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为中国的基层独立工会而斗争

为中国的基层独立工会而斗争
星期三, 15 九月 2010.
当局最近宣布的"工会改革"是否是官方工会的"民主化"？
《社会主义者》第7期 2010年秋季刊社论
近来在中国出现的工潮中工人们纷纷提出了要建立行真正的工会和选举工会代表。当局和其所支持的官方工会将如 何应对？是否存在"民主化、的可能性？
5 月17日，当佛山南海本田工厂的一名24岁工人按下了"紧急停止"按钮后，使整个工厂停止运作，他大胆的行 动开始了为期两周的罢工。这就像铁路扳道工一 样，将中国劳工巨人转向了一条崭新的火车道。由于佛山本田的罢工成为了今年夏天这场罢工浪潮的起点而闻名世 界。大多数的工人参与这次罢工的工人就像之后他 们的追随者一样，都不过是20岁出头。其中许多见习工的工作条件比其他工人更为糟糕。依靠胆量，决心、和提 升罢工的能力和方法，"冒着敌人的炮火"（管理 层企图粉碎罢工），新一代工人正在成为影响新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迫使世界各地的政客和经济学家引起注意。《华尔街日报》警告说，罢工迫使"中共领导层处 于两难的境地"，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出现类似于波兰的1980年代后独立工会运动，而最终推翻政 府..."
虽 然罢工的工人乍一看似乎是赢得了工资的大幅增长，普遍增加了25％到30％的工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实现了 50％的增加，但这不过是"弥补性"的增加而 已。因为在过去超过10年的时间里工人的工资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增加，虽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近10％ ，这为资本家，特别是海外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收 益。而此后，由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袭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冻结了工资增长。许多评论家都提到雇主利用 这次危机为借口压低工资和增加剥削（更长的工作 时间，无偿加班，无退休保险和其他福利保障）。
全国各地的地方当局也放松了对劳动法的实施。东莞一工厂的经理说当地政府说："他们不会告 诉你不必遵守劳动法，但现在他们基本"眼开眼闭"。在一些地区还制定了本地的法律法规，以抵消劳动合同法的 影响。该法"进入了瘫痪状态，根据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的乔健说，"在一些领域劳动合同法事实上就是完全无能的。"因为危机使得工作环境变得更为艰难。《人民 日报》网络版（2010年3月10日）报告说， 14.4%工人在2009年you有拖欠工资的经历，而2007年时这一数字只有10.3%。这些和其他统 计包括工资和加班工资揭示了权力和财富的进一步 转移--从劳工转向资本。这种下降的压力不断上升，但是随着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上升。米价从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七 同期，而新鲜蔬菜增加的22%。
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对日本政府官员讲说，正是因为日本公司的相对的低工资是导致大罢工的一个诱因。而许多中 国代工厂的工资水平则更低。官方媒体给人的印象 是政府支持加薪，甚至赞同罢工以此来要求外国资本家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但这种说法完全是个童话。如果这是 真的，为什么会有众多的罢工被警察暴力镇压，并 封锁和限制媒体报道以防止引起群起而效之。尽管今年平均最低工资增加了12%，但东莞的每月最低工资还只是 770元人民币，北京是960元（2010年6 月从原来的800元调整增加的。）。上海有全国最高的最低工资达到1120元人民币。随着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和它的"竞次效应"的压力，中国当局正在因实际 购买力下降而愤怒的工人和有能力将生产和投资转移给其他"低价出卖人"的资本家间游走钢丝。
因此，2010年的罢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 人阶级的针对过去几年"匮乏"的报复。在几个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决定现在是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些都是在经济 继续上扬和内陆地区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的情况下发 生的，这也带来另一个可以取代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广东的部分地区和其他出口地区出现 劳动力短缺。此外，还有一直强劲的投资，尤其是 在汽车行业。本田在中国已经至少被10次罢工影响，宣布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扩大其中国生产能力三分之一。尽管 劳动力成本较高，但公司仍然预期从世界上最大和 增长最快的汽车市场获取盈利。另一个罢工背后的关键因素是新一代农民工彻底改变了面貌。多数人现在将自己视 为"工人"，而不是"农民"或"民工"。
"这是新的一代。他们不同的经历意味着他们有不同的期望....这个社会已经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也切断他们 返回农村乡下的道路，他们被留在这里而不可能退出。" 这是去年夏天一名北京的学生在东莞的工厂里工作后的感受。[《工厂生活的随想》，中国劳工通讯]
呼吁"改组工会"

即 使在最近的一轮罢工浪潮之前，统计数字已经显示了工人的不满和抗议。根据去年12月分官方新华社杂志《瞭望 》报道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民事 法院共受理28万间关于劳资纠纷的案件，比上一年同比增长93.93%。在2009年上半年，则已经接收1 7万件，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数据则是，各级法院 在2008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28万余件，同比上升93.93%。今年上半年受理近17万件，同比又增 30%。同比增长30%以上。"
但更值得中国当局所警惕的它所关注的"制度"的标志是，"与此同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 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受访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瞭望》
同时，当局对于是否镇压也持谨慎态度。不仅因为罢工工人得到了其他工人和中产阶层的相当大的支持，而当局不 确定镇压是否能起到作用，甚至担心可能会触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2010 年工人斗争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在从从广州到天津到大连的诸多罢工中都可以听到的工人要求，"重组"工会和选举 "基层"代表。在佛山本田工厂的罢工期间，这种 诉求的意义以最最清晰的方式表达出来，200名由本地官方工会所雇佣的暴徒企图从暴力方式破坏罢工。但这种 战术效果适得其反，不是削弱罢工，而是在青年工 人中激起更大的斗争决心，官方工会代表被他们的官僚上级和本田公司的老板所"牺牲"。几天后工会被迫发布书 面道歉。这是工人罢工谈判中最重要的一项条件之 一。
这些罢工和对于工会的质问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因为组织化程度的水平，社会上对工人作为整体的同情和关于对工 会问题的认识。正如《中国 日报》的一位评论员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已经意识到本田罢工是一场不同形式的劳工抗议活动，不仅是因 为它触及到核心问题--什么是工会的合法作用。 而且冲击将带来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加黑着重由《社会主义者》杂志添加]
还有其他群众斗争中对独立工会的诉求已经浮出水面。2002在辽宁省和黑龙江所发生的工人运动就是一个重要 的例子。而且在其他的罢工，此外如2005年深圳友利电工厂的工人全面停工而拒绝接收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要求 真正的工人代表是一个推动力。
2002 年的工人运动，参与者主要是"下岗"工人，当局做出了一些象征性让步也进行了全面镇压。抗议领袖被逮捕入狱 。在友利电，管理层和地方官员通过协调，并且通 过回应"慷慨的让步"以纾缓工人对于的独立工会的要求。但是这一次，由于罢工浪潮袭来，工人高水平的意识和 对官方工会的反感，成为了他们所表达的中心地 位，政府也不会如此容易摆脱。工会制度已精灵的被释放从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什么？

中 华全国总工会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工组织，有2.26亿名成员组织。但现在它被称为是"黄色工会"。而且不 仅如此，它也是中国当局国家机器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中共高层次的高级成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副主席。作为工会中华全国总工 会已是一个很独特的记录：

• 这并不会导致支持罢工或加薪。自1982年以来，当罢工被禁止后，工会谴责所有这些"非法"行 动。
• 它从来没有抗议过对罢工积极分子和罢工领导人的逮捕
• 它通过与私人公司合作"招募"成员，而公司的管理人员可能会进入工会中。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工会没有一个实 际存在的，它的存在，只是以从工人的工资中扣减会员费的方式表达出来。

按照国际工会联合会香港联络处（IHLO）的观点，1990年代资本主义的长驱直入"导致全总的边缘化。" 全总的传统基础是在当时正减少的国有企 业，而今天大约80%公司或者是私有的，或者是外商经营的。由于担心在私营工厂中出现权力真空，北京当局推 动全总在各行业中建立"工会支部"以阻止任何可 能由工人进行自我组织的举动。
全总的工会当前存在于大多数民营企业中，但它本身已经重生由地方政府与管理层之间形成的"合资 企业"以便对 劳动力进行控制和防止工人抗争和建立独立组织。""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外资企业中的工会代表（如果有 这样的代表的话）是由当地政府指定的，其首要任 务是吸引外国投资。在历史上这些政府原来是农村的生产大队、公社或乡镇，现在出租土地给公司并任命一些对地 方工会一无所知的人来运行工会办事处。甚至一些 上级工会官员不得不把他们作为"假工会"而开除他们。 [安妮塔-陈，《中国日报》，2010年6月18日]
政府和全总会发生改变？

对 于是否会发生改变的答案是既肯定又否定。显然，政府控制的全总必须改变在面对罢工时的方法。如果它断然拒绝 基层工人对工会的要求，那么它将存在的的风险是 失去对整个过程的控制。在我们的网络时代呼应控制媒体的方法就是，政府将首先尝试卖的是"它自己的版本"， 之后是限制和隐含的威胁，而不是留下一个真空， 导致其他力量可以站出来了。
迄今公布的建议主要是虚饰的，而不是具有实质内容。一如往常，模糊地显示了未来的变化可以用" 逐步"来体现 "。有一点是明确的：一党制国家的根本性质和它的假工会保持不变。只有过于简单和天真的人才会相信一些评论 家对新闻网CNN所说的，"全总现在面临着成为 一个真正的工人工会或继续边缘化的选择没有改变。"这种关于全总在未来会真正的工人组织，不断变化的是排除 。
政府理解"改组工会"呼吁按此趋势继续将会横扫自己的行业。一个独立的工会运动发生在世界上无产阶级最多与 作为最大出口基地的地方，中国将成为经济和政治的超级大国。有很多事情是专制独裁政权也可以做的，但它不能 与竞争对手或独立的力量来分享的权力。
全总再最近几个月所倡议的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是一场防御性演习是阻止真正的工会运动的一 部分。
这 个"新"政策的主要是一些表面的肤浅的，对于工作场所选举的态度仍然是不清楚的。这做的目的是提供工人的一 个释放压力不满的机制。，但没有提供工人真正进 行斗争的手段，一些选举将得以实现。但当局仍将要把他们保持这种严格的限制之内以保障工作就业，阻止真正的 草根斗争的出现。据全总的计划，工人可获准选厂 的代表，但这些将在工厂所在上级工会的指导上进行。
一些劳工权利倡导者和专家纷纷表示赞成这个变戏法的把戏。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的主任韩东 方描述了政府的反应是"积极的"，称新的提议"可能具有历史意义"。社会主义者警告说，这绝对不是政府与全 总所希望实现的。他们可能将被迫做出更多，更多 的让步。但这取决于在未来一个阶段群众斗争的水平，而并非是所谓的"改革"或"改革者"带来的，其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政府内部对群众斗争今后一个时期，而 不是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因素是，政府认为不得不打退堂鼓虽然是一个小一。这意味着更多的获胜，群众斗争 就能产生更大更深远的优惠！
任 何人都不应对在工作场所工会选举过于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都在全总的控制范围之内。俗话说，"魔鬼存在于 细节"！据全总法律工作部的刘季谌说，选举将使 候选人的将采用"工会"的赞同。他补充说，"即使直接选举工会主席，也不采用其他模式取代现行的统一的工会 ，其中基层工会将由他们的上级所领导。"[《南 华早报，2010年8月23日]
显然，在刘和其他官员的设想中选举制度将包括内置的"安全开关"，如上级总工会委员会有权批准或拒绝在工厂 级别的候选人。这种"安全开关"的角色--就如同香港的"可恶的功能组别排斥在是旨在保证一党专政的最终控制权，保证工人和基层的诉求被筛选出来的制 度。
中共政权已在成千上万的村庄举办小规模选举--这些是几乎没有一个好兆头。不仅是这样一种选举妨碍真正的宣传活动。而且这些基层组织选举已经越来越成为赤 裸裸的商业利益或宗族权力斗争的战场。
如 果公司失去了今天所有的委任工会代表的权利，他们将通过更加间接的方式对工会结构施加压力。从而培育和支持 自己的代理人以"民主试验"的方式对抗我们自己 的代理人--真正的工人代表，。当然，这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实现，从行贿到赤裸裸的宣传威胁。这也是来自从各地乡村选举的 经验。
因此，中国 工人对待最新官方鼓噪的"工会改革"应该持有最大的怀疑。这并不意味着事态会完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当局在 统治中所遭遇的人任何危机，我们都应该充分加以 利用。工人应该"依法"提出选举自己的代表的的权利，并尝试使用这一进程推进他们的诉求。不过，要取得成功 ，就必须要有非正式的组织，并与政府机制保持一 定距离。尽管其正在试图改头换面，但全总对工人而言仍然是敌对的而不民主的组织，其任务是破坏阶级斗争和在 本身的工厂限制工人的视野。从而无法在工厂和城 市之间建立联系。为了建立更强大的组织，有必要利用甚至最有限的法律渠道。但除非非官方机构，工厂委员会或 其他工厂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可以存在于官方负责 的机关内的正式框架内，工人就有自己控制的一种手段。本田佛山工人的例子就是一个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他们的 代表在谈判中承诺在没有进行职工大会投票前不会 达成任何协议，并要求管理层给予所有工人休息时间参加这类集会。北京政权将尽全力抵制，而它的引导和蓄意延 迟是举世闻名的。但是，到今天，独立基层工会形 成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最近的罢工浪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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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斗的罢工浪潮

 

中国战斗的罢工浪潮

为建立阶级斗争的领导而奋斗！

保卫中国官僚畸形工人国家！

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斗争！

本文是一篇翻译，其英文原文是根据一篇发表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的美国支部美国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 League/U.S.)的报纸《工人先锋报》(Workers Vanguard)第961号(2010年7月2日)的文章略加编辑而成的。

* * *

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必须支持这几个星期以来，中国工人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这次罢工浪潮，从5月17日广东佛山本田汽车变速箱工厂工人持续近三个星期的停工开始。由于源自该厂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本田在中国的所有组装工厂全部停产。

在佛山工人争取到接近三成的加薪后，罢工浪潮扩散到繁荣的广东工业地带和其它地区的工厂。被罢工浪潮波及的，多数是外资、特别是日本的汽车公司的工厂。另外，工人在几家台资工厂也进行了罢工，其中在上海附近的一家橡胶制品厂的一次，大约50名罢工工人在与警察冲突时受伤；同时，大陆资本家拥有的一些工厂，也发生了罢工。

在中国经营的中外资本家，通过剥削大多数由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劳动力，积累了巨额利润。很多工人被逼以仅仅高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工资，每周工作60到70个小时。同样在广东，被广泛报导的、发生在富士康位于深圳的庞大电子厂区的自杀潮中，工人面对的环境被鲜明地显露出来。在这个有超过30万工人，在苛刻的纪律之下长时间劳动为苹果、戴尔、索尼和其它大型美国和日本公司组装电脑和电话的台资厂区，今年已经有起码十个工人自杀。然而，工人在富士康的巨大集中，也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无可限量的潜在力量。

经过近几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因此，中国工人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1949年的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集体经济。虽然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从开始就被斯大林主义的中共官僚层统治所扭曲，它对全世界劳动人民来说，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尽管中共政权的“市场改革”带来了诸多的资本主义侵蚀，中国的经济的核心部门，仍然建立在国有财产的基础之上(参见“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分析”，《工人先锋报》第874号和第875号，2006年8月4日和9月1日，中文翻译发表在斯巴达克派小册子，第8号，2007年5月)。

在最近两年，同深陷经济衰退、裁员数以千万计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虽然出口导向部门受到全球衰退的一定打击，中国经济依然持续增长。正是中国经济核心的公有部门引导资源的能力，使中国避免了陷入资本主义牟利生产制度固有的那种深刻危机。现在，中国经济再度快速地增长，造成了显著的劳动力短缺。国家在内陆城市的投资，吸收了大量本来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工厂的劳动力。

美国日本德国等帝国主义列强，仍然坚决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统治、为方便资本主义剥削彻底开放中国。就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尽管工会目前的领导是出卖工人利益的，也必须保卫工会来反对老板一样；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高压统治和对资本主义作出种种妥协，工人也必须保卫中国反对资本主义反革命。

在提供低工资的外来务工人员给外国资本剥削的过程中，中共官僚层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和海外华人资本家的劳工承包商。如今，官僚层本身就包括了大量和资本主义企业家有亲戚或其它关系的分子，几年前橡皮图章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通过了一部加强私有财产权利的法律。尽管如此，中共官僚层依然倚靠着公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它的政权和种种特权的来源。

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清除在国内严重削弱国有财产体系、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调和的寄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为了保卫和扩展中国工人国家的胜利果实、让选举产生的工农委员会直接掌握政权，需要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将会激励整个资本主义亚洲，包括工业强国日本，以及世界各地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工农委员会政权在中国的崛起，也将会促进台湾工人推翻他们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从而打通中国革命重新统一的道路。

中国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

面对社会底层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胡锦涛的中共政权用建立“和谐社会”的名义，减缓了一些“自由市场”的措施。在中共官僚层增加“拥护工人”花言巧语的同时，众多省份和大城市的政府被逼大幅度增加了最低工资。中共官僚政权保卫体现在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革命成果的力度，取决于它恐惧工人阶级的程度。

不寻常地，中共统治者起初允许国内媒体广泛地报道罢工，特别是在日资工厂的罢工。伴随这些报道的，是对中国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同样不寻常的坦白。在5月13日，《中国日报》引述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的一名领导，报道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人工资的份额，从1983年的百分之57下跌到2005年的百分之37。《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英文版，6月2日的社论，就有这样的陈述：

“确实，在开放的30年里，普通工人是从经济繁荣中得益最少的群体之一……正在市场对日本品牌汽车的需求提高的时候，本田四个工厂的暂时停产，突出了在中国工厂实施有组织的劳动保障的必要性。”

想必是因为关注罢工的扩散，中共官僚层后来明显地缩减了媒体的这种报道。

大部分罢工的领导者，似乎都是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包括了女工。他们展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斗志和包括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动员工人、跟进各地事态发展的组织能力。意味深长的是，在佛山和中山的另一个本田工厂的工人决定选举他们自己的、独立于由执政党中共控制的全总的罢工领袖和谈判委员会。在一些罢工中，全总官僚公开地和管理层勾结，企图强迫工人复工。在5月31日，工会官僚组织的一些流氓殴打佛山本田罢工工人，导致几名工人受伤。第二天，这些全总官僚发表了一封推卸自己在打人事件中责任的公开道歉信。

佛山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包括：“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和相关工作人员”。中山的罢工工人在6月11日举行游行示威時，也同样地提出了选举他们自己工会领导的要求。虽然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在1982年取消了中国宪法关于公民享有罢工权的规定，2008年的几项劳动法改革，让工人和以前相比，较容易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很多罢工工人引用这些法律改革，明确地向记者说明他们相信自己有进行罢工行动的权利。

年轻女工李晓娟代表佛山罢工工人谈判团发出的公开信声明：

“本厂员工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我们知道本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

——引自伦敦《金融时报》，6月10日

中国工人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领导，去推进从剥削他们的资本主义公司那里夺取最大可能权益、打击通货膨胀恶果和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斗争。在国有产业里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一个领导去保卫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进行反对官僚滥权的斗争。建立不受官僚控制的工会，是争取由工农委员会的统治、取代寄生的中共政权的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一个真正由工人民主统治的工人国家，也需要工会去防范各种侵权和流弊，并协助计划生产和工作方法。弗·伊·列宁在苏联工人国家早期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中，坚持共产党人应该依靠党的政治纲领和他们为工人国家作出贡献的经验，争取工会的领导权。他们必须被工人选举，而不是被政府任命。

建立不受官僚控制的工会的斗争，必须以保卫1949年革命的社会果实，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为出发点。因为像香港《中国劳工通讯》一类宣传西方“民主”(即有议会掩饰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统治)的亲资本主义势力的谋略，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以前主张所谓“独立工会”的《中国劳工通讯》，现在提出要在全总内部工作，好让它能脱离中共的控制。伪装成工人组织的《中国劳工通讯》，其实是一个和美帝国主义有直接联系的反革命组织。其领袖韩东方，同时也是“世界民主运动”的副主席，这组织则是由臭名昭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门面机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和经营的。

在关于中国罢工的报道中，西方资产阶级媒体提到了在1980年代东欧和苏联为资本主义反革命打头阵的反共“工会”，波兰团结工会的幽灵。不管有没有明说，这些媒体的立场，就是中国工人必须反抗中共政权和拥抱“自由市场”。中共政权也提到团结工会的幽灵，虚假地宣称，任何有组织地反对中共统治的力量都必定是拥护资本主义和反革命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立在《华尔街日报》(6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不公开的劳工局势闭门讨论中，胡先生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引述了已故元老邓小平关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如何推垮整个苏东集团的共产党的警戒”。

和世界上大多数表面上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反对团结工会，并在东欧和苏联同资本主义反革命斗争到底。但是，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根本并不是一个团结工会式的现象。当年促进团结工会发展成反革命运动的各种因素，和今天的中国局势没有相似之处。这些因素，包括天主教会在波兰社会的深厚根基，和被摆布反对苏联的波兰民族主义的角色。此外，今天中国的罢工，是抗议在大型私有资本主义企业里的残酷剥削的，而这样的企业，在1980年左右的波兰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中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任何幻想。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今天在中国形成的，就是一个群众性的亲资本主义工人运动。

为一个工农委员会的政府而奋斗！

这次符合中国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由外来务工人员领导的罢工潮，突出了废除中共统治者的歧视性户口制度的必要性。在这个制度之下，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子女的城市居留权、教育和医疗权益都被严格限制，使他们只能短暂和不稳定地在城市生活。大部分国有企业工作和相关福利，还是拥有城市户口工人的特权。

外来务工人员的不稳定身份，是对外资部门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恩典，让他们能够享用现成的极低工资劳动力群体。在官僚层可恶的户口限制下，许多同外来务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现在在工厂辛勤劳动的青年工人，也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外来务工人员必须享有和合法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和福利！

由选举产生的工农委员会组成的政府，将会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村劳动者的所有成分。工人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只能在劳动者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正如马克思主义领袖里昂·托洛茨基，在他对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猛烈的起诉书《被背叛的革命》(1936)中解释的：“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

中共官僚层的亲市场政策，加强了中国国内的反革命力量。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大大地增强了产业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中国城市经济吸收了至少一亿五千万外来务工人员的事实，是一个具有重大潜在意义的因素。这个形势，需要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提供一条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和国际主义的出路。就像我们在“女工和今天中国的各种矛盾”(《斯巴达克派》英文版，第61期，2009年春)中写道的：

“迟早——很可能在官僚层内部及其周围的资产阶级分子采取行动消除中共的政治权力之时——中国社会里的爆炸性社会压力将粉碎执政官僚层的政治架构。到时，中国的命运将会被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是工人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扫除寄生的官僚层，以此来保卫和扩展1949年革命果实，将中国打造成争取世界社会主义斗争的重镇；还是资本主义反革命胜利，带回灾难的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

一个革命的工农政府，将会终结官僚专制和腐败。它将剥夺中国新兴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的财产，并为劳动人民的利益重新谈判外国投资的条件。它会建立一个在工人民主条件下——而不是毛时代自给自足的和官僚的命令主义——运行的集中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在为了给全体人民提供起码基本的经济保障而斗争的同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领导将理解，要让所有人得到物质的富裕，将取决于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政策源自“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民族主义的中共政权，是激烈地反对这个展望的。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特区里的工人，被一些同时在日本、美国和世界各地剥削工人的财团所剥削的事实，产生了潜在的国际团结机会，还指出了各地工人为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的共同利益。

中国革命成果的存续和发展，以及社会符合劳苦大众利益的全面现代化，需要国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这将会为全球的共产主义未来打开道路。这就是为重新锻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党而奋斗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目标。

中国战斗的罢工浪潮

谭国诚点燃本田罢工之火

 

23岁工人点燃本田罢工之火 旋即遭解雇

23岁湖南工人谭国诚（音译，Tan Guocheng），5月份领导了佛山本田的罢工

【记者王燕编译报道】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6月13日（周日）报道，生长在湖南邵阳附近农村的谭国诚（音译，Tan Guocheng），23岁，几乎称不上是工人领袖，但就是他，点燃了上月本田（Honda）的罢工之火。

上个月，谭国诚在广东佛山本田的一家工厂轮班，上了才一个小时，他按响了关闭其生产线的应急键，大吼道：“咱们罢工吧！”几分钟内便有数百名工人响应，离开了工作岗位。同事们形容谭是一个具有勇气的领袖，谭说自己仅仅是希望争取好一点的薪水。

随后谭因“破坏活动”遭本田解雇，重新回到了家乡。但不到100英里外的广东中山本田工厂上周五也出现了工人罢工上街游行，并提出了新的要求：自组工会。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劳工专家Anita Chan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工人罢工都是因为拿不到薪水或被虐待，但这次不一样。工人们要求提高薪水，并希望能民主地自选工会领袖。”

谭国诚所在的工厂罢工持续了两周，迫使本田不得不关闭了在大陆的四家装配厂。结果佛山本田厂答应给工人加薪24%至32%，这也是谭当初领导罢工的目的。

谭国诚四年前离开了家乡，希望能在国际型企业，如本田这样的装配厂工作，从此走向中产阶级之路。

谭说，但他得到的薪水很微薄。今年一月，本田只给他每个月加薪50元人民币（7美元），即每个月领取1200元人民币（175美元）工资。这让即将结婚的他感到很烦，这点钱既不够买房子，也不够养孩子。

他说：“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只付给我们这点钱”。于是他决定反击。

本田拒绝提供佛山厂的罢工详情，在该厂，很多工人都只有19岁。

谭国诚的父母在家乡以种植稻米和一小片桔子园为生，年收入大约为1.7万元人民币（2,500美元）。谭说，但是他们家的田地太小了，养不了他和他的哥哥、妹妹。于是他们兄妹三人都到外地打工。

2006年，谭国诚在湖南长沙一所技术学校毕业。一家与学校挂钩的职业中介把他招到了位于广州的一家本田工厂。

谭说，那家中介抽取了他一部分的薪水，这在中国大陆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做法。但他发现，由本田直接招的员工甚至能拿到他薪水的四倍。“我们几乎是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中介却抽走了我们一部分的工资。”

为了得到更好的机会，他来到了不远的佛山，但他得到的薪水基本和在广州本田时一个样。他每天早晨5:15就得出门，搭70分钟的公共汽车到工厂，早上6:55开始上班，下午3:40下班。而且工人们经常被强制换班，有时上早班，有时上晚班，许多人被连轴转搞得筋疲力尽。

他说，一月份每月只涨50元人民币工资让他愤怒了。他说：“我想罢工”，但他在工作间隙休息时与工友们秘谈时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他说：我试图说服我们那条装配线五六位年长的工人一起罢工，但他们都表示“不够胆”。“我说，那由我领头，他们说‘好吧，我们跟着你’”。

罢工前一周的一个晚上，谭国诚车间约15名工人在厂外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罢工计划。谭说：“此前，我们只是在去上班的班车上随便聊了聊。”

也是从湖南来的20岁工人肖梁（音译，Xiao Liang）同意协助领导罢工。谭国诚和肖梁都表示，不论罢工结果如何都会从工厂辞职。

5月17日早，将近50名工人（很多都来自湖南）开始依计划行事。早上7:50，由谭国诚按响紧急制动键，肖梁在附近的一条生产线上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

几分钟内，工人们就穿过工厂加入罢工队伍。谭说：“我们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共有好几百人。有几位经理试图阻止我们，他们用语言威胁我们，但是我们没有理睬。”

谭说，罢工工人提出了增长一倍工资的要求，即每个月2,000元人民币（293美元）。本田感到害怕了，他们于次日（5月18日）答应考虑工人的要求，并请求工人复工。

但直到5月21日，厂方仍然没有同意工人的要求，于是工人重新罢工。

谭和肖原计划5月底正式辞职，但5月22日，他们就被本田解雇了。

6月4日，本田终于同意给工人加薪，虽然加幅远远达不到工人的要求。据该厂的几位工人反映，绝大多数工人对本田的加薪感到满意，于是复工。

肖梁目前正在上驾校，希望将来能在湖南找到开车的工作。谭国诚则回到了湖南家乡。他说，他的父母至今还不知道他在佛山领导了罢工，他们以为他回家只是希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现在他在上一个3个月的培训课，学习操作挖土机。他希望能在湖南找到一份工作。而他4月份新婚的妻子仍在南方打工。

谭国诚表示，他为在佛山领导罢工感到自豪，“我想可以说我们取得了胜利，至少我为工友们赢得了公平一点的收入。”

英文：http://www.nytimes.com/2010/06/14/business/global/14honda.html?ref=china

团结工会25周年 ——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
团结工会25周年
——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
［美］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　著　　张效民　译

　　2009年8月28日美国http://www.mrzine.org网站刊登了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题为《团结工会25周年——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的文章，认为团结工会在历史的演变中背叛了大多数工人支持的社会主义，它在波兰已经无足轻重，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已成为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象征。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围绕官方庆祝团结工会成立25周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了团结工会目前的境况，也反映出波兰当今所面对的形势犹如一场闹剧。统治精英们将自己指定为1980年8月革命的接班人，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当局在宣传上极力将团结工会的革命运动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教义中的反共产主义主旨联系起来，将其与西方冷战的胜利联系起来，甚至是与维克多•尤先科发动的乌克兰伪革命联系起来。由国家回忆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官员们的一个显着的疏漏可以看出，当局借此机会对纪念活动进行了操纵。国家回忆研究所为宣传这次25周年纪念特地制作了一张光盘，内容包括1981年以来《团结周刊》的所有期刊和几乎全部增刊，唯独缺少了记载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决议》的第29期的增刊。要知道，这可是工会最重要的文件！
　　通过今天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的态度，可以更好地了解25年前的8月工人们所经历的为波兰工人最终带来辉煌胜利的尝试和斗争。然而，后来政府实行经济私有化政策，国家的所有产业被组合为几百家公司，结果导致成千上万的造船厂工人被解雇。就像25年前一样，如今的造船厂大门上也挂着一块写着工人需求的牌子。只不过，这种抗议不再得到团结工会政府领导阶层的支持。
　　8月26日，一些政府官员和瓦文萨率领的前反对派领导人来到格但斯克聆听让•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的音乐演奏会，而来自邻近造船厂的工会会员们则在游行示威，抗议过去的政府和现政府实施的反劳工政策。显然，有相当一部分团结工会的前领导人组织了和官方截然不同的25周年纪念活动。
　　早在1989年，安杰依•格维雅茨达（Andrzej Gwiazda）、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以及1980年工人运动的其它领导人就勇敢地指出，工会对工人运动的背叛以及秘密警察所策划的旨在反对工人的阴谋使团结工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推动者。这些团结工会的创始者们在官方的纪念标语“（团结工会）始于格但斯克”（It Began in Gdansk）后又辛辣地加上“止于马格达伦”作为自己的口号（作者在这里使用该词意指华沙附近的一个小镇，反对派和政府在此签署了波兰恢复资本主义的协议）。曾经和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联署著名的《致党的公开信》（1965）的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他对官方纪念活动的不满。莫泽莱夫斯基曾在波兰共产党执政期间坐过八年半的牢。在上个月召开的有前反对派领导人参加的团结工会纪念活动研讨会上，瓦文萨宣称他早在1980年就已经知道波兰必须建设资本主义。对此，莫泽莱夫斯基反驳道：“他自己肯定一直对资本主义念念不忘。我当然不会。我不会为了资本主义而在监狱里牺牲哪怕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的光阴，更不用说八年半了！”
　　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25年后，波兰内外交困，而工人运动却后继无人。1989年后，波兰所有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极端自由的政策导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成倍增长（社会最低保障是一种对生活标准的衡量，其标准为每人平均每月130英镑，合192.4欧元，或者是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每月297英镑，合440.4欧元）。1989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比例为15%，1996年达到47%，2003年则高达59%。2007年，失业率为14%，如今则高达18%。在一个仅有38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大约400万人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之下！从另一方面说，占总人口5%的富人却消费了社会产品总量的50%。而在国际政治领域，波兰则被认为是美国在伊拉克实现帝国主义企图的盲目拥护者，是华盛顿安插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
　　一场工人革命的结果为何会使波兰蜕变成一个违反国际法参与侵略伊拉克的国家呢？一个原本实行工人自治的国家如今为何被内阁总理马雷克•贝尔卡（Marek Belka）掌管？他可是一个在任职伊拉克经济重建主任期间与临时联合权力机构共同违反海牙法规和日内瓦公约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自决运动却结出了恶果，导致政治舞台脱离民众，左右翼愈发难以分辨；原本非政治化的民众不得不时常去听政客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要用铁腕肃清共产主义、骗子、罪犯、同性恋等一切“敌人”。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正确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就可以了解2005年波兰的社会困境，尤其是可以了解波兰左翼的状况和观点。
　　然而，要想获取答案，我们必须首先戳穿右翼历史学家、主流媒体和旧政权继承者们不断宣扬的关于团结工会的一些神话。
工人革命
　　1980年夏天，波兰爆发了工人革命。为了争取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解放，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尽管没有华丽的革命词藻，没有鲜明的标识符号，也没有在具体活动层面上的组织架构，但它依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行动。它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工人为导向和中心，在团结工会各机构里，工人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政治方案也凸显了工人利益。团结工会的目标不是复苏经济，不是改革体制，也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甚至资产阶级民主典型的政治自由也不是其明确目的。
　　尽管人们对宪法中确立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文提出尖锐的质疑，但并没有要求建立多党制。根据传统，激进的左派比较推崇民主，比如工人自我管理和自治，对中央计划进行集体的社会控制等。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团结工会起初并非主张资本主义。事实上，它明确宣称支持社会主义。它所有的文件都承认经济社会化不可侵犯，肯定波兰人民共和国（PR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政治化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统治阶级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去政治化的领域。比如在工厂车间波兰工人们要求实行民主自决，而资产阶级则想要完全由经济因素来决定。
　　著名的“格但斯克协议”第六点表明“国内经济改革应当以企业更大的独立性为原则，企业管理应当真正包含工人的自我管理”。1981年，在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另一条要求又被写入自治共和国纲领。它规定国内经济应当依赖于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要由工人理事会所代表的集体来管理，由一名理事具体运作。理事通过竞争经由理事会任命，他要对理事会负责，为社会和他（她）所在的集体谋求利益。
　　尽管团结工会领导阶层想要和政府达成妥协，但是大会的代表们却坚定地表示工会应当依据集体的意愿继续为工人自我管理和企业社会化而斗争。大会毫不妥协的立场清楚地表明了从1980年到1981年工人运动的主导逻辑。激进的自治活动分子兹比格涅夫•寇瓦莱夫斯基曾说过：“在那个年代，在一些大的工业厂区，有了集体意愿的支持，团结工会就难以战胜。不管是谁有了这种意愿的支持都可以大胆地依赖它并取得胜利，甚至可以击败瓦文萨。”
戒严法与资本主义回归
　　戒严法或称“战时状态”打断了自1980年以来持续发展的革命大潮。工人运动被完全平息，或是被迫转入地下。戒严法实施期间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运动本身，而不是工会领导人。他们被拘禁隔离，但情况并不太糟。在新的形势下，团结工会失去了其群众运动的特征。不过，大部分工会机构依然偷偷地保存下来，只是原先使其充满生机的群众运动的因素被破坏了。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被切断。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他们的支持力量不再来自车间和工厂，而是来自教会。
　　在1984年，尽管有80%的波兰工人宣布支持自治和自主控制工厂车间，但是工人们的这种心情并没有在反对派的政治诉求中得以体现。此后不到一年，临时全国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National Commission）与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ygniew Bujak）、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 Borusewicz）对团结工会纲领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内部攻击，并将一系列赞成资本主义的主张塞进团结工会纲领。
　　右翼的发展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鼓励，它们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支持。美国国会于1989年通过了《美国支持东欧民主法案》，西方国家对右翼的援助达到了顶峰。该法案同意拨款2亿多美元注入反对派所在中心区以推动当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进程。在波兰，这批资金被用来创设保守的智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波兰美国自由基金会（the Polish American Freedom Foundation，PAFF）。而这些智库则成了新统治精英的干部孵化器。
　　有意思的是，团结工会出现的这些亲资本主义倾向同时也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新思维”的时候，华沙政权也开始倾向引入市场机制。日比格涅夫•梅森内尔（Zbigniew Messener）政府与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波兰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位内阁总理）政府则大规模地公开推行这些机制。而技术官僚们和地方大亨更是急不可耐地等着实行私有化，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重新夺回自己对工厂的控制权。
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切实痛楚
　　如果说1980年到1981年在波兰是革命阶段，1989年则与其完全背道而驰。在1989年，波兰发生的事件相较于柏林墙的倒塌或者布拉格示威来说更具有复辟的特征，这是因为波兰体制的改变并非是通过或者伴有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来完成的。波兰总理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原团结工会代表，1945年以来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波兰总理。——译者注）进入内阁开始执政期间身患疾病，这成为旧反对派“能量”衰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象征。一年前当瓦文萨成为团结工会的领导人时，工会草根阶层的革命能量最终被反对派精英所压制。1988年，波兰最后一次出现工人大规模动员，打破了1986年到1987年弥漫全国的冷漠氛围。年轻的工人组织人们斗志昂扬地占领工厂，开展罢工，整个国家都被这样的浪潮所席卷。表面看来，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是支持罢工的，但实际上他们极力想要终止整个运动，因为它威胁到了教会在工会与政府正在进行的谈判中的调解作用。
　　如果说1980年是充满理想的一年，1989年则象征着运动起初带给人们的美好梦幻的破灭。大部分民众丧失了革命的热情，致使第一次自由选举出现了极低的投票率（投票率为62%，在2700万合法的选民中，有1000万没有参加投票）。像1980年那样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已销声匿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点是政府正在决定国家的未来，而公民们却毫不知情。将来结果会是什么？一种宿命论的预期充斥着工厂和车间。工人们灰心丧气，几乎有一半工人相信他们无法影响波兰正在进行的变革的方向。尽管绝大部分工人对私有化持有否定态度，但真正的反抗却软弱无力。
　　经济复辟瓦解了政治活动，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10年前还信奉社会变革的人们现在只是想要获取一份工作，能够得到快速回报和个人幸福。“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依然会我行我素！”这种口号中所体现的政治虚无主义取代了过去对民主制度的信仰。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原动力——工人阶级发现他们被剥夺了政治代表权，成为失意沮丧的旁观者。没有组织机构，没有左翼的领导，许多参加运动的工人开始转向天主教教义。他们把拒绝资本主义与推崇威权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历史的理论解读紧密结合起来。今天这种转向留下的历史遗产是：玛利亚电台大家庭（the World Family of Radio Maria）成员达到200万，他们向世界传播塔戴务什•雷吉克（Tadeusz Rydzyk）的教义；波兰家庭联盟（the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成员日益增多；绝望的船厂工人高呼反犹太口号，藉此表达他们对八月罢工周年纪念的不满。
　　格但斯克罢工已经过去了25年，在此期间波兰社会的变化经历了一条崎岖而又复杂的道路：它不断徘徊于实现民主自决梦想的尝试与维持政治虚无主义的状态之间，而政治虚无主义本身则是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侵蚀。这条道路有点像个周而复始的圆。在25年前的今天，波兰最郑重地承诺要实现民主的那些人就是如今在这方面做得最少的人。从连续爆发的社会抗议不难看出，那些依然坚守民主社会信念的还是工人。他们可以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原则，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重要的是工人们可以掌控经济领域的战略决策。工人们的立场明显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相冲突。在波兰，民主本已经出现病态和畸变，比如自由保守的公民平台党（Citizens Platform Party）发起了选举委托制，高等教育引入了学费制等等。即便是这样，统治阶级似乎决心要把民主限制为是贝尔卡（Belka）政府策划的对公司老板们的一种奖赏，因为这些老板有权封闭工厂不让工人上班。
　　波兰资本主义复辟造就了一个社会荒原。现今的“替代全球化”现象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运动，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景象（活动分子景象）。工人们的抗议确实很强烈，而且最后经常演化为骚乱。去年七月，华沙街头煤矿工人的游行示威最后就变成了一场骚乱。但是工人们缺少协调与合作，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即便罢工和抗议浪潮（如2002-2003年）能够促使民主左翼联盟（The Democratic Left Alliance，SLD）执政的左翼政府对政策作出调整和改变，但却无法留下任何持久的组织结构或代表性。
　　如今，团结工会在波兰已经无足轻重。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成为折中妥协、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象征。在保护被清算的工厂时，工人们也越来越少地寻求它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团结远比团结工会更重要。

功败垂成的波兰革命（1980.8—1981.9）

在1980年的八月，波涛汹涌的罢工潮席卷全国，动摇了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
保罗-纽百瑞(Paul Newberry), 争取建立工人党政团（工国委CWI波兰支部）

　　事实上，在中欧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中，波兰曾经是最接近工人革命成功的一个。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战斗精神曾经建立了组织良好的地下工会运动。而在1980年，团结工会在一波威胁取消腐败政权的罢工潮中站上台面。九年之后，亲资本主义政权上台，而团结工会的成员在其中取得了重要的中心地位。保罗-纽百瑞（Paul Newberry 工国委（CWI）波兰支部成员) 将分析这一切事情的原因。
　　在这次斗争中出现的口号与组织形式都显示，大部份的工人为了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以及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而努力。例如格但斯克墙上的涂鸦"社会主义，是的，但不要畸形的！"。作为斗争的副产品，名为"团结工会"的独立工会诞生了。仅仅九年之后，团结工会组织了政府，并且展开一系列所谓"市场化改革"的资本主义复辟行动。这样的运动为何能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代理人？团结工会的堕落是否在最初就已露出迹象呢？
　　要完全了解1980年代波兰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革命与反革命的过程，就必须将这些政权的起源列入讨论。俄国1917年群众性的革命，在革命之后立刻面临了因经济与文化状况的落后以及世界革命的失败而产生的官僚化堕落。然后，中欧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并不是这样形成的。这些国家在二战结束之际被红军解放,并且此后红军驻扎当地。本国的共产党和布尔乔亚们组成联合政府，但政府中的镇压机关部门被斯大林主义者牢牢掌握在手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在大众的支持下开始清算资本主义和地主的残渣。在某些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在街上示威支持这样的措施。
　　一开始，这些新建立的政权是畸形的工人国家——仿效斯大林的苏联——扭曲地以官僚独裁体制取代工人民主。虽然一开始曾有热情，但这些政权制度上的压迫天性很快就失去了来自工人的认同。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人的起义在许多国家爆发，最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匈牙利的工人阶级曾经英勇的试图发动政治革命。
　　波兰并未在这个过程中缺席。1956年波兹南的罢工和示威遭到残忍的镇压。而后，当局试图以新的策略以扩大它的支持基础。第一书记被更换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政府在大规模的土地集体化政策上向农民妥协，低层官僚被给予更多的特权以维系他们和这个系统的连结，教会也同样被给予部分特权以换取支持。

转捩点

　　起初，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因为计划经济的优势而经历了高度的经济成长。波兰的GDP以年均7%在成长。然而，斯大林主义官僚管理上的失误和浪费，为经济带来了停滞。在经济成长上，官僚从原本相对的束缚，而转化成为绝对的束缚。计划最终走到了它的对立面——混乱。
　　在1960年代末，经济已然开始发生问题并且为了持续补贴人民的食物而努力【这句译得真是糟糕！——吴注】。在1970年，肉价上涨的公告点燃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工人们的示威，最终转为一场暴动。虽然抗议集中在格丁尼亚和格但斯克，但依然影响了什切青、埃尔布隆格、华沙、布雷斯劳以及其它的城市。战车被派到这些地方，而示威最后以流血告终，造成了超过一百人的死亡。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制被动摇，并再次使出恩威并施的手法。哥穆尔卡被爱德华-吉瑞克（Edward Gierek）所取代，吉瑞克向西方大量借款，这些贷款许多被用在错误的投资上，而其中非常大的一部分被用来增加大众的消费，试图以消费品买到社会和平。
　　这的确带来了一段时期的迅速成长与生活水准的上升，但喘息的空间并没有维持太久。很快地，波兰政府面临了债务上的困难。 1976年，工人们在拉多姆——波兰的军事工业重镇——发动了一次罢工。虽然波兰政府向工人做出部分妥协，但罢工领袖依然无法幸免（“罢工”还是“罢工领袖”“无法幸免”？）。一部分的反对者和知识份子组成了工人防御委员会，募款向那些受害的工人提供援助，并宣扬他们的理念。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工人防御委员会在数个城市协助成立了非法的"自由工会"，包括格但斯克的船坞。
　　转捩点出现在1980年的夏天，当一系列的肉类价格上涨，再次点燃了全国性的罢工潮。波兰政权计划对战略产业的工人们让步以分化工人，然而，这样的措施只是激励了更多各个部门的工人投入罢工。在卢布林，工人们也攻击官僚阶层的特权并且要求言论自由，从抗议转为总罢工，包括阻挡开往俄罗斯的铁路以及阻止出口商品。当地的报纸攻击这些工人，并且对于苏联介入提出警告【估计是“警告工人‘你们这样乱搞会招至苏联入侵’”——吴注】，但隔天印刷工人就停止了这些印刷。副首相立即前往卢布林进行紧急协商，而做为妥协的一部分，当地报纸被要求提出一份道歉。

政治要求

　　在一场罢工之后，事情出现了质的改变。在格但斯克的船坞，为了保卫工人领袖安娜-瓦伦蒂诺维奇，工人们进行了罢工，她同时也是工人防御委员会海岸工人团的成员。这是一个存在多年的非法自由工会，工人们准备充足并且经验丰富。罢工者的要求比其他地区的要求更为先进，已经到达政治的层次。他们要求释放政治犯、将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提高薪资到国民卫队的水准，并且为1970年被杀害的工人建立纪念碑。
　　占领工厂的行动在格但斯克、索波特、格丁尼亚迅速蔓延。格但斯克的各个罢工委员会和彼此互相连结。而第二天，当局切断了格但斯克所有的电话线路，意图遏止罢工行动，但罢工依然蔓延到其他城市。船坞工人的协商一度将达成协议，直到格但斯克的大众运输工人向他们抱怨，如果协议达成船坞工人停止罢工，大众运输工人将会被迫独自进行斗争。船坞工人的领导者们迅速做出决定，罢工继续，而这次是为了和其他工人们的团结。
　　在那个周末，来自各个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厂际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以类似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组成，由各个工厂民主选出的代表转选出主席团。起初，这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结构。主席团直接对厂际罢工委员会负责，而工厂代表向各自的工厂工人负责。主席团和政府之间的对话透过广播传送给整个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和船坞工人。即使是这个阶段，某些讨论也是在密室之中，通过政府和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专家"们进行。
　　在同一个周末，一份二十一项要求的名单被草拟了。这些要求是是超越政治性的，并显示了工人们正前往政治革命的方向。他们以接受自由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的要求作为开始，要求言论的自由和人们无分信念都应有对于媒体的近用权，同样也要求了罢工的行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罢工行动及委员会合法化？——吴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会支持的要求。民主化的要求则是反对特权官僚和秘密警察，反对特别商店和商业商店以较高价买卖。还有一系列针对经济的要求，目的在提升工作人群【估计是working people，译为“劳动人民”为宜——吴注】的处境和达到更好的社会平等。没有任何对于市场改革或是恢复资本主义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者则会加上任何位置的官员皆应选举以及立即免职的权利，且官员不得领取高于技术工人的薪资。此外，职位应规律的转换。这些措施可以有助于避免将来形成官僚体系。最重要的是，这对解释厂际罢工委员会应掌握权力和成为工人们规则的机关是必须的。

庞大的工人阶级力量

　　在对格但斯克的罢工行动的防堵之下，相关的讯息和活动依然如野火般散布到波兰全国。什切青的船坞工人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状况下，就获得了10%的调薪，这更加增强了他们进行罢工和组织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想法。在一周之内，370个厂场、超过四十万名工人加盟了格但斯克的厂际罢工委员会。
　　双重政权的状况产生了，在总罢工期间，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控制了食物分配、公共运输和医疗服务。在罢工期间，所有酒类的销售都是被禁止的，因为罢工者禁止饮酒。而随着罢工扩散到其他城市，整个国家也逐渐停摆。
　　这次罢工肯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决定性地位。整个社会都被民主的精神所感染了。开放的民主辩论与讨论，在学生、艺术家、记者、农民、白领劳工、教师和知识份子间蔓延。社会里的每个部门都在开始准备他们自己的民主组织或改造现有的官方组织。
　　相对地，这个政权完全被孤立，存亡悬于一线之间。他们无法使用武力来镇压罢工，因为他们无法确定武装部队是否可靠。连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也被影响，他们的工人阶级基础逐渐脱离官僚系统。三分之一的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两位副主席也都是。在许多城镇中，工人阶级的党员在成立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行动中扮演领导地位。而后，超过一百万名的工人阶级党员加入了团结工会。
　　政权必须争取时间以及和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在八月三十一号，他们签署了二十一条要求——格但斯克协议。罢工结束，而独立且自治的工会，团结工会，诞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协议只是部份的胜利。以工人民主推翻政权并建立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机会就这样失去了。这缺乏的是一个能够将事实的评估忠实地传达给工人，并给他们完整表达要求的机会的革命性领导。
　　然而，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和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瓦文萨、工人防御委员会的知识份子们和团结工会的"顾问"们－只有相对狭窄的视野。他们相信他们能赢得的，最多就是一些改革。雅采克•库隆，工人防御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甚至曾透露过，在协议签订之前，他都还相信组成自由工会的要求只是一个谈判桌上的筹码而不是真的可以实现的要求。在每段过程中，领导阶层都在扮演阻挡工人基进要求、阻碍运动的保守角色。例如，有关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以及自由普选的要求，都被领导阶层所反对而没有出现在二十一条要求之中。在协议签订之后，领导阶层走遍全国游说工人们停止罢工。天主教会也扮演类似的保守角色。他们要求节制并试图说服工人们停止罢工以免刺激波兰的邻居们。
　　尽管领导阶层有如此作为，团结工会依然得到了可观的成长。格但斯克协议签订的两周后团结工会有三百五十万的会员。到了秋天，会员人数成长到八百五十万。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员人数就突破了千万。在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为波兰境内势力最强大的组织。罢工迫使全国数以百计的官僚、书记和工厂管理者辞职。

最后机会

　　在1981年的三月，团结工会在比得哥什的活动分子，在离开一场会议的时候被秘密警察殴打。这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团结工会组织了一次四小时的警告性罢工，而照预定应该导向三月三十一日的总罢工。华勒沙和教会，包括红衣主教威赛辛斯基（Wyszynski）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皆敦促团结工会不要组织罢工。在最后一刻，当局同意了团结工会惩罚相关责任者的要求并且承认农村团结工会【晕！应该是“团结农会”——吴注】的存在。这给了华勒沙取消总罢工的借口。
　　将运动提升到更高层级并挑战政权存在的机会又一次丧失了。而团结工会也进入到一段内部矛盾深化的危机时期。官僚集团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且他们很好地利用了它。他们开始破坏经济以破坏工人阶级的士气并让团结工会背负骂名。许多产品以配给方式发放，而在民生必需品部分则出现了大量的排队状况。
　　当局的战术开始奏效，民众对于团结工会领导阶层的无效率感到丧气。根据库隆的说法，在1981年前半，团结工会的支持率由60%降低到40%。
　　在1981年九月，团结工会举行了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会。对领导阶层的反对被提出，而工人自治的想法得到广泛的支持。这展现了工人在政治革命、掌握经济和运行社会上的直觉性奋斗。不幸的是，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被整理成清楚的计划。工会中的反对力量并没有被组织或联合起来。总而言之，他们缺乏关注运动将来的任务。虽然关于工人自治的决议被大会通过，但瓦文萨以及领导阶层再次获选，妥协的自制策略(避免他国介入)继续实施。
　　九月大会是团结工会改变路线、重新武装运动的最后机会。错过了这次机会，天平开始倾向当局的一方。当局镇压的形势逐渐酝酿。1981年12月13日，官僚集团的军事部门开始动作。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组织了一场军事政变并施行戒严。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以及数千名工人运动者被围捕。即使是吉瑞克也遭到拘捕。会议被禁止，并且实行宵禁。
　　戒严是团结工会在发展以及政治革命上的分水岭。工会的民主组织被摧毁。所有工会领导者只要是不想被拘捕的，都必须转向地下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民主讨论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都不再可能。在秘密的状况下工作，这些领导者也不再受到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

拥抱资本主义

　　同时，经济的危机更加严重了。对于民众来说是一段辛苦的日子，缺乏日用品、排不完的队和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西方国家存在着大量失业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对波兰的工人们而言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提供了一盏指路灯。有关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幻象更增强了。甚至连官僚机构都被影响，而对计划经济失去信心，而试图以所谓市场改革的方式将经济带离眼前的困境。
　　到了1988年，不论是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或是官僚集团都多少地偏向了资本主义的方向，团结工会已完全被知识分子、天主教顾问所掌控，瓦文萨也向右翼大幅靠拢。他们相信解决方案就是深远的"市场改革"，而这最终导向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些措施必须牵涉到严重的经济紧缩，但当局没有足够的合法性以进行这些措施。在此同时，团结工会开始复兴，而罢工的次数开始增加。因此，官僚们需要团结工会参与这些过程。如果团结工会能够投入这些措施，并且和当局共同负担责任，那么对这些政策的反对将会降到最低。
　　当局展开"圆桌会议"讨论这些方案的名称。不同于1980年八月，这次真正的讨论都在密室中举行完全不受工人控制，经转播的部分完全是做秀而已。作为回应【回报？——吴注】，瓦文萨和其他领导者扑灭了全国各地蓬勃的罢工。讨论的结果产生了有关国会部分自由选举的协定，只有35%的的席次是通过选举产生，其余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其盟友所指定。
　　1989年六月五日的选举是团结工会的完全胜利。反对党的候选人只差一席就赢得了所有竞选名额，显示了当局的孤立以及合法性的丧失。数月之后，团结工会组织了联合政府并组织资本主义复辟的计划，造成了未来两年内的GDP大幅滑落以及超过20%的失业率。
　　然而，这次工人阶级的失败其实是可以避免的。首先，团结工会中反革命的种子在一开始即已展现，体现于其错误以及保守的改良主义领导阶层之背叛。另一方面而言，团结工会也同样带着政治革命的种子，如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和一般成员的政治要求。在戒严之后，工人民主组织的毁灭以及经济的崩盘才给了反革命的种子滋生的土壤。若是1980年团结工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意见，以对抗领导阶层错误的策略并指出一条不同的路，则工人运动大可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建立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改变历史的进程。

http://www.laborpoetry.com/
工人诗歌联盟，劳动者的文艺同盟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全国工人兄弟：都来支持武汉锅炉厂工人为生存而进行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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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神父(535511699) 10:32:19
武汉锅炉厂工人的维权斗争终于上网了，请大家多多转贴，突破武汉市黑社会势力的消息封锁；
http://zggr.cn/?action-viewnews-itemid-1350
武汉锅炉厂卖给了法企 工人怎么办？
我的QQ:240010738
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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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7月10日武汉锅炉厂的职工堵路抗议后，7月13日（周一）更多的职工在武汉锅炉厂、武珞路口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堵路抗议，并有两名工人被捕（上一次有一名工 人被捕）。两次声势浩大的行动，给予了武汉市政府以极大的震撼，也在武汉市民中造成了极大的影 响。　　
7月13日下午2点，市总工会牵头，召开由股份公司领导、集团公司领导、股份公司工会领导和300余员工共同出席的大会，员工推荐出了11名代表，就《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分流安置方案（草案）》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员工意见归纳 如下：　　
1、员工连续工龄的计算问题；　　
2、内养人员仍执行2004年980元/月标准不合理的问题；　　
3、要求全员一次性买断及经济补偿金的问题；　　
4、员工与公司签订的是劳动合同，而非培训合同；　　
5、目前签订的三年期劳动合同不合法，应为无固定期限；　　
6、要尊重工会的地位和工会的权利问题，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与工会平 等协商。　　
等意见共14条。　　
会后，领导涂主任承诺将在15天内回复大家。　　
7月15日，又召开了由市信访办、市总工会、股份公司、集团公司、股份公司工会领导和300余名员工共同出席的大会，相关领导向员工通报：　　
1、前两次堵路抗议时被捕的3名员工放回来了。　　
2、公司总部同意收回“方案”。　　
员工再次强烈要求解决以下问题：　　
1、强烈要求变更劳动合同，我们要求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强烈要求公司对全体员工实行一次性买断工龄，公司与员工都有选择的权利；中国人是有骨气、重感情的，员工要 求有平等的双向选择权；　　
3、 2004年，我们拿的转换身份经济补偿金，而不是买断工龄金，我们的工龄是连续的；　　
4、2004年所制定的980元/月内退标准的依据是2003年度企业平均工资，现在仍按此标准，员工不能接受；　　
5、阿尔斯通公司不遵守承诺，煅热分厂并未建成世界最大锻造中心，而是消亡了，这些员工因工作技能单一，就业 面窄，员工要求给予安置。　　
领导涂主任表示“这次的事件是外资企业劳资纠纷的问题，必须规范员工行为。对于员工拉横幅、标语的行为是违 法的，根据《刑法》公安部门可以采取行动拘留的,今天经市总工会的介入和沟通，公安部门未采取行动，这证明市总工会的作用。”“目前我们处在交涉过程中，对 于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在与相关部门及阿尔斯通进行沟通。”　　
两次大会之后，武汉锅炉厂的资方阿尔斯通7月16日发出了一个十分简短的通知，“公司将依法依规于2009年12月31号劳动合同到期的员工续签劳动合同。”没有说是否全体员工都签，没有说合同签多久，没有说12月31日新签的合同到期后如何处理......
员工们普遍认为这一批580人的裁员是确定无疑的，而后头还有二千余工人注定是同样的下场。因为新的厂区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员，也没 有这样多的岗位。之所以先期裁掉580人，是因为若二千多人一次裁掉，势必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所以厂方想出了这样一个一刀一刀分批解决的办法。 　　
10号至今十几天的时间内，老的工厂因要马上搬迁至东湖开发区阿尔斯通的新厂，准备拆迁，已经停了工。每天都有 百十个工人自发地走到锅炉厂、武珞路口静坐，路口扯出了显眼的标语横幅，成为武珞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武汉锅炉厂的越战老兵为了合法权益坚持战斗到底！”　　
“员工的合法权益不能任意践踏机加分厂全体员工”　　
“誓死捍卫我们的生存权利动力分厂全体员工”　　
“我们强烈要求全员一次性买断管子分厂全体员工”　　
“生活无着落，谁来管我们哟材料管理处全体员工”　　
“为团结，为生存，为权益，为家庭，坚持到底。武锅（博裕）全体员工”　　
“掏空国企，贱卖员工，捍卫权利，进行到底。煅热分厂全体员工”　　
“请不要再忽悠我们，给我们一个生存的权利。汽容分厂全体员工”　　
说“拉横幅、标语的行为是违法的”，不知道是违的哪一家的法，哪个阶级的法！可怜的中国工人罢工的自由也没 有（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屡有工人罢工），出来请个愿拉个标语也“违法”。　　
这十几天内，每天也有大批的全身黑色衣帽的警察学校学员在路口旁的江天大厦内“ 陪伴着”在路口静坐的工人，以防止工人们再次堵路。到了黄昏，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撤下横幅准备回家时，混迹 人群已久的“便衣”纷纷尾随，试图记下这些“积 极分子”的家庭住址。有的聪明工人就带着他们在锅炉厂的宿舍区兜圈子，把他们甩掉，还有的工人故意走到附近 的亚贸商场里去，在商场里把这些跟梢的甩掉。不 幸被跟上的积极分子，晚上会有jc上门，甚至在半夜2点。名为说服劝说，实则威逼利诱，工人们之间议论到这些事，都对这种行为感到愤怒而鄙视！　　
在这种种压力之下，让笔者十分感动的是一位女职工，她每天坚持在路口挂标语，守“旗帜”，风雨无阻，坚定不 移，如同坚守她曾经的岗位一般尽职尽责。她的精神默默地鼓舞着很多人……　　
7月28号将给大家最终的答复，时间已进入最后的几天......
而工人们，因为各自所在的分厂不同，各人的岗位技能水平高低不同，各人的年龄工龄不同......所以大家在是买断还是继续签订劳动合同上不能达成一致——年龄较轻、工龄较短或岗位技能水平较高的工人，倾 向于买断，而年龄较大、工龄较长或岗位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则倾向于续签。如何团结一致的斗争下去，是眼前考 验工人智慧和勇气的课题！　　
厂 门口贴出了武锅的老工人写的《严正声明》（见附件一），矛头直指武汉市原市长、现任湖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的李宪生和武汉锅炉厂的党委书记黄江。更有 工人写出来《新好了歌》（见附件二），淋漓尽致地描绘很出武锅部分汉奸干部的卖国行径和腐朽、堕落的生活， 并展示出广大工人无奈、凄凉的命运......每天路过武锅、武珞路口驻足观看的行人络绎不绝……　　
希 望武汉市广大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积极和武汉锅炉厂的工人们联系、沟通，和他们团结起来，帮助他们组织 起来——他们正在多方操控的谈判中处于劣势，组 织上也一盘散沙（而且“某些势力”生怕其组织起来），随时都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他们亟切地需要法律上、维 权斗争的技术上、组织上热心、无私的帮助和支 援！　　
工人必胜！　　
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附件一：　　
严正声明　　
武汉锅炉厂退休老工人是共和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无产者，就武锅目前形势，特发表如下严正声明：　 　
一、武汉锅炉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工业之一，是我国的基础工业、民族的脊梁、国家花巨资兴建。工人阶级一直是工厂的主人，工厂的财富是 我们老一代工人创造的，归全民所有。因此，武锅是开国祖上留下的社会主义基业。　　
二、根据我国宪法第7条，武锅是“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护国民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的公有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 有和集体财产。”　　
请教市长大人对宪法条款有何见解？这宪法条款里面有你可以出卖锅炉厂的含义吗？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自由世界。必须搞清楚改革开放 不是改朝换代，引进外资不是完全出卖。　　
然 而，武汉锅炉厂竟由前市长李宪生带领厂长黄江万里迢迢跑到法国拜倒在帝国主义资本家脚下，把洋人当作“投资 战略伙伴”拱手将锅炉厂出卖。他们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内外勾结、狼狈为奸、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工厂的主人——广大工人群众，随意糟蹋国有资产，害惨的是锅 炉厂与工人，对败家子无视党纪国法的存在，无法 无天出卖工人、出卖祖宗、祸国殃民的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　　
坚持反对侵犯人权，坚决反对剥夺工人的生存权。我们正告吉拉德.瓦力先生，这里主权是中国，必须遵守我国政府和地方的法规。同时还提醒先生阁下，此地是武汉锅炉厂，不是昔 日的圆明园。在中国土地上，不能用你们的霸王洋规矩来惩治为你们作奴隶的我国同胞。否则，不会有好结果！　 　
出卖锅炉厂是违反宪法的，冤有头，债有主。败家子李宪生、黄江随意糟蹋和侵占武汉锅炉厂资产的罪行必须清算 ，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还我武锅，还我公正。　　
武汉锅炉厂全体退休老工人　　
武汉锅炉厂全体员工　　
2009年7月21日
附件二：　　
新好了歌　　
武锅好，武锅好，锅炉厂少数领导地位实在高，洋房汽车包二奶，吃喝嫖赌都报销，剩余价值侵吞了，帝国主义夹 着皮包又来了，工厂卖掉了，机器搬走了，工作下岗了，饭碗砸破了，卖身契约撕毁了，子孙的日子难过了，柴米 油盐无着了，老奴的负担更重了，苦命的泪啊流干了。　　
了，就是好；好，就是了。眼闭了，百事了。　　
武锅部分退休老奴的哀声　　
2009年7月23日　　

__________________
华乔
You just never give up!

法国工人写给中国工人的信

发布: 2009-3-22 14:20 | 作者: 法国工人 给中国工人的信

兄弟姐妹们：

我们是法国的工会会员。今天，我们正在为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斗争。

在我们国家，政府已经正式承认，今年元月工作职位减少了92,000个。并且，还没有达到最严重的水平。他 们谈到将会有75,000个公司有倒闭的危险。政府和老板们利用此次解雇浪潮，向我们的集体权力、养老金、 集体谈判体制发动进攻。

数百万工人响应法国工会联盟的号召于今年元月29日举行了罢工，今年3月19日还将再次举行罢工。在此，我 们认识到工人自己组织工会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人组织、协商、罢工的权力应该是 没有国界的。

多年来，资本主义政府和跨国公司宣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迫使他们将企业迁离欧洲，解雇欧洲的工人。但是今天 ，经济危机发生了，他们从中国撤回投资，或准备这么做，而工人将再次承担其代价。

我们认识到，你们正在以多种方式为自己的权力而战斗。

20年来，我们——劳工活动家、工运分子和工人，每年都组织一次聚会，以声援中国工人并表达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工人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

今年的聚会将在4月30日举行。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在此，我们希望向法国工人们报告你们今天的斗争和行动。

希望你们能够提供宣传品、传单以及战斗事迹，使我们了解中国工人的斗争状况。

我们将很高兴让参会者，也让所有法国的工厂和企业的工人们知道你们的情况。

希望我们能够互相沟通信息。

谨致

最美好的祝福！

深圳外资企业罢工 据信当地政府治安殴打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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