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
团结工会25周年
——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
［美］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 著 张效民 译
2009年8月28日美国http://www.mrzine.org网站刊登了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题为《团结工会25周年——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的文章，认为团结工会在历史的演变中背叛了大多数工人支持的社会主义，它在波兰已经无足轻重，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已成为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象征。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围绕官方庆祝团结工会成立25周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了团结工会目前的境况，也反映出波兰当今所面对的形势犹如一场闹剧。统治精英们将自己指定为1980年8月革命的接班人，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当局在宣传上极力将团结工会的革命运动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教义中的反共产主义主旨联系起来，将其与西方冷战的胜利联系起来，甚至是与维克多•尤先科发动的乌克兰伪革命联系起来。由国家回忆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官员们的一个显着的疏漏可以看出，当局借此机会对纪念活动进行了操纵。国家回忆研究所为宣传这次25周年纪念特地制作了一张光盘，内容包括1981年以来《团结周刊》的所有期刊和几乎全部增刊，唯独缺少了记载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决议》的第29期的增刊。要知道，这可是工会最重要的文件！
通过今天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的态度，可以更好地了解25年前的8月工人们所经历的为波兰工人最终带来辉煌胜利的尝试和斗争。然而，后来政府实行经济私有化政策，国家的所有产业被组合为几百家公司，结果导致成千上万的造船厂工人被解雇。就像25年前一样，如今的造船厂大门上也挂着一块写着工人需求的牌子。只不过，这种抗议不再得到团结工会政府领导阶层的支持。
8月26日，一些政府官员和瓦文萨率领的前反对派领导人来到格但斯克聆听让•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的音乐演奏会，而来自邻近造船厂的工会会员们则在游行示威，抗议过去的政府和现政府实施的反劳工政策。显然，有相当一部分团结工会的前领导人组织了和官方截然不同的25周年纪念活动。
早在1989年，安杰依•格维雅茨达（Andrzej Gwiazda）、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以及1980年工人运动的其它领导人就勇敢地指出，工会对工人运动的背叛以及秘密警察所策划的旨在反对工人的阴谋使团结工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推动者。这些团结工会的创始者们在官方的纪念标语“（团结工会）始于格但斯克”（It Began in Gdansk）后又辛辣地加上“止于马格达伦”作为自己的口号（作者在这里使用该词意指华沙附近的一个小镇，反对派和政府在此签署了波兰恢复资本主义的协议）。曾经和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联署著名的《致党的公开信》（1965）的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他对官方纪念活动的不满。莫泽莱夫斯基曾在波兰共产党执政期间坐过八年半的牢。在上个月召开的有前反对派领导人参加的团结工会纪念活动研讨会上，瓦文萨宣称他早在1980年就已经知道波兰必须建设资本主义。对此，莫泽莱夫斯基反驳道：“他自己肯定一直对资本主义念念不忘。我当然不会。我不会为了资本主义而在监狱里牺牲哪怕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的光阴，更不用说八年半了！”
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25年后，波兰内外交困，而工人运动却后继无人。1989年后，波兰所有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极端自由的政策导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成倍增长（社会最低保障是一种对生活标准的衡量，其标准为每人平均每月130英镑，合192.4欧元，或者是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每月297英镑，合440.4欧元）。1989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比例为15%，1996年达到47%，2003年则高达59%。2007年，失业率为14%，如今则高达18%。在一个仅有38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大约400万人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之下！从另一方面说，占总人口5%的富人却消费了社会产品总量的50%。而在国际政治领域，波兰则被认为是美国在伊拉克实现帝国主义企图的盲目拥护者，是华盛顿安插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
一场工人革命的结果为何会使波兰蜕变成一个违反国际法参与侵略伊拉克的国家呢？一个原本实行工人自治的国家如今为何被内阁总理马雷克•贝尔卡（Marek Belka）掌管？他可是一个在任职伊拉克经济重建主任期间与临时联合权力机构共同违反海牙法规和日内瓦公约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自决运动却结出了恶果，导致政治舞台脱离民众，左右翼愈发难以分辨；原本非政治化的民众不得不时常去听政客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要用铁腕肃清共产主义、骗子、罪犯、同性恋等一切“敌人”。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正确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就可以了解2005年波兰的社会困境，尤其是可以了解波兰左翼的状况和观点。
然而，要想获取答案，我们必须首先戳穿右翼历史学家、主流媒体和旧政权继承者们不断宣扬的关于团结工会的一些神话。
工人革命
1980年夏天，波兰爆发了工人革命。为了争取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解放，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尽管没有华丽的革命词藻，没有鲜明的标识符号，也没有在具体活动层面上的组织架构，但它依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行动。它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工人为导向和中心，在团结工会各机构里，工人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政治方案也凸显了工人利益。团结工会的目标不是复苏经济，不是改革体制，也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甚至资产阶级民主典型的政治自由也不是其明确目的。
尽管人们对宪法中确立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文提出尖锐的质疑，但并没有要求建立多党制。根据传统，激进的左派比较推崇民主，比如工人自我管理和自治，对中央计划进行集体的社会控制等。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团结工会起初并非主张资本主义。事实上，它明确宣称支持社会主义。它所有的文件都承认经济社会化不可侵犯，肯定波兰人民共和国（PR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政治化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统治阶级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去政治化的领域。比如在工厂车间波兰工人们要求实行民主自决，而资产阶级则想要完全由经济因素来决定。
著名的“格但斯克协议”第六点表明“国内经济改革应当以企业更大的独立性为原则，企业管理应当真正包含工人的自我管理”。1981年，在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另一条要求又被写入自治共和国纲领。它规定国内经济应当依赖于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要由工人理事会所代表的集体来管理，由一名理事具体运作。理事通过竞争经由理事会任命，他要对理事会负责，为社会和他（她）所在的集体谋求利益。
尽管团结工会领导阶层想要和政府达成妥协，但是大会的代表们却坚定地表示工会应当依据集体的意愿继续为工人自我管理和企业社会化而斗争。大会毫不妥协的立场清楚地表明了从1980年到1981年工人运动的主导逻辑。激进的自治活动分子兹比格涅夫•寇瓦莱夫斯基曾说过：“在那个年代，在一些大的工业厂区，有了集体意愿的支持，团结工会就难以战胜。不管是谁有了这种意愿的支持都可以大胆地依赖它并取得胜利，甚至可以击败瓦文萨。”
戒严法与资本主义回归
戒严法或称“战时状态”打断了自1980年以来持续发展的革命大潮。工人运动被完全平息，或是被迫转入地下。戒严法实施期间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运动本身，而不是工会领导人。他们被拘禁隔离，但情况并不太糟。在新的形势下，团结工会失去了其群众运动的特征。不过，大部分工会机构依然偷偷地保存下来，只是原先使其充满生机的群众运动的因素被破坏了。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被切断。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他们的支持力量不再来自车间和工厂，而是来自教会。
在1984年，尽管有80%的波兰工人宣布支持自治和自主控制工厂车间，但是工人们的这种心情并没有在反对派的政治诉求中得以体现。此后不到一年，临时全国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National Commission）与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ygniew Bujak）、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 Borusewicz）对团结工会纲领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内部攻击，并将一系列赞成资本主义的主张塞进团结工会纲领。
右翼的发展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鼓励，它们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支持。美国国会于1989年通过了《美国支持东欧民主法案》，西方国家对右翼的援助达到了顶峰。该法案同意拨款2亿多美元注入反对派所在中心区以推动当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进程。在波兰，这批资金被用来创设保守的智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波兰美国自由基金会（the Polish American Freedom Foundation，PAFF）。而这些智库则成了新统治精英的干部孵化器。
有意思的是，团结工会出现的这些亲资本主义倾向同时也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新思维”的时候，华沙政权也开始倾向引入市场机制。日比格涅夫•梅森内尔（Zbigniew Messener）政府与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波兰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位内阁总理）政府则大规模地公开推行这些机制。而技术官僚们和地方大亨更是急不可耐地等着实行私有化，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重新夺回自己对工厂的控制权。
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切实痛楚
如果说1980年到1981年在波兰是革命阶段，1989年则与其完全背道而驰。在1989年，波兰发生的事件相较于柏林墙的倒塌或者布拉格示威来说更具有复辟的特征，这是因为波兰体制的改变并非是通过或者伴有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来完成的。波兰总理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原团结工会代表，1945年以来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波兰总理。——译者注）进入内阁开始执政期间身患疾病，这成为旧反对派“能量”衰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象征。一年前当瓦文萨成为团结工会的领导人时，工会草根阶层的革命能量最终被反对派精英所压制。1988年，波兰最后一次出现工人大规模动员，打破了1986年到1987年弥漫全国的冷漠氛围。年轻的工人组织人们斗志昂扬地占领工厂，开展罢工，整个国家都被这样的浪潮所席卷。表面看来，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是支持罢工的，但实际上他们极力想要终止整个运动，因为它威胁到了教会在工会与政府正在进行的谈判中的调解作用。
如果说1980年是充满理想的一年，1989年则象征着运动起初带给人们的美好梦幻的破灭。大部分民众丧失了革命的热情，致使第一次自由选举出现了极低的投票率（投票率为62%，在2700万合法的选民中，有1000万没有参加投票）。像1980年那样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已销声匿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点是政府正在决定国家的未来，而公民们却毫不知情。将来结果会是什么？一种宿命论的预期充斥着工厂和车间。工人们灰心丧气，几乎有一半工人相信他们无法影响波兰正在进行的变革的方向。尽管绝大部分工人对私有化持有否定态度，但真正的反抗却软弱无力。
经济复辟瓦解了政治活动，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10年前还信奉社会变革的人们现在只是想要获取一份工作，能够得到快速回报和个人幸福。“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依然会我行我素！”这种口号中所体现的政治虚无主义取代了过去对民主制度的信仰。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原动力——工人阶级发现他们被剥夺了政治代表权，成为失意沮丧的旁观者。没有组织机构，没有左翼的领导，许多参加运动的工人开始转向天主教教义。他们把拒绝资本主义与推崇威权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历史的理论解读紧密结合起来。今天这种转向留下的历史遗产是：玛利亚电台大家庭（the World Family of Radio Maria）成员达到200万，他们向世界传播塔戴务什•雷吉克（Tadeusz Rydzyk）的教义；波兰家庭联盟（the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成员日益增多；绝望的船厂工人高呼反犹太口号，藉此表达他们对八月罢工周年纪念的不满。
格但斯克罢工已经过去了25年，在此期间波兰社会的变化经历了一条崎岖而又复杂的道路：它不断徘徊于实现民主自决梦想的尝试与维持政治虚无主义的状态之间，而政治虚无主义本身则是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侵蚀。这条道路有点像个周而复始的圆。在25年前的今天，波兰最郑重地承诺要实现民主的那些人就是如今在这方面做得最少的人。从连续爆发的社会抗议不难看出，那些依然坚守民主社会信念的还是工人。他们可以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原则，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重要的是工人们可以掌控经济领域的战略决策。工人们的立场明显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相冲突。在波兰，民主本已经出现病态和畸变，比如自由保守的公民平台党（Citizens Platform Party）发起了选举委托制，高等教育引入了学费制等等。即便是这样，统治阶级似乎决心要把民主限制为是贝尔卡（Belka）政府策划的对公司老板们的一种奖赏，因为这些老板有权封闭工厂不让工人上班。
波兰资本主义复辟造就了一个社会荒原。现今的“替代全球化”现象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运动，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景象（活动分子景象）。工人们的抗议确实很强烈，而且最后经常演化为骚乱。去年七月，华沙街头煤矿工人的游行示威最后就变成了一场骚乱。但是工人们缺少协调与合作，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即便罢工和抗议浪潮（如2002-2003年）能够促使民主左翼联盟（The Democratic Left Alliance，SLD）执政的左翼政府对政策作出调整和改变，但却无法留下任何持久的组织结构或代表性。
如今，团结工会在波兰已经无足轻重。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成为折中妥协、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象征。在保护被清算的工厂时，工人们也越来越少地寻求它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团结远比团结工会更重要。
功败垂成的波兰革命（1980.8—1981.9）
在1980年的八月，波涛汹涌的罢工潮席卷全国，动摇了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
保罗-纽百瑞(Paul Newberry), 争取建立工人党政团（工国委CWI波兰支部）
事实上，在中欧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中，波兰曾经是最接近工人革命成功的一个。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战斗精神曾经建立了组织良好的地下工会运动。而在1980年，团结工会在一波威胁取消腐败政权的罢工潮中站上台面。九年之后，亲资本主义政权上台，而团结工会的成员在其中取得了重要的中心地位。保罗-纽百瑞（Paul Newberry 工国委（CWI）波兰支部成员) 将分析这一切事情的原因。
在这次斗争中出现的口号与组织形式都显示，大部份的工人为了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以及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而努力。例如格但斯克墙上的涂鸦"社会主义，是的，但不要畸形的！"。作为斗争的副产品，名为"团结工会"的独立工会诞生了。仅仅九年之后，团结工会组织了政府，并且展开一系列所谓"市场化改革"的资本主义复辟行动。这样的运动为何能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代理人？团结工会的堕落是否在最初就已露出迹象呢？
要完全了解1980年代波兰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革命与反革命的过程，就必须将这些政权的起源列入讨论。俄国1917年群众性的革命，在革命之后立刻面临了因经济与文化状况的落后以及世界革命的失败而产生的官僚化堕落。然后，中欧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并不是这样形成的。这些国家在二战结束之际被红军解放,并且此后红军驻扎当地。本国的共产党和布尔乔亚们组成联合政府，但政府中的镇压机关部门被斯大林主义者牢牢掌握在手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在大众的支持下开始清算资本主义和地主的残渣。在某些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在街上示威支持这样的措施。
一开始，这些新建立的政权是畸形的工人国家——仿效斯大林的苏联——扭曲地以官僚独裁体制取代工人民主。虽然一开始曾有热情，但这些政权制度上的压迫天性很快就失去了来自工人的认同。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人的起义在许多国家爆发，最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匈牙利的工人阶级曾经英勇的试图发动政治革命。
波兰并未在这个过程中缺席。1956年波兹南的罢工和示威遭到残忍的镇压。而后，当局试图以新的策略以扩大它的支持基础。第一书记被更换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政府在大规模的土地集体化政策上向农民妥协，低层官僚被给予更多的特权以维系他们和这个系统的连结，教会也同样被给予部分特权以换取支持。
转捩点
起初，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因为计划经济的优势而经历了高度的经济成长。波兰的GDP以年均7%在成长。然而，斯大林主义官僚管理上的失误和浪费，为经济带来了停滞。在经济成长上，官僚从原本相对的束缚，而转化成为绝对的束缚。计划最终走到了它的对立面——混乱。
在1960年代末，经济已然开始发生问题并且为了持续补贴人民的食物而努力【这句译得真是糟糕！——吴注】。在1970年，肉价上涨的公告点燃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工人们的示威，最终转为一场暴动。虽然抗议集中在格丁尼亚和格但斯克，但依然影响了什切青、埃尔布隆格、华沙、布雷斯劳以及其它的城市。战车被派到这些地方，而示威最后以流血告终，造成了超过一百人的死亡。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制被动摇，并再次使出恩威并施的手法。哥穆尔卡被爱德华-吉瑞克（Edward Gierek）所取代，吉瑞克向西方大量借款，这些贷款许多被用在错误的投资上，而其中非常大的一部分被用来增加大众的消费，试图以消费品买到社会和平。
这的确带来了一段时期的迅速成长与生活水准的上升，但喘息的空间并没有维持太久。很快地，波兰政府面临了债务上的困难。 1976年，工人们在拉多姆——波兰的军事工业重镇——发动了一次罢工。虽然波兰政府向工人做出部分妥协，但罢工领袖依然无法幸免（“罢工”还是“罢工领袖”“无法幸免”？）。一部分的反对者和知识份子组成了工人防御委员会，募款向那些受害的工人提供援助，并宣扬他们的理念。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工人防御委员会在数个城市协助成立了非法的"自由工会"，包括格但斯克的船坞。
转捩点出现在1980年的夏天，当一系列的肉类价格上涨，再次点燃了全国性的罢工潮。波兰政权计划对战略产业的工人们让步以分化工人，然而，这样的措施只是激励了更多各个部门的工人投入罢工。在卢布林，工人们也攻击官僚阶层的特权并且要求言论自由，从抗议转为总罢工，包括阻挡开往俄罗斯的铁路以及阻止出口商品。当地的报纸攻击这些工人，并且对于苏联介入提出警告【估计是“警告工人‘你们这样乱搞会招至苏联入侵’”——吴注】，但隔天印刷工人就停止了这些印刷。副首相立即前往卢布林进行紧急协商，而做为妥协的一部分，当地报纸被要求提出一份道歉。
政治要求
在一场罢工之后，事情出现了质的改变。在格但斯克的船坞，为了保卫工人领袖安娜-瓦伦蒂诺维奇，工人们进行了罢工，她同时也是工人防御委员会海岸工人团的成员。这是一个存在多年的非法自由工会，工人们准备充足并且经验丰富。罢工者的要求比其他地区的要求更为先进，已经到达政治的层次。他们要求释放政治犯、将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提高薪资到国民卫队的水准，并且为1970年被杀害的工人建立纪念碑。
占领工厂的行动在格但斯克、索波特、格丁尼亚迅速蔓延。格但斯克的各个罢工委员会和彼此互相连结。而第二天，当局切断了格但斯克所有的电话线路，意图遏止罢工行动，但罢工依然蔓延到其他城市。船坞工人的协商一度将达成协议，直到格但斯克的大众运输工人向他们抱怨，如果协议达成船坞工人停止罢工，大众运输工人将会被迫独自进行斗争。船坞工人的领导者们迅速做出决定，罢工继续，而这次是为了和其他工人们的团结。
在那个周末，来自各个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厂际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以类似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组成，由各个工厂民主选出的代表转选出主席团。起初，这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结构。主席团直接对厂际罢工委员会负责，而工厂代表向各自的工厂工人负责。主席团和政府之间的对话透过广播传送给整个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和船坞工人。即使是这个阶段，某些讨论也是在密室之中，通过政府和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专家"们进行。
在同一个周末，一份二十一项要求的名单被草拟了。这些要求是是超越政治性的，并显示了工人们正前往政治革命的方向。他们以接受自由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的要求作为开始，要求言论的自由和人们无分信念都应有对于媒体的近用权，同样也要求了罢工的行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罢工行动及委员会合法化？——吴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会支持的要求。民主化的要求则是反对特权官僚和秘密警察，反对特别商店和商业商店以较高价买卖。还有一系列针对经济的要求，目的在提升工作人群【估计是working people，译为“劳动人民”为宜——吴注】的处境和达到更好的社会平等。没有任何对于市场改革或是恢复资本主义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者则会加上任何位置的官员皆应选举以及立即免职的权利，且官员不得领取高于技术工人的薪资。此外，职位应规律的转换。这些措施可以有助于避免将来形成官僚体系。最重要的是，这对解释厂际罢工委员会应掌握权力和成为工人们规则的机关是必须的。
庞大的工人阶级力量
在对格但斯克的罢工行动的防堵之下，相关的讯息和活动依然如野火般散布到波兰全国。什切青的船坞工人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状况下，就获得了10%的调薪，这更加增强了他们进行罢工和组织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想法。在一周之内，370个厂场、超过四十万名工人加盟了格但斯克的厂际罢工委员会。
双重政权的状况产生了，在总罢工期间，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控制了食物分配、公共运输和医疗服务。在罢工期间，所有酒类的销售都是被禁止的，因为罢工者禁止饮酒。而随着罢工扩散到其他城市，整个国家也逐渐停摆。
这次罢工肯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决定性地位。整个社会都被民主的精神所感染了。开放的民主辩论与讨论，在学生、艺术家、记者、农民、白领劳工、教师和知识份子间蔓延。社会里的每个部门都在开始准备他们自己的民主组织或改造现有的官方组织。
相对地，这个政权完全被孤立，存亡悬于一线之间。他们无法使用武力来镇压罢工，因为他们无法确定武装部队是否可靠。连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也被影响，他们的工人阶级基础逐渐脱离官僚系统。三分之一的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两位副主席也都是。在许多城镇中，工人阶级的党员在成立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行动中扮演领导地位。而后，超过一百万名的工人阶级党员加入了团结工会。
政权必须争取时间以及和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在八月三十一号，他们签署了二十一条要求——格但斯克协议。罢工结束，而独立且自治的工会，团结工会，诞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协议只是部份的胜利。以工人民主推翻政权并建立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机会就这样失去了。这缺乏的是一个能够将事实的评估忠实地传达给工人，并给他们完整表达要求的机会的革命性领导。
然而，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和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瓦文萨、工人防御委员会的知识份子们和团结工会的"顾问"们－只有相对狭窄的视野。他们相信他们能赢得的，最多就是一些改革。雅采克•库隆，工人防御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甚至曾透露过，在协议签订之前，他都还相信组成自由工会的要求只是一个谈判桌上的筹码而不是真的可以实现的要求。在每段过程中，领导阶层都在扮演阻挡工人基进要求、阻碍运动的保守角色。例如，有关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以及自由普选的要求，都被领导阶层所反对而没有出现在二十一条要求之中。在协议签订之后，领导阶层走遍全国游说工人们停止罢工。天主教会也扮演类似的保守角色。他们要求节制并试图说服工人们停止罢工以免刺激波兰的邻居们。
尽管领导阶层有如此作为，团结工会依然得到了可观的成长。格但斯克协议签订的两周后团结工会有三百五十万的会员。到了秋天，会员人数成长到八百五十万。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员人数就突破了千万。在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为波兰境内势力最强大的组织。罢工迫使全国数以百计的官僚、书记和工厂管理者辞职。
最后机会
在1981年的三月，团结工会在比得哥什的活动分子，在离开一场会议的时候被秘密警察殴打。这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团结工会组织了一次四小时的警告性罢工，而照预定应该导向三月三十一日的总罢工。华勒沙和教会，包括红衣主教威赛辛斯基（Wyszynski）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皆敦促团结工会不要组织罢工。在最后一刻，当局同意了团结工会惩罚相关责任者的要求并且承认农村团结工会【晕！应该是“团结农会”——吴注】的存在。这给了华勒沙取消总罢工的借口。
将运动提升到更高层级并挑战政权存在的机会又一次丧失了。而团结工会也进入到一段内部矛盾深化的危机时期。官僚集团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且他们很好地利用了它。他们开始破坏经济以破坏工人阶级的士气并让团结工会背负骂名。许多产品以配给方式发放，而在民生必需品部分则出现了大量的排队状况。
当局的战术开始奏效，民众对于团结工会领导阶层的无效率感到丧气。根据库隆的说法，在1981年前半，团结工会的支持率由60%降低到40%。
在1981年九月，团结工会举行了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会。对领导阶层的反对被提出，而工人自治的想法得到广泛的支持。这展现了工人在政治革命、掌握经济和运行社会上的直觉性奋斗。不幸的是，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被整理成清楚的计划。工会中的反对力量并没有被组织或联合起来。总而言之，他们缺乏关注运动将来的任务。虽然关于工人自治的决议被大会通过，但瓦文萨以及领导阶层再次获选，妥协的自制策略(避免他国介入)继续实施。
九月大会是团结工会改变路线、重新武装运动的最后机会。错过了这次机会，天平开始倾向当局的一方。当局镇压的形势逐渐酝酿。1981年12月13日，官僚集团的军事部门开始动作。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组织了一场军事政变并施行戒严。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以及数千名工人运动者被围捕。即使是吉瑞克也遭到拘捕。会议被禁止，并且实行宵禁。
戒严是团结工会在发展以及政治革命上的分水岭。工会的民主组织被摧毁。所有工会领导者只要是不想被拘捕的，都必须转向地下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民主讨论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都不再可能。在秘密的状况下工作，这些领导者也不再受到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
拥抱资本主义
同时，经济的危机更加严重了。对于民众来说是一段辛苦的日子，缺乏日用品、排不完的队和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西方国家存在着大量失业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对波兰的工人们而言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提供了一盏指路灯。有关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幻象更增强了。甚至连官僚机构都被影响，而对计划经济失去信心，而试图以所谓市场改革的方式将经济带离眼前的困境。
到了1988年，不论是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或是官僚集团都多少地偏向了资本主义的方向，团结工会已完全被知识分子、天主教顾问所掌控，瓦文萨也向右翼大幅靠拢。他们相信解决方案就是深远的"市场改革"，而这最终导向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些措施必须牵涉到严重的经济紧缩，但当局没有足够的合法性以进行这些措施。在此同时，团结工会开始复兴，而罢工的次数开始增加。因此，官僚们需要团结工会参与这些过程。如果团结工会能够投入这些措施，并且和当局共同负担责任，那么对这些政策的反对将会降到最低。
当局展开"圆桌会议"讨论这些方案的名称。不同于1980年八月，这次真正的讨论都在密室中举行完全不受工人控制，经转播的部分完全是做秀而已。作为回应【回报？——吴注】，瓦文萨和其他领导者扑灭了全国各地蓬勃的罢工。讨论的结果产生了有关国会部分自由选举的协定，只有35%的的席次是通过选举产生，其余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其盟友所指定。
1989年六月五日的选举是团结工会的完全胜利。反对党的候选人只差一席就赢得了所有竞选名额，显示了当局的孤立以及合法性的丧失。数月之后，团结工会组织了联合政府并组织资本主义复辟的计划，造成了未来两年内的GDP大幅滑落以及超过20%的失业率。
然而，这次工人阶级的失败其实是可以避免的。首先，团结工会中反革命的种子在一开始即已展现，体现于其错误以及保守的改良主义领导阶层之背叛。另一方面而言，团结工会也同样带着政治革命的种子，如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和一般成员的政治要求。在戒严之后，工人民主组织的毁灭以及经济的崩盘才给了反革命的种子滋生的土壤。若是1980年团结工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意见，以对抗领导阶层错误的策略并指出一条不同的路，则工人运动大可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建立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改变历史的进程。
http://www.laborpoetry.com/
工人诗歌联盟，劳动者的文艺同盟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