人因有害的工作条件而导致失去健康，都不能被遗弃而得不到他应有的工资或入息；
□　必须保持工业疾病表的最新消息：
□　必须取消妇女开夜班；不能容许妇女做粗重工作。
　　(四) 特权的赐予
□　一个雇员的薪酬及升职，不应决定于他对党的忠诚、他的政治意见或观点；
□　津贴(例如奖金、房屋或大假)必须以公开形式调配；这些物品的分配手段和受惠者的名字必须公布；
□　必须终止对与政府有关的团体(警察、党干部)赐予特权：特别津贴需求极殷的货品，例如房屋、土地、建筑材料、汽车，特别医疗护理、豪华渡假屋、特别退休权利、等等。
　　(五) 强迫人们违背良心的行动
□　不应强迫任何人做不道德的事、向党或保安机关告密、或参与向不受欢迎人物的袭击；
□　不应强迫人们生产次货，进行危害他们自己安全或别人安全的工作，将意外保密不予宣扬、作假报告、等等。
  (六) 劳动法典
    自七五年一直实行到今的『劳动法典』，必须彻底改变，它建立了不利于工人的规则。它的条文模棱两可，因此在任何情形都可以而且经常是被解释成有利于厂方，尤其是：
□　第五十二条必须改变，它被用作反罢工法例(七六年六月之后无数解雇就是以它为根据的)；罢工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保证；
□　如果有人被解雇，厂方必须以书面解释理由；当工人的个案正经过接续的法律程序时，他应该继续其工作；
□　在整个过程中，他应该有权获得律师的协助；
□　由工人选举的工会工作人员，必须在卸任后一段时期也受到法律保障免于被解雇。
　　我们认为这些主张的实现，要看我们自己的态度。工人可以迫使当局和厂方让步，这点已经由一九五六年、七○和七六年的大摊牌和个别罢工所证明。
　　几个月来我们切肤感受到危机对我们的影响。送货和交通日益走下坡、工资不断下降，物价不断增加、大工厂的时间越来越长并占用星期六的假期、停工也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保卫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情况将每况愈下。
　　可是，要争取到胜利，我们就必须排除任何无能的感觉，停止消极忍受对我们权利的限制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就必须寻求最有效的行动形式。大量可能性是存在的。
　　A．  最有效的行动形式无疑是罢工，即使罢工并非大规模的。可是，一般来说，它只是短期有效。为了不要浪费了一次罢工的成果，罢工参与者必须选举代表来监督他们的要求的实现。如果工人知道怎样团结行动而且不害怕，他们就能以罢工的威胁，以递交请愿书，或以派遣代表团，便能迫使厂方作出让步。
　　B．  简单的散布消息，就能取得很大的成果。当有人受到寃屈、当我们看到不合理事物，必须大声说和抗议；必须公开宣扬阴谋集团的行动、特权的赐予、缺点、浪费、职业健康和安全规例的违反、意外的守密、等等。必须对同事讲，在开会时讲，要要求当局就此采取立场。要讲给独立的社会机构和独立的报刊知道。
　　C．  有许多劳工关系问题可以利用官方工会解决。如果这些工会不是像现在那样死废，对我们来说肯定会好些。我们必须要求工厂代表会保卫工人的权利，我们必须利用工会开会来进行讨论和向他们提出要求，并且必须选一些将会实现要求的人进入工厂代表会。
　　D．　我们的行动要避免临时性和乱无计划，就要有一班工人处于经常警觉的状态。这班人，即使最初是隐蔽的，也可以草拟一个行动纲领，组织一连串行动，塑造舆论，而时机到来时，就走出来公开作为独立的工人委员会。
　　E．  任何情形只要存在有强大的工人有组织性的团体，能够保卫他们的代表免于被解雇和监禁，那么就应该成立自由工会委员会。西方民主国雇员的经验，显示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来保卫工人的利益。
　　只有独立的工会——它们得到所代表的工人的支持才有机会对抗当权者。只有它们才代表一种力量，是当权者必须认真对付的，而且是与当权者能在平等条件上周旋的。
　　我们——这份宪章的签署者——誓言我们将努力于争取『工人权利宪章』所列的主张。
　　我们同时也成立一个『援助基金』，保证经常捐款给这基金。基金筹得的财资，将会用来帮助因参与独立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人士。
(附录)
    我们的活动，是符合法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在认可『国际劳工条约』和『国际劳工组织协定』时，承认：
  甲：工人有权成立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第八十七项协议第二条规定：
    『工人和雇员不分彼此地均有权(无须预先获得批准)随意成立组织和参加这类组织。而只需服从于这些组织的章程规定。』
    『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件』第八条第1A项规定：『参与本条例的国家誓言她们将保证人人有权随自己的选择成立和参加工会，以便能支持和保卫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只需服从该组织的章程规定、任何人使用这个权利，将不能受到任何限制，除了是一个民主社会为了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的利益，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在法律和法例里的限制规定。』
乙：罢工的权利
    『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约』第八条第1D项规定：
    『参与本条约的国家誓言她们将保证罢工的权利，条件是罢工乃遵从该国宪法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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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5:49
社会自卫委员会对罢工的声明
译者：微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译者按：本声明由『社会自卫委员会』在本年七月十一曰发出，当时肉类加价激发了第一道罢工浪潮。『社会自卫委员会』是波兰的异议组织，与罢工工人有密切联系。本文节译自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八○年九月八日的转载。]
　　肉类涨价自七月一日开始生效。在七月二日，控制全国大部分食物商店的合作社SPOLEM正式宣布：加价只影响早一日已开始加价的物品，其它不受影响。到七月四日，在一些地区的工厂饭堂，差不多所有已加价的物品都回复旧价。某些工厂饭堂也售卖日常必需品如肉类。一般来说，饭堂存货较多，以减少工人不满。激发起七月一日的抗议浪潮的，正是这类饭堂一些物品加价，尤其是烟肉和猪手。但另外一些地区的饭堂和商店则维持新价。
　　从那时至今(七月十一日)，物价摇摆不定。举例来说，许达钢厂的饭堂从七月一日开始采用新订价，在七月三日早上七时到中午用旧价，从中午到下午二时用新价，从七月三日下午二时到七月四日全日用旧价，从七月五日至今则用新价。
　　在七月九日，党中央领导和经济专家在华沙开会，确实了加价事宜，但受加价影响的项目则较少。政府同时宣布明年将会增加退休金、家庭补助金和最低薪者的工资。
　　政府先是取消加价，再而重新实施，再而减少加价项目，同时答允加工资。这些都是工人抗议的压力，工人以罢工的威胁和罢工本身来支持他们的要求。……
　　罢工在全国蔓延。我们在七月二日的声明里说：
　　『『社会自卫委员会』表示完全支持罢工者及其要求。我们特别支持他们要求工资里包括生活水平的条文……』
　　『工人斗争最有效的形式(它服务工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且对于全国来说是最少危险的形式)，是在每间工厂内自我组织起来，民主地选举独立的工人代表，他们能够以全体工人的名义，提出工人的要求，与当局进行谈判，负责地但坚决地领导工人的行动。工人必须觉醒到，只有联合行动才会带来正面结果。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能让当局开始进行任何形式的对罢工者或工人领袖的迫害。』
　　七○年代不负责任的投资政策，和引致农产品供应危机的农业政策，造成一个真正的经济灾难。引致危机的另一因素，是违反所有经济规律的，但仍实行了几十年的订定物价的政策。可是，这个制度要改变，就只能在整个经济彻底改变的架构内进行。现今的经济制度是非理性的、阻碍进步的、浪费人力的、挫损工人士气的。
　　人们批评工厂工人，说工人工作差、懒惰、不用尽工作日。但这些根源于工人不想工作，原因是奖励制度[按：如果工人完成指标就能取得奖金。可是，当局仍大量采用『精神刺激』(如设立荣誉名单)，工人对这些并不关心，甚至尽量避免。]和整个经济的运转。没有原料供应或因电力供应中断而关厂时，过失不在工人。『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企图要社会承担党本身的错误、无能、和对经济过程的错误估计。
　　订定物价的制度的改变，如果不是一个彻底的经济改革的一个小环节，那是不可接受的。危机的基本原因，是波兰政府多年来推行的政策——即无须咨询社会就作出决定的政策。它不去进行急需的经济改革，反而做一些日常的补缀措施。这个政策的负面结果对社会有严重后果，特别是对于最被剥夺的阶层来说。
　　为了拯救国家免于灾难，必须采取立即的行动：
　　㈠ 经济制度和有关整个社会的决策的决定方法，必须有彻底的改变。『社会自卫委员会』对于这个改革所应走的方向不采取立场。我们深信只有全国性的讨论才能决定这点。这样的讨论无疑将会考虑到独立的社会组织多年来的改革主张。政府的改革纲领和实施时间表也必须明确制订。否则，对于政府每日的措施，我们将会报以不同社会团体每曰的抗议行动。
　　㈡ 由于现今的紧张局势的近因是食物市场(尤其是肉类市场)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终止引致个别农民(主要的食物生产者)破产的政策。必须保证土地私有权和买卖土地的自由。所有农业生产的形式(家庭式农场、合作社、国家农场)必须取得同样待遇，包括供应、销售、价格、贷款、税收和司法公正等。牲畜饲料和其它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物资必须保留公平的部分给个体农业，要多于现时的供应，
　　㈢ 可是，农业政策这个改变将不会导致运往市场的食物的增加，而政府当局将不能保证商品以正常价格有足够肉食供应。因此，必须取消『商业价格』，实行广泛的肉食和肉食产品的分配。即是说，应该发出配给券，价格应该回复七月一日以前的水平。
　　㈣ 必须发表有关经济情况的所有数据，尤其是有关外债的数据和肉类出入口的情况(全部生产、个人和集体消费、外贸)。
　　㈤ 尤其重要的是，未来的讨论和谈判在平静的气氛下进行，其结果要反映所有社会团体的真正意见。当局必须明白：他们不能避免与社会进行谈判。谈判将在甚么气氛下进行，将决定于当局：是在平静的气氛下进行，还是在日益坚决的斗争中进行。
    『社会自卫委员会』强调必须重建市民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人权宪章』(由波兰人民共和国承认)保证了的。如果当局尊重这些权利，就会制造条件，令最急切的经济、政冶和社会改革能达到协议。
　　●　必须容许工人大会选举工人委员会、雇员协会、独立工会、和其它代表形式，以便能保卫工人的利益。
　　●　市民必须能够组织起来、争取权利、建议和实施改进社会的措施。
　　●　为促进这点，必须改变『集会和组织法案』。
　　●　必须改变『劳工规例』，尤其是必须取消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它容许将罢工工人解雇，法律必须保证罢工权利
    必须制造条件促成有关现今形势的全国讨论。除纯经济性问题外，还有那无孔不入的新闻检查和对大众传播媒介(报纸、电台、电视)的垄断，它们令社会真正意见不能表达，同时令专家的立场如果被认为不便就不能公开。这意味社会以及当局都不能对国家的情形有任何真正控制，而熟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人又不能令当局或市民(后者最为重要)知悉他们的建议。这样的情况，不会帮助得出解决方法，只会增加灾难的危险。
　　●　个别的专家必须能够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而工人大会和独立组织的立场必须得以发表。必须停止对独立印刷所和报纸的检控。
　　●　必须取消新闻的出版前检查；应该通过一个新的新闻法例，建立必须的制裁，以保卫军事秘密和个别人士。
　　●　必须停止对人们的独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镇压。
　　●　应该削减民兵(即警察)和保安人员的权力。
　　●　必须重新建立法庭的独立性。
　　●　必须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以上是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以开展对现况的真正的全国性讨论，并取得社会和当局之间的谅解。『社会自卫委员会』向整个社会呼吁，特别是向工人大会呼吁，希望他们能够支持这些建议，在与当局谈判时提出这些要求。
　　我们不应单是满足于当局部份取消加价，或满足于只在最主要的工厂取得额外的加薪。当局这些让步不会改善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于受剥夺的层份来说。
　　被危及的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阻止政府和社会的解体。当局的不负责任，并不令我们减少我们对本国的责任。
    社会自卫委员会
再者：『社会自卫委员会』将会援助任何因参与罢工而遭
受报复的人士。
献给妇女——格旦斯克罢工工人之歌
一妇人某天来到医务所：
——医生，请检验我！
——夫人，你弄错了，
　　我只不过是兽医，
　　我并不医人。
——啊，医生，正是如此，
　　我觉得自己是只野兽。
每天早上起床后，
我在屋内来回奔跑。
像一只狗，像一只猫，喘不过气：
像一匹马，我跑往工作：
像一只猴子，我握着巴士扶手；
像一只骆驼，我背负重担；
像一只狮子，我保护家庭生活。
晚上  从工厂回来，
我已入睡，而在我耳边
丈夫在噜苏：
“转转身，懒虫！”
或许你能找到
一种神奇药物
能将我变成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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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6:38
罢工工人接见总理的那天
作者：杜维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格但斯克，八月廿六日十一时。
　　他们随时会到达。在过去一小时，一个欢迎行列在烈日之下等待。黄色的安全头盔在密集而静默的人丛中开出一条路。背后是第一号闸，上面有旗帜和花束。
　　格但斯克的工人准备了一个最盛大的欢迎仪式来迎接政府代表团。但代表团并不想接受。我们很快便知道，挤在一辆小客货车上的政府代表团正静静地从第二号闸进厂
　　副总理雅尔斯基坐在前面的客货车进入船坞时，被工人认出。工人静默但愉快地看着这部车。
　　谈判在总罢工委员会总部的一个小房间内举行。当代表进行谈判时，记者可以隔着大玻璃窗拍照。谈判过程立即转播到邻室和全个船坞。这个公开谈判的例子是国际工人阶级历史上少有的，但在这里已成为司空见惯。秘密谈判是不可能了。
　　当播音系统由于技术原因停止时，厂内外爆发愤怒情绪，甚至要捣毁会议的大门，因为众人相信是政府制止使用传声器。副总理主动要求恢复秩序。数分钟后，代表了工人民主的播音系统恢复了，他才开始继续讨论。
　　每个人都觉得当局是处于被动，只在技术细节上打转。每个人的面上出现喜悦，甚至欢笑。副总理耐性地听取总罢工委员会的声明，而工人热情地对声明鼓掌。
　　代表们直接了当提出中心问题。委员会主席华里沙说：『我们要求讨论所有事情，让找们从第一个要求开始：自由的工会！』
　　副总理犹疑了一会。最后，搬出八月廿四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答复，并补充说：『在几日内，这个区域的所有工厂内会进行新的选举。如果它显示总罢工委员会占大多数，那便需要改变工会。』这就是他的答复，但只是作为私人的意见，实际上并没有新意。
　　在其它总罢工委员会委员发表意见后，副总理要求休息十分钟，结果却休息了一小时半。到最后，双方同意成立专家委员会对其他要求作检讨而不会作出决定或限制任何一方面。
　　这个第一次的公开谈判最突出表现了罢工工人的决心和觉醒程度。他们的政治化由总罢工委昌会充份表现出来。要求成立自由的工会越来越带有政治意义。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希望一个由每个人掌握的进步和醒觉的改变。
　　李斯，一名罢工领袖明显表示：『我们要求所有的工人权利，是在所有平面的。(工人的掌声)我们要求保证活动自由。』
　　被选入总罢工委员会领导团的格维斯达(工人报编委会的一名成昌)补充说：『在这里，工人表示出自己是成年人。教宗访问时我们所表现的平静是这个时期的第一个表现。一个独立于国家和政府的新的工会，是将国家救离危机的唯一出路。当然，经济状况是十分复杂。困难在不同层面存在，每处都要聆听工人的意见。除了实在工作的工人外，谁人能说自已是正确的呢？一个新的工会会避免很多错误。政府不能无限期推延答复。』
　　罢工领袖维斯纽斯基说，如果工人得到这个控制的保证，他们可以接纳一些牺牲：『我们作出无生产性的投资。我们错误使用金钱。所有工人，所有波兰人，一定要能够得到必需的东西。有些改革可能困难，但一个自由的工会和它对政府所有经济活动的控制是唯一能保证我们脱离目前的状况。我们要求所有经济决定是镇定和有理智地执行。』
　　最后，亦是大部份与本记者谈论的总罢工委员会所坚持的：自由的工会会有真正工人权力的所有权利。
　　华里沙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举出一间加工厂是以一半的能力操作。『政府决定在旁边建立多一间，这是荒谬的。这间工厂完全没有用。或者中央委员会并不知道，但我们工人每天都见到。自由的工会表示对每个层面，不论是地方、地区或是全国性的经济决定有控制力。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计划，这就是我们如何去做的方法。』
　　总罢工委员会领导团中的苏比钖在如雷的掌声中清楚表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关系到整个波兰。我们明显地要求到处有自由的工会。』
　　副总理说：『这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波马蓝尼亚(格伹斯克市所在的省份——译按)。』
　　苏此锡反驳道：『不要企图将我们与全国其它地区分割开来。如果你这样做，罢工会变成总罢工。』
　　成立自由工会的口号的最大动力是工人阶级能够对自己的事情负担责任和醒觉地肩负任务的想法。
　　这是副总理在八月廿六日所听到的想法。这是波兰所有工人的愿望。
(小点译自红色周报第九三三期)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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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6:41
波兰妇女挑重担
译者：星荧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波兰工人今次的反抗，直接原因是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物质要求。
　　今天，妇女构成超过四成的波兰工人：在工业大军中，妇女占将近四成，而在商店、写字楼和医疗行业中，妇女更占八成。
　　她们的生活极其劳累。经常的食物短缺和社会服务的不足，令妇女肩上的重担更沉重。虽然她们在经济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波兰妇女仍受困于低薪的低等工作。
　　这里，我们刊载两名波兰在职妇女日常生活的生动描述。第一篇是一名女工的陈述。第二篇是今年初夏华沙党报『政治周刊』刊载的。
我经常都觉得疲倦……
　　我现在描述我的一天。我八时十五分开始上工，我丈夫七时卅分上工。我们五时卅分就起来了。
　　我丈夫只料理自己，他吃完早餐后，就不见人了。我喂儿子吃早餐，替他换衣服，自己吞下早餐，就跑去电车站——我在第六个站要转电车，因为托儿所离家里很远。
　　我约八时卅分回到写字楼，或者更迟一些。我经常都很疲累，工作很繁重。但我经常都要在日间离开写字楼，到就近的士多购物，因为我居住的大屋邨，物品的供应很差。
　　无论如何，我放工后不会有时间去购物。我在四时十五分离开写字楼，就跑去电车站——一手拿着餸菜，一手拖着儿子。我丈夫很少从托儿所接儿子回家。
　　在傍晚，我根本不会再出去了。我记不起上次去看电影是甚么时候了，更不用说剧院了。又有谁来照顾孩子呢？
　　我丈夫想要孩子。我开始怀孕时，我问他是否把孩子落了，当时他很愤怒。但现在，他却一点也不帮我。但又何止他一个是这样的？
　　为甚么我们国家对在职母亲的帮助是那么少的？托儿所很少，也没有婴儿即食食物。可是，我们国家出来做工的妇女，却此外国为多。在我写字楼，七成雇员是女性。
三点半起床……
　　她凌晨三点半醒来，本能地，日日如是，外面是漆黑的深夜。
　　火炉已经冻却了，她就在被里换衫。她走入厨房煲水，然后走回睡房点着火炉，那么，当她的丈夫和女儿在六点钟起床时，屋子就会暖烘烘的。
　　她又走回厨房，切面包和芝士，从雪柜取出牛油，将两个碗和两个杯放在枱上，用餐巾盖着。她将茶倒入一个杯里，热杯烫着她的手。
　　『我从来没法在早上喝点东西』，她说。
　　然后，她还要洗薯仔，弄早餐。接着，她要预备三文治，让丈夫带去返工，让孩子带去返学。4：45  汤慢火煮着。她拿起外衣、围巾和帽子，还有手袋和购物袋。于是，她关上电灯，轻轻在背后关好大门。
　　跟着，就是急步行去巴士站，巴士站离家有一哩路程。
　　十五个人正在等待5：14分的去华沙的巴士或5：15分的去奥域的巴士。有些是去奥域返工的，有些则是去华沙返工的，华沙离这儿三十哩。人们大都在七点开工。5：15  不耐烦的人频频看表和走到路中心。她对自己说：『如果去华沙的巴士不来，我就搭去奥域的巴士，再转火车到华沙。』5：28  去奥域的巴士到来，车上满满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因为每个人都要返工，每个人都要挤上车。
　　去奥域有十二哩路，需时四十五分钟。在车上，手脚都不能移动。这样密密的挤着，简直不能呼吸，也不能中途下车。6：13  巴土抵达奥域。从奥域到华沙要半小时，但严寒下雪的冬天时，有可能要一小时半。而且，火车经常无故迟到半小时或以上。
　　『工厂的钟永不会说谎。迟到多少时间就要在傍晚或假期补做工。今个月我已经要做六小时的超时工作了。
　　我工作地点不算远，但我经常都迟到。如果巴士和火车准时，我应该早半小时便回到厂里了。』
　　她在下午三点之后就离厂，购物袋满载从工厂饭堂买的面包、芝士、牛油和其它东西。
　　如果她不用再买其它东西，她就可以很快去到火车站；如果立刻搭到火车，她就能赶得及搭3：55分的巴士由奥域回家。但是，如果火车迟到或巴士误点，她就要等一小时半，等下一班车。
　　她六点半回到家里，洗碗碟、洗衫、预备晚餐，再洗碗碟，做各种家务。
　　看完一会儿电视片集后，她在厨房再巡视一下，熄灯和关好煤气。临睡前，她先去看看女儿的被是否盖好。
　　第二天早上，她三点半醒来，本能地，日日如是。她望望天花板。然后，她又不停手做着，为了要赶搭5：14的去华沙的巴士或5：15分的去奥域的巴士。
(译自英国社会主义挑战报八○年八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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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6:59
波兰工人斗争日益高涨
作者：微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1年2月 第八卷  第二期（总第50期）
　　自从『炎秋』大罢工斗争胜利，工人取得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后，波兰共党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缓和下来，反而是不断以尖锐对峙的形式表现出来。几次事故都先由政府发难，但工人的庞大力量通过全国独立工会联盟『团结工会』发挥出来，几次都迫令政府作出让步，使力量对比更有利于工人方面。
　　工会章程的官司
　　在十月廿四日，华沙一名地方法院法官除了对『团结工会』章程作某些修改外，更加入一项条文，保证工会将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工会于是准备从十一月十二日开始进行一连串抗议罢工，来对政府施加压力。官僚层被迫在十一月十日作出重大让步，最高法院裁定工会上诉胜利，无需在章程中加入该项条文。
　　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工会一方面表示立场坚定，另一方面采用了技巧的有弹性的策略。在十一月十日之前的一个星期，医院工作者、医生和医科学生在格但斯克、华沙及其它城市进行了临时性罢工示威，坚持他们有示威权利，而『团结工会』则在个别城市，成功地号召了巴士司机支持医疗人员的一小时罢工。邮政工人也进行了罢工。
　　在高院裁决的前夕，『团结工会』进行了另一个策略运用，就是同意在章程后加一个附注，保证尊重共产党的既定权威，以及尊重在格但斯克协议内包括了的波兰的现存国际联系。不过，工会同时加入另一个附注，就是承认『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工会权利的第八十七和第九十八条款。
　　因此，官僚层不能指责工会蔑视现行政府的政治权威，而工会却同时能够有效地保卫它自行决定本身章程的权利，使它能作为独立组织为保卫工人经济利益、向工有直接负责而运作。
　　当高院裁决前双方对峙不断升级时，政府在电视上播映了波兰和苏联军队的联合演习，同时，一些外国记者被拒入境，一些则被威胁会被逐出境。政府高层官员所作的谈话，不是坚持工会章程必须纳入该条文，就是攻击格但斯克为『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主要中心』。中委会成员格利沙在十一月七日向报界说：『党自八月以来首次决定要运用所有可能性……来防止罢工，包括诉诸行政措施，例如宣布在某些企业进行罢工为非法。』共党同时在全国召开了干部地区性会议，企图『在政治上与罢工作斗争』。
　　然而，政府在十一月十日终于退让下来，显示了波兰官僚层力量已受到何等的削弱，而且要应付据称拥有一千万以上成员的群众独立工会时，波共已不得不日益要借助苏军入侵的威胁来恐吓工人了。
　　省长被迫辞职
　　在十一月十日高院裁决前夕，政府曾企图进行全面性镇压，而波共的极端斯大林主义代表韦亚彼奇的所为明显说明了这点。
　　韦亚彼奇当时是波兰南部捷度楚华区省长，他作好了粉碎他辖下区域工会的筹备，在十一月十日早上，他召见了该区的工厂厂长，通知他们将会宣布紧急状态，叫他们准备好剥夺『团结工会』领袖和活跃份子取得通讯工具的权力，要将所有打字机、油印机和复印机从独立工会手中拿走，要阻止工会使用工厂的无线电广播；保安部队和党干部要迫工人签署对政府和党的誓忠声明；厂长要警告工人，任何罢工将被视为对『人民的波兰』的攻击，将会以暴力镇压。
　　一些厂长立即开始尝试实行这些措施，掀起了工人的愤怒浪潮。当高院在几小时后作出对工会有利的裁决时，工人正与韦亚彼奇及其政府进入战争关系状态。二百间工厂发出了罢工警报；工人领袖拒绝与本地党官员谈判，坚持要与中央政府代表直接谈判。
　　在十一月十九日，地区行政部长基巴与工会签署了一项协议，内容并没有公布，但稍后，政府新闻处宣布省委会和市委会的领导人都会提出辞呈，此外会对另外四名官员进行调查。
　　捷度楚华区的工人不只要求撤换可恨的官员，而且要求将政府或私人拥有的别墅楼房(包括韦亚彼奇私邸)转为托儿所和幼儿院。这个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官僚层一般的特权上，并要求将之废除。
　　至于医疗工作者和教师、学生等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它的意义是深远的。政府被迫改变社会开支的优先次序：政府同意将一九八一年财政预算中拨为教育开支的百分之三增到百分之六，并将百分之五的预算拨作医疗开支。
　　官僚镇压工会企图失败
　　官僚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决定权，他们仍不断采取攻势，企图扭转劣势。可是，他们的情势却每况愈下。
　　在十一月二十曰，波兰秘密警察突击搜查华沙的『团结工会』总部，搜索一份国家文件。据说该文件由国家检察院一名职员交给工会手中。该文件详列镇压反官僚反对派的程序。警察在『团结工会』办公室内找到该文件的副本。
　　在突击搜查后，警察在十一月廿一日逮捕了工会印刷部负责人那劳历NAROZNIAK和国家检察院一名职员沙碧拉SAPIELA。他们被控违反了保卫国家秘密的法律。
　　十一月廿四日下午，『团结工会』开始了反攻，发动了乌苏丝巨型坦克厂一个重要部门进行无限期罢工，成功地停止了整个厂的生产。
　　当晚，『团结工会』的华沙地区主席团在乌苏丝厂集会，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除了要求释放那劳历和沙碧拉外，『团结工会』并要求当局发表该份文件起草者的姓名，暂停检控被指『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人，成立特别议会委员会(要包括独立工会的代表)来调查警察和法院的滥用权力，削减拨给保安部队的费用，并将展开调查。决定七○年和七六年谁应该对镇压罢工工人的事件负责。
　　为了支持其要求，工会宣布将会逐步扩展华沙地区的抗议罢工，到十一月廿七日就会开始全华沙区域的总罢工。
　　到十一月廿七日，政府再次退让下来，释放两名被捕者，并同意与『团结工会』展开谈话讨论镇压性机关的问题。
　　经济困境
　　波兰工潮的起因，是经济衰退和政府的紧缩政策，造成物资缺乏，工人生活水平下降。工潮虽然因政府让步而暂时缓和下来，但波兰的经济形势并无好转。政府不断企图将经济困难的责任推在工会身上。波共第一书记简尼亚在十一月初宣布说，波兰的国民收入连续两年下降，今年的农作物收成将会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差的一年。据报导，一系列主要的物品极为缺乏，包括肉类、面粉、牛奶、猪油、牛油、糖，甚至盐。而水灾令薯仔减产一半，靠薯仔饲养的牲畜也因此会大量被屠宰。在九月中，工业生产已下降二成，而波兰最主要出口货煤的生产估计会比每年的二亿零八百万吨产量目标减少八百万至一千万吨。至于本来估计可入超的贸易，则会有高达九亿美元的赤字。
　　这幅惨淡的图画，反映了官僚统治制度的危机；官僚层尝试解决国家的经济困难的方法反而令问题更严重；它的经济管理制度证实失败了。但工人仍未取得必需的地位来重组经济。波兰今日面临的深刻危机，显示除非国家运作的方法有根本的改变，否则这些问题将无法解决的。
　　群众情绪日益高涨
　　波兰工人长期经历着苦难，他们今次进行斗争，要对抗本国官僚层，也要对抗苏联和东欧的官僚层；他们是从开始就准备进行一个长期战斗的。工人团结在独立工会旗帜下，正向官僚层作出越来越大胆的挑战。继十一月十七日捷度楚华区省长被迫辞职后，其它地方纷纷发展了反对粗暴官僚的斗争。例如在奥斯定OLSZTYN，地方党官员被工会指控贪污，他们于是预备了逮捕工会领袖的逮捕令。可是，群众也不断组织起来，对抗官僚的滥用权力。工会已在全国成立会所，收集有关官僚层罪行的资料。正如其它工会运动一样，这个活动计划会逐步升级，第一阶段是收集数据，以便向官僚施压力，然后会就个案发表证据，并提出特别要求。
　　据不少报导，工会基层此起其领导更激进，要求与官僚层对抗的情绪也更激烈。『世界报』十一月二日报导说：『在最后一轮协商完结后，『团结工会』的全国委员会再次开会以澄清事态。讨论的结果是，即使最温和的成员——什切青的代表，也完全赞成罢工的建议，因为他本区的基层绝大多数支持罢工。』
　　『时报』十一月七日指出基层的战斗性很高，并引述一名波罗的海工人领袖的谈话：『格但斯克（地方工会领导）非常富战斗性，而工人则更富战斗性。如果我们将工厂内人们的说话主张介绍出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其它成员都会跑开。』
　　『华盛顿邮报』十一月廿五日报导什切青一个厂团结工会』集会，有一万五千人参加：『几乎所有问题都是政治性的。有些人主张要对导致危机的政客进行报复(一名上年纪妇人高呼『判他们死刑』)，有些人询问独立工会联盟……什么时候会建立成为一个政党来与共产党对抗。』
　　著名工会领袖华里沙回答第一个问题说：波兰没有足够的监狱，来囚禁贪污腐败的官员；『我们不想将这些大官关在狱中，因为这样他们只会消耗我们的资源而长得更肥胖。他们反而是应该交出他们占去用的别墅楼房和银行户口，由我们在人民中间分配。』
　　华里沙对『团结工会』变成一个政党的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不能一次过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再逐步前进。』
　　人民组织性和战斗性日益膨胀之际，波共内部分歧则越趋尖锐。波共中委会新闻部负责干部格拉沙KLASA在接见《纽约时报》和其它西方记者时，承认在十一月廿一日至廿八日的危机时期，党内派系斗争是如此激烈，以致中委会会议迫得要延期。在这一周内，波共四十九名地区第一书记有十八人被撤换。
　　苏联和东欧则继续企图孤立波兰。十一月三十日『真理报』转载了捷克共党一篇文章，将波兰今日形势比较于捷克在苏军入侵前夕的情形。该文意图替波共官僚打气，来更强硬对付群众运动。而言下亦暗示，波共官僚如不称职，将会被取代。这篇文章正值波共中委会全会召开前夕发表。
　　然而，波共官僚层已被日增的群众动员困陷于泥沼中，到现阶段，要想阻止甚或减缓这个过程是极为困难的了。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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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7:19
波兰纪念七○年死难者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1年2月 第八卷  第二期（总第50期）
　　在十二月十六日。数十万波兰工人齐集格但斯克船厂，在新建的纪念碑下，向十年前这一天在斗争中牺牲的同志致敬。
　　尽管纪念仪式有浓厚宗教色彩，但工人阶级权力充分表现出来。特别班次的火车，将成千上万的人从华沙运来，包括华沙钢铁厂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类反应在全国都发生。
　　工人到达格但斯克时，从火车站开始游行，高举着他们所属的『团结工会』支部横额。整个过程由船厂工人维持秩序，一个警察的影子也没有。
　　波兰共和国主席与其它名人也在讲台上被迫向他们在一九七○年任意冷血枪杀的死难者致哀。华里沙在四分钟的致词中说：『现在已无需用暴力。一九七○年永远不能再重演了。
　　工人要求展开调查，查究谁要对七○年的工人死难事件负责。官方的数字是：在企图粉碎罢工时，只有四十五名工人被杀，一千一百六十五人受伤，三千人被捕。『团结工会』则宣称有比此数多许多倍的人被杀。
　　最令人不齿的官方行动，是当时政府呼吁工人恢复工作，但当格但斯克船厂工人从火车站涌出来预备回厂以响应政府呼吁时，却被乱枪射击。当日接着便发生整个区域的打斗和射击。
　　今年八月罢工胜利后，『团结工会』呼吁筹款，为七○年事件的死难者建立纪念碑，结果筹得五十万英磅，在最初三名工人被枪杀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
　　被杀的三名工人都是船厂工人，而建造纪念碑的正是他们船厂的工人同志。纪念碑上刻着：『他们献出生命，使我们能尊严地活着。』
　　工人现在要求公正的裁决。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中派有他们的代表，来调查警察、秘密警察、内政部和检察院的权力。他们同时要求大量削减拨给镇压力量的财政预算。
　　当局尽其所能限制群众的动员；他们企图令华沙和
　　当局尽其所能限制群众的动员；他们企图节毕抄刊其它地区同样的集会取销，报刊又提供这次事件的错误消息。
波兰政府的支持者——天主教教会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1年2月 第八卷  第二期（总第50期）
　　波兰天主教教会经过波兰天主教团两日开会后，发表了一份强烈声明，支持当局，呼吁结束『可能令祖国面临丧失独立和主权的威胁』的行动。
　　教会发言人在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和其它反对派组织时说：『我们指的主要是那些嘈吵和不负责任的声明。它们是针对我们的东邻而作的。』
　　正如它在七○年向工人宣传『温和』路线一样，天主教会显示了它在任何决定性摊牌时都会支持政府对抗工人。教会对反对派和独立工会给予部份支持，不过是企图保留它对工人的影响力，同时为教会本身争取更大自由。
　　可是『团结工会』的工人并没有被吓倒。十二月十一日的『团结工会』全国大会，号召要成立一个保卫政治犯委员会。大会同时抗议当局查禁了官方波兰电视台制作的『八○年工人』的影片，那是关于今年八月事件的。
　　在其它地区，抗议过去镇压的声浪不断高涨。在华沙大学，十二月十三日举行了一个大会，讨论一九六八年的学生暴动及当时公安部主脑对学生的镇压。当时公安部主脑是莫煞将军MOCZAR，他在一九***年至七一年在高莫加政府内任内政部长，臭名昭彰，主要负责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的反犹太人运动，将差不多所有犹太人都清算于公众生活之外。在一九六八年，作为专门负责警察和军队的党中委会书记，他指挥了对学生暴乱的镇压。在七一年，他被排出政治局，十年来在政治上并不活跃，可是，最近他又回到共党政治局，成为简尼亚的亲密顾问。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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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9:11
波兰反抗运动的呼声
作者：史慕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4月 第九卷  第四期（总第64期）
　　『在十六个省区，发现了敌视的墙上标语、分派传单和关于在西里西亚发生抗议行动的假消息……在一些企业里，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又再次增长。例如，在卡托维兹矿场，人们组织了援助一名被囚矿工的行动。在这矿场的运矿车上，发现被写上：『冬天是你们的，春天将是我们的。』(……)在查格比矿场，大约115份鼓吹叛乱的传单被散发，在它们上面可以读到：『在恐怖的黑夜之后，被团结工会力量照耀的白日将会来临(……)公民们，不要被恐吓镇服。尊严地抬起你们的头来，你们将会看到以千计工会人员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波兰进行新的战斗。』(……)』
　　上文是引自一份日期为八二年二月三日的极机密的政府内部通讯，只供官僚机关上层官僚阅读的。(由华沙区团结工会消息通讯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一期引载)
　　波兰工人运动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官僚政权发难以来的情况，可概括为被挫败但并未被击溃。来自波兰的消息可以证实这个论点。在格但斯克，卡高维，华沙和罗克劳这四个地区，工会的区领导已重整起来，由逃避了被拘捕的领袖组成。此外，据工会消息通讯报导：
　　『在全国各地，逐渐发展了团结工会社会抵抗小组的全国网(KOS)，每个小组由五人组成。每个组员另外组织一个新的小组。这些地下抵抗组织传送刊物，收集和散发消息，组织互助和支持行动。』
　　根据在法国的团结工会联络委员会提供的资料，现在已有超过一百份地下通讯。其中一些有重大流通量，例如由罗克劳区罢工委员会出版的『日复一日』宣称流通量为二万份。
　　游行示威
　　政府在二月一日实行的大规模加价——一些物品加价三倍以上——触发团结工会的广泛行动。
　　在格但斯克，一月三十日发生游行示威。华沙团结工会消息通讯叙述了这次行动的组织和当日的情况，包括以百计示威者被保安部队拘捕，其中一些更被重判：『从一月二十八日起，传单被大量散发在格但斯克街道上和郊区的火车上，呼吁在三十日和三十一日晚上七时二十分在窗前燃点蜡烛。在第二天，传单呼吁在三十日下午三时在海军船坞死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在三十日下午二时，群众开始在纪念碑前的广场聚集，带着鲜花和蜡烛。人们听到从海军船坞传来的『主佑波兰』的歌声(……)。工人从船坞走出来，带着旗帜和蜡烛。警察向后撤退。没有歌声，也没有呼口号，当群众开始慢慢散去时，冲突开始发生。首先，群众被催泪弹袭击。其后，军警向群众发射照明弹，又使用水炮(……)冲突持续约两小时。群众高叫：『盖世太保！法西斯党徒！』警察增援部队将群众驱散和展开搜捕行动。街道两头被封锁，差不多只拘捕年青人。巴士被截停，巴士内的年青人不问情由也被拘捕。』
　　这个示威并非单独事件。在二月十三日，类似的抗议在波兹南被组织起来。一个目击者报导：『这个示威事前经过反战时状态的传单运动，组织得十分良好。波兹南的全部居民都有参加。人们分开来游行，以免被看作是进行集会。到了中午，军警封锁了五六年六月受害者纪念碑。人们因此将鲜花和蜡烛放在对面的米奇域兹纪念碑前。军警亦封锁这纪念碑。人们其后走向文化宫。到了六时，一大群青年望弥撒后从教堂走出来。他们走向纪念碑，军警于是进行干涉。在这天，波兹南一些工厂进行五分钟罢工。』
　　另一个示威在同一时间在邻近卢布连市的史维力克发生。当地的WSK工厂生产直升机，雇用了一万名工人。『在晚上七时半，当电视新闻开始播映时，居民走到街上，在市中心散步。但这个散步含有示威的性质，所以当局将宵禁从十时提早到七时。』
　　在罗克劳的罢工
　　罗克劳地区罢工委员会通过传单和海报，呼吁在一月二十九日进行半小时罢工。根据团结工会稍息通讯报导，该市的大部份企业都实行了罢工。一名目击者描述：『行动受到厂内工人十分良好的支持。这并非一次公开的抗议，但人们停止工作，而厂领导和管工感到害怕。自从一月二十八日以来，我们觉得在工厂内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传单派给了所有人。人们觉得很满意：他们克服了恐惧，行动让人们恢复信心，在他们之中再建立联系。』在另一间工厂内，虽然泊有六部军车，工人仍然停止了工作一分钟，挂起了旗帜。在另一个企业，罢工延长达三小时；工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恢复工作。恐怕他们如果占领工厂，则可能会被孤立起来。
　　这些罢工，即使不能强迫官僚退却，也加强了工人的组织，显示了集体行动是可行的。但对它们的评价并非一致的。一份工会通讯刊登了华沙工会领袖保泽克的访问。他解释说：『罗克劳一月二十九日的罢工起码在一些企业成功进行了。得到的让步是甚么呢？没有。得到甚么失败呢？我们毫不理会。面对政权的唯一有效论点是，这可能变成一个席卷整个波兰的行动。』
　　保泽克声言支持可以获得实际成果的行动：『如果乌苏斯拖拉机厂可以藉罢工迫使政府不再在电视让那些无权代表工人说话的人出现，好吧，让我们发动罢工。如果一个企业有足够力量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就让它斗争争取吧。』
　　在官僚实行军管的三个月之后，反抗运动继续发展和巩固。但它远非一致的。关于目前行动的形式和长远战略的辩论继续进行。总结以往十六个月的团结工会合法活动的经验，归纳可以避免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挫败的策略，和寻求组织工人的各种方式，正在继续开展。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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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20:51
波兰工人之春开始了
作者：史慕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5月 第九卷  第五期（总第65期）
　　雅鲁泽斯基将军实施军管六个月以来，波兰官僚离开胜利还很远呢。且看下列对白：
　　『局势是极之复杂，我们距离庆祝胜利的日子真正还很遥远。我们仍会遇到各种情形、现象和事变，是我们现在不能想象得到的。同志们，甚么也仍然是可能发生的。』
　　『——同志们，你们所说的是令人恐惧的。』
　　上述对话录自波兰电台、电视军事委员会一次会议。它综合了官僚军政权的混乱。该名部长继续说：『战争状态会一直继续下去，直至党重获新生为止。我并不是指党的官僚，而是在大企业的基层的情况。』因为这个高高在上、统治整个社会的党已经虚脱了。自从八○年八月以来，它已失去三分二的党员。在工业里，它愈来愈只剩下干部。它的群众基础现今只集中在政治架构内。
　　官僚企图重组在它控制内的社会组织的努力已持续了很久。在企业内成立以担任官僚所认为的工会功能——例如分配薯仔，调配假期等——的『社会委员会』被一致杯葛。企图利用在军管前在工人委员会中被选的工会活跃份子，以向工人解释生活水平的下降的努力，亦被有关者拒绝了。
　　即使在平均加价三倍之后的商店有较佳供应，工人也再没有能力购买。生产以灾难式的比例下降：根据官方统计局的数字，大企业平均只能达到计划中生产的40至45％。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消极低抗(正如在西里西亚的矿场里，约一半的矿工执行工会关于破坏生产的指示)，另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状态对生产带来的限制造成生产的无组织性：很多企业在三天之中有二天是停工的，因为缺乏零件和生产原料。
　　由于不能令局势『正常化』，官僚内部的分歧更为加深。这个分歧的基础是去年十二月以来在新旧官僚架构之间的矛盾。所有的国家机构都由相应的军事机构重复了。因此造成党国官僚架构与军事机构之间的内部斗争。前者极力保持它的权势和特权，后者从新的工作之中看到获取新的特权的可能性。旧党机构已成功地组织了名为『波共党政治自卫队』的武装组织，作用是为了
监察军事执政团的政治军事机构。
　　反抗运动继续发生
　　另一方面，走到政治舞台前面的军队，正出现一个丧失士气的过程。开小差的人数增加了，特别是在服第三年兵役而又见不到何时完结的士兵。在艾柏力市，一个逃兵向军车开火。军方要在两小时后才能将他制服。
　　团结工会向士兵做工夫。大量的传单向他们散发，呼吁他们拒绝执行他们良心所不同意的命令。还有值得重视的，是工会一些通讯登载了部队内非正式组织的宪章。
　　被第一轮镇压浪潮严重打散的团结工会，正在企业内和住宅区重新组织起来。社会反抗小组正在发展，这些小组由每五个人组成，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系统。超过一千七百份刊物有规律地在地下出版。短暂的罢工和停工在增加，每个月的十三日(开始军管的日子)至十六日(『胡扎克』矿工被屠杀的日子)，在全国各地出现广泛的游行。街道上、工厂内的墙壁和车间内，经常点缀着反对军事执政团的口号。军队要组织特别小组在每天早上清洗这些口号。在史维力克开始的集体杯葛电视新闻的行动，已广泛扩大到附近城市。在其它地区，团结工会组织了其它不可能被镇压的抗议形式。例如，在拉当一间军火工厂内，工人决定全部从同一道门进出，这帮助在工人之中发展一种力量和团结的感觉。
　　团结工会亦以其它方式重新组织起来，一个全国反抗委员会已成立，因此发表的声明是由不同地区的著名领袖签署。临时的地区领导层亦在其它地区成立。这些努力的效果不久就已发挥了出来。四月十三日的停止工作十五分钟的号召，至少在十个地区广泛执行了。此外，对运动的策略和组织的讨论已超出了地区水平，令讨论有更大深度。
　　因此，团结工会继续发展，而波兰工人更加需要其它工人的国际支持。根据官方报告，10％的人口只由于得到外来的援助，才能生存下去。这个事实也证明，那些在波兰继续斗争的人，他们的斗争已赢取得全世界工人的注重。
　　支持团结工会仍然是工人活跃份子、革命者和所有工人的重要任务。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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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21:39
军管前夕『团结工会』关于权力的辩论
作者：高华鲁斯基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5月 第九卷  第五期（总第65期）
　　[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波共实行军事镇压之前的几个月里，波兰的反官僚革命正踏进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各主要阶层的人民，越来越醒觉到关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问题的重要性。正如在所有革命之中，权力的问题变成主要问题，波兰工人正为这点动员起来，希望一举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作者高华鲁斯基是团结工会罗兹区领导层成员，军管时正在法国。英译本刊在八二年四月一日(国际观点)第三期。]
　　经过长时期斗争后，支持工人自治的激进派在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第二节上赢得了胜利。大会否决了全国委员会主席团与国会达成的关于工人自治法律和国家企业法律的协议。大会却并不认为关于法律问题的斗争已经完结，即使主要由于主席团的妥协而带来部份失败。
　　通过罗兹代表的提议，大会决定政府实行这两条法律的命令要提交在各工厂进行全民投票。在这个基础上，工会将争取改变国会通过的法律。此外，大会清楚表明决心继续争取真正的工人自治，它指令工会支持工人的斗争，即使这是违反了这些法律。
　　在通过这些决议之后，支持自治的部份活跃份子不等大会完结，便已开始为扩大运动而作准备工作。这包括加强活动和走向更高的组织形式。上西里西亚的自治组织的区际联络委员会，决定实行『卢布连小组』LUBLIN GROUP已开展了几个月的斗争。十月十七日，在他们的带动下，十七个区际联络委员会成立了全国自治委员会联盟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职能是提供临时领导，直至举行工人委员会全国大会为止。它的职责是为『建立经济和国家的自治模式创造条件』。
　　关于自治的争论
　　与卢布连小组相反，包括了十七间大工厂的团结工会组织网，直到当时还没有支持自治运动的纵面结构的想法。它甚至甚为敌视这个想法，但从这时开始，它已停止反对这个前景。它的一个最出名的活跃份子适克SZYC，更被选为筹委会主席。
　　值得重视的是，格旦斯克区联络委员会是在经过很大犹疑之后才加入联盟，而下西里西亚(罗克劳)联络委员会拒绝加入联盟。两者都是受组织网活跃份子影响的。
　　在大会期间，部份组织网活跃份子反对自治的决议，即使大部份属于组织网的工厂委员会已加入了争取工人自治的斗争行列。组织网的大部份专家和受他们影响的部份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是相信市场经济和工厂之间互相竞争的。因此，他们往往敌视自治运动提出的激进建议。他们对议会民主的信心，大于对工人委员会民主的信心；他们宁愿向技术人员呼吁，多于向工人呼吁。无论如何，构成工会基层的工人清楚地倾向激进的行动。
　　正如社会学家史坦尼基丝STANISZKIS指出，基层与很多领袖之间的分歧正在加深，表现了不同的政治观点。她说：『我恐怕领袖们的意见对基层活跃份子是不能信服的。甚至财产所有权社会化和自治的口号也不十分鼓舞群众。我所提出的夺取经济权力，和高华鲁斯基提出的积极罢工(由工人接管生产)，更容易鼓动自治，是有它的理由的。』
　　因此，团结工会领导层在大会之后的退却是不足为奇的。首先，工会全国委员会并不正式地承认联盟是一个伙伴。它的立场是不明确的。罗兹代表团清楚地要求在大会后六个星期内组织全民投票，但全国委员会延迟作出决定，令组织投票成为不可能。专家提议两种策略：将全民投票无限期押后，或是减低投票的意义。
　　面对这个情况，卢布连小组在十一月十三日决定草拟十九个问题，提给全民投票，并提交全国自治联盟委员会，被后者接纳了。另一方面，全国委员会的专家提出限于四个问题的草拟，显示了他们决心不超越向法律的有限度挑战。他们声言部份争议中的法令，是可以被解释为有利于工会的，但他们忘记了法律只是由官僚，而不是由工会解释。
　　在激进派的压力下，全国委员会最后通过决议，将十二月第一个星期定为全民投票的日子。但它并没有决定如何制订问题和组织投票。这个日子证明是虚构的。全国委员会还承认需要在区和全国成立自治组织的联络委员会。它训令工会组织帮助成立这些组织。这个决心清楚代表了工人委员会活跃份子的胜利。但它仍未表示承认联盟筹备委员会。
　　同时，在工厂内的自治组织的情况，虽然并非永远是困难的，也至少是十分复杂的。事实上，似乎政府意图忽视团结工会大会决议要求差不多所有企业的经理应该由工人委员会或代表委员会选任。据悉，政府要维持国家行政机关委任国家一千五百间最大的工厂厂长的独有权力。明显地，打破党委任制度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但是，自治运动的最战斗性和觉醒的部份拒绝低头。虽然有不少困难，但选举经理的斗争仍继续。更多的工人委员会采用选择由独立的专家提议的经理的方法，这些专家是组织和管理的科学机构的罗兹分会会员。他们邀请有资格的人士申请，中间要经过工人委员会。从八月起，这个方法由卢布连小组推广开去。工人委员会漠视官方的立场，经常邀请罗兹的专家到来帮助组织工厂经理职位的竞争。
　　这种既成事实的政策并不只限于这方面。国家企业法订明由工厂经理管理工厂。另一方面，团结工会大会的决议坚持工厂应该由自治组织管理，经理的职责只是执行他们的决定。每当团结工会和工人委员会认为力量对比是有利的时候，实际实行的并不是法律，而是团结工会的立场。
　　但要强调，在大多数例子，工人委员会仍然并非自治组织，而是争取自治和工人监管生产过程的斗争组织。『这种监管代表了真正工人自治的过渡纲领的轴心，同时也是争取自治的方法之一。在我们工作的环境中，这个工人监管特别包括了对企业的彻底的认识和否决执行者的决定的权力。』
　　无论怎样，在越来越多的工厂中，自治组织和团结工会委员会以工人名义宣称决心终止这些企业对工业协会的从属关系。工业协会是工业局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官僚管理机构，它们的寄生性质是特别明显的。
　　在厂内成立的工人委员会，订出了自己的计划，基于自由选择的原则来建立企业之间的民主关系。同时，自治运动的地区和全国机构，发展和推广了类似的计划，令他们能从官僚机构手中夺回主动权。
　　地区联络委员会
　　自治运动的地区联络委员会的角色！普遍局限于帮助工厂内的自治组织发展和巩固起来。他们仍未达到对经济实行社会监管的阶段，但已有初步行动向这个方向走。特别是在上西里西亚，当局企图以收买工人和延长工作周来增加煤的开采。
　　在恶化的能源危机的环境下，地区联络委员会以不同的态度发展了一个增加生产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下，增加开采煤和加强使用煤的效率，是要由于下列工作组织上的改变而获得的：1．增加工作周内的有效生产时间；2．节省生产过程中的电力能源消耗。矿内的有效生产时间被发现平均是总时间的66％至73％，而恶劣的组织造成浪费的能源相等于以百万吨计的煤。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在尽量多的工厂内成立自治组织。国会通过的法律，将十二月三十一日订为在所有国营企业内成立自治组织的最后限期。当工人仍未准备好接受自治的思想时，这个限期可以被官僚利用来设立委员会而不理会群众的觉醒或活动水平。当这个水平是低的时候，委员会便会落在官僚的政治控制之下。
　　要预先阻止这个危险，需要团结工会领导层和自治运动的地区联络委员会有一定的意识和组织上的努力。尽管在十一月底，地区联络委员会已在二十五个地区成立了，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大工业中心，团结工会的地区领导人往往并非十分活跃地建立自治。
　　在这个斗争中，大工厂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往往在这些工厂内，自治得到工人的最多支持。但也正是在这些企业内，组织这样一个制度是最困难的，因为令工人民主运行更为复杂。
　　法律订明要直接选举工人委员会。卢布连小组较早时候宣布赞成经由代表的间接选举，这比较适合大企业的情况。但这个见解并没有在团结工会得到足够的支持和没有被法律接纳。选举委员会的过程不仅因此拖得更久，也更为复杂。
　　另一个因素令这个困难更加加深。自从八一年开始，不少活跃份子和理论家推广了从底层——基于工作队车间——建立自治的思想，但它并没有引起工人的兴趣。在大工厂里，它并没有帮助反抗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斗争，令改变企业内的关系和废除独裁主义更加困难。
　　但是，工会内的激进派并没有将全民投票和改变法律的斗争作为推广工人自治的唯一途径。
　　极积罢工的策略
　　从八月开始，罗兹区开始了一个庞大的宣传运动，内容是关于积极罢工的问题，以我拟出的一个计划为基础。地区团结工会副主席柏加PALKA计划了一个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经济改革斗争的策略和重点。积极罢工在计划之中占了重要的位置。此外，地区团结工会主席史罗域SLOWIK制订了一套计划，在国会和地方政府议会中成立第二议院来代表工人的经济权力。同时还有计划由工会监察由十月开始实行的配额制度和消费品的分配。因此，争取得到工人权力的斗争策略开始出现。
　　在十月二十三日，积极罢工被团秸工会承认为工会斗争方法之一。在当日的决议中，全国委员会警告政府：如果到十月底政府显示仍无能力采取积极行动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它继续阻挠社会监管经济，如果它不停止对工会的镇压，则『工会将被迫在一些经济部门准备和采取积极罢工』。
　　在几天前，记者协会主席写信给波共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大会，指出社会很可能以积极总罢工对抗政府的显示力量的行动：『不要忘记，波兰人有不可置信的自我组织能力。在几天之内，一个总罢工可以建立自发的通讯网，联络和互助委员会网。工厂会在这个罢工之中继续运行，生产和交换会继续下去。但政府将不再对它有发言权。』
　　政府大为恐慌，一个星期后，在一次国会会议中，总理雅鲁泽斯基警告那些采取积极罢工的人所要负担的危险。其它波共领袖，包括中委书纪奥索斯基，发表了相似的谈话。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对小册子《关于积极罢工的策略问题》作出了冗长的评论。它说这小册子包含了团结工会夺取权力的图画，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反对它。
　　工会全国委员会尽管较早前作了决定，但并没有开始积极罢工的准备。事实上，在专家圈子内出现了对这个策略的指责。在工会的社会和专业研究中心的一次讨论中，一些专家说：『要实行积极罢工是很难的，但要扼杀它却是很易的。』一些赞同市场经济的技术人员发表他们的意见，不喜欢成立中央化的工人委员会权力的前景：『在积极罢工中夺取经济权力，和其后成立工人委员会的政府，会导致以一个中央官僚代替另一个，以一个集权的分配和集中决定的制度代替另一个。』
　　十二月四日在卢布连市的一个工会会议上，全国委员会最有影响的专家之一，说积极罢工的概念是『由极左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的想法，一个有着美丽光环但没有人确实知道它的意义的名词。』这激怒了不少在场的工人，他们不但清楚知道甚么是积极罢工，他们还正在拟订实际计划在厂内实行。
　　这并不是在工人中的个别反应。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初，积极罢工的想法在工会中正迅速流行，特别是在重工业工人之中。十一月初罗兹区的一个社会调查，显示65％的工会会员赞成积极罢工，比较起来，只有12％赞成传统的消极罢工。在罗兹市的一个现代化大工厂中，85％赞成积极罢工。工人视这个方法为有效，可以让社会对抗危机和官僚的违反工人利益的经济政策。
　　一个矿场的团结工会主席解释：『唯一的前景是实行社会监管生产。而今天我们唯一的有效方法是积极罢工。它是行动的形式之一，让我们能监管整个过程，从工厂内的生产开始，直至产品达到消费者手中为止。』
　　一些团结工会地区组织开始准备号召积极罢工和成立特别小组。不单只在罗兹还有在华沙。在十一月十一日的爱国示威中，华沙团结工会副主席雅华斯基JAW0RSKI呼吁工人作好准备，以积极罢工的方法控制工厂。
　　在十二月六日，卢布连团结工会主席巴扎克BARTCZAK作出同样的呼吁。同时，上西里西亚区领导发表了建立工会中心的计划，以便在将来积极罢工时分配物品。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内负责经济改革的柏加PALKA委任罗兹一名非正式联络员指挥在全国实行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事实上，在罗兹、华沙和史塔奴娃禾拉之间，已有一定的工作联系。在华沙，主席团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卢布连小组的活跃份子的戴纳DYNER，制订了一套积极罢工的实际指示。
　　『工人卫队』的问题
　　与此同时，要求成立『工人卫队』  (即团结工会自卫民兵)的呼声开始被重视。在十二月二日，罗兹主席团提出一个『工会行动的建议：积极罢工结合着工人自卫队的成立。』这些卫队是要『在积极罢工期间保卫工厂和分配网。』第二天，在全国委员会主席团一次会议中，柏加要求工会发出号召成立工人自卫队，在十二月四日，卢布连一位工会领袖解释：『如果团结工会并不在这个水平作出准备，我们将会被杀个措手不及和没有能力抵抗。我们不单只要准备积极罢工，还要准备保卫自己，对抗政府的攻击和挑衅。』
　　建立工人自卫队变得更迫切，因为军队的『区域行动组』开始在工厂内出现。这加强了对他们目的的怀疑，认为他们是为进攻工厂作准备功夫而搜集情报。
　　在这时候，整个危机已公开地含有革命性质。在十一月，政府已明确地放弃了在一月实行他们自己的经济改革的想法。他们将它押后到最早在八三年才实行。在十二月三日，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写道：『所谓八二年度临时经济制度实际上维持了旧有的管理经济的制度，仍维持在中央机构的决定权，只是将决定的责任由工人和企业承担。这令到议会通过的改革和自治、企业法例成为无效。它威胁强迫很多企业破产或裁员。政府计划与临时制度一起实施的，是大幅度的加价。它要求社会为没有实施的改革付出代价。工会不会接纳没有经济改革的加价。我们会用会章提供的、符合工会法定目的的所有方法来保卫工人抵抗加价的后果——关厂、裁员和减薪。』
　　政府的决定，增加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工人曾经对经济改革抱很大期望。因此，要由自己掌握事情和以自己的方法实行改革的决心受到支持。全国委员会与政府最近的谈判毫无结果。所有人清楚见到政府只是在争取时间。它拒绝作任何让步，无论是在工会使用传播媒介，社会监管分配和经济政策，或是价格改革方面。社会开始觉得官僚的威胁，这个官僚正秘密准备特别权力法案和对团结工会的攻击。
　　群众的激进化加深
　　群众的激进化迅速加深，迫使团结工会与官僚政权斗争。除了要求积极罢工外，要求地方政府和国会自由选举的呼声也日益增加。在工人的压力下，工会领导层开始明白到对抗变得不可避免，不再可以避开权力的问题。工人阶级已将这问题提到议程上了。再没有任何方法抗拒这个压力。
　　华沙团结工会主席保泽克BUJAK是了解在经济改革和选举上必须决心对抗政府的工会领袖之一。他说：『这关系到与政权的一次冲突，差不多是最后一次，冲突规模类似比得哥什的一次，但这次不会有让步。我们深信这是唯一可行之路。如果我们失败，情况并不会比今天更差。但情况会好过我们作出退让。因为让步表示解除我们自己的武装，退却到纯粹工会主义立场。』
　　史诺域对局势作出相近的分析。在十二月九日，罗兹最大的十二间工厂举行群众集会，工人清楚表示了支持积极罢工和成立工人自卫队。在集会之后，史诺域对我说：『在三月比得哥什挑衅事件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革命局势。我们不知道怎样利用它。我们作出妥协，取消了总罢工。局势现在又变成革命性了。如果我们不相应作出行动，我们将出卖了工人阶级。它不能再等待，因为它知道政府准备了将社会保持在危机之中和保卫他们本身的利益。这是昨天工厂内的工人告诉我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命令，基于这点我必须去格但斯克。只有一个选择，或是让官僚独裁压碎社会，或是工人和自治的社会主义。』
　　在罗兹，人们决定采取行动，以革命方法剥夺官僚的经济权力和建立工人自治制度。计划中的第一个罢王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这区首先开始，工人阶级会控制生产和分配。同时，在工厂内会成立工人自卫队。
　　此外，我们开始研究社会优先问题和合理分配电力给工业的原则。工会正准备管理区内的能源网。这是地区性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工人的情绪由罗兹社会和专业研究中心十二月八日一份公报显示出来：『约88％的被访者说如果工会领袖决定采取与政府对抗的行动以达到八○年八月的要求，他们会不论危险，积极支持工会领袖。在可能发生的对抗方式之中，积极罢工是最常提及的。』
　　工会地区领导相信号召进行积极罢工将不会得到多数工会全国领导的支持。所以，他们决定如果受到反对，史诺域会要求全国委员会准许在本区进行积极罢工。可以预料的是，罗兹区会赢取了其它决心进行积极罢工的地区，而迟早这会改变在全国委员会内的力量对此。
　　团结工会提议解决权力问题的技巧和策略会因此由整个工会处理。积极罢工将会让寻求激进行动形式的群众走向采取攻势。工人巩固了经济权力，将会容许他们积聚必需的力量来解决经济权力的问题。经由革命行动而成长的工人自治，将表示地方和区自治会出现并解放千万公民的潜能。这会给自由选举的要求一个巩固的基础，如果力量对比证明是有利，足够解决政治权力的问题，而因此导致双重政权的扩大，罗兹区相信一个胜利的积极罢工应该导致成立国会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自治或社会经济院的成立。这些机构将由所有生产者——雇佣工人、农民和个体手工艺者——民主选举。他们会将国家所有经济权力掌握在手中。
　　团结工会领导的最后会议
　　工会全国委员会十二月十二日的最后会议，显示罗兹的立场和其它地区的立场有倾向统一的趋势。卡拉高区的代表提交了下列工会行动纲领：
　　1、全国委员会与全国自治协会联络，制订有关经济改  革的法案和其它草案。它会将提议中的经济模式提交  工厂的全民投票，以尽快取得社会的支持。
　　2、在总罢工期间，工会将开始实行经济计划。这会由  一个由工会单方面成立的全国社会和经济议会集中统筹。
　　3、当经济开始符合新的原则在所有层面运行之后，工会将宣布罢工结束。
　　4、只有在工会能使用传播媒介，才能达到上述目标。全国委员会将号召正电台、电视台、报纸、印刷所、报纸的运输和分配网等进行积极罢工，令消息传递的工具能为社会服务。
　　5、如果波兰政府放弃实行特别权力的念头，则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十二月三日声明中宣怖的总罢工将无须实行。无论如何，全国委员会将加强努力寻求改革，放弃它直到现在所奉行的无效果的让步和妥协政策。
　　6、所有工会与政府的谈判将由电视直接转播。
　　华沙的雅华斯基宣布支持积极罢工作为总罢工的延续，总罢工是当实行军事管制时，工会不能不号召的：『我们很清楚知道，不能将总罢工长期继续下去。在静坐罢工时，立刻要组织积极罢工。』此外，他深信政府机构内的极端组织企图诉诸军队力量；他说：『我认为必须在所有地区，特别是在大工厂内，成立工人自卫队。即使他们没有任何特别物资，我们仍会需要他们。他们会构成一股力量，而准备对抗的极端组织将需要考虑这点。』
　　上西里西亚代表团并采取了激进的立场，虽然是一个不同的立场。它认为工会应该集中所有力量争取在国会和地方政府委员会进行特别选举和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化：『我们希望国会会作积极反应。它唯一可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积极反应，就是进行特别选举。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倚赖它。因此我们必须自己组织这些选举，不理会国会和政府。我们工会与所有组织和人民一起，只有一个愿望——波兰的权力真正落在波兰人民的手中。』
　　温和派提出一套不同的策略。它的主要发言人是卢鲁斯基RULEwSKI，比得哥什区的主席。他说社会和政府已进入一个对抗时期，从八一年八月开始已变得更尖锐：『迹象显示了一场总对抗，最后会发展成一次总罢工，一个积极罢工。』他坚称必须反对这个过程。必须寻求权力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法』，基于议会民主的经验。『西方社会和民主文化长久以来为政治对抗提供了合理的架构，通过成立议会的机构，即我国的国会。
　　他力图取得要求国会特别选举的工人的支持。他说：『工会的策略必须让以百万计的人表达自己，因此我提议组织一次全民投票，通过它，不但工会领袖，连整个工会，它的一千万会员，及——如果其它力量加入的话——整个社会都可以表达自己。但，作为一个技巧，这个全民投票不但包括自治的问题，它还要决定社会对现在的代表制度、国会，这个政府和我国的行使权力的制度是否信任。』
　　通过全民投票决定不信任行使权力的制度，会成为团结工会号召总罢工的基础。经过这个罢工，如果政府不接纳政治解决，便必须成立由独立专家组成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国会和其它代表机构的自由选举，从而建立大众的主权。
　　比得哥什区提出的策略有一些弱点。首先，它并不是基于对实际政治情况的分析。这与罗兹区的代表采取的方法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必须从承认革命局势存在而出发，来决定工会的活动。当政府与社会的对抗会在任何时候发生的情况下，卢鲁斯基的建议并没有立即动员群众。
　　建议内不清楚的地方有：怎样在没有直接对抗，没有由团结工会所代表的公民社会反权力的质跃发展。而能够从官僚手中夺取权力。一个消极罢工，即使是总罢工，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卢鲁斯基提出的策略是基于几个月前已被群众拒绝的幻想，这个幻想现正被更多的团结工会领袖放弃的。
　　他所见到的议会民主作为将来工人大众的政府的形式并非没有意义的。但是，较激进的流派，虽然没有拒绝议会民主，却赞成将它结合工人委员会的真正民主。
　　由罗兹、卡拉高和华沙区提出的策略比彼得哥什的有一个明显的优点。不过，它有一个所有在八○年至八一年波兰革命中提出的策略共通的弱点。在它争取解决权力问题的斗争之中，甚至工会内最革命的派别也没有提议『赢取军队的斗争』的政策。从群众运动中得到的力量的感觉是这样巨大，令到即使是政治上最觉醒的人也是这个力量造成的幻觉的受害者。他们相信这个力量足以令军队中立，与之对抗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几个小时后，团结工会和整个群众运动要为这个幻觉付出沉重的代价。
　　全国委员会并没有采纳任何一个策略提议，它只是局限于号召一个对制度和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的全民投票，这并没有与任何一个策略发生冲突。关于怎样解决权力问题的辩论仍然继续。
　　因此，当团结工会及整个社会正面对政府攻击的威胁，当有谁采取主动出击就会在冲突中取得优势的时候，团结工会却采取了自卫防守性的立场。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1:11 编辑 ]

波兰反对派的现况(4)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11:42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波兰反对派的现况
　　威健士、史慕加
　　在雅鲁泽斯基军事政变4年之后，波兰官僚仍在加强攻击工人阶级。团结工会虽然受着有系统的镇压而被削弱，仍然能维持一定的组织水平，比以往所有官僚统治国家内的水平为高，除了革命浪潮时期之外。但这个运动正陷入迷失方向的危机之中，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
　　团结工会的挫折，现在造成波兰反对派的两极分化。一些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80至81年革命的成果，其它流派寻求起码将它们保存。在这个环境之中出现的一个工人反对派，宣称支持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提出用革命推翻官僚的问题；它的出现带有不可轻估的重要性。
　　团结工会的地下领导层，直至今天都没有能力在主要企业爆发罢工时扩大罢工运动。要克服这个缺点，必须放弃现时在领导层占优势的思想，即，他们可以用抽象或虚幻的目标，从毫无准备的状态中，号召工人动员起来。这个做法的一个例子，是号召在85年7月1日进行一小时全国总罢工，以显示『社会』希望经济改革，和为此向政府施压力。这个号召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响应，只有少数企业受影响。必须走向耐心建立力量。基于工人的基本要求，在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发展过渡的动力。但团结工会的全国和地区领导层越来越远离这条路线。
　　有好几个月，团结工会领袖忙于准备杯葛国会选举，而忽略了保卫工人物质利益斗争的组织工作。这个优先次序值得怀疑。根据团结工会估计，10月的选举有3 4％市民杯葛。这无疑有一定政治意义，显示了官僚政权的统治仍远未达到『正常化』；但它并没有令官僚改变政策．因为它没有能力这样做。这种『压力战略』再次证明无效；更重要的，是它丝毫没有提高群众的自我组织。
　　“新实际主义”流派
　　在8 4和8 5年出现的新的反对派流派．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流派寻求在官僚体制的架构内，找出合法行动空间；它站在反对政权和与它合作之间。它的构成十分复杂，有『新实际主义者』，其中包括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前任书记史林斯基，有与『波兰青年』运动有关的民族主义部份，以及『独立新保守派』等。
　　『新实际主义者』认为团结工会已受到决定性的失败．现政权将可维持下去，无法改变这个情况。所以必须加入这架构之内。他们认为必须达成政治协议，将政权与社会的冲突转变为合作，让政权可以遵守法律、有效地统治和走出经济危机。他们因此预备加入国会候选名单，如果政府容许的话。这些倾向受到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民主反对派的一致拒绝，后者更发表针对这些立场的详细批评。
　　『波兰青年』运动在80年8月前已成立，主要支持来自格但斯克青年学生。它表现为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的组织。在团结工会初期，它有与工会合作。在军法统治之后，它逐渐远离团结工会，寻求以『非政治性』方法进行合法活动，例如在大学自管机构之内。
　　『独立新保守派』的思想是保守的、基督教的傅统，围绕在一份精英主义杂志之旁。以反民族主义出名，但仍能与『波兰青年』运动避免直接政冶冲突。这两个流派都拒绝社会自我组织的纲领，倾向精英主义的政治思想，并与政府谈判包括参加国会的问题．又寻求天主教教会在这方面协助。在这些谈判失败后，他们被迫否认与政府谈判的报导。以免进一步在社会运动之中丧失声誉。
　　“全国和解”路线
　　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民主反对派批评这些『新实际主义者』向政权投降，但并不等于说他们自己放弃『全国和解』的希望。以往的幻想和『自我限制革命战略』的自觉政治选择，仍然存在。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是一个战斗的流派，站在我方战阵之内，以及代表了社会运动。然而，他们所代表的一条政治路线，对社会运动现时的危机要负很大的责任。
　　米奇力克说，团结工会在一个极权国家之中寻求建立多元化社会，希望迫使政权达成和解，容许将多元化制度化；但他同时又说，这个要求会造成与苏联军事强权对抗。库伦提出了新的见解：在目前的波兰社会『静默大多敷』之中，有5成既不支持政权．也不支持地下团结工会；他们眼见生活条件越来越无法改善，在绝望之余，会有造反的危险；要避免这个灾难性的发展．而由于与苏联坦克这样接近，否定了转换政权的任何想法。所以必须利用所有机会向政府施压力，迫使它缓和及考虑大众舆论。因此，他呼吁人们杯葛国会选举，以证明他们对真正社会和解的真诚。
　　保泽克亦认真看待社会爆发骚乱的可能性。库伦恐怕骚乱而希望避免它发生；但保泽克接受了它具有无可避免的性质，寻求为它提供有组织的形式和倾导。但从以往经验来看，这两种态度在实际上未必有真正的不同。当社会骚乱爆发时，它的规模会超越地下组织所能作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的准备；而在这情况下，他和其它政治上相似的社会运动领袖，寻求阻止骚乱的爆发，结果退到库伦的立场．B 4年1 0月神父被杀之后，社会出现严重紧张局势．这些社会运动领袖却尽力避免骚乱的爆发。这便是一个证明。为新动员作准备
　　地下团结工会领袖的态度受到平里奥批评。他是下西里西亚地区罢工委员会前任会长。他表示：政权杀害了神父和嘲弄地承认，而我们没有反应；他们是在试探社会的抵抗程度；问题不是挑起斗争意愿，因为人群清楚地想抗议，只需要触发这愤怒浪潮；现今．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明显地不会宣布全国总罢工，我们只是在等待自发的罢工。
　　平里奥的批评显示了在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间．存在着重大政治分歧。罗兹地区团结工会会长史诺域最近表示的立场，证实了这个分歧。在军法统冶之前，他是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工会和自管路线的发言人之一。在今天，他描述局势为：新的妥协不再是实际可行的，因为人们知道政府不会遵守它；因此越来越多的市民认识到必须改变现时的政治制度；人们今天认识到这个政府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舆这个国家的利益对立：80年的情况不会完全一样地重复，但历史肯定会重演，我们必须为这作好准备；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和加强在企业内的组织，使它们能够在新的政治危机之中领导工会，因为只有在企业之内，我们才可以打败政府。
　　工人反对派的成立
　　在85年春天，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流派开始在波兰社会运动内形成。4份地下刊物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的协调委员会。它公开发表了一个纲领，寻求聚集支持反官僚革命——这个革命要由工人阶级进行和为了它的彻底解放——的力量。它希望围绕着工人的短期和部份的要求和他们的自我组织，帮助发展和扩大工人的集体斗争。
　　该4份刊物是：  《工人战线》、《工人事业》、《吶喊》和《自由工人》。前两份是由争取工人自管和声称为革命左翼的团体编印的。《工人战线》第一期刊登了《给波兰共产党的公开信》的摘要，该信由库伦和莫扎鲁斯基在64年发表，希望恢复波兰反官僚的反对派传统，两名作者现已放弃了这个立场。《工人事业》第一期则宣称自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环节，和永远不会与一些敌人协议或联盟，包括官僚和资产阶级，后者保证了已破产的官僚继续生存。
　　《自由工人》是『波兰抵抗运动工人委员会联盟》的机关刊物。该组织在上西里西亚活动，支持基础来自企业内的地下小组。它的纲领支持由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总罢工推翻官僚独裁，和支持成立工人政权，以保证建造社会主义。
　　《吶喊》是团结工会矿区临时联络委员龠的机关刊物，亦是在上西里西亚活动。这委员会以支持英国矿工罢工而被西方认识。它是多个矿场的地下工会委员会的联络组织，与团结工会的地区执行委员会出现了分歧和冲突．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组成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包括每个成员组织的一名代表，并负责刊印一份共同的月刊名叫《突破》，第一期已在8 5年秋天出版。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组织的成立，在波兰社会运动建立工人自我组织和自管流派的道路上，代表了重要的一步。要超越运动现在所处的政治和策略危机，这个流派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以下选择的两份『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文件，刊登于《自由工人》85年6月第30期。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的呼吁
　　鉴于生活水准和工作的恶化和必须采取有效的保卫行动，所以迫切需要在广泛的工人团体之中建立联盟，以一个政治纲领为中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自管和劳动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开放刊物的篇幅，给予有志参与制订工人反对派纲领的工人战士和团体，为此我们作出呼吁，强调我们的政治倾向和斗争的阶级性质。
　　与『独立匣对派』和『民主反对派』不同，我们将争取工人利益事业的斗争放在第一位。这并不表示我们低估民主或民族独立的重要性。相反地，我们相信劳动的解放只能在一个有政治主权和不受经济剥削的国家之内存在。我们相信民主只能在一个没有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的制度内，才能充份体现。无论是『现存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或是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版本——美国式、瑞典式甚至是波兰式——都不是这样一个制度。
　　面对着下列事实，我们拒绝保持静默：这个国家越来越在政治和经济上倚赖西方，即垄断资本，和克里姆林宫，即苏联官僚。
　　我们反对波兰沦为殖民地、原料供应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反对唯一的自由是以损害工人利益而自肥的自由。
　　我们认为必须让工人在今天掌握一支旗帜，可以团结起来前进，为保卫工人权利而斗争，和不计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我们认为，无论是波兰共产党或是现在的反对派，都不能够担当这个角色。由于团结工会的中央架构眷恋着社会团结的概念，所以亦不能担当这个角色。
　　团结工会领导层的错误政策令到它走向惰性、无生气的情况；而在它以外的反对派之中，亲资本主义流派占优；同时，对工人的剥削正在加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决定投入斗争。深信胜利或迟或早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抗拒所有官僚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运动的。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执行委员会
　　工人反对派纲领草案
　　1、阶级斗争。从1980年在波兰展开的政治斗争，往往被称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斗争，基本上是阶级的斗争。它是被经济剥削和被剥夺所有政冶相经济权力的工人阶级与靠波共党、军队和警察架构和经济、行政架构支持的国家官僚权力之间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推翻官僚，其它社会团体只有倚靠它才能从官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2、自管。我们斗争的基础目标，是让作为客体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为主体。这只在一个广泛的自管制度之内才可能达到。这个制度包括企业的自管委员会互相以纵和横的架构在地区和全国连结在一起，加上区域性自管机构。自管作为直接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形式，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组成因素。
　　3、政治多元化。自管只能在不受限制的政治多元化的条件下才能运行。我们不能现在预测社会组织和代表团体的确实组织形式。我们不能说国会自由选举的作用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多元化的原则应该支配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的所有形式。
　　4、革命斗争。工人阶级从客体转变为主体，只能通过革命转变的道路。相信可以与官僚妥协的可能性，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可以是致命的。因为我们不能将引进自管制度，即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官僚的垄断互相调和。反官僚起义的其中一条道路，可以是革命性总罢工，转变为积极罢工。得到企业之外的行动支持。只有在这种革命条件下，我们才能期望部份军队，特别是基层士兵，见到工人力量胜利的可能性而加入工人阶级起义的行列。
　　5、自我组织。斗争的革命性质需要一个革命战略，即一个基于发展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战略。在工人斗争的所有发展阶段之中，从目前争取部份目标到未来争取自管制度的斗争之中，自我组织是共同的因素，让自管的原则得到更充份的表现。每场战斗，即使只是有关最有限的问题，孕育了未来革命的胚胎，因为它为工人的自我组织作出贡献。因此，工人运动在它的网领之内的要求，必须考虑3个因素：它们必须切合工人阶级的需要，考虑工人阶级目前的觉醒水平，和能够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和胜利的基础上，提高工人阶级和与它联盟的其它社会阶层的自我组织水平。
　　6、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在今天，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存在，是自我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先决条件。反抗官僚的斗争在80年进入了新质素的阶段，罢工开启了成立团秸工会的道路，后者是波兰官僚制度历史上代表工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独立组织。现在，在工厂建立和加强工人组织，独立于工人阶级以外的任何组织或架构，仍是主要的任务。
　　7、工人运动内的多元化。工人运动的政治发展，需要内部的多元化。必须保卫工人在会所、团体。流派和政治组织之内自由组织的权利。工人运动公民的政治化．基于清楚的原则，只会加强工运。以『削弱工会』、『派系活动』 、『挑衅』等借口窒息这个过程的企图，只能削弱甚至分裂工运，带有挑衅的特征。
　　8、自决权。要了解波兰社会关系的阶级性质，是要包括拒绝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后者将我们的斗争缩减为反抗苏联和争取独立的斗争。我国的基本分界线并不是简化为爱国者与叛国者的对抗，而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对立。因此，作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后果之一，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民族独立是不可缺少的自决权的最充份体现。
　　9、国际工人团结。波兰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它在国外有朋友和同盟。它们便是全球的工人。波兰工人运动能够而且必须取得国际工人的团结支持。东西方的分歧不能隐藏下列事实：两个阵营的工人是被共同利益、共同的斗争和共同的目标，对抗共同的敌人而联系在一起，这个目标是将工人阶级作客体转变为主体。国际团结支持的问题，是革命工人运动的各民族成员的紧密合作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进展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例如在波兰、苏联和英国的斗争。l0、社会化。工人阶级解放的必需先决条件，是它为解放打好经济基础，即是将目前国有化的生产手段社会化，独立于国家，在一个工人自管制度的架构之内。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物质保证，以实现它的利益和其它社会阶层的合理利益。革命工人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将国有财产私有化或是让它独立管理，而是将它真正社会化。我们以夺取政治权力作为工人阶级夺取经济权力的一个手段。
工人反对派
　　要拟订波兰工人运动的纲领和争取对革命斗争的支持，以建立一个自管制度，一个有彻底意义的自管共和国，便需要激进工人活动份子的共同工作，以成立反对官僚的工人反对派为目标。当我们在各组织之间建立联络，甚至在未来成立革命政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广义地反对工人运动；相反，我们希望作为这个运动的革命流派，在它的架构内巩固起来，更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工人运动。由此可见这个纲领的基本重要性：波兰工人的胜利首先依靠采取一个反官僚革命斗争的战略。在实际上，向社会自治的进展，必须基于工人的革命政治认同，包括工人醒觉到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相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组织架构的独立。因此，所有认同这个纲领意见的人，有责任团结他们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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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17:02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工运内对纲领的辩论
本刊资料室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几个月来，不断与政府官僚在大小问题上发生对峙。大部份精力放在注册成立方面，所以集体讨论纲领性问题还未大量出现。本刊现介绍两篇有关工会运动今后纲领去向问题的文章，只能当作是运动内讨论纲领的开始，亦反映了一部份思潮。
　　第一篇作者库伦，是波兰『社会自卫委员会』(KOR)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在一九五三年被逐出波兰共产党。他的异议活动实际开始于一九五六年波兰事件之后。他经常被捕，出入于监狱之间。他宣称，由于波兰地理环境，不能有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提倡成立独立于当局的社会组织：自由工会、学生运动、农***动、消费者运动、知识分子运动等，对当局施加压力，以带来有限度的民主化，虽然他拥护『议会民主』和『民族独立』，但他认为在波兰不能实现，所以拒绝提出这些口号。这个想法影响他对纲领的看法，亦是不少波兰异议者的看法。
　　第二篇选自『八○年八月论坛』在十一月初举行首次研讨会后发表的文章之一。作者史拉法资料不详，『论坛』是由华沙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团结工会人士发起’由华沙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团结工会的战士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主持工作。
　　在目前的波兰异议知识分子中，各种倾向都存在。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如莫士奴斯基，认为实际运动要在『党专政的范围』内进行，坚持要与当局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又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的米尼克宣称：『梦想推翻当权者是幻想和危险的。我们不满意当槽者，但他们继续存在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至于库伦，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矛盾的论点。一方面．他相信对峙是不可避免的，又谈及制度和当权者的瓦解，指出『激进化表示转向与当权者和政治架构的对抗』。但他同时又坚持要界定运动的动力，而通过部份和渐进式的纲领进行。
　　到目前为止，由于运动的新生脆弱，为了争取时间以组织群众，工会运动所作的妥协是必要的。这些妥协并未出卖工人的利益，这从每次新的冲突中工会所采取的立场看到。但如果因此而坚持将工运限制在一个『最低纲领』之内，正如库伦所一再强调，则是错误的。事实表明工人不只限于眼前的经济要求，例如最近在团结工会支持下要求撤换不少党和政府的地方领导人，限制警察的军队的角色等，都远远超越了库伦的『有限度的最低的要求』  ，而合乎『八○年八月论坛』所指的工人要求管理。因此运动现在所需要的纲领是『要基于扩大经济权力的要求。而经济权力是要直接控制在工人阶级手裹，『不只要在企业的层面上，还要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上』。这就带来下列问题：工人在目前情况下应接受甚么形式的经济管理？应否如莫士奴斯基所指『在目前波兰的经济情况下，双方都应该有理智』呢？但必须明白一点：官僚作为社会寄生阶层的本身利益，是与集体经济的良好运行矛盾和不相符的。因此要反对与官僚共同管理经济，要将工人对经济事务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便需要坚持工会不能采取消极保卫性立场，要刺激各种民主形式的出现，让工人能表达他们的意向。
　　『论坛』一文还提出从基层订定计划和容许工人真正控制经济(它提议在议会中增加工人议院)。它还着重指出在企业和地区层面自治的互相联系的重要性，这与另一些人主张冻结中央计划，而经由市场关系来解决矛盾，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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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17:04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如何界定运动动力的界限
作者：库伦
制度的解体
　　试设想在波兰铁路局由中央制定的火车时间表上，人们突然加入一些由铁路工人或乘客民主决定的火车班次；独立工会在这个所有社会生活均由党或国家中央指挥的制度中，就好像这些新加的火车班次一样。当然，一个社会制度，就算是极权的，也永不会像火车时间表那样无误，但它是不能在两个完全矛盾的逻辑的基础下进行的。
　　以经济计划为例。每年九月和十月，各领导和工人收到来年的经济计划指示，以作『咨询』。通常这些计划受到严厉批评，然后中央订出最后计划，但这些批评却完全没有被接受。今年，这情形不可能再出现。人们有了力量，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在各工厂大会中。计划被拒绝了。在这情况下，执政者能否另订一个有效而又符合社会愿望的计划呢?人们曾经作过努力，例如在1956年，经济学者、经理和工人自治运动都尝试过。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未因此解决。现在，没有人会再尝试它。但计划将会被整个社会接纳或拒绝。在后一情形下，依照不同火车时间表行走的火车将会碰撞在一起。
　　同样例子在其它部门亦出现。一些公寓的住客已开始实际管理合作社。医疗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等都出现同样情形。高等教育人员亦组织独立工会，实行自治的计划。
　　所有这些运动，还有很多不胜枚举的，都削弱了中央计划的权力。每个运动都加剧了中央计划制度及其机构的解体。为了阻止这个解体，国家机构或是将社会自治运动镇压下去，或是将制度实行民主化改革，并要很快地实行。
　　第一个方法是不可能的，社会已经独立于国家政权而组织起来，这是社会卅五年来第一次有这样的自治组织的情况，迫使政府改革，面对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政府甚么也做不了，它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可赖以支持的团体。它只有出动军队。而在实际情况下，这个军队必定要是外国的。
　　第二个方法又是否可行?国家机构能否极为迅速地改变性质和制度呢？我恐怕这也是极之不可能的，但这会否迫使它采取自杀的形式，以武力阻止运动呢？这会很可能最后带来苏联入侵，政府有倾向使用这个来作威胁。但我们目前是不能将它当为假的。因此是否需要煞停运动以停止入侵的威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到，每一个社会运动都有它本身的动力，我们不能不考虑它而从裹面或从外面领导它。
社会运动的动力
　　多年来被剥夺权利、受欺侮、受羞辱的人们，现已成为一股巨大力量，但他们仍未完全醒觉到这点。我认为他们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只因为反对生活条件和反对他们认为应负责任的当权者而行动起来。很多人不相信能够获得甚么。对于他们来说，我们首先只能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围绕这些要求组织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就提出『民主独立』和『社会民主』等口号，虽然这些口号无疑是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的，这些口号却不能吸引社会的大部份群众，因此是不实际的。所以在开始时我们只能提出有限度的最低的要求，不是人们所期望的，而是他们认为是必需的。而如果人们因此行动起来，一个运动就形成了。运动的每一个胜利，就会帮助提出更符合社会愿望的任务。
　　我们从七月和八月的大罢工行动中可清楚看到这个发展。
　　对于政权崩溃的问题保持沉默，并不是解决的方法。这个崩溃是事实。如果社会的民主化运动不考虑这点，便会受到挫败。政权愈变得软弱，而因此亦更难在政策上适应环境，则民主化运动会更趋激进。在这个情形下，激进化表示转向与当权者和政治架构对抗。
　　每次向前走一步，危险的感觉就减弱一些。波兰人民无疑是意识到苏军入侵的危险，但政槽已滥用这个威胁。到了罢工工人最后得到胜利时，这个阴影已大部份置诸脑后。
　　我们能否为运动的动力定出界限呢?答案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应该这样做，但唯一能做的方法，是倚靠一个能够让运动发展而又同时给它定立界限的纲领。
　　我们要明暸，我们面对的，是群众运动的阶段，只有那些清楚和公开地指出他们的目标和恐惧的纲领，才有成功的希望。民主化的关系又反过来帮助令歧见出现和解决。在未找到共同纲领之前，我们应该让分歧存在。重要的是大家都清楚明白到这些分歧之处。
我们的任务
　　我曾指出有一个机会能够指引社会运动维持他们的要求而又是在国家安全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就是制订一个能符合波兰人的愿望而又不超越他们的界限的民主化计划。这就是社会自治组织的计划。它要求的就是独立的工会、地方和工人自治、科学和文化的自治，总的来说，就是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主的创造。
　　这一个运动不能提出要推翻政权，但经由运动的存在及其机构向政权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亦是最紧急的，它耍帮助当权者实现这些要求，我心目中是指专家、科技人员运动承担策划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在各方面开始实行经济自治。长远来说，这个运动要触及整个国家行政。但从现在起，一个大规模的工人自治行动可以动员起来，讨论经济改革和计划改革，这将会是整体改革的条件和动力。
　　在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不触犯到国家安全的界限内，社会为将来作准备，但这些界限并不是固定的。当苏联的国际局势变坏时，苏联国内及其势力范围内的离心力发展起来时，或是当苏联集团在经济上更为倚赖西方时，这些界限便会改变。议会民主和民族独立是波兰人的两大愿望，我们不能在目前为这些任务订下计划，但它们同时仍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前景。
　　我们已来到不能回头走的阶段。我认为苏联今天容忍基层的民主化，是为了避免军事介入。明天，她会接受民主化过程的新的进展，以交换对其军事利益的保证。再后来……，我们能够继续估计下去。但重要的是，波兰社会一定要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所以她一定要基于独立和自治的运动组织起来。
当前的任务
　　第一，要清楚地界定工会的任务系保卫工人利益的工人组织。工会不应该走进工人自治的范围，它们不应干预经济改革、或根本的改变、或执政者的运行。一句话，它们不应代替了执政当局。很自然地，有很大压力抗拒这些限制，因为独立工会今天成为社会组织过程之首，而社会又要求决定自己的前途。我们在格但斯克协议中清楚见到，协议双方是当权者和社会，协议影响到差不多社会生活的所有部份。
　　但各战士应该抵抗而不是排拒这些压力，因为排拒是不可能的，工会只能负责他们的一部份要求：保卫工人的明显而确实的利益和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们要促进其它的民主形式，即其它社会组织的形式，后者负责社会要求掌握权力的任务，例如各自治议会。从这角度来看，格但斯克工会会员的两个努力似乎特别重要
　　首先是工人议会的构想。在这些议会裹，工人处理作为企业的共同拥有者所面对的问题。但他们与当局谈判，而不是与工会谈判。第二点是保存现有企业议会并将它变为真正代表工人，现由工会控制的社会基金将会由这些议会处理。这个议会由所有受薪者选举，独立于工会。它负责管理社会基金的运用。工会完全不介入它的行政中。它提名竞选人，监察它的运行，经由被选的工会会员控制，帮助和保卫它，但无论如何不会代替了它。明显的好处在于解除工会战士们的行政上的问题。工会因此可以保存它的工人性质，工会战士亦因此不会变为管理人员。
　　第二，我认为组织经济改革运动是最迫切的任务。同时工会应该继续为社会的需求和工作的条件而斗争。工会只代表一方面的观点。只有在协商中才会与其它观点共同讨论。我们不能现在就接纳国家的观点，只有经过不同利益之间的讨论，才能形成这样的观点。
　　国家对市民的控制，根源于没有任何人能代表市民的观点。因此，所有都代表国家和国家的利益，这不单止摧毁了市民，亦同时(甚至更首先)摧毁国家。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讨论，应该在社会运动的层面上进行。关于计划和经济改革的协商，应该在工会运动、经济改革运动和工人议会之间进行。但应该不止这些。
　　农民自治运动现在开始诞生。它特提出农村经济改革的计划，它应该受到有关的科技专家和学生的帮助。它必须与工会和经济改革运动共同决定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特殊利益。
　　另一个重大任务是在所有社会生活范畴内的独立活动，除了科学、文化、经济的自治外，还要教育的自治，还有保卫法律权利的运动、法庭和律师的独立等等。
　　在众多社会运动面前，所有中央化的倾向必须预先被驳斥。要达到这点，所有不同运动的战士都要共同地、公开地探讨纲领，首先有分歧，然后达成一致，联合起来。建立民主的巨大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只有民主地进行才能达到。
　　写于华沙，八〇年九月
(节译自国际通讯．洲际通讯合刊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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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18:22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甚么样的团结？甚么样的共同管理？
作者：史拉法
　　(一)
　　现在重要的是决定独立工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特别是在政权和国家已发动了对团结工会的攻势，以『党在国家的领导作用』为名，把工会运动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团结作为攻击目标。
　　正当经济危机日渐恶化时，当局向工人阶级提出『共同责任』和『共同管理』。他们并不满意工会的非政治化的宣布，要求工会运动共同负担危机的责任。
　　因此，工会运动迫切需要表明它本身对团结和共同管理的概念。而当局正力图阻挠工人构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观念。工人是否真正要求社会主义？兹引什切青联合工人委员会在十月一日的共同声明，以排除任何怀疑：『我们，正如全体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运动一样，是拥护一个进步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拥护波翻的平衡而和谐的发展……我们不欲改变制度，但我们争取实现一个真正是工人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
　　我们不能够接受『从上面来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想象的团结。但独立工会运动不能简单地取消『共同管理』的口号。对它的要求实在太强，是真正来自基层的。所以不能让工会运动放弃以本身的原则来达成团结的机会。否则，即使只是将这问题押后，独立工人运动也会是放弃了七月到九月罢工所订立的主要目标。
　　(二)
　　在七月至九月，罢工工人向自己和整个社会提出下列问题：一个工人怎样才能成为波兰全体人民的一份子？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同时担任两个角色，作为生产者和作为国家财产的共同拥有者？简单地说，怎样才能消除特权者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对他们工作的掠夺和对他们工作成果的侵占？
　　我们清楚明白工人到目前为止被剥夺了甚庆。他们从未曾是一个市民。工人阶级只被当作劳动力。他们在工作上、在工作间被粗暴对待，而在电台、电视上却被称为『共同管理者』。但对他们的领袖来说，『共同管理』只代表聆听和工作，和在被要求时鼓掌。
　　工人不能够考虑或参预关系国家和社会大事的决策，因为他们被大量工作、超时工作和各种『自愿劳动』折磨掉所有精力，因为他们在当权者的眼中只是一群劳动力，没有名字，也没有面孔。他们不能支配自己的工作或是工作成果的享用，因为所有这样的要求，都被千千万万的领袖立刻抹煞和漠视。
　　从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天起，运动的主要目的，已清楚地显示出不单是经济上的要求。这个目的是肯定地要清除所有阻止工人阶级行使社会功能的障碍。在目前讨论独立工会的角色和团结、共同管理的口号时，一定要从这个罢工运动的主要目的得出结论。
　　(三)
　　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为自己的社会权利斗争时，扬弃了国家工会的模式，要求成立独立于国家机构的自己的工会。因此而来的的问题是：除了保卫工人的利益外， 新的工会应否再尽以前工会的所有功能呢？又或者在吸收它失败的经验后，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订定工会与国家和党的关系呢？
　　在以往的理论上，工曾是企业和国家的『共同拥有者』，要对经济的后果『共同负责』。但在理论和实际上，工会都一向是与工人和社会对立的一个工具。
　　实际的『共同管理』只是一个陷阱，只是官方的一个手段，用来摧毁工人领袖的独立性，用来收买和在政治上打击他们。政府的发言人一方面向团结工会提出『共同管理』的原则时，另一方面却恐吓工会的领袖，这丝毫不是偶然的。
　　因此，第一个解决办法是工会拒绝『共同管理』的原则。工会将会被迫采取消极立场：我们对企业的运行并不负责任，我们只保卫工人的利益,我们没有兴趣参与决策，但我们对违反工人利益的决策会加以抵抗。九月提交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一份『独立工会实际行动计划』就有这个倾向。
　　这个守势立场是不乏吸引力的，但它并不全部反映罢工运动的主要目标。当主要工作是成立组织架构时，作为当前的纲领，是不出奇的。但作为现在和将来的纲领，则会引起疑问，特别是它既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潜力，也不符合其醒觉和志向，如果只是为了保卫物质和社会利益的话，什切青等地的工人要求限制特权阶层使用奢侈品便成为不可理解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是保卫我们作为劳动力的利益，谁人当总理又与我们有何关系呢？如果他们予我们足够的报酬，那么他们兴建蒸汽浴室、别墅和房舍又关我们甚么事呢？铁路工人绝食罢工以要求限制工资级别又怎样理解呃？哪一个西方工会领袖会要求限制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或要求公开他们的银行账目呢？
　　在我国，工人提出的这些特别的要求，全部不是消极保卫性质的。他们不单止要求取回作为劳动力的权利，还要取回作为国家拥有者的权利。因此，『纯粹』保卫性的想法，限制了今年夏天运动的重要性，将最主要的目标减为肉类问题和劳动力要被领导人好好对待的问题。
　　我们坚持：不应只分析客观情况。保卫性立场并不能完全估计到工人阶级的觉醒水平。而工人阶级是以三个信念支持自己的；我们是一个有力和强大的运动，有能力斗争和谈利，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条件。但在保卫性立场中，我们清楚地见到害怕将一些事实作出实际的结论：工人阶级现在有真实的机会成为国家的拥有者，有真实的机会实行工人的社会主义。工人的力量不单只能抗议和破坏。这个阶段，如果当局容许的话，已属于过去。工人现在已表现出他们要求和能够用议会和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策划生产过程，能够在企业内和在地区上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生产工具，要求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被浪费掉。一句话，他们要求管理而他们又有能力这样做。如果情形不是这样的话，格但斯克协议第五点关于整体经济和整体社会问题的条款，将会完全没有意义。   因此，可以取代对独立工会角色的保卫性立场的纲领又是怎样的昵？
　　这个纲领要基于扩大经济权力的要求，而经济权力是要直接控制在工人阶级手裹，不只要在企业层面上，还要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上。只有从这个纲领出发，才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团结和发挥共同管理的工人的构想。我们在下面简略描绘出这个构想，关于计划和管理两方面的主要因素。
　　㈠  社会经济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和全国性的，都应在基层制订，而不是上头的中央决策的功能。这表示扬弃现在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步骤。要建立一套指标制度，以容许清楚订定当时的社会优先计划(特别是经由一套价格制度反映出来)，作为基层订定计划的一个必要因素。
　　㈡  由基层来订定计划，容许在企业的层面订定收入的再分配，容许设立投资的指示计划，以使中央能基于这些初步的资料，在几个不同的方案中，决定再分配。
　　㈢  扩大在区域层面上的企业之间的合作。我们原则上接受由中央决定对重要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分配，和成立一些分配系统，但这要配合所定下来的各种优先发展指标，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指标。这样的工人运动的区域性架构，不但可以满足工人的要求，还可以帮助工业上的合作。
　　㈣  工作和生产的安排，由工会和其它工人控制的组织全权控制。这点是极为重要，特别是因为技术官僚不单只宣传给予意见，还要垄断决定权。
　　㈤  薪酬制度同样由工人控制。尽快消除件工制。
　　㈥  聘请领导人和厂长同样地由工人控制，要承认年期限制的工作合约的原则。
　　(七）  工人和专业组织有权要求独立的专家团体，帮助准备有关生产和计划或其它社会或薪酬的问题的建议
　　㈧  为了保证工会运动在中央计划和其它决定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上有权，组织制度必须改变，其中包括成立一个工人议院，以别于现在的议会。这个议院目的是代表工人的利益，有权立法和有否决权。
　　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共同管理，将会实际保证工人阶级的目前和长远利益受保护，保证工会运动有物质基础来维持长期独立，因为它将倚赖无产阶级的经济权力．这样会是实现罢工运动的主要目标的第一步；在整个社会的平面上，生产功能和社会功能统一起来。
　　在目前，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已成为现实，一个只集中于『薪酬』或『经济改革』问厢的纲领已经过时，现在的纲领应该考虑独立工会运动的抱负和可能性。这只剩下一条道路：对经济的控制。
　　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要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民主化，只能是一个假目标。
　　写于华沙  八〇年十一月
(节译自国际通讯•洲际通讯合刊
　　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3-2 00: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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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18:50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反官僚斗争升级与工农联盟
作者：小点
　　过去几个星期来，反官僚斗争在两个层面上升级。团结工会首先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要求。在一月十日(星期六) ，工会号召工人，为实现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要求而在星期六不上班。七百万工人响应号召，包括八成华沙地区工人和更高比例的波罗的海沿岸工人。
　　波兰工人多年来一直要求每周工作五日，因为西欧不少国家工人已取得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的权利。早在一九七二年，政府已答允到一九八〇年就实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计划。在去年八月签署的格但斯克罢工协议，政府答允在年底前草拟好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建议。可是．政府后来又倒退，说这样做，生产会减少12%；政府又再作出一些承诺，说在八三年就减少工作日，或是星期六不用上班但平时加长工作时间。
　　团结工会则要求实现格但斯克协议，要减少工作日但工资不减。当政府拒绝或采取拖延手法时，工会就号召工人星期六不上班。在一月卅一日，政府再作妥协，『原则上』同意每周工作五天的要求，实际上今年每周工作四十二小时，每月有三个星期六休息，另一个星期六则工作八小时。
　　此外，政府打算在一月底实行新的新闻检查制度，这又导致政府与独立工会的另一次直接冲突。在一月卅一日，政府答允容许团结工会制作每周播出四十五分钟的电视节目，内容不受当局审查。工会又可以出版周刊。
　　反官僚斗争的另一重大层面，是农民的团结农会运动，三百五十万的农民将会成为波兰一千万工人的有力盟友。政府拒绝农民加入团结工会，说他们是个体经营者。但农民则辩说，由于政府规定了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实际上是为国家工作。独立农会临时委员会在八〇年九月七日在里索成立，在十月九日于加球举行第一次公开集会。在十二月廿九日占领了西南部的雅斯基顿城镇的政府大楼，在十二月卅日又有八千人在华沙最高法院门前示威。
　　农民的要求得到工会的积极支持，在一月六日，工人和农民共同在南部三个城市进行一小时总罢工，工人罢工一方面是为了抗议政府骚扰工会组织者，另一方面是表示支持农民，尤其是支持雅斯基顿城占领政府大楼的农民。
　　农民问题是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官僚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五六年，官僚层迫于要取消强迫集体化。)
　　在一九五六至六*四年的反官僚斗争的第一阶段中，最前进的文件是库伦和莫札里斯基合写的《给共产党的公开信》(1964)，这份文件有很重要的部份谈及农民问题与工农关系。其中说：
　　『工人的利益，要求农产品(消费的基础)能合理发展，就是要大量的小型和中型个别土地能发展，它们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增加。正因此，工人阶级成为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的代言人，同时建立了工农真正联盟的基础。』
　　公开信继续说：
　　『农民必须根据其经济基础而组织起来，并为自己取得政治代表权。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生产者组织 。这是为六成在小块耕地上勉强过活的农民开拓机会的关键……』
　　公开信将这类农民组织的必需性，放在建立工人民主的全面革命的内容中来看：
　　『工人阶级被奴役，是其它阶级和社会阶层被奴役的主要根源；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时候，也解放整个社会。』
　　文件谈及工人阶级要从事的一系列民主任务，以便能从官僚层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其中包括：
　　『它必须实行多党制度，因而令整个社会有政治自由；
　　『它必须消灭预防性新闻检查制度，必须实行新闻、科学研究和文化创作的完全自由……。
　　『它必须将行政架构置于民主组织的经常控制之下，并永远向后者负责……
　　『它必须保证农民能控制生产，有经济、社会和政治自主，因而将农民从永远是任何政府的无权无力臣民地位解放出来，成为活跃的市民，有组织性，并参与决定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决策。』
　　事实上，在最近，农业和农民问题在官方报刊上也有更多提及，一些文章强调要保证农民的权利。而农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对政府漠视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反感。
　　现在已很明显看到，波兰群众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问题，如果没有农业生产力可观地改善，是无法解决的；而农业生产力要提高，就必须要农民能直接作出各种决定。
　　同时，工人提出更短的工作周的要求，也令到基于工人民主来重新组织经济的问题更为尖锐。
　　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
波兰的『团结农会』
　　波兰的政府不但面对『团结工会』的各项挑战，更遭遇农民组织起来的抵抗，波兰的农业人口仍很大，有约三百五十万人。农地有八成是私有的。
　　农村机械化的过程一直很慢；马仍然是主要的动力。农地是小块的，大部份农屋没有水厕，大部份乡村的路是没有铺好的。
　　国家通过订定农产品的税收和农具的价格，对农民进行压榨。去年夏天农民写给罢工工人的一封信说：
　　『公社领导人和党委书记有无限的权力控制我们。他们随时可以将我们的土地拿走，剥夺我们的财产，将我们的子女转到其它学校，禁止我们完成造屋工作，将我们的家庭成员征召入军队，以便送他们到国营农场工作。……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控制领导人或反对他的决定而上诉。』
　　农民开始组织起来，始于七八年夏天，当时国家颁布退休制度的修改法例，实际上是威胁到使贫农破产和丧失土地。
　　五十万的农民参与了抗议罢工。今日，『团结晨会』宣称拥有一百万会员。
　　农民很快就利用了工人运动制造了的机会，最初想加入『团结工会』，但法庭说他们是个体经营者，不能加入工会。
　　农民的反应，就是组织自己的农会。在十二月三十日，他们在华沙最高法院门外进行示威，等待法院宣布批准他们农会的注册。
　　法院以技术理由休会，农民就认为这意味法官将让步，令他们的农会合法化。
　　农民要求供应更多的煤、肥田料、机器和燃料。此外又要求更好的医疗服务、道路和水利。
　　农民也要求学校裹有宗教课程，以及农民可以从国营农场那里买地。这两个要求被西方报刊大加宣传，但它们只是农民的要求的一小部份。
　　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和支持农民。波兰团结工会与团结农会的关系保持得很密切，而且互相支持，这是工农联盟共同对抗政府的有效力量。
　　要达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就有两个必须条件：国家要付出较高的价格，使农民能提高他们的文化和物质水平；国家也要将从农民处取得的税收再投资到农业的发展上面。
伊朗工人声援波兰工人的斗争
[以下声援波兰工人及其独立工会的决议，是在八〇年十二月三日由伊朗伊斯法罕一间大型织造厂的雇员普运伊斯兰委员会在八0年十二月三日通过的，决议是致送给波兰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八一年一月十九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加以转载。]
战斗性的兄弟姐妹们：
　　1．我们每日都听到你们在波兰为争取成立合法和被承认的工人工会的斗争消息。到目前为止。你们己取得罢工权利和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我们恭贺你们这些胜利。你们提出的新的要求(包括要求释放最近被捕的战斗性工友)，显示你们在争取到工人民主之前，仍要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波兰政府的攻击，显示这个斗争不会容易，但你们是可以争取到许多东西的。
　　2．通过由霍梅尼教长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我们学习到，唯一继续将革命推展的方法，是依赖被压迫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刚开始的不断进展的革命。为了保证它能继续，我们已建立了伊斯 兰工人委员会和伊斯兰委员会。我们也在建立在霍梅尼教长领导下的二千万人的军队。
　　3．在过去两年来，伊朗被压迫群众取得了惊人成果。许多工厂被收归国营，由伊斯兰委员会管理。属于巴列维王朝和许多大地主的土地已分配给贫农。我们赢得了成立自己的伊斯兰工人委员会的斗争。重建运动和扫除文盲运动，已帮助我们的贫农改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最主要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我们经常试图将之扩展到全世界。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南非人、黑人和美国印弟安人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所有斗争。我们不会让帝国主义强国再统治我们了。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强国(尤其是美帝)不断地攻击我们的革命。这亦是为什么伊拉克的反动政权在美帝直接支持下攻击我们的原因。
　　4．我们认为你们为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是正义的和革命的斗争。西方新闻报刊声称你们受到西方资本家的影响；这是一个诬蔑的指责。我们明白这点，因为同样是这些新闻报刊，说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反动』的。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向你们表示声援。
　　世界被压迫群众团结万岁!
　　不得插手富战斗性的波兰工人!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3-2 00: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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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8 20:25
波共高层领袖的内部谈话
　　【以下译载的是波共一名高层领袖的讲话节录。普立斯基POREBSKI以前曾任弗罗茨瓦夫WROCLAW理工学院校长，现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成员及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区)党第一书记。
　　这份报告是普立斯基82年10月中向弗罗茨瓦夫党内领袖所作的内部讲话，被人偷录得到。从报告中，我们看到官僚层的意图，也看到他们内部所使用的语言。】
　　首先，简单谈谈政治形势。我们今天是10月15曰星期五，如果数一数，我们已连续三天有三间工厂有人试图散播骚动，这三间工厂是DEITA—HYDRAL(旧名是WSK)，铁路修理工程厂ZNTK，及洗衣机和雪柜制造厂POLAR。
　　『骚乱』
　　骚乱在13号星期三开始，DEITA—HYDRAL很早就有一个生产部门罢工，接着装配线也罢工了，简单说，即该厂工人罢工了。接着示威蔓延全厂，在不同时间有二百至一千人甚至更多的人聚集起来。
　　在DEITA一HYDRAL，搞麻烦的托辞是由所谓早一晚电视新闻广播中的一则报导引起，报导说在一次党会议上，通过了一次决议，其中说DEITA—HYDRAL的工人支持国会通过的新工会法例。我本人没有收看这个电视节目，但我曾出席其中一个党会议。工人显然误会了。党组织不过以自己的名义就这些决议投票。这是遵守党的指示，指示要我们显示对这次法例的支持。
　　在工厂发生的事件中，工人喊不同的口号，包括『释放被囚者』、『打倒党』等，都是我们在这类骚乱事件中常听到的口号。
　　我想指出的，是这三间工厂都已军事化，而它们都位于同一地区。这点不是偶然的。我认为这是一次有意组织的力量试验。
　　同一日，同一时间，ZNTK厂有一个持续三小时的集会，他们用的是同一借口——电视上关于DELTA—HYDRAL的错误报导。
　　第二日，即10月14日星期四，当上述两间工厂的骚乱已经停止时，POLAR厂却发生同一类型的集会，以同一方式组成。这次，借口是『支援HYDRAL工人』。在最高峯时，有二千人集合。
　　我们的对策
　　我们有甚么对策？在DELTA—HYDRAL厂，我们关闭了技术工程人员部门。这个部门似乎(从过去几星期该厂散出来的传单看来)是骚乱和印发传单的幕后动力。而且，由于该部门的工人穿着的工作服易于辨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工厂示威的发起者。事件起源的生产部门也被关闭了。现在，我们正检查所有工人，之后，其中一些人(那些以前和现在都最活跃的)将不会再被雇用。另外两间工厂也是同样情形。
　　示威及参与者的成份
　　这里要提及的其它骚乱事件(你们从报导的简短报导中也许已知道)，是人们试图在弗罗茨瓦夫纪念团结工会成立的纪念碑前示威。在两、三个小时内，来去的示威者有五百多人。因此，比起以前，现在规模较小了，但有一个危险的事实要注意的是，这次与8月31日星期二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工厂是沉寂的，今次，我们的敌人却成功地在工厂内散播动乱。
　　此外，当天主教弥撒在下午六时半结束时，骚乱更为严重了。当那些我们可认为是真正虔诚的教徒离开后，约一千五百人开始在市中心游行。于是，就有必要将这个示威驱散，而且这次要更快速地进行。
　　我们要注意的是，参加弥撒的人是被一个讲道内容煽动而行动起来的，虽然在(新)工会法例未投票时，我们已与每一名教士和神父讨论，要他们警戒，向他们解释情况。但另一方面，大部份教士在这次事件中表示了中立，接受了我们的劝告。
　　如果我们当被捕者大致可以显示示威者成份的情况，那么，在约220名被捕者当中(他们有些被查问然后送上法庭，有些因无犯罪的证据而获释)，超过150人年龄在25岁以下，约160人是年青工人。以前的骚乱中也是大约这个比例。而在被捕者当中，也有一些大学和中学生，后者有40余人，不及被捕者的20％。大学生则更少。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类示威行动中，差不多找不到完成了高等教育的人。
　　工会法例
　　我们谈谈第二点：工会问题。我在这裹想强调(虽然事实不幸地并不切合这个理论)，我们希望这些初步的组织由运动的有权威的真正活跃份子组成。一句话，我们不想建立党工会。而且，我们波兰统一工人党一些基层组织拒绝通过支持新工会法例的决议。这只是一个小部份，但它是存在的。
　　至于初步的组织，应该从这个月(十月)开始成立，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希望它们不是强迫地成立，尤其不要只由党员组成。党员已经在我们队伍的了。
　　问题是吸引非党员的工人和青年。这是我们的指示的意义。因此，你们有这些会议时，希望你们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们在时间中紧迫了，所以在成立这些初步工会组织时就干出一些傻事。
　　至于『国际劳工组织』，我要强调我国政府已从该组织的专家(但非该组织本身)收到一些建议。该组织有两点是不接受我们的，第一点是解散所有工会的是国会而不是法庭；一般情况与我们不同。第二点是我们只成立了一个工会，而尽管我国法律容许几个工会成立的可能性，但这个法例已被暂时取消三年。在第二点上，我们是完全明白这是违反『国际劳工组织』所接纳的原则的。
　　这里我想指出(可能将来会对你们有用)，就是我们以前错误地说，我们要面对和还击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我国的变化和工会问题会采取的负面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说：这个态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专家认为这些国家有些是空谈多于具体行动，但有两个国家(实际上三个国家)对这个问题是颇坚决的，它们是美国、西德和法国。但据专家认为，法国正积极筹备密特朗舆勃列日涅夫的会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表态只是空谈，对其东欧国家政策没有甚么影响。
　　但我们不应迷失于猜想之中。事实上，波兰并未被其它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联合国上抨击。而事实上，我们取得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的谅解(即使不说同情)，在这个区域他们不会抨击我们。非洲国家也没有敌视态度，而除了澳洲和纽西兰外，其它国家也没有。美国取消了『最惠国』贸易条款，表示我们在输往该国的二亿美元贸易中，我们损失了四千万至六千万美元。
　　我们与教会的关系
　　最后谈谈我们与教会的关系。你们已经看到一些简短的报导，是关于国家当局代表与教会当局代表的会谈。最近，会谈内容是关于教宗保禄二世的访问。我们得的资料显示，教会希望这次访问是一次盛举，而且要很久。我们方面的条件，则是我们要明确界定这次访问的性质以及教宗会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求教会在教宗访问之前澄清它的态度。我们想知道教宗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包裹。目前的讨论就是关于这点。波兰主教格林普GLEMP就这问题致函雅鲁泽斯基同志，而我们的反应是明确界定我们的条件。虽然格林普在过去数周来非常坚持要会见雅鲁泽斯基同志，但当他看到工会法例将会在国会投票决定时，他就退缩了。我们方面则警告教会说，如果他们继续不断行动和利用群众来反对国家的话，我们就会
　　(1) 进行公开的争论；我们会取消有关对教会行为的新闻的禁制。我们在昨日的报导上已有一个例子，它明确地指出某位教士组织了这些事件。
　　(2) 开始由检查官调查那些在讲道中进行明显的反国家活动的教士。
　　这事件并不简单。事件很复杂，而且有负面情况，但国家必须有一些行动，使教会不会以为可以随所欲为。政府不想与教会进入斗争，我们不想有新的斗争前线。如果我们将来某日想限制教会的活动余地，那只能在时势有变更的情况下才发生。我这样说，是因为经常在党会议上，有人发出这类呼吁：『我们一次过解决了这个教会!』喊这类口号并不困难，但现实是教会是存在的，我们必须与它协议。
　　战争状态会在形式上解除
　　作为结束语，让我谈谈战争状态的问题。关于解除战争状态的问题，我们的决定没有改变。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在年底时解除战争状态。虽然发生了最近两次事件，即8月31日星期二和10月lo日的事件，但我们没有改变决定。我们前面还有最低限度两个周年纪念日子——11月10日星期三和12月13日星期一。我们要等着瞧。我们的打算是，在取消或暂时中止战争状态时．我们将会赋予政府特别权力。我现时想到的例如将工厂军事化，作为加强工人纪律的一个途径；宣布个别地区或是全国维持『紧急状态』；这些权力将容许我们快速行动来平静局势。不过，在形式上，战争状态将会解除。我再次强调，在目前，我们的意图与雅鲁潭斯基同志向国会作报告的那个时候并无改变。
　　(微丝译自82年12月13日《国际观点》)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3-2 00: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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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1 23:04     标题: 非常抱歉，本电脑暂不能做繁简转化。
波兰政府企图破坏工人组织
作者：东升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5年10月
　　在所有斯大林主义者统治下的工人国家，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更谈不上替工人争取较佳的工资，及较好的工作环境。他们视工会为执行国家政令的一个附属机关，是纯粹履行生产任务，拼命加强工人劳动的一个工具。为了达致将工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气的组织，斯大林主义者一方面通过党、团组织，全盘把持工会领导，控制工会所有的行政，事无大小，均一于包办，工人群众根本无置喙之余地。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地选拔一些唯命是从的份子，美其名为工人劳动模范，给予他们各种政治上的特权，优厚的经济利益。例如慷慨地配给他们极之舒适的房屋居住，无须轮候就可以获配各种精美的日用品，按时送去环境优美的疗养院里渡假，总之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尽力扶植一批工会官僚贵族，藉此分化工人阶级的团结，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仇视，转移统治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因而可以确保其统治世世相传。
　　波兰工人阶级同官僚层发生了无数次冲突之后，它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要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到侵犯，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除了敢于起来斗争之外，还要设法摆脱工会的把持，另行创立一个能够广泛代表工人意见的组织。因此，在一九五六年波兹南工人与官僚层斗争时，它们就在工会之外成立了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以普选形式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一个独立的代表团，把工人的意见直接带到华沙的官僚当局。波兹南工人这一勇敢的行动，迅速感染波兰各地的工人，他们群起效尤，亦相继成立各式各样的工人代表大会，他们希望通过这一个『人民民主』的行动，能够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面目，从而初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模式，使工人阶级有机会插足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等事务的活动。当时，波兰政府在声势浩大的工人压力之下，不得不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正式通过立法手续，承认工人代表大会的地位。
　　波兰政府这一让步政策，并不是表示要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决心，相反，这只不过是它们一项缓兵之计，一俟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逐渐冷下来时，它们就以偷天换日的手法，逐步进行瓦解及瘫痪这些出自工人阶级自创的组织。在一九五八年期间，波兰官僚当局藉着发展及扩充工人代表大会的名义，软硬兼施地强迫工人成立一个所谓『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通令全国各地的工厂贯彻执行。这个委员会规定由三方面的人所组成，第一个三份之一成员从『工人代表大会』选任：第二个三份一成员由工厂共党党委会委员填充；余下的三份之一代表额配给工厂的工会代表、青年组织的代表、工程师及技术员等。
　　即使以这个官方钦定的工人组织，其法定职权也是非常有限的。它只能对工厂的行政及工人工作环境进行咨询及调查，至于对工人工资结构及工厂厂务的策划之制定，这个『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根本无过问权。而且波兰官方常常玩弄手法，把一大堆纯生产事务的工作及专门针对工人工作的苛刻条例，让这个『委员会』出面处理，以遂其嫁祸东吴，转移矛盾的目的。
　　不过，波兰政府这种恶毒的用心，并不极之奏效，反而引起工人普遍的不满。在一九七○至七一年间，波罗的(Baltic)海港码头工人及其它城市的工人，先后爆发了多次罢工行动，工人他们一致提出有权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组织的要求，而政府当局不得横加阻挠，不得从中破坏。并且还要求政府赋予工厂工人代表大会真正的权力，不要徒具虚名。波兰工人这种充满政治进取性的斗争，可以在其一九七○年十二月间发表的一篇宣言中窥见一斑：『我们常常可以在工人群众面前，看到一小撮趾高气扬的所谓『专家』，及一些自命为社会团体的官方代表，这种现象亦同时存在于那个『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身上。至于工人介入这个『委员会』工作，根本受到排挤。例如，一个由二十五位委员组成的『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虽然美其名为有权调查工厂业务的一个工人组织，竟然只得一位是工人委员，难道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吗？——工人委员知多少？——一个！我们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当然没有冷嘲热讽之必要，不过这个既然称得上『专家』的工人组织，而且又在『工人代表大会』这件外衣掩饰之下，应当可以在工厂行政事务及处理日常工作的问题上，担当一份重要的角色。实质上它应该名符其实地行使职权。但是我们所见的都是有悖情理的现象。例如一个本身是一所工厂行政部门的主管，同时又是『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成员之一，却要他去调查其日常所负责的工厂行政，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想一想，由工厂行政当局的成员，或者一个部门主管，负责向这个委员会提供数据，毫无疑问会弊病丛生。因此，这种工人自治根本是徒具虚名的。』
　　波兰工人这种反官僚、争民主的气慨，得到施坦尼克及施达尼亚两地的船坞工人响应。他们亦分别拟就同样性质的声明，除了表达支持『宣言』的议论外，更以实际行动寻求舆官方进行直接的对话。因此，波兰工人称这个时期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日趋成熟的政治觉悟与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斗争』。
　　波兰政治周刊『普列达卡』在一九七一年曾经作过这广泛的调查，透露百分之九十接受访查的工人，都清楚明白表示那些为官方钦定的工人代表，不但不能表达工人的愿望，相反却成为官方欺骗工人的帮凶。
　　以哲力克（Gierek——即盖莱克）为首的波共集团，站在维护官僚层的特权利益发出，当然不会赋予工人阶级组织以任何的实权，反而在所谓保障『社会风纪』及厂劳工纪律』的借口下，悍然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实施一套反工人的法例，赋予政府当局削减工人年终奖金之权，并且还在第七条欵上规定，任何工人擅自停止工作，则以相等于盗窃及酗酒罪名定罪。无论如何，具有丰富斗争传统的波兰工人不会任由宰割，他们一定会在更新、更大的基础上，为自己的阶级组织争取更大的行政权力的。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0: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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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1 23:04
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的背后
作者：丁杰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8月25日
    在波兰总理雅罗谢维奇于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向国会作了一个增加物价的报告之后，不到十二小时，波兰各大城市的工人就以罢工、示威和暴动，给与以盖莱克为首的波兰官僚统治阶层重大的打击，迫使它在宣布加价不到廿四小时之内，又将这个计划取消。
　　雅罗谢维奇的报告中透露，官僚层计划在六月廿八日起提高各种主要粮食的价格，食糖加价百份之一百、肉类百份之六十、鱼类百份之六十九、牛油和奶酪百份之五十、家禽和蔬菜百份之三十。
　　工人的反应极之迅速而激烈，反映了波兰国内潜伏着的社会不满。在华沙近郊的乌尔苏斯，约五千名拖拉机厂工人截断了通往首都的火车路轨，躺在车轨上。在华沙南面六十哩的莱谭，皮革厂和肥料厂的工人抛下工作上街示威。根据报导，这个市镇的粮食店和酒类商店被搜一空，三层高的共产党总部被焚。在柯尔西斯丁、西西顺的船坞工人都进行静坐罢工。
　　乌尔苏斯一名工人说：『今天整个波兰都在罢工』。另一名被路透社记者问及是否『准备与当局讨论当前局势』时，他回答道：『我们无需要讨论，当物价回复原价我们就会回去。』
　　这样的坚决的情绪，迫使官僚层迅速退却。雅罗谢维奇在六月廿五日走上电视，一方面对工人的罢工只字不提，另一方面却宣布工人对此『有很多建议，值得密切分析，而这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重新检讨这件事情，并且作出适当的解决方法。』
　　几天之后，官僚层以稍为强硬的语气，承认工人对加价的强烈的反对。根据法新社六月廿七日从华沙的报导说：『国家电台和电视台长斯齐齐潘斯基昨晚在广播中对这场暴动发出官方评论，透露了廿五日在莱谭市的皮革厂曾发生暴动……他在广播中抨击『在乌尔苏斯和莱谭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行动』。他并且说：『捣乱份子和流氓的行为，在很多的集会上受到严重谴责。』莱谭市长亦宣称：在抗议行列中『最活跃的是醉酒的流氓和歇斯底里的女人』。』但这些官僚没有解释到，假如他们的评论是真的话，那为什么他们要急急宣布取消加价。
　　其实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是有十足理由去作出取消加价的决定的。他们不会忘记六年前的一场类似的暴动，那时，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工人的罢工和暴动，迫使波共撤换了当时的总书记哥穆卡，而由盖莱克代替。一九七○年十二月暴动使到波兰官僚层五年来不敢再增加物价。而且，最近的暴动显示出十二月暴动的记忆和传统仍然深深地留在波兰工人阶级的生活里。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和撒伦车厂的工人在一九七○年都与波罗的海沿岸船坞工人共同战斗。
　　这一次，波兰斯大林派聪敏地避免使用警察和暴力，为了避免工人群众反而进一步向他们的特权利益挑战。长期以来，官僚们都要求波兰工人作出牺牲。工人们的忿怒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知道党官们和工厂经理们能够从专门店买到最好的舶来品、香烟、酒、甚至乎化桩品，工人们对这种享受不单望门兴叹，而且还被要求作牺牲，要求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要让物价高涨，而让最低收入的工人受最大的打击。
　　一名工人向一名美联社记者说道：『自从战争以来，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但事情却没有好转。工人们并不是低能儿。我们知道我们每年都造出船只。但不单没有看到我们的工资增加，他们却告诉我们去勒紧裤带。』他的说话是有代表性的。在苏联，离异份子运动通常是以文艺和知识分子要求学术思想自由的形式来出现，但在波兰的暴动，却提出了要求消灭官僚特权。
　　官僚与工人阶级的冲突之将会再出现，是无可避免的。官僚主义的本质，必然会防止人民群众能有权利去民主地控制社会上、经济上和生产上的一切决策，而这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却是工人国家底计划经济所必要的。官僚寻求解决因官僚控制、扼杀工农民主和创意而做成的社会矛盾的方法，用所谓『科技改良』，提高社会上较有特权的层份(下层党干部、工厂经理)的利益。
　　因而，波兰政府每年以五亿元来补助粮食价格，并且就像资产阶级政府藉此来申辩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一样，宣称厂任何一个会思考的人都不会怀疑，长期地以高价买入以低价卖出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虚伪的论点。以工人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一部份来补助他们的生活，不单是可能，而且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
　　为什么一个建立了国有化财产制和计划经济二十多年的国家中，仍然不能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满足群众的需要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共毛派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论点。七月三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波兰工人阶级的有力回击』的文章道：『最近，波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的革命风暴迅猛地席卷波兰全国，打击了苏修，震动了东欧，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
　　『……这一次生动表现了光荣斗争传统的波兰工人阶级不屈服于修正主义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了波兰工人阶级敢于高举革命造反旗帜的强大战斗力。
　　『……长期以来，苏修从其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出发，为了霸住东欧，觊觎西欧，对波兰在政治上加紧控制，在军事上加强占领，在经济上加强掠夺，给波兰带来了难以言状的灾难。
　　『……可以坚信，波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摆脱苏修控制、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日子，是一定会到来的。』
　　同时，香港的文汇报，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题为『波兰修正主义者走投无路』的文章，将毛派的立场更清楚地表明了：『实际上，在这些的确很滑稽的[取消加价]举动背后隐藏着波兰经济的灾难性景况，隐藏着波兰修正主义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真相，隐藏着波兰资本主义复辟后果的真相。
　　『……资本主义复辟、经济破产、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后果，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使波兰劳动群众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因此，波修头目最近作出涨价的决定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儿，而是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毛派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已在波兰复辟，并且是做成当前『不可避免的』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将危机的根源归结在苏联对波兰『经济掠夺』之上。这些论点归根到底是错误的，企图掩盖着真正的理由。
　　说『资本主义经济』做成了波兰的经济困难，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前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古典』而根本的矛盾——生产力过剩；从而做成一个明显地打击工人阶级生活的结果——惊人的失业率。然而，波兰的经济目前所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工人国家——包括中共——所共同面对的困难)却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生产力的落后和不足。面对这种情况，这些工人国家内的官僚们，有些利用行政手段动员大量群众投入生产的方法(因此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很低)；另一些则利用所谓『科技改良』，物质刺激等等方法来寻求解决的方法。工人国家所面对的国家经济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共官僚目前派系斗争的基本内容。
　　官僚层一天拒绝给以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去决定国家的经济，就没有可能真正争取到他们的真正合作来实行这些政策。不单如此，工人们还会以旷工、怠工等等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和隔离。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路透社从华沙发出的电讯指出：『在它对旷工和怠工的战争中，波兰对于没有理由而请病假和离开工作岗位的国家工人采取了新的惩罚规则。』
　　官僚层面对的一个矛盾就是：没有民主就不能管理国家经济和计划生产；给与工农以民主则会扫除官僚自身的存在。这种矛盾解释了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一时采取改良的政策，一时又转而采取压迫的方法。并且由于官僚寄生的计划经济上的矛盾冲突，导致了官僚统治固有而恒常的不稳定性(往往表现为官僚的派系斗争)。因为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里资本家的角色不同，国有化财产并不需要官僚层来在经济上扮演一个角色’官僚阶层只是一个寄生体。
　　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虽则在基本根源上与波兰(及其它东欧工人国家)的危机不同，却对它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压力。  差不多过半的波兰贸易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的。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使到波兰入口货的付款在过去两年内多付了一亿四千万元，而一九七四——七五年的经济衰退，使到波兰对资本主义的贸易，平白丧失了一亿元。
　　所有工人国家都面对类似的问题。苏联以高价购入大量的谷物。各国工人国家(包括中共)亦以通货膨胀做成的高价向帝国主义国家购入机器和科技产品。
　　六月廿九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报导：『在捷克，一个被称为『重整』批发价的计划已在今年一月提出，现在正希望在一九七七年初实施；
　　『在匈牙利，政府已在『原则上』决定了在星期日开始实施肉类价提高百份之三十五。
　　『在维也纳，上星期报纸报导在苏联的粮食配给。』
　　工人国家所面对的经济困难，更明显地暴露出『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中共的『自力更生』)的错误。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首次提出了一国之内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受到了托洛次基的尖锐批评。他一方面指出，斯大林主义官僚之追随这条路线，符合于官僚层狭窄的、寻求安定的利益，必会导引出一条自觉的反革命外交路线，放弃了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的前景，将全世界的共产党(当时仍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变成苏联官僚的工具。这条路线发展至今，已做成共产国际的瓦解，使到各个取得政权后的工人国家、各个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互相为了自身狭窄的利益而冲突，而且各工人国家还在『集体安全』、『和平共存』、『缓和』等等名目之下，寻求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托洛次基还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还是一个反动的空想。就算工人国家能够避开帝国主义的进攻，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建立起来的——它只能够在一个国际的平面上建立。
　　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就指出，资本主义底基本矛盾之一，就是生产力受到民族国家疆界的束缚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越过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在世界平面上建立起合作互助的社会，才能加以克服。
　　但是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基于各自的利益，根本就不能在各个工人国家间(尤其在苏联，中共和东欧)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经济计划。他们并不曾严肃地尝试去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分工以超越民族疆界加诸于生产力的桎梏。反而，它们互相争夺，较大较强的则欺压小的。苏联对东欧国家近年将原油输出价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而提高，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容之一。
　　官僚层对工农民主权利的剥夺，以及它企图放弃国际主义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空想，其实才是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但中共官僚层却利用它来鼓动起波兰的反苏民族主义情绪，和指称是由于波兰追随苏联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所做成的后果。因为中共官僚害怕和明白到，波兰官僚层所面对的困难也正是他们自己所面对的困难(只不过还没有那般表面化吧了)；而根源亦是相同的。
　　中共官僚将事实扭曲，东欧和苏联的官僚则索性将整体事情隐瞒起来。六月廿七日纽约时报报导称：『相信东德的领袖们深深地关心这件事情，免得波兰的不满会透过边界。』
　　华盛顿邮报驻南斯拉夫通讯员杜达六月廿六日从布拉格报导称：『本周波兰的动乱，受到东欧新闻媒介完全沉默的待遇。甚至在不结盟的南斯拉夫，报纸也只报导加价取消的决定。
　　『一名南斯拉夫编辑被要求解释他的报纸忽略了波兰的动乱，机敏地回答道：『这会给人民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这也是中共官僚所惧怕的。它故此刻意扭曲事实。但波兰工人六月廿五日的行动，就和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群众的行动一样，将不可免地『会带给人民一些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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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1 23:05
波兰：官僚的迫害和工人的反抗
作者：丁杰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9月28日
　　为了要阻止六月底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见八月廿五日『十月评论』)的影响发展下去，盖莱克的官僚政权对十三名参加六月廿五日的工人，判以极之严重的监禁。
　　七月十九日在莱谭市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六名工人被指『积极地参加了示威』，而被判四年至十年的监禁。次日，华沙地方法院宣布了七名华沙近郊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三至五年的监禁。
　　根据巴黎世界报七月二十日报导：『后来还有其它的审讯，官方『波兰通讯社』PAP已经宣布厂有七名被告(在华沙受审)——与其它人一起——的司法程序正在进行着』；针对十九人的一次审讯是很显然会有的，并且有十二名来自乌尔苏斯工厂的工人听说已被捕』。
　　官僚们企图掩饰这些审讯的诬告性质，阻止任何外国通讯员进入法庭。在首都华沙的审讯，甚至连家属和朋友也不准旁听，差不多有五十人被拒于法庭门外。
　　而法国托派刊物『红色日报』七月廿一日说，官僚对工人的压迫还不只是乌尔苏斯十九名留待被判刑的工人。它说：『示威之后，有几百个工人被传往问话……目击者见到几十辆卡车将他们送到华沙，然后以警察用直升机在示威时所摄的照片认人。』
　　但是，波兰工人并没有被官僚的迫害和判刑所吓倒。面对越来越困难的生活、高涨的物价、粮食的短缺，对照于党和政府官僚的特权享受，波兰工人选择的道路，是继续去保卫自身的权利。
　　英国一份左派刊物『战士报』在波兰的通讯员于八月廿七日报导：『上周六千名波兰船坞工人罢工，阻止政府出口数千吨的甜菜；当前波兰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到处都买不到够用的食糖。这种对政府的公然反抗，换来军队立即封闭船坞，以及完全的新闻封锁。
　　『这刚在暴动冲击了政府、迫使它放弃或者减低增加物价的计划之后两个月。现在，一个可怕的黑市已产生出来，而波兰工人的忿怒是与日俱增了。
　　『更加可悲的是，波兰是东欧第一个在战后实行粮食配给的国家。食糖现已被限制，在城市每人两公斤。但在四月至六月输往苏联的甜菜仍达十三万三千吨。政府官僚地企图以做成商店中食物的短缺来抬起不合理的价格。而工人必然作选择——付出更高的价格，或甚至是什么也没有买。
　　『现在，工人已经对这些表示了他们的感受。西西顺和格丁斯基(都是一九七○年十二月暴动和今年六月战斗的区域)的工人在罢工。船坞现在布满了军队；虽然有些已被调离码头一带，但却被发现与工人公开讨论。统治官僚份子的软弱和孤立，以及工人阶级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现已反映到一些下层兵士中去。正如格丁斯基一名年轻兵士说：『六个月后我就会再成为平民了，而可能我会在船坞工作。假如我射杀任何人，那人就会是派我来这里的军官。』
　　官僚企图以新闻封锁来『吹淡』这些战斗性，但是波兰工人多年来反对官僚特权的斗争传统，和他们对官僚的极不信任，使到他们明白到将讯息迅速传递的重要性。例如西尼西亚的盐矿工人已经热烈地掌握了海港的工人同志的范例，现在正谈论到罢工的计划。其中一名领袖说：『一个困难的冬天正在来临，我们已经明白到自己的力量，明白到他们的弱点，我想他们现在也明白到了。』
　　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囚禁了工人中最战斗的份子，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去打败整个工人阶级。刚相反，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已经尝试过自己力量的战斗工人阶级了。
古伦：我向你们要求帮助波兰的工人
　　『我向你们要求帮助波兰的工人，他们的状况受到报刊、电台和电视所隐瞒，被警察驱打、被投入监狱、被法庭控告颠覆，并且被判长期监禁。在城市和各区里面，对付示威者的庞大压迫正在进行着。……
　　『只有一次对所有参与六月示威的人的全面特赦，才能终止反对工人的恐怖运动。在那些真正地独立的国家里，必须承担起争取这次特赦的斗争。我知道你们的声音在西欧国家，以及对波兰当局都具有份量……不要在这种事情面前保持漠不关心！』
　　上面这段呼吁，是波兰异议份子积茜。古伦(JacekKuron)写给意大利共产党的信的一部份。这封信，使意共十分之尴尬，它口头上接受工人阶级民主、反对它的东欧伙伴压迫异议者的行动。
　　意共在七月二十日在其新闻处一方面不直接承认接到古伦的信，另一方面，却发出了一份声明，劝告盖莱克政权要『以温和及宽厚』对待那些示威者。
　　可是，不久，今年已经四十岁的古伦，却突然被征召入伍，派至波兰边境服役。
　　这就是波共官僚对异议者的一贯手法的最新例子。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0: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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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1 23:05
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
——维护工人继续斗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
　　『保卫工人委员会』，是波兰一九七六年六月工人动员事件后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在波兰工人中甚得支持。举例来说，雷顿市二间工厂五千工人中，只有一百六十人(包括党领袖和管工等)赞成驱逐『保卫委员会』的委员出国。委员会初组成时，只有十五个委员，现在已增加至二十三人。  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五日事件，共有二千人被捕，大批工人被解雇，政府劳工部和社会事务部亦发出通知书，禁止工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人。
　　在工人遭受种种压迫，而工会、社会福利机构和保卫市民权利的组织都不能提供任何援助的情形下，一批热心工人福利的人便组织起来，提供法律、医药和经济援助，给予参与六月抗议示威的被压迫者。
　　在法国，在七六年十一月成立了『支持波兰工人委员会』，以响应『保卫工人委员会』。它宣布：『法国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支持波兰的委员会，并唤起法国的舆论，去支持波兰的工人运动和民主反对派。现今的急务，是筹集欵项，帮助被囚和被解雇工人的家属，并保卫正在候审的工人。』
　　政府的镇压，当然指向『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在七七年一月，二名委员被控『不合法』收取金钱。一些政府报章这样诬蔑说：『这一小群嘈吵的人们，企图破坏波兰的道德风气。他们希望波兰从民族发展的道路上后退。在他们的纲领中，可以找到托洛次基的乌托邦，社会民主主义的片断、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一些鳞爪……总之，是各式各样极度混杂的思想。』
　　警察亦加入阻止委员会保卫受到压迫的工人。政府命令邮政局没收听有寄给委员会的物质捐助，转而直送入政府库房。
　　政府的种种威吓措施，都不能遏制群众反对压迫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愈大的压迫，只会愈加刺激和巩固工人的斗争！
（励思取材自二九七七年一月廿七日『国际通讯』）
东欧反极权统治的动乱在增长
作者：护理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
　　在波兰、苏联和其它几个东欧国家，对官僚压迫的公开反抗，以及官僚层前后不一贯的反应。显示出一个广泛的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报章开始注意这些事态。例如，西德镜报周刊在一月十七日用头条报导东欧局势，指出一些显著的不稳的象征。
　　在莫斯科的挑衅
　　官僚的类似三十及五十年代大审判的行动加强了危机的气氛。克里姆林宫派遣的『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报歪曲报导一月八日在莫斯科地下铁路的恐怖份子炸弹案。他强调该车是满载儿童，并暗示爆炸是异议份子所为‘路易斯说他以为这次爆炸会在苏联引起激烈的群乐反。有如西方国家对西德曼荷芙党及美国共生解放军的激烈反应。
　　苏联异议运动的一位发言人沙卡洛夫，指斥这些报导为挑衅。他说：『企图抑制思想自由和加强极权统治的政府，不能在一个平等公开和坦诚的讨论中与异议份子对抗。正因为异议份子的精神力量继续增长，这个镇压机关愈来愈倚赖类似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的罪恶手法，和同期在苏联的类似手段。』他又举出一些便装警察对异议份子的暴行，例如一位诗人去年被不知身份人物袭击，在数个月后因伤毙命。
　　在捷克的『敌方间谍』
　　在捷克，前任杜锡克政府高级官员哥曼被控替西方情报机构当间谍。政府用这个事件，煽起对敌方机构在捷克活动的恐惧。
　　在同时，捷共党报章激烈指责『七七宪章』，一个新的组织，它在一月向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抗议国家宪法被破坏。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只提出最基本的要求。它的领袖宣称他们并不是反对政府，只是要求遵行法律的规定。但无论如何，据称这是六八年民主改革运动被苏联入侵压力摧毁以来反对官僚逼害的最广泛的组织。在捷克重新出现的群众不满，明显地令当地官僚和克里姆林宫感到恐惧。
　　苏联报章避免提及东德和波兰的异议活动，但它们支持对捷克维护法纪民权者的指责，指他们是由被击败的捷克资产阶级和六八年反革命的策划者所组成。苏联报章并无提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共党都有发表声明反对迫害『七七宪覃』的签名人。可以假定他们是被包括在那些『反动份子』里的。
　　对于东欧的一连串异议活动，苏联显然决定，要在捷克立刻采取强硬路线。因为在过去十年捷克受到最大的挑战，只能用大规模的持续的军事占领来恢复『秩序』。这使到『七七宪章』的挑战成为一个主要的考验。
　　但最紧张的局势是在波兰。七六年六月工人暴动及其后反对迫害曾参予暴动的工人的运动迫使官僚退却。波兰事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造成巨大的冲击。法国共党被迫声明支持波兰工人及被囚禁在精神病院的苏联异议份子。法共领导的工联会一位主要领导人声称：『因为散发与政权敌对的小册子而将他们囚禁在那些在医学观点上有问题的病院里——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也不同意工人因罢工而被囚禁，正如数个月前在波兰的情形一样。罢工的起因和其后政府被迫取消的加价，使我们怀疑波兰工会所做或未做的角色。这些工会之拒绝解释，加深了我们的困惑。』这当然是虚伪的声明，法共党工会领袖没有可能不知道波兰工会的性质。但是，尽管西方共党领袖的动机是为了本身利益，这些声明却严重削弱了斯大林主义独裁声称在『世界共党运动』下统治的政治辩护。他们不能漠视这些批评而将自己在政治上暴露在群众面前。因此西方共党领导人的虚假声明，仍有助于保护东欧反官僚的战士。
　　但在波兰，官僚的根基被工人群众运动的升起和知识分子公开反对独裁直接威胁着。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地讨论工人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性。
　　苏联入侵的流言
　　在六月叛乱中，广泛谣传克宫计划沿用六八年侵占捷克的方法入侵波兰，这显示了波兰局势的极度紧张。西德镜报作了如下的报导：『在捷克的一些地区，后备人员被动员起来。六月廿五日晚，一名货车司机被警察叫醒，命令驶车到一系列预先划定的机场，在那里他发现可以随时起飞的运输机(只在布拉格已有四十架)。这个警号在四十八小时后才被撤消。在东德，介入波兰的计划亦已准备好。可靠消息说，计划仍属『有效』。
　　苏联入侵威胁所给予波兰反对者的压力是明显的。一名反对者的话被人引述：『波兰国家领导人反对改革的政策有着巨大爆炸性的危险。群众唯一能够避免危险的方法是组织自己。只有经过和平的方法，不扰乱公众秩序的示威，与国家领导坚持谈判，才能成功地贯彻群众的政治愿望……同时，这是唯一能够避免苏联介入的方法。』但无论如何，他认为波兰民主权利运动成功的机会，大过捷克六八年的运动：『我不相信这种情形会造成改革所不能越过的永远界限。在我们处身的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的状况下，一个不能进行必需改革的政府将会失去它的效用。我相信莫斯科亦会明白这一点。』
　　事实上，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极其腐败的。统治的共党首先便失去声誉。大部份的战前干部被斯大林谋杀了。现时的党是从属于苏联军事力量下所建立的。在斯大林主义统治制度下，波兰亦比其它国家(除南斯拉夫外)有较长久的改革经验。正是对这些改革的错觉，使一些反对者在六十年代中期提出一个基于工人直接管理的完全不同的制度。纽约时报报导，一种『普遍的不满和不信任气氛，使领袖们恐怕来自知识分子的偶然火花会成为火种』。
　　雷顿事件
　　波兰共党对这个局势的反应是摇摆和不一贯的，有着不可预测的暴力和突然的退却。例如，这个政权答允重审雷顿工人因六月罢工而被判入狱的案件。但在法庭里，一群便衣警察袭击获准旁听的『波兰支持受迫害工人委员会』的观察员，武装警察并不加以阻止。一名反对者说，这次袭击是秘密警察的紧张情绪的爆发：『委员会作出的揭露，更加上舆论的压力，使它觉得受到威胁。』
　　波兰政府用警察骚扰来对付支持受迫害工人委员会的成员：捷克政府亦用类似方法对付『七七宪章』组织，而且更准备进行政治审讯。但波兰共党领导层现在决定用『政治方法』来对付异议份子，而避免用拘捕、警察骚扰及高压手段。以下是这些『政治方法』的例子：其一是伪造一封由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给予该委员会一位领袖的信。另一篇是在波兰流传的文件，说安滋祖斯基提倡『所有性自由，包括对同性恋』。安滋祖斯基的反应是：『在波兰不需要再争取的几类自由之一是性自由』。这并不正确。近年的调查证实这一点。对性方面的落后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秘察警察显然要利用这一点来引起对安滋祖斯基的偏见。但这些『政治方法』似乎对民主权利运动没有大影响。
　　东德政权在十一月实行高压措施，它把诗人此尔曼的公民权褫夺了。但是对这事的反应，成为五三年东柏林工人叛乱以来第一次公众抗议政府的政策。政府回答以加强的镇压。
　　比尔曼事件的连串抗议
　　约有十二名反对驱逐比尔曼的抗议者被囚于监狱，然而据报并未对他们加以任何控罪。这些镇压似乎未能阻止反抗的散播。东德政府对比尔曼的意见在西德广泛传播一事感到愤怒，特别是经由电视传送给大部份人民。但官僚唯一可做的，似乎是对西德政府进行报复。因此，他们在东柏林设立警卫制止人民申请签证。但在翌日，这个措施便被取消，纽约时报推测是因为苏联的反对。
　　克宫自己亦表现出同样的摇摆的政策。苏联官僚希望，解除他们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会帮助西欧共党脱离冷战时期的阴影，争取足够影响力去强迫资本家接受长期的和平共存。镇压或威迫性的行动是将选民驱离共党的最肯定方法。其次，克宫面对着全世界工人群众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难题。它为侵略捷克付出了极大代价。它强迫西方共党保卫这次行动的企图大体上是失败了。而这失败方便了西欧共党避开莫斯科其它更使他们窘迫的政策。
　　苏联监狱内的绝食抗议
　　我们很难衡量苏联境内对官僚独裁的反抗究竟有多少，但有迹象显示出一个上升的反抗浪潮。一名最近被释的异议份子雷巴斯基报导，在苦工营和监狱内，一个反抗运动已进行了约有两年，他说，囚犯们每年十月卅日举行绝食抗议，作为非正式的『政治犯日』，又采取了共同行动对抗监狱情况。当布可夫斯基十二月获释并逐出苏联时，他说在维拉迪姆监狱正进行绝食抗议，并要求国际间支持绝食者。在以往，监狱内上升的反抗显示了总危机的形成。例如，一九五三年的罢工迫使斯大林继承者『减弱斯大林主义』。
　　当全世界工人群众、社会主义者和进步舆论声言反对斯大林主义镇压时，他们能够迫使官僚层退却。这些抗议打击到官僚的主要政治辩护立场。斯大林主义巩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大部份的左派决定跟随本国资产阶级的反共产主义，或者是相信他们的责任在于替斯大林主义政权辩解。很清楚可以见到，官僚独裁危机急剧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官僚们越加感觉得被危险地揭发出来。
(涓滴译自，一九七七年一月卅一日『洲际通讯』)
其它资料——七七宪章——捷克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一份宣言（已扫描，未校。不上传）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30 00: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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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2 22:13
争取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波兰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声明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8年9月10日
　　（『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编者按：这份文件现时在波兰地下广泛流传，它的真实性是确定了的。作者们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在东欧官僚历来企图盗用这称号之时，这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自从六五年古朗和莫扎律斯基的著名的『公开信』以来，这是波兰其中一篇最早的反对派文件，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立论，以工人阶级观点批评官僚。当然，在一些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与这份文件是有分歧的，例如：他们将官僚界定为统治阶级，又将东欧国家的生产关系描写成『国家资本主义』。但这些分歧并不稍减它之反映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性。作者们清楚地与反动的、或自由派的异议思想划清界限，他们有着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这观念是同统治波兰和东欧的官僚的歪曲表现相对立的。)
　　一
　　人们时常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已实行了；阶级对立已消失，阶级斗争已被全国的集体力量代替；而历史上首次主要社会关系让生产力得到无阻碍的发展。
　　但是，由此立场看来，过去数年来，在这个国家多次发生的大规模工人反抗，是不能解释的。如果波兰共党和人民的国家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那么，这些劳苦大众反抗的是谁呢？在政府来说，工人示威只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参加者只会是冒险主义者，是应该受到重罚的。但事实上，这些罢工显示：如果工人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是保持生活水平避免其更恶化，他们便要被迫与政府对抗。而且，正如七十年代初期所显示的：正是这些示威使到生产力加速发展和工业化加剧成为可能，虽然工人并没有明显地要求这些。工人从他们的斗争证明：党和国家的官僚架构对于社会进一步进展是主要障碍，而目前的社会关系一定要加以彻底改革。
　　到目前为止，官僚仍能说服工人，说经济发展需要纪律及完全服从『专业』领导。七〇年十二月之后提出的『建立另一个波兰』的口号，帮助官僚将工人解除武装。他们预先便排除将工人罢工委员会转变为监察和迫使官僚实现诺言的工人委员会的可能性。结果证明，这个口号提出来，只是防止建立另一个波兰，一个工人群众可以管理生产和对经济作出全部决定的波兰。
　　七〇年十二月以来，人们更醒觉到，社会矛盾(反映于罢工等)并非是偶然的冲突，所谓『党和群众间的暂时分歧』，而是构成波兰和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制度的本质。
　　二
　　我国的生产目标，应该是『有系统地改进工人生活水平，创造鼓励每个人发展潜质的条件，和加强社会主义式的社会连系。』(总书记格列克在波共七一年六届大会上的演词)。但很容易看到，正如格列克自己解释的，这些定义并不得自对我们生产制度的分析，它们只是思想上的掩护工具和控制这个制度的工具。他继续说：『党加强它与社会的连系，主要原因是订出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目标和主要动力。』
　　决定一个生产制度的本质，并不是要看领袖的意向声明，而是看实际控制生产的方法。在本国，整个生产的社会过程是由党和国家机器控制，是高度集中及与社会脱离的。它位于生产之外，社会之上，即所有行政权力是集中在社会的一个『专业』主管的阶层里。官僚自己认为拥有这些权力就是不同社会地位的基础(例如七二年十二月一条法律，替在党和国家机构居领导职位的人及其家人，设立特别的退休金制度)。
　　对这个统治阶层来说，官僚政治不单是权力的工具或手段，而且是它内部团结的根源，是它的灵魂和躯干。所以它只可以接纳一些维持政府机构与社会分离的生产目标。目前的生产制度因此令权力不能真正社会化(即消除与社会分离的国家机构)。这是这个政权的一个主要依靠。因此，目前的制度排斥了所有构成社会主义实质的部份。
　　三
　　一个分离的国家机构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明显地象征着社会阶级斗争。官僚架构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阶级斗争的最近的历史性反映。
　　矛盾的根源是从十月革命发展出来的国家的性质。列宁早巳察觉苏维埃制度堕落的危险，所以他说『苏维埃制度中出现的官僚恶习，甚至对党组织都一定会有恶劣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同时亦是国家机构的上层。』①在开始时这个堕落只表现为几个倾向中的一个(列宁说：『它是一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③)。但这个倾向很快便盖过了其它的倾向，而所谓『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事实上是官僚转变成统治阶级的历史。
　　这个统治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将它结合在一起，并给予它精神和政治团结的因素，就是党。当然这并不表示党机构不会成为不同派系的斗争和敌对的温床。但这些敌对几乎老是以保护统治层而不是单独个人的利益作为基本目标。
　　即使曾受崇拜的领袖被逐或受处罚，亦只是为了挽救官僚权力架构，免受他们的政策威胁。『虽然人们离去，但我们的党仍存在；因为人会犯错，会失去希望，但党是会永远胜利的』(五六年波共八届大会) 。
　　党所尽的政治功能，同党员有六成是工人这件事实并无矛盾。后者的作用是作为烟幕，因为如果没有了他们，便立刻显出党是官僚的组织了。
　　官僚在生产过程中担任的角色只能在表面意义上与资本家的角色作此较。『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组织代表了一个更先进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不再只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而是在全国规模，更确切地说，是在同一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国家规模上组织起来。可以作个比喻说，他们全部组成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是自给自足的，意思是物质生产工具和工人都『自然地』属于它。他们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组成部份，因此是永远被束缚在它的齿轮里。
　　这亦解释了失业的不存在。市场已被废弃，即是说，它只是继续以一种认可的经济管理的方式存在。这就在基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情况，不论它的教育程度，技能或是收入，无产阶级构成一个新的现代工业奴隶阶级，工人不再像在资本主义下出售劳动力，因为出售即表示他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以及他出售一段预定的和固定的时间。相对之下，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特别批准，没有人可以离开这间『工厂』。工人不单是在工作时间内，而且在一生中，都受到工厂的暴虐纪律束缚。
　　四
　　官僚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不只是在大动乱里表现出来，而且更在经济的每日操作中表现出来。官僚的阶级利益——保护一个分离的国家机器——才是国家经济计划的真正目标。
　　为了这个原因，这个计划完全与直接生产者的真正利益无关，是违愿地束缚着他们的。因此，生产单位——由工作队员以至由几间工厂组成的单位——只是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收取奖金、改善地位)而努力去完成计划。每个生产单位因此一定要将其它单位当作一种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单位之间不知不觉的敌对，笼罩着整个经济制度，这整个经济制度普遍私有化的后果是『不可解释』的现象，例如产品的低劣质量、反对现代化、要不同工厂合作的困难等等。凡此种种，只证实了对人力和物质生产资料巨大浪费这件事实。
　　近数十年的一切经验，有力地否定了官方如下的说法：目前社会关系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技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虽然官僚明白经济浪费的有害的政治后果(对他们本身亦同样有害)，它却完全不能辨别浪费的真正根源，因为它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限制。它大声斥责工作组织恶劣，生产力低下，各个生产单位对大众福利漠不关心；但它绝不能理解到所谓『恶劣的工作组织』是一个阶级矛盾，一个社会自己恶劣组织的最基本表现。
　　整个生产制度的极度分离化性质不只是一种后果，而且是官僚统治的社会性目标，因为它适合权力的继续。与社会分离的权力结构，只当工人仍然不能彼此合作来取得对工作条件的控制的情况下才是不可缺少的。
　　当浪费达到瘫痪整个经济时，代价是由工人付出的。这明显代表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剥削。当波共领袖在七〇和七六年提出计划『管制物价和工资』时，他们暗示是『经济上的需要』(即是说，需要工人付出浪费的代价)。
　　与此相反，现在真正成为经济上需要的，是由生产者自己组织生产。换句话说，真正基本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自主。
　　五
　　无产阶级政治自主的基础在工人示威中建立起来。当工人变得能够组织起来集体地保卫本身的利益时，他们之间的日常敌对便更为减少，因为打进分离了的生产制度。官僚只在能够消解这些工人的雏形组织时，才能控制局面。
　　直到现在，工人实在缺乏动力，未能从保卫本身利益走到对官僚攻击。但重建的『秩序』从不会简单地回复到以前的情形。生产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这些工人斗争的成果，已对将来巩固现时在工人阶级里做到的连系提供必需物质条件。
　　与此同时，工人显示了力量，迫使官僚采用更公开和严厉的手段来行使权力，从而使官僚机器更加完善。因此，阶级对抗便更显露出来。
　　六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能依靠任何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所有『调整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都得到党内的『真正』工人代表、立法局和工会的全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罢工才提供真正的机会，去打破官僚的权力垄断。工人所仍未清楚明白的，是在罢工时，权力是落在他们的手中的。
　　罢工工人的要求主要是经济方面。当工人的要求被接纳时，罢工委员会便解散了。甚至当国内不同地方不同工厂同时进行罢工时，工人并没有协调他们的斗争。而且往往不知道别处正同时发生罢工呢。
　　马克思曾说过(现在仍适用) ：『最重要的，工人一定要尽其所能，在斗争中和斗争之后，反击资产阶级消解风暴的行动……他们行动的目的，一定是要防止直接的革命热情在胜利后立即被压制。相反地，他们一定要尽可能保持着它。与反对所谓过份行动相反，我们不单要容忍一些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使人联想到可恨的回忆的建筑物的报复事件，而且要亲自领导他们。』⑧
　　无产阶级内部的对抗和缺乏互相支持，永远是对官僚有利的。而工业工人与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更特别使官僚受益，由七六年六月事件发展出来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立，是整个无产阶级自五六年公来首次显示团结。面对着这样的团结，官僚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他们被迫容许一个公开的对抗存在，并从监狱中释放所有在七六年六月因『暴徒活动』被捕的『囚犯』。
　　虽然保卫工人委员会证明是不能为这种团结提供一个架构，以及将自己改变为一个工人斗争委员会（事实上，它从未订出这个目标），但在更大规模上组织起反官僚的组织过程中，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目前的反对是否有机会演变成对官僚制度的否定，主要决定于工业工人能否排除『防卫性』的改良主义幻想，以及知识分子能否在这方面帮助工人。
　　目前反官僚的反对派在其理论性文章中，并未提出反对官僚本身，只是反对官僚的『滥用权力』。他们指责这个政府的专横和极权性质，和要求政府的法例要付诸实行，宪法所保证的自由要付诸实现。
　　因此，他们并没有反对政府的最终目标，只是反对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他们接受了目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础』)，只是要求改善『上层架构』，即是说，成立多党制度。他们甚至未能说明怎样和经由谁人去实施民主化。
　　知识分子反对派代表的只是统治思想体系的对立面，因此，决定在于对手方面。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可以说同官僚对制度的理解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理解，基本上是这个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的对立，是以『东西方』的地理性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因而不能掌握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制度的历史性优越而又同时存在的严重限制。
　　对我们来说，涉及的不是从纯理论的方法想象出会更好的全新社会制度，而是在目前这个制度的历史中，发现正在产生中的可能导致解放的方法。
　　在这个制度里，生产数据已经社会化，意思是指所有日常必需品的生产，已经运用组织和管理社会各阶层个人的方式实行了。但组织和管理并未具有社会性质。生产者自己并没有组织生产。因此，这个制度显示出是笼罩着一切生活领域的专制政制。当分离的个人保卫自已的私人利益时(实际上完全是幻想) ，他只能发觉到自己无能为力。七
　　觉醒中的工人运动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可以综合为：『我们应该用甚么去替代党和国家官僚机器？』
　　这是个组织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斗争过程中在工人阶级内组成的所有联系，及把它们作为起点。在目前，这些联系只是以一个非正式的联络网的方式存在着，但全靠它们才可以交换消息和协调活动。有了它们便可以在将来把罢工转变成一场自觉的政治斗争。
　　从这个联络网开始，一个自觉的工人组织会开始出现，它会为更大的协调提供机会。这样一个组织不只是反对政权，它会代表政权的对立面和代替者。它的作用，不会是作为工人利益的传达媒介(意指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分隔，会成为官僚化的基础)，而是作为将来社会组织的胚胎。
　　罢工委员会，建基于这样的组织之上，可以在罢工结束时转变成工人议会。在取得直接控制工厂、工业机构等的管理，工人议会可以成为工人自治的基础，重新管理生产，从而废除独立的管理机器——官僚机器——因此废除阶级对立。
　　八
　　废除官僚制度的斗争，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这些永远是革命工人运动建立的原则。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时已提出这些原则，它们并成为俄国一九一七年工人议会活动的基础。
　　今天，我们需要重提这些原则，当然不是要求官僚遵守它们，而是为了在为这些原则而作的斗争中，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可以兴起：
　　㈠ 罢工的权利，一切有组织的形式停工的人都不应被罚；他们有保卫罢工的权利。
　　㈡ 所有官员必须以民主选举出来和可被撤换。要终止委派和互选的恶习，要终止预先安排好候选人的选举。当任期满之后，所有被选进领导机构的人必须重返工作岗位。这亦表示工厂的管理应该由该厂的工人选出和可以由他们罢免，因此取消了『专业』的管理人员。
　　㈢ 将所有党和国家官员的薪金调整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废除所有因行使权力而带来的特权。平等和社会主义不表示所有工资都是一样，但担任任何层级领导职务的，都不应有取得特权的机会。
　　㈣ 所有尊重社会主义民主准则的组织都有活动的自由。任何政治组织都不可以篡夺单独代表工人利益的权利。从社会主义民主的立场出发，所有承认工人议会为唯一权力的组织都是合法的。
　　九
　　我们国家所清楚表现出来的官僚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因此，波兰无产阶级斗争的前途依靠于其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进展，可以从克服内部分离化（它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特征)的程度上量度出来，以及从这些国家还在形成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量度出来。只有国际性的团结，才可以保证所有争取政治自由、进行政治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努力不会被外来暴力干预所打断。
一九七八年一月
（小点译自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之的『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合刊)
注释：
① 列宁文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33卷421—422页。
② 同上文集第32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的『列宁选集』第4卷408页，关于这问题的译文则是：『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译者，着重点九字原用黑字体。)
③ 马恩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1卷，180页，『中央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联盟的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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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4-23 14:35
波兰工人阶级划时代的胜利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一九八○年八月卅日，是波兰工人斗争史上的一个大日子，亦是工人国家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历时两个月的波兰工人联合罢工行动，终于迫使政府几乎全部接纳工人的要求，特别是两个最主要政治要求：自由组织独立工会和对罢工权利的保证。在所有由共产党垄断国家机器和一切政治权利的工人国家中，这是第一次由工人成功地迫使政权承认工人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打破官僚政治上的垄断，为以后工人组织起来推翻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波兰工人这次反官僚斗争的胜利，是所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历史上至今为止最辉煌的(过去许多次的罢工、暴动、革命，都不幸被镇压而归于失败)。它显示出：只要工人阶级觉醒、团结和勇敢地斗争，他们是能够战胜官僚层的。这次胜利将会大大地鼓舞起一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劳动群众的斗争，并且鼓舞起资本主义世界工农的斗争，对世界革命运动产生划时代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首回合的罢工浪潮
　　事变的导火线是七月一日，波兰政府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取消了肉类的官定售价，而以高出一倍的市场价格出售。这个措施立即引起各城市的工人爆发罢工抗议浪潮。
　　首都华沙的庞大的乌苏斯拖拉机厂首先发动罢工。四万工人中有四成停止工作。钢铁、汽车、船坞、飞机及其它工厂亦很快加入罢工行列，第一个星期已有超过十万工人加入行动。政府以取消加价作为让步，暂时取得工人复工。
　　到了第二个星期，罢工浪潮扩展至卢布连市，并发展成为全市总罢工。罢工首先在七月十日由一间货车工厂工人发起，其它工厂逐渐加入，到了十六日，起码有十七间工厂加入罢工队伍，包括电子厂、建筑工人、药厂、面粉厂、面包店和医院的工人。政府派军队运送必需品到城市。而铁路、巴士及电车工人则加入罢工以对抗政府。罢工工人选出罢工委员会。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取消七月一日的加价、提高工资和奖金、立即提高对家庭的津贴至保安部队和军队的水平，即提高三倍；新的、自由的选举工会委员、罢工的权利、党领袖书面保证不对罢工工人报复、禁止警察和保安人员进入企业的范围等。
　　到了十九日，政府终于与罢工者达成协议，答允大部份要求：工人普遍获加薪约一成至一成半。
　　在此同时，其它地区亦受罢工浪潮波及。波兰东南部的三间大工厂在十九日爆发罢工。要求像其它地方一样加薪一成。
　　第一轮的罢工浪潮大部份由于政府答允作出经济让步而稍告平静。但由此而成立的各罢工委员会却并未因此解散。罢工浪潮再次涌起
　　到了八月初，由于政府的承诺普遍不能实现，罢工浪潮再起。华沙的清洁工人从八月五日起开始罢工。其后，公共交通工人罢工，瘫痪了首都。罢工浪潮再次席卷全国。八月十四日，北部海港格但斯克的列宁海军船坞工人举行罢工，并演变成为整个罢工浪潮的中心。
　　列宁船坞工潮的起因是由于船坞领导层将三名工人解雇。其中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和罗域奇是一九七〇年罢工中的罢工委员会委员，另一人是华里沙。三人现在都是参与格但斯克一份反对派工人报刊『工人报』的出版。十四日下午二时，船坞的一万六千工人发动罢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提出广泛的要求。第二天早上，船坞领导层与罢工委员会谈判，答应将三名工人复职，提高家庭津贴，加工资，保证不进行报复，最后还答应建立纪念碑悼念七〇年罢工的死难工人。但这些让步并未能满足工人的政治要求，特别是罢工的权利和自由组织独立工会。罢王不单没有平息，反而很快地扩展开去，主要的有该市的公共交通工人和隔邻格丁尼亚市的巴黎公社船坞工人等。
　　到了八月十七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三市二十一间工厂的数万工人放下工具，参与罢工行列。一个总罢工委员会成立起来，由每一间工厂派两名代表参加，再选出一个十五人的执行委员会，全盘负责向政府提出十六项共同要求和进行谈判。另外每间工厂的罢工委员会再向政府提出每间厂的特别要求。此外又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负责联络各罢工工厂，另一个负责保证人民获得必需的物资供应，例如电力、食水和卫生服务等。
　　八月十八日，总罢工委员会扩大至十九名委员，将共同要求增至廿一项(见另文)，并透过在华沙的『社会自卫委员会』将这些要求向外宣布。这些要求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自由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罢工的权利、由调整物价自动提高薪酬、改善食物供应、取消对保安部队和警察的特别津贴、开放大众传播媒介、开放教堂等。
　　罢工浪潮继续一发不可收拾。加入总罢工委员会的工厂数目与日俱增。十九日有一百九十一间，二十日已增至二百六十间，罢工人数超过十二万。二十五日报导的罢工人数为十五万，二十六日已超过二十万。到了八月卅一日由罢工领袖宣布格但斯克三市结束罢工时，发表的罢工人数为三十万，涉及六百二十七间工厂。
　　接近东德边境的港口什切青市亦在八月十八日爆发大规模罢工，有十二间工厂停工，组织了一个四十人的罢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二十八点要求。其它大城市，如罗兹、弗罗兹瓦夫、波兹南等也发生同情罢工。八月廿九日，南部重要煤钢区西里西亚的三个煤矿和两间工厂的二十万工人亦举行罢工。
　　官方发言人也承认『罢工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四处蔓延，形势非常复杂，每天都有一批企业举行罢工』。面对这个工人自发的汹涌斗争浪潮，政府施展浑身解数，企图瓦解罢工。
　　政府与罢工工人的角力
　　列宁船坞罢工一开始，正如以往的罢工工潮一样，厂的领导便答应作出经济让步，希望工潮会平息。但罢工工人坚持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并与其它工厂联络，很快便组成三个城市的总罢工委员会。工人的政治信心和团结精神，令政府大吃一惊，立即成立一个政府谈判委员会，由副总理派卡率领，到格但斯克与每间工厂个别谈判，企图以逐个击破的方法对付罢工。总罢工委员会于是决议各厂停止私下与政府谈判，一切由总委员会出面。罢工工人的团结，令政府的诡计不得逞。
　　由于恐防格但斯克三市的罢工消息会传播到其它地方，所以政府在工潮开始扩大时，便立即将三市对外的电话和电讯完全切断，企图孤立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于是将恢复对外通讯，作为与政府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政府将大批警察和民兵运到格但斯克的郊区，对罢工者作出要用武力镇压的姿态。面对这个威胁，一批批的工人走出工厂，与市近郊的民兵部队会晤，讨论他们的罢工问题。工人告诉民兵：『你们是派来这里来枪杀我们的』；一个民兵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来这里干甚么』，而另一个民兵说：『不，我决不枪杀任何人』。
　　由于工人态度坚决，工潮亦以雷霆万钧之势四处蔓延，迫得政府承认总罢工委员会的正式地位，答应他们的先决条件，重开三市对外的电讯联系。八月廿一日，派卡被召回华沙，由另一副总理瓦盖斯基出面与总罢工委员会谈判。
　　连续几天的谈判，都因为双方互不让步而陷于僵局。政府便进行改组，将总理、党理论家和高层工会官员及其它五名次级官员整肃，企图以他们为代罪羔羊，并宣称已扭转党与政府政策，以符合现况，将两名一向反对第一书记盖来克的官员委以重任，希望这些措施能转移工人的视线，提高他们对另一批党官员的期望，以缓和危机。但工人普遍对高层改组无动于中，一些更表示对这些高层变动已太清楚，需要转变的是这个制度，每个人要有权讲话和组织起来。
　　在改组的同时，政府更加强镇压工人反对组织。主要根据地华沙的工人反对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K〇R)在历时两个月的工潮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传递各地罢工消息到国外。这个组织出版一份半月刊『工人报』(R〇B〇TNIK)，销量达三万份。八月十八日，当列宁船坞罢工扩大后，这个组织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被拘捕，两日后更拘捕多人，总数达二十四人。拘捕的主要目的是要切断国内其它地方和西方新闻界的罢工消息主要来源，亦是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到了廿九日，被捕的K〇R委员之一，多恩被控从事反政府活动，官方报章并指责库伦和米奇尼克等人煽动罢工，阻挠谈判。
　　被捕的反对派和其它政治犯却受到罢工委员会的支持。他们要求之一就是要无条件释放这些政治犯。
　　对于工人提出的政治要求，政府一直拒绝，希望能维持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政府甚至愿意国家工会进行重新选举，采取不记名投票及不限候选人人数，只要能够保存国家工会整个权力架构，和维持国家对最高层工会官员的委任及控制。但罢工工人不为所动，坚决要求建立独立于国家和党的工会来代表工人。这一点成为所有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亦是谈判的症结。
　　政府一方面以让步作为引诱，另一方面却频频提及苏联不会坐视，以此来威胁工人。但罢工工人采取占据厂房静坐，不上街，极力保持秩序，令当权者没有借口挑衅。
　　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
　　三市罢工工人坚持政治要求，参与罢工的工厂和工人愈来愈多，其它各地起来响应的罢工与日俱增。眼看全国总罢工的气候已经形成，波兰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在八月三十日答应总罢工委员会的基本要求，并在第二天答应了差不多全部要求。同一时间，什切青罢工委员会的二十八点要求亦被答允。工人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政府答应罢工工人有权自由组织独立于国家的工会，代表工人与当局谈判。政府亦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答应在一天内将工人提出的名单内的政治犯释放，同意把新闻检查限于『不端正』的报道和涉及军事和国际关系的国家机密。政府又保证言论和信仰自由。对于工人的经济要求亦大部份接纳。
　　北部沿岸城市的罢工开始结束。但西南部煤矿区的二十五万工人罢工却继续了五、六天，直到政府答应给予同等的承诺，再加上一些矿业特有的要求，例如矿工可在五十岁退休、加强安全设备等，罢工才开始渐渐平息。而政府为免其它地方工潮再起，迫得宣布这次政府的让步是全国性的，一反以往的做法，即只有真正罢工成功的工人才能享有胜利的果实。这亦显示出今次罢工浪潮在全国各地深远的影响。在工潮普遍开始平息之际，第一书记盖来克亦以健康理由被撤职，由卡尼亚接任。他的上任令一些地区的工潮再起，显示出工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包括撤换一些地方官员，改革工厂管理等。
　　各国的态度
　　各国政府、政党和人民对波兰工人罢工的态度，充份表现出他们的阶级立场。
　　苏联政权对波兰罢工自然感到忧虑不安。表面上，它装作若无其事，表示绝不会干涉波兰内政，但另一方面却表示注视『经济混乱的发展』，谴责『无政府主义份子』企图混水摸鱼，藉以对波兰罢工工人施加政治压力。它尤其害怕的是波兰罢工的消息及工人的政治要求会传到苏联国内，激起苏联工人的政治热情，对官僚的统治造成威胁。所以它设法干扰英、美、欧洲等国的俄语广播。
　　波兰工人取得胜利后，苏联只报导罢工已经获得解决，对于工人的要求却一字不提。真理报激烈攻击罢工工人提出『反社会主义』要求，却不敢指出这些要求是甚么。它又谴责工人与『外国颠覆中心』有关系，抱有革命目的企图破坏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等等。这些声明目的一方面对波兰工人而发，另外也是对国内工人和其它东欧国家政府及工人的警告，不准他们追随波兰工人的榜样。
　　苏联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镇压的要挟(国内和国外的形势也大大限制她的行动)，而且向波兰政府提供额外的经济和物资援助，帮助缓和目前形势，但到底工人的要求是直接针对国内和国外官僚的统治，所以苏联将来一定会想办法，甚至用武力迫使波共领导层夺回工人的胜利果实。而波共为了本身官僚层的利益，亦一定会这样做。
　　东欧其它工人国家对于这次罢工浪潮普遍采取谨慎态度。她们普遍在本国进行安抚，例如放宽粮食供应，表示聆听工农的投诉等。罗马尼亚总统更亲往矿区巡视，进行安抚。种种措施都是为了防范波兰工人的例子会在本国引起罢工浪潮。
　　中共的态度则十分隐晦。一方面藉波兰工人罢工而攻击苏联，企图将罢工列入中共的反苏大合唱之中。但由于这罢工例子亦会引起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特别是所提出的政治要求是深深击中中共官僚统治的要害，所以对于这些要求便很少提，只希望从这次事件尽量榨取政治资本。
　　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一次赚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于是，波兰工人反抗官僚的政治统治，被报导成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要求回复到资本主义。对于工人所提出的廿一点要求，西方通讯社却不敢全面登载，否则便会拆穿他们的谎言。
　　但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来说，波兰政府与西方的良好关系仍然占首位。所以他们一面作反共宣传，歪曲事实，以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却尽量以经济援助来协助波兰政府渡过危机。例如奥地利政府提供三亿美元贷款，西德银行借六亿七干多万美元，美国银行亦答应借三亿二千多万美元予波兰政府。这些贷款的目的，正如苏联援助的目的一样，是希望波兰政府可以以经济让步换取罢工工人的政冶要求，避免从根（本）影响波兰以至所有其它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
　　在波兰这个绝大部份是天主教徒的国家，教会在这次工潮中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反动角色。教宗在数次祈祷中都表示与罢工工人在『精神上和祷告中』沟通。但另一方面教会却强调工人要与政府谅解，不要影响国内的平稳。呼吁『和平，安定，理智，谨慎和责任心』，『避免长期停工，可能发生的骚乱和弟兄间的残杀』。教会表示『明白』罢工工人的要求，但批评他们的方法。连美国的纽约时报都承认，『教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社会的秩序』。所以连波兰总理亦公开赞扬波兰天主教会所表现的『谨慎和责任心』呢。罢工胜利后，波兰大主教甚至在其私人教堂内为罢工领袖华里沙举行弥撒，极尽拉拢讨好之能事！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表现则不一。美国共产党指责波兰领导的软弱和向罢工工人屈服，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却签名表示支持罢工工人。法共大部分领袖表示支持波共，将工人的要求贬为纯经济性。但来自基层工人的压力迫使另一些法共领袖声明支持罢工工人。意大利工会派代表到波兰，表示与罢工工人团结一致。西班牙共党领袖表示支持工人的要求，瑞典共党表示波兰需要进行改革，要一个强大和民主的工人运动，要自由独立于国家和党机关。
　　工人国家内的反对组织普遍支持波兰工人斗争。苏联的反官僚地下组织发表声明支持工人要求。捷克七七宪章组织发信给总罢工委员会，表示『我们的情感和利益与你们争取自由和公正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大家的目标相同，『尤其是在争取释放政治犯、言论自由和建立独立工会权力等方面。』
　　罢工经验总结和展望
　　波兰工人国家在二次大战后成立以来，财产国有化，令波兰国内生产主要不再是资本主义式商品生产，除去了资本家为利润生产的主要矛盾根源，为在计划经济的原则下为社会需要而生产制造了必需的条件。但这个国家从建国起便由共产党完全控制，实行一党专政，垄断所有政治权力，令工人阶级不能自由民主地根据自己的政冶水平和经济要求制订生产计划，在公有财产制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再加上苏联这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由于实行一国社会主义，所以处处控制波兰的经济，要它为苏联一国的利益而发展。而波共不能亦不会在政治上摆脱斯大林主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公式，一方面在国内实行对工人政治镇压，维护官僚层本身利益，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企图与西方资本家取得妥协，减轻来自苏联的压力，而不是鼓吹世界革命，寻求真正的无产阶级解放。
　　由于以上原因，波兰的经济不能有长足发展，反而因为官僚层在政治上窒息工人的积极性而出现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对西方的倚赖亦加深。西方经济七十年代普遍走下坡，更增加了波兰的贸易困难。到了目前，对西方的负债已达二百亿美元，今年要还五十二亿本金和廿亿利息。所以在七月一日取消政府的肉类津贴，要将经济困难进一步由波兰工人负担。
　　波兰工人历来已有坚强的斗争传统。一九五六年的波兹南暴动和七〇年的格但斯克大罢工都迫使当时的领导人下台。刚倒台的盖来克便是在七〇年的哥慕卡政府倒台而接任的。一九七六年的肉食涨价引致各地发生罢工浪潮，迫使政府取消肉食加价。
　　多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育了波兰工人。光是提出经济要求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工人没有政治权力，是不能彻底改变现状，将波兰经济带向真正的发展。所以在这次罢工里，列宁船坞的罢工工人拒绝了政府的经济让步，进一步提出政治要求，要获得工人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言论和信仰自由，并要求释放由于支持和协助他们而被捕的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和其它政治犯。为了迫使政府承认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正义的行动，罢工工人要求政府广播他们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要求，更要政府为以往工潮死难的工人建立纪念碑。
　　除了要建立自己的权力架构，即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工会，工人还向官僚特权统治的支柱挑战，要求取消保安部队、警察和党员的特权，提高工人的家庭津贴到前者的水平。
　　为了要能自己管理国家准备条件，所以工人要求政府公开所有有关波兰经济的数据，要求所有阶层的人都有权讨论和发表对改革计划的意见。
　　对改变妇女工人的工作条件亦提出多项要求。要为工作中的母亲提供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减轻她们的家庭重担；将有薪产假延长至三年，要社会承认更大的养育后代的责任，而不是由个别工人家庭负担而加深他们的经济困难，这些要求对改善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重要性。
　　其它的经济要求亦有很高的政治性。例如要将工资与物价挂钩，令政府不能将经济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提早退休年龄，将两种退休制度取消，社会只能有一种退休制度，等等。
　　工人的各种要求都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觉醒。对官僚的政治垄断提出挑战。这正是全世界所有工人国家的统治官僚所深感害怕的事，也正是所有国家都会以苏联的军事威胁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的原因。连中共在其反苏大合唱中，亦不敢多刊载工人的要求，因为这样会从根本影响到其本身的统治。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攻击社会主义，所以口头上支持罢工工人，但骨子里却害怕工人政治权力的胜利会鼓舞本国的工人阶级，提供政治前景，推翻资本主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暗里大量援助波共，希望能以经济让步换取工人对政治要求的让步。
　　工人的要求事实上表明他们并不是要推翻国有财产制、回复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而是要将政治权力从官僚中抢过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在谈判会场外高唱国际歌，是最好的说明。工人对教会的一般态度，亦表现出他们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却并没有期望教会会帮助他们从官僚手中将政治权力抢过来。事实上，教会的表现亦让王人上了一堂政治课，更加表现了教会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本质。
　　工人在这次罢工中表现的政治成熟性，亦是其它地方所罕见的。罢工委员会由每间罢工工厂选代表参加，所有与政府的谈判都由扬声器实时播给会场外的罢工工人收听。而工人的反应亦同样传回谈判桌上。这就防止了任何私下妥协、叛卖的可能性，对增加工人的谈判力量亦起了很大帮助。工人在整个罢工过程中表现的组织能力、节制和自信，与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支持，都显示出波兰新一代工人的政治进步。
　　在这次谈判中，工人亦作出一些让步，最主要的是工会接受共产党在现有体制中的领导作用。接受这顶帽子，令刚萌芽的独立工会活动受到一定的窒息作用。
　　另一方面，罢工委员会在斗争初期表现立场不够坚定，信心不足，所以接纳政府的经济让步。幸而大多数罢工工人拒绝妥协，并进一步提出政治要求，广泛组织其它罢工工人，使最后终于能获得重大的政治胜利。这显示出独立、民主选出的工会领袖，也有可能落后在群众的觉醒之后，在一段时期内被群众带领推动着呢。
　　工人在整个运动中并未能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特别是否定整个国家的现存的政治架构和推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觉醒仍处于较早的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将来的斗争中，会愈来愈认识到这些政治要求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无论如何，波兰工人在这些斗争中已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他们迫使政府承认了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基于这些胜利，波兰工人将会有更佳的条件为自己的将来奋斗。毫无疑问，第二阶段会此第一阶段更为艰巨，来自政府的压力会愈来愈大。党领袖的更换表面上要向工人表示：新官上场以执行新政策，以求恢复工人对党的信心。但新的党领袖从前是掌管军队和保安部队的事务。这就赤裸裸地表明了：党要向工人夺回失去的阵地。
　　波兰工人面前的任务更为艰巨。除了要踏实地组织和教育自己之外，首先还要保卫已夺取到的胜利果实。官僚层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一定要牢牢掌握着最终的政治决定权力。虽然工人的反抗会迫使官僚作一些让步，但正如以往波兰工人几次沉重经验指出，官僚一定会逐渐分化和瓦解工人的力量和团结，以取回失去的权力。任何对统冶官僚层的幻想，都会对工人力量的积聚造成极大破坏。唯有工人的政治觉醒和本身力量的发挥，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来就没有甚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那能容得寄生虫！』
一九八〇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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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革命斗争的初步总结（3）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6 17:47
《十月评论》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
波兰革命斗争的初步总结（未校）
作者：励思
向垄断政治权力的官僚挑战
　　罢工第一道浪潮发生于1980年7月，当时是为争取加薪。但从一开始，工人的要求已经掺杂着经济和初步的政治要求，因为工人除要求加薪外，更提出要取得与军队和警察同等的家庭津贴。
　　1980年8月14日开始的格但斯克船厂罢工，标志了数以千计工厂的工人罢工行动的开始。罢工者通过波罗的海沿岸五百余间工厂组成的总罢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廿一点要求；它包括要求加薪、工资随物价增高而自动调整、补助交通费、改善医疗服务和住屋情况、增加幼儿园和分娩假期、星期六为休息日、降低退休年龄等经济与日常生活的要求；此外，更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要求：争取成立独立工会、工人有罢工权利、释放政治犯、尊重信仰、思想与出版自由；这些政治要求直接向官僚层一直牢牢掌握的政治权力垄断作出挑战。
　　政府在八月底答允工人的各个要求，结束了庞大的罢工；但是，官僚层是不会轻易将它所垄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双手捧出来的；因此，政府虽然答允了工人的要求，却时刻想退却、反悔和攻击工人的权利（它当初可能希望在罢工结束后，工人力量会松散，或是团结工会内部的分歧会造成工人力量的削弱）。这就是导致后来仍不断发生罢工的原因。
　　首先就是华沙地方法院裁定团结工会的四十四项章程条文有十项不通过，因为它们并未提及党的领导作用。工会在10月3日发动一小时总罢工，以显示实力和抗议，当时工会已有六百万成员。在十月中和十月底，东德和捷克将边界封锁（波兰与苏联的边界是长期封锁的，因为莫斯科一向甚至不准苏联人民到“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旅游），苏军入侵的威胁也很迫人。但团结工会号召在11月12日进行全国总罢工，团结的力量令政府退却下来，最高法院在11月10日裁定工会胜诉，无需在章程中加入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文。
　　接着，就是有关出版自由的斗争。政府逮捕了一名工会印刷工人和一名政府机关人员，控告他们将一份有关秘密警察如何骚扰政治异己者的文件公开。政府此举意图将工会活跃分子与政治反对派分隔开来，但强大的罢工和占领工厂行动的压力，迫使政府又要让步，释放两名被捕者，而且在12月被迫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警察滥用权力的问题。
　　再接着，政府企图在答允的星期六休息、和开放传播媒介等要求上食言，导致一月的工潮，在1月31日，政府答允每月三个星期六休息，以及团结工会每周有在电视和电台上广播的时间，又可出版自己的周报。
　　争取政治自由和权利的斗争，并不限于工人。农民要求组织团结农会，此举得到工会的全力支持，不少罢工是为声援农民的要求而举行的，而农民的战斗性并不减于工人，因为许多农民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要求——占领政府机关、游行示威等。学生方面，也为争取民主要求而动员起来。在罗兹大学，数千名学生罢课，要求组织独立学生会和学联，要求能使用印刷设备，要求警察撤离校园，要求学生有权参与大学的管理、运用以及制订大学课程。12月28日，波兰作家协会大会，推选了异议者史兹平斯基为新主席；新闻从业员协会也推选了新领导。
　　对于政府的新闻检查的反抗，一个例子是印刷工人的动员。全国六万印刷工人，有五万是团结工会的会员；他们抗议政府对团结工会的诬蔑指责，警告如果政府不放松新闻检查的严厉限制，他们就会在2月13日进行全国性罢工。华沙印刷业工会负责人斯利锡说：“我们只想将真理付印；我们觉得，对于通过我们的工作而供给社会的消息，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
打击官僚的经济特权
　　罢工工人在去年八月提出的廿一点要求中，质疑以及要取消官僚经济特权的要求，包括在第11、12和第13项要求中；它们是：降低日用品的价格，划一国家商店和商店的供应品价格；划一家庭津贴、取消特别商店，以消除警察、军队和党机关人员的特权，发给肉类配给证，以配给方法平均分配缺乏的粮食或日用品。政府在原则上答允这些要求，但不断强调国内没有任何人享有特权。
　　当政府以经济情况不好、国家没有跔资金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或工作条件（如实行周六休息制）为“理由”，来拒绝实行改革时，人民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开始动员将贪污和特权享受等情况揪出来，要求加以改变。这个反特权的斗争，在二月以来渐入高潮。
　　2月6日，波兰南部一个纺织业中心区贝斯高比拉BIELSKO－BIALA，在举行了11日总罢工后，终于达到要求而结束罢工。该区二十万罢工者令120间工厂瘫痪；民主地组织起来，并尽量令更多工人参与讨论。通讯系统的工人，将罢工委员会的播音系统连接到80多间工厂，甚至开设了一些热线电话，任何人只要拟稿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知道罢工的进展情形。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要撤换省长勒布达、其助手、警察局局长和另外一些官员。工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50页的报告，指责和证明他们犯了贪污行径。他们的罪行包括政府楼宇据为己用；兴建自己的夏天别墅，而不兴建工人住宅；将汽车配给秘密警察，而不朽给医生；将优先购车券用作特惠或行贿手段。华里沙说：“我们要求他们辞职的官员，并不照顾工人的利益。他们根本不是公仆，而是社会寄生虫。”
　　一名罢工委员会成员说：“我们省长在山中建筑了一座别墅，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将这个与人民一般生活水平比较，你就可以想像人民为何如此愤怒和不满了。”
　　勒布达曾经受到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最高监管局”数次调查，但都没有结果。一些较小的官员因“不规矩行径”被撤职，但上层官员仍官留原位。工人得到的最后结论是，要撤走可恶的官员，就只有进行罢工。
　　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支持勒面达等人；它的回答是，工人的要求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的，因此政府不能加以答允。波共领袖简尼亚更指责说：“我们现在面对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一个自称工会的组织转变成为远超它章程所规定规划的组织。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接受）团结工会在不是工人而是煽动者的指引下，走向成为政治反对派。”
　　贝斯高比拉一名罢工领袖说：“如果要求当局诚实是一个政治要求，那么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政治罢工。”
　　在2月4日，团结工会全国领导表示完全支持贝斯高比拉的工人，并警告，如果政府试图打击罢工，就会进行广泛的劳工行动。华里沙在给予全国地方工会的公报中说：“如果贝斯高比拉受到强力攻击和通讯被截断，就应该组织团结工会的静坐罢工。”
　　来自全国的支援，迫使政府退让，同意不但撤换勒布达及九名官员，而且新省长将会对任何有不当行为的地方官员采取纪律处分，并将进行对国家行政机构的详细调查。
　　贝斯高比拉工人打击官僚物质特权的行动，不过是全国各地人民反官僚特权斗争的一部份。这个斗争现在已发展到不可压抑的程度了。在2月9日，西南部的捷连那基勒JELENIA GORA有约三十万工人罢工，约450间工厂和公共交通等服务行业受到影响；罢工是由当地的团结工会地方支部召集的，罢工者抗议官僚层的贪污和物质特权，要求撤换工会部长恃奥锡CIOCEK，他同时任当地的波共领袖达五年之久。罢工者也要求将一间内政部疗养院改为公共医院，将一间只供党员享用的休憩中心改为社区文娱中心。
　　政府极不愿意答允罢工者的要求，而且处处维护贪污腐败的官员，原因是这些官员的行径在波兰并非异常。整个官僚层都深陷贪污腐败的恶习中，它们享有的物质特权，令他们与人民远远分隔。
　　纽约时报2月4日的报导，谈到波共官员的奢华生活：在韦斯高WYSZKOW（距华沙东北三十哩之外），有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区域，内有约一百间瑞士式渡假屋，供政府和党官员周末渡假之用。普通市民是不能进入该区的。实际上，全国有许多这类休假区，“盖莱克的休假屋就在卡拉素，有一条高速公路特别伸展到门口，而附近则是颇偏僻的村落。
　　“一名前党员说：‘这些休假区的数目要再乘49倍。在每个省，第一、第二书记都是这样做，部长、副部长、秘书、厂长等也无不如是。在过去两年来，他们更开始购买出海的游艇。’
　　“他说，党官员可享有低息国家贷款，用来以低价买地；他们以政府价格买入建筑材料，价格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在几个月后，贷款跟着就取消。一些官员从一间屋搬到另一间屋，变得越来越富裕。”
　　大部份高级党政官员以及秘密警察都可到特别的“黄色窗帘”商店购物，那里有许多别处找不到的产品。甚至军队和民兵也有特别供应的商店，货源较一般商店充足十倍。这就是为什么波兰工人在21点要求中，要提出所有商品价格要划一，要取消特别商品，要废除官职或公安人员的物质特权，要对缺乏的商品和食物进行平均配给了。
工人自治
　　当工人要求加薪和星期六休息时，政府拒绝的藉口，就是波兰的经济状况不可能负担这些额外的开支，政府更指责工人贪得无厌，对国家经济或“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工会的回答是：政府拒绝给予工人代表关于经济的足够资料，也拒绝承认工人有权作出基本的经济决定。一名团结工会的领袖说：“如果团结工会取得资料，证明经济状况的严重性，它就可能会改变决定。”一名工会会员解释说：“可能我们是需要在一些星期六工作，但我们的立场是：这个决定应该在本地工厂的平面作出。我们工友对工厂需要什么是知道得最清楚的。”
　　乌苏丝拖拉机厂的情形是一个好例子。工人决意不任由官僚指使。当厂方拒绝加薪，理由是厂方无法筹得这些钱的时候，工人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厂内的浪费情形，列出所有弃置不用的物料、机器、设备，指出它们如何可以在别处使用或出售，并且举行了一个图片展览，展出它们的调查结果。工人立即就从厂方处争取到他们的要求！
　　工人要管理生产的热情，进一步发挥出来。乌苏丝的工人与团结农会接触，商讨关于拖拉机的生产问题。从会谈得出的结论是：拖拉机的生产应该减少一成，以便能增加极之缺乏的零件的生产，这就可以修理好数以千计因坏了而不能使用的拖拉机。这样，就会显著地增加可使用的拖拉机数目。
　　工人也要求能在分配过程中参与决定。1980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最坏的，传统圣诞节食物白鲢少了一成，鲱鱼少了三成，但同时，人们却知道由于一间鱼厂经理的疏忽，令几十万吨弄坏了的鱼要倒掉。囤积的情况也很严重。团结工会要争取的一个要求，就是平均分配现有的肉类供应，因为华沙郊区的居民，只得到华沙居民的一半肉食供应，而其他地区的居民，只有首都居民的三分一肉食供应。工人要求能掌握分配食物供应的权力，是为了尽可能公平分配，以及杜绝官僚的贪污盗用。近期发展并日趋巩固的工农联盟，令工农控制生产及分配的能力更为增加，例如农民已提出组织一些地点能将肉食直接出售，以此举来支持团结工会反对官僚操纵供应的分配。
　　为了要对经济和社会情况加以控制，团结工会成立了不少全国性、地区性的委员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委员会，它一发觉物价上升，就会要求增加工资，并会强制推选最低每月二千四百波币的工资制度。（现在工资支付从二千到十万波币不等，有约三成人口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
　　团结工会另外有一些控制监管工作条件的委员会，也有与政府协商制订一个计划，使工厂的电力供应得以合理化，因为随时可发生的停电是令生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工人要求真正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要求参与计划的厘订等的愿望，已越来越明显，加上官僚的无能和腐败，令工人更厂党到他们积极参与的迫切性。工人提出的每周五日的要求，是走向工人自治的第一步。工作时间的长短，对生活质素的影响极大。因此，缩短工作时间是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强调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因为这是工人阶级所有进步的前提。只有当工作时间缩减，工人阶级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才有可能研究经济状况和生产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决定，才有可能改善自己。工人阶级要求能合理地使用科技所提供的进步，来改进所有人的生活质素。实际上，任何工人都知道，工作时间缩短，意外会减少，浪费会减少，生产效率则会提高。
　　很多人能够看到，计划经济如果要运行得好，是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每个平面都积极参与控制的。任何中央计划委员会或政治领导，都不可能知道复杂的经济的所有事实，或是预测所有的需要。因此，计划经济如要有效运行，必须有工人民主。华里沙也指出，工人民主可以避免许多重大错误的发生或持续，他举例说：有一间因原料不足而只能开工五成的建筑材料厂，“政府决定在它旁边另建一间同样的厂。这是荒谬的。中央委员会可能不知道，但我们工人每日都见到。自由工会意即在所有平面——包括地方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管理经济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计划，我们将会这样去运行。”
　　在这段期间，工人除了看到要实行工人管理生产，不但要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使不同意见得以发表和辩论，并要培养工会干部、工人领袖和普遍提高工人的知识、文化、技术水平（很多工厂已开始使用视听讲授课程，为工人解答或解释基本概念，例如工会的作用和工会会员的权利等）。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进展，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工会的作用是保卫工人的利益，而进行对生产的管理，就要尽快设痒痒工人委员会或工人议会，在按比例的基础上代表所有工人，来负责工厂的管理。
　　“工厂厂长很希望团结工会在经济平面负上责任，参与管理，但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共同管理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也能作出决定。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工人委员会，由一个厂长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但我们未达到这地步。”
　　上述一名工会领袖的说法，显示了他明确地看到管理的问题，以及认识到官僚层意图施计，将团结工会的代表结合入现存结构中。虽然不是所有工人都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中，但所说在这个总量上，库伦的意见（参阅本刊81年3月号所载库伦文章）在团结工会的地方领袖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不过，在有关工人自治的问题上，民主在经济中如何运转的问题，即仍是颇为混乱的。由于现今浪费情况严重，人们便倾向于归咎计划的不善中，而鼓吹全面的非集中化，甚至看不到中央计划的需要性。
　　许多团结工会负责人会不犹豫地赞成一些工业专家的建议，要求从新在所有经济部门引进竞争和市场结构，也赞成工厂要自负盈亏，和可以通过裁员来增加盈余。但再推远一点，这些工会活跃份子便会声明他们支持生产手段的公有制，并认识到需要保留大型钢铁厂、重工业、矿业、化工业等为国家财产。因此，他们明显地是将“中央计划”等同于“官僚管理制度”。许多时，他们也不能区别清楚在农业及某些消费和分配部门引进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如果将市场经济应用于整个经济时的后果。一些工人并不清楚明瞭，采用“南斯拉夫式”或“匈牙利式”模式，以及在厂与厂之间引进竞争所会产生的后果。一些工人甚至同意，失业可以在某程度内存在，以激励工人更小心工作。
　　其实，每个人都坚持计划必须“从下面”决定，但他们却很少谈及如何将各工厂的建议集中化，以及应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考虑到全部人民的需要。他们的看法，很多时被今日笼罩于经济管理的官僚性质所模糊，而他们大都低估了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中央计划的重要性。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计划的存在，事实上是经济决策能尽量非集中化的前提，也是在工厂平面建立民主关系的前提。
　　这些问题除在一些运动刊物（如《华沙科技文化工作者公报》或团结工会出版的《80论坛》）上有讨论外，一些地区性工人刊物也有登载和讨论。（在波兰，每个月有超过一百万份独立工厂报纸流传。）
波共内部的危机
　　波共领袖不但面对群众的挑战，更面对共党基层党员的强大压力。党的内部危机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没有人再确切知道哪一翼正占优势，或是三月党大会将有什么后果。总理在一年内也已换了四人。
　　党内基层党员的公开反抗，可见于罗兹省方力加无线电厂的波共党委会的文件；该文件经过该市许多工厂党员有系统地讨论后，才在1980年11月14日草拟出来，自此便成为罗兹区其他党会议的讨论范本。这份名为《应该怎么办？》的文件，转载于1981年1月20日的法文《国际通讯》和1981年2月16日的《洲际通讯》。
　　文件的开头说：
　　“自1980年中在波兰发生的事件，有着革命的性质。这个过程的发起者和主要动力是重工业工人。然后整个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层份不断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个运动倾向于决定地抗拒目前权力的运转情形和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广大群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必须在法律上和在事实上得到保证。
　　直到现在，管理着国家、党和经济的肿胀的官僚架构，将它们专横和主观的决定强加于全国之上。我们不能再以这个方法统治下去。这样的制度，剥夺了人们的尊严，将他们变成一个器具，只为达到与他们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目标。
　　我们现正经历的革命过程是自发的。党和国家并不控制它，反而在日增的要求面前变得危险地茫然漂泊。
　　团结工会这组织（独立的、由会员自行经营的工会），对群众如何行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也要屈从于群众需要和群众思想状态的压力。在社会眼中，团结工会代表所有人民称为‘我们’的人，而党和国家被称为‘他们’。逐渐地，一个双重权力的制度正发展起来。
　　结果，党、尤其是它的领导机关，处于恶劣的形势。党必须与团结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明确将自己放置于‘我们’的一方面。否则，党的存在和党的领导作用就失去所有意义。
　　所以，应该怎么办？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带有列宁主义气味，容许我们处理这问题。今天，党必须是革命的动力，必须起带头作用。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在历史废物箱中完结。因此，党必须作出行动，进行个人收入和私人财富的重新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特别富裕的人将要有大量损失，以便贫者能受惠。
　　政府已经实行的工资增加，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和‘黑市’，除非赚取最多工资的人的收入被削减，同时除非最舒适的那些人的财富被抽重税。除非这样做，不然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将会在危机中首当其冲。”
　　这份文件对于如何进行改革的手段上，仍存有颇多幻想，例如：它主张要清除贪污，由团结工会、社会组织和党共同成立调查委员会；它主张现行党领导必须快速应变，最迟不能超过1981年1月召开党特别大会；它主张波共转为新党，要独立于苏联，要尊重平等分配财富的原则和国有财产制度，要加强波兰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和要支持左派政府和左派运动；它主张要容许除波共这个工人和知识份子的党外，还有农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由三党共同治国；它主张所有会议报告要事先写成详细书面资料，让每一个人预先阅读和讨论，才能发表真正的意见；它主张党内所有平面进行选举，以及选举出席特别大会的代表，而重要的是选举要民主，党员有完全的自由选出他们信任的人。
　　虽然这些主张对党进行自我改革的能力存有幻想，但它们都很明显地指出要扫除所有官僚结构，而且对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是渴望的。他们不但要求党改变政策，更要求党进行全面民主化。
　　在党员的普遍质疑情绪下，波共领导一般都不决定了的压迫性措施强制实行。在杜伦TORUN，该市波共第一书记被中央领导开除，但党基层却决定保留他在该市最重要的工厂里。该书记被中央指责的罪名，是他组织了不同波共支部之间的直接会议，这是党一般运转所禁止的。
　　在波兹南POZNAN，官僚要出动高级军官来扶植该地党员要罢免的市书记。在布洛PLOCK，简尼亚与该市地方党官员的会谈是如此激烈，以致《人民论坛报》要报导基层党员的不满。
　　差不多在各地，党员大都自称是在波共党内的团结工会会员，而不是在团结工会内的波共党员。
　　而且，党员在攻击官僚层时，往往比非党员的团结工会或团结农会的领导人更为激烈；后两者仍要小心避免把问题提得太尖锐，而与官方发生冲突。
苏军会入侵吗？
　　苏军入侵波兰的威胁，成为波共与工农谈判时的皇牌。当波兰发生工潮和动荡时，苏联便陈兵波兰边界，并举行几次军事演习，此外，苏联及东欧、古巴等国，都不断指责说波兰受到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扰乱和破坏社会秩序，作为将来入侵波兰时的“理论根据”。
　　苏军入侵的威胁，被波共统治者作为武器，企图说服团结工会一部份人说，要避免苏联介入的唯一方法，是加入政府的“全国联合阵线”，与改革派共同合作。
　　事实上，由于苏联入侵的阴影笼罩着波兰，因此，波兰人民的政治斗争并未继续发展为工人议会，与官僚层直接冲突；而是发展为工会，希望由工会与官僚层谈判。
　　不过，波兰人民斗争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已远超纯粹的改善生活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而是发展为政治上攻击官僚的腐化和特权，要求社会主义民主，而经济上要求工人在经济计划和管理上有积极参与的权利。这些斗争每取得一次胜利，就等于官僚控制的进一步被削弱。为防止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危害到波共官僚层以及东欧、苏联官僚层的存在，苏军入侵波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阻止苏军入侵波兰，有三个因素：最重要的是，团结工会能享有多大群众支持；如果以百万计的波兰人将会反抗侵略，波兰军队一部份也可能介入抵抗苏军的入侵，每间工厂将成为积极或消极抵抗心，而农民也会以拒绝生产来抵抗，那么，苏军入侵的可能性就更少，因为坦克是不能强迫一千二百万工人与他们憎恨的政权或管理者合作的。波兰人民越团结，苏军入侵的机会就越小，即使入侵也必需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在东欧和苏联本国产生严重的反响。因此，给予波兰人民最坏的劝告，就是叫他们将要求变得温和，叫他们与政治异议者隔离开来，或是叫他们缩减工会的活动。
　　第二个阻止苏军入侵波兰的因素，是这个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国际反应。苏联入侵阿富汗，已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应，再入侵波兰，便会令苏联与西方的“缓和”政策崩溃，也令苏联在政治上孤立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我们要注意，西方宣传机器之所以表示同情波兰工人的行动，是要打击苏联的威望，同时希望借暴露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制度及人民的反抗来贬低社会主义，抬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与“人权”。但波兰人民在反抗官僚层的斗争中，却很明确地表示拥护社会主义，不过是要争取工人真正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人民要真正成为国家主人；这点是西方政权和报刊所不愿提及的，实际上也是它们所深切惧怕的，因为如果波兰人民能胜利争取到政治上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将为世界劳动人民所向往，将重大地推进世界革命。因此，我们不会寄望西方资本主义政权真正拥护波兰人民的革命行动。但对波兰人民的有力支持，却来自国际（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今次波兰事件中，各国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现于他们对波兰事件的关注和支持。西方工人组织纷纷派遣代表团到波兰进行交流与慰问，也为波兰团结工会捐赠印刷机器设备等；工人国家内的异议分子也表示支援，如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及中国的民刊组织等。有些工厂更与波兰一些工厂结为姊妹厂，互相邀请工人访问和作演讲，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支援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这些强大的压力，是苏联入侵波兰前必须慎重考虑的。
　　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因素。苏联出兵阿富汗付出的兵力、财力已不少；如果出兵波兰，势必遇到重大反抗，将增加苏联国内已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西方也会从波兰撤出数以亿计的经济援助，苏联要负担起波兰的巨大经济担子将会是十分吃力的。而西方国家在波兰的投资和经济利益，也是令它们反对苏联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会的角色
　　当波共对人民实行思想和信仰箝制时，教会同时成为被压迫者。过去，教会曾经因为协助保护异议者抵抗政府的公安人员，而在人民之间取得某些好感。群众在斗争中，取得使用传播媒介的权利，现在，教会逢星期日有两小时可使用传播媒介来广播弥撒。
　　可是，教会要能维持它对群众的影响，要能维持它的权力，就不能让群众的要求走得太远。教会与官僚层已取得舒适的安排，它现在希望能维持现状；可是，在工人来说，要能取得任何持久的胜利，就必须摧毁官僚层，以真正的工人议会实行工人管理经济和社会。因此，我们日益看到，教会转向支持政府，而且言论日趋保守。例如教会开始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不负责任和过激，会导致苏军入侵。
　　在团结工会的领袖中，有些人受到教会颇大影响，华里沙也表现出受到教会颇大压力。举例来说，在去年12月16、17日超过五十万人参加的格但斯克纪念仪式（纪念十年前被官方枪杀的死难工人），有浓厚宗教气氛，甚至连华里沙的讲词也是由一位教会人员起草的。但也有许多工会份子表示不满，反对运动的独立性被教会侵犯。团结工会华沙地区一名主要领袖在纪念集会两日后说：“纪念碑将会是团结的象征，它将会将全波兰工人的团结粘固起来。但幸而我没有去格但斯克，因为听到纪念会上的演说会令我作呕。……这次事件如此重要，本应限于默哀一分钟，而不是举行这个超级传统的仪式。会上所说的东西，只是将纪念日的意义模糊了——那就是，我们要等十年才能向我们的同志致哀。教士一些说话听来古怪，而且对团结工会来说是危险的。它们证明教会正意图操纵工会，而华里沙的讲话也显示了这点。华里沙太虔诚了，他让自己太受教会的影响。”
　　也难怪许多工会领袖和成员对教会的介入有强烈的反应。在纪念集会上，主题是“和平、秩序、保卫祖国”，这个主题贯彻于教会代表，华里沙以及波共官员的讲话中。而且，虽然建立纪念碑是1980年8月格但斯克工一个重要要求，可是在纪念集会上，却一字不提工人的廿一点要求，也没有提及运动的发展前景，因此，电视可以将这次仪式当国歌般报导，绝不涉及工人阶级的动员和要求。
　　本来，纪念格但斯克大屠杀十周年的集会，可给予团结工会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向在场的大量独立工会成员讲话，指引下一时期应走的道路。可惜教会的强大压力，成为了运动的制动力量，华里沙的演说也表现得很温和。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固然不应低估教会和天主教僧侣集团的影响力，但也要避免高估教会将团结工会纳入协调的轨道的能力。况且，教会高层集团也未能控制本身的教士。举例来说，在十二月中，波兰主教的一名发言人乌素力神父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和库伦；团结工会马苏斯区的主席立即会见波兰大主教并作出责备，之后更立即往见库伦。大主教迫于要缓和形势，向团结工会表示他无保留的支持。而这件事发生后，有约五十名教士抗议乌素力神你以教会名义发表的意见，并尖锐地要求他立即辞职。
运动发展的障碍与前景
　　团结工会将要面对的一系列障碍，除来自苏联官僚层、波共官僚层及教会外，还有建立运动的内在问题。能否成立一个民主选出的领导，能真正代表在变动的力量和现存的不同观点，是增强团结工会和发展群众运动的关键。
　　独立工会的地方性机构有极可取之处；本地和地方领袖获得重大比重，而地方性组织有物质基础能够抗衡官僚层的压力。可是，全国领导却存有颇大弱点。团结工会的“全国联络委员会”的作用仍颇含糊，作为该委员会的执委会的权力和权利并无明确界定，因此，最受公众注目的全国领袖（尤其是华里沙），就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在他们认为需要时就干预。这就造成紧张的关系，令到在混乱中，有可能会发生某一领袖取得的优势，而以此“解决”团结工会内的分歧的危险。因此，现在的工会地方领导和全国领导的选举，将有特别的重要性。
　　此外，团结工会内部已开始出现的政治分化也渐明显了。在取得即时的要求后，有关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就产生不同意见了。在地方和地区工会领袖中，已出现了一个较激进的左派，同时，受教会集团影响而主张较公开地的一翼也出现。为了对付独立工会运动，一个强大的联合阵线已组成，在苏共支持下，它包括由简尼亚领导的官僚层、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内的斯大林主义一翼，后者主要是以前的官方工会官员而现在加入了团结工会的。团结工会的进步分子为对抗这股反动势力所应做的，是加强群众的联系、团结和积极参与，加强与农民的互相支援，以及不能让政府将它与异议政治组织（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分隔开来。
　　波兰工农已赢得了许多阵地，提高了信心，增强了斗志，他们的力量正在加强，决不会轻易地放弃已得的阵地和战斗成果，必然会为保卫它们而坚决斗争，而且会在现有的胜利基础上，继续推进运动。他们的胜利已深重地影响着东欧、苏联以至中国等工人国家的工农，鼓舞后者起来斗争，这些斗争反过来又将会支援波兰群众，互相连结成强有力的阵线。反官僚斗争在国际规模上胜利地开展，将扫除一切的障碍，消除苏联等外军的入侵威胁，最后走到以政治革命推翻特权官僚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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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0 22:56
《十月评论》1989年1月第十六卷第1期（总第140期）
波兰八八年工潮回顾
作者：黎思
　　1988年4月和8月，波兰工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罢工。
　　4月25日开始的罢工，几乎可嫓美1982年8月31日的大型街头示威的规模。4月25日，在比各兹和伊罗浴血奋战斯罗夫首先发生了自发的公共运输工人罢工；罢工即日结束，工人争取到工资增加67％。
　　翌日，卡哥夫的列宁钢铁厂工人开始罢工，24小时内蔓延全厂，约3万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官方工会激烈反对罢工，工人则自行选出罢工委员会，初时9人，到5月4日发展至18人，3名前工厂内的团结工会领袖也获选入罢工委员会。罢工开始有组织地推动，每队工人轮流在厂内留守16小时，然后休息8小时。4月30日厂方将工厂食堂关闭，工人向社会发出呼吁，随即有大量食物涌到。工人也选出各种小组，分别负责处理供应品，发布消息，对付厂方走狗的破坏行动，处理文书及技术工作等，每个小组由一名罢工委员会成员领导。
　　工人的要求除了底薪加5成、罢工时间照发全薪之外，值得重视的是他们要求所有工业工人、医疗和教育工作者（以及退休工人），都应获得加倍的薪金补贴，以弥补88年2月的物价上涨。
　　工人的罢工取得了学生和市民的大力支持。4月28日，1千学生示威；5月2日，2千名市民在街上游行；5月3日，1万名市民参加游行。警察粗暴地殴打群众。
　　政府答应在5月5日8时与罢工工人会谈，但这不过是烟幕，以使工人松懈下来；当日凌晨2时，内政部反恐怖主义部队冲入列宁钢铁厂，恶毒殴打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12名成员被捕，另外约50名工人被捕，同时起码40人因严重受伤要留医。接着，在同日早上7时、9时、11时，防暴警察再度冲入钢铁厂，捣毁工人的斗争总部，殴打工人。尽管如此，工人仍在7时和9时在厂内游行，不怕被防暴警察毒打。1万2千名工人坚持罢工，其余工人则遵守罢工委员会先前订下的决定：如果被警察从钢铁厂赶出来，就留在家里。一个6人组成的地下罢工委员会成立，并在市内两个教堂成立物资救援中心和罢工消息中心，组织药物、食物、金钱的收集。厂方则抽调卡托维兹钢铁厂工人和一些囚犯来开工。
　　为了回应当局残暴地打击罢工工人的行动，学生发动了罢课和在宿舍静坐。5月5日雅鹊伦大学的师生大会，通过一份声明，成为学生运动的纲领。它这样说：
　　“在知识分子支援工人的精神下，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列宁钢铁厂和全国其他工厂和大学的罢工罢课者。我们特别表示欣赏工人提出的医疗和教育工作者的物质条件应予改善的要求。我们抗议当局用暴力对待罢工工人和罢课学舌功能，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和因发表言论而被镇压者。我们认为只有以下做法才能走出目前的危机：通过建立多元的工会和政党来真正扩大民主，经济上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保障大学有自主权。”学生的斗争行动同样受到防暴警察残暴镇压。
　　列宁钢铁厂罢工取得了学生支持，可惜未能争取该区其他企业或运输工人参加罢工。5月8日，罢工委员会结束罢工行动。罢工工持续了22日。
　　在格但斯克，列宁船厂工人在5月2日开始静坐。这次罢工只有少部分工人参加，因此不是一次大规模罢工，而是先锋分子的罢工。他们占全厂工人的一成。罢工者不能争取到厂内其他工人加入，也不能令该区另外两间船厂工人加入罢工行动。
　　在全国多个地方，也有工人试图发动罢工。例如在什切青，团结工会的协调委员会在5月3日发出全面罢工呼吁：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和团结工会合法化。2日后，巴士工人罢工，但同日结束。警察在多处成功地阻止了罢工行动。
　　到5月9日，罢工浪潮显然已退落。5月10日，列宁船厂工人也体会到这点，于是接受华里沙的劝告，终止罢工，集体操出船厂。
　　这次罢工显示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间的工人的状况是不平衡的，但它也显示了暴风雨来临前夕的气氛。
　　8月，另一轮罢工浪潮席卷几个主要工业中心。什切青的运输系统工人罢工，被警察包围打击。在上西里西亚区的20多个煤矿的罢工中，警察也是用武力打散罢工，拘捕并解雇罢工工人；一名农民领袖在运送食物给矿工途中被警察拘捕，毒打后被关入一间精神病院，这是波兰的首例。在史达罗华沃那市，工人在8月22日开始静坐罢工，厂方在8月29日运入6千名工人，企图继续开工，但新来的工人立即加入罢工行列；当局动用直升机、机关枪部队和空军5百名士兵来粗暴镇压罢工；8月28日该市的和平运动举行了一千人示威，也被警察暴力对待，被捕者遭毒打。
　　8月30日，华里沙与内政部长基斯泽将军会谈，会后双方同意安排召开圆桌会议洽谈团结工会地位的问题，但对于大量被捕工人的释放、复工工人的保障等问题，则全无任何允诺。9月1日，华里沙号召结束罢工。在格但斯克，工人冷淡对待，一名妇人在圣碧姬达教堂前大呼：“你背叛了团结工会。”格但斯克各企业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主席斯保斯基说：“我们白费了经理时间”，虽然他指出当时的力量对比是难以争取到团结工会合法化的。华里沙向列宁船厂工人结实：“我们可以用罢工以外的其他方法达致我们的主要目的。”下午2时，罢工工人同意结束罢工，操出船厂，外面3千名市民夹道相送。在曼尼发特矿场，工人从8月14日晚开始罢工，他们要华里沙亲自来解释，才肯结束罢工行动。卡哥夫工人本号召了在9也1日要发动新一轮罢工，结果临时取消。
　　华里沙说服工人结束罢工后，官僚层内的声音大叫绝无可能让团结工会合法化。9月6日，官方工会更要求不能承认团结工会。
　　9月16日，波兰国会接受政府辞职。同日，华里沙及工人代表与官僚会面，之后安排10月会召开圆桌会议。但是，当局强硬否认是与团结工会代表开会。而在10月29日，政府宣布要关闭列宁船厂，导致船厂工人再度罢工。
　　究竟今日团结工会和波兰工人处于什么状况？工人如何看待9月以来的政局变化？这些下文将作详细介绍。
“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波兰罢工女工群像
译者：兆立
　　[在1988年秋天的波兰工潮中，妇女占了什切青公共运输站罢工工人的大多数。这个事实使什切青中央罢工委员会（由九个男人构成）在其所编的第九期罢工公报（8月28日出版）上，登载了以下这篇专门谈论罢工女工的文章]
　　在这个运输站，大多数工人是妇女。我们不十分确定这个事实是否比较容易地使政府作出“平定”罢工工人的决定。但是它却明显地表露政府的警察行动如何野蛮。也许这些先生们认为，如果他们攻击妇女，就可以更容易地办好事情。
　　但是，在尼米亚青和阁勒青两个运动站，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做错了。他们的制度和吓人的武器并没有吓倒这些妇女。警察不得不把她们抬出运输站。有几次，需要几个武装警察动手，才把司机拉出运输站。这种搏斗的确使人民政府丢脸。但是如果甘地在生的话，他也会为这些女斗士骄傲的。
　　莫沙从开头就参加罢工。她是尼米亚青的罢工委员会成员，她也参加救护和资料中心的工作，由于一些运输站被警察占领，她与一些朋友就在救护和资料中心组织了从那些运输站来的罢工工人。今天呢？她当然在罢工仍然持续的地方——史特鲁加路的达比运输站。
　　她们的家人对此事有什么看法？“我们的家算是模范。我们的儿子亚塞已学会烧饭、买东西及做家务。他说他还照顾小狗呢。他到这儿来看过我，而且常常来。他懂得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但不是每样事情都如意。在罢工开始时，有些年青妇女来看望罢工的丈夫，常常大哭大叫。所以我们要向她们解释，说服她们。你可能会不相信，现在这些年青妇人却对她们的罢工丈夫大叫：‘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
　　男人们积极进行“男人的”问题——跟经理协商、对谈。盖尔扎克举出一个奇妙的事实：官方工会以经理的代表身份参加协商委员会。
　　“他们还没有注意这点——你能称它是什么呢？——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历史将会正式地记载工人和受这些所谓‘工会’支持的经理之间的谈判。他们将怎样摆脱这件事情呢？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主席克瓦勒夫斯基在警察攻打罢工工人的事件中，竟站在警察的一边。”罢工委员会的总代表谢涯考夫斯基和克德谢奥斯基着重指出罢工者的政治成熟：“他们在多元主义的祭坛上准备牺牲其他问题。工资并不是唯一的争执问题。他们也看到退休者、卫生人员和其他的问题。”
“我们会住进同一监牢”
　　他们欣赏妇女角色的真正价值吗？莫沙回答说：“男人吗？当然啦！如果他们还想他们的周围有一点秩序的话，在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小地方时，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男性朋友告诉我：不必担忧，我们会想办法住进同一监牢。”
　　达比运输站是公共运输站罢工的最后据点，最强的据点。各个运输站都有人在这里；故事与印象一齐讲。“跟波哥奴来的波兹尼亚克谈谈。她真勇敢！她整晚参加色皮柯工厂的罢工。当罢工开始有点坚持不住时，她中饭到救护中心，找到15个人。她解释，又鼓励。工人们很受这个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的多多发女郎的感动。第二天，就有几十个人占领那个工地。佳鲁加是从尼米亚青来的，她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还有瓦里加很会开玩笑，所以提高了大家的士气。没人知道她几点钟睡觉，也没人听到她埋怨太累。”
　　公共运输站所提出的要求中，只有一条与妇女有关：要求妇女每日工作六小时，但得八小时工资。莫沙说：“一天工作六小时？这是不必说的。其实我情愿不必做工，像我祖母一样在家看小孩。我常常从早上四点工作到晚上五点。放工以后，还要买东西，赶回家准备第二天的膳食，略睡一会儿，又要跑回去工作。孩子怎么办呢？我们的工资要求太过份吗？我每月做280小时的工，拿到7万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这笔钱全部用在食物上。”
　　“我从来没想到人体会这么强的。我的子宫刚动过手术。我不能受凉，也不可去游泳，虽然我很喜欢游泳。我在医院住了整个夏天。我的朋友知道这事，所以开头时我的情形还算好。但是以后呢？寒冷的夜和疲倦……头四个晚上，我在外面只睡了一个半钟头。我连医生给我的振荡器也没有使用。”
　　最后，我们参加了在运输站的洗车房临时设备的小教堂。一个公共汽车前面的十字架，装满花朵的圣坛，V型的蜡烛台。马尼安神父常常来探望罢工工人，他说以后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来放蜡烛台祈祷会和弥撒每天在这小教堂举行。谢谢附近来的年青人。歌声和小提琴常在那里飘扬。
　　莫沙很少参加这些歌咏会。“有些歌——特别是黑色圣女——会使我哭，当我觉得眼睛有泪，我一定要离开那里。”
　　但是，我们早已知道，对于公共运输站的女工们，这并不是懦弱的表示。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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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0 22:59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
波兰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总结
作者：（法）杜维　译者：小点
　　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证明了一个事实：1980年8月以来的发展毫无疑问地是波兰社会的一个深刻的革命。独立工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经验和组织能力。在18天的大会中，工会完成了一个纲领、民主的制度和选出一个全国领导。大会的代表是经由企业、然后在省区民主选举出来。各代表被选的标准是纲领，每人约代表一万名工人，大部份是工业工人。所有代表都参加了某些委员会，约四百名代表参与工会全国纲领的准备工作。消息传递是充分的；大会出版一份日报，综合报导每日的消息和自由作出评论。
代表了整个社会
　　这个大会与其他东欧国家大会的主要分别，一眼就可以看到。代表并非被动地听取政治局的冗长报告。在格但斯克的奥利维亚体育馆，代表们分开约二十组，每组有一个咪（即麦克风），代表可随时介入发言，各代表可以互相讨论、交流经验和看法。不少议案（包括最重要的），都是由不同地区的代表提出来的。此外，多名女童军担任传送员，传递消息、议案、抗议等。代表只需要写字条便可发言。
　　除了代表之外，还有二千名嘉宾和观察员聆听辩论。虽然大部份东欧国家工会拒绝邀请参加，但西方主要工会都派代表团，并向大会致讯。在会场之外，以千计的群众透过扬声器听取大会情况。
　　但这些在东欧国家中罕见的民主步骤，仍未能表现了大会的全部气氛。大会选择了一个一岁大的婴儿，作为象征。这个婴儿还有很长的岁月要走，要长大，要学习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生存。在大会日报第一期的社论中可以见到这个反映：“一年之前团结工会诞生时我们的期望，到现在已向前发展了。去年八月似乎是一次巨大的工人斗争，现在变成只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的开端。”
　　这次大会代表了社会中的大部份。他们将本身的前途掌握在手中，他们明白到在前面的任务，人们到处提到“选举”，提到“工人国会”。从政府派部长前来解释加价一事可以见到，连政府也承认大会的代表性。
　　参加大会的人们也厂党到这点，群众耐心聆听辩论和交换意见。在高兴的气氛之中夹有对前途的焦虑，但也显露了群众明白到大会的结果关系重大。
　　社会力量的对比也表现了出来。会场外，巨大的标语写着：“我们要求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谁人害怕一个自由的工会？”等。每天晚上，民警将标语洗掉。到了早上，工人便平静地再写上标语。世界好像倒转了！民警在晚上才出来，而白天却是工人的天下。
　　所有这些，都显现了一个完全倒转了的波兰社会。在一年之中，什么也改变了。虽然一些个别市民感到害怕和疲倦，但并没有影响到工会的团结性。政府的诡计并没有成功。相反地，经过一年多的动员之后，政治问题变成中心问题。工会不是要夺权，但要有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角色。
　　大会投票通过对东欧国家工人发表呼吁。这是大会最美妙的时刻之一，代表们露出诚恳而满意的笑容，聆听大会宣读呼吁（见《十月评论》11月号）。一些观察员会将这事看成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但对大会代表来说，这首先是一个道义上的责任。
民主和革命的纲领
　　比一年之前，大会的气氛是更为踏实了。一年之前的想法是：有了工会，什么都变成可能的。一年之后，人们明白到一些失败。人们知道必须改善策略，研究各项要求，建立有效的斗争方法。经济危机仍然持续。党和政府再证明了其无能，改变生活成为一项极深远的任务，需要有大量手段和耐心。
　　在这个情形下，占去大会主要地位的政治辩论出现了。代表了社会上不同运动的意见在各辩论中表达出来，并容许共同发展一个纲领。以35条条文为本，这个纲领吸纳了不单是一年来的经验，还有1956年匈牙利工人的经验和1968年捷克的经验。
　　纲领界定团结工会为一个“联合了工会特点和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宣称要建立一个“工人自治的波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为国家本身服务，国家要为社会服务而不应等同于某一个政党”。为此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和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总量上：自治，经济改革和实现“新的社会合约”。“我们的纲领是一个斗争的纲领，为了争取我们自己选择的目标，纲领反映了我们社会的要求和期望，纲领从这些期望中诞生”。
　　波兰的地理政治情形在考虑之列。在没有提到隔邻大国的名字的情形下，纲领指出：“责任驱使我们考虑战后欧洲的力量的对比”。它接着说：“波兰只有在独立和有意识地决定其责任时，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伙伴”。它同时提出对国内的反动力量要警惕：“国家不会原谅任何出卖团结理想的人。国家不会原谅将我们的精神和物质遗产淹没于血泊中的人”。
　　三十五条条文介绍了一个“融合了计划、自治和市场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计划。提议中的改革包括所有领域：工作条件，卫生，家庭权益，环境等。教育制度要检讨。计划反对失业，提倡由社会控制整个经济生活。计划又向特权宣战，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法）、法庭和行政应该民主化。“多元化应该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工会更宣称“支持和捍卫人民为向社会提出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和为实现这些纲领的自治组织”。
　　纲领其中一章题为“自治的共和国”，以工人真正地代表生产手段的“社会拥有者”。第21条提议在国家议会之外再设立第二个议院，代表全国的自治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抉择有决定权。
　　这个计划需要实现一个“新的社会合约”，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反危机的协议”来应付凄苦的冬天及作为“当权者与社会合作的第一个证明”，要求合作作出激烈的改变的“经济改革协议”，和自治共和国协议，后者要列出公众机构民主化的前景和方法。
　　这个文件综合了896位代表共同达成的协议。大会的辩论和中间的休会，容许各代表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表达分歧的意见，这些分歧描绘了在将来会发展和清楚界定自己的各政治派别。
工会民主
　　当人们拒绝了统治波兰三十六年的极权和反民主的政治制度时，对工会的民主生活自然更为关注。有时候，这个关注甚至会走向极端呢。外国的观察员经常被冗长的对会议程序的辩论困扰，但工会只将它看作是“民主的小小代价”而已。代表们有时像是抱歉地说“我们在学习民主”，但事实上他们在推展一种创新的方式，值得西方“民主派”学习的。在改革会章和对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活动的评价上，出现了几个对抗性的概念。
　　一些专家认为：一定要在会章内维持省区的强大的自决，将工会中央权力在两方面分割出来：一个按比例选出的、类似国会的庞大的最高议会，和一个类似政府的执行委员会。这种“联邦主义”对大部份代表来说，是太具弹性，特别是在目前环境，每个地方的冲突都立刻在全国有重要性。这个意见被华里沙和莫扎鲁斯基反对，他们恐怕会在工会造成双重权力的情况，他们拥护由全国选举委员会提出的更为中央集权化的建议。大部份代表也赞同这个建议。所以，工会将由一个有107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领导，委员会包括省的30名主席和69名由大会依省比例选出的代表。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团包括由大会选出的主席和19名全国委员会代表，包括6名省主席在内。主席团与各省的职责分配，也引起特别的辩论，然后才得到大会接纳。
　　最后这点并不单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争论，而是反映了一年来的评价。全国委员会曾经两次越权（三月的比德哥什事件和九月国会对自治法律投票的事件），超越委员会甚至大会的权力，替工会作出主要的决定。代表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卸任的全国委员会的评价上。
　　一些人说，要从客观条件出发和要明白到很难再做得更好。但另一些人说，这些情况部份是由工会造成的。一个小省的代表说：“在批评全国委员会的时候，你们也在批评自己。除了你们，又是谁授权他们的呢？我从去年八月以来就是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工人委员。在那个时候，我能够像工人一样地发言。而此后新的哲学家、知识分子涌进，垄断了发言权。当初的工人去了哪里呢？他们甚至不是这个大会的代表呢！”
　　工人与知识份子之间的对立在几次事件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工会的一个弱点。很多人认为，在企业内的情况、社会问题、工作保障、卫生等问题，都被全国委员会遗弃了。专家的作用被视为负面的。无疑，组织上的弱点和不断的紧张局势，助长了这种想法，亦做成一个反知识份子的空气，有利于一些政治阴谋。
　　有见于这个危险（虽然它只是有限度的），一些代表坚持是工会的工作差，需要工人与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格韦斯达作了一个分析，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专家执行工作时的不民主，但坚持专家的必要性：“我们指责他们给予自己的意见，但我们正是为了这个才选择他们的。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操纵工会。必须只是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从不同的意见中作出选择。”另一位华沙区的领袖指出工会机构的恶劣运行，提出整个组织首先要做的事：“每个人都要改变社会，但没有人知道怎样帮助工人每日的斗争，怎样才有较佳的工作保障呢？怎样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这是工会活动份子应该首先要做的事，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这种并不以知识份子作为代罪羔羊的态度，得到大会的鼓掌。
　　在选举主席的竞选运动中，也出现对主席华里沙（即瓦文萨）的批评，他的三位挑战者（约适克、格维斯达和卢鲁斯基）分别表达了不少代表的不满情绪。约适克说：“所有工会活动份子，无论处于任何地位，特别是高层，应该保持与工人的联系。……我不相信独裁，而相信各活动份子的自觉的纪律。”选举的结果显示了这个不满。华里沙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55％选票而当选，但也总共有45%反对他的票。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会时也表现了这个不满。两名专家，保加和格拉密（后者为华里沙的主要顾问），并未获选。
　　大会对卸任的全国委员会在自治问题上的妥协作出了严厉指责，表现了一个不愿失去自我控制的运动的强烈反官僚的意愿。
经济改革
　　波兰日益恶化的经济灾难，是管理制度的无组织和过去15年来错误的经济选择造成的。加上当权者的无能和得不到足够的权威作出改变，情况便更加严重。
　　团结工会当初限制自己，不发展一个关于改革的反建议。现在它已逐步走向提出具体的提议，这些提议关注上述两种危机的原因。工会的纲领工作委员会提出不同的经济选择和一个关于工人自治的整体概念。
　　关于第一点，有两个对立的倾向，首先是工会专家之一，告洛斯基教授的提议。它受到代表热情地聆听。它实际上是一个以诱人的方式进行的“解决危机的纲领”。改革是全面的，基于大量削减投资，重组现行的内部结构，发展私人部门和扩大自由市场。此外还调整国家的农业政策，以刺激经济迅速上升。在企业自治上，它重视的是财政和商业上的自治。它倚赖经济手段。这些激烈的改革同时受到提出波兰独立联盟的纲领的代表的支持，后者还明白地加上废除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这套计划受到一批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特别是华沙代表保加。他形容这些计划是煽动性：“计算出来的数字是虚幻的。应该从真实情况出发，不应叫人民相信奇迹。”他解释，如果我们根据这些计划，我们只有等待，因为这需要整个国家动员起来，特别是这计划的第一部份会令平均物价加两倍。在工会大部分专家的支持下，保加提出另一个办法：“要从这个问题的答案出发：谁应该偿付危机的代价？”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应该是特权阶层。他提出控制物价和分配的临时措施，以首先重整经济的正常运行。然后，在刺激自治的发展和与政府谈判之后，再实行整体改革，这些改革目前只是在大原则上订定。
　　这些讨论导致在初步纲领出现一些互相矛盾的修改，但大体上只停留在专家之间的互相辩论方面。代表们只限于作一些片面的评语，特别是在坚持工人的具体要。最后投票的条文倾向接纳保加的建议，但仍是十分空泛的。但在10月4日政府宣布香烟大幅度加价之后，大会突然转向更具体。代表们不断抗议，威胁要罢工，拒绝一小时的工作只换得一包香烟，责难从华沙到来解释政策的财政部长。两日之内，经过不少动议和反动议，大会压倒性地通过莫扎鲁斯基提出的动议。它要求“将物价冻结在现行水平”，立即就经济改革及因此而必须的加价举行谈判。如失败，将威胁举行警告式大罢工。
　　工人的反应显示了是什么（除了学术性的辩论之外）驱使波兰工人选择如何对抗危机的方法。在政府准备明年一月大规模加价的时候，这显得更为重要。
工人自治
　　在关于工人自治的辩论之中也同样出现工会与政府的分歧，主要是在自治委员会的权力上。对波共来说，自治委员会只是一个协商的组织，厂长仍是由政府最后控制。此外，有权自治的企业数目受到限制。据工会专家估计，政府拒绝给予自治的企业，占国民总生产一半以上。工会的反对是一致的。
　　在工会大会第二节召开之前几天，国会对政府提出的自治法律进行投票，一些议员希望与团结工会领导层寻求妥协，所以出现一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大部份议员修改政府的计划，令其更有利于工会。自治企业的领导将由自治委员会和（由党、政府控制的）建设委员会选任和撤换。如果出现争执，双方可以上诉。此外，自治企业的名单将与工会谈判。工会全国委员会获悉这个修改，便立即决议支持国会这两点，至于被国会拒绝的工会第一节大会决议所要求的举行全民投票，则置诸脑后。
　　工会大会第二节召开后，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向代表解释，认为是“工会的巨大胜利”，创造了新的书面，十分有利自治的发展。虽然不足够，但也提供了工人委员会运动的行动的法律根据。“如果政府企图无理限制自治企业，它便会犯法。这是最主要的。”这种强调了的乐观并不为代表们接纳，而且，主席团的决定方式被认为不民主。它等于说四个人（其中两名专家并非选举委任的）可以替整个工会作决定。
　　对妥协的内容也有争辩。莫扎鲁斯基认为委任厂长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工会现在应该为决定自治企业的名单努力制造既成事实。库伦是为妥协负责的四个人之一。他从战略方面为妥协辩论：“或是对国会的招手作反应以影响法律，否则我们关上谈判之门，法律就会变得更坏，我们便会走向对抗。”
　　相反地，大部份代表认为所作的让步太重要了，格维斯达将妥协形容是“历史性错误”。推动自治运动的56名代表发表声明：“国会的法律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我们呼吁大会决议能符合我们的要求，迫使工会干事真正保卫自治。”三名代表发出警告：“越来越多的企业令我们觉得警惕，显示了国家扼杀真正自治运动的企图。企业的领导人将工人委员会压制在波共的企业委员会第一书记之下。工人自发组织的自治委员会被忽视。这些行动得到政府的支持。”
　　结果形成了两个议案。第一个认许有关的法律，要求“成立分析和监察小组。在六个月之后，由全国委员会决定是否组织第一切大会所计划的全民投票。”这个动议被大部份代表拒绝，改投另一动议：“议决在各企业内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接受这两条远离工会立场，危及到企业自治和自管及由此的经济改革的法律。”这个决议事实上否决了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两节大会中间接纳的妥协。它证明了代表要坚持去年的胜利果实。它强调了了对政府缺乏信心，要自觉地解决经济危机的共同意愿。事实上它清楚指出，如果与政府发生冲突，应该是在主要的问题上。工会应该避免受训导，而集中于影响全国的问题上。
　　对自治问题的决议与反对加价的决议都显示了，工会的基层在表达不满和在企业内的激进化时，由于工会内部的民主，能够作出压倒性的发言。
“实用主义者”和“基本主义者”
　　工会的不让步只维持在一个甚为温和的策略上，起码是在工会如何应付政府和党方面。
　　分歧主要在两个概念上。大部份卸任的领导层（华里沙、莫扎鲁斯基、格维斯达等）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要基于去年夏天达成的协议的范围内一步一步向前进。要改良现行制度，用监察政权来改善制度。“工会应该为面包而不是为政权而斗争。因此应该运用和支持所有新的组织形式和自治，以容许工人将生产和分配产品掌握在手中。”波兰的地理政治形势短期内不能改变，要迫使政府订定新的社会合约。
　　另一方面，一小部份代表和专家认为自己是“基本主义者”，提倡工会全面对制度宣战。“不可能对这个国家架构有任何信心，工会的责任是指出和改变实际危机。我们不能只限于表现征象。”他们提供以格但斯克的基础为出发点，集中于一个政治目标：尽速组织国会的自由选举。
　　这分歧目前仍未发展到有组织的派别。它只是将不同政治出身的代表和专家聚在一起。大部份采取以来的立场，争取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的波兰工人运动；热烈寻求工会民主，坚持自治，认为组织自由选举是太早了，“基本主义者”的激进化却相对　地从社会的更多的不满中得到加强，但他们之中大部份仍混合了对波共党的主要敌视、民族主义和传统天主教。即使代表们对这些演讲者鼓掌，到了投票时，他们便更倾向于第一种立场。投票后的纲领可作证明。
　　要从这个大会绘出团结工会的政治地图仍属太早。我们只能简单指出各流派会向何种方向发展。他们部份源于去年八月以前的民主运动的政治传统，亦基于波兰人民面对危机作出的不同反应。
　　民族主义者选择自由选举和倾向自由经济的经济改革。他们大概是这个大会的最大的失败者。他们的结合多是临时性，是空谈多于工会的实际事情。
　　决定工会前途的政治流派大概会从大多数“实用主义者”中产生出来，虽然他们之中也是不一致的。如果就他们面对政府的战略来区别，大约有三个不同的倾向。
　　首先是库伦一派，他们提议在一些条件下组织一个“全国协调政府”。他解释：“当我们提出一个渐进的改变计划时，我们能否假设政权仍维持在原有的人手中？这个改良是否不可能的呢？我们似乎觉得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即使从基层实现这个改变计划是不可能的，我们仍然需要将全社会团结在这个计划周围，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形下，全世界都会认为政府应对冲突负责。当这种冲突到来时，正如在比德哥什事件中，政府会迅速落败。我们因此可以成立一个全国协调政府，决定选举和实行改革。……苏联将被迫接受这个协议。”这个计划受到大部份的工会领导人的不信任的眼光，但代表了一些寻求与政府谈判成立一个三派（波共、教会和团结工会）政府的意见。
　　第二派以格维斯达为首。这派坚持工会民主及在谈判中必须强硬，对过去几个月的评价是负面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会正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点……除了经济问题，排长龙，缺乏基本工业品等之外，工会还面对政府的越来越严重的攻击。……政府清楚地要加强这些攻击，他们正企图将我们卷进一连串地方纠纷之中。我认为我们在第一次受攻击时没有坚决地作出反应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没有明显提及政权的问题，他们要求将争取工人控制作为工会对付经济危机的主要任务：“我们要求获得控制，这可以说是一个群众的工作，特别是它要求工会所有会员细微而不张扬地工作。它是困难的，但我们应该坚持。这样我们就会见到那一方退却，是政府还是工会？”
　　最后还可以从罗兹和卢布连的活跃份子关于自治的声明中找到第三派的立场。他们结合了工人控制生产、工人自治运动和积极罢工的概念。“在与政府对抗的时候（这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准备好从消极占领式罢工走向积极占领式罢工[译按：即继续生产，但由工会将产品分配]。首先是将主要生产资料交由社会托管，及建立社会企业。……如果团结工会被迫采取集体罢工这个武器，就让工会发动罢工，能够加速社会自己组织起来的过程及开展脱离危机的道路。”但这个派别仍没有在国际关系上作出基本的立场。
　　以上三种立场并没有综合了团结工会内丰富的辩论，本身也未定型下来。并没有派别有确切的政治立场，这是在西方很难见到的情形：在辩论会上，工会领袖们大声辩论和反省，以寻求解决似乎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但这些辩论都坚持一个神圣的原则：工会的团结。
1981年10月12日
[小点译自法国《出路》月刊（总第13期）1981年11/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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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0 23:00
资料来源：同上
“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的竞选发言
格维斯达　GWIAZDA
　　我们工会无疑处于困难局面，我们必须承认这点。做成局面如此困难的原因很多。我国正陷入日深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由经济或国家财富状况引起，而是由错误决策引起，而危机正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危机。一年前，我们或许可以克服或至少限制这个危机，但现在每多过一天我们就需要更多时间和努力才能做到这点。除了经济问题、轮候队伍和食物及工业产品的缺乏外，我们工会正面对当局日增的攻击。
　　一年前，当局不会胆敢可偿还控这么多工会活跃份子；一年前，总检察官不会胆敢对独立刊物和工会报纸实行这么多调查。在这方面，我们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后退了。
　　这些事件发生了，是因为我们对于小型攻击（当局意图以此试探我们是否会让步）并没有作出反应。当时，我们称这些行动为次要冲突，但它们现已不再是次要冲突了，因为我们工会和出版部有二百名活跃份子已被检控。
　　现在当局意图已很明显。他们要在以千计的小冲突上与我们纠缠。我认为当我们并不对第一个攻击作出强硬反应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会牵涉在不是一个而是二百个冲突中。
　　大众传播媒介的情形与一年前一样。去年11月我们就“团结工会”在电视上广播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每周应该有一小时还是两小时的广播时间？现在，没有人再谈论这个时间多少的问题了。如果说我们可以用让步来与当局和解，就是将头埋在沙堆里。我们有35年经验，之上再加一年。我们不会用让步来避免冲突。让步将我们带到更接近根本的冲突。
　　有没有出路呢？明显地出路是永远存在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将出路的标轴改变。‰认为我们可以与当权者达成妥协。毕竟我是本工会所作的所有妥协（屈降除外）的发动人。我们需要妥协，但现今当权者与社会之间要达到的平衡，不能低于而应相当地高于我们现在的水平。只有在社会和工会会员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我们才可谈论妥协、平衡、冷静等。如果低于这个水平，是无法有稳定化的。我们要认识这点，当局也要。在社会、国家和一般人民的生存需要未得满足时，是无法有稳定化的。在过去一年来，关于工作安全和工作条件的问题，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到。在过去一年来，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做这些是需要金钱的。我们要找出是否有金钱做到这个目的。我们要找出商店的空柜空架是由必需、懒惰还是故意破坏做成的。
　　财政部“团结工会”小组在该部取得的资料显示，今年国民收入的25％将会用在社会消费（包括房屋）上，而75％将会用在国家和国家投资上。所以，我们每日有两小时是为自己工作，而六小时是为国家工作。我们要想想这个比例是否正确。我们要想想我们做这六小时为的是什么。不幸地，我们不能使用官方或国家部门的统计数字，太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数字在每一平面都是虚假的，报告也是一样，而要找出谁要负上罪责也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要将控制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很难被视为受欢迎的任务，主要因为它需要我们许多会员进行谨慎细微、紧张艰苦和并不引人注意的工作。但我们需要去做。我们与部长和政府谈了一年了，情形却像是盲人领着盲人，谁都没有论据。这只是一场消耗战，一个争取让步的企图。我们在过去一年来的所有谈判中作出了这么多让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未能掌握经济运转的情形，例如：我们送去捷克的谷物，是否真的以面粉形式回给我们。不幸地，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我也知道我们会有许多难题，也会遇到当局不妥协的反对。但我们要自己去做。每个工作队在各自的工作间里做。
　　我们被称为工会份子，但我们首先是波兰人，而且更首先是人。这并不表示这个字是堂皇的；人也有缺点。任何人要为理想的人建立一个制度，就只会是模仿共产主义者。这是共产主义者的错误。他们想为理想的人建立制度，然而所有结构却应该是为真实的人建造的。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只有3％波兰人与德国本土驻军战斗，而这3％人口给全国带来世界最勇敢国家之一的声誉。我们必须记着大多数人不能进行斗争。说如果我们人人都怎样怎样，是无用的。明显地，人人有异；明显地，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最大的关注是一条面包，但毕竟就是为了这些人，我们才成立工会。
约适克　JURCZYK
　　我未足16岁就开始工作，到今年已有30年工龄了；有26年是在什切青船厂做的，其中5年是做焊工。我所受的教育是没有什么可足夸耀的；我在一间经济专科中学毕业。在1970年，我是罢工委员会一个成员，而在1980年，我被选为什切青罢工委员会主席。
　　现在谈谈问题中心。任何工会活跃份子，无论处于何位，尤其是高位，都绝不能在生活中与工人失去联系。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找时间认识工人的问题，知道什么问题需要在今日解决，什么可以留待明日解决。这点很重要。天才是没有，即使有，我绝不是天才。最大的智慧和力量在社会里。如果一个工会活跃份子这样工作，他就不只会得到其他工会会员的尊敬，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会认识到工会的力量。
　　关于工会纪律问题，我是赞成纪律的，但不是专制，而纪律必须是自觉的。一个士兵可能受到全部训练和武装，但缺少好的指挥官，他就不会通过考验。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无权在任何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定。一个小组也没有权利作出决定。我认为正确的立场是：所有重要问题必须传达到工厂，讨论了一、两周后，各区就应该将问题带回最高平面，由全国委员会以多数票作出决定。其他办法是没有的。最近发生的事，就是大会作为工会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了一项决议，却被一小组人推翻了该决议，这事永不能再发生。我不是在讨论该决议的重要性；我是指这类情形永远不应再在工会内发生了。
　　第二件事是：我主张继续推行强硬的、决断的、不妥协的路线。当然不是盲目地去做。无论我们是否采取一个步骤，也应好好考虑。妥协是不存在的。我想证明这点：我的说话要有事实根据。为什么我主张强硬的、决断的行动？我只引一个例子：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主张；我们等待了十三个月了。这是一个要求，或是主张，但无论怎样称呼它，它却不用什么经济费用的。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未能实现这要求。
　　我以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观察党的第九次特别大会。国会议席进行自由选举，将容许我们克服深刻的经济、道德和社会危机。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生覆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波兰并不贫穷，只是管理不状况罢了，而我们的经济（我是完全负责和严肃地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强盗经济。让我举一个具体事例来说明这点。我们以千三至千五元一吨的价钱出口铜，但我们以三万元的价钱买入同一吨铜的制成品。我们从西方借入美元，并要带利归还。我们的工资，则是铜的价值的13％。这就是我们的危机根源。即使我国所有工人和劳动人民加倍努力，我们也永不会有充足的面包，除非我们先改正外贸情况。这是优先的问题。不要误会我，我极之赞成与东西方各国贸易，但要以健康的条件进行。商业是不情绪化的。
　　我并不年轻，你们知道我46岁了；我可以所有的工人蜂起运动。波兹南、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的土地，浸透了不但是辛酸的泪水，而且是无辜人民的牺牲了的血。到今天，没有一个罪犯因1956和1970年下屠杀令而被带上法庭受审。今天，我国人民排着长龙轮候购物，营养不足，药物、医院病床和幼儿园缺乏，而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却险恶地发出一个声明，说他们会用所有手段，包括血洗。各位，作为一个波兰人，我对这样的政府感到羞耻。我主张国会议席自由选举，令权力落到城乡人民手中，令国会代表波兰社会而不是其他人。
　　最后一点是，冬天又要来了，我们的妇女在排着长龙。我认为，在目前，当工会大会第二部份完毕时，最重要的事是与“团结工会”开会，讨论如何供应全国所需。
　　我不敢想像我们的妇女在排队轮候了两、三小时后，回家时家里是冰冷刺骨的。我不敢想像为了这点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因此，我们要尽所能阻止这情况。这就是我简略要说的，我随时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
卢鲁斯基　RULEWSKI
　　与当局和现实抗拒了十七年，令我经历了监狱生活、罢工和工会的建立，使我有权在今天在这里与你们讲话。
　　我认为我们的错误是接受了真实的或想像中的苏联威胁的理论，令我们抑制着不敢寻求我们所有目标（工作服以至国会选举问题）。我建议拒绝这个抑制，因为在未决定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之前，我们不能界定抑制的限度。就让我们以工人的语言来说话，让我们接受工人的妥协，但到目前我们只是接受政治妥协，例如自治法案和企业法案。
　　我鼓励你们利用苏联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在我们纲领中包括要实行“欧洲安全会议”的决议（该由苏联、波兰等35个国家签署），因为该决议第一条说明各国有权退出或加入国际协议，也指出各国的主权。……
　　传播媒介或会说我超出了工会活动的范围。可是，工会应该有更广的展望。我们要检讨外交政策，没有人有权拒绝我们这点，因为外交政策关系着经济问题和军火生产。我们毕竟是这个政策的唯一保证，当局只是代我们签署外交协议，因此可以证明我们对外交政策的活动、控制和发表意见，意味着控制国家财政预算案，控制有多少用在军火上，有多少用在饥饿的人和七百万波兰人的最低限度福利上。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内外的威胁是与经济状况和敌视我们的力量关联着的，那么我们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教育自己。这个关系必须由像“团结工会”的社会运动来指挥。
　　德斯那神父形容得很好。我们时常未认识到“‘我们’‘一起’这些字并不时常意味团结。”因此，我们要与所有社会病态战斗，而不只是反对醉酒和吸毒。我们要从属于工会控制，使负面倾向得以节制。关于小量面包的分配，我们要坚决反对工会建立幸福乐土的形象。我们不要幻想，不能要求太多幸福，因为不能损人利己。至少当我们争取自治时，我们要视工厂如自己的农场，要谴责以往背叛企业的行为。在自治范围内，我们要结束寄生制度——即人们离开工厂，唯一目的是找更好生活地位。我认为德斯那神父已谈论过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这一点，有千年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也证明了这点。
　　我认为工会活动纲领许多问题中，有第三类问题。我们的情况是，人们不再梦想去芭蕾舞表演或戏院，而是梦想一块面包或汤里一块骨头。因此，我们要尽力使商店充满货品。我对于工会和国家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持批判态度。他们强调重组或推翻结构，强调权力的转移，但作为人的工人和经济改革实现者，并不被视为活动的主体。我觉得缺乏了发展得好的鼓励工作动机的制度。我梦想一个企业中，工人、文员和工程师是拥有和管理企业的令到一个工作机构的财富在该机构的雇员中分配，分配根据是服务年资。这种不可转移的分摊股份，将令他们老年得到保障。这能令工厂的社会生活转变，将不只工作队而且家庭联系起来（本句疑有误），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文化模式。当然，在大企业内，需要进行非集中化的经济计算，令工人可以更易掌握。
华里沙　WALESA
　　作为工会主席候选人，我知道斗争只是刚开始。我担心的是一件事：我们太低估了对手。我们太自信，同时未能发觉一些足以令我们受挫败的问题和麻烦。因此，我会问你们一系列问题，由你们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在1980年8月之前，政府是否知道它无法偿还贷款，而限期却接近了。它是否知道如何令一些人将支付方法重新编排？第二个问题是，你们都知道波兰反对派以前非常强大，同时它开始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我的问题是，政治家本身也很强大，但他们为何冒粉碎反对派之险？
　　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与对手周旋，我们就要记着工会大会和无论全国委员会由谁领导，都要负责，并密切留意对手的行动。我认为我们未能考虑到这点。
　　为此原因，如果我连任，继续我一直以来的战斗，又如果我同意纲领（因为我们仍未有纲领），但如果你们要我在无法成立“各工厂联系建基委员会”的地方成立它，那么我就不会支持这个纲领，因为那样等于你们要我操作我不懂得如何驾驶的飞机。所以，我们仍未达到协议，但如果我们赞同某主张，就需要是准备将它付诸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尽力将工会维持现状，尽管有许多纷争，有许多实际上在战斗的不同倾向和意见。同时，让我们更接近生活。我意思是，我们不要忘记，冬天就来了，他们会对我们施以压力，而且非常狡猾的；如果我们不向他们表示适当的尊重，他们就简单地关喉。
　　因此，我们要考虑怎么办，如何为此在今天作出准备。我们今天也要意识到我们可能会缺乏面包和商品，我们应该为阻止这点而制订计划。
　　当然，我会提议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每一间工厂委员会应该受一条乡村保卫，而该工厂要对该乡村负责。
　　明显地，联系不是要做牲口或猪牛买卖。这点是禁止的，除非要被用来作为最终手段。但我们必须准备好。因此，到时我会有许多这类简单的提议。
　　同时，我知道这场战斗很艰苦，如果我们鲁莽行动，我们胜利的机会就会达到最低限度。我们低估了对手。我们未能发觉他可以很简单、很迅速地将我们饿死。因此我们不要轻视他。
　　我们同时要记着：有些建议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例如建立一个比现在还坏的独裁制度。我意思是当我们推翻国会、政府之后，取代他们位置，然后我们就会面对如何运转这制度的问题。我们将会被踢出去，其他聪明人会利用我们。
　　我在这个制度中长大，我认为我们要保护自己，建立其他架构来对抗这个架构。在目前，我们有三个独立的自治架构，我们要保卫它们以保证民主：工人自治（我们在建立它，并通过实践修改它，也会建立省和国家自治架构），我们的工会，和党国行政架构。取代或撤换其一，就会削弱（真正削弱）民主。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作出其他组织性解决方法，它们既不依赖我们，也不依赖其他；我们要坚持和保卫民主，而不是建立现今这样的制度。
　　任何人如果想参与全国委员会，应该记着历史会衡量我们。我们可以争取到伟大的事，但做到这点不是通过野心或是以为战斗是容易的，可以容易争取到的。我们面对一个艰巨工作，我们的名字将或是备受尊敬，或是备受责骂。
　　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多进行讨论，我们没有看着装备得很好的对手，他们正在以有组织的方法一步步攻击我们的信用和社会对我们的信任。他们这个有目的的行动会达到胜利，而这胜利不属于我们。
　　在认识到这些时，让我们寻求要追随的根，让我们保卫自己。直接的工人的道路我们伸手可及，但让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出众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会领导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而不只是喊口号。我们以前也喊过空的口号。我们是这个制度的学生，他们用口号，我们也用了口号。
　　政治不是讨论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就让我们行动，更激烈地行动；我们利用既成的事实和我们正成立的组织；让我们保卫自己免犯过错，免于被歪曲；让我们不要跌进对手已跌进的陷阱里。
（全译自“团结工会”大会通讯日报1981年10月1日）
“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访问记
译者：励思
　　大会以尽可能民主的方式进行，而会场既有严肃和激烈的辩论，也有轻松的时刻。大会主要是通过一份纲领，而选举主席时，除了个人威望和性格外，各人所提的政纲是极受重视的。四名候选人除了各自发言外，更一同当众接受质询。各候选人都被问及所主张的行动纲领，克服经济危机的建议，对自治的看法，对“社会自卫委员会”的态度等。质询的经过在大会日报上刊登，以便各代表作出判断来投票。
　　以下是大会日报的质询大会记录中较有趣的小部份节录：
访问约适克
问：你为什么与华里沙角逐主席？
答：我不会说同事的坏话，但当最严重的问题危急时，同事就不重要了。我深深地尊敬华里沙，我认为他做了许多事，我很感激他。我永不会如他那么敏锐和聪明。可是，我不同意他实现目标的时间进度。
问：如果你赢得竞选，你是否会比他激进？
答：我已说过我不是激进派。我认为无论何处都应遵守纪律。但如果我们不利用现今形势，我们一百年内也不能再直挺起来。
问：如果团结工会有一个小组决定离开工会，你作为主席会怎样做？
答：我主张讨论。明智和具体的讨论可以澄清问题。
问：你最喜欢谁做主席？
答：目前是我自己。
问：你是否支持政府克服危机的政纲？
答：我不支持。
访问卢鲁斯基
问：如果你获选，你会否保持同一人？你会否最后可以好好地大力地击碎这个瓦盂（指制度）？
答：我们要使工会成为一个大鎚，一枝大棍，吊在当局头上，但不打下去。（鼓掌）
问：你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状况是否足以担任两年任期？
答：既然所有候选人都被问及这个问题，我建议他们在大会面前做掌上压，做得最长的人就做主席。（鼓掌）
问：你是否真得了博士学位？
答：不。我尝试考硕士学位，但八月事件将我带到了更重要、更有趣的工作上。
问：你能否以工人可明白的语言说话？
答：这点要由听我讲话的人判断。
问：你对华里沙有何不满，以致与他战斗角逐主席职位？
答：我从不也永不会向华里沙发动任何战斗。我战斗的是纲领。我目标是要纲领得到修改，只此而已。
问：你会投谁的票？
答：根据章程，这是秘密投票。
访问格维斯达
问：你太太如何影响了你的行动和纲领？
答：（笑着）这个总量似乎太个人化，我不想回答。
问：你看全国委员会和主席团内每十人中有多少是蓝领工人？
答：问题是当一个人没有穿上工作服，我就分不开工人和知识份子。
问：为何你要竞选主席？
答：因为工会章程容许我这样做。
问：你认为工会现在是否必须变得更激进？
答：“激进”这个词必须加以解释，因为它是敌视我们的宣传所用的概念。而工会会员则视它为一个普通名词。在签署了格但斯克八月协议后，有两个人称我为叛徒，说我背叛了国家利益，但许多人却欣赏我们有勇气要求那么多东西，而且是那么不妥协。所以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一贯地行动，而且在提出要求前行动，以便能在稍后取消罢工。
问：大会结束后，政府会与全国委员会谈判。“团结工会”应否作出谨慎的准备，而谈判应该是闭门的还是在电视机前的？
答：在我参与的团结工会与政府的四次谈判中，达到一个决定，就是在每次谈判前，对方都将立场写在纸上，我们可先与基层讨论政府立场，他们也可与政治局讨论。不幸他们从不遵守诺言。当然，电视录影机应常常在场。
访问华里沙
问：如果你已耗尽竞选的可能性，你会怎样做？
答：我想我不会活着见到这点。工作如此繁重，我不可想像我能担负这些——如果我被选为主席。当我离开工会时，我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哗然）
问：你会投谁的票？
答：谁也不投。（哗然）
问：如果你落选，你会在工会内扮演什么角色？
答：我离开工会，完全离开。（哗然）我就是这样的。我不是傲慢，我只是过劳了。我健康开始有问题。在这里听到你们的谈话，我相信你们能成功，你们不会被战胜。八月的成果不会消灭。
问：你是否觉察到你有时犯了背离民主的行动？
答：民主不是嘀咕。如果你作出决定，是不民主地作出但有九成正确，那么这个决定需要作出。
问：你是否认为经济改革会帮助了工会？
答：我们作为工作而产生，生活迫使我们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它自己发展到要成立其他结构，增加了工会的负担。我们必须开始成立工人自治委员会，我们已作出了第一步，我们将会建立新的结构，例如独立的法院等。
问：你会不会时常在行动上服从大多数意愿？
答：不，不会时常这样。
问：你会否取代一些专家，或只是部份专家？
答：有许多人我是不会与他们共同工作的，即使我要更损耗我的健康。我或是一些人退出会较好。
问：如果你成为主席，你会否提名卢鲁斯基为副主席？
答：我肯定不会。我肯定不会与卢鲁斯基共同工作，我有自己的原因。
问：如果你落选，你会怎样做？
答：我会多谢与我工作的人，然后去医院医好我的心和肺，然后去钓一会儿鱼，最后就去赚钱：签纪念册，写科学幻想小说，等等……（笑）
问：如果你不获选，你是否会成立另一工会？
答：不会。我是波兰人，力量不在于个人。而且有人比我更聪明能干。我知道我们必须要胜利。你们不用担心会有分裂。
问：你可否保证主席团的弥撒不会持续太久？
答：不可以。它会持续一段时间。每个组织都有方法自己改进。只是它不能犯错误。
/时间讯号/
华里沙：怎么？结束了？我还未开始呢！
　　　　当我说我离开工会时将会是最快乐的人时，你们的眼睛瞪得那么大。你们不明白。他们常常挑剔着我——一会是相片，一会是我的烟斗……我真的受够了。不要忘记我们肩负的责任；我们团结在一起。对手很强，如果我们不团结在一起，他们就会将我们弄垮。
团结工会主席投票结果
在10月2日，华里沙以多数票被选为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的主席。
票　　数　　844
有效票数　　837
弃　　权　　 48
格维斯达　　 74（8.84％）
约适克　　　201（24.0％）
卢鲁斯基　　 52（6.1％）
华里沙　　　462（55.2％）
《十月评论》1982年5月第九卷第6期（总第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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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0 23:01
波兰经济问题探讨
作者：（法）艾莉欧　译者：小点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波兰经济危机的深度。下列一些数字可以显示出来，虽然数字本身，正如其他东欧数字一样，可能不会太准确。
　　平均个人名义收入，1979年下降2.6％（1980年统计数字说增加了1.8％，但工人们反对这个数字）；
　　全国总生产，1979年下降2％（计划目标是增加2.8％）；工业生产计划为5.1％，但只增加了2.8％；1980年的矿产量比上年下跌15％。
　　农业生产1979年下降1.4％（蔬菜生产下跌3.8％），而计划是提高4.8％。1980年谷物和甜菜收成比上一年下跌三份之一，而薯仔（马铃薯）收成更差。
工业
　　欠西方国家的债务急剧增加，1971年为10亿美元，1979年末为200亿美元，1980年末为235亿美元。这项债务差不多等于出口总收入，而1979年出口收入的92％是用来还利息和本金。波兰对西方的外债达到东欧国家总外债的三份之一以上。
　　重工业的资金投资突然停止。数以百计的工程停顿下来，特别是钢铁业和矿业部门，原因是1980年的灾难性经济后果。
　　这些数字与1970年初为结束戈穆卡时代（1956－70）的一系列新策略比较之下，便很容易解释过去半年来波兰的伟大工人动员的基本原因，并说明了盖莱克政权（1970－80）失败的程度。
　　这些策略原本预测经济迅速发展，生产潜力增长，现有生产能力现代化，个人收入增加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费物品供应改善，与外国贸易增长等。
　　波兰经济在1971至1975年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发展，工资水平大幅提高，但当权者的任意的政策很快便在投资和人口增长与生产能力和出口之间造成很大的关中，因此造成今日的债务。
　　1971至1975年的投资政策是平均每年增加18.4％，造成一种近乎强迫工业化的现象。受惠的部门包括钢铁业和电机业。
　　但与此同时，能源部门却完全被忽略。这几年煤的生产只增长4.5％，而钢铁冶金却达到9.9％，电机更高达14.4％，在1976－1980的五年计划实施调整后，电机业的发展仍是能源部门的两倍。
　　投资的不平衡和缺乏迅速提高能源生产的方法，是现今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一年中会有300日电力中断，影响大部份企业，成为生产混乱的主要因素，严重限制工业生产力。
　　另一方面，浪费能源的现象亦十分严重，而波兰工业亦有过量消耗生产原料的情形。总的来说，波兰工业比法、英、意等国消耗二至三倍的原料以生产同量的产品，亦是工业生产力达不到五年计划指标的原因之一。这亦解释了为什么出口贸易停滞和波兰产品争取新市场困难，所以在1978年，波兰工业生产价值占世界总生产的2.5％，但其出口只占1％左右。
农业
　　虽然国家对农业的补助在1979年达1,800亿波币，1979年更达2,500亿，约占国家预算的四份之一，但农业生产却下降了。1974－1979年的谷物生产比1974年为低。天气的影响是有的，但最主要是由于每公顷的单位收成减少。
　　波兰农业衰退的原因部份是由于农业的结构问题，部份是官僚的政策造成。首先是国营企业的荒谬的收成。平均每个占地4,000公顷的国营农场和330公顷的集体农场，总共占20％土地，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亦占二成左右。但它们却占去三份二的国家补助，而收成却不比私人农庄更好。国家年报无疑有指出，这些国营企业的每公顷谷物收成和畜牧数字，比私人高出25％，而平均占用人力少一倍，这显示了机械化的程度较高，特别是由于大量补助和种植的种类：在大片土地上种植谷物。但如果就生产一公斤的肉或一公升的奶来说，国营企业的成本分别为私人的二倍及四倍，一方面是由于大量投资以设立先进技术的模范农场引致，另一方面是国营部门的大量浪费的现象。生产成本的差距，令到国家歧视个体农民的政策看来更形荒谬。
　　对于大部份独立农民来说，30年来的情形都是十分恶劣的。每户的土地面积减少，三份一农户的土地面积少于二公顷。他们生产只够自己食用，不能供应给市场。另外约三份一的面积为二至五公顷，约四份一为五至十公顷。土地面积这样少，令机械化成为幻想。官僚的政策更力图使自耕农无利可图，以及进行分化。事实上，自耕农所受到的歧视性政策和微不足道的援助，或为他们现在困难之祸根。不仅肥料、农业机械和建筑材料短缺，而且国家政策令他们无法进行改进。如果他们要向银行借钱，就一定要把大部份收获以贱价售与政府；政府更可随时勒令某些农户集体化。所以农民都不愿投资在农场上，宁愿兴建一些房舍物业。
　　较年轻一辈之中，愈来愈多“农民工人”；他们在工厂工作，同时继续在农场工作，他们做工的收入往往用来支持农场上的家庭。艰难的情况令更多年轻人流向城市，令独立农民的平均年龄达55－60岁。
计划的失败
　　官方数字透露，1979年的企业不能完成计划的比率达到58％，而以往都不会超过35％的，估计1980年的比率会更高。因此，中央计划的虚假性质便暴露无遗。
　　但大部份专家，包括团结工会的，都似乎同意有必要将管理地方化和废弃大部份现有的指标，而以另外一些合乎实际的指标代替。现时的完成计划指标而不理其质量和生产成本的方式，应该以经济成效的奖金方式代替，这类争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关于计划的不合理，可以从正面表现出来：虽然最近两个五年计划都企图帮助消费品生产，但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仍高于生活资料部门的比率。当然，在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取得的成就都很大，各种肉类、牛奶、蔬菜的加工厂都有建造，再加上消费品进口的增加，和耐用品的生产增加，令1970年代初期的生活水平有重大提高。但另一方面，不同工业部门的发展缺乏协调，特别是能源部门，令到最近几年的利润水平大为下降，而特别在消费品方面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不协调。
　　官僚的盲目的政策并没有减少。即使在1976年由于经济停顿而决定放弃一些“巨大的工程”，但卡杜维斯的钢铁综合企业的建造仍然继续下去。在1979年第一期一种完成投入生产，生产能力为450万吨。要继续完成第二期工程，使总生产能力达到900万吨，就得再投入资金12,000亿波币。此外还有以亿计的资金投入现已停下来的船坞工程中，这些都显示了独揽大权的官僚的轻率和不负责任，对国家经济做成极大的灾害。
　　一系列被官僚定为次要的部门的科技水平落后，只是官僚的极端政策造成的恶果之一。在很多工业部门，工作环境更是差得可怜。例如华沙的一间铸铁厂，在高炉前面工作竟然没有保护设备，噪音和空气污染达到不可置信的程度。工资的差距亦很大。在同一间企业内，体力工人的工资竟然相差10倍，而在一些白领和技师之间更会达到20倍之多，妇女无疑居于工资制度的最低层，每月工资约二、三千波币，而全国平均工资现在约为五千波币。
　　官僚最近几年政策造成的最大影响，要算是社会福利方面。政府一直以来都漠视“非生产性”的部门（例如住屋、医院、托儿所等）的投资，不单影响大部份家庭的住屋、托儿所、医院床位等问题，而且更影响免费医疗，令私人医生得益。教育经费的不足，令很多学校关闭，对贫苦家庭的影响更大在。很多学校现在实行三班制，上午班、下午班，及从下午四、五时开始的“夜班”。尤其令工人愤怒的是，在1979年政府决定增加国防经费的同时，竟然缩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预算。
经济危机的成因及出路
　　当权官僚决定重大事项的秘密性质，令他们能够作任何决定而不怕受惩罚。虽然其错误是这样明显，事实上，过去十年来，当局从没有真正改变政策的倾向。他们满足于微小的修正。1975年底，在欠下西方的债务达到危险程度进，便采取减少人口和局部停止投资的政策，后果是供应品市场情况变得更坏。所以当政府在1976年决定提高物价时，工人的愤怒便一发不可收拾。
　　经济改革讨论的中心，是价格制度的不连贯性。虽然这些讨论并未能提出解决方案，但它显示了经济流弊的程度，和价格政策的构成。肉类价格便是一个惊人的例子。
　　正如其他基本物品一样，肉类的零售价格是低于生产成本的（包括运输、行政费用和加工费等）。一个工人国家决定要补助某些物品的价格，是十分政党的。在1979年对肉类的补助平均为每公斤34波币，消费者付出的价钱在每公斤100至150波币之间，但生产者却只卖得每公斤40波币。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异，再加上政府补助的34元，都是落在中间的行政费、运输费、肉类加工费之中。但现在并没有企图减少中间的成本。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发展国营企业的畜牧部门，因而将肉类收购价格提高，及将饲料的进口大量增加。因此成为外债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同时又提高对食品的补助至每年1,700亿波币，为1979年全部工资的11％。
　　肉类与其他基本必需品（面包、牛奶、糖等）却不能混为一谈。统计数字显示出，较高工资的人才较多食肉。因此，这种补助事实上是要较贫的人津贴较有钱的人。
　　正如肉类价格显示的，价格政策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明显例子。计划中的肉类配给制度，原则上会改正这个现象。但如果工人对分配的数量不能施以管制的话，这个计划将仍会是官样文章而已。目前最重要的是改善供应，这便关系到整个计划制度和它所决定的价格制度，最弹簧门是要结束政治特权、官僚管理的不一致和浪费现象。
　　从团结工会出版的一些刊物中，可以见到下列现象：由团结工会会员组成的纠察队，在很多商店中，发现被收藏的不出售的货品。货品可能用来供应亲友或其他人。商店亦分开种类，例如供应军队和警察的商店的货品是有系统地比普通商店的高级。
　　从另一层面来看，乌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之所以直接与“独立农会”的农民讨论拖拉生产的问题，完全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官方负责分配产品的委员会的官僚性质和无能，以及对改善情况的阻碍等。这亦是波兰工人面对的无数任务之一。
　　要改善经济局势，不单是要消除无数的浪费现象，压止无用的中间行政费以减低生产成本，更要改变现时整个管理和计划制度，要能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控制所有影响计划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决定。
　　一个基于平等基础，可以满足工人群众的需要和愿望的社会的建立，意味着官僚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目标不单是经济改革，而是一个政治革命。
（小点节译自1981年2月16日《国际通讯》法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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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4 21:31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
波工会领袖检讨局势及工会战略
译者：微丝
【这里译载的两篇珍贵的文章，是史维克SEVRAC在波兰国内访问两名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纪录片段。该两名领袖来自波兰国内十分不同的地 ——西南部的机械制造业中心城市希维德尼察SWIDNIK和来自南部的煤矿区西里西亚SILESIA。
这些访问在1980年10月中进行，它们帮助我们了解今日波兰的工人反抗运动的现实。在“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号召的11月10日总罢工失败了、华里沙也获释了的今天，它们也有助于我们对现况的了解。】
在希维德尼察：工会被解散后的局势
　　我认为，今日的局势比[1981年]12月13日之后的形势更具爆炸性。首先是因为恐惧——战时状态头几个月的群众性现象，即使未消失，也已经减弱了。人们已习惯了，他们见到被拘禁者回家了，被解雇的工人（如果他们是技术工人）也重新取得工作。在希维德尼察这个城市，飞机工业总共有超过三千名工人被解雇，但他们大部份已重新找到工作，因为没有他们就无法生产。普遍的现象，是军事委员今日解雇工人，厂长明日就重新雇用他们。
　　另一个情况是镇压的疯狂性质。如果你在街上接过一张传单，可以被判七年监禁；如果你领导一个地下组织，刑罚也一样；当局没有加以区别。于是，人们结果便是习惯了当局的镇压；而且，由于镇压的受害者之间的声援很强大，他们知道可以依靠工会的支持，所以人们敢继续冒险。
　　10月8日星期五当局宣布所有工会均为非法，这行动将人们团结起来。甚至某些个别部门的工会或是自治的工会也作出激烈反应——即是那些非追求名利的人。一名工人甚至对我说：“如果中央委员会明天庆祝弥撒，我也不会奇怪，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原则的。”雅鲁泽尔斯基的领导班子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憎恨。这是目前人们战斗性的基础——这种憎恨，以及无法忍受这个憎恨的深深的信念。
　　局势另一个情况是镇压部队的士气低落。我们知道当局视军队为不可靠的。如果团结工会在里面认真工作，是可以带来结果，而且快速显效。但现在新的情况是防暴警察ZOMO的士气低落。他们已太久未能回家了。我们得知他们之间常有争吵，喝醉时甚至互相枪击。他们很贪污腐败，从事许多黑市买卖，尤其是燃料买卖。这点很重要，因为这表示防暴警察ZOMO不再是听话的机器了。可能有一天，它的队伍中的混乱会在街上显现出来。
　　对新工会的杯葛是广泛的。即使政权的计划是令新工会主要成为社会救济机构，能够分发一些特权来诱骗人们，但这个计划是空想的。在现时的经济情况下，并无甜头可以派发。
团结工会的状况
　　我们这个区域以及整个卢布连区进行得较好的工作，是援助镇压的受害者，以及进行工会教育工作。后者的重要性，在于它给予尤其是大学青年一些事情可做，并避免这些青年与工会其他部份之间发生隔阂（这情况在某些区域有发生）。但这并不是说每样事情都在好转。各工厂之间有巨大的通讯困难。人们不信任对方。如果他们不认识对方，恐怕被当局挑出来，就会避免接触。更甚的是，有时政治警察（ＳＢ）自己会试图组织联系，这就只会在后来增加人们之间的不信任。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会领导中大多数的政治混乱。库伦的幻想——以为我们可以与官僚层达至历史性的妥协——仍然在许多工会活跃份子中间存在。这导致许多行动的目标变成向政权显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试图扭转力量的对比。工人要的，是能够带来结果的行动，即使结果是有限的。现在，越来越少人（特别是最政治化的人）愿意只为一个象征式的斗争冒险。如果不断提出同样的要求而没有这些要求的具体前景，这种提法能维持多久？
　　如果没有具体前景，工会领导层将会看来与他们的基层更脱节，变得更为孤立。特别是如果因为缺乏战略而犯下策略性错误的时候。举例来说，杯葛官方报刊的口号在1982年7月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进行之中发动。这是知识份子、专家的态度。工人会犹疑，在报摊前踱来踱去，最后是购买了报纸，因为报纸难得有些他们有兴趣的东西。而作出这个决定的领导层则令本身和令工会失去威信。
前景
　　我对于总罢工的提法（今天的提法）仍存疑。工人已明确说了：如果总罢工是将自己关在工厂内、占领工厂，那就不会带来什么改变。因为这样的情形下，决定罢工能维持多久的是警察。当警察袭击工厂时，罢工也就停止。以往的罢工的后果（在1982年春天，差不多每周都有罢工的号召），对工人的意识仍有影响。那些罢工没有任何成果，后果则只是以千计的工人被解雇，以百计的工人被监禁。因此，我担心人们不会跟从在11月10日星期三进行罢工的指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战斗，或是他们已非政治化。相反的，原因是他们有政治化的想法，而他们看到这种罢工并非一个全面前景的一部份，只是又一次象征式的行动。
　　人们是愿意进行艰苦斗争的，条件是团结工会的领导层能够为工人提出一个全面的战略。他们甚至愿意进行总罢工——只要这个罢工能导向政权的问题。没有前景，工人只认为这是儿戏的；工人并非棋盘上的兵卒。
　　如果有一个全面的计划，能明确地提出政权的问题，那么人们将会愿意作出重大牺牲。他们甚至会愿意（正如这个区已开始发生一样）进入军队工作。但没有人会在没有前景的情况下作出牺牲。这就是团结工会今日最主要的弱点——缺乏战略、缺乏一个知道要走向哪儿和每一刻都不犹疑地向目标前进的领导者。
附图：当波兰官僚在1981年12月宣布军管后，工人立即起而反抗：上图是格但斯克工人守卫船厂；下图是西南部城工人在团结工会会所门前步（疑为“与”）警察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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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4 22:26
波兰放宽军管假象的背后
作者：小点
　　在实行军法统治一周年之后，波兰国会在12月18日通过议案，给予国务委员会停止和必要时重新实施军法统治的权力，放宽去年军管以来实施的限制，包括有关拘留、罢工、抗议示威、社团活动、邮政电话检查、国内旅游等限制，但同时授权政府可随时实施这些限制措施。此外，以后的罢工和抗议运动将根据波兰在10月颁布的新工会法处理。违反这项法令的工人和学生，将会被解雇和开除学籍。
　　在12月23日，军政府宣布释放在军管法例下被拘留的全部被囚者，但七名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立刻再被逮捕，当局没有说出逮捕的理由，也没有宣布获释的人数。
　　继11月13日释放华里沙之后，波兰军政府实行的这一连串措施，是否代表了它放弃军法统治呢？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见到，这只是一个花招而已。表面上的一些放宽限制措施，其实背后早已用其他限制措施填补了。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仍然被剥夺，只是剥夺的形式较为隐蔽而已。重要工厂自然随时可被置于军事接管的状态，以粉碎工人的组织。表面上，军法统治是放宽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难怪波兰大主教也要表示对议会持“保留态度”，甚至反对其中一些法案，指出这是“心理恐吓”和“独断独行”呢！事实上，正如本期另一篇文章中波共官僚的自白显示，撤消军管只是解除表面的战争状态，却通过给予政府的各种特别权力，换了较低层面的特别状态而已。
　　波兰军政府对放宽军法统治的解释，是他们控制了来自地下反对者的破坏威胁，同时也因为受到经济危机威胁的国民经济有某些改善的迹象，但由于国内“反社会主义”组织及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颠覆威胁，意味目前只能暂放宽限制，并预料到明年中才会全面撤消限制。其实，军政府这些理由除了互相矛盾之外，更是不能立足的。团结工会地下运动在11月10日的大罢工尝试中虽然失败了，但整个运动并没有受到挫败，一年来的形势充分显示了工会反抗力量并没有被政府的镇压行动摧毁。整个波兰社会的反抗情绪仍然存在，虽然有一定的混乱和退却。更主要的是导致整个波兰工人运动的客观矛盾仍然存在，甚至是加深了。波兰经济并未像政府所说有改善的迹象，相反地，它是每况愈下了。1982年上半年的生产比1981年下跌了7—14%，下半年的生产更加下跌了。即使煤的产量在各种镇压、分化的压力下，在1982年5月比1981年5月上升了23.3%，但比1980年5月仍是跌了27.7%。很多企业只为苏联生产，产品85%或90%运往苏联，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军政府实施这一连串措施，是为了更长期实施军法统治铺路。一方面，它希望藉此改变军管对外的形象，将军法统治隐蔽起来，要求西方国家取消（对）波兰的制裁。波兰12月15日宣布停止与美国的双边科技、文化交流计划等报复美国经济制裁的措施，明显地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压力。
　　另一方面，它希望以长期的正式法令代替临时的军管法，将军法统治的内容制度化。它以新工会法取代紧急法令中关于罢工、示威等条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它表面上取消紧急拘留令，只是以其他法例去囚禁政治犯。事实上，据工会人士估计，被军政府以紧急拘留令拘留的人数，从初期的7，000到20，000人已逐渐减少到11月下旬估计的800人。但根据其他法令被判刑的人却超过5，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团结工会基层活跃份子，罪名是在军管后继续工会活动、派传单等，他们分别被判刑3年到10年不等。在释放华里沙的同时，军政府却检控工会地下领袖法西纽克，也是这个手法转变的明显表现。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军政府希望籍此制造一个适当的政治气候，让军政府与波兰天主教会的历史性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甚至在实施军管以前，政府与波兰天主教高层领袖已开始了广泛的接触。格兰普大主教一年来与政府会谈的次数，多过以往30年教会与波共领袖接触的数目。在对待团结工会方面，格兰普充分利用天主教教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表面上支持团结工会，实际上却反对工会的每一个斗争行动。工会地下组织的每一次斗争号召，都被教会以危害和平和鼓励仇恨的借口予以斥责。在11月10日总罢工前两天，教会却发表声明，表示与军政府的会谈很有建设性，又迫不及待宣布教宗可能在明年中访问波兰的消息，以消除人民对罢工的支持。在华里沙获释的背后，教会的影响及其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其后，教会更不断宣传与波兰政府进行全国和解的可能性。军政府发言人亦宣称与教会的关系比在军管前更进一步。最近，波兰国内外关于成为共党国家内第一个基督民主党的传说甚嚣尘上，足见军政府与教会高层官僚的合作可以到怎样的程度。而教会利用工运作为本身争取政治影响力的筹码，这手法亦可见一斑。当然，教会高层与军政府的妥协并没有扩展到基层神职人员方面，特别是在工人区的神父等。而格兰普亦受到不少来自基层的反对压力。但教会的由上而下的独裁架构和思想体系，仍然帮助它在工会地下运动和不少群众之间造成裂痕。
　　波兰军政府在玩弄一连串放宽军管的手法时，事实上却丝毫不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当然与它自知军管一年并没有击毁社会的反抗力量有关。在12月16日纪念1970年波罗的海暴动事件死难者的集会上，华里沙准备发表演说。但政府却大为紧张，将华里沙拘留了大半天，制止他参加集会，又对西欧电台的广播进行大规模的电波干扰，恐怕这事件会在全国造成严重影响。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军政府的虚怯。
　　另一件反映军政府不得民心的事实，是在新工会法解散所有工会组织之后，政府企图成立御用工会的情况。在团结工会的呼吁和社会的自觉抵制之下，新工会受到广泛的杯葛。即使在政府以加薪和提供到其他东欧国家度假6星期的引诱下，到现时为止，在4万个企业之中，只有3%成功地召集到必需的15人组织新工会。连政府官员也表示最少要2到3年时间组织新工会。
　　当然，波兰社会对军政府的唾弃，并不等于地下工会组织前景一片光明。在艰难的活动条件影响下，地下工会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中旬工人自发反抗政府取缔团结工会的罢工潮和11月10日号召的大罢工之中遭受挫败，影响到它在运动中的威信，而被迫取消原定在12月13日举行的全国抗议行动。工会内部亦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地下运动更受到军政府的一些打击，不少基层和工会领袖被拘捕。工会组织者被迫更谨慎，因此与社会的隔绝就更大。但地下工运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依然存在。工运目前需要更深刻地检讨整个社会局势、人民对社会斗争的意愿、工运活动条件、对运动的前景等。更要检讨工运的政治缺点，例如相信与政权达成任何妥协的幻想、认为教会并非热衷于推动本身的政治而只是表现社会愿望等。它必须从速订立一个清楚明确的纲领，要包括目前和长期的政治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确切步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工会地下运动才能团聚社会上的支持力量，利用军政府政策转变的任何缺口，来推动波兰的政治革命。
                                             1982年12月26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2-24 22: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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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八七一    时间: 2007-2-24 22:35
整理硬盘，发现前年下载的不少关于当时波兰的中国报刊文章，caj格式。个头有点大，近百兆，发到哪里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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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2-24 23:25

QUOTE:

原帖由 一八七一 于 2007-2-24 14:35 发表
整理硬盘，发现前年下载的不少关于当时波兰的中国报刊文章，caj格式。个头有点大，近百兆，发到哪里合适？

传给文库，可能保存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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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6 23:45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10期（总第106期）
女战士领导绝食抗议波兰政权
译者：涓滴
　　“5年之前，当格但斯克船坞工人开始他们的罢工，保卫我和反对我被解雇的时候，我从未想像到这会触发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不是我的功绩，是神利用我，令我成为罢工的触发者。但在5年之后的今天，经过团结工会的合法存在时期之后，经过紧急状态之后，在一个镇压和政治审讯的时期之中，我惊恐地看波兰的前途。我们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充满着困苦。对我们妇女来说，生活特别艰苦。生活水准严重下降；物资短缺是经常的担忧；无尽的长龙，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
　　这是团结工会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的说话，解释为什么她在1980年8月触发的斗争不应被容许消逝。她继续说：“我深信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它亦是一个严重考验人性的时期。全体波兰人民必须通过这个力量的考验。身为妇女，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怎样保卫它。我们要和平改革，保证较好的前途。让我们妇女讲出我们日常生活的实况及快乐和美好生命如何从我们之中被夺走。我们全部被艰苦工作消耗尽、被踩在脚下、不断被骚扰。我们被我们不同意的标准统治着……因此我呼吁所有良善的人，特别是妇女，作出更有力的行动，抗议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生活。”
　　这些说话显示了华伦天娜维兹仍然是一个叛逆者，仍然是热诚投身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今年初以来，她一直领导了在卡高夫市附近一间教堂内的轮流绝食行动。当波兰运动未能尽责或在退却的时候，她采取了主动。她脱离了团结工会架构的控制，选择直接向群众说话以推动他们行动起来。在1981年春天，她被华里沙迫离工会的区际领导层，因为她反对与统治官僚妥协的政策。在今天，她的行动明显地令一些团结工会领袖感到烦恼。地下工会领导层控制的刊物，对于这些抗议行动的沉默，似乎是证明。
　　绝食者在7月政权成立纪念日进行了公开游行示威。绝食者透过种种行动，要求停止迫害和囚禁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停止肉体和精神酷刑、停止以政治理由解雇工人。他们抗议政权的不断镇压威胁、抗议生活水平剧烈下降、反对官方宣传机构对教会和宗教价值的攻击、要求尊重波兰宪法，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直到8月，共有351人参加了绝食抗议，其中有男有女，有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来自多个地区和城镇。总共有74个团结工会地下工厂组织表示了支持。多个工会领袖探问了绝食者。上西里西亚矿区的团结工会组织发动了运动，在区内支持绝食者和派矿工代表慰问他们。
　　绝食者致信华里沙，要求他对国家的情况采取正确的立场和积极支持团结工会内不同小组企图重新团结斗争的行动。绝食者在一份声明中呼吁那些“在经过5年的战略和策略错误后”的人，“坚持团结工会的理想，保持共同的目标和虚心容许争取自由的斗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绝食者的行动，是对工会运动及其领导层目前的危机作出反应。
　　绝食抗议运动在教会内做成的分裂正在扩大。一些教士支持运动，甚至帮助将它扩展到其他教堂。但其他教士，特别是高层架构，对绝食者当作异端排斥，指责他们，禁止他们的代表团在传统朝圣大集会上展示横额等。
　　华伦天娜维兹并没有向这些压力屈服。她对教会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在教堂内聚集，因为它们提供自由言论的庇护所。斗争不能（限于）在教堂内进行”。
　　这个态度在工人之中似乎十分普遍。在9月的另一次数万人朝圣集会中，集会者公开展示团结工会的横额和高呼：“没有团结工会便没有自由！”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2-26 23:4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