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历史文献] 波兰团结工会资料专帖2

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5:56
波兰政治革命的新进展
《国际通讯》社论
　　在严重经济危机冲击下，波兰群众运动变得激进，与波兰官僚政权的冲突变得尖锐和有力。例如在选举企业领导，争取自治运动，质疑波兰议会有没有权力单独决定关于自治的法律等方面。团结工会第一届大会标志着波兰工人的行动和组织踏进新的阶段。苏联和波兰官僚亦更趋强硬，对团结工会公开恐吓。大规模的对抗正在预备中。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继续加深。无数必需品需要配给，并且严重短缺，例如肉、糖、奶、牛油、肥皂等。人龙越排越长，甚至要轮隔夜，无产阶级的反应是清楚而强烈的，巨大的反饥饿游行在罗兹市及其他城市爆发。无数的罢工显示了工人拒绝接受恶劣的生活及工作条件。记者与学生抗议官方的检查制度。国家航空公司的雇员争取委任公司的领导。在所有这些行动中，都暴露了官僚的寄生虫式和反动的性质，显示他们要控制权力支配，以保持特权，而对解决危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另一方面，受激怒的官僚企图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游行，使警察对付工会活跃份子。在九月中，政府再次拒绝释放波兰独立联盟的政治犯，更宣布比德哥什事件因为“找不到行凶者”而结束调查。
[译者按：政府在十月宣布香烟等物品再加价，也可看成是政府对工会的一连串行动的延续。这些行动加速了社会分化，迫使大部份工会会员走向更激进，小部份则向官僚的压力屈服。]
　　争取自治的运动继续发展，在企业内成立工会议会的数字在最近增加了很多。例如在罗兹市，在六月还只有几个工人议会，到了九月中，大部份的工厂已出现了工人议会；在西里西亚煤矿，矿工亦正在成立工人议会。此外，省级的联系亦开始建立起来，并讨论如何解决危机。正如罗兹市团结工会的一群战士在八月宣称：“从1956、1957年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中，及意识到工人的统一及团结的行动的力量，我们相信必须采取主动，在全国省级的工人议会引起辩论和共同工作。我们相信工人自治运动的自然发展及其潜力的来源是共同工作，互相支持，在省以至很快地在全国层面上统筹工作及共同代表的组织。因此我们主动呼吁成立罗兹省区的工人自治省际制订委员会。”
　　企业的工人议会与省及全国性自治组织的关系仍在讨论中；省际的统筹应该是简单的交换经验的地方，还是决策的组织呢？但自治运动进展的快速速度反映了工人深信要解决现在的危机，一定要在经济及政治层面将事情抓在自己手中。这也是团结工会首届大会的标志之一。
　　很明显地，最后日子日渐迫近。社会及政治过程的加速发展，令群众运动与官僚之间的总对抗看来已是不可避免，大会中的辩论显示了工会中不少战士现在已明白到这一点。由自治运动实际带出的权力的问题，在大会中表现出来，不单是在讨论全民投票方面，且在各代表提出的建立自治组织的中央机关、第二个自治的国家议会方面。一个来自卡高维的代表说：“团结工会不应害怕介入政治决定的道路。我们知道人民等待我们。要求对自治进行全面投票，已经实际上超越了工会的范围，闯进政府的禁区了。但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如果我们拒绝这样做，便无法解决危机，并会令我们的运动慢慢走向死亡。”
　　一些代表提议不向国家议会呼吁：“团结工会应该自己组织全民投票，我们知道当局只是说了就没有下文。我们没有期待政府做什么。我们知道它什么也不会做。”罗兹及韦克劳的代表向大会解释一定要就这个问题向国家议会和政府挑战：“必须令群众信服。一定要令人民清楚见到国家议会拒绝组织一千万人要求的全民投票，这是让全体工人加入我们运动的条件。”在技巧上倚靠宪法以鼓动自治运动而支持全民投票的代表证实了他们的深刻的政治意识。
[译者按：团结工会领导层在大会休会期间与政府就委任企业领导达成了妥协。除了一些所谓重要的职位由政府单独委任外，一般企业领导由政府与工会共同委任，双方有权作出异议。工会领导并放弃坚持全民投票。这个妥协事前未得到大会或全国代表委员同意，而且不符合大部份代表的意愿。到了大会第二轮召开时，工会领导层受到大会代表抨击。大会并通过议案，对这种破坏工会内部民主的独裁行动加以谴责。事件反映了工会基层的激进化及对民主的重视，和工会部份上层领导对波共的妥协性。]
　　代表从大会开始便坚持立即讨论纲领，显示了他们明白到必须以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危机。“我们必须为解决危机，提出解决方案。起码一定要在本月底决定纲领的主要路线，令工作委员会能在休会期间知道在什么基础上工作和令我们能在自己区域证实我们提出的道路是反映了基层的要求。”
　　大会向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呼吁，反映了群众的政治化和准备向苏联及其傀儡官僚战斗的意识。在宣读呼吁时大会所表现的热情，说明了工会一年来的进展，苏联官僚层清楚明白到这些含义。所以立即在各方面施加新的压力，包括对工会温和派的压力，要求他们制止大会第一轮会议的政治动力，在第二轮会议压制直接的政治要求。
　　工人的激进化与官僚的顽抗令所有人都看到对抗的可能性，每个阵营都在准备，包括希望对方作重大让步而避免对抗。幻想正走下坡的官僚与日渐上升但仍未集中起来的工人力量在“国家利益”底下妥协，是不切实际的。双方只能在一个上升中的革命时期共存。长远来说，他们是不可调和的，一方只能靠消灭另一方而生存下去。
　　推动工人议会在地区、省及全国走向中央化的力量表现在立即选举基于工人议会的国会第二院的要求上。再加上对自治性质的明确化，即应该民主地计划而排除市场调节的控制性，这些要求是群众对政治的权力、阶级力量、工人力量的问题的答覆。
　　波兰政治革命的新进展更加强了国际工人运动对波兰工人的支持的必需性：
　　反对波兰和苏联官僚的镇压的威胁！
　　反对帝国主义、国际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经济压力！
　　支持勾消波兰的所有债务！
1981年9月19日
（节译自1981年9月28日《国际通讯》法文版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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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5:56
进行中的波兰政治革命的初步教训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摘要）
（小点节译自1981年7月6日的《国际通讯》法文版）
筹款呼吁：以波兰文出版社会主义文献（已校）
　　经过三十六年的官僚统治，波兰国内连文字也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真实性。我们常听到工人说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但赞成工人权力。波兰的战士想知道世界各地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便思考问题，但这样做时，他们不只碰到官僚的消息封锁，更遇到官僚层在他们与社会主义之间树起的虚假障碍。
　　幸而我们知道今日波兰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些消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歪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层与社会主义民主（工人在每日的斗争中复活了社会主义民主）之间进行的生死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波兰工人要取得国际阶级斗争进展的资料时，遇到极大的困难：关于中美洲的革命，关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抢掠，关于法国左派竞选胜利的确实意义，关于在中国或在东欧国家的反官僚斗争，等等。
　　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斗争不限于波兰国土之内，知道其他政府也如波兰官僚一样对他们的斗争感到极不安，简单来说，知道他们的斗争是有着全球性意义的整个运动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完整的一部份。
　　为了尽一分力协助打破官僚消息封锁和歪曲的石墙，第四国际决定了出版《国际通讯》的波兰文版，这是一份分析和报导国际动态的评论月刊。
　　第四国际也正在进行出版波兰文书籍，其中包括捷克七七宪章民主运动领袖彼得.欧尔的著作《被囚禁的社会主义》——这本书是反对官僚权力的斗争武器。
　　这些努力都需要物质资源。
　　因此，我们呼吁你们——第四国际的成员及同情者，工人和工会战士，所有支持波兰革命的人——协助推进这个工作。
　　请捐助第四国际的“波兰文出版基金”。
　　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让我们一同采用波兰工人的革命口号：“为了争取你们和我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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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5:59
《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波兰——新时代的开端
作者：（法）于迪
　　当波兰工人提出“工人解放将是工人自己的任务”这个口号时，官僚层大为振荡，整个欧洲稳定的维护人大为震惊。
　　自从工人阶级开始动员，击退政府提高食物价格的决定后，至今已有两个多月。工人很快赢取了大幅度加薪，这些初期的胜利，更增加了他们的自信。斗争令他们有机会在组织上跨进一步。工人基于这些胜利，提出远超于肉类价格的要求。官僚层本身的权力也受到质疑。
打击官僚制度的中心
　　格但斯克船厂工人打开了铁闸，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向前急涌。占人口49%的体力工人是独立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这个发展是“人民民主国家”前所未有的。这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事实上，自1970年以来，尤其是更急剧地自1976年以来，波兰工人一直在工厂和工作间团聚其力量。自1976年六月事件以后，工人围绕越来越特定的要求进行了无数次动员，集中于要在工厂内成立自治的工人组织。
　　整个过程已经取得了成果。《工人报》等报刊的传散，帮助建立起许多不同斗争和组织经验的联系（即使是薄弱的联系），不同的工人团体因而得以在要求和策略上精益求精。
　　格但斯克、什切青、禾路高、罗华许达（钢铁厂）和乌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围绕明确提出的要求和以高度的自我组织而进行的行动，冲击着官僚控制制度的核心。
　　官僚特权阶层能够幸存，基本上是将工人阶级保持非政治化，因而阻止工人阶级的活动。镇压、官僚层对消息的封锁、严厉地控制例如工会等组织、一党政制、组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所有层面（基朗和莫西里斯基称之为“组织起无组织状态”）等等，构成了官僚层的武库，阻止工人任何新的行动和组织。
　　然而，斗争经验的积累，容许了一个受斗争磨练的工人层份艰苦地形成；它能够利用官僚层的弱点和经济危机的深化（后者对官僚领导层又产生反响）。这就造成了条件，使能开始克服官僚层树立起的障碍。
　　成立自由独立的工会、废除新闻检查，这些要求为所有罢工委员会所提出，代表了对官僚特权不可容忍的攻击。官僚层僭取了许多物质特权都依靠这些；因此，盖莱克宁可作出任何物质让步，甚至答允建造一座纪念碑纪念警方在1970年谋杀了的“煽动者和反社会主义分子”，而不愿意容许能发挥效力的自由独立工会。
有组织的工人和经济管理
　　工人取得了许多有关企业的知识，吸取了高木加、盖莱克、巴比乌奇等人无数允诺的教训后，就走到危机的根源——官僚政权。他们明白每次工人阶级指出来时政府被迫承认的“错误经济决定”，实际上是官僚管理的必然结果，即是说，这个计划制度的动力，是一个特权经理阶层的利益和党国不分的架构的领导人的需要两者的结合。这就不得不扩大各式各样的扭曲和浪费，它们转过来又受到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压力所影响。
　　当一个经济制度里所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拥有、宪法禁止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掌有外贸垄断、计划由中央推行，那么，要令经济能最有效地运作，就唯有通过联合工人对计划、生产和分配的民主控制。这就是波兰工人本能地明白到的，他们解释说：“工会必须能够讨论每个企业内的生产计划。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避免一些灾难性的错误，例如在格但斯克建立一个新的预制房屋建筑材料的工厂，可是头两个这类工厂的开工率还未到三或四成。”
　　无疑地，最觉悟的工人经过多年的经济困扰，已认识到加薪甚至是工资随物价上升而调整等，都是不稳定不可靠的。为了要对抗剧烈的危机，他们要为自己提供自己的工具。要不但能保卫他们的物质利益，而且能令他们在经济平面的权利和选择取得力量。工人要求自由和独立的工会，要求有能力相互联系并公开发表意见，尤其是针对经济政策的大问题和它所意味的基本选择。
　　面对经济危机，官僚层的反应与工人的反应截然相反：工人必须更艰苦工作，增强劳动纪律，接受“波兰所必需”的牺牲——为的是盖莱克、巴比乌奇和瓦盖斯斯的波兰！
　　应付危机的上述两个答案的根本差异，揭露了今日波兰的分界线：一方面是一个少数层份——特权的和寄生的，它自称代表着工人，而这些工人正是被它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和独立组织；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它的数量上的增长和日增的教育和文化，已令它成为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候选人，它目前的行动立即显露了它担负这个任务的意愿和能力。这就是真正分离着波兰的东西，而不是天产教意识的歪曲镜子所反映的错误前景，也不是“经验与前景”组织的改良主义演讲。
权力的问题
　　再一次地，波兰工人蜂起显示了：工人运动每一次增强，工人阶级进行的每一次有组织的行动，都朝向恢复社会主义民主。它的意义是：这政权的政治权力将操在无产阶级手中，通过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和人民代表会而运作；在代表会中，所有意见都可发表（这需要一个多党制度和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而计划是从属于工人的战略性抉择和民主控制。
　　许多事物显示这个广泛运动的基本动力正朝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走：直接的群众民主，标志了罢工的组织过程；不同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开始进行联系协调；对罢工者印行的工人报纸进行讨论；工人的要求本身；工人对保存生产工具的关注；等等。
　　但要成立这样的政权，就表示要废除官僚层的控制，即要推翻当权阶层，将政治和经济权力交到工人手中。正在波兰进行的冲突，将这个问题——政治革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就是这个，令盖莱克们和华哥斯基脸色转为苍白，正引起波兰统一工人党架构上层严重危机，引起党基层的不满、请愿和重组，使教会官僚热烈同意支持党（《人道报》宁可让波兰大主教发言而不让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发言，并非意外之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专家”呼吁要温和节制——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提出权力的问题。也正因此，舒密特、卡达以及戴斯唐等都向波共第一书记表明他们乐意帮忙——“由于政治原因”，正如德国大使所强调的。
　　也因此，西方银行同意提供新的巨额贷款给盖莱克政府。
　　这次工人的蜂起浪潮，如布拉格之春在六八年所做到的一样，在客观上要求在议事日程上提出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需要；该代表大会可作为集中化和行动的途径，以表达工人的意愿。这个代表大会将会是对于重要的权力问题的初步反应。
　　工人正确地宣称经济危机因政府无能而加剧。政府没有群众的支持。盖莱克本人不是说过：“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已被深深摇撼”吗？所以，工人在进行讨论后公布他们解决危机的方法，不是比什么都更合逻辑吗？最有效做到这点的工具，不就是从工厂和街坊委员会选举工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讨论不同意见流派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吗？
　　波兰的工人先锋迟早会需要对这个权力问题发展一个答案。不能做到这点就会是容许官僚层——不论它有什么遁词、妥协或暂时的反应——最终将它的“解决”方法强加于劳动群众。
要利用有利的力量对比
　　目前，工人采取了主动。他们已令“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获得承认，并已取得不少其他方面的大量让步，尤其是取得政府承认他们成立“自治的、自己控制的工会”的权利。这个形势越是持续，格但斯克、什切青、罗域许达和西里西安矿区的联系就越得到发展；垄断性消息系统的缺口越是冲得大，一个重要工人层份的政治觉悟趋于成熟的可能性也越大。这就是官僚层所有派系都最为害怕的。他们都尝试而且永不会放弃保持运动的分立状态。“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就是为了阻止他们扮演将斗争不同区域联系起来的作用，这个目的。波兰官僚层将会试图将让步限于最能控制的制度性架构内。当工会条例草案提交国会讨论之时，这点将会明晰。因为如果官僚层现在同意接受所有必需的事物以便能快速回复正常局面，那么明天它就会立即发动一个反攻。正如过往一样，它将会同时采取贿赂、分化，和最终镇压运动最不妥协层份等手段。
　　这并不表示工人将不能够利用结束初步冲突的不稳定妥协，以便能组织他们的力量。波兰工人阶级发动的全面斗争已经达到了第一个平稳停滞时期。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苏联军事介入的威胁一直被引用。当然，这点以前和将来仍继续会对所有罢工者和对整个波兰工人阶级有影响，即使它未能瘫痪工人采取主动的能力。（后者的情况，将会对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提供一个极重要的教训。）
　　盖莱克和所有官僚流派都运用了，而且将继续运用苏联入侵的威胁（他们中不止少数会承认这是他们本身生存的最后保证）。因此，他们寻求增加对群众的压力。《真理报》已经发动战争呼喊，攻击“渗透工人中间的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罗马尼亚共党机关报《火花报》猛烈抨击工人采取罢工的途径。而捷克的《红色权利报》则呼吁本国的工人委员会对基层要更为敏感。这些“姊妹”官僚层的紧张，只加强了呼吁“友好装甲部队”协助的威胁。
　　要将这个威胁的重担子从格但斯克工人肩上取下来，最有效的援助就是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群众活动。但目前更为直接的，就是发展工人声援的最广泛运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欧洲，这是最不可或缺、最可行的支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最迫切的任务，是推动各种主动性，鼓励工人政党和它们领导的工会（尤其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流派）参与无产阶级和国际团结声援的联合阵线。这就是第四国际一直做而且将会继续做的。
【本文是法文《国际通讯》双周刊本年9月11日的社论，执笔者为于迪U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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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1
《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如何在波兰成长
作者：霍理
　　波兰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人士所达到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水平，远超于今日苏联或东欧的其他地方。
　　即使在八月和九月罢工胜利之前，由围绕“社会自卫委员会”的反对派成立的地下工人报纸《工人报》已有三万份的销路。
　　反对波兰官僚层的权力和特权的群众斗争的经验，由近期罢工浪潮的主要领袖华里沙自卫笥地概括如下：“波兰在1956、1970和1980年都发生了蜂起，因此机器必须加以修理，但这点似乎不可能，所以何不尝试寻找新的一个？”
　　波兰工人和反对派运动的活跃份子也有不少经验来应付克里姆林宫介入打击波兰官僚层所不能阻止的反官僚动员。
　　上述威胁笼罩着所有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主要蜂起浪潮——在1956、1970、1976年和今年。这是波兰人民和反官僚斗争的领袖必须长期考虑的。在1956年，波兰工人开始武装起来，以便面对苏军进占华沙的威胁。他们迫使克里姆林宫退下来。
　　据说，在最近的罢工中，禾路高的波兰军队自己主动开始驻守保卫性岗位，以抗拒在邻近地区驻守的苏军的可疑行动。
　　基于过往的经验，工人运动和反对派组织的领袖有必要发展一个推进和保卫斗争的前景和战略，包括如何应付苏联的威胁的策略。
　　近期罢工的纪律性，工人运动和反对派组织的领袖的审慎、自卫性声明，都显示了他们的政治才能。
　　在几个星期的波兰群众与斯大林主义政权力量的紧张对峙中，罢工者及其支持者并没有任何一次暴力行动。工人及其领袖的声明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波兰官僚层或克里姆林宫作为藉口来纠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或苏联国内的支持，以发动对自由工会运动的进攻。
　　罢工的纪律证实了自1970年的浪潮以来，已发展了一个拥有强大权威和政治成熟性的工人领导层份。如果缺乏自觉的政治过程、缺乏一般前景和策略性方法的探讨，是不能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狭隘的工作份子？
　　因此，资本主义报刊将华里沙和其他波兰工人领袖描绘为狭隘的、非政治化的工会份子，明显地反映了报刊的政治偏见和盲目。
　　维系这个错误观点，对资产阶级报刊是有利的，因为西欧和北美的读者一般不了解反对派领袖需要在一个仍受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极权控制的社会的狭窄限度内活动。于是，就有一个倾向是从字面意思理解一些声明，例如华里沙在九月八日接受英国伦敦电台访问时说：“我纯粹是一个工会分子，我对任何任何都没有兴趣。”
　　但华里沙继续解释说：“我将我们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胜利完成。我们现在到达第二个阶段，这将会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不知道它会如何结束。”
　　至于第三个阶段，他说：“如果我谈及这个会对我很危险。我的工作只是将人民的意愿公之于世。我们所希望的其中一样东西，是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
　　工人渴望“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就是社会主义。
　　华里沙要以自卫式方法提出他的前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要考虑官僚层的反应。官僚层不会也不能容忍任何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尤其是左派的反对派。
　　即使当官僚层面对八、九月的罢工而仓惶退让时，它仍坚持要新的工会同意它们不会组成一个政党或是向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挑战。克里姆林宫在1956年介入匈牙利、在1968年介入捷克，它最终的辩解是说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不再发挥它们的“领导作用”。
　　所以，自由工会同意尊重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华里沙在9月23日向华沙数千工人的一个集会演说时，解释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工人承认党的领导作用，但只是当党不在工会运动内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形下。”
社会自卫委员会
　　自1976年以来，波兰反对派内部一直进行有关战略和策略的广泛讨论。
　　“社会自卫委员会”（简称“社卫会”），尤其是库伦（KURON），所提出的方法，是呼吁发展独立的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工人的组织；它们要能够战斗和争取到具体的目标，但不与官僚层的政治权力迎头碰撞。
　　据库伦说，反对派的中心目标应该是鼓励人民不同层份组织起来，冲破斯大林主义政权为阻止人民动员和团聚而设计的极权束缚。
　　库伦在第一期《声音报》（“社卫会”在1976年6月罢工后协助创办的一份地下报纸）上解释这个基本概念：“在1960年代一段时期，我以为我们必须首先改变政治制度然后再转向社会行动。与‘社卫会’联系的独立组织主动性令我们明白我是错的。事实显示，如果这类社会行动削弱了国家对主动权、决策和消息的垄断，而同时在社会上取得支持，那么，它就可以继续进行，即使统治者反对。”
　　“社卫会”始于如库伦之类的反斯大林主义活动分子，他们差不多全在1968年3月的学生示威中起了作用。它成立时，是作为保卫委员会，保卫在1976年6月的罢工中受害的人士。
　　在进行保卫行动时，“社卫会”发展了与1970年和1976年浪潮冒的工人领袖层份的联系。它开始鼓动波兰社会其他层份组织起来对抗官僚层。
　　于是，“社卫会”推进了“学生团结委员会”的成立，并推进了一个独立农***动。两者在八、九月的罢工中都起了作用，农***动发表了一份公开信，表示支援工人；学生也为罢工者筹款。
工人运动
　　库伦在一份名为《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的纲领性长文中，尝试概括“社卫会”在1976年以后的经验，并基于这些作出前瞻。
　　“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工人运动，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运动。为了达到它的目标，这个运动必须最低限度在工厂平面组织起来。
　　“这个运动的要求必须要在独立于政府的专家的协助下草拟出来，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工程师、法理学家、社会学家。这些要求必须公开于全国和全球。在这里，工人运动与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运动必须有联系。”
　　“社卫会”本身是一个例子，说明这类联系如何能建立起来：“在1976年9月21日，‘社会自卫委员会’在华沙成立。它的任务是提供经济、法律和医疗援助，给予在6月25日以后被镇压的人士。委员会是由几十个曾工作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的团体组成。
　　“但‘社卫会’很快就在周围团聚了数千人，他们整理委员会的公报和资料。在委员会周围发展的社会群众行动暴露了政府对罢工者进行的恐怖程度和形式，引起了国内国外的舆论，迫使政府停止镇压。”
　　库伦继续解释“社卫会”的实际政治处理方法：“这是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活动的第一步。可是，要达到汇合就需要更多走几步。我们需要在工作队和工作间建立工人运动的小组。我们需要从讨论中草拟要求和提出它们。
　　“但工人的团结比起要求更为重要。如果当局让步，然后却开除活动分子，那么各让步将无形地消失，新的行动将更困难。如果当局不作让步，那么最低限度工人组织会维持下去，工人迟早会争取到他们的要求。
　　“因此，在现在，最重要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可被提出的要求，是要所有在1976年6月25日以后被撤职的人都得以复职……和要所有因参与示威而被判罪的人都得到特赦。我们要在工作队和工作间讨论这些要求，令真正的工人领袖走出来。”
　　作为“社卫会”建议的策略的例子，库伦引述了乌苏斯巨型拖拉机厂工人给政府的公开信：“我们认为将因参与6月25日罢工和示威而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是必须的，因为我国现处困难情况、工厂内气氛紧张、以及在工厂队伍内缺乏有经验人士的情形下，生产计划难以完成。”
　　库伦认为为达到联合，也需要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一个运动：“保卫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是必须的。我们需要新闻业、政治思想、和在所有社会运动中有受过良好训练的活跃分子。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和知识分子一个增长的运动，它创造自己存在的条件，即是说，创造独立的科学和学术、新闻业、和政治思想。同时，它协助所有其他运动。”
　　库伦的结论是：“所有这些的要义是：社会必须以社会群众运动来组织，各运动共同行动，和以最大可能的程度表达所有市民的意愿。这是一个纲领，一个基于社会群众组织而建立‘第三个波兰’的纲领，实际上即建立唯一可能形式的波兰——公民责任和社会行动的波兰。”
　　“第三个波兰”意指一个新的独立的波兰国家；第一个波兰指中世纪的波兰，它被分割所消灭；第二个波兰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共和国。第三个波兰同时明确地意指一个由动员了群众（主要是工人）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
对苏联威胁的回答
　　库伦在他的《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中，同时谈及莫斯科介入的问题：“运动的限度和波兰群众的主权的界定，一方面是他们的社会行动的程度，另一方面是苏联领导随时的武装介入。”
　　库伦强调因这个威胁而引起的警惕的需要，这点在大部份波兰人脑中盘旋：“没有人可以说最高限度是什么，而那些说最好早些而不是迟些止步的人是正确的。”
　　可是，库伦问：“现在避免进行反对派活动是否会减少介入的机会？”他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深信介入的威胁是真实的，但介入将会是因为反对派的活动弱而非强。今日最严重的危险——存在于波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政权瘫痪的结果。”
　　因此，库伦以自卫方式提出反抗官僚统治的斗争。极权统治的制度已将波兰引入一个社会和经济危机，这危机不断加深，并威胁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在近期罢工中的作用
　　在近期罢工之前和正进行的期间，“社卫会”推行的行动和策略纲领极类似库伦在《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所描述的。
　　例如，许多由“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在八月提出的要求已经以一般的形式预先见于在1979年在波兰发表的《工人权利宪章》（见本刊本年十月号）。其中一些发起人是与《工人报》有关连的，而《工人报》是“社卫会”的刊物。签署者包括华里沙、华伦蒂乐维斯（两人都是波罗的海沿岸罢工的领袖）和《工人报》编辑波路西域和尼丁斯基。
　　“社卫会”在导致八、九月蜂起浪潮的七月罢工中所起的作用，《洲际通讯》9月1日报导说：
　　“在7月2日晚上，以主要反对派组织的姿态出现的‘社卫会’发表了一份简短公报，报导罢工的情形。如果工厂没有‘社卫会’和《工人报》的成员，他们就会访问该厂以证实所收到的消息，并传散他们的声明和第56期《工人报》（出版于7月1日，即罢工前夕）。它与华沙几个地方建立了不断的电话联系。‘社卫会’还每日通知外国报刊有关罢工的情形，但只提供它已经证实了的消息。
　　“在7月11日，‘社卫会’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接着是第二日《工人报》第57期，刊载了声明全文和有关正开展正进行的罢工的文章，并描述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和已出现的组织形式。另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乌苏斯的经验，反对派活跃分子认为乌苏斯事件是当时最先进的经验。
　　“‘社卫会’投身于援助因进行罢工而受到镇压的工人。它开始替几间工厂筹集罢工基金。
　　“同时，‘社卫会’刊印了一系列眼前的要求，包括要求实行肉类配给，认为这是唯一解决分配不足的平等供应方法……
　　“‘社卫会’一名负责人库伦在电话上对我们说：‘我们认为在这个罢工浪潮中，我们可以吸取经验，而最重要的是可以将最先进的经验普遍化。由于我们期望着“热秋”，我们认为这个秋天将会达到自我组织在整个社会散开，尤其是工人的自我组织。
　　“在8月17日的斯得哥尔摩《每日新闻报》的访问中，‘社卫会‘在瑞典的代表巴路士嘉强调说，反对派组织寻求推进群众行动的形式和自卫性政治策略。该报概括说：
　　‘让巴路士嘉说，“社卫会”发挥影响的另一迹象是罢工者有着严格纪律，在《工人报》敦促工人以有组织和民主的形式作出行动。”
　　据该报报导，巴路士嘉还“强调‘社卫会’的呼吁主要是向左派发出的，而且是反对回复到资本主义的。”
　　巴路士嘉解释说：“我们许多成员都受到例如工人代表委员会等形式所吸引。”
两个处理方法
　　波兰反对派内许多有关战略和策略的辩论，在过去四年来都集中于如何对付莫斯科的军事势力的问题，因莫斯科在背后支撑着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当波兰独裁政权被推翻或被决定性地削弱时，就有莫斯科军事占领的威胁。
　　两个基本的处理方法出现了。一个是“社卫会”的。另一个对立的意见由“波兰独立联盟”最明确显示出来。后者认为反对派的中心目标必须是争取波兰国家真正的主权。这个组织的文件倾向于强调道德和爱国教育的需要，教会要起更大的作用，现存架构（例如司法机关）要改变。它的基础文件包括了反苏联的声明，并坚持波兰与西欧的历史一致性。
　　另一个最近发展的“主权第一”流派，是“争取独立的波兰同盟”，其中一名创始人是莫索斯基，他同时是“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的创始人，后者是除“社卫会”外另一个主要的反对派联盟。莫索斯基曾谴责库伦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库伦对公开工作的坚持，他甚至暗示库伦类似运动中的特务。
　　“主权第一”的意见，在“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内的表现，更强于在“社卫会”内，但两个组织间似乎仍未有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
　　地下刊物《意见》，最近被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收了二千份，它是与“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有关联的。这个组织最闻名的人除莫索斯基外，还有斯舒密（最近被捕和被拘禁48小时）和史永顿（当罢工进行时在西里西亚被捕的活跃分子）。
　　在《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中，库伦回答主权第一流派提出的问题：
　　“极权制度强加于波兰人民头上，是三十多年前由苏联的武装力量进行的。当时，西欧强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是同意这个行动的。为了要保证这个制度的稳定，苏联三次表现了她随时会用武力对付任何想将它甩走的人……
　　“波兰政府并无主权。因此，难怪大部份波兰人将缺乏主权视作我们社会的罪恶的根源。”
　　可是，库伦反驳人们认为主权可以脱离争取波兰社会基本民主化的斗争而存在：
　　“扩大人民的主权意即扩大国家的主权。国家当局要能独立‘于外国控制’，就要依赖大众。“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就是争取人民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可是，人们可能会争取国家的主权而不争取人民的主权。
　　“我再次强调：这个社会的罪恶的根源是极权制度，它拒绝人民呼吸的自由。这个制度就是我们正经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瘫痪的首要根由。决策如果是在华沙做出，就等于什么改变都没有。”
　　在第一期《声音报》的声明中，库伦等人同时强调如果将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仅仅视为波兰的民族问题，就会有惧外心态的危险：“极权制度培养惧外主义……如果不是助长相互的仇恨，‘官僚层’就无法阻止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和俄国人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击退存在于我们自己人民中间的惧外心理和沙文主义，推进人民了解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要求独立的意愿，并推进人民了解到我们与俄国的民主人士，因共同的目标而连系起来，基础是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这是走向波兰主权的现实的道路。”
　　尽管有上述政治歧见，库伦仍寻求维持反对派的联合阵线，共同争取民主权利。对于所有倾向于破坏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对消息和组织权利的极权垄断的活动，他都给予积极 的评价。这包括天主教教会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只要它们能协助将消息传散和保卫在官僚层镇压下的受害者。
　　库伦和“社卫会”尝试基于波兰人反对多世纪以来的压迫和分割而抱有的正确民族传统和感情。他运用“第三个波兰”这个名词来形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就反映了这个关怀。
　　库伦也回答一些批评，后者认为“社卫会”的前景是乌托邦的或是煽动性的，因为它所主张的波兰将被克里姆林宫视为不可容忍的威胁。
　　反官僚的战士并无兴趣去威胁苏联，库伦说。苏联政府几十年来一直与分兰保持良好关系，而芬兰不但有政治民主而且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库伦问：为什么苏联不能与“由群众组织成的第三个波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波兰共存？
说明：KURON，文中译名“基朗”统一改为“库伦”，亦即库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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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1
《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
波兰共产党的恐怖统治
史慕嘉
　　以军方将领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向波兰工人宣战，企图分裂他们的组织。官僚希望一部份工人在物品供应困难的折磨下，会愿意接受一个强力的政府。事变后最初几天，所有宣传都是集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反对所有坏事，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面。我们为反对罪恶而斗争，所有要对浪费负责任的人都会被惩罚，不管他居何种职位……”
　　政府在拘捕包括前第一书记盖莱克等的一些官僚时所作的大事宣传，企图要人相信政变是由“爱国者”所为，虽然是严厉，但仍是公正的。官僚亦希望利用部份工会份子的民族主义情绪，企图以“国家团结”的旗号掩饰独裁。
　　但是，波兰工人的英雄的抵抗行动令这些企图幻灭。波兰天主教总主教格兰普向工人呼吁“保持冷静”，即使我要跪在地上也要恳求你们：“不要采取波兰人对抗波兰人的斗争！”可是，这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官方宣传媒介广泛将它传播。几天之后，主教会议采取了较强硬的立场，比较倾向支持反抗运动，以图保持教会在人民中的形象。
　　计划失败后，官僚层走向更严厉的镇压和恐怖统治。拘捕行动日以继夜地进行，被捕的估计数以万计，甚至以十万计。官僚命令向工人开枪，据报导有数百人死亡，以千计的人受伤。什切青邻近的旧纳粹集中营重新开放。最少两个集中营被建立起来，一个在华沙，另一个在格但斯克附近的一个半岛上，被北极冰冷的风雪吹袭。
　　华沙电台在12月17日宣布“政府不会退却，因为它不能退却！”第二天，它报导了“波共工人党基层的战士自动地成立了自卫组织”。意思很明显：在正规部队不能有效地实行恐怖统治时，辅助力量被动员起来。在经历了18个月恐惧丧失特权之后，复仇者已准备好战斗。正如73年智利的“国家和自由”法西斯主义者一样，他们并不害怕血染双手。
　　雅鲁泽尔斯基的发言人哥尼基是镇压老手。他的复出显示了波共内部一派的抬头。他们以往组织了68年的反学生镇压行动，又在70年命令向罢工群众开枪。
　　在实施军管之后，政府实行了一连串的措施。它宣布加长工作时间，一些行业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一星期工作六天甚至七天。将近半数的企业军事化，由军队实行监管。减少食物配给量，特别是肉类。强迫工作，例如要失业者在街道扫雪等。1982年1月2日，政府更宣布将波币贬值一半以上，将物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许多基本食物价格增加三倍以上，并撤消对零售价格的管制。政府的种种措施，除了明显地要将工人分裂成个体，摧毁所有工人组织，夺回过去十八个月工人取得的成果之外，还要以武力进行肉体镇压，强迫工人降低生活水准，负担波兰经济烂摊子的后果。政府推行的“新经济原则”，以“企业自负盈亏”为本，目的正是要分裂工人阶级。波兰的三份二企业由于设备落伍，是不能不亏蚀的。因此，不需要由政府强迫减薪，而只需由“客观条件”决定。部份企业已因此关闭。
　　波共军管政府在镇压了初步的工人自发性反抗之后，便大事宣传局势平静，“华沙恢复正常秩序”。这些官僚不敢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百万计的工人和全体人民进行反抗行动。官僚现在已经出动最后的武器，以恐怖统治施加在人民头上。
　　如果他们成功，将会出现现代历史最血腥的政权。但在与全体人民对抗之下，他们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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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2
团结工会并没有屈服
——波兰军变目击记
作者：（法）何文　　译者：小点
按：1981年12月13日波共实施军事管制时，何文，法国总工会一名会员，正在波兰西南部矿区上西里西亚访问当地团结工会。他在波兰继续停留了一个星期。回到法国后，他接受《红色周报》的访问，并刊在该报12月24日第996期。
问：在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军队发动进攻时，你正在波兰，并停留了一个星期。六天之后的今日，你从波兰回来。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去波兰的呢？
何：在1981年10月，我在亚力市参加创立“支持团结工会”合作社。这合作社其后积极进行了支持活动（特别是在筹款上）和解释波兰工人的斗争。筹款的结果令格但斯克地区一位团结工会领袖能够在几星期前来这里访问。在这个时候，我们亦资助了团结工会电台购买物品。其后，我们发动了一个特别为支持矿区战士的运动。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被上西里西亚团结工会省领导邀请访问波兰。
问：你因此能够在军事行动前的整个星期内参加他们的活动……
何：是的，上西里西亚的省领导的同志们让我参加了不少他们的活动。我参观了几个企业。我在那里认识了活动份子，参加了他们的会议，旁听了他们的辩论。我相信我对团结工会在上西里西亚的实际情况有了确切的了解，也明白了工人在这区面对的问题。这区是欧洲工人最大的集中地之一。团结工会在这里有140万会员，拥有一个重要和有良好组织的机构。只在卡托维兹市省领导处就有不少过一百名全职人员。
问：他们是否已准备好对抗行动？他们是否害怕类似已发生的镇压行动？
何：可以说他们相信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他们的准备状态就我所见，是存在矛盾的。在雅鲁泽尔斯基发难之前几天，当危险的迹象增加时，省领导层已举行了几次特别会议。会议主题都是为对抗作准备。已议决的有：以小组形式派往各主要工人集中地区。
　　但另一方面，并没有预计到省组织架构的非集中化。在事变当日下午遇到的一名刚逃避了拘捕的省领导人员对我说：“我们仍未有充足准备。”
问：在当日你是在上西里西亚一个矿区小镇。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就我所目击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日自从清早便出现大规模拘捕和依照一个良好准备的计划行动的：从凌晨开始，军队便到每一个企业的工会负责人的家拘捕他们，连很小的企业也包括在内。
　　只有那些不在家或是在事前得到警告而逃脱的才幸免于被捕。从这个小镇推想，毫无疑问是有以万计的工人在开首几天被捕。
问：人民最初的反应怎样？
何：当然不能普遍化地说，但我经常见到恐惧和悲痛。我所碰到的年老的人似乎特别悲观，恐怕有一场新的战争。但与此同时，人们并没有屈服。“一定要作一些行动”，所有人都这样对我说，即使是最悲观的。
　　第一天星期一早上，我回到卡高维。早上六时，在我乘搭的火车上，除了上工的工人外，并没有其他人。所有人的眼都是红的。整体气氛是不可以形容的。他们很静默，但没有被打败的情绪。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决断。其后一些人开始说话。他们是返回工作地点，但抵抗已从这火车内开始了。这是极为感人的。
问：在你其后逗留了几天的卡高维，情况如何？
何：星期一下午，我在当地见到最初开始流传的传单。他们被钉或贴在学院或教堂门口。行人停下来，小心地阅读，然后迅速离开，情绪好像受到鼓舞。我见到的第一张传单报告在列宁钢铁厂组织的反抗行动，该厂是市及邻近最大的工人集中地。星期二上午，由格但斯克五位避过了拘捕的团结工会全国领袖所作的呼吁，在本市内几处地方张贴。我相信这证实了——在缺乏电话、传递员、或任何没有清晰理由而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的可能性的情形下——传递讯息的一定能力。
　　最后，通告有规律地张贴出来。署名为学生罢工委员会的通告有规律地报导在列宁钢铁厂继续反抗。星期三晚上，我们见到第五份通告。
问：你见到了市内团结工会的战士吗？
何：是的，有几个。全部都表现了极大的决心。其中一人对我说：“绝无可能容忍或接受所发生的事”，“反抗是必需的”。他们谈到为星期四的行动作的准备工作，星期四是纪念格但斯克事件的日子。但我随即离开了，不知道实际发生了什么事。
　　星期一晚上，当我与卡高维战士在一起时，我收听了法国电台广播。我希望给他们一些消息。而我听到“由法共控制的法国总工会主席”西基解释说需要有负责任的态度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帮助波兰。在这个时候，街上一队机枪装甲车正在经过。我是法国总工会亚力市社区工会的战士。我可以对你说，我的厌恶达到极点。一方面见到发生的事情，对工人阶级的镇压，而另一方面听到这些东西，是法国总工会的战士所不能忍受的。
问：你有没有在事变之后与团结工会的战士讨论他们期望国际怎样的支援呢？
何：当然是短促的讨论了。所有人对我说：“尽快回到法国。报导和令最多人知道你在这里见到的事实。我们现在的孤立是很可怕的，是有利于军方和民警的。”
　　在物质支援方面，他们的需要是巨大的。他们欠缺所有东西。但在上西里西亚，甚至在事变之前，药品的缺乏已是极端严重的。没有抗生素，没有针筒等等。药物的运送，作为例子之一，是极之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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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2
战时令下华沙流传的工会传单
一、致“团结工会”支持者
　　1981年12月12日午夜，防暴警察电单车队袭击团结工会的华沙地区总部，逮捕了在场的活跃份子和职员。同一时候，全城逮捕行动开始。我们已开始取得刚被囚禁的人的名单。华沙及全国的电话和电报通讯被切断。
　　当局小心选择了摊牌的时刻。“团结工会”的领袖正在格但斯克举行全国统筹委员会的讨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有他们的消息。同时，大部份工人离开了工厂，要到星期一（12月14日）第一班工人上工才集合一起。这次攻击的目标是摧毁工会。当局宣布了战时状态，此举是违反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
　　我们工会章程规定，对这类攻击的反应，必须是立刻进行全国总罢工。“波兰仍未消灭……”（译按：这是波兰国歌的第一句）。
签署：乌苏丝工厂“团结工会”
于华沙，1981年12月13日凌晨三时
二、给波兰人民……
　　在午夜，战时状态宣布了。这点粗暴地违反了我国的公众秩序，其目的是恐吓和分化人民。我们向你们呼吁，不要让他们打破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团结连系。在这些时刻，最高价值是人民的团结。
签署：独立自治工会
“团结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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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2
波兰工人的英勇抵抗行动
作者：小点
　　在12月13日宣布实行军法统治之后，波兰政府进行的恐怖活动日增无已。但波兰工人的抵抗运动仍然持续下去。虽然被从占领着的工厂赶了出来和面对大规模的拘捕，但波兰式人一回到工厂，又重新采取罢工、怠工等抵抗行动。
　　虽然波兰实施新闻封锁，唯一官方消息来源是波共新闻社和塔斯社，但关于反抗运动的消息仍然从各种途径渗透到国外。在宣布军管的当日，未被拘捕的团结工会领袖发出号召进行总罢工。15日，纽约时报报导各大主要城市的工厂、船坞、钢铁厂、煤矿、大学和图书馆等出现罢工、静坐等行动。两日之后，泰晤士报报导防暴警察和军队粉碎了格但斯克列宁船坞、什切青莱斯基船坞、西里西亚一些矿场、华沙钢铁企业等地的罢工，和在洛克管理工学院的罢工。在波兰南部近卡托维兹的胡扎克煤矿，最少有七名矿工被企图驱散罢工的警察杀害。在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诞生地，示威演变成严重打斗，据华沙电台宣布，有164名工人和160名警察受伤。在列宁船坞，大部份工人被坦克和催泪气赶出厂外。
　　一份据报发自列宁船坞的传单呼吁：“团结工会会员们，不要屈服。如果我们今天屈服了，我们会在很多年之内将我们对自由的希望埋葬掉。我们一定要为被捕人士的自由奋斗。几千人是不能毁灭一千万人的。”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在12月16日报导，一些民兵执行军事法令，违抗命令，将枪抛在地上，并举行静坐行动。
　　12月19日，团结工会呼吁实行总罢工，而华沙电台立即宣布将城市交通、铁路、公路运输置于军管之下，任何人不服从命令，可被军事法庭审判，最高刑罚是死刑。但工人的反抗行动并没有因此退却。
　　把法新社引述苏联消息人士报导，最少有百分之二十的波兰工人在12月21日星期一举行了罢工。塔斯社报导“包括艾伯勒、卢布达、卡托维兹、什切青和洛克劳等广泛地区骚乱持续”，三千矿工占领兹摩域和比亚斯特矿场。卡托维兹钢铁企业被八千工人占领，并据报在军队攻入时将主要高炉炸毁。
　　在首先发难的情形下，波共官僚成功地打散了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在未有足够准备之下，目前的罢工，虽然英勇和坚定，仍不能推翻官僚政权。但它们会为将来的胜利带来希望。它们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和联系。它们侵蚀了官僚政权的统治，日渐削弱它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据报导，在卡托维兹钢铁厂，运送食物给罢工工人的竟然是士兵。此外，逃兵也日有所闻。当雅鲁泽尔斯基加强压力进行恐怖活动，兵士基层的背叛也会倍增。
　　波共政府宣布：“在由士兵监管的工厂里，工人不得离开工作岗位。”用枪指着每一个波兰工人，这就是官僚的计划。面对官僚的恐怖行动，全部人民都已起来反抗。即使罢工并没有在每一间工厂进行，但各处的工人都进行怠工，召开会议，对镇压受害者的家人加以援助等。雅鲁泽尔斯基希望恐吓压迫人民，但却招来一致的愤慨、一致不让他横行无忌的决心。
　　即使官僚成功镇压了目前的罢工，但他们也知道不可能击败这种抵抗。新的战士不断起来代替被捕的同志，新的罢工接替被镇压的罢工。波兰电台广播了新的镇压行动。一些工会会员被控“从事工会活动”或“组织和领导了工厂内的占领或罢工”而被判刑。此外又宣布“最后的骚乱”已经平息，比亚斯特矿场的矿工已离开占领了两个星期的矿洞。
　　但即使依据官方的说法，自发的罢工已停止下来，但各种消息显示，反抗正在组织和继续下去。在华沙，团结工会到12月28日为止，已出版了四期通告，呼吁全国进行反抗行动。第四期并恢复采用平日的名称：“新闻通讯”。工人正转向消极反抗：降低工作速度，破坏制成品等。据报在恢复工作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乌苏斯拖拉机厂的一万五千名工人只制造了一部拖拉机。在波兹南，工人在军事监管下制造了不能使用的产品。据“新闻通讯”报导，情况最坏的是在华沙，部份居民屈服在恐惧之下。省团结工会呼吁：“各人不要恐惧，将消息传递开去吧。我们是被占领，但我们并没有被打败。每天晚上八时至九时半，点洋烛以表示反抗和团结。”
　　从波兰出来的旅客报导更多的官方标贴被涂污或划了十字。在乡村，农民害怕被征粮，将牲畜和谷物收藏起来，并拒绝向政府售卖粮食。官方电台也间接证实了这个消息：农产品征购的数量下降，要威胁农民实施制裁。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反抗运动即使没有采取触目的形式，也在社会的所有阶层自发组织起来。一些未被捕的工会战士，如华沙省区团结工会保扎克，更转向地下活动。
　　虽然波兰工人受到措手不及的打击，但他们的愤怒和寻求彻底改革的决心，加上过去18个月的组织规模，清楚显示了波兰工人是不会被官僚长期压制下去，遑论回复到团结工会诞生之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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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6:03
西欧群众示威支持波兰工人
资料来源：《国际观点》
意大利（略）
英国：约一千人在十三日在伦敦波兰大使馆前聚集。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及其他托派组织，以及英国工党一些领袖都予以支持。全国大示威在二十日举行。英国共产党表示遗憾波兰发展成“以军事方法解决而非全国联合。”共产党并没有呼吁示威。它的党机关报《晨星》说，波兰的镇压是该国“内政”。
西班牙（略）
瑞典（略）
荷兰：约一千人在十三日在阿姆斯特丹参加由第四国际荷兰支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号召的示威。荷兰共产党支持了这行动。经过一天讨论后，共产党领导层发表公报，宣布“已采取的军事措施证明波兰共产党的破产”。十四日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都举行了示威。
西德（略）
挪威（略）
比利时：约二千人在十三日下午五时在首都波兰使馆外示威，参加者包括欧洲议会一些社会主义议员，比利时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比利时社会党的副主席，以及工会领袖。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也一同参与了。
　　在安特卫普，波兰领事馆外有示威集会。在查利来，人们截停了从巴黎到莫斯科的火车，在车厢上漆扫上表示支援波兰工人的标语。
瑞士（略）
葡萄牙：……葡萄牙共产党反对所有支持波兰工人的运动，并公开支持波兰政府的立场。
丹麦（略）
法国：十三日早上，全国第二大工会组织了代表团到巴黎的波兰使馆外集会。稍后时间，所有工会（除了由法共控制的法国总工会ＣＧＴ例外）都派代表参加。示威者要求与波兰使馆会面，遭拒绝。下午二时，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及其他托派组织号召游行。群众游行穿过巴黎市中心到蒙柏立火车站，约六千人参加。
　　十四日黄昏，数以万计人在巴黎游行示威，示威由所有工会（除ＣＧＴ外）号召。ＣＧＴ拒绝参与，但该工会一些异议份子派代表团参加，并高呼“ＣＧＴ支持波兰工人”。社会党及其他左派组织都支持示威。密密挤着的人群，在巴黎宽阔的街道上游行，队伍长达二哩，旗帜飘扬。最普遍的示威口号是：“社会主义为的是工人”，“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是工人的统治”，“在波兰、在华沙，他们在逮捕人们，他们在监禁人们！打倒斯大林主义”，“团结工会要有自由”。
　　主要的首都府都发生了同类示威。里昂有二千五百人参加，吐鲁斯、卢昂等有几百人参加。“革共盟”在每处都起重要作用。
　　ＣＧＴ许多属下工会都已激烈质问和反对法共的可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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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6 17:47
《十月评论》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
波兰革命斗争的初步总结（未校）
作者：励思
向垄断政治权力的官僚挑战
　　罢工第一道浪潮发生于1980年7月，当时是为争取加薪。但从一开始，工人的要求已经掺杂着经济和初步的政治要求，因为工人除要求加薪外，更提出要取得与军队和警察同等的家庭津贴。
　　1980年8月14日开始的格但斯克船厂罢工，标志了数以千计工厂的工人罢工行动的开始。罢工者通过波罗的海沿岸五百余间工厂组成的总罢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廿一点要求；它包括要求加薪、工资随物价增高而自动调整、补助交通费、改善医疗服务和住屋情况、增加幼儿园和分娩假期、星期六为休息日、降低退休年龄等经济与日常生活的要求；此外，更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要求：争取成立独立工会、工人有罢工权利、释放政治犯、尊重信仰、思想与出版自由；这些政治要求直接向官僚层一直牢牢掌握的政治权力垄断作出挑战。
　　政府在八月底答允工人的各个要求，结束了庞大的罢工；但是，官僚层是不会轻易将它所垄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双手捧出来的；因此，政府虽然答允了工人的要求，却时刻想退却、反悔和攻击工人的权利（它当初可能希望在罢工结束后，工人力量会松散，或是团结工会内部的分歧会造成工人力量的削弱）。这就是导致后来仍不断发生罢工的原因。
　　首先就是华沙地方法院裁定团结工会的四十四项章程条文有十项不通过，因为它们并未提及党的领导作用。工会在10月3日发动一小时总罢工，以显示实力和抗议，当时工会已有六百万成员。在十月中和十月底，东德和捷克将边界封锁（波兰与苏联的边界是长期封锁的，因为莫斯科一向甚至不准苏联人民到“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旅游），苏军入侵的威胁也很迫人。但团结工会号召在11月12日进行全国总罢工，团结的力量令政府退却下来，最高法院在11月10日裁定工会胜诉，无需在章程中加入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文。
　　接着，就是有关出版自由的斗争。政府逮捕了一名工会印刷工人和一名政府机关人员，控告他们将一份有关秘密警察如何骚扰政治异己者的文件公开。政府此举意图将工会活跃分子与政治反对派分隔开来，但强大的罢工和占领工厂行动的压力，迫使政府又要让步，释放两名被捕者，而且在12月被迫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警察滥用权力的问题。
　　再接着，政府企图在答允的星期六休息、和开放传播媒介等要求上食言，导致一月的工潮，在1月31日，政府答允每月三个星期六休息，以及团结工会每周有在电视和电台上广播的时间，又可出版自己的周报。
　　争取政治自由和权利的斗争，并不限于工人。农民要求组织团结农会，此举得到工会的全力支持，不少罢工是为声援农民的要求而举行的，而农民的战斗性并不减于工人，因为许多农民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要求——占领政府机关、游行示威等。学生方面，也为争取民主要求而动员起来。在罗兹大学，数千名学生罢课，要求组织独立学生会和学联，要求能使用印刷设备，要求警察撤离校园，要求学生有权参与大学的管理、运用以及制订大学课程。12月28日，波兰作家协会大会，推选了异议者史兹平斯基为新主席；新闻从业员协会也推选了新领导。
　　对于政府的新闻检查的反抗，一个例子是印刷工人的动员。全国六万印刷工人，有五万是团结工会的会员；他们抗议政府对团结工会的诬蔑指责，警告如果政府不放松新闻检查的严厉限制，他们就会在2月13日进行全国性罢工。华沙印刷业工会负责人斯利锡说：“我们只想将真理付印；我们觉得，对于通过我们的工作而供给社会的消息，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
打击官僚的经济特权
　　罢工工人在去年八月提出的廿一点要求中，质疑以及要取消官僚经济特权的要求，包括在第11、12和第13项要求中；它们是：降低日用品的价格，划一国家商店和商店的供应品价格；划一家庭津贴、取消特别商店，以消除警察、军队和党机关人员的特权，发给肉类配给证，以配给方法平均分配缺乏的粮食或日用品。政府在原则上答允这些要求，但不断强调国内没有任何人享有特权。
　　当政府以经济情况不好、国家没有跔资金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或工作条件（如实行周六休息制）为“理由”，来拒绝实行改革时，人民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开始动员将贪污和特权享受等情况揪出来，要求加以改变。这个反特权的斗争，在二月以来渐入高潮。
　　2月6日，波兰南部一个纺织业中心区贝斯高比拉BIELSKO－BIALA，在举行了11日总罢工后，终于达到要求而结束罢工。该区二十万罢工者令120间工厂瘫痪；民主地组织起来，并尽量令更多工人参与讨论。通讯系统的工人，将罢工委员会的播音系统连接到80多间工厂，甚至开设了一些热线电话，任何人只要拟稿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知道罢工的进展情形。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要撤换省长勒布达、其助手、警察局局长和另外一些官员。工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50页的报告，指责和证明他们犯了贪污行径。他们的罪行包括政府楼宇据为己用；兴建自己的夏天别墅，而不兴建工人住宅；将汽车配给秘密警察，而不朽给医生；将优先购车券用作特惠或行贿手段。华里沙说：“我们要求他们辞职的官员，并不照顾工人的利益。他们根本不是公仆，而是社会寄生虫。”
　　一名罢工委员会成员说：“我们省长在山中建筑了一座别墅，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将这个与人民一般生活水平比较，你就可以想像人民为何如此愤怒和不满了。”
　　勒布达曾经受到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最高监管局”数次调查，但都没有结果。一些较小的官员因“不规矩行径”被撤职，但上层官员仍官留原位。工人得到的最后结论是，要撤走可恶的官员，就只有进行罢工。
　　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支持勒面达等人；它的回答是，工人的要求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的，因此政府不能加以答允。波共领袖简尼亚更指责说：“我们现在面对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一个自称工会的组织转变成为远超它章程所规定规划的组织。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接受）团结工会在不是工人而是煽动者的指引下，走向成为政治反对派。”
　　贝斯高比拉一名罢工领袖说：“如果要求当局诚实是一个政治要求，那么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政治罢工。”
　　在2月4日，团结工会全国领导表示完全支持贝斯高比拉的工人，并警告，如果政府试图打击罢工，就会进行广泛的劳工行动。华里沙在给予全国地方工会的公报中说：“如果贝斯高比拉受到强力攻击和通讯被截断，就应该组织团结工会的静坐罢工。”
　　来自全国的支援，迫使政府退让，同意不但撤换勒布达及九名官员，而且新省长将会对任何有不当行为的地方官员采取纪律处分，并将进行对国家行政机构的详细调查。
　　贝斯高比拉工人打击官僚物质特权的行动，不过是全国各地人民反官僚特权斗争的一部份。这个斗争现在已发展到不可压抑的程度了。在2月9日，西南部的捷连那基勒JELENIA GORA有约三十万工人罢工，约450间工厂和公共交通等服务行业受到影响；罢工是由当地的团结工会地方支部召集的，罢工者抗议官僚层的贪污和物质特权，要求撤换工会部长恃奥锡CIOCEK，他同时任当地的波共领袖达五年之久。罢工者也要求将一间内政部疗养院改为公共医院，将一间只供党员享用的休憩中心改为社区文娱中心。
　　政府极不愿意答允罢工者的要求，而且处处维护贪污腐败的官员，原因是这些官员的行径在波兰并非异常。整个官僚层都深陷贪污腐败的恶习中，它们享有的物质特权，令他们与人民远远分隔。
　　纽约时报2月4日的报导，谈到波共官员的奢华生活：在韦斯高WYSZKOW（距华沙东北三十哩之外），有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区域，内有约一百间瑞士式渡假屋，供政府和党官员周末渡假之用。普通市民是不能进入该区的。实际上，全国有许多这类休假区，“盖莱克的休假屋就在卡拉素，有一条高速公路特别伸展到门口，而附近则是颇偏僻的村落。
　　“一名前党员说：‘这些休假区的数目要再乘49倍。在每个省，第一、第二书记都是这样做，部长、副部长、秘书、厂长等也无不如是。在过去两年来，他们更开始购买出海的游艇。’
　　“他说，党官员可享有低息国家贷款，用来以低价买地；他们以政府价格买入建筑材料，价格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在几个月后，贷款跟着就取消。一些官员从一间屋搬到另一间屋，变得越来越富裕。”
　　大部份高级党政官员以及秘密警察都可到特别的“黄色窗帘”商店购物，那里有许多别处找不到的产品。甚至军队和民兵也有特别供应的商店，货源较一般商店充足十倍。这就是为什么波兰工人在21点要求中，要提出所有商品价格要划一，要取消特别商品，要废除官职或公安人员的物质特权，要对缺乏的商品和食物进行平均配给了。
工人自治
　　当工人要求加薪和星期六休息时，政府拒绝的藉口，就是波兰的经济状况不可能负担这些额外的开支，政府更指责工人贪得无厌，对国家经济或“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工会的回答是：政府拒绝给予工人代表关于经济的足够资料，也拒绝承认工人有权作出基本的经济决定。一名团结工会的领袖说：“如果团结工会取得资料，证明经济状况的严重性，它就可能会改变决定。”一名工会会员解释说：“可能我们是需要在一些星期六工作，但我们的立场是：这个决定应该在本地工厂的平面作出。我们工友对工厂需要什么是知道得最清楚的。”
　　乌苏丝拖拉机厂的情形是一个好例子。工人决意不任由官僚指使。当厂方拒绝加薪，理由是厂方无法筹得这些钱的时候，工人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厂内的浪费情形，列出所有弃置不用的物料、机器、设备，指出它们如何可以在别处使用或出售，并且举行了一个图片展览，展出它们的调查结果。工人立即就从厂方处争取到他们的要求！
　　工人要管理生产的热情，进一步发挥出来。乌苏丝的工人与团结农会接触，商讨关于拖拉机的生产问题。从会谈得出的结论是：拖拉机的生产应该减少一成，以便能增加极之缺乏的零件的生产，这就可以修理好数以千计因坏了而不能使用的拖拉机。这样，就会显著地增加可使用的拖拉机数目。
　　工人也要求能在分配过程中参与决定。1980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最坏的，传统圣诞节食物白鲢少了一成，鲱鱼少了三成，但同时，人们却知道由于一间鱼厂经理的疏忽，令几十万吨弄坏了的鱼要倒掉。囤积的情况也很严重。团结工会要争取的一个要求，就是平均分配现有的肉类供应，因为华沙郊区的居民，只得到华沙居民的一半肉食供应，而其他地区的居民，只有首都居民的三分一肉食供应。工人要求能掌握分配食物供应的权力，是为了尽可能公平分配，以及杜绝官僚的贪污盗用。近期发展并日趋巩固的工农联盟，令工农控制生产及分配的能力更为增加，例如农民已提出组织一些地点能将肉食直接出售，以此举来支持团结工会反对官僚操纵供应的分配。
　　为了要对经济和社会情况加以控制，团结工会成立了不少全国性、地区性的委员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委员会，它一发觉物价上升，就会要求增加工资，并会强制推选最低每月二千四百波币的工资制度。（现在工资支付从二千到十万波币不等，有约三成人口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
　　团结工会另外有一些控制监管工作条件的委员会，也有与政府协商制订一个计划，使工厂的电力供应得以合理化，因为随时可发生的停电是令生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工人要求真正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要求参与计划的厘订等的愿望，已越来越明显，加上官僚的无能和腐败，令工人更厂党到他们积极参与的迫切性。工人提出的每周五日的要求，是走向工人自治的第一步。工作时间的长短，对生活质素的影响极大。因此，缩短工作时间是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强调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因为这是工人阶级所有进步的前提。只有当工作时间缩减，工人阶级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才有可能研究经济状况和生产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决定，才有可能改善自己。工人阶级要求能合理地使用科技所提供的进步，来改进所有人的生活质素。实际上，任何工人都知道，工作时间缩短，意外会减少，浪费会减少，生产效率则会提高。
　　很多人能够看到，计划经济如果要运行得好，是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每个平面都积极参与控制的。任何中央计划委员会或政治领导，都不可能知道复杂的经济的所有事实，或是预测所有的需要。因此，计划经济如要有效运行，必须有工人民主。华里沙也指出，工人民主可以避免许多重大错误的发生或持续，他举例说：有一间因原料不足而只能开工五成的建筑材料厂，“政府决定在它旁边另建一间同样的厂。这是荒谬的。中央委员会可能不知道，但我们工人每日都见到。自由工会意即在所有平面——包括地方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管理经济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计划，我们将会这样去运行。”
　　在这段期间，工人除了看到要实行工人管理生产，不但要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使不同意见得以发表和辩论，并要培养工会干部、工人领袖和普遍提高工人的知识、文化、技术水平（很多工厂已开始使用视听讲授课程，为工人解答或解释基本概念，例如工会的作用和工会会员的权利等）。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进展，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工会的作用是保卫工人的利益，而进行对生产的管理，就要尽快设痒痒工人委员会或工人议会，在按比例的基础上代表所有工人，来负责工厂的管理。
　　“工厂厂长很希望团结工会在经济平面负上责任，参与管理，但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共同管理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也能作出决定。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工人委员会，由一个厂长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但我们未达到这地步。”
　　上述一名工会领袖的说法，显示了他明确地看到管理的问题，以及认识到官僚层意图施计，将团结工会的代表结合入现存结构中。虽然不是所有工人都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中，但所说在这个总量上，库伦的意见（参阅本刊81年3月号所载库伦文章）在团结工会的地方领袖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不过，在有关工人自治的问题上，民主在经济中如何运转的问题，即仍是颇为混乱的。由于现今浪费情况严重，人们便倾向于归咎计划的不善中，而鼓吹全面的非集中化，甚至看不到中央计划的需要性。
　　许多团结工会负责人会不犹豫地赞成一些工业专家的建议，要求从新在所有经济部门引进竞争和市场结构，也赞成工厂要自负盈亏，和可以通过裁员来增加盈余。但再推远一点，这些工会活跃份子便会声明他们支持生产手段的公有制，并认识到需要保留大型钢铁厂、重工业、矿业、化工业等为国家财产。因此，他们明显地是将“中央计划”等同于“官僚管理制度”。许多时，他们也不能区别清楚在农业及某些消费和分配部门引进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如果将市场经济应用于整个经济时的后果。一些工人并不清楚明瞭，采用“南斯拉夫式”或“匈牙利式”模式，以及在厂与厂之间引进竞争所会产生的后果。一些工人甚至同意，失业可以在某程度内存在，以激励工人更小心工作。
　　其实，每个人都坚持计划必须“从下面”决定，但他们却很少谈及如何将各工厂的建议集中化，以及应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考虑到全部人民的需要。他们的看法，很多时被今日笼罩于经济管理的官僚性质所模糊，而他们大都低估了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中央计划的重要性。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计划的存在，事实上是经济决策能尽量非集中化的前提，也是在工厂平面建立民主关系的前提。
　　这些问题除在一些运动刊物（如《华沙科技文化工作者公报》或团结工会出版的《80论坛》）上有讨论外，一些地区性工人刊物也有登载和讨论。（在波兰，每个月有超过一百万份独立工厂报纸流传。）
波共内部的危机
　　波共领袖不但面对群众的挑战，更面对共党基层党员的强大压力。党的内部危机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没有人再确切知道哪一翼正占优势，或是三月党大会将有什么后果。总理在一年内也已换了四人。
　　党内基层党员的公开反抗，可见于罗兹省方力加无线电厂的波共党委会的文件；该文件经过该市许多工厂党员有系统地讨论后，才在1980年11月14日草拟出来，自此便成为罗兹区其他党会议的讨论范本。这份名为《应该怎么办？》的文件，转载于1981年1月20日的法文《国际通讯》和1981年2月16日的《洲际通讯》。
　　文件的开头说：
　　“自1980年中在波兰发生的事件，有着革命的性质。这个过程的发起者和主要动力是重工业工人。然后整个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层份不断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个运动倾向于决定地抗拒目前权力的运转情形和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广大群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必须在法律上和在事实上得到保证。
　　直到现在，管理着国家、党和经济的肿胀的官僚架构，将它们专横和主观的决定强加于全国之上。我们不能再以这个方法统治下去。这样的制度，剥夺了人们的尊严，将他们变成一个器具，只为达到与他们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目标。
　　我们现正经历的革命过程是自发的。党和国家并不控制它，反而在日增的要求面前变得危险地茫然漂泊。
　　团结工会这组织（独立的、由会员自行经营的工会），对群众如何行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也要屈从于群众需要和群众思想状态的压力。在社会眼中，团结工会代表所有人民称为‘我们’的人，而党和国家被称为‘他们’。逐渐地，一个双重权力的制度正发展起来。
　　结果，党、尤其是它的领导机关，处于恶劣的形势。党必须与团结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明确将自己放置于‘我们’的一方面。否则，党的存在和党的领导作用就失去所有意义。
　　所以，应该怎么办？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带有列宁主义气味，容许我们处理这问题。今天，党必须是革命的动力，必须起带头作用。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在历史废物箱中完结。因此，党必须作出行动，进行个人收入和私人财富的重新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特别富裕的人将要有大量损失，以便贫者能受惠。
　　政府已经实行的工资增加，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和‘黑市’，除非赚取最多工资的人的收入被削减，同时除非最舒适的那些人的财富被抽重税。除非这样做，不然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将会在危机中首当其冲。”
　　这份文件对于如何进行改革的手段上，仍存有颇多幻想，例如：它主张要清除贪污，由团结工会、社会组织和党共同成立调查委员会；它主张现行党领导必须快速应变，最迟不能超过1981年1月召开党特别大会；它主张波共转为新党，要独立于苏联，要尊重平等分配财富的原则和国有财产制度，要加强波兰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和要支持左派政府和左派运动；它主张要容许除波共这个工人和知识份子的党外，还有农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由三党共同治国；它主张所有会议报告要事先写成详细书面资料，让每一个人预先阅读和讨论，才能发表真正的意见；它主张党内所有平面进行选举，以及选举出席特别大会的代表，而重要的是选举要民主，党员有完全的自由选出他们信任的人。
　　虽然这些主张对党进行自我改革的能力存有幻想，但它们都很明显地指出要扫除所有官僚结构，而且对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是渴望的。他们不但要求党改变政策，更要求党进行全面民主化。
　　在党员的普遍质疑情绪下，波共领导一般都不决定了的压迫性措施强制实行。在杜伦TORUN，该市波共第一书记被中央领导开除，但党基层却决定保留他在该市最重要的工厂里。该书记被中央指责的罪名，是他组织了不同波共支部之间的直接会议，这是党一般运转所禁止的。
　　在波兹南POZNAN，官僚要出动高级军官来扶植该地党员要罢免的市书记。在布洛PLOCK，简尼亚与该市地方党官员的会谈是如此激烈，以致《人民论坛报》要报导基层党员的不满。
　　差不多在各地，党员大都自称是在波共党内的团结工会会员，而不是在团结工会内的波共党员。
　　而且，党员在攻击官僚层时，往往比非党员的团结工会或团结农会的领导人更为激烈；后两者仍要小心避免把问题提得太尖锐，而与官方发生冲突。
苏军会入侵吗？
　　苏军入侵波兰的威胁，成为波共与工农谈判时的皇牌。当波兰发生工潮和动荡时，苏联便陈兵波兰边界，并举行几次军事演习，此外，苏联及东欧、古巴等国，都不断指责说波兰受到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扰乱和破坏社会秩序，作为将来入侵波兰时的“理论根据”。
　　苏军入侵的威胁，被波共统治者作为武器，企图说服团结工会一部份人说，要避免苏联介入的唯一方法，是加入政府的“全国联合阵线”，与改革派共同合作。
　　事实上，由于苏联入侵的阴影笼罩着波兰，因此，波兰人民的政治斗争并未继续发展为工人议会，与官僚层直接冲突；而是发展为工会，希望由工会与官僚层谈判。
　　不过，波兰人民斗争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已远超纯粹的改善生活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而是发展为政治上攻击官僚的腐化和特权，要求社会主义民主，而经济上要求工人在经济计划和管理上有积极参与的权利。这些斗争每取得一次胜利，就等于官僚控制的进一步被削弱。为防止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危害到波共官僚层以及东欧、苏联官僚层的存在，苏军入侵波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阻止苏军入侵波兰，有三个因素：最重要的是，团结工会能享有多大群众支持；如果以百万计的波兰人将会反抗侵略，波兰军队一部份也可能介入抵抗苏军的入侵，每间工厂将成为积极或消极抵抗心，而农民也会以拒绝生产来抵抗，那么，苏军入侵的可能性就更少，因为坦克是不能强迫一千二百万工人与他们憎恨的政权或管理者合作的。波兰人民越团结，苏军入侵的机会就越小，即使入侵也必需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在东欧和苏联本国产生严重的反响。因此，给予波兰人民最坏的劝告，就是叫他们将要求变得温和，叫他们与政治异议者隔离开来，或是叫他们缩减工会的活动。
　　第二个阻止苏军入侵波兰的因素，是这个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国际反应。苏联入侵阿富汗，已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应，再入侵波兰，便会令苏联与西方的“缓和”政策崩溃，也令苏联在政治上孤立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我们要注意，西方宣传机器之所以表示同情波兰工人的行动，是要打击苏联的威望，同时希望借暴露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制度及人民的反抗来贬低社会主义，抬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与“人权”。但波兰人民在反抗官僚层的斗争中，却很明确地表示拥护社会主义，不过是要争取工人真正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人民要真正成为国家主人；这点是西方政权和报刊所不愿提及的，实际上也是它们所深切惧怕的，因为如果波兰人民能胜利争取到政治上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将为世界劳动人民所向往，将重大地推进世界革命。因此，我们不会寄望西方资本主义政权真正拥护波兰人民的革命行动。但对波兰人民的有力支持，却来自国际（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今次波兰事件中，各国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现于他们对波兰事件的关注和支持。西方工人组织纷纷派遣代表团到波兰进行交流与慰问，也为波兰团结工会捐赠印刷机器设备等；工人国家内的异议分子也表示支援，如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及中国的民刊组织等。有些工厂更与波兰一些工厂结为姊妹厂，互相邀请工人访问和作演讲，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支援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这些强大的压力，是苏联入侵波兰前必须慎重考虑的。
　　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因素。苏联出兵阿富汗付出的兵力、财力已不少；如果出兵波兰，势必遇到重大反抗，将增加苏联国内已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西方也会从波兰撤出数以亿计的经济援助，苏联要负担起波兰的巨大经济担子将会是十分吃力的。而西方国家在波兰的投资和经济利益，也是令它们反对苏联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会的角色
　　当波共对人民实行思想和信仰箝制时，教会同时成为被压迫者。过去，教会曾经因为协助保护异议者抵抗政府的公安人员，而在人民之间取得某些好感。群众在斗争中，取得使用传播媒介的权利，现在，教会逢星期日有两小时可使用传播媒介来广播弥撒。
　　可是，教会要能维持它对群众的影响，要能维持它的权力，就不能让群众的要求走得太远。教会与官僚层已取得舒适的安排，它现在希望能维持现状；可是，在工人来说，要能取得任何持久的胜利，就必须摧毁官僚层，以真正的工人议会实行工人管理经济和社会。因此，我们日益看到，教会转向支持政府，而且言论日趋保守。例如教会开始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不负责任和过激，会导致苏军入侵。
　　在团结工会的领袖中，有些人受到教会颇大影响，华里沙也表现出受到教会颇大压力。举例来说，在去年12月16、17日超过五十万人参加的格但斯克纪念仪式（纪念十年前被官方枪杀的死难工人），有浓厚宗教气氛，甚至连华里沙的讲词也是由一位教会人员起草的。但也有许多工会份子表示不满，反对运动的独立性被教会侵犯。团结工会华沙地区一名主要领袖在纪念集会两日后说：“纪念碑将会是团结的象征，它将会将全波兰工人的团结粘固起来。但幸而我没有去格但斯克，因为听到纪念会上的演说会令我作呕。……这次事件如此重要，本应限于默哀一分钟，而不是举行这个超级传统的仪式。会上所说的东西，只是将纪念日的意义模糊了——那就是，我们要等十年才能向我们的同志致哀。教士一些说话听来古怪，而且对团结工会来说是危险的。它们证明教会正意图操纵工会，而华里沙的讲话也显示了这点。华里沙太虔诚了，他让自己太受教会的影响。”
　　也难怪许多工会领袖和成员对教会的介入有强烈的反应。在纪念集会上，主题是“和平、秩序、保卫祖国”，这个主题贯彻于教会代表，华里沙以及波共官员的讲话中。而且，虽然建立纪念碑是1980年8月格但斯克工一个重要要求，可是在纪念集会上，却一字不提工人的廿一点要求，也没有提及运动的发展前景，因此，电视可以将这次仪式当国歌般报导，绝不涉及工人阶级的动员和要求。
　　本来，纪念格但斯克大屠杀十周年的集会，可给予团结工会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向在场的大量独立工会成员讲话，指引下一时期应走的道路。可惜教会的强大压力，成为了运动的制动力量，华里沙的演说也表现得很温和。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固然不应低估教会和天主教僧侣集团的影响力，但也要避免高估教会将团结工会纳入协调的轨道的能力。况且，教会高层集团也未能控制本身的教士。举例来说，在十二月中，波兰主教的一名发言人乌素力神父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和库伦；团结工会马苏斯区的主席立即会见波兰大主教并作出责备，之后更立即往见库伦。大主教迫于要缓和形势，向团结工会表示他无保留的支持。而这件事发生后，有约五十名教士抗议乌素力神你以教会名义发表的意见，并尖锐地要求他立即辞职。
运动发展的障碍与前景
　　团结工会将要面对的一系列障碍，除来自苏联官僚层、波共官僚层及教会外，还有建立运动的内在问题。能否成立一个民主选出的领导，能真正代表在变动的力量和现存的不同观点，是增强团结工会和发展群众运动的关键。
　　独立工会的地方性机构有极可取之处；本地和地方领袖获得重大比重，而地方性组织有物质基础能够抗衡官僚层的压力。可是，全国领导却存有颇大弱点。团结工会的“全国联络委员会”的作用仍颇含糊，作为该委员会的执委会的权力和权利并无明确界定，因此，最受公众注目的全国领袖（尤其是华里沙），就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在他们认为需要时就干预。这就造成紧张的关系，令到在混乱中，有可能会发生某一领袖取得的优势，而以此“解决”团结工会内的分歧的危险。因此，现在的工会地方领导和全国领导的选举，将有特别的重要性。
　　此外，团结工会内部已开始出现的政治分化也渐明显了。在取得即时的要求后，有关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就产生不同意见了。在地方和地区工会领袖中，已出现了一个较激进的左派，同时，受教会集团影响而主张较公开地的一翼也出现。为了对付独立工会运动，一个强大的联合阵线已组成，在苏共支持下，它包括由简尼亚领导的官僚层、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内的斯大林主义一翼，后者主要是以前的官方工会官员而现在加入了团结工会的。团结工会的进步分子为对抗这股反动势力所应做的，是加强群众的联系、团结和积极参与，加强与农民的互相支援，以及不能让政府将它与异议政治组织（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分隔开来。
　　波兰工农已赢得了许多阵地，提高了信心，增强了斗志，他们的力量正在加强，决不会轻易地放弃已得的阵地和战斗成果，必然会为保卫它们而坚决斗争，而且会在现有的胜利基础上，继续推进运动。他们的胜利已深重地影响着东欧、苏联以至中国等工人国家的工农，鼓舞后者起来斗争，这些斗争反过来又将会支援波兰群众，互相连结成强有力的阵线。反官僚斗争在国际规模上胜利地开展，将扫除一切的障碍，消除苏联等外军的入侵威胁，最后走到以政治革命推翻特权官僚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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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20 22:56
《十月评论》1989年1月第十六卷第1期（总第140期）
波兰八八年工潮回顾
作者：黎思
　　1988年4月和8月，波兰工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罢工。
　　4月25日开始的罢工，几乎可嫓美1982年8月31日的大型街头示威的规模。4月25日，在比各兹和伊罗浴血奋战斯罗夫首先发生了自发的公共运输工人罢工；罢工即日结束，工人争取到工资增加67％。
　　翌日，卡哥夫的列宁钢铁厂工人开始罢工，24小时内蔓延全厂，约3万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官方工会激烈反对罢工，工人则自行选出罢工委员会，初时9人，到5月4日发展至18人，3名前工厂内的团结工会领袖也获选入罢工委员会。罢工开始有组织地推动，每队工人轮流在厂内留守16小时，然后休息8小时。4月30日厂方将工厂食堂关闭，工人向社会发出呼吁，随即有大量食物涌到。工人也选出各种小组，分别负责处理供应品，发布消息，对付厂方走狗的破坏行动，处理文书及技术工作等，每个小组由一名罢工委员会成员领导。
　　工人的要求除了底薪加5成、罢工时间照发全薪之外，值得重视的是他们要求所有工业工人、医疗和教育工作者（以及退休工人），都应获得加倍的薪金补贴，以弥补88年2月的物价上涨。
　　工人的罢工取得了学生和市民的大力支持。4月28日，1千学生示威；5月2日，2千名市民在街上游行；5月3日，1万名市民参加游行。警察粗暴地殴打群众。
　　政府答应在5月5日8时与罢工工人会谈，但这不过是烟幕，以使工人松懈下来；当日凌晨2时，内政部反恐怖主义部队冲入列宁钢铁厂，恶毒殴打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12名成员被捕，另外约50名工人被捕，同时起码40人因严重受伤要留医。接着，在同日早上7时、9时、11时，防暴警察再度冲入钢铁厂，捣毁工人的斗争总部，殴打工人。尽管如此，工人仍在7时和9时在厂内游行，不怕被防暴警察毒打。1万2千名工人坚持罢工，其余工人则遵守罢工委员会先前订下的决定：如果被警察从钢铁厂赶出来，就留在家里。一个6人组成的地下罢工委员会成立，并在市内两个教堂成立物资救援中心和罢工消息中心，组织药物、食物、金钱的收集。厂方则抽调卡托维兹钢铁厂工人和一些囚犯来开工。
　　为了回应当局残暴地打击罢工工人的行动，学生发动了罢课和在宿舍静坐。5月5日雅鹊伦大学的师生大会，通过一份声明，成为学生运动的纲领。它这样说：
　　“在知识分子支援工人的精神下，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列宁钢铁厂和全国其他工厂和大学的罢工罢课者。我们特别表示欣赏工人提出的医疗和教育工作者的物质条件应予改善的要求。我们抗议当局用暴力对待罢工工人和罢课学舌功能，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和因发表言论而被镇压者。我们认为只有以下做法才能走出目前的危机：通过建立多元的工会和政党来真正扩大民主，经济上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保障大学有自主权。”学生的斗争行动同样受到防暴警察残暴镇压。
　　列宁钢铁厂罢工取得了学生支持，可惜未能争取该区其他企业或运输工人参加罢工。5月8日，罢工委员会结束罢工行动。罢工工持续了22日。
　　在格但斯克，列宁船厂工人在5月2日开始静坐。这次罢工只有少部分工人参加，因此不是一次大规模罢工，而是先锋分子的罢工。他们占全厂工人的一成。罢工者不能争取到厂内其他工人加入，也不能令该区另外两间船厂工人加入罢工行动。
　　在全国多个地方，也有工人试图发动罢工。例如在什切青，团结工会的协调委员会在5月3日发出全面罢工呼吁：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和团结工会合法化。2日后，巴士工人罢工，但同日结束。警察在多处成功地阻止了罢工行动。
　　到5月9日，罢工浪潮显然已退落。5月10日，列宁船厂工人也体会到这点，于是接受华里沙的劝告，终止罢工，集体操出船厂。
　　这次罢工显示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间的工人的状况是不平衡的，但它也显示了暴风雨来临前夕的气氛。
　　8月，另一轮罢工浪潮席卷几个主要工业中心。什切青的运输系统工人罢工，被警察包围打击。在上西里西亚区的20多个煤矿的罢工中，警察也是用武力打散罢工，拘捕并解雇罢工工人；一名农民领袖在运送食物给矿工途中被警察拘捕，毒打后被关入一间精神病院，这是波兰的首例。在史达罗华沃那市，工人在8月22日开始静坐罢工，厂方在8月29日运入6千名工人，企图继续开工，但新来的工人立即加入罢工行列；当局动用直升机、机关枪部队和空军5百名士兵来粗暴镇压罢工；8月28日该市的和平运动举行了一千人示威，也被警察暴力对待，被捕者遭毒打。
　　8月30日，华里沙与内政部长基斯泽将军会谈，会后双方同意安排召开圆桌会议洽谈团结工会地位的问题，但对于大量被捕工人的释放、复工工人的保障等问题，则全无任何允诺。9月1日，华里沙号召结束罢工。在格但斯克，工人冷淡对待，一名妇人在圣碧姬达教堂前大呼：“你背叛了团结工会。”格但斯克各企业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主席斯保斯基说：“我们白费了经理时间”，虽然他指出当时的力量对比是难以争取到团结工会合法化的。华里沙向列宁船厂工人结实：“我们可以用罢工以外的其他方法达致我们的主要目的。”下午2时，罢工工人同意结束罢工，操出船厂，外面3千名市民夹道相送。在曼尼发特矿场，工人从8月14日晚开始罢工，他们要华里沙亲自来解释，才肯结束罢工行动。卡哥夫工人本号召了在9也1日要发动新一轮罢工，结果临时取消。
　　华里沙说服工人结束罢工后，官僚层内的声音大叫绝无可能让团结工会合法化。9月6日，官方工会更要求不能承认团结工会。
　　9月16日，波兰国会接受政府辞职。同日，华里沙及工人代表与官僚会面，之后安排10月会召开圆桌会议。但是，当局强硬否认是与团结工会代表开会。而在10月29日，政府宣布要关闭列宁船厂，导致船厂工人再度罢工。
　　究竟今日团结工会和波兰工人处于什么状况？工人如何看待9月以来的政局变化？这些下文将作详细介绍。
“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波兰罢工女工群像
译者：兆立
　　[在1988年秋天的波兰工潮中，妇女占了什切青公共运输站罢工工人的大多数。这个事实使什切青中央罢工委员会（由九个男人构成）在其所编的第九期罢工公报（8月28日出版）上，登载了以下这篇专门谈论罢工女工的文章]
　　在这个运输站，大多数工人是妇女。我们不十分确定这个事实是否比较容易地使政府作出“平定”罢工工人的决定。但是它却明显地表露政府的警察行动如何野蛮。也许这些先生们认为，如果他们攻击妇女，就可以更容易地办好事情。
　　但是，在尼米亚青和阁勒青两个运动站，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做错了。他们的制度和吓人的武器并没有吓倒这些妇女。警察不得不把她们抬出运输站。有几次，需要几个武装警察动手，才把司机拉出运输站。这种搏斗的确使人民政府丢脸。但是如果甘地在生的话，他也会为这些女斗士骄傲的。
　　莫沙从开头就参加罢工。她是尼米亚青的罢工委员会成员，她也参加救护和资料中心的工作，由于一些运输站被警察占领，她与一些朋友就在救护和资料中心组织了从那些运输站来的罢工工人。今天呢？她当然在罢工仍然持续的地方——史特鲁加路的达比运输站。
　　她们的家人对此事有什么看法？“我们的家算是模范。我们的儿子亚塞已学会烧饭、买东西及做家务。他说他还照顾小狗呢。他到这儿来看过我，而且常常来。他懂得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但不是每样事情都如意。在罢工开始时，有些年青妇女来看望罢工的丈夫，常常大哭大叫。所以我们要向她们解释，说服她们。你可能会不相信，现在这些年青妇人却对她们的罢工丈夫大叫：‘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
　　男人们积极进行“男人的”问题——跟经理协商、对谈。盖尔扎克举出一个奇妙的事实：官方工会以经理的代表身份参加协商委员会。
　　“他们还没有注意这点——你能称它是什么呢？——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历史将会正式地记载工人和受这些所谓‘工会’支持的经理之间的谈判。他们将怎样摆脱这件事情呢？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主席克瓦勒夫斯基在警察攻打罢工工人的事件中，竟站在警察的一边。”罢工委员会的总代表谢涯考夫斯基和克德谢奥斯基着重指出罢工者的政治成熟：“他们在多元主义的祭坛上准备牺牲其他问题。工资并不是唯一的争执问题。他们也看到退休者、卫生人员和其他的问题。”
“我们会住进同一监牢”
　　他们欣赏妇女角色的真正价值吗？莫沙回答说：“男人吗？当然啦！如果他们还想他们的周围有一点秩序的话，在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小地方时，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男性朋友告诉我：不必担忧，我们会想办法住进同一监牢。”
　　达比运输站是公共运输站罢工的最后据点，最强的据点。各个运输站都有人在这里；故事与印象一齐讲。“跟波哥奴来的波兹尼亚克谈谈。她真勇敢！她整晚参加色皮柯工厂的罢工。当罢工开始有点坚持不住时，她中饭到救护中心，找到15个人。她解释，又鼓励。工人们很受这个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的多多发女郎的感动。第二天，就有几十个人占领那个工地。佳鲁加是从尼米亚青来的，她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还有瓦里加很会开玩笑，所以提高了大家的士气。没人知道她几点钟睡觉，也没人听到她埋怨太累。”
　　公共运输站所提出的要求中，只有一条与妇女有关：要求妇女每日工作六小时，但得八小时工资。莫沙说：“一天工作六小时？这是不必说的。其实我情愿不必做工，像我祖母一样在家看小孩。我常常从早上四点工作到晚上五点。放工以后，还要买东西，赶回家准备第二天的膳食，略睡一会儿，又要跑回去工作。孩子怎么办呢？我们的工资要求太过份吗？我每月做280小时的工，拿到7万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这笔钱全部用在食物上。”
　　“我从来没想到人体会这么强的。我的子宫刚动过手术。我不能受凉，也不可去游泳，虽然我很喜欢游泳。我在医院住了整个夏天。我的朋友知道这事，所以开头时我的情形还算好。但是以后呢？寒冷的夜和疲倦……头四个晚上，我在外面只睡了一个半钟头。我连医生给我的振荡器也没有使用。”
　　最后，我们参加了在运输站的洗车房临时设备的小教堂。一个公共汽车前面的十字架，装满花朵的圣坛，V型的蜡烛台。马尼安神父常常来探望罢工工人，他说以后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来放蜡烛台祈祷会和弥撒每天在这小教堂举行。谢谢附近来的年青人。歌声和小提琴常在那里飘扬。
　　莫沙很少参加这些歌咏会。“有些歌——特别是黑色圣女——会使我哭，当我觉得眼睛有泪，我一定要离开那里。”
　　但是，我们早已知道，对于公共运输站的女工们，这并不是懦弱的表示。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10月17日）

标题: [历史文献] 波兰团结工会资料专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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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6-11-10 01:29     标题: 波兰团结工会资料专帖
波兰1989年的圆桌会议
团结工会主流派的演变
　　1976年，库伦（Jacek Kuron）等人成立工人自卫委员会。库伦曾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64年与嘉露•莫苏劳斯基（Karol Modzelewski）联署《致党的公开信》。工自委会是一个左翼组织，社会主义（对照于共-产-党专政）倾向浓厚。它的理想是一个“自治共和国”（“Self-Governing Republic”），反对走西欧的市场经济道路。
　　团结工会成立之初，受工自委会影响很深，把“自治共和国”纳入其纲领。1981年9月5日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首轮会议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对政府的“工人自管”法案加以猛烈抨击；大会决议向政府提出要求，就该法案和团结工会的“自管共和国”纲领进行全民投票；若政府不接受，由工会自行举行。（按：1981年7月8日，波兰工人自管运动（一般称作“网络”（Network）首次全国会议在列宁船厂召开。“网络”为团结工会内部一个以基层为主的自发运动，专注如何落实工人自管。团结工会在制订“自治共产国”方案时，主流派受到“网络”的自管纲领很大压力。）
　　11日，大会休会两星期，代表返回各地与工会基层进行磋商。22日，大会复会前四天，工会主席团以三票对一票（该次会议仅四人出席，投反对票者为工会左翼领袖恩•鲁劳斯基（Jan Rulewski）造成接受与政府所达成的一个关于“工人自管”的妥协，以及取消进行全民投票。25日，国会通过该妥协方案（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翌日，工会代表大会复会。代表猛烈抨击主席团违反民主原则，自行推翻大会休会前的决议，接受妥协方案。辩论后，大会对主席团的决定提出措辞温和的批判，但同意遵守该决定。瓦文萨赢得一个重要胜利。
　　“自治共和国”构思中的民主是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群众通过委任权和随时可以行使的罢免权，对代表实行恒常监督，实现真正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但1981年开始，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人和智囊改为拥护精英式的代议式“民主”。1981年2月，库伦接受访问时认为群众没有自治的能力。他说：若我们给人们更多时间实践自治，多数人会把时间用于钓鱼、饮酒或进行性交。这种把缘于剥削制度对劳动者的摧残的情况视作劳动者的天赋本质的态度，与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信念大相径庭。访问后，为免引起争议，库伦不批准访问发表。
　　无论如何，瓦文萨、库伦一伙在实践上已出卖“自治共和国”的原则，代之以“精英领导”。在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背后与政府达成闭门协议（这与1970年工人代表与政府进行公开对话、1980年的公开谈判形成强烈对照），便是这种叛卖的体现。自此，利用群众运动作为讨价还价筹码，以利于与政府进行闭门妥协分赃的寡头式政治，成为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和智囊的政治实践。
　　与此同时，瓦文萨一伙1981年开始放弃以前反对市场经济的立场，改而支持市场化改革。如前所述（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政府1981年成立的改革委员会得到团结工会参与。市场化改革免不了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鉴于此，瓦文萨在公开场合再三避免对这种改革予以肯定。考虑到工会一大主席竞选投票中，瓦第一轮投票仅以55%微弱多数当选，他隐瞒自己的立场，实为非常“明智”。（注7）
　　就波共而言，团结工会主流派的价值视乎它能否驾驭工会左翼和反叛的基层。瓦文萨等人也深谙这点。他们既需要工人群众保持一定的斗争性，作为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但同时又要求工人不“越轨”，任由他们摆布。虽然团结工会主流路线于1981年稍占上风，但主流派所表现出控制工运的能力未能符合波共的要求。
　　1981年的波共政权仍然属于一个传统斯大林主义政权。鉴于瓦文萨一伙驾驭工运的能力有一定限度，所以，当团结工会提出分享政权的要求时，作为一个性质如上述的政权，波共选择镇压完全符合逻辑（况且，如前所述（见第十章），还有苏联因素在内）。
　　潜入地下后，团结工会主流派向市场经济，甚至撒切尔主义的倾斜发展一日千里。在检讨失败的经验时，团结工会的集体主义（对照于个人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各倾向统统负上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罪名。1984年，产权理论变成华沙反对派圈子的讨论热点。甚至连著名激进分子史丹尼斯基也成为私人资本的热切拥护者。现在，工会分子作为主流派的英雄人物的地位被企业家所取代。1984年，地下领袖施•恩尼斯（Zbigniew Janas）放弃地下工作，开办一个买卖农产品的企业。他接受访问时说：“发大财不会令我们受到良心谴责……现在，做生意对波兰很重要……。”不少前工会分子争相从商，并以此为荣。1985年9月，由主流派控制的团结工会地下临时领导机关（波兰文简作TKK）发出一份题为《TKK的经济要求》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与团结工会一大的纲领形成强烈对立，建议建立资金市场、把国营企业私有化、给予外国投资各种保障等。又说：“我们工会不造成冻结物价”（TKK似乎已把波兰工人斗争廿多年的历史抛诸脑后）。
　　军管实施后，虽然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名字仍然存在于人们心底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已不复存在。（注10）围绕着主流派分子施•布席克（Zbigniew Bujak）的TKK得以维持到1986年5月，其实多得政府故意不拘捕他们（见下一章）。瓦文萨一伙的阶级属性出现根本变化。基于历史渊源，他们不可能完全扬弃以前工运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角色。况且，一旦工人运动复苏，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可为他们提供本钱，与政府进行权力分赃的交易。但从以前的工会分子角色，他们现在已变成民营企业家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为主，工运改良主义者为次的政客。（注11）自然，1988年拥护瓦文萨派的人当中包括很多货真价实的工运分子。这点与以上分析并不互相排斥。
　　瓦文萨派以上的阶级属性的演变对于我们理解波兰变局的前因后果十分重要。
——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之第三篇《波兰变局》第16章
注7：团结工会一大纲领没有完全否定市场。它的目标为“建立一个把计划、自管和市场联系起来的新经济秩序”。但重点在通过民主方法制订计划和工人自管。
注10：早于1982年12月，TKK号召工人该月10日进行总罢工，已经没有得到响应。
注11：如前分析（第八章，注5），这两个不同的阶级属性一并存在于同一股政治力量，不一定是一个矛盾的情况。鉴于波兰比匈牙利更为险恶的经济形势，这种情况的出现更加易于理解。
【其余注解从略，大概皆标明引述自戈奥力基、柯斯特、布洛、《国际观点》等著作】
圆桌会议（1989）[/b]
　　1988年的罢工浪潮使团结工会从一个神话变回一个实体。罢工工人发觉以前的团结工会已不再存在，于是自行组织新的团结工会。如前指出，自发工潮爆发之初，很多老团结分子、领袖置身于度外。88年末，他们纷纷再次投身工会运动。前述的恩尼斯表示说到底，自己始终还是一个工会分子。
　　一般而言，罢工工人并不欢迎老团结分子。1981年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达‧积迪纳克（Tadeusz Jedynak）从澳洲赶回他原来任职的企业，罢工工人最初甚至不准许他进入厂房。类似的情况到处都有发生。工人的政治感觉告诉他们，这些老团结分子现在突然再次出现，是政治机会主义所驱使。
　　新团结工会与81年的团结工会有三个重大差别。首先，它规模小很多。1989年3月，格但斯克所有企业中，少于10%（116个企业）成立了团结组织委员会。其次，1980—81年扮演主导角色的技师、工程师很少参加工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拜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所赐已晋身为另一个阶级。第三，工人与工会领导之间存在着一个阶级鸿沟。1980—81年，虽然团结工会基层当中不少人对瓦文萨派不满，但始终，大家都属于工运分子，只不过倾向不同而已。现在，如前所述，瓦一伙的阶级属性已出现了变化。（注1）
　　瓦一伙在新团结工会的领导地位不是通过民主过程产生或确立的。相反，他们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和政府有份参与营造的传奇地位，把自己自封为领导。早于1987年8月，工会1981年全国委员会当中22名委员要求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被瓦文萨拒绝。（注2）团结工会政府成立以前，瓦文萨一伙一直拒绝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他们深知，鉴于很多活跃的罢工分子不接受老团结分子，他们没有把握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新工会的领导。不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自发工运便很难产生在全国具威信的新领袖；这样，纵使很多基层罢工分子对瓦等人有所不满，他们的地位仍然稳如泰山，别人无法取代。（注3）
　　工潮爆发给瓦文萨一伙创造了机会，但要把握这个机会，他们必须表现出能够驾驭工运的能力。于是，一如1981年，他们奔走全国，到处努力平息工潮。（注4）但进入1989年初，罢工仍然不绝。
　　瓦文萨1987年8月拒绝召开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会议后，著名工会左翼领袖兹维亚仁达、鲁劳斯基、和马‧佐锡克（Marian Jurczyk）开始组织一股与瓦文萨派抗衡的势力。1988年12月，近卅个全国委员会委员再次要求召开会议，再度被瓦文萨拒绝。12月18日，他们正式成立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工人小组（Workers Group，一译Working Group，下简作工人小组）。（注5）如前所述（见《干部私有化》一章），对照于瓦文萨派当初对干部私有化所采取的回避态度，工人小组一早便开宗明义地对这种情况加以批判和反对。工人小组反对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任何改革方案，呼吁瓦文萨派不要出卖工运。（注6）
　　政府向瓦文萨派提出进行对话的条件是瓦文萨派同意：①平息工潮，控制工运；②支持经改方案；③提高劳动生产率；④不接受西方工会物质援助；⑤打击工运“极端分子”；⑥参加非对抗性的国会选举。（注7）显然，政府已显示出容许瓦文萨派分享权力的准备。
　　不用政府提出，瓦文萨派亦会以平息工潮、控制工运和打击“极端分子”为己任。库伦在团结工会机关报《团结周刊》（Tygodnik Mazowsze）1989年1月25日号说：“我们不会发动罢工，它们是有害的……我们甚至会遏止它们……。”（注8）瓦文萨1989年1月19日发出呼吁：“今天，波兰不能承担罢工的后果，我不希望见到罢工压力增加……”（注9）瓦后来于1989年8月更说：“我不希望建立一个强大工会……今天，人们应该首先把自己视作波兰人，然后才视自己为工会分子……。”（注10）当然，瓦等人以保障国家经济为大前提做借口。但抽象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意识形态。以当时（至今也一样）波兰社会格局而论，所谓国家利益，首先是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两者的利益。波兰工人阶级由1988年起至今被当作改革的祭品的历史，是最雄辩的指证。
　　瓦文萨派对工人小组深恶痛绝（原文“深痛欲绝”）。他们和政府异口同声，一唱一和，抨击工人小组危害改革。瓦文萨本人甚至抄袭政府以前用以对付他自己的手法，暗示工人小组为西方国家敌对势力的傀儡：“当我们在此进行斗争时，他们多人前赴西方，所以他们有钱（用以煽动罢工）。”（注11）
　　除工人小组外，另一支使瓦文萨派和政府头痛的力量是官方工会（波文简作OPZZ）。随着旧政权出现瓦解趋势，OPZZ竟然重新扮演起工运分子的角色。圆桌会议上，瓦文萨派同意限制罢工权利。这不仅在团结基层引起极大反感和不满，OPZZ也加以猛烈抨击。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把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率订于100%。原先，瓦文萨派反对所有自动挂钩安排。但备受压力下，他们终于和政府达成协议把挂钩率订于80%。1980年，团结工会要求划一加薪额（这会缩小不同工资之间的差额）。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同一要求，但瓦文萨派相反要求划一加薪率。（注12）
　　可以看到，当政府与瓦文萨派在1989年初同意进行对话时，瓦等人的工运改良主义分子成份十分低。后来，在备受工人小组、OPZZ和工会基层的压力下，他们被迫把这个成份提高。但这没有改变政府对瓦文萨派两者之间的谈判的基本阶级属性。
　　圆桌会议分三个层次进行。最高为所谓“Magdalenka Group”，由瓦文萨和内政部长基茨泽克将军各自率领四至五名首席顾问进行谈判。团结工会一方成员包括库伦和亚‧米兹力克（Adam Michnik）。谈判内容涉及最重大的宪制决定，如政制改革、国会选举等。之下有几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讨论（宪制以外的）政治改革、经改和工会问题。再下为其它小组委员会，讨论房屋、教育等事项。（注13）
　　1989年4月5日，圆桌会议达成协议，内容包括：①设立由国会选出的总统职位。总统不干预政府的日常运作，但有权进行法令统治；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解散国会；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外交和保安（包括军队和警察）属其职权范围。②1995年，第二任总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③设立100个议席的参议院。参议院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就一些特定法案，对下议院的决议有否决权。④下议院（SEJM）460席当中161席（35%）通过自由选举产生。⑤下一届国会（四年一届）全部议席经由直接选举产生。⑥容许反对派出版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拨出一定时间供反对派使用。⑦司法部门独立。⑧把地方政府民主化。⑨工资与通胀挂钩率订为80%。⑩正式把教会合法化；及正式把团结工会合法化，但附加限制罢工权利的条件。（注14）
　　圆桌会议还通过一个经改方案。方案确立：“容许所有制结构自由发展”，换句话，政府对各种经济成份一视同仁；“建立市场关系和竞争”；“废除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残余因素，把计划限于制订国家经济政策，该等政策透过经济杠杆实现”；“以专业能力作为选拔企业主管干部的标准”；“对企业实行划一财政措施”。方案还谈到“把国营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把国营企业“转化为有限公司或工人合作社”；“出售（企业）股份”；“把长期亏蚀企业清盘”；“废除货品配给和行政订价”，即把价格放开，以达市场供求平衡，换句话，容许物价大幅上涨；“废除行政订定汇率和贴现率”；“最迟于1991年初成立股票交易所”。方案指出：“宪法（应该）保证所有制多元化的永久性”。对外而言：“我们预期波兰的外国伙伴对我国公共事务各方面的转变给予理解和具体支持……西方投资者提高在波兰投资的兴趣……通过非传统的财政解决方法把波兰的外债减少”。所谓“非传统方法”指把债项变为波兰企业股份。（注15）
　　经改方案与拉科斯基政府的改革方案（注16）大同小异，充份表现新兴干部阶级与民营企业家阶级利益吻合的一面。
　　上文论及，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也有利益冲突。圆桌会议基本上代表这两个阶级重新分配利益的政治角力（说“基本上”，因为瓦文萨派出于其历史渊源和受制于上述的压力，不得不在会议上提出一些工运要求）。雅鲁泽尔斯基同意向团结工会让出部份权力，但没有打算放弃共產党的主导权。对于新兴干部阶级来说，政府保留在波共的领导下十分重要。这点我们在论述匈牙利变局时已有所分析。88年下半年至89年初的工潮规模有限表示瓦文萨派所能从波共争取到的让步亦有一定限度。根据协议，第一任总统任期六年，由国会选出。如无意外，波共在国会得到绝对多数支持应该没有问题。故此，雅鲁泽尔斯基成为第一任总统；波共领导首届任期四年的政府，似成定局。换句话，新兴干部阶级可以有四至六年时间充份发展自己，完成上述的过渡。
　　但一如匈牙利的情况，国内外事态的发展超出了雅鲁泽尔斯基政权的估计。新兴干部阶级到头来为圆桌会议这宗交易所付出的代价，比预计为高。
　　圆桌会议协议签署后，美国总统布什4月17日公布经援波兰计划，包括给予波兰最惠国待遇、重新安排还债日期、鼓励美国商人投资波兰等。（注17）6月12日，雅鲁泽尔斯基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会面，撒切尔表示会协助波兰向巴黎会所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寻求延期还债。（注18）
——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第18章
注3；瓦文萨派不限于把自己自封为新工会的领导。1988年秋，不少老团结分子回流。罢工工人要求以企业为单位，自下而上选举工会代表。瓦文萨派却强行自上而下地把已经离开了企业的回流分子任命为企业的工会“代表”。（史丹尼斯基思，同页49，附注36）这种任命制度与共產党的干部制度（Nomenklatura）同出一辙。无怪工人小组（见下文）把团结工会的Nomenklatura与政府的Nomenklatura相提并论。【其余注解略，大概表示内容引自柯斯特、史丹尼斯基思，《国际观点》、《时代杂志》等】
[ 本帖最后由 biaogang 于 2007-12-21 16: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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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6-11-10 11:04
他们的历史作用结束了，就被抛弃了。现在谁还记得团结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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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6-11-10 13:59

QUOTE:

原帖由 lhlaiag 于 2006-11-10 10:47 发表
中国工人有必要组建自己的团结工会!
为自身的权益而斗争!

问题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现状和未来出发，我们应该从团结工会的兴起和失败（以及堕落）中吸取到什么教训。你那样说，我就怀疑你对团结工会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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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6-11-10 14:07

QUOTE:

原帖由 巡夜 于 2006-11-10 11:04 发表
他们的历史作用结束了，就被抛弃了。现在谁还记得团结工会？

我觉得你用“历史作用”这个词就太含糊了。团结工会本身从组建到后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历史作用”是不同的。
好像是三四年前，崔卫平等人开始译亚当‧米奇尼克。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知识分子对团结工会又重新感兴趣起来。不过我读到的几个论述都是自由派的，有意或无意都在强调知识分子的“担当”作用。他们还学着把团结工会理解为“公民社会”的要素。我看到米奇尼克对“左”和“右”的分野那样迟钝（不管是出于革命还是反动的触觉），就想起小邓的莫问姓资姓社。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6-11-10 14: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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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6-11-10 15:28
现在又有人想起团结工会来了，怕是觉得工人运动又给他们的自由主义惹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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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6-11-10 17:18
也不是。他们想跟着米奇尼克，把团结工会理解成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其实也就是权力制衡吧。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论述起来，就几乎没有例外地强调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的行动，或者把工人的行动变成模糊的背景，变成知识分子行动的背景。这样一来，既可以突出知识分子的特殊、“独立”和“中立”的地位，又可以强调其“良心”、“理性”、“宽容”、“非暴力”，满足其“不左不右”的“反暴政”但又不肯激进化的犬儒（啊，我又用到这个词）心态。可是当然，他们和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只好满足于过过口瘾罢了。虽然他们向全社会灌输了很多法治社会之类的东东，但未必能消灭以往的“革命史”教育造成的印象，即使其中有很多偏见和谎言。但总之，对于工农，尤其是工人，一旦“运动”起来，是否能够如其所愿地“理性”，他们和上面一样，是毫无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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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长海    时间: 2006-11-10 19:15
可是当然，他们和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只好满足于过过口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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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楼上：我感觉基层的公益维护者还是普遍认同自由派的……或者说，他们是泛资本主义派，他们也许各有旗帜，但他们都认为红旗不是自己的旗帜……
这个感觉是不是太偏了？读郑小诗人，得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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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6-11-10 19:43

QUOTE:

原帖由 张长海 于 2006-11-10 19:15 发表
可
问楼上：我感觉基层的公益维护者还是普遍认同自由派的……或者说，他们是泛资本主义派 ...

你说的不错。我呢绝对了点。谈论“公民社会”（就是市民社会，只不过以往名声不太好，所以改用这名字。呵呵，可以简称为“公社”），以此为宗旨的确有许多“民间团体”，我说那段话的时候，心目当中想起的是在上层搞文字的人。虽然左右派都有人谈公民社会，但在中国还是以自由派为主。
至于郑小诗人或别的知识分子化的工人，越是激进的，越倾向于自由派，这不难理解。我也没觉得多么不妥。一方面是历史的河道就冲击成这样，另一方面也是那些“左派”力量既不够，观点常常又可笑之故。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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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eopard    时间: 2006-11-10 21:35
唉。。。
请允许外行说几句废话：
他们没有什么圆桌，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掌握了话筒。想想当时军队和情报机构的表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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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长海    时间: 2006-11-12 00:17
至于郑小诗人或别的知识分子化的工人，越是激进的，越倾向于自由派，这不难理解。我也没觉得多么不妥。一方面是历史的河道就冲击成这样，另一方面也是那些“左派”力量既不够，观点常常又可笑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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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郑小诗人这类底层的自由派，恐怕会很顽固……
而最终的下场，很可能是被自己的自由派有产“同志”装进麻袋扔进江里或被定时炸弹炸得粉碎。因为她虽然可能富有牺牲精神而成为一个欺骗工人的金字招牌（抽象说，其实主要不是指她个人），但是一“动”起来没人知道她往哪儿动，运动如何推着她走……也许会很碍事的。
在她从自己的同志那里吃大亏之前，她也会很碍事的……对我们。而且这种人是无法说服的……
对郑小诗人以及类似的底层自由派，绝不可浪费时间摆出一副“诚恳”脸孔去“说服”。立场哪里是说的动的？只有生活铸造和改变立场。
对这些人，应该具体的合作，公开告诉大家他们的立场本质所在和为什么错了。至于具体的合作，只有在自己拥有对方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才可能。
[ 本帖最后由 张长海 于 2007-12-15 16: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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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黔进派    时间: 2006-11-12 13:59     标题: 郑小诗人
是指郑小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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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6-11-13 02:49     标题: 本版的有关贴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39626&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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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6-11-15 01:02

QUOTE:

原帖由 张长海 于 2006-11-14 22:54 发表
对郑小诗人以及类似的底层自由派，绝不可浪费时间摆出一副“诚恳”脸孔去“说服”。立场哪里是说的动的？只有生活铸造和改变立场。
对这些人，应该具体的合作，公开告诉大家他们的立场本质所在和为什么错了。至 ...

这类问题很困挠人，并不只是难在“道理”上。关于你所说的“最终的下场”，不是没可能，也只能视为悲剧，现实中的大量矛盾都不可能在当前的框架中得到解决。如果我去评论一首诗、一个人，那并不只是心存“说服”对方的动机，而是为了同时让别人（或者说“群众”）看一看，想一想。事实上这类东西往往对旁观者更有意义些。更早前写过一篇评某国企工人的诗的文章，其实，也是从艺术的角度做政治的普及宣传。对方持以“反叛”的思想武器也是自由派的那一套，但同时较自由派多出“劳动者立场”。那也同样是生活铸造出来的。
工人的思想分化很厉害，还有“精神分裂”。就接触到的一些比较落后的农民工来说，一边被抓去收容遣送，一边对祖国的繁荣进步满腹憧憬；一边在环境恶劣的工厂里干着每天12小时的活儿，身受官商勾结之害，一边跟亲朋在饭桌上闲聊毛更伟大还是邓更伟大些……但还有一大部分工人很有潜力。总的来说我是乐观的。除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之外，能够适当地利用条件，为工人觉悟之提高起一点催化剂的作用，也就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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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星    时间: 2006-11-15 01:28
如果我去评论一首诗、一个人，那并不只是心存“说服”对方的动机，而是为了同时让别人（或者说“群众”）看一看，想一想。事实上这类东西往往对旁观者更有意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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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有关辩论帖子集中起来，作为一种值班贴反复使用？我过去觉得这样做太自恋很可笑。现在发现做作的高姿态其实是不尊重所做事情的意义……
工人的思想分化很厉害，还有“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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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正常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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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长海    时间: 2006-11-21 12:45
这类问题很困挠人，并不只是难在“道理”上。关于你所说的“最终的下场”，不是没可能，也只能视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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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苏联几个矿工自由工会的头头一个接一个，全出车祸挂了。
答楼下：传吧。
[ 本帖最后由 张长海 于 2007-12-15 15: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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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6-11-21 13:09
我想，就算不是“自由派”的，也大有可能遇到那一类下场。自由主义就像空气一样存在于这个社会。经济自由主义存在于大部分人的意识中，政治自由主义主要存在于知识份子中。许多情况下，很难辨别是自觉还是下意识的自由派。
加之文人，还特别受个人主义感染（甚至简直是深入灵魂）。是否这类人会参与到实际斗争中去，还要打个问号。
手头有一篇老托1938年写的《新闻自由与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没看到，我也没查到何处有译本，是否需要输入传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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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3 04:18     标题: 波兰团结工会资料专帖
改个标题。不过，回头要按时间顺序整理一番。还有一大堆资料，来不及输入。
草案很长，尚欠一半，刊于第57期……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1981.4
——“波兰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
小点 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1981年8月25日出版  
【波兰《团结工会》的纲领草案，由工会特别委派的委员会起草，在本年2月25日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讨论；4月17日，在“团结工会周报”第三期全文发表，让一千多万工会会员进行广泛讨论。
　　这份纲领草案提出了团结工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问题上的基本建议，包括结束对民主权利的限制，结束官僚特权，建立工人对工厂的监管，建立整个社会对重要经济和社会决策的积极参与，等等。这些建议如能实行，将会是波兰迈向建立工人民主的一大步。
　　纲领草案名为《我国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谈及“团结工会”的基本目标，它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评估，及它就经济变革提出的建议。第二部份谈及“团结工会”就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提出的建议，及它对工会的作用、结构和运转的界定。
　　《洲际通讯》于1981年6月22日刊载了第一部份，在6月29日刊载了第二部份。本刊特译为中文，分两期刊出，供读者参考。】
大纲：
（一）基本价值观
（二）危机的经济根源
（三）经济问题
　　1、周期性的政治危机
　　2、经济改革
　　3、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
（四）对未来的保证
　　1、法治
　　2、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
　　3、选拔官员的基础
　　4、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会”
（五）工会生活
　　1、工会的地区性和行业性结构
　　2、工会民主和活动的主要原则
　　3、工厂组织的主要职责
（六）结语
（一）基本价值观
　　我们工会仅仅在半年间，由于工人的斗争和全国的支持，才得以成立。今天，我们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团聚了几百万的会员。正因此，波兰所有劳动人民终于可以有尊严地和有效地推进他们的共同目标。
　　从反对不公义、羞屈和凌辱的抗议中，我们产生了。我们是来自所有地区和行业的劳动人民的独立、自治的工会。我们保卫所有工人的权利、尊严和利益。
　　我们想根据爱国理想、社会公义和民主权利来和平地塑造我国的生活。作为一个工会，我们目标不是取代政府来执行其任务，但我们想代表相对于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将会保卫个人、公民和工人的权益。同时，我们并不逃避我们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责任。
　　1、最好的民族传统，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民主的政治旗帜，及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这些是启示我们的四个主要源泉。
　　我们对整个波兰文化传统怀有深厚的感情，它根基于欧洲文化，与天主教有紧密关系，也与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有关联。我们对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公义的许多世代的波兰人怀有非常密切的感情上的联系，他们留给了我们开朗坦率、兄弟友爱的感情、对波兰共和国的公民责任、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支持等等传统。因此，我们能够容纳任何人，不管其哲学、国籍或政治信仰如何。
　　2、劳动人民应该团结一起的观念，表示我们非常重视集体行动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它们包括团结（我们的工会以此命名）、友爱、牺牲精神、以及为工会利益和更广泛的为社会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最后，其中一个价值观必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友爱，他们要联合起来反对剥削者，不管剥削是以何种旗帜和口号作为掩饰。
　　3、我们的基本任务——保卫劳动人民——是基于奉行社会公义的原则的。我们将努力使这个原则成为所有国家活动的基础。我们要它成为解决所有社会政策和群体生活的组织的基础。
　　对我们来说，社会公义基于的，是个人内在的正直忠诚，是工人及其劳动的尊严。我们希望个人尊严的原则，能洋溢于工会的整个生活，并成为新社会的基本栋梁。
　　从社会公义和个人尊严的原则出发，是人人基本上平等的原则。因此我们将会坚持要求实现社会的平等主义。
　　我们承认一个原则，就是工资要看劳动的质和量，也要看工作的难度和危险程度（即按劳取酬的原则），我们努力改正在这方面不合理的不平衡。可是，另外一个原则比这个原则更占优先地位——要提供“社会最低标准”。这个意味不仅要满足衣、食、住等基本需要，还要满足所有令个人可以有满足的生活和作为人而发展的社会和文化需要。
　　在争取合理工资的同时，我们呼吁各人在工作中诚实，保持高度工作道德、可靠性和良好效率。拙劣的工作——生产有缺点的货品或无人愿意购买的惯见的次货——令工人的尊严被贬，又有损于社会。
　　随着平等的原则的，是必须在公众生活中确保充分民主。只有在真正民主的制度下，我们才能够有效地作为工人和工会争取我们的权益。只有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才能实现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因此，我们将会坚决要求扩大作出公众决策的社会参与形式和对当权者活动控制的形式。
　　4、我们要作为工会而活动，需要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得到严格遵行：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言论和报刊自由，得到准确消息的权利，集会和自由结社的权利等。我们将会保卫任何行使这些权利而遭受镇压的人，因为我们认为镇压是违反法纪的。由于同样原因，我们将会努力争取解除所有对结社自由的限制，与新闻检查制度有关的限制，特别是那些与公众重大利益毫无关系，而只是保卫领导圈目前利益而施行的限制。
　　5、我们工会恢复了波兰工人运动的传统，复兴了加强了我们的社会公义、民主、自由、独立等理想的传统，我们纪念1956年波兹南的工人示威、1970年波罗的海海岸工人及1976年拉多姆和乌苏丝工人的流血牺牲，他们丰富了这个传统。
　　五一劳动节扮演着特别的象征性角色。我们必须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注入这个节日里，使它成为我们的节日，劳动人民的节日，而不是国家雇主的节日。因此，它必须成为劳动人民在团结、和平等的精神下喜庆的聚会。
　　6、我们认识到，民族价值观是我们集体意识中宝贵的、活跃的一部份，而波兰爱国主义是团结和为国家作出社会牺牲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注意到，民族价值观是将我们今日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主要联结物，而归根到底，它们是我们民族独立和自主的保证。导致我们工会诞生的去年夏天的社会抗议罢工，矛头也是对准将民族价值观摒出公众意识之外的企图的。
　　7、我们工会这个组织，能够容纳许多观点，也欢迎任何信仰或没有信仰的人。但我们的会员的绝大多数（正如我国公民的大多数一样）是作为基督徒长大的。基督教的启示是我们写入纲领内的其中一个主要思想价值观。在许多工会办公室墙上悬挂的波兰雄鹰旁也挂着十字架，提醒了我们的会员他们道德的源泉，并灌输了一个信念：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正义的。我们希望保持这个启示的源泉，但这绝不意味我们会放弃本组织的非宗教性质。
（二）危机的经济根源
　　我们必须合力克服正威胁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经济危机。但如果我们不揭露和消灭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就不可能将它克服。危机的核心，在于民主架构的消失，而与此有关的，是在直到目前为止存在的社会行政制度中存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此外，促进危机的还有关于农业的不正确观念和决定（它要消灭农民私有制），生产重心是发展工业而损害了消费品的生产，及政府接管了合作社和小型私营商业。
　　1、这个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缺乏民主地作出决策的途径，又缺乏处于行政地位的人作出决定或改变后要负的责任。影响整个社会的决定，全由党和行政机关作出，并不置于任何社会控制之下。作出这些决定之前，并没有自由讨论，因此解决问题的其他可能方法无法出现。独立的专家意见没有发表机会，关于国家或经济情况的必需资料也不在考虑之列。因此，社会被排斥于作决定的过程之外，各决定由官僚层的一些个别成员作出。
　　2、政府的官僚作风，使错误不可能得到改正，许多时甚至不能对错误的决定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预作警告。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所有的新闻检查和关于国家、经济、官方等秘密的法律。但不可能的原因，也是由于整个制度，它倾向于阻碍所有制订其他纲领、发表独立意见或分析的努力。这些障碍不但加于有政治和社会重要性的问题，也加于经济和纯技术性问题。结果就导致重大的损失，耗费了国家以千亿计波币。
　　3、在政府和经济管理制度里，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统治者阶级，它不受被统治者任何控制。权力机构内的人，作出决定时着眼于个人利益、物质特权和职位更多于社会的利益。投资的错误决定（例如建筑新卡托维兹方案）和外国贷款的挥霍，时常都是源于统治架构内为本身利益而行动的互卫或互斗的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1976年至79年，官僚管理令到采取步骤去避免危机爆发变得日益困难。一般来说，官僚架构反对任何可能摇撼它的地位、财富或势力的改变或改革。
　　4、这些的结果，做成波兰没有任何机会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来将我们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现存的政治制度，没有能力或是没有力量自我纠正。只是通过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抗议的爆发、和“团结工会”的成立，才重新打开了走向改革和变革之途。
（三）经济问题
1、周期性的政治危机
　　我国深刻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于整个经济领域中货品和服务等的供求关系上巨大并日增的不平衡性。危机并非在过去几个月或几年才发生，而是十年来已一直稳定地增长。它源于生产架构的严重退化，令到无法满足需求，不论是在数量或品类方面的需求。危机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目前，当危机仍继续加剧，这些已经低微的工资实际上在下降。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危机，影响了它的结构、经济政策和制度。而且，在过去几年来，不利的事变因素也出现了。
（A）困难的近因是经济结构的缺点
　　危机的结构性性质，表现于经济两个部门之间的不断和日增的不平衡，这两个部门就是提供人民需要的经济部分和朝向发展工业生产的经济部分。国家经济潜力过大的部分，被用于生产一些机器和工具来生产更多的机器和工具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品，后者被置于次等重要性。在农业方面尤其如此；农业这个经济部门提供人民的基本需要，又雇用了四分一的人口，但它被推到国家经济的次要地位。明显地，这类结构的经济甚至不能为劳动人民提供合理的生活水平。
（B）经济政策的长期缺点
　　经济的结构性不平衡，是由一小批人和机构在脱离任何社会控制之下，以过于野心和不切实际的做法实行的长期经济政策所造成。无论如何，权力主要中心集中了决策权、帐目没有记录、厘订价格政策紊乱，这些都令社会绝不可能进行控制。
　　因此，过去的情形是经济决策完全是武断和不负责任的，导致有害的经济决策。巨额的投资没有足够理由就作出了，也没有首先确保有必需的运输、能源、和其地经济部门的联系以令它们可行。在这个情况下，随意志作出的政策，对个别农民特别歧视，尤其是在低价格和机器配给不足的问题上。
　　为了弥补这些效率低的经济政策和这个效率低的制度，国家借入了更多外债，期望资本主义银行家资助这个经济上衰朽的、中骨计划的国家经济。可是，债务需要偿还（并加利息），而只有有效率的经济才能做到这点。于是，这种弥补效率低的方法不能久用，相反地，它会成为导致经济崩溃的附加因素。
　　最后的结果是，巨额外债超过二百四十亿美元，短期贷款和预算会再增加的债务已不计在内。国家必须用来还利息和信用贷款的钱，更多于出口收益。这就意味着每一进口货物要由更多信贷支持。这类信贷日益难于从外国银行取得，条件也比以前苛刻了（利率更高，偿还期限更短）。很简单的，我们被视为破产，而受到这样的对待。
　　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济不保证从西方有足够货物入口。因此，就必须大力削减原材料、半制成品和零件，这就是我们经济的生产能力使用不足的首要原因。
注：本节第二段“和其地经济部门的联系”——“其地”疑为“其他”，否则应为“当地”。
（C）制度内在的因素
　　危机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制度本身。所有经济决定权由主要权力中心垄断，官僚向个别企业发号施令，指出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生产的方法。这就是所谓以命令——分配制度来管理经济。在这个情况下，个别企业不能自由决定生产计划或选择生产方法，于是导致企业所有层面都做出不切实际的经济计算。经济账目在中央计划中也不起重要作用，因为缺乏真实成本的准确资料，这就加剧了企业将成本提到最高程度的倾向，并使它们在估计计划的实现时（包括将成本加以膨胀）促进自己的利益。决策权越加集中，最终将导致激发人们积极性的途径完全不能发挥。
　　所有这些导致了劳动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只要指出，要生产国民收入的一个单位，我们比起法国或西德的经济要多耗用原料、能源运输和劳动力。
（D）其他因素
　　有一些因素是产生自过去几年来我国遇到的事态性局面的，例如1980年的农业歉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记着，任何经济都应该为事态性困难作出准备和必须有储备，使它不会在这类困难的影响下崩溃。但假如它真的由于不利情况的临时冲击而崩溃的话，那么，不利的情况就不再构成崩溃的客观导因，而是不完善的经济制度、错误政策及极不平衡的经济结构的产物。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运转一直很糟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率减缓，而超过两年已有国民收入剧烈下降的情形。结果是，国家正经历一个严重的危机，威胁着带来国民经济的完全崩溃。
2、经济改革
（A）改革要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得到支持
　　这个分析显示，现今的经济制度并不相符于现存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在长期基础上克服危机和将经济导致平衡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对制度作根本改革，除去经常地周期性地出现的危机的根源。我们工会完全支持经济改革，认为它有益于工会会员和整个社会。
　　我们表示我们支持改革的方法，包括广泛地初步讨论改革的基本原则，明确地界定它的方向、形式和目标。我们要通过讨论来澄清我们希望得到的改革的明确性质，防止它们被轻略或歪曲。
　　但是，“团结工会”将不会提出自己的改革纲领，因为它认为所想要的改革形式可以通过对现存的建议作讨论然后得出。可是，是可以问一个问题的：“团结工会”是否应该积极地参与改革的发展和实行，方法例如可以是制订自己对解决主要的问题的建议？
　　改革应该产生自专家的自由、公开的讨论，但它们应该由控制整个经济的政府当局实施。另一方面，工会的任务是保证使改革会真正改善劳动人民的境况。因此，工会支持的经济改革，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并会有最大可能带来长期的（不只是即时的）我国经济形势的改善。
　　我们在界定改革过程中必须实现的条件时，认识到要达到真正的、深远的改善，有时候意味着要牺牲眼前的利益。但我们接受这个风险的前提，就是要所有有关改革的决定都征询了我们和整个社会，每一个解决方案的优劣点都全部向我们描述，以及政府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我们合作得出并会加以严格遵守的。
（B）我们期望的改变的性质
　　经济改革应该重新制订中央计划机构、主要权力中心、社会化企业及经济制度其他成份的结构和运转。
　　中央计划不应再带有司令官发号施令的性质。即是说，它不能以发出命令和禁制令来给企业配给任务。用以劝使企业采行某些政策的方法，必须是经济性的方法（如使用价格、税收等等）。
　　中央计划应该顾及全局；它不只关心目前的运行，更应该包括几年的期间。中央计划的目标，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全面方面，应该通过社会的积极参与而得出。
　　社会对计划过程的参与和对计划的控制，应该通过国会、社会组织、地方自治组织以及各工会的公开讨论和决定来加以保证。这个控制应该关心到经济发展的全面方向、生长率、国民收入分为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包括社会消费的主要趋向），等等。这个社会控制也应该保障自主的社会化企业和家庭商业，使之不受经济和社会行政机构的命令限制。企业与中央经济权威之间的中间性联系，例如某些工业的部门，或是某些工业的企业联合会，应该大大削减。
　　社会化企业应该被赋予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方法的自由。在这方面，原料及其他生产零件的中央化分配，应该受到限制并最终废弃。自企业应自负盈亏，即是说，它们应该能够以所赚取的钱支付其支出。对它们的评价，应该基于它们的经济效率而非基于它们是否完成计划。一个企业应该有自由处置它通过更高的效率而赚来的资源，指定它们将用来作更多投资，特别是用来维持设备。
　　企业如何运转、它的自主程度、它由社会如何管理，这些都要看企业的性质和规模。在新制度下企业能正常运转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市场非垄断化及相互竞争的生产者在某程度出现。
　　价格制度的改变，对于“团结工会”来说将会是严重的两难困境。在改变的同时，也需要有工资补偿；此外，将需要使整个工会和一般舆论相信改变是有用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广泛的讨论。
　　在新制度下，处于不同所有制形式下的生产单位应该有同样的法律和经济的条件来发展。社会所有的、合作化的、公社化的以及家庭所有的企业，应该在市场价格、供应、雇用和税收政策上都得到平等对待。尤其需要的，是取消所有加于家庭式农场和家庭所有的手工业和服务商店之上的限制。
　　我国面对的其中一个主要经济任务，是基于波兰农业本身的力量，发展一个全国粮食方案，方案的要点必须包括：充分尊重个别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大量地增加提供给他们的农场机器、工具、化肥、及其他增加农产所需的物料。
　　实行这类自由市场的计划经济，将会产生某些社会问题，而我们工会必须对这些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
　　工会认识到企业将有权在需要时改变它的雇员人数，但是，政府当局将仍要负责执行一个全面就业政策，虽然这政策不能再妨碍生产性企业了。政府必须拨出足够的金钱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支付将人们从一个工业或办公室调去另一个经济活动或行业时的重新训练或调任费用；企业的自负盈亏，可能也会导致一些企业要裁员或关闭。可是，在这个情形，工会将会事先要求工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工人实际分离一个企业的利润，也有可能增加不同企业间工人收的差距。这点也是应该在工会内讨论的。
　　广泛地采用企业自主制及依赖市场制度，可能会导致一些经济和社会困难（价格更高、就业问题、等等）。改革的过程因此必须加以密切注视，以便能消除将会出现的不正常情况。
　　社会化企业被赋予自主权，就同时令到发展真正的工人自治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必需的。我们工会认为在社会化企业内成立工人自治组织，是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
　　这些企业内的自治组织，应该有足够法律权力来作出关于企业的运转和经营的实际决定。因此，它们应该有权控制企业的资产，决定生产和销售的目标，选择生产方法和投资目标。它们也应该决定企业利润的分配。
　　这些问题的特别解决方法，将决定于有关企业的规模和性质及其他情况。但有一点是特别必需的：工人自治组织参与对厂长的招聘和革职（通过竞争性考试、评价、或直接任命）。工人自治的问题应该成为工会内广泛讨论的题目。
　　我们工会将会在社会上从属于工人自治组织，并将全力支持它们。但工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分界，所基于的原则是：工会将主要是保卫工人的利益，而自治组织则将会代表并负责企业的经济和生产利益。自治组织必须在所有影响到工人的分发企业收入的问题上征询工会意见。
　　工会认为经济改革应该尽量快速、全面和民主地实行。但我们特别认为改革不能推迟到我们经济已达到完全稳定之后。因此，必须快速起草一个纲领，停止经济衰落的趋势。为了令经济改革可以开始，也必须恢复工作的正常步伐和寻求真正合作的地方，例如改善企业的经济运转，找出最合适的自治形式，反对酗酒情况，等等。
3、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
　　现在有一个危险，是1981年人民的生活情况将会变得更坏。而首先，外贸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国不确定是否会取得今年所需的一百至一百一十亿美元的额外贷款，这笔款项中六十至七十亿要用来还贷款，三十至四十亿还贷款利息，十亿要支付目前的赤字。
　　如果取不到这项贷款，生产可能会大量下降，对消费水平会有即时的影响。将国民收入的分配改变而增加消费（即减少投资增加消费）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因为不能再限制一些重要的非生产性范畴如住屋、医疗、教育等的投资。
　　有一个威胁是消费市场会完全打乱。1981年人口的财政收入比1980年增长了，但制成品的供应并不满意。此外，1981年的农业收成可能不好，因为仍未能补充1980年消耗了的牲畜。实际来说，人口收入的总年增长将不会有相应的可供购买的货物的增长。
（A）国家对危机损失和改革的法律责任
　　我们工会认为，国家要对危机的影响和对改革负上责任，无论经济改革是否保证了经济企业有真正自主或会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因为在实际上，国家直接组织了波兰的经济生活。保卫人民不受危机后果损害的义务落在国家及其机构身上，不管各工会和社会组织进行了什么活动；工会将以这个基础来评价国家机构。
　　政府并未提出一个纲领来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国会最近通过的1981年的计划，并没有处理关键性的问题。早就应允了的稳定化计划仍未存在。我们工会和一般大众甚至没有收到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这样的迟缓不行动肯定会令危机加深。政府应该立即提出一个纲领，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并将纲领提交全国讨论。
　　面对当局的冷漠，我们工会迫于要发动本身的主动性。我们目标不是要取代政府。我们只是想在原则上指出经济和社会政策应该采取的方向——这个方向从劳动人民的角度看是有着根本重要性的，它同时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经济情况的许多方面。
　　“团结工会”明白到国家经济处于真正危急的困境，因此，将不会在1981年提出重大的工资或社会要求。但它却期望：
　　■政府经济政策（尤其在有关工会最直接利益的问题上）的基础，将会在征询工会的情形下建立；
　　■政府将会致力于一贯地执行一个改革纲领，它将会保证未来有颇快速和平衡的经济发展步伐（我们将在下一节提出这个改革的一般原则）；
　　■政府的经济政策将会不只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尊重以下原则——人民实际收入的平均水平将会保持，而优先会照顾处于最弱经济地位的人们。
（B）自由市场的原则
　　签署了罢工协议七个月后，劳动人民的主要不满是市场灾难性和不断恶化的情况。空荡的商店橱架和商业用品货仓，令我们怀疑到工资增长的成果。越排越长的购物人龙和黑市的出现，破坏了家庭生活。
　　在这个情形下，增加日用品的供应是必需的、不可少的。但现在仍未可能快速地改善所有配给物品的供应。在这个情形下，应该考虑和讨论两个即时解决方法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提出扩大市场调节的可能性（通过使用配给证）；第二个建议是明确地反对实行和维持这个配给制度的。
　　第一个建议认识到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尤其是要支付农民的要求时将要改变批发和零售价格。但是，它视配给证为必需的不幸。在严重缺乏物资的情况下，不能以金钱为唯一方法去调节物品的分配。没有配给证，就会难于保证基本货物的最低限度的供应，尤其是对于收入低的人来说。
　　第二个建议是反对将配给制度扩展到包含更多的物品，这个建议更提出快速消灭现存规例的可能性，因为实行配给证制度导致一些家庭囤集物品，另一些家庭则缺乏，而这制度也损害了工资作为诱导良好工作表现的作用。据这个建议，比使用配给证更好的调节市场方法，是使用厘订价格的途径，而每个情形都应在社会同意下实行。
两个建议都应该在工会内广泛讨论。
（C）最低限度福利的原则
　　我们要求在1981年能完全实现所有列于罢工协议内关于社会工资方面的政府履行的义务。我们尤其希望有很快速的行动，在工资、退休金和屋租方面在收入里实行社会最低标准的原则，另外扩大家庭津贴和处长分娩假期。我们却不想提出工资水平的新改变。
　　特别重要的是，改革的损失不会以任何形式落在最贫困的公民肩上。要界定不同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人们的最低平均需要是必要的。这个最低额应该考虑到市场物品的供应、价格和消费情况而加以控制、调节。
　　我们社会的贫穷情况不能容许扩大。我们应该坚持政府要保证波兰每一个人得到最低限度的福利，不论那人是工作还是不能工作。同时也需要的，是在这个最低标准下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获保证有国家的经济和物质援助。工会本身将会监督为保证这个最低水平而支付的款项，也监督决定这笔款项的标准以及国家如何实行一个方案来保护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福利。
　　我们知道即使这样节制的方案，也会增加供应给人民的钱而没有相应的物品供应的增加（亦即通货膨胀）。但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因为这是人口中物质境况最差的一部份人唯一可以改善境况的方法。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记得，（虽然颇大量的金钱将会用来提高现在处于最低水平以下的人的生活水平，增加家庭津贴，延长分娩假期，重新订定租金和退休金，等等，）这笔款项只会代表人民手上的金钱的很小一部份。因此，取消这些方案只会极轻微地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化，而这点是会以牺牲物质情况最坏的人的情形下达到的。我们工会永不会同意这类节约。
　　要正确地、实际地实行最低水平福利的原则，需要公众积极地参与这事件。
　　与最低水平的问题有关的，是最高水平的问题。必然地，必须在收入水平上有限制，不能容忍超出这限度。在这方面，我们的其中一项要求，是取消1972年的法令，它给予特权的个人及家庭很高的退休金和津贴，这是违反我们的一般原则的。
（D）对危机的损失负上比例性责任的原则
　　社会公义要求危机的损失和必需的改革的费用，平等地由所有公民分担，亦即按他们的收入比例。波兰这个国家的不同社会集团间的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损失应该多由高收入的人负担，少由低收入的人负担。工资和税收的增加制度也应考虑这点。
　　没有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政府职位）可以不受这个原则约束。它应该在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下实行。鉴于每一个别职业有特别需要、愿望和传统，因此需要有详细的讨论。这首先意味着在执行这个正确原则的过程中，某些高资格、自我牺牲的专业工人必须不能被剥夺他们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对增加生产性努力的刺激。
　　旨在恢复平衡的纲领的费用，首先应落在富裕的人们身上，尤其是那些因拥有权力而取得特权的人们。工会应该冷静地但坚决地坚持这个政策，因为在七十年代，开始了社会不平等的剧增，而有权位的人的特权膨胀到更大尺度。但是，正是这些人直接要对我国目前的情况负上责任。维持这些国家官员的特权，在社会上是危险的，在目前形势是极为不道德的。由于他们的特权，行使权力者与人民的日常实际脱离了。他们与社会疏离，无法了解社会的问题。
　　鉴于经济局势和社会公义的要求，我们觉得有必要向当局提出以下的要求：
　　■在家庭总收入超过平均每月工资的情形下，采用普遍的、强迫性的、累进的税制，令收入趋于平均；
　　■对过高的财富（豪华汽车、渡假别墅等）抽税；
　　■限制统治架构内的官员享受。未经授权的物质特权（楼房、职用汽车、特别医疗服务、等等），公布架构内居要位者的收入和财产。
　　上述建议的重新分配收入的措施，以及补助人们支付更高昂的物价的制度（只对物质情况最困难的人提供全部补助），将促使社会不再接受的不平等情况消灭，并资助最需要的社会方案。实行所有这些措施，将同时开启恢复稳定市场的道路。
　　工会知道市场必须逐步加以稳定化，但这点必须尽快做到。我们也知道只通过增加生产和增加输往市场的货品，是不能达到这点的。物价上扬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已考虑了这点。但物价上扬可以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
　　这个情形令工会采取一个立场时遇到困难。国家应对收入属于最低的人实行全面补助。可是，对于收入属于平均水平的人，即大多数情形，就必须考虑两个选择：或是补助部分的生活费的上涨，这样会改善市场的稳定，或是给他们全面补助，因而加剧市场情况的严重性，令危机的终结要延迟。这两个解决方法应该在工会内广泛讨论。
　　当然，对奢侈品以及烟草、酒类的价格的上涨，是不应提供补助的。
　　决定补助价格上扬的问题，必须按照罢工协议上的有关条文，以全面的方法实行。这个补助的制度，应该与工会一起详细制订，并提交公众讨论，因为补助更高生活费的任何一种计算和支付方法，要能得到社会接受并产生效用，都要看人们是否对最适合他们的方法有所选择。
（E）普遍就业权
　　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困难已显现，随着危机的恶化，我们可以预见某些地方和某些人口的部份出现失业。我们必须记着，在实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问题将会是特别困难的，需要工会致力于与工厂厂方和中央经济当局紧密合作。
　　失业问题将要求企业与中央经济当局分工合作。一方面企业将会有权改变它们所需的雇员人数，同时中央当局要负责保持整个劳动大军能全面就业，方法是推行制造新职位的积极政策，筹款支付工人的重新受训和对被企业解雇的工人提供援助。同时，必须开启重新调整就业的方案，由国家资助，但要得到工会的同意和受工会控制。
　　同时，一个重要的但很困难的问题，是为从各种学校毕业的学生提供合适的工作。这就需要分析如何利用有资格的工人，将未受正当训练的工人取代，谨慎地调任有经验的工人，保证在全国平面工人更大的动员，等等。今年和来年一个特别的困难，将会是从职业学校和工业学校毕业的年青人所面对的局势。
　　上述建议的实行，可以是严重的紧张甚至社会不公义的源泉，需要特别的专业人士有事先的考虑和讨论，也要看各特别范畴的就业困难有多严重。工会也应该考虑是否应该或需要以其权力来筹划一个广泛的、长期的调整就业方案。
（F）改善劳动情况
　　进行经济改革以导致自主的企业能脱离命令制度而成立，必须同时有步骤去达到劳动大军工作条件的基本的改善。目前，很大部份的工人的工作条件是令他们紧张甚至健康有危险的。企业应有义务将它们的资产摊提和发展基金的一个比率用于改善工作条件。这个比率应该由工人自治组织决定，最低水平应由法律界定。
　　关于在工作间被健康监督机构发现的无数有损健康和安全的情形（有毒剂、尘埃、噪音、高温等等），必须要求波兰认可国际劳工组织1977年第148项关于保护工人免于污染空气、尘埃、震荡、拥挤等条文，并要求现存的波兰条例（它们根据该协议的条文来保护工人）得到严格遵守。
　　要恰当地组织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缩短工作时间。这会提供一个强烈的刺激，令企业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并鼓励工人更有效地工作。在下一次谈到缩短工时的阶段时，将必须要求企业和经济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制订具体的计划，达到组织上更大效率，以及实行技术措施缩短工作日的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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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刊于第57期，但我手头没有，有劳丁一新老哥查找了
（四）对未来的保证
1、法治
2、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
3、选拔官员的基础
4、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会”
（五）工会生活
1、工会的地区性和行业性结构
2、工会民主和活动的主要原则
3、工厂组织的主要职责
（六）结语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2-20 23: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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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3 05:45
波共新攻势与工会内部的发展
作者：小点（部分取材自法国《红色周报》及《国际通讯》法文版）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1981年8月25日出版  
　　波共第九届特别大会终于如期在7月14日召开。1964名经由党内第一次不记名投票选出的代表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些代表以不记名的投票选出新的200人的中央委员会，并选出卡尼亚续任党第一书记。由新的中委会选举的15名政治局成员中，更包括了一位团结工会的女会员。大会通过了一些民主改革措施，例如限制任期和党政职能分离，而最重要的是肯定了卡尼亚一派的中间路线。由于选举程序上的拖延，大会延期了两天，在7月20日闭幕。
　　各国统治阶层，从苏共到美国政府，都对大会结果表示满意，认为卡尼亚的中间路线普遍得到党员支持，可以继续施行。这个结果，与大会之前的普遍不稳和党受党内民主化要求冲击的情况比较，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特别是在党的三百万党员之中有一百万是团结工会会员，而1900多名大会代表中也有21%是工会会员，甚至在200名中央委员之中，也有五分一是工会会员。所以对于大会以1300多票选出卡尼亚及其代表的政策，而只有60票反对，是令各国观察家大跌眼镜的。种种迹象显示，今年春天的党内民主化改革运动大体是失败了。事实上，这个运动的确争取到一定的民主改革的措施，但总的来说，只是客观上帮助了卡尼亚一派将提倡立刻镇压团结工会运动的强硬派排除出动但对于改变党对工会的基本态度，甚至是对卡尼亚的对工会的怀柔政策，却起不了作用，反而巩固了对卡尼亚一派的实力，让他更能推行其政策，以瓦解独立的团结工会。
　　还在党大会未召开之前，党内民主改革运动的先锋伊凡诺（见《十月评论》81年5/6月号）已在团结工会一份刊物上坦白承认改革运动已经失败。实际上，很少基层平面组织的战士能出席大会，能在党担任重要职位的更少了。大部份人在党的强硬派和苏联发言攻击党领袖的压力下，走向支持卡尼亚一派。伊凡诺当时已预见党高层的变动不会大。毫无疑问，党的中层领导受改革运动的冲击最大，党基层单位的书记有一半被换掉。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一未能获选为大会代表。这些变动主要显示了保守派的惨败，但离任者的特权和职务等仍然保持，表明了党改革的限度。伊凡诺指出，在政治局之内并没有基本的分歧，有的只是在如何摧毁团结工会方面出现歧见而已：格布斯基和沙宾斯基（强硬派的领袖）的计划是短期性的，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计划是中期性的，而韦布朗的计划是长期性的。现在卡尼亚似乎得到足够支持来全面展开他的计划。
卡尼亚对工人的进攻
　　卡尼亚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主要集中在他的经济节约政策上。党特别大会闭幕后，政府便宣称要减少肉食配给四分之一，和要将主要物品的价格提高二至四倍。政府并以重组经济的名义，准备实行大规模的解雇行动。
　　政府对工人的攻击，最明显表现在日常供应品方面。最近几个月来，大部份商店的陈列架都空空如也。人民排队轮购的长龙越排越长，往往等了一整天也买不到任何物品。肉食、面包都缺乏，甚至拿着配给券也没有用。普通用品更加缺乏，火柴、牙膏、肥皂、食油都不见了，连香烟也买不到。但另一方面，在古斯瓦兹市的一场火灾中，却有五百万包香烟被烧毁。很多人愤怒地说：“他们不但囤积货物，迫我们为我们的斗争运动付出代价，甚至他们囤积的方法也坏透了。这简直是破坏行动。”人民都普遍相信政府实行破坏活动。而不断因为大雨、火灾和高温而损失了囤积品的消息，都加强人民的这个想法。
　　虽然政府官员极力否认进行破坏，但他们却不可避免地承认无能。例如内政部向团结工会解释：“如果个体农民继续增加供应牛奶的话，则我们或者有可能满足所有需求。而这五月份的乳酪的供应，将会比去年五月的少六成。至于下半年的供应计划，则现在还未知道。”人们可以清楚见到这些官员的计划，如果有的话，也只是数日的计划而已。这即使不是公然的破坏，也算是极端的无能了。
　　尤有甚者，团结工会收到的一份匿名的资料，显示了官僚的一些策略：“制造供应上的紧张，将货品囤积起来，即使它们会因此腐烂。令人们疲倦，将这种情况的责任推在团结工会身上”，“容忍捣乱者生事，特别是流氓捣毁橱窗、公共通讯设备、电话等，散播谣言说这是团结工会所为。”无论这些资料真实与否，都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恶劣生活条件及他们因此感受到的情绪紧张和疲倦。
　　面对官僚的这些攻击，很多群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波兰中部城市库特诺出现了去年夏天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示威，有三千多人参加，抗议食物短缺和政府无能及组织不力。其他城市也有工人集会讨论。一些公共运输司机驾车游行，以示抗议。团结工会的一些地方支部更表示要发动罢工。另一方面，团结工会领袖与政府举行谈判，商讨削减肉食配额及加价事宜，结果答允在八月份装饰肉食配额减少，但到九月份便要恢复正常。对于物品加价数倍一事，工会则坚决拒绝，并要求举行全民投票决定。
政府要工会负担经济责任
　　另一方面，经过很长时间的犹疑之后，波共政府终于决定实行某些经济改革。这些经济改革首先要取得工人的支持，令他们参与决定一些政府不敢单独作出决定的事，以避免引起社会危机的爆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准备将工人议会在法律上制度化，但其做法是剥夺它的所有决定权和对经理的控制权，只让它对所有决定共同承担责任。此外，由这种“自治”管理的企业将成为独立自治，即是说它们的经济成绩不再以计划的指标来衡量，而是以它们的个别利润来评价。因此，所有不受欢迎的决定，例如加价、裁员等，将会得到个别工人议会的参与而作出，但议会却没有办法作出其他决定。
　　波共官僚希望藉此强加自己的决定予工会，以解决各项迫切的问题及粉碎工人的独立组织，办法就是在企业之间制造矛盾，迫使一些企业作出损害其他企业利益的决定。这套方案就是卡尼亚一派“扭转局势”的方案。如果团结工会接受了这个“经济改革”的逻辑，它将会变成无能，工人便会迷失方向。
　　但这个解决危机的方法，并非是唯一可行的。在团结工会之中已开始就工人议会和自治的角色进行辩论，从而得出另一种方法，虽然明显地有缺点，但仍是与第一种方法相对立的。
工会对危机及工人自治的看法
　　团结工会一位专家表示：“国家和经济的行政管理已完全瘫痪。社会应该起来取得生产工具的控制权，废除国家对生产手段的处理权。在各处成立工人议会。在与党基层更新运动合作下，发展保卫各企业的纲领。充分利用工会的消息渠道。取得生产工具及零件的资料，试图为农业而生产。这是我们份内的工厂，要永远控制它们，不单只是在罢工时期。在目前的情形下，取得企业的权力是我们的责任。在中央的层面与我们无关，让他们继续存在和幻想执政吧。”
　　这个看法——虽然有缺点——代表了解决危机的另一种方案，在工会内正受到广泛讨论。同一时候在罗兹市的工会，亦讨论出一套有相似前景的工人议会规章：“工人议会的前景是企业自治的永久性组织。但现时来说，它是工人为争取自治和工人控制企业活动的一个战斗组织”。在更清楚明白到与官僚政权的对抗是不可避免后，这些规章特别指出要：
　　■　在各人员之中发展自治的意识。
　　■　组织工人的压力以达致民主及激进的社会及经济改革。
　　■　在企业内设立存货检查系统和对抗浪费。
　　■　覆核由工人委任的领导人作出对企业的经济情况的报告。
　　■　在可能的情形下建议改变企业的活动。
　　■　确立企业的未来的规章。
　　■　确立目前及长远的行动纲领，以求在改革运动之中及之后实行。
　　■　参与企业的共同管理，如果这会帮助将来工人管理的话。
　　这些规章的其中一个作者三月份在华沙发表对工人议会的目前的角色的意见如下：“社会经济改革有极大重要性。它会决定国家的前途，因此它必须是民主和深刻的。它只能在基层的压力下进行。唯一能将工人的要求与实现经济改革连在一起的，是争取自治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胜利了，我们在改革运动上也同样胜利。因此，现阶段工人议会的任务，首先是设立企业内的存货检查系统及准备在数月内以企业的工人的名义夺取权力。”
　　这些规章更包括企业的工人议会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及加入议会代表机构的工作和协调各项活动。
　　在一次研讨会中，团结工会另一位专家提出了“在国家议会中成立一个自治院”的计划，“以保证工人议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有可能在中同影响各项经济决定”。
　　但在团结工会内也不是全部人都抱有相同看法的。有人指出：“要从基层开始征服现代经济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一个较稳定的市场经济存在的话，则基层取得企业的控制权仍是可能的，虽然有一些危险性。”
　　不少的方案对企业之间的必须的合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他们认为推翻官僚层是不可能的（因为据说会刺激苏联立即入侵），所以他们寻求在卡尼亚的经济改革与工人的愿望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这个限制下，广泛出现对市场作为生产的中立的调节者的错觉。
　　由于团结工会实际上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导致一些工人抱观望的态度。在物品供应特别差的比斯高市，工会更提出“对发展工人议会不采取任何行动”，只“积极等待改革”，因为他们恐怕工会对物品供应问题的指责会被官僚利用来迫工会对现状负担责任。
工会全国大会前夕的广泛歧见
　　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性大会已定于8月31日在格但斯克开始举行。议程包括选举全国联合委员会、讨论纲领等问题。在目前的准备阶段，团结工会内部出现了广泛的辩论。众多的会议，不断而有时混乱的讨论甚至是争吵，都是这个年轻的组织的不可避免的特色。参与者大都是工人，从来未参加过真正的选举。但这些情况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次团结工会省领导人的选举，是波兰几十年内首次自由选举，而一千万工会会员选出来的代表，会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工人的代表。在争取改善这个组织的民主运行的努力之中，工会的战士更广泛推进了工人民主的内容。最后，这次大会会让工会思考各项基本和策略性的问题，其后果会决定波兰革命的前途。
　　大会前的讨论在工会内部产生了各种意见的组合和分裂。在罗兹市还出现了似乎是第一个正式的派别。分裂首先是环绕着工会的结构问题。在数达五十万会员之中首先出现了由十四名来自各企业的工人组成的“独立派”。其后出现由当地社会自卫委员会活跃份子组成的“民主派”。前者要求团结工会不单只是一个工会，还要是一个强大的社会运动，而它的地域性结构保证了它的团结性及力量，让所有工人可以为各种整体利益动员起来，补救了个别部门的不足。而后者强调团结工会的地区性组织重心应在各部门之内（这个意见是与华沙的社会自卫委员会的意见相反的）。
　　这两个派别的意见分歧，更发展到日常的工作上：“独立派”认为应从分析整个形势出发而在这个范围内提出解决各项问题的方法。“民主派”则集中在地方上的问题，例如交通、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等，着重妇女工人的状况（这个区域的大部份受薪者是妇女），而以一系列要求为终止。
　　但“独立派”并没有这样停下来，他们进而分析现行的制度：“我们认为现在的制度并不能当作是社会主义。目前的危机显示了它的真正面目。这个制度的思想假设了社会掌握了主要的生产手段和将政治权力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六年来，所有政治和经济权力都被一个集中的、在社会以外的官僚掌握了。”
　　从这个观点出发，“独立派”制定工会的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首先，工会应该争取一个全体的、民主的、深刻的国家和经济的改革”，废除当权者对消息的垄断，争取成立工人议会，将这些议会地域性组织起来，在国会成立一个自治院。这个自治院会决定所有关于经济的问题，而现有的国会则维持处理外交及军队事务。“独立派”还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及经济改革独立委员会”，对经济状况作出报告，提议一个改革计划。这个委员会事实上已刚成立。
　　最后，“如果工会被迫再发动罢工”，“独立派”提议一个新的斗争形式：“积极的占领式罢工，即是说继续生产，而将产品的分配完全由罢工委员会控制”。
　　在罗兹市的工会大会前的辩论是一个例子，表明不同的意见怎样可以发展和在纲领上更得到澄清。而在团结工会内已开始讨论如何从这些分歧的意见中取得最大益处。在华沙的省际工会大会开完之后，工人报的战士发表一篇题为《现在是开始发展分歧的时候》的文章。文章作者列天斯基写道：“以表现我们的团结力量和使用罢工为手段以达到我们目的的阶段已经过去。任务已变得更为复杂。而在工会人员中，我们不只见到不同思想的出现，还见到不同利益的出现……我们必需一些整体的纲领以显示出不同的提案及其效果。”
　　工会面对的任务的复杂性迫使战士们寻求共同的重要策略性的选择。一些工会领导层更极力为作出这种选择创造条件。例如在哥素市，工会最高委员会任命了五个独立小组，分别研究五个不同的纲领，以便省大会可以作出有意义的选择。
　　面对波共重整了内部后的卡尼亚派的新的攻击及国家政治经济矛盾不断加深的压力，团结工会八月底的全国大会的任务是重大的，大会作出的纲领性及策略性的选择，会对现时在波兰展开的政治革命的前途影响极大。任何摇摆或对波共党的幻想都会对工会运动造成严重的打击。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4-26 14: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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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5:53
《十月评论》1981年7月第八卷第7期（总第55期）
波共党大会前夕的局势
作者：小点
　　波共党基层强烈要求召开的特别党大会，将于7月14日举行。这次党大会与所有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党大会有很大的分别。它是由党基层主动要求和向领导层施压力而召开的。背景是风起云涌的社会基层的运动。
　　团结工会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震撼了整个波兰社会的所有层份，党亦不能避免卷入漩涡，而且由于党在整个社会占有特殊政治和社会地位，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最大。波共在社会施行的由上而下的统治，在党内亦反映为党基层要求民主化的运动。基层党员要求党自由化，所有党领导和代表由基层民主地选出，要求清除党内腐败的官僚。有些激进的党员甚至提出要重整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肯定团结工会的作用。无疑，绝大部份基层运动的党员，都是期望和相信党有能力自己进行改革，变成一个纯洁的党，继续施行对社会的“领导作用”。这次党大会及其发展将会显示这个党自我改革的能力的限度。
　　不久之前召开的第十届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宣布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今后党内的选举会采用秘密投票的形式；规定任何职位都不能连任超过两届任期，以保证干部的轮替；不得同时兼任党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职位；纪律委员会由全体党员选举，而不是由领导层选出。
　　这些改革措施似乎十分壮观，但党领导层事实上仍然操纵了支配权。例如：党领导仍然维持对所有被称为重要的职位的委任权。这些职位只能由一份名单上的人员担任。职位包括国家的中央官职，省领导，以至企业的领导人，报刊的负责人等等。
　　另一方面，党基层四月在土轮举行的大会选出的十八名代表，要求在党中央委员会帮助工作，却被拒诸门外，尽管党称这些基层组织为“党生活活跃的表现”。
　　这次中委会会议的局限性，亦可从人事方面见到。只是前总书记盖莱克的一派被撤换，而新加入的又是简尼亚的一派，加强执行拉拢团结工会的路线的力量。相反，基层所要求撤换的强硬派领袖和比得哥什暴力事件中的负责人，却仍然保留职位。
　　事实上，现在的领导层所推行的策略并没有改变。他们寻求工会运动妥协，共同进行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的内容，是一个反工人阶级的紧缩节约的政策，藉口改造经济而制造大量失业，打击工人的战斗性和团结性，让工人肩负经济危机的苦果。此外还会搁置去年八月协议中的随生活指数调整工资的条文。到目前为止，团结工会仍然未能提出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以作对抗政府这个政策。即使如此，政府如果推行这个政策，仍会遇到波兰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反抗的危险，甚至会发展到普遍提出社会主义工人自管的情况，从根本动摇波共统治的基础。
　　工会运动除了动摇了党基层，还促使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团结工会式的农会，及鼓舞了全国学生运动。它甚至在政权的镇压机构，即军队、民兵和警察之中，造成震荡，出现初步分裂的迹象。以死硬斯大林主义教条闻名的一份军队的日报，透露了军队中出现士兵和军官“广泛讨论”军队制度的漏洞和困难，抱怨没有开会讨论问题，要求在军队中可以进行辩论，参与“重整社会主义”。该报指出军队中出现分化，有些为强硬派，有些是年轻的改革派，并要求加强军队中的平等主义，缩短上级及下属的距离，及收集集体意见然后作出所有决定。这些报导都显示了军队中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要求改革的力量。
　　对于军队中的基层力量，团结工会一直没有企图作出影响。只有在社会走向直接对抗的危机的时候，才向军队呼吁和支援他们的要求。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藐视国家认为军队和其他镇压机器没有民主权利的规定，积极组织军队基层的民主化要求，提高他们的觉醒，令他们认识到真正阶级利益所在，而成为保卫工人阶级和团结工会的另一股力量。
　　正当党内及军队内的危机严重影响党领导层对即将召开的党大会的控制力时，党外的局势又再呈现紧张。在国会要求禁止罢工的六十天还未过去之际，罢工的阴影又再次笼罩着波兰。在三月底政府与工会达成的协议之中，政府答应对比得哥什事件中要负责任的官员施以惩罚。但直到六月还未见确切执行。于是引起团结工会的不满，决定举行警告式罢工。事实上，政府这种违背协议的行动已屡见不鲜，不只影响了工会及普遍工人阶级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亦会动摇党内改革派对党高层的信心，促使他们走向更激进。
　　在较早时候，波兰亦出现了一个为政治原则而进行抗议的行动。为了抗议政府继续拘禁几名属于一个右派波兰民族主义党的成员，一些工会会员进行绝食行动。这个行动获得工会普遍的支持，终于在绝食十多天后，迫使政府释放其中几人，并答允假释其他人。正如工会一再强调，他们的抗议行动不是因为赞同这些右派份子的观点，但他们觉得保卫每一名政治犯不受政府的迫害，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工会义不容辞的事。团结工会这种做法，显出他们在政治上更趋成熟。
　　经过七个月的斗争，波兰的农民终于在5月12日成功注册为“个体农民独立自治团结农会”。团结农会的成立，会进一步帮助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实行由下而上的管理及互相合作。在与团结工会的紧密合作下，会容许波兰发展基层控制的分配网，消除了官僚的浪费及从中作梗的机会。这个发展的趋向是不容忽视的，亦是国家一直拒绝让农会合法注册的主要原因。
　　党内基层普遍要求民主，作为国家支柱之一的军队、民兵及警察，又开始现出裂痕；而在党外，团结工会继续克服本身的障碍而巩固下来，更与新成立的农民力量互相呼应，这便是波共特别党大会召开前的局势。不但波共现行路线的追随者没有信心能控制局面，苏联官僚更表现得不安。苏联及东欧宣传机器渲染所谓波兰强硬派发表的卡托维兹宣言，制造军事入侵的威胁，正是最明显的例子。苏联及波共领导层是不能眼看党由于基层民主化而失去控制整个社会的能力，影响特权官僚的利益，更害怕这个例子会蔓延到其他东欧国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当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受控制时，官僚层是不惜作垂死挣扎的。只有主动组织基层力量，正视及对抗这个可能，才能避免工会活动被打败。毫无疑问，波兰局势正面临另一次关键性的对峙。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2-16 17: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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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5:53
特译－－(已校)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波共党内的争论和基层党员的意见，本刊今期特译以下三份文件，作为七月十四日波共党特别大会的参考资料。]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完整组成部份
[在1981年3朤9日至30日的波共九中全会上，哥密达GROMADA（候补中委和米力飞机厂五多多工人）宣读敢该厂党组织致中全会的公开信。以下是《华沙生活报》3月30日登载该信节录。《洲际通讯》5月18日加以译载。]
　　在我国现正面临的困难局势下，日增的大多数人民焦虑的是国家的前途，而且是国家的存亡问题。有一些拙劣的人，向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的政府进行挑衅，他们企图操纵舆论，在日益沸腾的社会风暴中走钢索。
　　热舒夫省[译注：波兰东南部最大公路运输中心]工厂党组织的大部份党员，表示了他们直接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政策和他的一般态度，即要以波兰自己的道路，通过社会的社会主义复兴和国家的经济复苏，取得合理和公义。同时，他们表示遗憾，因为党领袖与群众日益脱离，不能和不愿去了解群众。
　　民主不能由领导恩赐。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完整组成部份，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
　　社会主义不是给一个精英集团受益享用的。它不应该容纳一个由狭隘利益维系的垄断统治阶层的特权。社会主义意即人民政权，由工人阶级选出，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
　　党必须是一个革命党，这是目前的要求。它的革命性，不在于流血，而在于思想和行动，它必须表现理智和决断。它必须清除坏份子——那些折衷的、违反法律的、或损害“党员”这名称的尊严的。
　　但要恢复人们对组织的信心，已经很困难了。党最高层有些人，多年来都能够耍手段，渡过许多危机和革新，而他们仍然懂得怎样欢呼新的革新。
　　我们要求九中全会取得解决危机的出路，避免力量的冲突。我们也要求实行大量措施，清洗党的队伍：尤其是所有领导位置均要民主选出，草拟一个政纲，将特别大会推进到底，根据法律审讯和惩处我国经济和政治危机要负责任的人。
[以下是波共九中全会上代表发言的节录，登载于《华沙生活报》1981年3月30日。《洲际通讯》5月18日加以译载]
高斯兆斯加（OSTRZEWSKA）
（中委会委员结果只罗茨瓦夫的美勒爱和电脑工厂的轮班管工）
　　我代表我的党组织发言。美勒爱和厂的工人，觉得我国正处于悬崖边缘。社会焦虑日增，消费品的分配变幻不可测，而与这个不满相关联的，是对革新的抗拒日增，这点见于经常的挑衅。这些都明显地将我国推向灾难。
　　我国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比得哥什事件，党内和党外人士都认为是对国家，对党，对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政府和对工人阶级的挑衅。我们的党组织认为比得哥什事件明显地侵犯了宪法、自由和公民权利。
　　我的党组织参加了3月27日的星期五罢工，组织执委参加了罢工委员会。我们参加了罢工，虽然我们知道这样做违反了党纪律。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我们永不会做出反对这个阶级的事。
　　我们并不鼓励罢工行动。可是，最近的罢工，罪责不在于决断的罢工者，而在于迫工人如此决断的那些人。
（译注：在3月19日，北部城市比得哥什的警察袭击数十名团结工会和团结农会的领袖和支持者。伤者被送往医院。团结工会接着呼吁在3月27日进行四小时警告性罢工，抗议殴打事件。数百万工人呼应罢工呼吁，全国陷于瘫痪。）
西比尼亚（YPPYNIAK）
（中委会候补委员；什切青波共省委第一书记）
　　要改善经济的运转，必须精简生产组织，发动全体人民的干劲。
　　可是，自去年以来，经济的运转每况愈下。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80年8月罢工后，我们并未有结束党的信任危机。结果是，党不能以全力来行动，动员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我们必须睁开眼睛，党一个月比一个月与政治事变脱节。党的管理和中央控制在削弱。基层党员与党领袖之间的不信任加深。这个负面现象不会自行消失。它必须加以消灭，而且要快速进行。重建党的思想和政治结合性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彻底进行检讨和党内选举，并召开波共第九次党大会。
　　事实上，工会在我们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角色和地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就做成紧张关系和社会冲突的上升。这种含糊性，不利于尤其是掌权人士和团结工会人士的相互间的信任。党基层发觉这个形势做成社会关系紧张和混乱，同意工会不论现行工会法例如何也应界定工会活动的范畴。由于工会承认我们政府的原则，它们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占一席位时就不应受到阻遏。
　　另外有一些人做成社会冲突的另一来源。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散播对党、社会主义政府和国家机构的憎恨。这是破坏性的。因此，我们应该继续限制对当权者的压力，并加强理智和全国的协调。
　　有人说被指为反共产主义的分子正试图通过团结工会来行动。但团结工会是从工人阶级反对当权者的抗议中生长出来的，因为它的行动在群众眼中是合法的。
　　为了要看到和意识到这个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记着，团结工会首先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这个阶级从经验中学会了反抗任何滥用其信任的人。
史华克（IWAK）
（中委会候补委员；东华沙市建筑企业的管工）
　　为了恢复对党的信任，必须改变党政纲和运转方法，并完成领导者的更换。
　　党正继续趋于衰弱，许多党员和一个一个的党组织迷失了方向。它们没有了战略性方向，党高层的错误行动又将它们解除了武装。我们的领导同志没有任何概念知道如何领导党解决危机，他们只是在玩策略性手段。领导层的同志只信任他们自己；他们没有能力以现代方式按照现今形势的需要来思考和行动。
　　我们不断在为最高层领袖掩饰。可能这不过是怯懦和无能。
　　党内的冲突往哪儿发展？最高层同志为何避免与省里的党组织会面？为何他们不愿意倾听为党在前线战斗的人们的意见？
　　党内的感觉，是我们无法维持社会对党的信任，除非我们快速地清洗了那些败坏了党名声、滥用了权力的那些人。党员和一般人民之间的感觉，是我们未能兑现去年八月作出的承诺，即我们会站在变革的前线。
　　不幸地，过去七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都可能没有对领导层的行动有积极影响。事情正向前发展，我们需要决断力；但如果我们不能追上当前局势，那么党的命运只有衰落。这次中全会必须作出一些重大的决定，带来党作风和运转方法的彻底改善。
　　现时，工人阶级很大一部份反对我们，反对党领导。旧的口号、方法和活动，国内不再有任何人接受了。党领导必须了解真实的形势，改变它的处理方法。现在仍有时间，仍有一个党在许多事情上是坚决的，是有能力协助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政府的。但我们要求党领袖有理智和决断力。他们应该停止将头鸵鸟地埋在沙堆里。
　　在3月28日，在华沙理工学院举行了华沙党组织一个支部的会议，它决定向波共中委会九中全会作出直接呼吁。我们要求尽早订定召开党特别大会的日期。我们要求大会不会延迟举行，革新过程也不会延迟进行。这些迟缓只会增加社会的紧张关系，可能导致社会分解和党本身的分解。
达碧（DRABIK）
（中委会委员；凯尔彩省一间冶金厂工人）
　　在七十年代，党的内部工作被削弱，而官僚层则巩固了自己。党内缺乏团结，影响了宣传和思想工作的组织。当党和国家面对一个全国灾难时，党不知道如何有尊严地、基于民主集中制来行动。
　　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有许多人任职各种位置，他们只想保着这些位置，本身不作积极参与，只以牺牲工人阶级来换取。他们是准备使用武力的。
　　团结工会的活跃分子能够将当权一些人的恐吓和镇压行为转为有利于他们，并非是偶然的。为什么要迫使他们采取绝望的行动，激发起工人呢？
　　这类行动已影响了一部分党员。他们认同团结工会的立场，多于认同党的立场。罢工是明显的例子。
巴迪斯（BALDYS）
（中委会委员；卡托维兹省一个煤矿场矿工和爆石指导员）
　　波兰百万计的人极为焦虑。他们要排长龙轮候食物，火柴和其他日用品。他们常常问：这些什么时候才结束？这个基本的问题，令我和其他同志觉察到罢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由于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享有强大威望和信任，人民因此期望事情会改变。简单地说，应该由波兰的政府来统治，而且是果敢地统治。
　　除了其他千百问题外，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党内的自我鞭挞何时会终止？我们何时能够正确地说谁是谁非，以恢复党的威信和对政府的信心？
　　我们不能总是在团结工会指出时才作人事上的改变。我们要自己做。这个工作常常是不讨好的，而我们要对党活跃分子表示完全的尊重。但出现破坏或违反法律的情况时，我们必须强硬；我们必须公开行动，而且不管犯法者的地位或职位是什么。
————————————————————————————————————————
党基层质询党官僚
（在波共九中全会上，高层党领袖奉命到工厂巡行，与基层党员见面。许多领导人受到基层的严厉抨击。基层反对最激烈的，是格斯基GRABSKI，他是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成员，曾公开表示反对独立工会。本文是描述他与比察图BELCHATOW（华沙西南一百哩外的小城）党员在4月9日的会谈。原文刊载于《华沙生活报》4月10日。《洲际通讯》译刊于5月4日。）
　　主持会谈的党干部，并不饶恕书记，他们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明确地批评政治局的政策和九中全会的最后决议。
　　“请解释为什么你和其他政治局成员一起递交辞职信！”“北部电机装配厂”工人里柏斯基问。
　　最主要的抨击，集中于党高层官员和基层之间的不和谐。有人说，党始终是要属于群众的。
　　近期的事件，显示了党领导官员的成员之间有无数分歧。中全会显示了这点；在会上，格斯基同志抱怨地谈及党内崩溃和心理危机，说党员今日“意志消沉”。
　　在比察图会谈上，一名电机工程企业的工人沙林柏说：“我站在工人方面，我现在什么都观察，我的感觉有了改变。我们基层党员一次又一次被错误领导。我们已经历了四次革新，党内四次变换。前党领袖盖莱克对我们说：‘帮助人民’。我们欢呼这个呼吁，相信它，以为它是必需的。但现在我在你们中间寻找，究竟你们有谁可以将这个付诸实行？我们领导国家走到了哪里？”
　　比察图电力厂党支部书记史维说：“我非常悲痛地发觉，一些党领袖和党员缺乏前瞻远见、合宜行为和迅速行动的能力。我们并没有好好地利用机会，以群众参与来采取防卫性行动。
　　“在比得哥什危机和警告性罢工前夕，我们在日常的电视广播上看到了什么？当时我们需要的是有能力的有威信的领袖出现，但我们只看到华沙两名政府雇员出现，其中一人给我的印象是个无赖。这是理智的吗？我并不反对平庸的人士上电视，但我们要有常识。”
　　史维宣读了比察图电力厂党组织草拟的一份决议。决议批评了新闻媒介（尤其是电视）歪曲国内发生的事件。该厂党组织要求成立一个公众团体，监管电视上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收集和散播。
　　中委会为什么封锁比得哥什事件的消息？
　　一名煤矿工人奥泽说：“我不是演讲者，我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人。事情都是官僚地组织起来的。工厂内人数比办公室人数多得多，但官僚层不断膨胀。负责的人在哪儿？他们怎样处理这次危机？”
　　许多人谈及即将举行的波共第九次特别大会，代表的选举，大会的准备工夫和议程。
　　北部电机装配厂党支部党员里柏斯基提出一个动议：党大会应该中途休息，让代表们回去与选出他们的党员会面和重新讨论大会上的问题和建议草案，然后代表们再回去开党大会，其背后有党基层的支持。
　　讨论激烈地进行了四小时。
　　比察图电力厂的团结工会支部主席和特的结语是：“我作为团结工会代表被邀参加这次讨论。这次讨论令我非常高兴。我以前对党的认识很少，只是基于我所谈到或听到的。但见到今次的党内讨论，我相信党正上升。”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07-2-16 17: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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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5:54
《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
团结工会全国大会第一轮会议文献
译者：小点
大会宣言
（1981年9月10日通过）
　　独立工会“团结工会”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主的波兰，建立有尊严的生活条件；这种生活是没有贫穷、没有剥削、没有恐惧、没有诈骗的；这个社会是民主地、基于法律组织起来的。今天，我国期望的是：
　　1、食物供应增加：－－在与个体农民的“团结农会”合作下，建立对生产、分配和价格的监管。
　　2、经济改革：－－在工厂成立真正的自治委员会，废除由波共提名委任的制度。
　　3、明瞭真相：－－社会控制大众传播媒介，取缔教育和波兰文化上的虚假东西。
　　4、民主：－－推行对国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自由选举。
　　5、公义：－－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犯获释，保卫由于政治、出版或工会活动而被控诉的人。
　　6、公共卫生受到保护：－－保护环境，增加用于医疗服务的基金，保证伤残人士在社会上应该享有的权利。
　　7、煤供应予人民和工业－－要保证矿工有良好生活和工作条件。
　　我们将会通过工会的统一和工会会员的团结，来达到这些目标。制造着外来威胁感觉的各种活动，都不能使我们放弃争取1980年8月的理想，争取实现格但斯克、什切青和耶斯特斯比协议的愿望。
向东欧工人呼吁
　　在格但斯克参加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的代表，向所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东德、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所有组成苏维埃联邦的民族的工人致敬礼及表示支持。
　　作为我国战后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工会，我们深深确信我们的未来的共同点。与你们国内散播的谎言相反，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是工人的真正代表，有超过一千万会员，经过工人罢工后建立起来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所有工人的生活条件而斗争。
　　我们支持你们之中投入争取自由工会运动的艰辛道路上的人们。我们热切期望，你们的代表和我们的代表很快就能会面，互相交换工会经验。
关于自治的决议
　　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的代表，呼吁工会的战士和所有工人保卫工人自治。被自治的发展和加强引起恐慌的政府，剥夺了工人议会管理企业的权利，特别是提名和撤换领导人的权利，企图使自治胎死腹中。
　　在保卫集体和国家财产的掩饰下，他们企图保卫的是党和国家官僚架构的自私利益。最近受保护的提名委任制，是企图维持选择干部制度的另一行动；由于这个制度，以政治条件选出来的经济负责人，把我们的经济带进目前的灾难中。
　　官方宣传声言政府的计划是被社会大多数人明白及赞同的。在这个情况下，大会运用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段第一点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劳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表现”，向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呼吁，要求议会同意就工人议会的能力问题组织一次全民投票。这次全民投票明显地应该在议会对企业法律和自治法律表决前进行。工会应该参予制定全民投票的问题和程序。
　　大会同时议决，如果国家机构拒绝进行这个全民投票，工会便会组织企业人员之中的全民投票。
　　全国首届大会的代表期望议会代表考虑到工人的愿望，和作出符合他们意愿的决定，所以全国首届大会的代表向议会呼吁；不要依循政府强加的程序对这些法律表决。对一个违反工人愿望的计划投票，会导致紧张关系的加深，使经济更难重建，将社会对议会的信心完全摧毁。
　　议会这种做法拒绝了走向民主改革的历史性的机会，而社会将会被迫自己开始自治和活动。大会代表宣布工会不会取消为争取真正自治的斗争，及以一切办法保护它的会员，抗拒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改革带来的后果。我们特别强调，如果对自治法律的投票造成与工人愿望相冲突的话，工会将被迫作出杯葛行动，并为保证真正自治委员会的活动不受限制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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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2-15 15:55
(已校。5#楼帖亦已校)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要点
译者：汝点
本文译自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外务部”1981年9月30日发出的＜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讯＞。这草案要经由大会逐点投票通过。最后通过的纲领将于下期刊登，读者可作一对照比较。
　　大会第二部分会制订工会的行动纲领，并通过各项决议。以下是大会“纲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要点：
　　1、我们要求在所有管理平面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改革，并推行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使经济计划、自治和市场得以协调。
　　2、正来临的严冬需要我们作出强烈的立刻的行动，工会向所有善良人民提出此警号。
　　3、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共同努力阻止生产下降。
　　4、工会将会同意逐渐恢复市场调节，但这只能是在一个纲领的范围内进行－－这个纲领在应付危机的同时，将无条件地保卫各贫困无力的人民。
　　5、在顾及所有人的福利的同时，工会将会特别照顾最贫困的人。
　　6、必须尊重工作的权利，必须改革工资制度。
　　7、食物供应是今日最重要的问题：配给证必须能够换取到食物，食物的分配必须受到社会控制。
　　8、克服危机及进行经济改革这两个斗争，都必须在社会监督之下进行。
　　9、工会正努力将从社会抗议孕育出来的社会主动导向解决人民最即时的需要。
　　10、工会会发动行动，反对不公义的不平等和不应份的特权。
　　11、工会将会保卫各家庭有权取得基本需要和有安全感地发展。
　　12、工会将会保卫老人和伤残人士的权利。
　　13、工会将争取雇员有权规限工作条件以使健康不会受损。
　　14、保卫健康是工会特别关注的，因为我们面对着我国生态所受到的威胁。
　　15、工会将争取有效地保卫人类的生存环境。
　　16、工会承认居者有其屋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权利，工会将参与制订合理的房屋政策。
　　17、工会将制造条件，令人民享有文化，并为每一名工人提供不可缺少的闲暇时间及利用这些时间的各种机会。
　　18、世界观、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应该成为自治的波兰的民主基础。
　　19、工人自治是自治的波兰的基本组成部份。
　　20、在法律上、组织上及经济上自主的地方自治团体，必须真正地代表地方的社团。
　　21、经济自治和行政自主的发展，将需要国会成立社会及经济性质的第二议院。
　　22、社会制度要保证公民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3、司法制度必须独立，执法机构必须受社会控制。
　　24、任何人将不会因其信仰而被迫害，或被迫做出违背其良心的行动。
　　25、那些对社会犯了罪行的人，必须为这些罪行负上全责。
　　26、文化及教育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它们值得工会的协助及支持。
　　27、工会将会支持并保卫国家旨在实行民族文化和教育的自治所进行的任何独立行动。
　　28、关于我们的过去及现在的真相，是我们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基础。
　　29、大众传播媒介必须可靠、自治和受到社会控制。
　　30、工会会员有权自由表示意见和意愿，并自由组合以贯彻共同的目标。
　　31、所有平面的工会领导所作的决定和行动，应该基于对工会会员的意见、意愿有彻底的认识。
　　32、谈判、协议和（如果它们失败时的）抗议行动，是实现工会成员作为工人和市民利益的基本方法。
　　33、控制和批评工会的领导，是“团结工会”每一个成员的权利和责任。
　　34、“团结工会”要求一个新的社会合约。

七一前夕 深圳福永5000工人大罢工

 

6月30日，中共的党庆前夕，在大陆奥一论坛上，有网友发帖说， 接到在大陆深圳福永福信厂朋友的资讯，消息说，他们全厂5000工人罢工了。
据消息说，罢天已经有1天时间了，五千多人在厂里呆着，但消息被封锁了。起因是，原奥普生员工被转给另外一家厂，重新签订合同，所有的工龄等等都被取消，导致员工强烈不满，因此全体罢工，其中高层也参与了。
目前，厂方同意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有部分工人好像复工了，但是一线工人的补偿还没有谈妥，所以罢工还在继续上演。
同时，有防暴员警和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在工厂监督复工的工人干活，说是怕员工砸机器。
福永福信厂是日本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下属的一个手表来料加工工厂。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NTD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news/2011/0701/-128222.html

七一前夕 深圳福永5000工人大罢工-【大罢工】

上海货柜车司机否认政治组织策划大罢工-【大罢工】

2011-04-26

上海市数千货柜车司机和车主的罢工行动已平息。当局宣布减免多项费用后，罢工司机已相继复工。有自称是茉莉花参与者宣称策划罢工，但罢工司机否认工潮背政治成分。（RFA文宇晴报道）

为抗议油价上涨以及乱收规费现象，上海数千货柜车司机和车主上周三(20日)举行大罢工后，上海市发改委、市建设交通委、市物价局和市交通港口局，在上周六(23日)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实施减免多项货柜车运输费用，同时表示会加强严格禁止一切不合理的收费专案，以缓解运输企业经营压力。
货柜车车主代表之一的马先生对记者表示，目前绝大部份的司机已复工，尽量减少由罢工造成的影响。他说，方案对他们是有一定的帮助，不过长远来说政府方面也没有具体的说法。
马先生形容，若没有这次罢工，当局不会立即制定措施帮助他们。他说︰“造成这个局面是车多货少，反正就是造成恶劣循环。到了现在政府在各个方面及时去协调，可能不出这个现象就没人去管。这个事不好说，正反我们这个行业不太景气。”
本台随后也致电有份参与罢工的车主杜先生了解，不过对方拒绝记者的提问。他说︰“你想从我这边得到什么消息，我这边不方便给你透露。”
与此同时，在上海货柜业仍进行大罢工期间，有自称是中国茉莉花革命活动参与者，上周五(22日)以“中国独立工会联合会”的名义在网上发出声明，表示关于上海、天津、宁波货柜车主和司机大罢工是由他们策划和组织的，要求政府解决乱收费现象。声明中同时也表示，中国独立工会联合会在上海、天津、宁波等城市的工会，会全面参与中国茉莉花革命活动，呼吁大家响应周日的第10轮茉莉花革命集会。
对此，曾参与上海罢工的司机周先生否认。他说，他们是自发性响应参与罢工，当中不涉及任何工会和组织，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成立过任何工会。
周先生说，目前政府已答应解决部份乱收费的问题，担心若有政治背景的组织假借他们的名义来宣传，当局会误以为他们的罢工行动是另有目的，日后重返谈判桌就会更加困难。他说︰“没有什么工会，肯定是误解，没人组织，大家都是在网上看的。因为这只不过是运费降得太低了，现在所有的车主和驾驶员都透不过气来了，在网上看到4月20罢工，大家都是很同意的。这种事件没有人组织的。”
就上海的大罢工事件，大陆多个网站都封锁了有关的消息。如《新京报》等官方媒体，尽管报道了政府出招降低或取消多个收费项目，不过对于罢工的报导则未见有提及。

上海2011.4.20大罢工以牺牲换来最后胜利(四篇）

 

上海大罢工警方出动7300人警車70辆

   关注最新动态，有消息的朋友请及时爆料，跟贴或私聊nogfw.cn@gmail.com。

   上海司机大罢工——咱们工人有力量！

   未经证实的消息：

   今天上午上海出动警力7300人媒体13家逮捕7人死亡3人警方重伤2人轻伤5人.在中集门口有大巴警车70辆场面很热闹.下午估计到外2进行罢工..

   [ 公民記者 service 報導 ] 近日中東局勢緊張，連帶造成世界油價飆漲，不僅台灣駕駛感受到了，上海運輸業也大呼吃不消。

   上海運輸卡車業因為近來油價上漲壓力，加上政府名目費用，今日在上海的中集集團進行有組織的抗議，抗議者並且高舉布條，要求取消燃油附加費等相關費用，上海警方則是出動高達七千三百名警力，七十輛巴士警車來到現場。

   警方疏散抗議過程中，有人遭到逮捕甚至死亡，引來抗議者情緒失控，開始在各個港區入口破壞車輛，根據未經官方證實的消息，已經有三人死亡，七人遭到逮捕，警方則有是兩人重傷，五人受到輕傷。 [相關圖片可能隨時消失]

   络人士B爆料： 油价上涨、码头附加费增多，上海集装箱车队（拖车）无法生存，因此罢工。昨天我经批准后，进入他们讨论的QQ群。得知正在讨论的三点内容：1、讨论确定罢工主要牵头人（之前是以河南人组成的车队为主）。2、讨论大家要争取到哪些权益。3、确定把“罢工”字眼改为“停运、抗议”。

   网络人士K爆料： 怪不得，昨天下午上海市政事业单位都接到短信要求今天尽量不出门上街，我还纳闷怎么回事呢，原来如此。

   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

   嘿！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响

   举起了铁锤响叮当，

   造成了犁锄好生产哟，

   造成了枪炮送前方！

   嘿！嘿！嘿！嘿！

   咱们脸上放红光！

   咱们的汗珠往下淌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嘿！嘿，

   为咱全中国彻底解放！

（2011/04/20 发表）

上海司机罢工持续天津率先响应部份集卡停工/gpib

作者: gpib上海罢工持续 ，天津宁波跟进ZT 2011-04-21 07:51:26

上海司机罢工持续　天津率先响应部份集卡停工

送交者: `嘻嘻2011年04月21日04:13:25于[天下论坛]发送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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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司机罢工持续　天津率先响应部份集卡停工

上海集装箱卡车行业数千人的大罢工已经持续了几天，4月21日，还有部份人员在浦东凌桥继续坚持。目前整个上海集卡行业已有百分之七八十停运。

同时这次大罢工还蔓延到其他城市，天津市也有一半集卡车停运。

业内人士说，政府对于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不但没有任何答覆，反而到处抓人。

罢工后效应： 整个行业百分之七八十停工

上海军工路上的王女士告诉记者：“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警察到处抓人。我们不敢派代表，会被抓。现在大部份集卡车已经停运。昨天已经停了一部份，今天又停了一部份。整个行业已有百分之七八十停运。今天浦东陵桥还有上千人在那儿闹，他们有这个意向，如果再抓人，人们就要到市委去。”

王女士说，这次罢工提出改进两个问题：

   1.改变乱收费（包括路政乱收费）的问题；

   2.停止那些贿赂警察的集卡车营运（这些车每年上缴给警察多少钱，警察就不查他们）。

“现在百分之七八十都停了。

一些国营企业，因为国家拿钱补贴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停。”

拥有一家中小规模物流公司的刘先生对记者说：“现在风险越来越大，企业营运不下去了。国家的油在涨，还有相关部门都在征收费用，这些附加值太高了以后，我们的利润越来越薄。这次如果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只能解散不做了。各行业都允许有上升空间，就控制我们不让上升。”

罢工事件在蔓延

刘先生还说，这次罢工已经蔓延到了其他城市，他知道的是天津和宁波。

但经物流公司的赵先生证实，宁波目前还没有出现罢工，但营运也是非常艰难了。

天津一物流有限公司的员工告诉记者：“现在天津有一部份集卡车已经停运，原因是物价太高，运费太低，企业亏损。路政和交警都查得太厉害。交警一抬手就得给钱了。”

记者打电话致电上海市政府、总工会，两个地方的总机一直接不通各部门电话。致电浦东新区公安分局，总机不给转接，说是有规定，只转接下面派出所的电话，对外转接要先有联系人才行。

提高运输费用缓解油价上涨压力

一位参与集会的货运司机告诉媒体，由于油价上涨等因素挤压卡车司机利润，国内成品油自2010年底上调后，司机们发现“已经不赚钱了。”

自2010年10月以来，国家发改委四次提高油价，汽油和柴油累计每吨提价1390元和1270元，累计上调幅度超过15％；

   2011年涨价两次，包括2月20日，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各上调350元，涨幅4.5％；

   4月7日，汽油柴油每吨又分别提价500元和400元，上调了5.63%和4.9%。

据了解，这次上海的大罢工基本都是外来的个体集装箱司机，他们大多以40万至50万元的价格购买集装箱卡车投入运营。当工厂有货物运输要求时，一般由货运公司承接，再转给运输公司调集运力。运输公司召集个体集装箱卡车运输，并支付给他们一定的运输费。

集装箱卡车使用柴油，油耗是其主要的运营成本，仅此一项，每个月就达3万至4万元。在2010年底油价上涨前，每辆车如运营正常，每月约能获得大概在4000元至5000元之间的纯收入。

但油价上涨后，司机们获得的运输费用并没有相应增加，收入收到影响，有些车主本身并不开车，而另聘司机，需要支付司机的费用就要4000多元，收入则所剩无几。

此次参与集会的司机希望货运公司和厂方能提高运输费用，缓解油价上涨的压力。

据说，集卡司机的生活非常艰苦，需要长期吃住在车上，甚至24小时不分昼夜轮班驾驶。所以，在上海从事集卡司机工作的往往多是来自河南，山东和安徽等地的外来工人，他们或以夫妻，家族或以同乡的形势结合起来一同运营。

从4月初开始，一些司机开始探讨举行相关的抗议活动，以要求当局降低或豁免规定要交的费用。经过广泛的地商讨和讨论，司机们将罢工时间定在4月20日零点。

数千集卡司机们在20日凌晨，纷纷自发地将车辆停堵在各码头的集装箱堆场的进出门口，并组织封锁港口堆场和码头以阻止未参与罢工的司机前往提箱破坏罢工。

（2011/04/21发表）

上海放箱公司加入集卡司机大罢工

星期五(4月22日)，上海集装箱运输业罕见大规模的全行业罢工进入第三天。有目击者表示，参加罢工的人比前一天还多。中共当局封锁消息的同时，出动数千军警现场镇压。警察与司机一度发生较大的冲突，之后警方戒严，封锁了道路。目前，与集卡有业务联系的放箱公司，也几乎全部停业，加入罢工潮，整个上海港基本瘫痪。罢工还蔓延到天津，当地部分集卡车已停运。
周五上午，在上海宝山区水产路和外沟桥码头、港西码头还聚集了数千罢工的司机，继续抗议高油价和政府各部门的乱收费。

司机们表示，他们已经被逼到了绝境，现在都没有能力负担高额的营运成本。

（42岁的华先生）:“现在有各式各样不合理的收费。比如这个物流仓库，他们跟我们收加班处理费用，而且现在油价已经上涨了。油价没有涨的时候情况还可以。我们就是运输工资赚得太少。” (请用原声)

（30岁的司机史先生）:“这当然是很辛苦的工作。如果没有我们努力工作，哪有上海现在的经济繁荣?货物的进出口都是我们做的。如果运输工资不增加的话，我们一点也赚不到钱，每个人都不会愿意工作。”
据报道，在水产路罢工现场，有车被砸，罢工人群与警察发生了较大冲突，之后警察对整条道路实行戒严，禁止入内。

一些外国记者也被便衣警察暂时拘留，有路透社摄影师受到粗暴的对待。

这场罢工也遭到中国媒体的消音，受政府严控的媒体对这场罢工只字未提。

有放箱公司人员表示，因为集卡罢工，现在全上海的放箱公司也基本停业了，港口也基本瘫痪了。

有评论认为：上海继日前爆发城管野蛮执法引发2,000人抗议后，20日又发生这场货柜车司机罢工。在贫富悬殊加剧及通胀升温下，中国民众怨气已快达“临界点”，政府再不重视，全中国可能会爆发冲突浪潮。

2011年4月22日 星期五

上海卡车司机罢工进入第三天

上海罢工要求涨工资的老司机被打成这样[图]

也罢工，但能被打成这样？！

路透上海4月22日电（记者Melanie Lee/Royston Chan）---上海卡车司机抗议高油价罢工活动周五进入第三天，上海宝山港周边布满警力，有迹象表明，罢工已对该集装箱港出口造成影响。
在宝山港附近一家物流公司门外，聚集者多达600人。一些人向未参加罢工司机的卡车投掷石块，至少一辆卡车车窗被打碎。
司机们称，许多罢工者是独立承包商，在宝山港与目的地间往来运货。罢工者周三停止工作，要求政府对高油价及物流公司收取高额费用有所作为。司机们周四与警方发生冲突。
周五，该地区部署了50名警察，至少有两人在向卡车投掷石块後被警察拘捕。
一名警察称，有关部门将在下周一与卡车司机代表谈判，旨在结束罢工活动，人群随後逐渐散去。
这名警察用扩音器向聚集在交叉路口的卡车司机说：“请散了回家吧。我们和你们的代表谈判。周一会给你们答复。”
卡车司机稍早告诉路透社，他们打算继续罢工。
一位38岁的刘姓司机说：“我们会继续罢工。我们没有得到政府或任何人的回应。我们别无选择。”
一名31岁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机表示，他的公司因为亏损，将油价等成本越来越多的转嫁到司机身上，“市场现在乱作一团。”
另一名28岁的刘姓司机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油价上涨，还有警察开始未经警告就对所有违规开罚单，例如，车辆不符合环保标准。
他指出，物流公司计划向他们收取更多费用。
中国官方媒体及上海市政府尚未谈及此次罢工。
路透社致电联系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一名官员，该官员透露，罢工并未影响到港口运行，但不愿进行更多评论。
但上海星全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魏玉骏（音）称：“罢工已导致出口迟滞，许多货船无法满载出港。”
“例如，一艘经停上海前往香港及美国的货船，假设能装载5,000只集装箱，现在只能装1,000或2,000只集装箱。”（完）

2011年4月22日星期五

上海集装箱罢工取得初步胜利

上海市领导昨天和今天上午和集卡司机代表开会，韩正市长下达指示。
1.把这次事件定性为集卡司机群体的利益诉求，而不是其他更严重的事件。
2.要取消没有依据的收费。
3.要取消没有涨价依据的涨价费用。

根据韩正的指示，上海各单位和上港集团将采取一项措施：
1.上港降低码头的换箱门费，从RMB50/75降到RMB20每箱。于4月22日执行。由于上港关于这项费用新发票还未印好，在印好之前（2～3周），取消该费用。
2.所有堆场立即取消燃油附加费，夜班费也酌减。
3.堆场、打单费要取消。
4.船代换单费要评估酌减。
5.通往洋山的A2高速路收费要酌减。
6.上海市收取的城市交通道路费要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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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为中国的基层独立工会而斗争

为中国的基层独立工会而斗争
星期三, 15 九月 2010.
当局最近宣布的"工会改革"是否是官方工会的"民主化"？
《社会主义者》第7期 2010年秋季刊社论
近来在中国出现的工潮中工人们纷纷提出了要建立行真正的工会和选举工会代表。当局和其所支持的官方工会将如 何应对？是否存在"民主化、的可能性？
5 月17日，当佛山南海本田工厂的一名24岁工人按下了"紧急停止"按钮后，使整个工厂停止运作，他大胆的行 动开始了为期两周的罢工。这就像铁路扳道工一 样，将中国劳工巨人转向了一条崭新的火车道。由于佛山本田的罢工成为了今年夏天这场罢工浪潮的起点而闻名世 界。大多数的工人参与这次罢工的工人就像之后他 们的追随者一样，都不过是20岁出头。其中许多见习工的工作条件比其他工人更为糟糕。依靠胆量，决心、和提 升罢工的能力和方法，"冒着敌人的炮火"（管理 层企图粉碎罢工），新一代工人正在成为影响新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迫使世界各地的政客和经济学家引起注意。《华尔街日报》警告说，罢工迫使"中共领导层处 于两难的境地"，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出现类似于波兰的1980年代后独立工会运动，而最终推翻政 府..."
虽 然罢工的工人乍一看似乎是赢得了工资的大幅增长，普遍增加了25％到30％的工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实现了 50％的增加，但这不过是"弥补性"的增加而 已。因为在过去超过10年的时间里工人的工资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增加，虽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近10％ ，这为资本家，特别是海外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收 益。而此后，由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袭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冻结了工资增长。许多评论家都提到雇主利用 这次危机为借口压低工资和增加剥削（更长的工作 时间，无偿加班，无退休保险和其他福利保障）。
全国各地的地方当局也放松了对劳动法的实施。东莞一工厂的经理说当地政府说："他们不会告 诉你不必遵守劳动法，但现在他们基本"眼开眼闭"。在一些地区还制定了本地的法律法规，以抵消劳动合同法的 影响。该法"进入了瘫痪状态，根据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的乔健说，"在一些领域劳动合同法事实上就是完全无能的。"因为危机使得工作环境变得更为艰难。《人民 日报》网络版（2010年3月10日）报告说， 14.4%工人在2009年you有拖欠工资的经历，而2007年时这一数字只有10.3%。这些和其他统 计包括工资和加班工资揭示了权力和财富的进一步 转移--从劳工转向资本。这种下降的压力不断上升，但是随着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上升。米价从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七 同期，而新鲜蔬菜增加的22%。
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对日本政府官员讲说，正是因为日本公司的相对的低工资是导致大罢工的一个诱因。而许多中 国代工厂的工资水平则更低。官方媒体给人的印象 是政府支持加薪，甚至赞同罢工以此来要求外国资本家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但这种说法完全是个童话。如果这是 真的，为什么会有众多的罢工被警察暴力镇压，并 封锁和限制媒体报道以防止引起群起而效之。尽管今年平均最低工资增加了12%，但东莞的每月最低工资还只是 770元人民币，北京是960元（2010年6 月从原来的800元调整增加的。）。上海有全国最高的最低工资达到1120元人民币。随着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和它的"竞次效应"的压力，中国当局正在因实际 购买力下降而愤怒的工人和有能力将生产和投资转移给其他"低价出卖人"的资本家间游走钢丝。
因此，2010年的罢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 人阶级的针对过去几年"匮乏"的报复。在几个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决定现在是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些都是在经济 继续上扬和内陆地区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的情况下发 生的，这也带来另一个可以取代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广东的部分地区和其他出口地区出现 劳动力短缺。此外，还有一直强劲的投资，尤其是 在汽车行业。本田在中国已经至少被10次罢工影响，宣布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扩大其中国生产能力三分之一。尽管 劳动力成本较高，但公司仍然预期从世界上最大和 增长最快的汽车市场获取盈利。另一个罢工背后的关键因素是新一代农民工彻底改变了面貌。多数人现在将自己视 为"工人"，而不是"农民"或"民工"。
"这是新的一代。他们不同的经历意味着他们有不同的期望....这个社会已经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也切断他们 返回农村乡下的道路，他们被留在这里而不可能退出。" 这是去年夏天一名北京的学生在东莞的工厂里工作后的感受。[《工厂生活的随想》，中国劳工通讯]
呼吁"改组工会"

即 使在最近的一轮罢工浪潮之前，统计数字已经显示了工人的不满和抗议。根据去年12月分官方新华社杂志《瞭望 》报道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民事 法院共受理28万间关于劳资纠纷的案件，比上一年同比增长93.93%。在2009年上半年，则已经接收1 7万件，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数据则是，各级法院 在2008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28万余件，同比上升93.93%。今年上半年受理近17万件，同比又增 30%。同比增长30%以上。"
但更值得中国当局所警惕的它所关注的"制度"的标志是，"与此同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 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受访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瞭望》
同时，当局对于是否镇压也持谨慎态度。不仅因为罢工工人得到了其他工人和中产阶层的相当大的支持，而当局不 确定镇压是否能起到作用，甚至担心可能会触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2010 年工人斗争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在从从广州到天津到大连的诸多罢工中都可以听到的工人要求，"重组"工会和选举 "基层"代表。在佛山本田工厂的罢工期间，这种 诉求的意义以最最清晰的方式表达出来，200名由本地官方工会所雇佣的暴徒企图从暴力方式破坏罢工。但这种 战术效果适得其反，不是削弱罢工，而是在青年工 人中激起更大的斗争决心，官方工会代表被他们的官僚上级和本田公司的老板所"牺牲"。几天后工会被迫发布书 面道歉。这是工人罢工谈判中最重要的一项条件之 一。
这些罢工和对于工会的质问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因为组织化程度的水平，社会上对工人作为整体的同情和关于对工 会问题的认识。正如《中国 日报》的一位评论员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已经意识到本田罢工是一场不同形式的劳工抗议活动，不仅是因 为它触及到核心问题--什么是工会的合法作用。 而且冲击将带来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加黑着重由《社会主义者》杂志添加]
还有其他群众斗争中对独立工会的诉求已经浮出水面。2002在辽宁省和黑龙江所发生的工人运动就是一个重要 的例子。而且在其他的罢工，此外如2005年深圳友利电工厂的工人全面停工而拒绝接收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要求 真正的工人代表是一个推动力。
2002 年的工人运动，参与者主要是"下岗"工人，当局做出了一些象征性让步也进行了全面镇压。抗议领袖被逮捕入狱 。在友利电，管理层和地方官员通过协调，并且通 过回应"慷慨的让步"以纾缓工人对于的独立工会的要求。但是这一次，由于罢工浪潮袭来，工人高水平的意识和 对官方工会的反感，成为了他们所表达的中心地 位，政府也不会如此容易摆脱。工会制度已精灵的被释放从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什么？

中 华全国总工会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工组织，有2.26亿名成员组织。但现在它被称为是"黄色工会"。而且不 仅如此，它也是中国当局国家机器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中共高层次的高级成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副主席。作为工会中华全国总工 会已是一个很独特的记录：

• 这并不会导致支持罢工或加薪。自1982年以来，当罢工被禁止后，工会谴责所有这些"非法"行 动。
• 它从来没有抗议过对罢工积极分子和罢工领导人的逮捕
• 它通过与私人公司合作"招募"成员，而公司的管理人员可能会进入工会中。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工会没有一个实 际存在的，它的存在，只是以从工人的工资中扣减会员费的方式表达出来。

按照国际工会联合会香港联络处（IHLO）的观点，1990年代资本主义的长驱直入"导致全总的边缘化。" 全总的传统基础是在当时正减少的国有企 业，而今天大约80%公司或者是私有的，或者是外商经营的。由于担心在私营工厂中出现权力真空，北京当局推 动全总在各行业中建立"工会支部"以阻止任何可 能由工人进行自我组织的举动。
全总的工会当前存在于大多数民营企业中，但它本身已经重生由地方政府与管理层之间形成的"合资 企业"以便对 劳动力进行控制和防止工人抗争和建立独立组织。""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外资企业中的工会代表（如果有 这样的代表的话）是由当地政府指定的，其首要任 务是吸引外国投资。在历史上这些政府原来是农村的生产大队、公社或乡镇，现在出租土地给公司并任命一些对地 方工会一无所知的人来运行工会办事处。甚至一些 上级工会官员不得不把他们作为"假工会"而开除他们。 [安妮塔-陈，《中国日报》，2010年6月18日]
政府和全总会发生改变？

对 于是否会发生改变的答案是既肯定又否定。显然，政府控制的全总必须改变在面对罢工时的方法。如果它断然拒绝 基层工人对工会的要求，那么它将存在的的风险是 失去对整个过程的控制。在我们的网络时代呼应控制媒体的方法就是，政府将首先尝试卖的是"它自己的版本"， 之后是限制和隐含的威胁，而不是留下一个真空， 导致其他力量可以站出来了。
迄今公布的建议主要是虚饰的，而不是具有实质内容。一如往常，模糊地显示了未来的变化可以用" 逐步"来体现 "。有一点是明确的：一党制国家的根本性质和它的假工会保持不变。只有过于简单和天真的人才会相信一些评论 家对新闻网CNN所说的，"全总现在面临着成为 一个真正的工人工会或继续边缘化的选择没有改变。"这种关于全总在未来会真正的工人组织，不断变化的是排除 。
政府理解"改组工会"呼吁按此趋势继续将会横扫自己的行业。一个独立的工会运动发生在世界上无产阶级最多与 作为最大出口基地的地方，中国将成为经济和政治的超级大国。有很多事情是专制独裁政权也可以做的，但它不能 与竞争对手或独立的力量来分享的权力。
全总再最近几个月所倡议的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是一场防御性演习是阻止真正的工会运动的一 部分。
这 个"新"政策的主要是一些表面的肤浅的，对于工作场所选举的态度仍然是不清楚的。这做的目的是提供工人的一 个释放压力不满的机制。，但没有提供工人真正进 行斗争的手段，一些选举将得以实现。但当局仍将要把他们保持这种严格的限制之内以保障工作就业，阻止真正的 草根斗争的出现。据全总的计划，工人可获准选厂 的代表，但这些将在工厂所在上级工会的指导上进行。
一些劳工权利倡导者和专家纷纷表示赞成这个变戏法的把戏。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的主任韩东 方描述了政府的反应是"积极的"，称新的提议"可能具有历史意义"。社会主义者警告说，这绝对不是政府与全 总所希望实现的。他们可能将被迫做出更多，更多 的让步。但这取决于在未来一个阶段群众斗争的水平，而并非是所谓的"改革"或"改革者"带来的，其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政府内部对群众斗争今后一个时期，而 不是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因素是，政府认为不得不打退堂鼓虽然是一个小一。这意味着更多的获胜，群众斗争 就能产生更大更深远的优惠！
任 何人都不应对在工作场所工会选举过于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都在全总的控制范围之内。俗话说，"魔鬼存在于 细节"！据全总法律工作部的刘季谌说，选举将使 候选人的将采用"工会"的赞同。他补充说，"即使直接选举工会主席，也不采用其他模式取代现行的统一的工会 ，其中基层工会将由他们的上级所领导。"[《南 华早报，2010年8月23日]
显然，在刘和其他官员的设想中选举制度将包括内置的"安全开关"，如上级总工会委员会有权批准或拒绝在工厂 级别的候选人。这种"安全开关"的角色--就如同香港的"可恶的功能组别排斥在是旨在保证一党专政的最终控制权，保证工人和基层的诉求被筛选出来的制 度。
中共政权已在成千上万的村庄举办小规模选举--这些是几乎没有一个好兆头。不仅是这样一种选举妨碍真正的宣传活动。而且这些基层组织选举已经越来越成为赤 裸裸的商业利益或宗族权力斗争的战场。
如 果公司失去了今天所有的委任工会代表的权利，他们将通过更加间接的方式对工会结构施加压力。从而培育和支持 自己的代理人以"民主试验"的方式对抗我们自己 的代理人--真正的工人代表，。当然，这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实现，从行贿到赤裸裸的宣传威胁。这也是来自从各地乡村选举的 经验。
因此，中国 工人对待最新官方鼓噪的"工会改革"应该持有最大的怀疑。这并不意味着事态会完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当局在 统治中所遭遇的人任何危机，我们都应该充分加以 利用。工人应该"依法"提出选举自己的代表的的权利，并尝试使用这一进程推进他们的诉求。不过，要取得成功 ，就必须要有非正式的组织，并与政府机制保持一 定距离。尽管其正在试图改头换面，但全总对工人而言仍然是敌对的而不民主的组织，其任务是破坏阶级斗争和在 本身的工厂限制工人的视野。从而无法在工厂和城 市之间建立联系。为了建立更强大的组织，有必要利用甚至最有限的法律渠道。但除非非官方机构，工厂委员会或 其他工厂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可以存在于官方负责 的机关内的正式框架内，工人就有自己控制的一种手段。本田佛山工人的例子就是一个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他们的 代表在谈判中承诺在没有进行职工大会投票前不会 达成任何协议，并要求管理层给予所有工人休息时间参加这类集会。北京政权将尽全力抵制，而它的引导和蓄意延 迟是举世闻名的。但是，到今天，独立基层工会形 成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最近的罢工浪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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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斗的罢工浪潮

 

中国战斗的罢工浪潮

为建立阶级斗争的领导而奋斗！

保卫中国官僚畸形工人国家！

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斗争！

本文是一篇翻译，其英文原文是根据一篇发表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的美国支部美国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 League/U.S.)的报纸《工人先锋报》(Workers Vanguard)第961号(2010年7月2日)的文章略加编辑而成的。

* * *

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必须支持这几个星期以来，中国工人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这次罢工浪潮，从5月17日广东佛山本田汽车变速箱工厂工人持续近三个星期的停工开始。由于源自该厂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本田在中国的所有组装工厂全部停产。

在佛山工人争取到接近三成的加薪后，罢工浪潮扩散到繁荣的广东工业地带和其它地区的工厂。被罢工浪潮波及的，多数是外资、特别是日本的汽车公司的工厂。另外，工人在几家台资工厂也进行了罢工，其中在上海附近的一家橡胶制品厂的一次，大约50名罢工工人在与警察冲突时受伤；同时，大陆资本家拥有的一些工厂，也发生了罢工。

在中国经营的中外资本家，通过剥削大多数由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劳动力，积累了巨额利润。很多工人被逼以仅仅高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工资，每周工作60到70个小时。同样在广东，被广泛报导的、发生在富士康位于深圳的庞大电子厂区的自杀潮中，工人面对的环境被鲜明地显露出来。在这个有超过30万工人，在苛刻的纪律之下长时间劳动为苹果、戴尔、索尼和其它大型美国和日本公司组装电脑和电话的台资厂区，今年已经有起码十个工人自杀。然而，工人在富士康的巨大集中，也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无可限量的潜在力量。

经过近几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因此，中国工人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1949年的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集体经济。虽然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从开始就被斯大林主义的中共官僚层统治所扭曲，它对全世界劳动人民来说，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尽管中共政权的“市场改革”带来了诸多的资本主义侵蚀，中国的经济的核心部门，仍然建立在国有财产的基础之上(参见“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分析”，《工人先锋报》第874号和第875号，2006年8月4日和9月1日，中文翻译发表在斯巴达克派小册子，第8号，2007年5月)。

在最近两年，同深陷经济衰退、裁员数以千万计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虽然出口导向部门受到全球衰退的一定打击，中国经济依然持续增长。正是中国经济核心的公有部门引导资源的能力，使中国避免了陷入资本主义牟利生产制度固有的那种深刻危机。现在，中国经济再度快速地增长，造成了显著的劳动力短缺。国家在内陆城市的投资，吸收了大量本来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工厂的劳动力。

美国日本德国等帝国主义列强，仍然坚决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统治、为方便资本主义剥削彻底开放中国。就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尽管工会目前的领导是出卖工人利益的，也必须保卫工会来反对老板一样；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高压统治和对资本主义作出种种妥协，工人也必须保卫中国反对资本主义反革命。

在提供低工资的外来务工人员给外国资本剥削的过程中，中共官僚层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和海外华人资本家的劳工承包商。如今，官僚层本身就包括了大量和资本主义企业家有亲戚或其它关系的分子，几年前橡皮图章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通过了一部加强私有财产权利的法律。尽管如此，中共官僚层依然倚靠着公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它的政权和种种特权的来源。

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清除在国内严重削弱国有财产体系、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调和的寄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为了保卫和扩展中国工人国家的胜利果实、让选举产生的工农委员会直接掌握政权，需要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将会激励整个资本主义亚洲，包括工业强国日本，以及世界各地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工农委员会政权在中国的崛起，也将会促进台湾工人推翻他们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从而打通中国革命重新统一的道路。

中国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

面对社会底层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胡锦涛的中共政权用建立“和谐社会”的名义，减缓了一些“自由市场”的措施。在中共官僚层增加“拥护工人”花言巧语的同时，众多省份和大城市的政府被逼大幅度增加了最低工资。中共官僚政权保卫体现在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革命成果的力度，取决于它恐惧工人阶级的程度。

不寻常地，中共统治者起初允许国内媒体广泛地报道罢工，特别是在日资工厂的罢工。伴随这些报道的，是对中国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同样不寻常的坦白。在5月13日，《中国日报》引述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的一名领导，报道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人工资的份额，从1983年的百分之57下跌到2005年的百分之37。《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英文版，6月2日的社论，就有这样的陈述：

“确实，在开放的30年里，普通工人是从经济繁荣中得益最少的群体之一……正在市场对日本品牌汽车的需求提高的时候，本田四个工厂的暂时停产，突出了在中国工厂实施有组织的劳动保障的必要性。”

想必是因为关注罢工的扩散，中共官僚层后来明显地缩减了媒体的这种报道。

大部分罢工的领导者，似乎都是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包括了女工。他们展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斗志和包括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动员工人、跟进各地事态发展的组织能力。意味深长的是，在佛山和中山的另一个本田工厂的工人决定选举他们自己的、独立于由执政党中共控制的全总的罢工领袖和谈判委员会。在一些罢工中，全总官僚公开地和管理层勾结，企图强迫工人复工。在5月31日，工会官僚组织的一些流氓殴打佛山本田罢工工人，导致几名工人受伤。第二天，这些全总官僚发表了一封推卸自己在打人事件中责任的公开道歉信。

佛山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包括：“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和相关工作人员”。中山的罢工工人在6月11日举行游行示威時，也同样地提出了选举他们自己工会领导的要求。虽然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在1982年取消了中国宪法关于公民享有罢工权的规定，2008年的几项劳动法改革，让工人和以前相比，较容易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很多罢工工人引用这些法律改革，明确地向记者说明他们相信自己有进行罢工行动的权利。

年轻女工李晓娟代表佛山罢工工人谈判团发出的公开信声明：

“本厂员工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我们知道本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

——引自伦敦《金融时报》，6月10日

中国工人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领导，去推进从剥削他们的资本主义公司那里夺取最大可能权益、打击通货膨胀恶果和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斗争。在国有产业里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一个领导去保卫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进行反对官僚滥权的斗争。建立不受官僚控制的工会，是争取由工农委员会的统治、取代寄生的中共政权的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一个真正由工人民主统治的工人国家，也需要工会去防范各种侵权和流弊，并协助计划生产和工作方法。弗·伊·列宁在苏联工人国家早期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中，坚持共产党人应该依靠党的政治纲领和他们为工人国家作出贡献的经验，争取工会的领导权。他们必须被工人选举，而不是被政府任命。

建立不受官僚控制的工会的斗争，必须以保卫1949年革命的社会果实，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为出发点。因为像香港《中国劳工通讯》一类宣传西方“民主”(即有议会掩饰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统治)的亲资本主义势力的谋略，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以前主张所谓“独立工会”的《中国劳工通讯》，现在提出要在全总内部工作，好让它能脱离中共的控制。伪装成工人组织的《中国劳工通讯》，其实是一个和美帝国主义有直接联系的反革命组织。其领袖韩东方，同时也是“世界民主运动”的副主席，这组织则是由臭名昭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门面机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和经营的。

在关于中国罢工的报道中，西方资产阶级媒体提到了在1980年代东欧和苏联为资本主义反革命打头阵的反共“工会”，波兰团结工会的幽灵。不管有没有明说，这些媒体的立场，就是中国工人必须反抗中共政权和拥抱“自由市场”。中共政权也提到团结工会的幽灵，虚假地宣称，任何有组织地反对中共统治的力量都必定是拥护资本主义和反革命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立在《华尔街日报》(6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不公开的劳工局势闭门讨论中，胡先生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引述了已故元老邓小平关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如何推垮整个苏东集团的共产党的警戒”。

和世界上大多数表面上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反对团结工会，并在东欧和苏联同资本主义反革命斗争到底。但是，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根本并不是一个团结工会式的现象。当年促进团结工会发展成反革命运动的各种因素，和今天的中国局势没有相似之处。这些因素，包括天主教会在波兰社会的深厚根基，和被摆布反对苏联的波兰民族主义的角色。此外，今天中国的罢工，是抗议在大型私有资本主义企业里的残酷剥削的，而这样的企业，在1980年左右的波兰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中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任何幻想。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今天在中国形成的，就是一个群众性的亲资本主义工人运动。

为一个工农委员会的政府而奋斗！

这次符合中国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由外来务工人员领导的罢工潮，突出了废除中共统治者的歧视性户口制度的必要性。在这个制度之下，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子女的城市居留权、教育和医疗权益都被严格限制，使他们只能短暂和不稳定地在城市生活。大部分国有企业工作和相关福利，还是拥有城市户口工人的特权。

外来务工人员的不稳定身份，是对外资部门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恩典，让他们能够享用现成的极低工资劳动力群体。在官僚层可恶的户口限制下，许多同外来务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现在在工厂辛勤劳动的青年工人，也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外来务工人员必须享有和合法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和福利！

由选举产生的工农委员会组成的政府，将会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村劳动者的所有成分。工人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只能在劳动者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正如马克思主义领袖里昂·托洛茨基，在他对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猛烈的起诉书《被背叛的革命》(1936)中解释的：“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

中共官僚层的亲市场政策，加强了中国国内的反革命力量。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大大地增强了产业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中国城市经济吸收了至少一亿五千万外来务工人员的事实，是一个具有重大潜在意义的因素。这个形势，需要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提供一条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和国际主义的出路。就像我们在“女工和今天中国的各种矛盾”(《斯巴达克派》英文版，第61期，2009年春)中写道的：

“迟早——很可能在官僚层内部及其周围的资产阶级分子采取行动消除中共的政治权力之时——中国社会里的爆炸性社会压力将粉碎执政官僚层的政治架构。到时，中国的命运将会被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是工人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扫除寄生的官僚层，以此来保卫和扩展1949年革命果实，将中国打造成争取世界社会主义斗争的重镇；还是资本主义反革命胜利，带回灾难的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

一个革命的工农政府，将会终结官僚专制和腐败。它将剥夺中国新兴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的财产，并为劳动人民的利益重新谈判外国投资的条件。它会建立一个在工人民主条件下——而不是毛时代自给自足的和官僚的命令主义——运行的集中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在为了给全体人民提供起码基本的经济保障而斗争的同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领导将理解，要让所有人得到物质的富裕，将取决于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政策源自“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民族主义的中共政权，是激烈地反对这个展望的。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特区里的工人，被一些同时在日本、美国和世界各地剥削工人的财团所剥削的事实，产生了潜在的国际团结机会，还指出了各地工人为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的共同利益。

中国革命成果的存续和发展，以及社会符合劳苦大众利益的全面现代化，需要国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这将会为全球的共产主义未来打开道路。这就是为重新锻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党而奋斗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目标。

中国战斗的罢工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